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每日酒馆任务步骤详解：

在盟重城酒馆内“鉴宝散人”处领取鉴宝手信。可从盟重老兵传送到酒馆，NPC在屋内门口。新手从比齐边界村可直接传送到盟重城。

找到毒蛇山谷的行会战入场处（450，300），出示鉴宝手信。从盟重**员那可传送到毒蛇谷。

根据要求找到比奇书店（325，250）内的陈家铺子老板。从毒蛇谷往右下走可到比齐。

拿着书店老板给的瓷碗找到兽人古墓二层的奸商沓水杂货（174，216）。在比奇省的（145，35）处进入兽人古墓。

卖掉瓷碗后，回到比奇书店（325，250）内的陈家铺子老板处，按照提示去找沃玛森林安家铺子老板（313，73）。沃玛森林的入口在比奇省的坐标（325，33）处。

接着找到沃玛寺庙三层的白日门门徒，可从比齐大城老兵直接传送到沃玛寺庙。门徒就在寺庙3层的内中间台上。

按照白日门门徒要求找到霸者大厅封魔谷修理师。从比齐老兵传送到封魔谷。

最后找到白日门书店老板（209，273）即可完成任务。封魔谷传送到比奇，从比齐传送到白日门。

每日任务奖励：完成该任务可以获得1个古籍残片（小)、随机祝福油、火龙珠（经验丹）。火龙珠使用后获得经验40万。残片用处很多，但是级别低的话可以回盟重土城书店兑换成火龙珠，获得40万经验。

　在各种收藏门类中，古书是最早的收藏品之一。那么古书收藏的知识是什么呢下面是我为你整理的古书收藏的知识，希望对您有用。

古书收藏的知识

　按照图书所有者性质的不同，中国历史上藏书系统可分为四类：官藏(即国家藏书)、私藏(即私人藏书)、书院藏书和寺院藏书。

　有确切记载的我国的国家藏书起于周朝，著名的思想家李耳(即老子)是已知最早的国家图书馆馆长，当时馆长称为“守藏室之史”。到了秦代，国家藏书处称为“石室”。汉代初年，广征图书，并设立六处公藏图书处，即太常、太史、博士、延阁、广内和秘室。三国魏国设有秘书、中、外三阁国家藏书处，晋沿魏制，国家收藏图书归兰台和秘书两处。到隋唐两宋，国家藏书更加丰富，但却因朝代的更叠或意识形态的原因，而使国家藏书受损。到元代，先崇道贬佛，后崇佛贬道，将《道藏》大统《玄都宝藏》连书带版全部焚毁，以至今日，元《玄都宝藏》只有一二页残片留于世间。明代是中国古代藏书的一个兴盛时期，不只国家藏书，而分封的各藩王也大多喜藏书、刻书，从属性上讲，藩王藏书也是介于官藏与私藏之间的一种藏书形式。到了清代，才是中国藏书——不论公藏、私藏——的黄金时代，其藏书规模及其藏书研究都远胜于列代。

　书有水、火、兵、虫“四厄”。随着时代的发展，越古的书收藏难度越大，故善本的范畴也随之后延。清末藏书家叶德辉说：“南宋人重北宋本，元明人重宋本，国朝收藏家并重元明本。”从而说明了历代藏书的范畴。

　在中唐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初，主要用于印刷佛经、字书和历书等。到北宋，印刷书才逐步取代抄本、写本而成为书之主流，于是隋唐五代及其之前的写本就成为宋人眼中的古书了。但宋初距今已逾千年，宋之前的古本流传至今已近绝迹。上世纪初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才使得今人可以得见晋唐之珍籍，这些珍本今日仍有机会收藏到，有实力的朋友，当然应当买这些遗珍。

　至明代中叶，宋版书就已经是清中藏书家追求之物了，虽然宋代刻书达数万种，但到这时就稀见难得了。由于宋人刻书态度严肃，刊刻和印刷水平均很精良，所用纸墨也十分考究，再加上文化气息浓厚，自然成了明代藏书家珍藏之物。当时官府藏书也大增，明正统六年，杨士奇查勘文渊阁藏书，编出《文渊阁书目》，著录了图书43200余册，7000余种。可惜政府藏书疏于管理，到万历三十三年再查文渊阁藏书时已十不存一了，再加上明末战争，这些藏书基本上全部毁失了。

　私人藏书在明代大为兴盛，明开国之初分封藩王，他们由于不掌兵权，再加上皇帝赏赐大量宋元留下的善本，故多位藩王热心于藏书活动，如周王朱和宁王朱权都珍藏有大量珍籍秘本，尤其朱五世孙朱睦桔收购了山东章丘李开先的藏书，在开封筑万卷堂，成为皇族中最有名的藏书家。

　明代有名的藏书家有数百人，对后世影响较大的也有十余家，尤其私家藏书楼的兴起，使得私家藏书更加规范化，著名的有宋濂的青萝山房，藏书8万卷以上，叶盛的竹堂，以藏有抄本著称，藏书22700卷。叶氏尤其著名的是他的一方藏书章，章文是：读必谨，锁必牢，收必审，阁必高。子孙子，惟学，借非其人，亦不孝。范钦的天一阁，在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于家乡鄞县建天一阁藏书楼，藏书7万余卷。天一阁至今保存完好，为我国保存至今最古老的藏书楼。明代其它著名的还有胡应麟的二酉山房，祁承邺的澹生堂、毛晋的汲古阁、钱谦益的绛云楼等。

　清代是中国古代藏书的鼎盛时期，无论公藏私藏都发展到了顶峰。清初皇帝对文化事业十分重视，除翰林院、国子监有大量藏书外，内府也分别珍藏了大量典籍，如皇史收藏本朝实录、玉牒与《大清会典》;昭仁殿专收宋、金、辽、元、明的善本;武英殿所刻之殿版书均存于此。尤其为后世藏书家所追求的是“天禄琳琅”藏书。天禄琳琅是乾隆皇帝的藏书处，专藏宋元明珍籍善本，到民国年间，这些书被宣统挟带出宫，有些流散到民间。这些书在宫中都进行了重新装潢，五色织锦封面，宣绫包角，尤其一望便知是天禄琳琅之物的特殊处，因其在每册书的封面和封底衬页上都钤上“古稀天子之宝”、“八征耄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天禄琳琅”、“天禄继鉴”等五方玉玺，称之为“乾隆五玺”。天禄琳琅之书大部分都存在故宫、国家图书馆和台湾图书馆，留在民间的已如星凤，藏书家见之自当珍惜机会。

　清代的私家藏书更是藏书史上的黄金时代，出现了几百位藏书大家，如吴骞、孙星衍、汪宪、汪启淑、鲍廷博、卢文、朱彝尊、卢址、徐乾学等。尤其著名的大藏书家黄丕烈，他的藏书观点开一代风气之先，经他手批跋之书成为后世藏书家追捧之物。

　清代四大藏书楼的出现，尤其是其藏书观念，对后世影响深远。

　民国藏书无论从藏书方式还是藏书理念，都是清代的余续，也产生了多位大藏书家，如傅增湘、陶湘、李盛铎、周叔等，他们仍然是按照传统的方式来藏书，但是他们在藏书的分类方式上有许多新观点，可供今日藏书者借鉴。有兴趣深入探求藏书真谛的书友，可读一些他们所著的版本学、目录学和校勘学方面的专著。

　古今善本观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学术思潮，随着时代的变迁，善本书的范畴也在发生着变化。从西汉到清末，中国总计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这期间，总计出版了181755部各类书籍，合2367146卷。这些典籍历经各种磨难，留传至今约有不足8万部。又由于历代的翻刻和改刻，又产生出不同的版本，而只有在内容、学术价值、艺术价值和文物价值皆佳的善本才极具收藏价值。所以首先搞清楚哪些是善本，才是藏书选择的关键。

　朱弁在《曲消旧闻》中写道：“宋次道家藏书，皆校雠三五遍，世之藏书，以次道家为善本。”叶梦得《石林燕语》：“唐以前，凡书籍皆写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书为贵。书不多有，而藏者精于雠对，故往往皆有善本。”从以上可以看出，宋人认为精加校雠的书籍就是善本。明代和清代中前期，基本延续宋之善本标准。清末张之洞从读书角度谈出自己的善本观：“善本非纸白版新之谓，谓其为前辈道人用古刻数本，精校细勘，不讹不缺之本也。善本三义有三：一曰足本(无缺卷、未删削)，二曰精本(精校精注)，三曰旧本(旧刻、旧抄)。”当时的旧刻、旧抄指的是明嘉靖前的刻本及明蓝格抄本。

　建国以后，国家组织专家编撰《全国善本书总目》，制定了《全国古籍善本书总目收录标准和范围》，将善本标准归纳为“三性九条”。虽然有些专家对此有不同看法，但对藏书者来说，这种规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故录全文如下：凡是在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和艺术代表性三方面，或其中某一方面具有特殊价值的，应是善本。具体是：1、元及元以前刻印、抄写的图书;2、明刻本和明抄本;3、清代乾隆及乾隆以前流传较少的刻本和抄本;4、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刻印的图书;5、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6、辛亥革命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件，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7、有名人学者亲笔批校、题跋、评论的刻本、抄本;8、在印刷上能反映我国古代印刷技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技术水平的各种活字印本、套印本或有较精版画的刻本;9、明代的印谱，清代的集古印谱，名家篆刻的印谱(有特色又系足本或有亲笔题记的)。

清版古书收藏的知识

　传统意义上的藏书以收藏善本古籍为宗旨，善本的概念因不同时期或者不同的取舍而有所区别，但基本上仍是指刊刻精美、流传较少、艺术价值和文献价值高等几个方面，但同时善本古籍的市场价格也随之升高，因此追求善本古籍的收藏不但要求有较高的鉴别水平，还需要相当的经济条件。除善本以外，藏书界还将流传较广、年代较晚或者存世量较大的古籍习惯上称为“通行本”。通行本这一称谓的历史也很悠久，大概有了善本一词以后就相应而生了。不同的时代对通行本的定义也不尽相同，明清时期的通行本，今日已成为了善本。近代的藏书界将清代乾隆朝以后刊刻的一些书籍，包括清末的局本，统称“通行本”，这一概念一直沿用到了今天。

　“通行本”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据清末张之洞的说法，当属于善本求之难得，退而求其次。实际上清代中期以后有很多藏书家，将私藏宋元秘本翻刻成书，又称覆刻本或者影刻本。这其中相当多的书籍不但内容十分重要，且形式上也保存了宋、元善本的不少风貌，只是生产年代较晚，流传广泛，历来是“通行本”中引人注目的内容。其中如黄丕烈刻宋严州本《仪礼郑注》、翁方纲翻刻本《淳熙隶韵》、阮元影刻《古烈女传》、嘉业堂刻本《史记》等，一直为藏书家所珍爱。清代的翻刻本，目前市场价格大约二三百元一册，价格适中，很有收藏潜力。目前有些拍卖行中经常推出此类拍本，似当引起重视。

　清代中期以后，西方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逐渐向中国传播，其中西方宗教作品通过传教士途径得以输入。在上海土内湾一带(即今日的徐家汇)，开始使用德国海德堡的石印技术，最初是用于印刷宗教宣传品，后为上海点石斋等书肆用来印刷《康熙字典》、《紫光阁英雄谱》等。石印技术是采用近代的油水分离法原理形成的一种新的印刷方法，不仅印刷周期短、生产效率快，而且有的由于采用照相制版，印刷成品也很逼真，且价格低廉，深受当时学人推崇，很快得以风行。清末刊行的石印书籍，大部分采用手工纸，单面印刷，为了降低成本，往往开本很少。这类书中如《点石斋画报》、《芥子园画谱》等印制精美，艺术价值并不低。值得一说的还有清末曾用石印技术印刷过一批开本较小的微型书籍，如《四书备旨》、《五经》等，大不盈寸，可握于掌中，十分有趣。晚清的石印书由于产量大，且历来为藏书家所不取，至今价格仍然很低，不过二三十元一册。但其中有些使用了很白很细的宣纸印刷。制作精良，有些内容也很有参考价值，加之此种石印技术今日也基本废而不用，估计此类书籍今后升值空间乐观，一般初入藏界的书友，不妨从此入手。

　清代刊刻发行的古籍存量非常大，但究其主旨，主要是官刻本、私刻本和书坊刻本三大范围。坊间刻本是民间书坊业的出版物，此类作品由于刊刻者的水平不一，因此同为坊刻但情况差异很大。由于坊间书业大部分以逐利为目的，所刻书籍一般粗糙者较多，且彼此翻刻、校对不精，因此历来不为藏书界所重。但坊刻本中也有一些上乘之作，如南京、苏州等地有些书坊，工匠水平较高，其中如苏州江氏又曾于清晚期开设文学山房，用木活字排印书籍，被称为清季活字版收山之作。又如天津文美斋于宣统时曾刻有《文美斋诗笺谱》，套色丰富，刀法精妙，是为清代版画的终结之作。

　官刻本是封建朝廷的地方官署出版物，其中殿版自不必说。以地方官署而言，由于行政设置不同，又有府、州、县各衙门的不同，清代中期以前，地方官署刻本，常注有“本衙藏版”的特别说明，此表示其地位的特殊。此类刻本多为“官箴”或者“则例”、“章程”三类，内容主要是涉及地方行政、居官心得和地方制度。但由于各地物料不同，组织各异，作为研究清代地方出版历史，颇具文献价值。关于清代晚期的“局本”，其中就有官方组织的，当属官刻本的延续，乃由清朝地方官吏，冀图振兴经义，讲求国文传统，访求造书，详加精校，刊刻成书以为惠取士林。此种官书在清末仍有数十家，在清代的出版史上，可谓独树一帜。另外还有一些“书局”，则为地方新兴出版机构，有些介之于官民之间，有些全系民间出版机构，如北京的开智书局、四川的锦江书局、上海的同文书局等等，这类书局，实际上已经取代了传统的书坊，成为了中国近代新兴出版业的前身。由于书局的情况复杂，对“局本”的评价历来也很有区别，但目前市场“局本”书籍价格仅为每册二二百元，加之其中有很多是内容详实、校勘精到之作，初入藏界的书友如果对此“局本”多有留意，或者会有不少收获。

　鸦片战争以后，洋务运动兴起，清代政府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这一时期，各地翻译引进了大批的西方政治、法律、科学、文化作品。最初由北京同文馆发端，由西洋传教士主持，中方人士协助，由官方组织出版了大量的国际法学作品，如美国传教士丁冠西翻译的《万国公法》、《公法会通》等，此后上海的制造局，在英国传教士傅兰雅主持下翻译了《法律医学》、《化学鉴原》、《英国水师章程》等等。此后外国政治、法律和科技书籍的翻译出版形成一种热潮，举国上下纷纷效仿。其中较为重要的有严复主持翻译的《法意》、张相文翻译的《契约论》等。甚至还出现了林琴南翻译的《黑奴吁天录》等一批文学作品。这期间大量的西方近代科技书籍被介绍到中国。在所谓“格致救国”的口号下，北京和上海还陆续出版了一些以宣传西学为宗旨的杂志，其中以在北京出版的《中西闻见录》和上海格致书局出版的《格致汇编》最有影响。这类书籍不但宣传了西方的科学与文化，而且印刷制作也有很多更新之举，其中有以传统技术雕版印刷的，也有采用石印技术印刷的，甚至还出现了铅活字排印和铜版插图技术。但可惜这些出版物印刷量一般不多，而且又因其具有较高的文献研究价值，百年以来，被各种公私图书馆网罗了大半，但近来市场上也偶可见到，其价格也在二三百元左右，但往往一露面即为藏界必得之书，可见识货者颇多矣。

　除了通行本之外，还有一些地方的书坊、刻字店、学校、寺庙甚至私人还刻印了大量的学生识字、讲评经义、唱本小曲和一些阴阳数术及劝善公德之类的书籍。有人将此统称为“俗本”，此类书籍内容俗败，刊刻粗糙，收藏价值不大，目前在各地旧货市场上，经常可以见到此类“俗本”，往往已经无数淘选，几成书渣。对于这种“俗本”，初涉收藏的可选来作为“样品”，但随着藏书经验的丰富，对“俗本”的认知也会逐渐改变。

裘德考，本名Cox Hendry（考克斯·亨德利），南派三叔代表作《盗墓笔记》中人物，同吴三省、解连环、张起灵等有诸多交集，是整部小说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人物。

在小说中，民国时期有一个叫作考克斯·亨德烈，中文名叫作裘德考的洋传教士，在长沙的教会学校工作，是国民党时期随着当时的东进潮来中国的美国人之一。这人自小就六根不清净，却对中国的文化很感兴趣，或许在美国人的经济观念里，文物也只是商品之一，能自由买卖，自然也可以出口，所以到了中国的第三年，他就偶尔做一些暗地里的文物走私活动，那一年他才19岁。

但是裘德考这个人并不是一个值得交的朋友，从心底里，他并没有把爷爷当成是朋友，甚至他没有把爷爷当成是一个和他平等的人。我爷爷在事后知道，在私底下，他称呼我爷爷为臭虫。

1949年长沙解放，国民党全面溃败，之后是1952年，教会开始退出中国，在中国滞留的很多美国人都开始回国，他也收到了教会的电报，让他在安全的时候返回。

他意识到自己在中国的生意要告一段落了，于是开始做相关的准备工作，转移了自己的财产。在临走之前，他又有了一个险恶的念头，他和他的同党开始大肆收购明器，用中国人信赖老关系的心理，用极其廉价的定金卷走了大量的文物，其中就有我爷爷的战国帛书。

在这些货物全部上船之后，裘德考知道这批人中有一些并不好惹，为勉留下后患，在船上拍了一封电报给当时的警备处，将我爷爷等大概十几个土夫子的形迹全部漏给了当时的长沙解放军临时驻军。造成了当时十分著名的“战国帛书案”，这不仅仅是文物走私案，因为裘德考和解放前国民党将领的关系，里面牵扯到了间谍，叛国等等很多那个年代特有的想也想不通的因素，变的非常复杂，几乎惊动中央，那一天裘德考满载而归，而为他积累财富的那批老土子，枪毙的枪毙，坐牢的坐牢，哀号一片。

虽说也是罪有应得，但是这样的死去，实在是太过悲惨了一些，后来大跃进和文革时期中国的文物走私几乎绝迹，也和当时这一批人的死亡有关系。

当时我爷爷机灵，一看形式不对，就连夜逃进了山里，躲在一座古墓里，和死尸一起睡了两个礼拜，逃过了风头，后来光身逃到了杭州，这件事情对我爷爷的打击很大，以至于战国帛书后来就成了他的一项禁忌，他在世的时候，一直叮嘱我们不可以胡乱说这方面的事情，所以我们家的人一直对此讳莫如深。

裘德考回到美国之后，拍卖了那批文物，发了大财，战国帛书被高价卖给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成了当时拍卖价格最高的文物，而裘德考也一跃成了百万富翁、上流社会的新贵。他在中国的故事写成了传记，广为流传。

富有之后的裘德考，逐渐将兴趣转向社交，1957年，他受邀担任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远东艺术部顾问，对战国帛书的研究工作提供顾问，当时的博物馆馆长就是臭名昭著的普艾伦，两个人都是中国通，都是在中国雇用土匪盗掘文物发的家，很快成为朋友，裘德考还赞助了一笔钱给博物馆作为基金，用于收购民间的中国文物。

大概是因为富裕生活的悠闲以及对于中国文化的热爱，之后的裘德考修身养性，逐渐沉迷到了中国文化的研究中，他在大都会博物馆主持研究了几个大型的项目，成果颇为显赫。然而让他真正名留史册的，却是1974年，他解开了战国帛书密文那件事情。

当时他对于战国帛书的研究，已经持续了二十多年，没有任何一个人认为，他这样的一个美国人可以解开中国的古代密码，然而，裘德考却做到了。

据说他是借一本中国“绣谱”古本中的灵感，发现了“战国书图”的解码方式。这种解码方式，其实也就是类似于绣谱中利用文字记录刺绣程序的办法。在数学上就是点阵成图，说复杂也不复杂，完全在于一个巧，你能想到，你就能够解出来，想不到，即使你对中国古代密码学再精通也没有。当时解密的密码正是阿宁公司后来的编号02200059。

但根据文锦的猜测，我还是相信是“它”帮助裘德考解开的密码。

而这本“绣谱”，就是1974年进入博物馆的，同年，中国发现了兵马俑坑，震惊了世界，因为这件事情的冲击，战国帛书被解码的消息并没有引起太大多人的注意，上帝似乎有意给了裘德考一个默默行事的机会。

发现解码方式后，裘德考喜出望外，马上召集了人员，对战国帛书进行了大范围的翻译。一直到一个月后，全部的密文就被解出。

然而出乎裘德考意料的是，当时出现在解码纸上，不是他原先预计的记载着战国时期占卜历法的古文，而是一副古怪的，完全没有意义的图案。

这幅图案十分的简单，只有六条线条，和一条不规则的曲线组成，此外没有任何的信息，如果你不说这是从一本中国的古籍残卷上，所有人都会以为这是刚刚会拿笔的小孩子在纸上乱画出来的线条。而且无论是如何的变换角度去看，这图案就是没有一点意义。甚至你要发挥想象力，去猜想这图案类似的东西，都很想想象出这画的是什么。

看着眼前的古怪的图形，裘德考又是惊奇，又是疑惑，凭着在中国这么多年下来的经历，他的直觉告诉自己，这肯定是一份了不得的东西，能够被人用密文写在昂贵无比的丝帛中，不会是普通的图案。

然而，这是什么呢？自己在中国待了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见到了类似的东西。

他查阅了无数的资料，都没有结果，只好拿着这张图案去找了当时的大学里的华裔汉学家请教，当时有一个从台湾到美国的学者，就认出了这一张图案，他告诉裘德考，这张图形确实非同小可，在中国的考古界，它被称呼为“鬼图”。

有个老专家告诉裘德考：从商王武丁时期开始，地图这种东西就是绝对的军事机密，就算在古墓中也很少发现地图，当时的人为了保存秘密，大多将一份地图拆成二份，一份为川，一份是山，分开运输，这样做有一个好处，这是运输途中如果信使死亡或者被俘，可以防止地图的泄密，二来过关口或者受到盘查，这样的图案也很容易蒙混过关。所以这份帛书应该是一份地图的一部分。

裘德考听了之后，就半天说不出话来，眼前这几条简单的线条，竟然是一幅地图，这真是让人意想不到，中国的文化果然博大精深，可是，这是什么地方的地图呢？

他再问那个老人，那个老人就摇头表示自己也不清楚。

这件事情之后，裘德考对于战国帛书的兴趣越来越大，他和普爱伦家族集资成立了“大都会古代艺术公司”，就是阿宁所属公司的前身，开始对战国帛书以及拓片，进行大范围的搜购。在短短半年的时间里，大都会公司就收集到了十几份近千片各色的残片和拓本。

裘德考又花了将近一年时间对这些东西进行了整理，到1975年的圣诞节，他54岁的时候，一份来自中国的包裹，让事情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他打开一看，里面是一份战国帛书残片的照片。

照片中的这一份残片只有巴掌大小，已经龟裂成了无数的小块，给保存在玻璃中，按照他的经验，他知道残片只是一篇帛书的五分之一，里面用蝇头小楷，密密麻麻地写了三百多个古汉字，其中很多已经无法辨认，但是剩下的，照片拍摄的十分清晰。

照片的发出者，是长沙的一个文物走私商，在随着包裹的信里，他告诉裘德考，这一份战国帛书的残片，来自长沙一个有名的盘口，残片一共是四份，对方开了价格，并让他拍摄了其中一份，作为证据，他问裘德考是否考虑购买。他看到帛书的照片，他一时间也无法判断帛书的真伪。于是就用自己的办法，翻译出了照片里能够看到的文字，想看看这份帛书中是什么内容。等他精读了之后，他张大了嘴巴，花了好长时间才意识到，也许自己要找的东西终于找到了，他顿时就欣喜若狂，浑身都颤抖了起来。是什么能让他这么激动？陈皮阿四告诉我们，那上面隐约记载着一些关于长生不老的东西。具体是什么东西，他说一会儿就会说到。

当时的中美关系已经松动，美国人到中国去虽然困难，但也不是不可能的，中国人对于美国“帝国主义”的观念也得到了改善，于是，在1976年的春节，54岁的裘德考搭乘一架美国记者考察团的飞机，在阔别了中国近30年后，重新回到了中国的长沙。不久之后，他就与和他联系的那个文物走私商接上了头，那是一个中年谢顶的胖男人，在这个人的引荐下，裘德考就见到了那份帛书残片的卖家。那是一个白净的年轻人，名字就叫作吴三省。

《盗墓笔记》大结局（下）中第二十四章交代和流水账描写道：“裘德考从巴乃回来之后，又活了三个月，便驾鹤归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