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故宫是中国明清两代的皇家宫殿，旧称紫禁城，位于北京中轴线的中心。北京故宫以三大殿为中心，占地面积7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约15万平方米，有大小宫殿七十多座，房屋九千余间。

北京故宫于明成祖永乐四年（1406年）开始建设，以南京故宫为蓝本营建，到永乐十八年（1420年）建成。它是一座长方形城池，南北长961米，东西宽753米，四面围有高10米的城墙，城外有宽52米的护城河。紫禁城内的建筑分为外朝和内廷两部分。外朝的中心为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统称三大殿，是国家举行大典礼的地方。内廷的中心是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统称后三宫，是皇帝和皇后居住的正宫。[1]

北京故宫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木质结构古建筑之一，是国家AAAAA级旅游景区，[2][3]1961年被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1987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5]

中文名称

北京故宫

所属年代

明清

地理位置

北京市

占地面积

7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约15万平方米）

保护级别

世界文化遗产；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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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为什么叫紫禁城？

作者：说文解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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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形制建筑布局主要建筑馆藏文物文物保护作用价值参观信息

历史沿革

名称考义

故宫又称紫禁城。[8]中国古代讲究“天人合一”的规划理念，用天上的星辰与都城规划相对应，以突出政权的合法性和皇权的至高性。天帝居住在紫微宫，而人间皇帝自诩为受命于天的“天子”，其居所应象征紫微宫以与天帝对应，《后汉书》载“天有紫微宫，是上帝之所居也。王者立宫，象而为之”。[9]紫微、紫垣、紫宫等便成了帝王宫殿的代称。由于封建皇宫在古代属于禁地，常人不能进入，故称为“紫禁”。明朝初期同外禁垣一起统称“皇城”，大约明朝中晚期，与外禁垣区分开来，即宫城叫“紫禁城”，外禁垣为“皇城”。[10]

营建原则

故宫严格地按《周礼·考工记》中“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的帝都营建原则建造。整个故宫，在建筑布置上，用形体变化、高低起伏的手法，组合成一个整体，在功能上符合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同时达到左右均衡和形体变化的艺术效果。[11]

考工记中对宫殿的要求

中国建筑的屋顶形式是丰富多彩的，在故宫建筑中，不同形式的屋顶就有10种以上。以三大殿为例，屋顶各不相同。故宫建筑屋顶满铺各色琉璃瓦件。[12]主要殿座以**为主。绿色用于皇子居住区的建筑。其它蓝、紫、黑、翠以及孔雀绿、宝石蓝等五色缤纷的琉璃，多用在花园或琉璃壁上。太和殿屋顶当中正脊的两端各有琉璃吻兽，稳重有力地吞住大脊。吻兽造型优美，是构件又是装饰物。一部分瓦件塑造出龙凤、狮子、海马等立体动物形象，象征吉祥和威严，这些构件在建筑上起了装饰作用。[13]

建造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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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本来是燕王朱棣的封地。靖难之役以后，永乐元年（1403年），礼部尚书李至刚等奏称，燕京北平是皇帝“龙兴之地”，应当效仿明太祖对凤阳的做法，立为陪都。明成祖于是大力擢升燕京北平府的地位，以北平为北京，改北平府为顺天府，称为“行在”[14]。同时开始迁发人民以充实北京；被强令迁入北京的有各地流民、江南富户和山西商人等百姓等。

永乐四年（1406年），明成祖下诏以南京皇宫（南京故宫）为蓝本，兴建北京皇宫和城垣。朱棣先派出人员，奔赴全国各地去开采名贵的木材和石料，然后运送到北京。光是准备工作，就持续了11年。珍贵的楠木多生长在崇山峻岭里，百姓冒险进山采木，很多人为此丢了性命，后世留下了“入山一千，出山五百”来形容采木所付出的生命代价。开采修建宫殿的石料，同样很艰辛。保和殿后那块最大的丹陛石，开采于北京西南的房山。史书记载了运送它时的情景：数万名劳工在道路两旁每隔一里左右掘一口井，到了寒冬腊月气温足够低时，就从井里汲水泼成冰道，用了28天的时间，才送到了宫里。此外，还要在苏州烧制专供皇家建筑使用的方砖——金砖，山东临清也要向北京运送贡砖。[15]

明成祖朱棣

永乐七年（1409年），明成祖以北京为基地进行北征，同时开始在北京附近的昌平修建长陵。[16]将自己的陵墓修在北京而不是南京，证明明成祖已经下定决心要迁都。

永乐十四年（1416年），明成祖召集群臣，正式商议迁都北京的事宜。对于提出反对意见的臣工，明成祖一一革职或严惩，从此无人再敢反对迁都。[17]次年，以南京紫禁城为模板的北京紫禁城正式动工。永乐十八年（1420年），北京皇宫和北京城建成。北京皇宫以南京皇宫为蓝本，规模稍大。新修的北京城周长四十五里，呈规则的方形，符合《周礼·考工记》中理想的都城的形制。明成祖下诏正式迁都，改金陵应天府为南京，改北京顺天府为京师，但在南京仍设六部等中央机构，称南京某部，以南京为留都。

共80张

北京故宫

明朝时期

故宫建成后，明清宫廷五百多年的历史，包含了帝后活动，等级制度、权力斗争、宗教祭祀等。永乐十八年（1420年），北京宫殿竣工。次年发生大火，前三殿被焚毁。正统五年（1440年），重建前三殿及乾清宫。天顺三年（1459年），营建西苑。经历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四代，整20年。[18]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紫禁城大火，前三殿、奉天门、文武楼、午门全部被焚毁。至嘉靖四十年（1561年）才全部重建完工。[19]嘉靖时期，故宫三大殿名称改为皇极殿、中极殿、建极殿。

明人绘《北京宫城图》

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紫禁城大火，焚毁前三殿、后三宫。复建工程直至天启七年（1627年）方完工。[19]在明朝，乾清宫是皇帝的主要寝宫，也是主要政治活动场所。自永乐皇帝朱棣至崇祯皇帝朱由检，共有14位皇帝曾在此居住。由于宫殿高大，空间过敞，皇帝在此居住时曾分隔成数室。据记载，明代乾清宫有暖阁9间，分上下两层，共置床27张，后妃们得以进御。由于室多床多，皇帝每晚就寝之处很少有人知道，以防不测。皇帝虽然居住在迷楼式的宫殿内，且防范森严，但仍不能高枕无忧。据记载，嘉靖年间发生“壬寅宫变”后，世宗移居西苑，不敢回乾清宫居住。万历帝的郑贵妃为争皇太后闹出的“红丸案”、泰昌妃李选侍争做皇后而移居仁寿殿的“移宫案”，都发生在乾清宫。明代乾清宫也曾作为皇帝守丧之处。

清朝时期

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1644年），李自成军攻陷北京，明朝灭亡，但李自成很快被清军在山海关击败。李自成向陕西撤退前焚毁紫禁城，仅武英殿、建极殿、英华殿、南薰殿、四周角楼和皇极门未焚，其余建筑全部被毁。五月初二，清军进入北京，紫禁城被清军接管。[20]同年十月，清世祖顺治帝迁都北京。十月初一，顺治帝在太和门向全国颁布登基诏书，清王朝正式定都北京。此后历时14年，将中路建筑基本修复。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开始重建紫禁城其余被毁部分建筑，至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基本完工。 清朝入关之后，依照明朝的旧例，顺治帝和康熙帝都将乾清宫作为居住和处理朝政的主要场地。雍正帝即位之后，开始移居养心殿。养心殿位于紫禁城内廷、乾清宫西侧，始建于明朝嘉靖年间。起初，它并不是皇帝的寝宫。清康熙时期，内务府在此设置专为皇室造办宫廷活计的诸多作坊，称“养心殿造办处”。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康熙皇帝去世后，即位的雍正皇帝并没有搬到乃父的寝宫乾清宫去住，而是将西侧遵义门内暂时用作为父守孝之“苫次”的养心殿辟为皇帝寝宫。[21]从此，养心殿开始成为皇帝居住和清朝朝政的主要处理地点，此后军机处设立之后办公地点也在养心殿附近。乾隆帝即位之后，对养心殿殿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和改建，逐渐形成了一定的规制。从雍正帝之后，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八位皇帝都在此居住。一直到宣统帝被赶出紫禁城。[19]

乾隆帝行乐图

咸丰帝在位时期，也曾把长春宫与前面的启祥宫（即现在的太极殿）打通，连为一体，咸丰去世后，慈禧也曾在这里居住，一人独享两宫。西六宫到了晚清的时候，慈禧开始改造某些宫殿。因此，西六宫中有四个宫都留下了慈禧的足迹。[22]咸丰帝死后，慈安和慈禧早期垂帘听政时，都曾居住在长春宫，同治十年（1871年），慈安从长春宫搬回钟粹宫居住，长春宫便成为慈禧太后一人独享的宫院。太极殿原来也只是二进院落，咸丰改修长春宫时，将太极殿后殿辟为穿堂殿，使太极殿与长春宫连接成相互贯通的四进院。

民国时期

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后，紫禁城宫殿本应全部收归国有，但按照那时拟定的《清室优待条件》，逊帝爱新觉罗·溥仪被允许“暂居宫禁”，即“后寝”部分。侍卫人等照常留用；王公世爵仍其旧”等条款。所以依据《清室优待条件》部份条款，加之袁世凯感念旧主恩德，积极扶持，溥仪退位后，帝制虽然被废除，但皇帝溥仪以及原来的皇室大臣等却仍然安然无恙地居住在皇宫里。在皇宫紫禁城内生活期间，溥仪仍旧发布“上谕”，仍用宣统年号纪年，遗老遗少仍行跪拜大礼。宫内依然还保有内务府、宗人府和慎刑司等机构，故臣赠谥，不改衣冠，触犯王法者由慎刑司处治。遂使当时的紫禁城俨然成为“国中之国”。

1917年7月1日，徐州军阀张勋拥立清逊帝溥仪复辟。为了让张勋投降，段祺瑞发动了一切可以发动的力量，其中包括命令北京南苑航空学校的师生加入战斗，用飞机轰炸紫禁城。在紫禁城内投下三枚小炸弹，以示警告[23]。飞机距紫禁城的高度只有300米，超低空飞行。[24]炸到了紫禁城东六宫当中的延禧宫，使当时的建筑轻度损坏。这被认为是东亚第一次空袭轰炸。

民国时期的乾清宫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将溥仪逐出宫禁，同时成立“清室善后委员会”，接管了故宫。于1925年10月10日宣布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对外开放。1925年以后紫禁城才被称为“故宫”。随着清王朝的没落，特别是1949年前的38年中，故宫建筑日渐破败，有多处宫殿群倒塌，垃圾成山。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1933年，故宫博物院为保护其文物安全，不至遭战火毁灭或被日本帝国主义掠夺，决定采取文物避敌南迁之策，并在南京建立文物库房，成立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从1933年2月至5月，先后检选出文物、图书、档案13427箱又64包，分五批先运抵上海，后又运至南京[25]。

现代状况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对故宫建筑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缮，同时整理出大量的文物。1961年国务院颁布故宫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故宫博物院现存文物1862690件/套（截止2019年8月）[26]。[27]1987年故宫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辟为“故宫博物院”。

21世纪以来，故宫博物院平均每年接待中外观众600—800万人次。随着旅游事业的发展，观众的人数有增无减，可见人们对紫禁城的兴趣长盛不衰。

绿色区域为开放区

2013年8月15日，寿康宫在进行原状陈列后，也正式展出。而位于慈宁宫的雕塑馆在2015年5月31日开馆。而按照2015年规模，到2020年故宫的开放面积将达76%。紫禁城正在进行文物古迹修缮、环境整治、扩大陈列展览的开放区域。[28]

2014年11月23日，北京故宫吉祥物首度对外亮相，该吉祥物源自中国传统的吉祥龙凤形象，分别为龙“壮壮”和凤“美美”。2015年10月11日，故宫博物院正式对观众开放慈宁宫区域、午门雁翅楼区域、东华门等新的区域，使故宫的开放面积由目前的52%增加至65%。[7]

2016年2月25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由故宫博物院主办“太璞如琢——崔如琢艺术故宫大展”。[29]2016年4月12日，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介绍，故宫的开放面积再增11%，达76%，并开放多种形式的新展览。同时，“洛阳牡丹与故宫博物院牡丹题材文物联展”在故宫开幕。有12万盆从洛阳抵京的牡丹被分散布置于慈宁宫花园、乾清门广场、慈宁宫、寿康宫、永康左门—右门、隆宗门外等区域，重现了清代紫禁城牡丹花开盛况。[30]

2018年5月24日，故宫博物院决定自2018年6月开始实行周一全天闭馆，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31]此外，2012年1月至2018年6月，故宫累计接待观众达到1亿人次，2019年起，故宫试行分时段售票[32]。

2018年9月3日，故宫养心殿正式进入古建筑研究性保护修缮工作的实施阶段。[33]

　　2019年3月4日，故宫公布了2019年下半年展览计划。[34]

2019年9月21日至10月1日，据故宫博物院消息，根据工作需要和安排，故宫博物院暂停对社会开放。[35]

2019年10月2日，故宫“休整”11天后开门迎客，3日至5日门票售罄。[36]

建筑形制

建筑规模

北京故宫由明朝皇帝朱棣始建，设计者为蒯祥（1397-1481年，字廷瑞，苏州人）。占地72万平方米（长961米，宽753米），建筑面积约15万平方米，占地面积72万平方米，用100万民工，共建了14年，有房屋9999间半，实际据1973年专家现场测量故宫有大小院落90多座，房屋有980座，共计8707间（而此“间”并非现今房间之概念，此处“间”指四根房柱所形成的空间）。

建筑造型

故宫前部宫殿，当时建筑造型要求宏伟壮丽，庭院明朗开阔，象征封建政权至高无上，太和殿坐落在紫禁城对角线的中心，四角上各有十只吉祥瑞兽。故宫的设计者认为这样以显示皇帝的威严，震慑天下。后部内廷却要求深邃、紧凑，因此东西六宫都自成一体，各有宫门宫墙，相对排列，秩序井然。内廷之后是宫后苑[37]。

共2张

故宫

故宫宫殿是沿着一条南北向中轴线排列，三大殿、后三宫、御花园都位于这条中轴线上。并向两旁展开，南北取直，左右对称。这条中轴线不仅贯穿在紫禁城内，而且南达永定门，北到鼓楼、钟楼，贯穿了整个城市[38]。

建筑布局

整体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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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位于北京城中心。布局依据《周礼·考工记》中所载：“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原则，建筑在北京城南北长八公里的中轴线上，南北取直，左右对称。如今故宫左前面的劳动人民文化宫，明清是皇帝祭祀祖宗的太庙；右前面的中山公园是皇帝祭祀土神和谷神的社稷坛；前面有朝臣办事的处所；后面有人们进行交易的市场[27]。北京故宫的北面是万岁山，南面是金水河，恰好符合古人“负阴抱阳，冲气为和”的建宫原则，万岁山是专门为营造皇城风水而筑城的一座人工山，完成于明初，位于元代寝宫延春阁旧址，用开挖护城河和南湖的淤泥堆积而成。此山的堆筑，一方面满足了皇城要“负阴”的原则，另一方面又镇住了前朝的风水，故万岁山又有“镇山”之称。[39]北京四九城的布局是二龙出水护着紫禁城。依照中国古代星象学说，紫微星（即北极星）位于中天，乃天帝所居，天人对应，是以皇帝的居所又称紫禁城。[40]

故宫宫城周围环绕着高12米，长3400米的宫墙，形式为一长方形城池，墙外有52米宽的护城河环绕，形成一个森严壁垒的城堡。故宫有4个门，正门名午门，东门名东华门，西门名西华门，北门名神武门。面对北门神武门，有用土、石筑成的景山。在整体布局上，景山可说是故宫建筑群的屏障。

中国古代的星宿理念

故宫南北长约960米，东西宽约750米，面积72万多平方米，现存房屋8000多间。它周围有高10米的城墙，墙外有宽52米的护城河。四面各有一座门，南为午门、北为神武门、东为东华门、西为西华门。紫禁城内由外朝、内廷两大部分组成。外朝以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为中心，东有文华殿，西有武英殿为两翼，是朝廷举行大典的地方。外朝的后面是内廷，有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御花园以及东、西六宫等，是皇帝处理日常政务和皇帝、后妃们居住的地方。此外，东侧还有宁寿宫区域，是清朝乾隆皇帝为做太上皇退位养老之所。 [27]

外朝分布

外朝是皇帝处理政事的地方，主要有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其中太和殿最为高大、辉煌，它宽601米，深3333米，高3505米。皇帝登基、大婚、册封、命将、出征等都要在这里举行盛大仪式，其时数千人“三呼万岁”，数百种礼器钟鼓齐鸣，极尽皇家气派。太和殿后的中和殿是皇帝出席重大典礼前休息和接受朝拜的地方，最北面的保和殿则是皇帝赐宴和殿试的场所。[41]

北京故宫平面图

故宫内廷

故宫建筑的后半部叫内廷，内廷宫殿的大门——乾清门，左右有琉璃照壁，门里是后三宫。

内宫与外廷的交界点乾清门

内廷以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为中心，东西两翼有东六宫和西六宫，是皇帝处理日常政务之处也是皇帝与后妃居住生活的地方。后半部在建筑风格上不同于前半部。前半部建筑象征皇帝的至高无上。后半部内廷建筑多是自成院落。

在故宫“内庭”最后面。重檐庑殿顶。坤宁宫是明朝及清朝雍正帝之前的皇后寝宫，两头有暖阁。清代改为祭神场所。雍正后，西暖阁为萨满的祭祀地。其中东暖阁为皇帝大婚的洞房，康熙、同治、光绪三帝，均在此举行婚礼[42]。

主要建筑

故宫四门

故宫有四个大门，正门名为午门，其平面为凹形。午门后有五座汉白玉拱桥通往太和门。东门名东华门，西门名西华门，北门名神武门。故宫的四个城角都有角楼，高275米，十字屋脊。[43]

四门 简介

午门 午门是故宫的正门。俗称五凤楼。东西北三面以12米高的城台相连，环抱一个方形广场。有1组建筑。正中有重楼，是9间面宽的大殿，重檐庑殿顶，在左右伸出两阙城墙上，建有联檐通脊的楼阁四座，明廊相连，两翼各有13间的殿屋向南伸出，四隅各有高大的角亭，辅翼着正殿。这组城上的建筑，是故宫宫殿群中第一高峰。午门是皇帝下诏书、下令出征的地方。它当中的正门平时只有皇帝才可以出入；皇帝大婚时皇后进一次；殿试考中状元、榜眼、探花的三人可以从此门走出一次。文武大臣进出东侧门，宗室王公出入西侧门。

午门

神武门 神武门在明朝时为“玄武门”，玄武为古代四神兽之一，从方位上讲，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玄武主北方，所以帝王宫殿的北宫门多取名“玄武”。清康熙年间因避讳改称“神武门”。神武门也是一座城门楼形式，用的最高等级的重檐庑殿式屋顶，但它的大殿只有五开间加围廊，没有左右向前伸展的两翼，所以在形制上要比午门低一个等级。神武门是宫内日常出入的门禁。现神武门为故宫博物院正门。

神武门

东、西华门 东华门与西华门遥相对应，门外设有下马碑石，门内金水河南北流向，上架石桥1座，桥北为三座门。东华门与西华门形制相同，平面矩形，红色城台，白玉须弥座，当中辟3座券门，券洞外方内圆。城台上建有城楼，黄琉璃瓦重檐庑殿顶，城楼面阔5间，进深3间，四周出廊。

西华门

外廷建筑

北京故宫的外廷以三大殿为主。太和殿和中和殿、保和殿都建在汉白玉砌成的8米高的工字形基台上，太和殿在前，中和居中，保和在后。基台三层重叠，每层台上边缘都装饰有汉白玉雕刻的栏板、望柱和龙头，三台当中有三层石阶雕有蟠龙，衬托以海浪和流云的“御路”。在25000平方米的台面上有透雕栏板1415块，雕刻云龙翔凤的望柱1460个，龙头1138个。用这样多的汉白玉装饰的三台，造型重叠起伏，这是中国古代建筑上具有独特风格的装饰艺术。而这种装饰在结构功能上，又是台面的排水管道。在栏板地栿石下，刻有小洞口；在望柱下伸出的龙头也刻出小洞口。每到雨季，3台雨水逐层由各小洞口下泄，水由龙头流出。这是科学而又艺术的设计。[44]

建筑 简介

太和门 太和门是紫禁城内最大的宫门，也是外朝宫殿的正门。建成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当时称奉天门。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改称皇极门，清顺治二年（1645年）改今名。太和门面阔9间，进深3间，建筑面积1300平方米。上覆重檐歇山顶，下为汉白玉基座，梁枋等构件施以和玺彩画。门前列铜狮一对。太和门左右各设一门，东为昭德门（明代称弘政门），西为贞度门（明代称宣治门）。太和门在明代是“御门听政”之处。清初的皇帝也曾在太和门听政、赐宴，后来“御门听政”改在乾清门。顺治元年（1644年）九月，满族统治者定鼎北京后的第一个皇帝福临即在太和门颁布大赦令。

太和门

太和门广场 太和门前有面积约26000平方米的广场，内金水河自西向东蜿蜒流过。河上横架五座石桥，习称内金水桥。广场两侧是排列整齐的廊庑，习称东、西朝房，并有协和门（明代称会极门）和熙和门（明代称归极门）东西对峙。东侧廊庑在明代用作实录馆、玉牒馆和起居注馆，清代改作稽察钦奉上谕事件处和内诰敕房。西侧廊庑在明代为编修《大明会典》的会典馆，清代改为繙书房和起居注馆。

太和门广场及金水河

太和殿 太和殿，俗称“金銮殿”，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建成，称奉天殿。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改称皇极殿。清顺治二年（1645年）改今名。是皇帝举行大典的地方。自建成后屡遭焚毁，又多次重建，今天所见为清代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重建后的形制。太和殿面阔11间，进深5间，建筑面积2377平方米，高2692米，连同台基通高3505米，为紫禁城内规模最大的殿宇，檐角安放10个走兽。明清两朝24个皇帝都在太和殿举行盛大典礼，如皇帝登极即位、皇帝大婚、册立皇后、命将出征，此外每年万寿节、元旦、冬至三大节，皇帝在此接受文武官员的朝贺，并向王公大臣赐宴。[45]

太和殿

　　西方政治思想家博丹曾经说过：“从本质上讲，君主和绝对权力的主要标志就是无须征得臣民同意而将法律强加于其头上的权利。”[1]安德森认为，“西方绝对主义君主政体总是受到双重制约：受它支配的传统政治团体的存在以及支配它的无所不在的道德法规。”他还认为，“西方绝对主义国家从未行使过绝对权力。”[2]我们无意以西方为参照系诠释中国的王权，因为中西方君主专制政体产生的环境及发展路径有着太多的差别。但个人以为，当礼法界限颇为混淆或者礼更多地渗透影响到中国传统法律时，儒家的诸多“为君之道”就成为君主必须遵循的“潜规则”。我们不能因在制定法中难以找到对君主权力限制的条款就得出君权不受约束的结论。那种认为“古代的政令法律是转化为国家意志的君主意志，君主言出法随，赏戮由心”[3]的观点是否经得起推敲呢有的法史学者进而认为，“法自君出”成为统治阶级的普遍观念，“得到了中国古代绝大多数统治者和士大夫的赞同”，“‘法源自君主的意志’的确已经成为古代中国人法学世界观的重要内容。”[4]

　　个人认为，“法自君出”更多地具有象征意义，因为君主一般是国家的代表，所谓“朕即国家”就是这种观念的反映。但是，把君主等同于国家或者把二者混而为一则是不合适的。就先秦时的周代而言，“盟主与各邦成员为对等关系，盟主享有的特权至多不过具宗教上家长宗法的形式和意义。”[5]秦朝建立后，皇权与法律的地位都有了前所未有的提升，但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却更加尖锐。汉代君臣反省秦朝二世而亡之所在，士大夫带有一种整体的觉醒与批判，“经常包含了对现实政治社会的全面否定”，[6]吕思勉甚至认为，“汉人好言易姓革命者，非欲徒取诸彼以予此，其意乃欲于政事大有所改革。”[7]正是借助于对秦朝君主“独制天下而不为所制”的深刻反思，汉代士大夫发出“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8]的时代强音。“方制海内非为天子，列土封疆非为诸侯，皆以为民也!……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9]成为那个时代的共识。

　　按照博丹对君主和绝对权力的“标准”设定，我们从古史中还很难找到“无须征得臣民同意而将法律强加于其头上”之类君主。反而安德森所说的对君主的双重制约倒是俯拾即是。换言之，君权行使的“自由度”是有限的，君主和臣民一样，有遵守法律的责任与义务，其喜怒刑杀、轻重任意之类“自由裁量”受到了很大限制。尤其是当制定法与君主的敕、令等“临事以制”发生矛盾时，应以前者为主。这些都反映了法律对君权的限制。

　　一、法与天下共，君主有守法之责。

　　司马迁写《史记》，“酷吏列传”里共写了十个人。其中之一就是“专以人主意指为狱”[10]的杜周。他任廷尉时以“善候伺”著称，“上所欲挤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释者，久系待问而微见其冤状。”他的这种做法引起人们的不满，有人质问他说：“君为天子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狱。狱者固如是乎”杜周的回答成为后人乃至今天治法史者所谓“法自君出”的依据：“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11]在杜周看来，书于竹简上的法律其效力远远不及皇帝的意旨和命令。杜周如此执法当时即引起人们的指责。司马迁也以鄙夷的笔法写了杜周与其他几位酷吏之不同，称“郅都伉直，引是非，争天下大体。张汤以知阴阳，人主与俱上下，时数辩当否，国家赖其便。赵禹时据法守正。”写到杜周，司马迁笔锋一转，用了“杜周从谀，以少言为重”九个字。此时的汉朝已走过鼎盛，进入衰败之期。然此十人中，“其廉者足以为仪表，其污者足以为戒。”[12]杜周执法“从谀”算是污点之一，此外，杜周也是“以权谋私”的典型。因为他“初征为廷史”时主要家当仅有一匹马，“且不全”，“及身久任事，至三公列，子孙尊官，家訾累数巨万矣。”[13]可见他的道德操守是很差的。所以后人认为司马迁把他列入“酷吏传”是很恰当的。

　　比起张释之，杜周确实与他的这位前辈同行有天壤之别。张释之是第一个明确提出“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之也”的廷尉。当时汉文帝出行中渭桥，有一人闻听皇帝的乘驾将过来，连忙躲到桥下。过了一段时间，此人以为皇帝车驾已经走远，于是从桥下跑出，正好冲了乘舆，马为之惊。张释之在审理此案时认为应当罚金。文帝认为太轻，怒曰：“此人亲惊吾马，马赖和柔，令它马，固不败伤我乎而廷尉乃当之罚金!”张释之认定自己按照法律判理，不应因此人冲撞皇帝车驾而重判，于是说：“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并认为当时如果皇帝您下令杀也就杀了，“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倾，天下用法皆为之轻重，民安所措其手足”文帝良久说道：“廷尉当是也。”[14]张释之在审理犯跸案时，认为皇帝与天下臣民一样，都有遵守法律的义务，不能任意轻重，尤其是已经进入正常的司法程序。

　　张释之坚持法律的公正性，成为后世执法者的榜样。而提出“法与天下共”及君主有守法之责之类主张的人至少有几十位，影响所及，包括少数民族政权的最高统治者。如北魏世祖就常曰：“法者，朕与天下共之，何敢轻也”[15]。史载元英宗执法严，参议中书省事因卖官犯事，刑部按法律处以杖刑。皇太后命减轻一等，改笞刑。英宗说：“不可。法者，天下之公。徇私而轻重之，何以示天下”最终还是按法律处以杖刑。[16]清代的康熙皇帝也经常说：“朕自幼读《通鉴》，于张释之犯跸盗环二事，深喜其用法平允，不愧廷尉之职。”[17]，反复强调“法者，天下之公”，不能“牵文就义”，轻重任意。[18]至于汉族王朝的统治者，“唐宗宋祖”都不止一次阐发“君与天下共法”的道理。[19]

　　后代在肯定张释之以法为天平不允许根据君主之意有所轻重的同时，对张所说的“且方其时，上使诛之则已”表示了批评、反对意见。其中尤以唐代的杜佑为代表。他在《通典·刑法七》中有一段几百字的“长议”：释之为理官，时无冤人，绵历千祀，至今归美。所云：“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廷尉，天下之平。若为之轻重，是法不信于民也。”斯言是矣。又云：“方其时，帝使诛之则已。”斯言非矣。王者至尊无畏忌，生杀在乎口，祸福及乎人。故易旅卦曰：“君子以明慎用刑。”周官司寇，察狱至于五听、三讯，罪恶著形，方刑于市，使万人知罪，而与众弃之。天生烝民，树之以君而司牧之，当以至公为心，至平为治，不以喜赏，不以怒罚。此先哲王垂范立言，重慎之丁宁也。犹惧暴君虐后，仓卒震怒，杀戮过差，及于非辜。纵释之一时权对之词，且以解惊跸之忿，在孟坚将传不朽，固合刊之，为后王法。以孝文之宽仁，释之之公正，犹发斯言，陈于斯主；或因之*刑滥罚，引释之之言为据，贻万姓有崩角之忧，俾天下怀思乱之志，孙皓、隋炀旋即覆亡，略举一二，宁唯害人者矣，呜呼!载笔之士，可不深戒之哉![20]

　　在杜佑看来，既然承认“法与天下共”，那么就不能允许皇帝行法外之法。如果后代人以此言为据，滥杀无辜，那么就会导致二世而亡。因此他认为班固写《汉书》时，应将“方其时，帝使诛之则已”这句话删去不载。

　　明人丘浚在编撰《大学衍义补》时，引用了“杨氏曰”一段话：“释之论犯跸，其意善矣。然曰当其时上使人诛之则已，是则开人主妄杀人之端也。既曰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则犯法者，天子必付之有司，以法论之，安得越法而擅诛乎。”[21]在杨氏看来，凡是犯法者，都要交由法司依法处理，即使事关君上，天子也不能“越法”而断。显然，这比杜佑的观点进了一层。

　　汉代以后，晋惠帝时三公尚书刘颂上书，也明确提出“夫人君所与天下共者，法也”[22]的主张。宋代刘挚还提出“夫法者，天下之至公也”[23]，李觏提出“法者，天子与天下共也”[24]等主张。李觏还认为，“天之于立君，命之以符瑞。无民而灭之者，不以天下之大私一人也。”他还指出天之制兵革，是为了警告那些残暴的统治者，而不是为了服从独夫的意志以威胁天下，是“为天下威一人”，而不是“为一人威天下”[25]，可以说，这一思想具有很强的人民性。

　　既然法律是包括天子在内的所有人都必须遵守的“公共物”，那么，君主就应该明确自己的法律责任，不能专擅法律，使法律成为任由君主解释的私有物。贞观七年，贝州鄃县令裴仁轨私役门夫，太宗欲斩之，殿中侍郎史李乾祐上奏道：“法令者，陛下制之于上，率土遵之于下，与天下共之，非陛下独有也。仁轨犯轻罪而致极刑，是乖画一之理。臣守职宪司，不敢奉制。”[26]李乾祐所坚持的，是法律一经颁布，任何人都要遵守，包括制定者，因为它是国家公信力的象征，皇帝也不能擅私。当年九月，大唐盛开选举，一时也有诈伪资荫者，太宗让这些人自首，不首者死。随即就有诈伪事发生，大理少卿戴胄依法断流。太宗很不高兴，说：“朕下敕不首者死，今断从流，是示天下以不信。卿拟卖狱乎”戴胄回答说：“陛下既付法司，臣不敢亏法。”太宗曰：“卿自守法，而令我失信邪”戴胄认为法律是国家的大信，高于皇帝“临事以制”的敕令，于是回答说：“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言者，当时喜怒之发自。陛下发一朝之忿而许杀之，既知不可而寘之于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若顺忿违信，臣窃为陛下惜之。”皇帝的旨意敕令在业己颁布的法律面前，是小者，它必须服从国家之大信即法律。即使至尊已出之令，也要废之。[27]

　　与臣民共同遵守法律，是君主的责任。在此基础上，明代中叶刑部尚书何乔新提出“天子不失律”的主张。他把法律比喻为“乐之铎”“师之符”，是“不敢以意用”的。他指出：现今天下郡县所忧虑的是法律的意义不明，而朝廷所担心的是不遵守法律。而所以不遵守法律，根源来自君主，“上既用意以屈法，而下且屈法以奉意。尝怪汉廷尉释之号知法，而曰：当是时，天子杀则已。岂以天子而可独失律乎”他还举出唐高宗时的两个例证：“唐权善才，法不得死，高宗欲杀之；王本立，法在必死，高宗欲原之。狄仁杰两执法以争，而两得其法。虽以高宗之主，终不敢以意与，而况治朝乎”[28]

　　正如马基雅维里所说，“君主只要不触犯他的皇宗皇祖的制度”“总是能够维持他的地位的。”[29]在一个世袭制的君主国里，法律一般制定于开国时期，以后可能有所完善，但主基调基本是确定的。因而，一个王朝初期制定的法律又带有“祖宗之法”的性质，它要求后世子孙遵守“祖宗之法”。我们在史书上经常读到以“祖宗之法”规谏已“偏离”最初法律轨道的君主的记载。唐肃宗时，将军王去荣以私怨杀本县县令，依法应判死刑。肃宗因为他善于用炮，下诏将王去荣免为庶人，赴陕郡效力。当时贾至上疏，表示极力反对，认为肃宗这样做是“法令不一，而诱人触罪也。”肃宗只好下令让百官集议。韦见素等臣子上奏说：“法者，天地大典。帝王犹不敢擅杀，而小人得擅杀，是臣下之权过于人主也”，王去荣犯下当杀之罪，且列于十恶，“而陛下宽之，王法不行，人伦首屈，臣等奉诏，不知所从。”他们最后提出：“王法有无，家国乃为之轻重，此臣等所以区区愿陛下守贞观之法。”[30]何谓“贞观之法”它很大程度上并不是指制定法这类法律文本，而主要是指君主守法、不能“越法”这类应该遵守的做法。

　　苏轼对《尚书》中的“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提出新的理解。他说这句话是说“威福不可移于臣下也。”而怎样达到这一目标呢“则莫若舍己而从众，众之所是，我则与之；众之所非，我则去之。夫众未有不公，而人君者天下公议之主也。”[31]

　　明嘉靖二年，世宗宠信的太监崔文之家人李阳凤向工部匠头宋钰求贿被拒绝，后崔文以他事几乎将宋钰杖死，案件下到法司审理。但崔文倚仗世宗这个靠山，上书诋毁大臣。世宗偏听偏信，下诏将此案改交镇抚司审理。刑部尚书林俊认为此案应由国家正式的司法部门审理，故将此案执留不交，并多次上奏世宗。世宗大怒，责令林俊陈状。林俊在陈状中首先以《大明会典》为据，指出镇抚司不是法司，“列圣相承，恪遵无易。”接着他大讲“祖宗之法”必须守的道理：“夫法本大公，罪必居一，使宋钰所告崔文等涉虚，自有反坐之律，所告果实，亦有必当之条，此祖宗成法，在陛下亦有所不得私者，况臣等微末之臣耶今不待法司问结，而辄付镇抚，是固臣等奉职无状，只可治臣等之罪，而未可废祖宗之法。况今风霾雨土，赤日无光，天之示戒甚明，正上下内外省身修德之日，今此小事，尚尔有拂于天，万一有大于是，将何如耶臣恐将来之变，有不可测者。伏愿皇上念祖宗之法，畏上天之戒，收回成命，仍将李凤阳(阳凤)等付法司，从公问结，以为将来之戒，则刑罚当而天下服矣。”[32]

　　林俊所坚持的是，案件必须由载入《大明会典》的国家法定机构审理，多少年也是这样做的，“祖宗以刑狱付法司”这是“祖宗之法”，因此世宗的“内降诏书”是不合法的。他向世宗表明：“臣不忍朝廷百五十年纪纲，为此辈坏乱也。”嘉靖帝“惮其言直，置之。”[33]

　　是否遵守“祖宗之法”，还含有儒家的伦理政治概念——孝的意义。因为守祖制、遵祖法是对先人的尊重，是对祖宗创业成果的继承，它体现了一种极强的政治伦理。因为没有哪一位皇帝，愿意承担“不孝子孙”这样的罪名。所以古书上经常拿老祖宗说事，“起先帝于地下”常常让后世之君感到“无颜于对”。

　　二、对君主喜怒刑杀的限制。

　　《君主论》中说：“君主必须是一头狐狸以便认识陷阱，同时又必须是一头狮子，以便使豺狼惊骇。”书中还认为：“一位英明的统治者绝不能够，也不应当遵守信义。”[34]马基雅维里对君主的劝告与中国的韩非子非常相似。但儒家的正统思想是反对君主搞权术的，强调君臣之间要讲“信义”。

　　君主无论怎样被神化，他终究也是人，他也有七情六欲，有喜怒哀乐。只是由于君主承担社稷之重，这就使得他的喜怒哀乐不同于常人，出于对江山传之永久的考量，君主是不允许有过分的喜怒哀乐的，君主的责任剥夺了他作为一个正常人所具有的喜怒“自由”。中国的先儒们很早就把自然现象比附到人君的行事上。“王者言不从”就会有“霹雳”；“王者视不明”就会多电；“听不聪”则多暴雨；“心不能容”则多雷。[35]因此，皇帝的生杀刑怒也会有外在的自然表现，因而“有道之君”要节制自己的一切，“端拱而治”。更早的《尚书·洪范篇》把人事的“貌、言、视、听、思”和天气的“雨、旸、燠、寒、风”附合在一起，说国君的貌正了，雨就会按时而降，且不多不少；倘若不正，雨就会泛滥成灾，成为*雨。其他如言与旸等也都有对应关系。反映在刑罚上，君主不能喜怒任意，刑杀无辜。丘浚在编撰《大学衍义补》时，开篇引述的是《易经》中的《噬嗑》、《贲》、《丰》、《旅》、《中孚》五卦的卦词，接着又用先儒对卦象与刑罚关系的解释，如此费周折从儒家经典《易经》中寻找“经义”根据，是要说明什么呢我们看丘浚的论述：

　　制定于平昔者谓之法，施用于临时者谓之罚；法者罚之体，罚者法之用，其实一而已矣。人君象电之光以明罚，象雷之威以敕法。盖电之光，非如日星之明，有恒而不息，欻然而为光于时顷之间，如人之有罪者，或犯于有司，则当随其事而用其明察，以定其罚焉；或轻或重，必当其情，不可掩蔽也。否则，非明矣。雷之威岁岁有常，虩虩之声震惊百里，如国家有律令之制，违其式而犯其禁，必有常刑，或轻或重，皆定制，不可变渝也。否则，非敕矣。夫法有定制，而人之犯也不常，则随其所犯而施之以责罚，必明必允，使吾所罚者，与其一定之法，无或出入，无相背戾，常整饬而严谨焉。用狱如此，无不利者矣。

　　具体请参考

中国是被称之为“礼仪之邦”，礼在传统社会中是处处可见。打招呼是作为一种基本礼仪来表达双方之间的问好。在当今社会生活之中，握手是一种已经特定的基本方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会议中，在人们相逢相遇的场合里，握手就是问好的肢体语言，是人际交往的一个法宝。 

中国古代式问候

在世界的舞台上，握手是友好的代名词。那么在中国古代，我们是怎么问好的呢？从周朝有记载“女道万福男作揖”。这个问题在众多影视古装剧中，我们就可以找到答案。与当今不同的是，男子双方的问好交流方式多为“作揖”：即双方互相抱拳拱手，躯身行礼，上下可抖动几次。男子用左手握住右手一定切记的是，万万不可大意将右手握住左手！否则就是“凶拜”。女子与亲属、亲友见面之时，多为双手相扣，放置于身体左侧腰部，稍稍弯腿，并且道之：小女子万福………这种万福礼在历史中都有记载，是中国女性的传统礼节。男子阳刚女子阴柔。

当然在某些的重要场合下，例如帝王与大臣之间，行跪拜与磕头之礼以表敬重。古代正礼可大致分为三种：稽首、顿首、空手。稽首最常见的场合就是君主之间，它表示为双膝跪地双手供合，头扣地保持一段时间；顿首与稽首相似，区别之处在于扣地时长，顿首扣地后即可，无需停留，多表下级对上级的尊重；空手与顿首极为相似，不同之处就是不用扣首，但同时也要躯腰，这种礼仪多指对自己所尊敬的人行的礼，没有明显的阶级之分。

那么在古代为什么不握手行礼呢？

握手在古代交际中是万万不可的。因为握手在古代是一种不吉利且不尊重他人的一种行为。根据历史记载，先秦文化中，握手是丧葬礼仪，多指黑色系带绑在死者手臂的物件，且在秦时被发扬光大，并以世袭制方式进行。

在《新唐书·礼乐志》和《大明会典·丧礼》等古籍记载丧葬中“握手”的规定：“举行殡殓仪式时，要往死者嘴里放钱币、谷物等，以示要有吃有花的，所放之物称为“含”;往死者耳朵填塞棉球，以示之充耳不闻阴间鬼哭狼嚎，此填充之棉球称“充耳”;而要死者手中拿着玉或者其他物品，以示不能让死者两手空空前往另一个世界，此物则被称为‘握手’。”

中国古代书信问候语

尊老敬贤、仪尚适宜、礼貌待人、容仪有整是我们国家作为“礼仪之邦”的基本礼仪。其中容仪有整包括：衣着容貌、行为举止、言语辞令。说话是一门大学问，“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 ，虽然在五四运动前的革命中已经倡导使用白话文，那么在我国古代，体现尊老敬贤和言语辞令的问候有哪些呢？如何表达对长者的祝福呢？

敬扣金安。在与年长者的书信中作为结语，是对老者的祝福与问候，祝愿老人家身体健康幸福美满，虽无法行礼，以此表叩拜之礼。

顺扣重祺。与上文意义相同，以叩拜之意以表祝福老人吉祥如意。

肃扣堂安。真诚在家中跪拜祈祷父母与长者身体健康。

谨祝容寿。这里指的是对老者的祝福和祈祷。祝福长者长命百岁，健康长寿。当然诸如此类的还有很多。 

涨眼界：世界各地的打招呼的方式

握手say hi 是当今世界相互问候的基本方式。但是非基督教与非天主教的国家，可能会有让你意想不到的方式。

伊斯兰国家。伊斯兰国家包括斯里兰卡、孟加拉、巴基斯坦等国，在这些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左手都是被认为不纯洁与肮脏的，所以在与人相处交流时，不能使用左手传递碗物件。打招呼必须使用右手握手或者用右手拥抱3次，在中国我们拥抱会拍对方的后背，以表示安慰与鼓励，在这个国度里，是绝对不允许拍打后背的。如若前往这些国家，男人不能主动问好伊斯兰教的女人，更不能握手，否则是一种难以容忍的失礼。我们只可用自己的右手放在左胸祈祷即可。

马来西亚。马来西亚是旅游胜地，同时伊斯兰教也是马来西亚的官方宗教。马来西亚人的打招呼方式同上述不同：摩擦对方手掌心后双手合十礼，后续摸心窝再说祝福语。如若街道偶遇友人，则需要添加一步向前走一步，脸上保持笑意伸腰再做以上动作即可。

泰国。泰国的官方宗教是佛教。泰国人个个都很“佛系”，使用的打招呼方式也很单一简洁：双手合十即可，双手的位置与对方身份地位有关，地位越高，双手高度需要越高来表示自己对对方的尊敬。男子双手合十后，额头与指尖触碰，女子双手合十即可。

日本。日本人讲究礼节之道。在日本多以鞠躬行礼，最敬礼多指90度弯腰，常礼45度即可。男子行礼时双手放在两边，女子行礼之时需要将左手放置右手上再鞠躬行礼，女性如若戴帽子，需要先摘下帽子再行礼。

欧洲国家。相识通常行握手礼。如若关系亲密则是亲吻脸颊，亲吻脸颊也需要讲究顺序，先是右侧，中间再是左侧。但是在荷兰，需要注意的是亲吻同样是三次但是顺序有所不同：右侧、左侧、右侧。

波兰最常见的有握手礼拥抱礼之外，还有吻手礼。男性对女性行此礼，女性必须为已婚妇女，在指背稍稍亲吻即可。如果不确定对方身份，则行最普通的握手礼即可。

印度。印度与泰国行礼较为相似，都是“双手合十”，但是根据对方辈分有所不同：对待老人长辈，双手合十部位需要与行礼者的额头齐平；对待晚辈，双手合十的位置处在胸口即可；对于平辈则处于胸口与颔之间即可。值得注意的是，在印度这个国家，女性与男性打招呼时不可接触，否则会视为大忌。

在当今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我们不可小觑与忽视中国传统礼仪，应当取其精华去糟粕，使我国传统的文明礼仪古为今用，发扬礼仪之邦的精神力量，更应该重视当代国家间发展与交流，尊重各国文化，了解各个国家的礼仪，传扬道德之美。

民国初年，北京政府“以京师首都，四方是瞻，文物典司，不容阙废”（《国立历史博物馆丛刊·发刊辞》，19 2 6年第1册），“而首都尚未有典守文物之专司，乃议先设博物馆于北京”。1912年7月，教育部在北京元明清三代的太学——国子监筹建国立历史博物馆，这是中国第一个由政府筹办并直接管理的博物馆。

民国时期，因政局动荡，国立历史博物馆馆名和隶属关系几经变更，经费严重短缺，事业屡遭挫折。但经过博物馆人的不懈努力和苦心经营，至1949年10月前，国立历史博物馆根据社会需要，共举办了十几个展览，展览题材广泛。除常年开放的十余个陈列室用于展览金、玉、刻石、明清档案、国子监旧存文物、兵、刑器，发掘品外，还根据社会需要，单独或与其它学术机构合作，举办了多次临时展览，开展社会教育。

一 基本展览

1924年8月1日，国立历史博物馆通过精心准备，将午门城楼开放，公开预展部分文物。在午门楼东厢展览信阳汉墓和钜鹿故城出土文物及明清档案等；在西厢陈列散氏盘拓片，天龙山石刻，汉魏石经拓片以及南明永历四年宁圣愍肃皇太后烈纳上罗马教皇书影片。展览期间，历史博物馆邀请社会各界人士来馆参观，对展览进行“研求考证”（故宫博物院档案《古物陈列所收历史博物馆函研求考证定于八月一日（1924年7月25日）》）。

1926年春，“承国外学者之赞助，洪煨莲先生之斡旋”（《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十八年度报告》，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六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90页），历史博物馆募集到开办费一万元，用于添置设备，筹备开馆。同年10月10日，历史博物馆正式开馆，开放10个陈列室供观众参观。“一为售品存贮；二为金、玉；三为刻石；四为教育博品；五为明清档案、国子监旧存文物、明器、模型；六为针灸铜人、杂器及寄陈文物；七为兵、刑器；八为发掘文物；九为模型图表；十为国际纪念品”（中国历史博物馆编《历史博物馆80年》）。

展览开放以后，各方人士前来参观、指导，络绎不绝。民国文人徐风陶曾在参观展览后赋诗一首，对展品进行了一一描述：

午门开博物，两阙耸巍巍。中藏历代宝，世人所见稀。

帝王貌赫奕，将相骨嵚奇。诏谕文诘屈，奏疏字珠玑。

玉玺托金绶，印纽绾阴龟。币值启秦汉，方孔以圆规。

服制盛周礼，博带而宽衣。战伐持弓箭，交易包贝皮。

度量观秤尺，礼器觇鼎彝。错杂殷商简，骈比晋魏碑。

一一入吾目，遍览靡孑遗。莫叹文献缺，应共史编垂。（雷梦水辑《北京风俗杂咏续编》，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193页）

1929年8月13日，历史博物馆划归中央研究院后，将“各室原陈物品重新划分” ，“归并各项物品，分别门类，照常陈览” 。陈列室由10间改为7间，展品“二千九百五十八件，分置大小玻璃桌柜一百二十张” 。各室陈列状况，具体如下（《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十八年度报告》，《傅斯年全集》第六卷，91-100页）：

特别陈列室：恭陈孙中山总理遗物，内有总理手制国旗、总理初次入殓西式木棺奉移开道旗行列牌、礼节牌以及碧云寺遗像、亭石台台垫、棺围、灵幛、桌帏、纱灯等49件。

第二陈列室：陈列发掘器物，共陈物品655件，分置玻璃桌柜27张，其中重要物品，可分四部分：

1．钜鹿宋城器物，有桌椅以及各种瓷器，如瓿、甀、瓶、罐、盘、盂、盆、碗、瓷、瓮、瓷枕、砖瓦、石硙、铜釜、铜鉴、铜镫、铁鼎、崇宁钱币等，连同发掘，共计214件。

2．信阳汉冢器物，如洗、瓷壶、瓦瓿、瓦罂、人骨、柩钉、五铢钱、四乳鉴、铁镰、铁斧、金环，又陶鼎、陶瓿、陶钟、陶瓶、永元十一年墓砖等，连同发掘，共计223件。

3．湖北枝江古冢器物，有墓砖、柩钉、铜鉴等35件。

4．中央地质调查所移赠物品，有上古石器、斧凿、刀镰及陶鬲残片、有色陶器残片等，共计183件。

第三室陈列室：陈列各种石刻写砖，共有石刻、写砖66种，其中刻石77方，写砖3方，其性质可分五种：

1．遗像，有北魏比丘僧智等造像碑，西魏巨始光造像碑，北魏洪懋册余人造像（残），北齐江阿欢夫妻造像（残），北齐光林寺尼静妃造像（残）五种计刻石五方。

2．墓志，有北魏元羽墓志，北魏元显儁墓志以及隋唐宋各墓志共46种，计刻石48方。

3．经幢，有唐佛说佛顶神妙章句幢，后晋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宋佛顶尊胜陀罗尼真言幢3种。

4．国学旧存石刻共计刻石21方。

5．写砖，有墨书唐郭冲墓志并盖，朱书明常应登为常住银买地莂共2种，砖3方。

第四陈列室：陈列金、玉，共有物品955件，分置玻璃桌柜27张。重要物品计：

1．金类、周代戈、戚，有汉代铜洗、车器、弩机等件，唐犁、唐剑、银镯、银钗，西夏官印，历代泉币，汉唐各式古鉴铜、铁佛像，湖北舆地学会所制铜版地图，日本东亚考古所捐山东济南、山西太原等处出土矢、镞等，共计857件。

2．玉类，有琮、璜、圭、璧、珑琥等17件。

第五陈列室：分为东中西三部，陈列物品共计910件。

东部陈列明清档案、殿试策、官印。如明太祖实录、太宗实录、世宗实录，明神宗实训，大明会典，明仁宗御制集目录，宣宗御制集；清太祖实录、天聪实录、世祖实录，清文宗圣训、穆宗圣训，乾隆起居注、太上皇起居注等。还有清代历朝殿试策及博学鸿词试卷及各种官印等。

中部陈列周代彝器及国学旧有器物，如召仲簠、康侯鼎、内言卣、素洗、雷纹壶、牺首罍、子爵、师望簠、牺尊、雷纹觚；清高宗临雍所用各物，有御座、御案、围屏、炉鼎、笔墨、表章经学之宝以及祀孔所用玉、铜、锡、竹各项礼器，国子监图等。共计181件。

西部陈列明器及各种史地模型图表。除挂幅外，分置玻璃桌柜55张。其重要物品计：

1．明器土俑，洛阳出土汉唐明器，如瓦屋、瓦灶、车、井之属，以及唐三彩釉胡瓶、杯、盘、唐瓷尊等，汉魏唐宋各种土俑，又河南登封汉冢出土陶仓2件，共计247件。

2．模型，陈列历史博物馆罗庸模制的周代衣冠，历代尺度及罄制，算器沿革，《周礼·考工记》兵车、乘车模型，柩车模型等。

3．图表，陈列历史地理图表21帧。

第六陈列室：陈列各方移陈及捐赠物品，共计208件，除挂幅外，分置玻璃桌柜8张。其中重要物品计：

1．各处移陈物品：针灸铜人一具，各部署新印15方，勋章1批，共计42件

2．各方捐赠物品：如施景琛先生捐赠铜器，米和伯先生捐赠陶瓶漆盘，张庆瑞先生捐赠宋瓷碗，刘勉成先生捐赠影青瓷碗，周豫才先生捐赠明青花瓷碗，暹罗教育总长但尼亲王捐赠伯里文贝叶经等件。

第七陈列室：陈列兵、刑器物，共101件，其中重要物品有三种：

1．兵器甲胄，有明宣德元年金枪，清神机营、火器营及北平城垣旧存子母铁炮、劈山炮、牛腿炮、各式铁炮、鱼尾抬枪、长把抬枪、线枪、快枪，高丽刀、排刀、青龙刀、腰刀，弓矢、藤牌等，又明李国桢盔铠，清多尔衮甲胄等共计70件。

2．武试用品，清代武试所用弓、刀、石13件。

3．刑刀，司法部移拨前刑部决囚斩刀、五柄凌迟刀13柄，计18件。

对于这些陈列室的基本陈列，傅振伦先生后来总结：“今天看来，本馆文物杂然并陈，漫无统绪，无异于古玩店、挂货铺，但在当时而论，还是琳琅满目，洋洋大观。前人缔造首创之功，实不可没”

二 临时展览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除平日开馆供人参观外，遇有新集物品及寄陈物品，或为赞助社会公益事项，辄规定日期举行临时展览”（《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二十年度报告》，《傅斯年全集》第六卷，352页）。其中有的展览是为了“售券筹款，充作慰劳前方将士之用”，有的是为激励国人，抗击日军而举办的，有的是为筹款救济难民而举办的。

古火器展览：1931年，在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常务委员长朱希祖，委员陈寅恪、徐中舒、裘善元等人努力下，该馆共征集古炮1460余尊及 明代炮车、炮弹、火药碾钵等多件。应社会各界人士的要求，历史博物馆将“端门内东廊房全部及西廊房一部，为陈列地点，排垫炮位，标立说明，录悬款识，并分别修筑炮台，制备炮架，于二十年双十节起，公开展览三天”。

景教石刻展览：1931年，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征集到三盆山十字寺景教石刻两方，“颇为学术界人所忻羡”，原计划“即日公开展览，供众研究”。但“适值津沽变起，平市震惊，遂未举行”。1932年元旦，“始行公开展览，期间共为五日”

明清档案展览：为了慰劳抗日将士，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联合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自1932年3月18日起“联合开放三天，售券筹款，全数充作慰劳前方将士之用。”历史博物馆“除将各陈列室完全开放，并添陈物品外，更商同本院（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将二年来整理所得明清两代重要档案及馆藏史料，其重要者有明太祖神宗宝训、太宗、世宗、熹宗实录、清太祖、太宗、世祖实录、圣祖起居注等件，又金国汗致崇祯皇帝书、致袁崇焕书、致孔有德等书、致明众臣宰书，又与明边官生军民谕、清太宗致粗大寿书稿、袁崇焕致金国汗书毛文龙致金国汗书、吴三桂降清摄政郑王吉儿哈朗入关贺表、朝鲜国王李倧贺表奏本，苏禄国苏老丹奏疏对印居子国贺表、平定海寇方略、平定察哈尔方略以及康熙遗诏、昭圣太后遗诰等百余件，辟室陈列，以作慰劳筹款之展览”。

洪承畴遗物及史料展览：因“国难日亟，东北傀儡登场，洪氏人格事迹颇有其相当刺激性，为供国人鉴戒计”，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于1932年6月“特检集馆藏史料及历史语言研究所档案，作有系统之陈览，重要文件计顺治初年承畴为详察西南地势情形，预计三路进取云贵密揭，及刘泽清致承畴书札等件，清兵犯锦州杏山血战情形各题奏，吴三桂报及兵部奏松锦失守，洪承畴被掳不屈死难情形，以及承畴领受五省经略新印揭帖，擒杀明瑞昌王朱谊泐及黄道周等揭报进兵楚粤及滇黔题奏等六十余件，同时更将上项故宅洪庄冢墓等影片拓本分别装裱，改编洪氏年谱为年表，宗谱为世系表，一并悬陈，俾资参证。陈览期间计自二十一年六月十八日至二十六日共为九日，入览人士多为学术界人”。

圆明园遗物展览：圆明园“清季咸丰十年英法联军之役，毁于西洋番达主义”，1932年8月，“北平学术界鉴于名园遗迹，日就摧败，设不早筹维护，并此劫后残余，亦将荡然，爰即商同市府共组‘圆明园遗址保管委员会’希冀掇拾残丛，以留世人凭吊研寻之迹”。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为唤起社会人士注意起见”，于1932年9月11日至17日“发起圆明园遗物之展览，藉以昭示国人”。“特别展览七天，供众参观，颇为一般人所注意”（《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二十一年度报告》，《傅斯年全集》第六卷，404页）。

明代倭寇史料展览：1932年10月，“当国难日亟之际”，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特从事搜集关于明代倭寇史料，加以陈览，藉资警惕。其展览物品中，除借陈历史语言研究所有关明代倭寇事迹档案多通并倭书等件外，更仿绘平倭伟人戚继光肖像，翻印李宗城等影帧，连同万历年封平秀吉为日本国王诰命写真等一并悬陈。此外复向北平图书馆借到《皇明驭倭录》、《张水南文集》、《自知堂集》，参以《明史》本纪系统陈列，供人参观。于10月间特别展览一星期，来参观者甚伙，尤以学术界同人为多”（同上，408页）。

联合展览：1932年11月5日至14日，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与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古物保管委员会北平分会、北平研究院天文陈列馆、景山等八处联合开放。“所有收入全数购置寒衣，寄赠前方”，用于东北抗敌战士御寒抗日。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在“午门楼上特辟专室，展览殷墟出土龟版、鹿头、铜器、骨器、蚌器等珍贵物品”，中国营造学社亦在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设室陈览蓟县之独乐寺、宝坻之广济寺实测图影帧等件，共襄盛举”。历史博物馆的展品“除发掘金石图表等十三大类一并陈列外，并将新增定兴汉冢陶马、土俑，易县燕下都陶器多件配置陈览”（同上，408页）。1934年5月15日至27日，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主持办理了“北京燕京大学百万基金运动”，“开放团城联合展览三天，售票所得，扫数捐赠该校”（《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二十二年度报告》，《傅斯年全集》第六卷，446页）。

展览西北文物：1933年，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举办西北文物展，展览除将馆藏“甘肃兰州金天观敦煌千佛洞造像壁画等影帧，甘肃远古陶器，新疆石器及旧地图等件外”，还有苗长惠寄陈的大宗物品，“如敦煌泥佛澄泥比丘等造像，畏兀儿、西藏、印度梵文等各体文字经卷，莫高窟皇庆寺碑拓本等多件”，“入览人数达二千人，颇极一时之盛”（同上，446页）。

日伪统治北平初期，历史博物馆展览工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1939年以后，历史博物馆“酌渐恢复各项工作。除例常事务之外，首将各处外观及各外门炮台加以修整，库藏物品渐复提陈”，各项基本展览逐渐恢复。1938年8月，历史博物馆将北平研究院移交的西安出土器物整理后，在“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