医圣张仲景的生平

张仲景(公元150-219年)，名机，字仲景，古代伟大的医学家。东汉南阳郡人，河南南阳医圣张仲景的故里。据史料记载，仲景少年时“学医于同郡张伯祖，尽得其传”。相传汉献帝初，张仲景被举孝廉，建安年间官居长沙太守。著《伤寒杂病论》16卷，约成书于三世纪初(200-210年)，是世界上第一部经验总结性的临床医学著作。熔理法方药为一体，开辩证论治之先河，创中医医临床医学之体。自唐代以来，仲景学说传播于世界各地，在国际医学界享有崇高声誉，日本、朝鲜等国人民称他为医学“先师”，祖国人民则称之为“医圣”。有“医门之仲景，儒门之孔子也”之说法。

医圣张仲景的医学著作《伤寒杂病论》

张仲景根据自己多年辩证论治的经验写成一部书，叫《伤寒杂病论》，共十六卷。

《伤寒杂病论》系统总结了汉朝以前的医学理论和临证经验，是我国第一部临床治疗学方面的巨著，记载了对疾病的各种治疗原则和治疗原则和治疗各种传染病和杂病的方法，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基础。该书把病症分成若干条目，每条先介绍临床表现，然后根据辩证分析，定为某种证，最后根据证提出治法与方药。为中医辩证论治建立了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成为历代医家辩证论治的楷模。他所确立的“辩证论治”原则，是祖国医学伟大宝库中的灿烂明珠，从而使中华民族的传统医学独具特色而自立于世界医学之林。与《黄帝内经》一起，共同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体系，使中医成为一门完整的科学，清代的《医宗金鉴》评价该书：“古经皆有法无方， 自此始有法有方，诚医门之圣书。”

在流传过程中，有所散失，唐宋以后，被分编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书与《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并称为“中医四大经典”，张仲景一人就占了两部，在我国医学发展史上影响最大的著作中占有特殊地位。现在仍然是中西医学习研究中医理论和临床治疗的重要典籍。一千七百多年来，这两部鞒作不但为中国历代医家所推崇，而且自隋唐以后，张仲景的著作和学说远播海外，在世界医学界享有盛誉。从晋朝到现在，中外学者整理、注释、研究、发挥《伤寒论》、《金匮要略》而成书的已超过一千七百余家，留下了近千种专著、专论，这在世界史上亦属罕见。

张仲景一生的鞒述十分丰富，可惜大部分都已失传了，只留下《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张仲景是中医临床医学的奠基人，为了纪念张仲景对医学的贡献，被后世尊称为“医圣”。他所撰鞒的《伤寒杂病论》及其辩证论治思想，在今天的临床实践方面方具有广泛的指导意义，张仲景的学术思想和富贵的临床经验已经成了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中医古籍，尤其是《内经》，在传承过程中亦经历过秦汉之际的文字变革，在理论上亦与汉代经师一样同讲阴阳五行。董仲舒是儒家最早言说五行者，强调「天人合一」，顺应自然的规律。中医学也非常强调「天人合一」思想，其具体表现为《黄帝内经》中的「天人相应」学说。

「君臣佐使」学说也是封建等级制度在中医学中最明显的体现，体现儒家思想对于封建等级秩序的推崇，明显带有儒家对于秩序的强调。

经学的产生与分类

经学产生于西汉。由于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焚书坑儒，将全国图书以及学术集中到咸阳城，秦亡后，项羽焚烧咸阳，致使大量先秦典籍消失于历史舞台，六经除了《易经》之外，其他几未能幸免于难。汉代之初，高祖刘邦并不重视这些儒家经典，从「文景」时期开始展开了大量的献书和古籍收集工作，部分年长的秦博士和其他儒生，或以口述方式默诵已遭焚毁的经典，或把秦时冒险隐藏的典籍重新拿出，使之传世。

经学的繁荣本质上是为顺应封建统治，在汉武帝时期发展尤为辉煌，因为从儒士的地位可以看出统治者对于儒学的推崇。公孙弘是个狱吏出身的儒生，汉武帝为了提倡儒学，公元前124年，让他擢升丞相，封平津侯。公孙弘前，丞相皆为列侯贵族，公孙弘出身贫士，竟得封侯拜相，《公羊》学因此成为最时行的学术。凡是士人和官吏，必须学习儒经，才能得到任用或升迁，儒学独尊的地位更加巩固了。

经学有古今之分

汉代经学分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其中，「文景」时期从部分老年秦博士、儒生等处收集来的经学书籍，因为文字、传述和解释体系的不同，产生了不同的学派，但其版本则基本相同，后来统称为今文经。今文经学的特点是微言大义地阐发说明孔子的思想，继承和发扬儒家学说。

古文经学所依据的经书一般都是西汉中期以后在民间发现的古书，因其是用战国及以前的古文字所书写，故称之为古文经。汉景帝末年鲁恭王兴建王府，坏孔子宅，从旧宅墙中发现一批经典；汉武帝时，河间献王刘德从民间收集了大批的古典文献，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周官》，皆收入秘府（即官方皇家图书馆）；汉宣帝时又有河内女子坏老屋，得几篇《尚书》。这些出土的文献都是用战国古文字书写，与通行的五经相比，不仅篇数、字数不同，而且内容上也有相当差异，此后即统称为古文经。

学者在研习的过程中形成了两种思想派别，后经相互争辩、互相渗透和整合，初步实现了经学的统一。汉朝是经学发展最为繁荣和昌盛的时期，在这一过程中，儒生通过对经学进行阐述发展的过程，使经学的思想深深渗透到普通民众之中。

经学的流变与经学大家

经学的流变是儒士对于儒家经典不断解释注疏的过程，因此随着时代的发展，经学也经历不断发展流变的过程。儒家经典起源于孔子编著的六经《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作为儒家经典的最早成果，也是经学研究最早的范本。西汉初年《乐》失传，儒家经典留存《诗》、《书》、《礼》、《易》、《春秋》，因此被称为「西汉五经」。到了东汉年间，除上述五经外，另外二经究竟为何一向聚讼纷纭，据王国维《汉魏博士考》，应为《孝经》与《论语》。

汉唐两个朝代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发展最为富庶的时代，也为经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土壤和环境。唐朝开始，儒家经典中将五经中的《礼》拆为《仪礼》、《周礼》与《礼记》，《春秋》拆做《左传》、《公羊传》与《谷梁传》，形成「唐九经」。

唐文宗开成年间，儒家经典在九经上添《尔雅》、《论语》、《孝经》，刻做石经，由此形成「开成十二经」。北宋时，承继唐代九经定制，但是《孟子》的地位有所上升；南迁以后，《孟子》的地位已经不可动摇，升格为经，与开成石经合做十三经，被称为「宋十三经」。

经学发展的高峰以及奠定经学最终构架的是「四书五经」，这一构架为朱子所定，与五经上增设「四书」，随着朱子学的繁盛，这也成为了儒家经典最为著名的编订方式，为后世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经学大家对经学发展有影响

一项学问的发展需要代表人物的思考和推动，经学的发展正式得到大儒董仲舒的推动才走上正确的发展轨迹。孔子以后董仲舒以前的儒学是汉人称为朴学的原始儒学，其特点是，一方面，思想上还拘泥于残余的领主制度，不能完全符合新的地主统治的需要；另一方面，儒家还是各种学派中的一派，不能吸收各种学派，使统一到儒学里面来。

董仲舒生于汉景帝、汉武帝时候，西汉政治上统一的条件已经成熟了，学术上统一的条件也成熟了。儒学经董仲舒的加工，因此摆脱了原始阶段，成为阴阳五行化的、完全适合地主统治的西汉今文经学。某些汉儒把董仲舒当作孔子的继承者，因为他创造了今文经学。董仲舒根据他的哲学观点，提出许多影响甚大的建议。这些建议，极大部分被汉武帝采纳并得到实行。

董仲舒的主要观点有：首先是「大一统」。董仲舒认为孔子修《春秋》，把一统当作首要的大事，因为这是天地的常道，古今的通义。现在学士们各持异说，朝廷无法一统，法制屡变，臣民不知所从。应将不属于《六经》、不合于孔子的学说，一概废绝不用，专用儒术。这事实上顺应了封建专制统治的需要，迎合和封建统治者对于皇权至高无上的追求。

其次是「更化」。汉初基本沿袭秦朝的制度，因此有「汉承秦制」之谓，郡县制优秀。但是秦行法家政治，刑罚惨刻，因此董仲舒主张更化，要求以仁德代替严刑，也就是要求以儒家学说代替法家学说。

再次是「推阴阳灾异」。在落后社会里，占卜术常是人们行动的指南。董仲舒取《春秋》所记天变灾异广泛地予以附会穿凿，使《公羊》学彻底的阴阳五行化。自从董仲舒开出这一条道路，《公羊》家以外各家的经师，都认为这是一条最合时的道路，把大量迷信成分加入到经学里，藉以取得朝廷的信任。经学阴阳五行化，成为西汉今文经学的基本特点。

此外还有「断狱」。儒家谈德治，向来与法家刑名之学对立。董仲舒据《春秋》经义附会汉朝法律，决断了许多疑难大狱，儒法两家合流了。他的判词集合成《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流传久远，至东晋时还有人引用它来辩护自己的冤狱。

两汉经学对中医学的影响

经学的传承牵系著中国学术的大脉，经学自孔子删订六经之后，又经历了秦汉两代相接的特殊历史变革时期，演变为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两支风格迥异的经学派别。这两种经学派别之争一经肇始，便一发而不可收，自汉时起绵延至今。

章太炎先生曾言：「讲国学而不明派别，将有望洋兴叹、无所适从之感。」中医古籍，尤其是《内经》，在传承过程中亦经历过秦汉之际的文字变革，在理论上亦与汉代经师一样同讲阴阳五行，在两千余年经学统领中国传统学术核心的背景下，今古文经学对中医学的传承产生重要影响。

中医典籍地位确立与经学关系

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开始成为2000多年来封建主义的主导思想。对于儒家思想的推崇主要通过对儒家典籍的推崇和注疏来体现的。从孔子编订六经，到西汉五经、东汉七经，一直到宋代确立的四书五经，经学不断发展变迁，虽然在数量上变化，但主体内容仍然是儒家典籍。

受经学影响，中医对于典籍也很是推崇。中医典籍《黄帝内经》类似于经学中的五经，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中医界有先贤曾说:「不读医经，纵成仓扁，终为技术之流。」蔡陆仙也讲:「医书之有经，亦犹儒家之有六经也。六经所以载道，『辨治乱与兴衰之轨辙。医经所以昌明学术，莫不由是焉……』」

经学传承模式影响中医典籍传承

经学强调注不破经、疏不破注，株守家法、烙守师法，形成了信而好古、言必称尧舜的价值取向。董仲舒《春秋繁露》虽然自成一说，但并没有突破儒家确立的价值理念；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也是对儒家经典的注疏，是对儒家理念的一脉相承。

中医典籍《黄帝内经》类似于经学中的五经，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历代对中医进行注疏，中医典籍《黄帝内经》标志著中国医学由经验医学上升为理论医学的新阶段的医学典籍。

《难经》是阐发《黄帝内经》的疑难和要旨的第一部书；《伤寒明理论》是对《伤寒论》的注解之作；明代著名医家张景岳《类经》，是对黄帝内经进行全面研究的著作。历代医家经过临床实践，提出各自理论，或者自成流派，但是核心离不开《黄帝内经》等典籍。

春秋战国，中医有用针、用药和重切脉的三大派。西汉时代已汇合为医经和经方两大派别。在金元时代有被称为「四子学派」的四大医家，即刘完素、李东垣、张子和、朱丹溪；刘完素创立火热论；李东垣师承于张元素，主补脾，著《脾胃论》；张子和立论邪之法而主攻下；朱丹溪则撰著《阳有余阴不足论》、《相火论》而创立了滋阴学派。

经学推动中医学理论范式的作用

天人合一理念

儒家宣扬的价值理念在中医学中同样能寻找到明显的印记。董仲舒对儒学的新解释一方面是为顺应封建专制统治，倡导「君权神授」，宣扬皇权至高无上的地位，得到汉武帝的推崇；另一方面，新儒学对各家思想的融合，即包括对道家思想的融合，董仲舒是儒家最早言说五行者，强调「天人合一」，顺应自然的规律。

中医学也非常强调「天人合一」思想，《黄帝内经》主张「天人合一」，其具体表现为「天人相应」学说。《内经》反复强调人「与天地相应，与四时相副，人参天地」（《灵枢·刺节真邪》），「人与天地相参也」（《灵枢·岁露》、《灵枢·经水》），「与天地如一」（《素问·脉要精微论》）。认为作为独立于人的精神意识之外的客观存在的「天」与作为具有精神意识主体的「人」有着统一的本原、属性、结构和规律。

因此，《内经》的天人合一观是天道观的表现所在。《内经》「天人相应」学说，可以从两方面来探讨：一是从大的生态环境，即天地（大宇宙）的本质与现象来看「天人合

张仲景（约公元150～154年——约公元215～219年），名机，字仲景，汉族，东汉南阳邓州人。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被后人尊称为医圣。

张仲景广泛收集医方，写出了传世巨著《伤寒杂病论》。它确立的辨证论治原则，是中医临床的基本原则，是中医的灵魂所在。在方剂学方面，《伤寒杂病论》也做出了巨大贡献，创造了很多剂型，记载了大量有效的方剂。其所确立的六经辨证的治疗原则，受到历代医学家的推崇。

这是中国第一部从理论到实践、确立辨证论治法则的医学专著，是中国医学史上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是后学者研习中医必备的经典著作，广泛受到医学生和临床大夫的重视。

汉代是中国传统医学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因为这一时期中国传统医学的雏形出现了，但是这个雏形却是如此的成熟而凝练。这一点集中体现在汉代的医学书籍当中，《黄帝内经》的问世标志着中医理论体系的建立，《神农本草经》系统总结了汉代及汉代之前的药物学理论和知识，《伤寒杂病论》在此基础上阐述了内伤外感病的辨治原则和具体的治疗方法，是我国第一部论述多种外感热性病的专著，张仲景在书中提出用望色、闻声、问症、切脉等4种方法来分析病人所患的是哪种疾病，以阴、阳、表、里、寒、热、虚、实8种方法来判断病症的性质和发生的原因，这使中医中八纲理论初具雏型。《金匮要略》以论述内科杂病为主，也涉及妇科和外科，共6卷25余。该书切要精当地论述了病因、病机及诊断治疗方法，最早提出内因、外因、不内外因“三因”病因说，书中详细介绍了察色、闻声、切脉、针灸、温熨、药摩、浸足、吹耳、人工呼吸等各种诊断方法和治疗方法的具体操作过程，并选收了大量内服外用药的药方，张仲景是我国传统医学理论的奠基人之一，对我国医学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后世的医学发展虽也取得了具大的成就，但是其总体是在汉代医学体系提供的框架之中发展。

山海经是战国时期至汉代初期的古籍。

《山海经》，成书于战国时期至汉代初期，与《易经》《黄帝内经》并称为上古三大奇书。《山海经》包含着关于上古地理、历史、神话、天文、动物、医学、宗教以及人类学等方面的诸多内容，是一部上古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

《山海经》的介绍

《山海经》展示的是远古的文化，记录的是大荒时期的生活状况与人们的思想活动，勾勒出了上古时期的文明与文化状态，为后世提供了许多有用的信息。

对《山海经》一书记载，最早见于司马迁《史记·大宛传》。古代典籍中首次明确指出《山海经》的作者是在西汉刘秀的《上山海经表》中，刘秀认为《山海经》是上古治水的大禹、伯益。

在《吴越春秋》中：“禹巡行四渎，与益、夔共谋，行到名山大泽，招其神而问之：山川脉理金玉所有鸟兽昆虫之类，及八方之民族，殊国异域土地里数。使益疏而记之，命曰《山海经》。”

明代学者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载：“战国好奇之士，本《穆天子传》之文与事，而奢侈大博级之，杂傅以汲冢、纪年之异闻，周书、王会之诡物，离骚、天问之遐旨，南华郑花圃之寓言，以成此书”。

马王堆出土的医学文献中除《五十二病方》、《脉法》、《阴阳脉死侯》等医书外，尚有关于经络文献三种：《阴阳十一脉灸经》两种和《足臂十一脉灸经》一种，说明经络研究与医疗气功的发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关系。《诸病源候论》中有很多种宣导法治病的练功方法。说明了隋代宣导法的发展和完善。清大末期廖平将这些内容辑编成册，近人曹炳章又辑集了续编，书名为《巢氏宣导法》。

马王堆三座汉墓共出土珍贵文物3000多件，绝大多数保存完好。其中五百多件各种漆器，制作精致，纹饰华丽，光泽如新。珍贵的是一号墓的大量丝织品，保护完好。品种众多，有绢、绮、罗、纱、锦等。

一、素纱襌衣

素纱襌衣是我国考古工作者du于1972年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发掘出的一件文物，是西汉时期纺织技术巅峰时期的作品，为国家一级文物。产地为西汉陈留郡襄邑县（今河南省睢县）。

素纱襌衣（襌，也写作褝，音dān，《说文解字》：衣而无里，谓之襌。是单衣的意思。经常被误写为“禅”，1972年在中国湖南省长沙马王堆汉墓 一号墓出土，国家一级文物，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

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素纱襌（单）衣，衣长128厘米，通袖长190厘米，由上衣和下裳两部分构成。交领、右衽（rèn）、直裾。面料为素纱，缘为几何纹绒圈锦。素纱丝缕极细，共用料约26平方米，重仅49克，还不到一两。是世界上最轻的素纱襌衣和最早的印花织物。可谓“薄如蝉翼”、“轻若烟雾”， 且色彩鲜艳，纹饰绚丽。它代表了西汉初养蚕、这件素纱襌衣中，襌衣用纱料制成，因无颜色，没有衬里，出土谴册称其为素纱襌衣。

二、T型帛画

马王堆一号墓T型帛画，西汉帛画。出殡时张举的一种铭旌。长205厘米，上端宽92厘米，制作精美、色彩鲜艳、线条流畅，充分反映了汉初绘画艺术的风格和成就，而且以神话与现实、想象与写实交织而成的诡异绚烂场景为构图，极具文化内涵，为我国现存最早的描写西汉当时现实生活的大型作品。1972～1974年先后出土于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1、3号汉墓。帛画共5幅，其中1号墓1幅，3号墓4幅，创作时间为汉文帝时期，是迄今发现的汉代最早的独幅绘画作品。　

帛画覆盖在一号墓即辛追墓的内棺上，呈T字形，长205厘米，上部宽92厘米，下部宽477厘米，制作精美、色彩鲜艳，画面上中下三部分分别表现了天上、人间与地下的场景，体现了西汉初年的神仙方术思想，学者认为帛画的作用是接引死者走向天国。T型帛画是国内已知画面最大、保存最完整、艺术性最强的汉代彩绘帛画。马王堆汉墓陈列一直是湖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不过，因为保存难度较大，陈列中的T型帛画直到2003年才首次亮相展厅。T型帛画无疑是国内已知画面最大、保存最完整、艺术性最强的汉代彩绘帛画。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幕出土。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

马王堆汉墓古尸

马王堆汉墓古尸是指1972年湖南省长沙市东郊一座汉朝下葬墓地中发现的一具女尸。是长沙国丞相利苍的妻子，有人把它誉为中华民族的地下文化宝库，西方人称之为东方的“庞贝城”。

马王堆汉墓古尸素有“东方睡美人”之称，她为世界医学提供无双范本， 文化贡献巨大，几辈子也研究不完。1972年长沙市东郊五里碑附近有一处土丘，相传为五代十国时楚王马殷的墓地，故称“马王堆”。

此处有两座面积相当、顶部呈圆状的土冢，传说是长沙王刘发安葬母亲唐氏（生母）和程氏二姬之处，故称“双女冢”。

身高154厘米，重343公斤。一号墓出土。这具女尸在2100多年前是长沙国丞相车大侯利苍的夫人，名叫辛追。出土时外形完整，全身润泽，肌肉柔软而有弹性，内脏器官完整。解剖表明，死者患有冠心病及动脉硬化等。胃中发现甜瓜子，大概是吃了甜瓜后突发急病死去的，年龄约50岁。此尸保存时间之长，程度之完好，在世界尸体保存记录中十分罕见。它与木乃伊、泥炭鞣尸和尸。

马王堆汉墓

马王堆汉墓在湖南长沙市东郊五里牌，为一马鞍开土堆，封土堆高10余米，直径30米左右。原来以为是五代楚王马殷的墓葬，1972-1974年相继发掘，先后出土3座西汉墓葬。据考证，这是西汉初期诸侯家族墓地。其墓葬结构非常宏伟复杂，其中一、三号墓棺椁葬具保存完好。一号墓由墓顶至椁室深达20米。椁室构筑在墓坑底部，由三椁（处椁、中椁、内椁）、三棺（外棺、中棺、内棺），以及垫木所组成。

木棺四周及其上部填塞木炭，厚30-40厘米，约1万余斤。木炭外面又用白膏泥填塞封固，厚度达60-130厘米。棺内女尸一具，保存十分完整，为国内所仅见。随葬物品非常丰富，达3000余件，有丝织品、帛书、帛画、漆器、陶器、竹简、竹木器、木桶、农畜产品、中草药等。

其中覆盖在内棺上的一幅彩绘帛画，花纹鲜艳，色彩绚丽，画面内容想象丰富，是中国现存2100 多年前的丝织品绘声绘画珍品。根据漆器款识、封泥、印章等推断，一号墓为汉侯利苍之妻，二号墓为利苍本人，三号墓是利苍之子。3座墓葬的时间相距20多年。又据考证，侯系汉惠帝二年（公元前193年）封，四年（公元前191年）即废。

马王堆汉墓的发掘，对我国的历史和科学研究均有巨大价值，其出土文物异常珍贵。如从三号墓中出土的帛书《五十二病方》，经考证，比《黄帝内经》（成书于春秋战国时代）可能还要早，书中记载了52种疾病，还提到了100多种疾病的名称，共载方280多个，所用药物计240多个。这是我国现在所能看到的最早的方剂。《五十二病方》的发现，补充了《内经》以前临广西壮族自治区医学的内容，是一份非常珍贵的医学遗产。出土文物后移至湖南省博物馆陈列，三号墓坑则仍保留原样，以供中外游人参观游览。

引言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地大物博，文明上可达五千年之久，是世界上极少数文明没有断层的国家之一。更何况中国古代人民善于总结经验，基本上，每任帝王都要在自己的在位期间编纂各种史书和进行文化、技术总结。我们所熟知的类似书籍有《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就是帝王在位期间命令下属官员呕心沥血编写的。如今又在湖北的张家山再次发现震惊世界的张家山汉简！

正文

张家山汉简于1983年12月到1984年1月发掘出土的一座汉代墓。坟墓内并没有存放尸体，而是一些汉代竹简。这些竹简主要包括《二年律令》、《奏谳书》、《算数书》、《历谱》和遣册、《盖庐》、《脉书》、《引书》等《二年律令》就是讲述汉代律法的竹简。

根据可考的张家山出土的竹简得知，汉朝充分吸取秦代暴虐的政治模式，为避免秦的悲惨后果，汉注重休养生息，出土的《二年律令》简内容丰富，包括27种汉代律法，涉及当时社会范围较广，对于研究相关历史的学者都有重大意义，《二年律令》里相当一部分的律法都吸收了秦代律法，这给研究秦汉文化的相关学者提供了非常大的直接史实证据。《脉书》、《引书》则讲述了有关古代医学，道家养生的内容，时至今日，还有一定参考价值。《奏谳书》与《二年律令》能更进一步地解决秦律的一些疑难问题。在湖北省挖掘出的张家山汉简要比睡虎地简材料丰富不少，相对详实的资料也有力地减少相关专家关于秦汉历史的争论。

还有同样出土的《算数书》，内容主要讲了数学方面的实用问题，比我国第一部数学名著《九章算术》还要早。本书内容里涉及有直到现在仍然在负数和分数等数学概念，比欧洲还早了几个世纪。有关学者提出，《算数书》里所记载内容更像是作为一本字典来被当时的官吏使用，这足以说明古代时数学应用已经比较普遍。《算数书》里的许多内容大多整理于战国时代，最晚也不过秦。

同样值得一提的是《二年律令》中所涉及到律法的思想，今人可以从这些律法中窥到古代生活的一角。在《二年律令》中，汉代封建社会对于父权的维护是天然的、绝对的。无论是亲属关系方面还是财产继承方面，父权嫡子都有着不可取代的优势，如果有遗腹子的情况，也有明确的条文规定，这代表着古代人已经有了高超的立法意识和原则。父亲就是权力的象征，对于子女的生死有着绝对的掌握权。同时，确立一定的律法条例来确定父权的绝对权威，即使是主动自首也不能减轻处罚。再次，弱化或降低妻子儿女等人的人权。如果有人犯了罪，那么律法会规定妻子儿女以及其他家属受到同样的牵连，这样极大地把妻子儿女等人的人权如物品般附属于父权象征的人身上，这样就会无形之中加强“父权”在社会中的精神地位和实际地位。

张家山出土的汉简出现多本失传的“古籍”，比如《二年律令》和《算数书》等，出土的汉简涉及内容十分广泛，对于研究西汉的科技和历史现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脉书》、《引书》所刻竹简字迹清晰，是对马王堆中出土的帛书类古代医学文献重要补充，张家山所出土的医学竹简史更新了中国医学上的最早记录，其中所记载的一个关于人体骨骼修复的手术要比葛洪的记录早四五百年。

《算数书》是我国最早的数学著作，是我国数学的奠定书。著名的《九章算术》就是受《算数书》的影响而写成，这样看来，多个方面都开创了中国许多的先河，说改写世界是一点儿也不为过。而有些西方学者总是对这些既定的事实表示怀疑，中国大可不必放在心上，因为真相就白纸黑字地放在那里，谁也改变不了。

结语

张家山汉简所记载的内容比较全面，涉及有军事、医药、律法、科技等，相信能引起相关学者对于汉代社会和秦代等相关朝代的研究热，并引起海内外学者的共同关注。但总有好事的西方学者不承认我国的灿烂的古代文化，觉得张家山汉简名不符实。对于我们来说，是不必去过多忧虑的，因为事实胜于雄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