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律启蒙是是古代教小朋友学习吟诗作对的启蒙读物。古人写诗，讲究押韵，就是每句话最后一个字的韵要相同：比如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光和霜的韵相同，都是ang，这样读起来就朗朗上口，听上去也非常悦耳。

为了让初学写诗的小朋友掌握汉字的韵，清朝的车万育就在前人的基础上，把相同韵的汉字集合在了一起，组成歌谣，编订了这本《声律启蒙》。《声律启蒙》按照韵律编排，读起来朗朗上口。全书分为上下两卷，一共三十个韵，每韵有三则，总共九十则。每一则的内容都由多个对子组成。包括单字对到双字对、三字对、五字对、七字对和十一字对，音韵协调，朗朗上口，读起来如唱歌一般，读者可以从中体会语音之美、修辞之美。和其他全用四言、七言句式写成的唐诗宋词相比，《声律启蒙》更显音韵之美。

《声律启蒙》总共有8270多个字，2118个单字，学完相当于小学6年级的识字量了。不仅如此，《声律启蒙》的内容更是丰富多彩，它包含了天文、地理、花木、鸟兽、人物、器物、历史、典故、神话传说等等，有300多个人名、地名、历史故事，可谓包罗万象、纵横古今。

因此，读《声律启蒙》不仅能增强小朋友们对音律、节奏的感受，还能了解丰富的历史知识、自然知识、典故、神话等等，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国学启蒙好书。

中国有着源远流长的教育传统，历朝历代都对教育看得极其之重，乃至于将“教化”列入官吏考核的重要指标。

封建时代的教育，尤其是官办教育，有着不同的目的:首先最常见于史书的，是以培养统治者为目的的“教育宗室/贵胄”；

其次便是以培养官员为目的的、我们极为熟悉的国学、州学、县学教育体系，但封建社会中，私学学塾往往占据了主要地位；

第三，就是以“移风易俗”为目的的广泛兴学，这一持续数千年的行动在蜀地尤为普遍而有效，从汉武帝时期，司马相如持节入蜀、平复西南，而蜀地文学从此大兴，再到北宋仁宗朝，彭乘在四川普州兴学、“俗遂以变”，也开启了蜀人治蜀的先河——教育，在封建时代，从来都被赋予了特别的政治意义。

那么，古代是不是和现代一样，有着专门的“教材”、乃至于有着全国通行的“标准教材”呢？

事实上，和今人想象的不太一样，即便在古代人眼里，“四书五经”

一类的东西也属于高难度内容，并不能作为启蒙教材。而由于微言大义的存在，即使皓首穷经也不能通读经典，因此，古人也往往只治一科，余者不过通读而已。

而学习儒家经典的年纪，也往往是成年长成后最为合适。比如官学制度较为严密的明朝为例，地区“社学”就以识文断字、粗通文化、了解法律为主，至多教授《论语》、《孟子》；十五岁后，优秀的学生考入地方县学、州学、府学，按规定也只需要习一经，直到二十岁考入国子监，才会要求学习四书五经。

而早在西周时，就出现了“标准识字课本”，也就是周宣王命太史官所作《史籀篇》。如今史料记载足足有九千字的《史籀篇》已经失传，被认为最接近的文字是《陈仓石鼓文》。

周宣王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以至于被国人杀死、共和执政的周厉王之子，也是“烽火戏诸侯”以至于葬送西周的周幽王之父。周宣王时期，虽有“宣王中兴”的成就，但宗周对周围方国控制力下降、彼此间愈加离心离德已成为无法挽回的事实。

或许是因为当时的文字已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变化，不同地区的人们沟通交流越加困难，周宣王于是开展了“书同文”的努力尝试，其成果就是太史官“留”所作的《史籀篇》。按照当时的规定，所有的“史童”都需要学习《史籀篇》，既能读史又能识字。

在春秋战国结束后，秦朝统一天下，秦始皇下令“车同轨，书同文，人同轮”

实施大一统，而其中所谓的“书同文”，就是从《史籀篇》中取字，其中的大篆改写成秦朝小篆、确认秦篆字体在山东六国的统治地位。当时，按照要求，作出了三篇“标准识字课本”。

其中，丞相李斯所作的称《仓颉篇》，赵高所作的称《爰历篇》，太史胡毋敬所作称《博学篇》，后来这三篇被汉初的民间教师合力编纂到一起、断其字章，于是又统称《仓颉篇》，这是因为秦初三篇取名都是以文章内容前两个字命名，比如残存的《仓颉篇》开头就是“苍颉作书，以教後嗣。幼子承诏，谨慎敬戒。”

（《爰历篇》、《博学篇》已失传。）三篇共计三千余字。

《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是最早的具有明确识字课本功能的文字作品，其内容为四字韵文，前后文没有什么逻辑性，也不具备叙事功能，某种意义上，近乎于现代的“字典”。而汉朝人则将其扩展续编，自西汉而至东汉，许多著名大儒，譬如杨雄和蔡邕，都曾续写过“仓颉识字课本”，而汉朝人编写的《急就篇》、《训纂篇》、《劝学篇》也因为内容广博、符合时代等原因，逐渐淘汰掉了字形生僻的《仓颉》三篇。

整个汉朝，都颇受“不能识别前人文字”的困扰。这里的“前人”并非是指的先秦古人，而是有些字在汉朝时期就已经开始失传、无人能够识别。因此，武帝、宣帝、元帝、成帝时期都有过“编纂字典”的行动，

意图将天下仍在通行使用的汉字全部记录下来并加以分析整理，成果便是杨雄的《训纂篇》。

而自汉以后，由于文化交流的增多，异体字的现象逐渐减少，官方组织的“断字”活动也越来越少。

魏晋南北朝时期，民间也出现了两套并行的“识字教材”体系：一类是官府所承认的“官方识字教材”，譬如梁朝周兴嗣所作《千字文》，文采斐然、内容雅致；

另一套则是流行于民间的“杂字书”，虽不登大雅之堂，但更加浅显易懂、贴近生活，比如面向商人子弟的《山西杂字必读》中有“人生世间，耕读当先。生意买卖，图赚利钱。学会写账，再打算盘。天平戥子，纸墨笔砚。升合石斗，一秤两端。明千明两，不哄不瞒。冷蒸热卖，现吃现端。”包含了淳朴的民间人生观、商业道德、经商技术等。

后者的集大成之作，便是《百家姓》，其目的是让底层民间子弟能够认识、书写自己的姓氏。

而书成于南宋的《三字经》，更是两者相结合的产物，本身由民间口口相传而成、最终由文人修改定稿，因此结合了“通俗易懂”和“内容精深”两方面的优点，同时受到民间和朝堂的欢迎，成为了后世必不可少的标准启蒙教科书。而“三、百、千”的启蒙体系也就此成型，直至今天仍然经久不衰。

如果说“三、百、千”算得上开“通识类教学读本”的先河，那么《蒙求》大概算得上“典故类教学读本”的滥觞。

《三字经》、《千字文》所包含的内容都极为广阔，而唐人所编纂《蒙求》、《兔园策》则以典故为主。《蒙求》同样是四字一句、上下对偶、整齐押韵、便于诵读，以蒙学学童为主要教育目标，但其内容并非“天文地理、无所不含”，而是全部是典故，譬如“王戎简要，裴楷清通。孔明卧龙，吕望非熊。杨震关西，丁宽易东。谢安高洁，王导公忠。”

四句三十二个字，提及了八个人。

其中王戎与裴楷同为西晋名士，并包含了“钟会论王戎裴楷”的典故；

王导和谢安分别是东晋初、末年的重臣名臣，都是东晋的力挽狂澜之臣；

孔明、吕望分别指诸葛亮、姜子牙，是蜀汉、西周的第一谋臣，两人在历史上举足轻重的地位，使得后世文学作品也常将辅助国政的贤人泛称为卧龙、非熊；

而丁宽和杨振分别是西汉、东汉时期人，一个是关东人，一个是关西人，都是著名学者。

丁宽在学得《易经》之后东归，其师感慨“《易》已东矣！”认定丁宽能以一己之力将《易》学的学术中心从关西转移到关东；而杨振在东汉更是名声赫赫，被称作“关西孔子”，可见其地位之高。

通过学习《蒙求》一类的书籍，可以快速掌握学习大量的典故知识，因此后世模仿它创作了不少作品，比如《二十四孝》、《百孝图》、《女二十四孝》等等。

而另一类则是“历史类教学读本”。中国自有教育以来就极其重视历史教育，历史教育一贯是教育中贯穿始终、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所以“历史类教学读本”种类更是繁多，甚至可以说占据了蒙学的主要地位。

在这些读本中，通史、断代史、简要介绍、系统介绍等各类型应有尽有，令人眼花缭乱。

简略者，如《历代蒙求》，自天地初开、三皇五帝讲到南宋，也不过千字；而详细者，比如《史学提要》，光介绍唐朝就有千余字，其内容详尽至斯，以至于后世不少历史类蒙学作品直接从其中摘抄段落。

教育是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方式，而流行于一个时代的教材则会影响和反映出一个时代的人生观、价值观。从古代“教材”的演变，我们能看到古代不同阶层人民的日常生活和所思所想，也能看到不同历史时期观念的转变。

每个中年人都会问自己的童年，答案不言而喻。现在答案很清楚了，现在的选择是什么并不重要。像儒家读物一样，我认为小学毕业后学习更好。毕竟，学龄儿童的心理发展慢慢开始成熟。这时，他们开始吸收传统优秀文化知识，更好地理解儒家思想。

启蒙，顾名思义，就是儿童的启蒙教育。在古代，有特殊的小学，类似于今天的幼儿园，但与今天的笔相比，当时孩子们的学习内容有很大的不同。最基本的基础教育书籍是三字经、百家姓和千字本，这通常是开始时的三种。之后，会有大字修行，还有弟子规、幽学琼林、音律教化、千首诗、文字教化、曾广先文等。还有人说有李翁的韵、十三经教化等等。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对诗歌创作感兴趣。但我认为这很难学。我不知道怎么开始。这一回答将揭示一套清代私立学校普遍采用的诗歌创作基本训练方法，也是我们极力推荐和采用的一套方法。阅读之后，你会发现写诗并不难，你甚至可以开始尝试训练。

所谓的门徒规则是为孩子们制定规则的东西。小孩子想要这么多规则干什么。弟子桂，这样一个稳重而迂腐的东西，中国传统文化的垃圾，三字经，都相对比较好。我不推荐。

把它当作一首歌来背诵如果说有中国传统文化的话，那就是唐诗宋词之美、孔子之智、孟子之雄辩、庄子之潇洒、墨子之侠义。。。给孩子们讲一些庄子的故事，欣赏这壮丽的想象，告诉孩子们孟子是如何以国王为荣的，看到圣人的脊梁，谈论墨子的正义，阅读《山海经》，告诉孩子们我们祖先世界的神圣动物，还有赞美父亲和追逐太阳的美丽童话。等你长大了，看看《史记》和《汉书》（古籍难懂，你不听听王立群老师的课吗），给孩子们讲那些生动的故事，看看我们的祖先是如何潇洒地生活的。

　　北齐文学家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写道：“教儿婴孩”，意为对一个人施加教育应该及时及早。中国人从很早以前起就非常注重启蒙教育，各朝各代都编写了大量易学易懂、琅琅上口的儿童启蒙读物，对当代儿童道德修养及良好习惯的养成也有着十分积极的作用。

　　弟子规

　　《弟子规》原名《训蒙文》，最早由清朝康熙年间的秀才李毓秀编著，后经其弟子贾存仁改订而成。《弟子规》以《论语·学而》中孔子所说的：“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馀力，则以学文。”作为全书纲领，从入则孝、出则悌、谨、信、泛爱众、亲仁、馀力学文这七个方面，列述了儿童在生活和学习上应该恪守的守则规范，被誉为“蒙养正最上乘”。

　　声律启蒙

　　《声律启蒙》是一本训练儿童应对、掌握声韵格律的启蒙读物，最早由元代的祝明撰写。在之后的流传和使用过程中，各朝各代又对其进行过多次的修改和整理。该书按韵分编，通过天文、地理、花木、鸟兽、人物、器物等的虚实应对，使儿童在朗读的过程中得到语音、词汇、修辞等方面的训练，如“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来鸿对去燕，宿鸟对鸣虫。”

　　幼学琼林

　　《幼学琼林》最初的编著者是明末的程登吉，后由清朝的邹圣脉做了一些补充。本书收辑了古代文化典籍中的各种知识和典故，囊括了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风俗礼仪、伦理道德、饮食器用、鸟兽花木等诸多方面的内容，被称为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幼学琼林》全文皆用对偶句写成，不但诵读上口，也方便儿童记忆。

　　龙文鞭影

　　《龙文鞭影》原名《蒙养故事》，由明代万历年间的国子监祭酒萧良有撰写。后来，安徽人杨臣铮认为《蒙养故事》比较简略，于是大加补充订正，并将书名改为《龙文鞭影》。“龙文”是一种良马，看到马鞭的影子就会疾驰，无需鞭打，此书名意为儿童在阅读后能够获益良多。

　　《龙文鞭影》主要介绍了中国历史上的人物典故和逸事传说，内容来自《二十四史》、《庄子》、《搜神记》等书，辑录了孟母断机、毛遂自荐、鹬蚌相争等多个典故，读起来抑扬顿挫，琅琅上口。

是。中庸原是礼记中的一篇。国内首屈一指的国学启蒙动漫课程，将生涩难懂的古籍经典，以卡通画面配合古典音乐的形式，浸润于中国传统文化。本书是国学启蒙经典之四书汇编本，包括大学、中庸的全本和论语、孟子的节选本，配以拼音、注释和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