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灭殷后，我国古代文化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在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社会活动日趋频繁、政治制度逐步完善的情况下，周公旦制礼作乐，大倡文治。孔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论语·八佾》)这是对西周尚文重礼文化氛围的高度概括。

从载体材料上看，西周时期仍有沿用甲骨记录卜辞的习惯。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相继有周代甲骨的发现，最大的一次是1977年在今陕西省岐山、扶风两县的周原出土甲骨17000多片，其中有刻字的甲骨292片。除甲骨刻字外，青铜器铭文是西周时期文字记载最显著的特点。青铜器的制作，起源于夏商之际，商代前期的青铜器铭文极为少见，如有铭文，一般也仅一两个字。商代后期有铭文的青铜器渐多，但铭文内容仍很简单，主要是记载族名或先人称号，以示纪念。发展到西周，青铜器铭文的字数开始增多，记史的性质逐渐增强，其内容大多有关祀典、策命、赏赐、征伐、记功、法律、契约等。以“大盂鼎”“大克鼎”“虢季子白盘”“毛公鼎”等铭文较长，其中记录周宣王任命毛公为执政大臣的“毛公鼎”铭文最长，共497字。

从文字形态的角度看，西周的青铜铭文，已进入大篆字体的阶段，字形渐趋方整，笔画横竖都较甲骨文更为整齐。根据许慎《说文解字》的记载，西周末周宣王和史籀一同发明了籀书，《说文》中记录了许多籀书的字体，籀书的形成自然受到甲骨文、青铜文字的影响。总的说，随着记载的增多，汉文字在西周时期虽未形成统一使用的字体，但在同源多流的发展过程中，汉字的表达功能已有了长足的进步，足以为正式典籍的产生奠定基础。

从记载的内容上看，青铜器上的长篇铭文表明，西周时期文字记载的内容已更为丰富。在我国现存最古的典籍《尚书》中，学术界认为可确信为西周作品的有15篇。其中周初八诰(《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多方》)记载了西周征服东土、加强对殷民统治的历史事实。这些记载成为学者们研究西周历史的重要材料。

由于文字记载的频繁，西周时已建立起古代早期的史官制度。《周礼》记周朝设置的史官，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等，各有所掌。验以青铜铭文，也有“作册”“内史”“作册内史”“内史尹”等史官。从《尚书》中可看到一些史官的活动，如《洛诰》篇曰：“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后。”这是有关周成王命令史官将祭祀祝词写于典册上的记载。此外，《洛诰》中还有关于周成王对周公后代封赐，由史官“作册逸诰”，进行记录的内容。《顾命》篇中也有“命作册度”之说。《汉书·艺文志》更把周代史官的职掌描述为“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言为《尚书》，事为《春秋》”(《汉书·艺文志·六艺略》)的具体分工。并认为周有采诗之官，负责搜集民间诗歌以备王者“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汉书·艺文志·六艺略》)。这些记述虽然未必确切无疑，但如结合《尚书》等文献材料，则可推知西周的文事制度已在逐步完善，这也是早期典籍向正式典籍发展的一个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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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每一个朝代都有自己的史官，史官是专门记载当时的朝代所发生的一切，当我们现在的人发现那些记载性的东西，就自然知道了。至于现在人怎么读懂古书的，我想是历来都有爱好研究历史的学者，他们肯定会对古文研究透了，慢慢的延续下来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