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汉·司马迁）、《汉书》（汉·班固）、《后汉书》（南朝宋·范晔）、《三国志》（晋·陈寿）、《晋书》（唐·房玄龄等）、《宋书》（南朝梁·沈约）、《南齐书》（南朝梁·萧子显）、《梁书》（唐·姚思廉）、《陈书》（唐·姚思廉）、《魏书》（北齐·魏收）、《北齐书》（唐·李百药）、《周书》（唐·令狐德棻等）、《隋书》（唐·魏征等）、《南史》（唐·李延寿）、《北史》（唐·李延寿）、《旧唐书》（后晋·刘昫等）、《新唐书》（宋·欧阳修、宋祁）、《旧五代史》（宋·薛居正等）、《新五代史》（宋·欧阳修）、《宋史》（元·脱脱等）、《辽史》（元·脱脱等）、《金史》（元·脱脱等）、《元史》（明·宋濂等）、《明史》（清·张廷玉等）。 “正史”之名，始见于《隋书·经籍志》：“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清代乾隆皇帝钦定“二十四史”，“正史”一称即专指“二十四史”。按《四库全书》的规定，正史类“凡未经宸断者，则悉不滥登。盖正史体尊，义与经配，非悬诸令典，莫敢私增”，即未经皇帝批准，不得列入正史。 二十四史总共3249卷，约有4000万字。它记叙的时间，从第一部《史记》记叙传说中的黄帝起，到最后一部《明史》记叙到明崇祯17年（公元1644年）止，前后历时4000多年，用统一的本纪、列传的纪传体编写。二十四史的内容非常丰富，记载了历代经济、政治、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等各方面的事迹。编辑本段二十四史的发展商务印书馆百衲本《二十四史》三国时期社会上已有“三史”之称。“三史”通常是指《史记》、《汉书》和东汉刘珍等写的《东观汉记》。《后汉书》出现后，取代了《东观汉记》，列为“三史”之一。“三史”加上《三国志》，称为“前四史”。 历史上还有“十史”之称，它是记载三国、晋朝、宋、齐、梁、陈、北魏、北齐、北周、隋朝十个王朝的史书的合称。后来又出现了“十三代史”。“十三代史”包括了《史记》、《汉书》、《后汉书》和“十史”。 到了宋代，在“十三史”的基础上，加入《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史》，形成了“十七史”。 明代又增以《宋史》、《辽史》、《金史》、《元史》，合称“二十一史”。 清朝乾隆初年，刊行《明史》，加先前各史，总名“二十二史”。后来又增加了《旧唐书》，成为“二十三史”。后来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的《旧五代史》也被列入正史，经乾隆皇帝钦定，合称“钦定二十四史”。乾隆四年至四十九年武英殿刻印的《钦定二十四史》，是中国古代正史最完整的一次大规模汇刻。 1920年，柯劭忞撰《新元史》脱稿，民国十年（1921年）大总统徐世昌以《新元史》为“正史”，与“二十四史”合称“二十五史”。但也有人不将新元史列入，而改将《清史稿》列为二十五史之一。或者，如果将两书都列入正史，则形成了“二十六史”。[1]编辑本段主要版本毛泽东点评二十四史明南京国子监刻“二十一史”（南监本） 明万历北京国子监刻“二十一史”（北监本） 明崇祯毛氏汲古阁刻“十七史” 清乾隆武英殿刻“清乾隆武英殿本二十四史” 清同治光绪间五省官书局合刻“二十四史” 民国商务印书馆印张元济辑“百衲本二十四史” 中华书局排印“点校本二十四史” “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编辑本段相关评价梁启超评价二十四史 梁启超在《中国史界革命案》中说：“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 点校本二十四史评价 点校本二十四史，底本选择精当，点校体例谨严，点校确当，版式设计，清晰便览。 点校本动员了全国史学家许多学有建树的专家学者和古籍整理工作者，历时二十余年，于1978年全部出齐，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二十四史版本。编辑本段二十四史内容史记汉·司马迁著，130卷。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 作者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大约卒于汉武帝征和三年。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汉中央政府做太史令，负责管理皇家图书和收集史料，研究天文历法。司马谈打算编写一部通史，愿望没有实现就死去了。临死的时候，嘱咐司马迁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司马迁幼年时就很刻苦，十岁开始学习当时的古文，后来跟着董仲舒、孔安国学过《公羊春秋》、《古文尚书》。汉武帝元朔三年，司马迁二十岁，满怀求知的欲望，游遍了祖国的名山大川，到处考察古迹，采集传说。通过对历史遗迹和西汉建国前后的史实的实地调查，司马迁开阔了胸襟，增长了知识，为后来编写《史记》作了很好的准备。司马谈死后，司马迁承袭父职，做了太史令，有条件看到大量的图书文献和国家档案，这对司马迁编写《史记》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 汉武帝太初元年，司马迁开始编写《史记》。天汉二年，李陵率兵随李广利出击匈奴，兵败投降。汉武帝向司马迁询问对李陵的看法，于是，司马迁说，李陵投降，是因为众寡不敌，又没有救兵，责任不全在李陵身上。汉武帝认为司马迁有意替李陵庇护开脱，贬责汉武帝的爱姬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于是，把司马迁投进监狱，处以腐刑。三年后他被赦出狱，更加发奋写作《史记》。大约在征和二年，基本上完成了编撰工作。司马迁死后许多年，他的外孙杨恽才把这部五十二万多字的不朽名著公诸于世。 《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史记》序中写道，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后人大多数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是确凿无疑的。今本《史记》也是一百三十篇，有少数篇章显然不是司马迁的手笔，汉元帝、成帝时的博士褚少孙补写过《史记》，今本《史记》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补作。《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国策》、《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地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汉书东汉·班固著，100卷。 继司马迁撰写《史记》之后，班固撰写了《汉书》。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人，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父亲班彪是一个史学家，曾作《后传》六十五篇来续补《史记》。《汉书》就是在《后传》的基础上完成的。和帝永元元年，班固随从车骑将军窦宪出击匈奴，参预谋议。后因事入狱，永元四年死在狱中。那时《汉书》还有八表和《天文志》没有写成，汉和帝叫班固的妹妹班昭补作，马续协助班昭作了《天文志》。班昭是“二十四史”中绝无仅有的女作者。 《汉书》包括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它的记事始于汉高帝刘邦元年，终于王莽地皇四年。 《汉书》的体例与《史记》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史记》是一部通史，《汉书》则是一部断代史。《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这些变化，被后来的一些史书沿袭下来。 《汉书》记载的时代与《史记》有交叉，汉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汉历史，两书都有记述。这一部分，《汉书》常常移用《史记》。但由于作者思想境界的差异和材料取舍标准不尽相同，移用时也有增删改易。 《汉书》新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刑法志》第一次系统地叙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体的律令规定。《地理志》记录了当时的郡国行政区划、历史沿革和户口数字，有关各地物产、经济发展状况、民情风俗的记载更加引人注目。《艺文志》考证了各种学术别派的源流，记录了存世的书籍，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食货志》是由《平准书》演变来的，但内容更加丰富了。它有上下两卷，上卷谈“食”，即农业经济状况；下卷论“货”，即商业和货币的情况，是当时的经济专篇。 《汉书》八表中有一篇《古今人表》，从太昊帝记到吴广，有“古”而无“今”，因此引起了后人的讥责。后人非常推崇《汉书》的《百官公卿表》，这篇表首先讲述了秦汉分官设职的情况，各种官职的权限和俸禄的数量，然后用分为十四级、三十四官格的简表，记录汉代公卿大臣的升降迁免，详细的展现了当时的官僚制度和官僚的变迁。 从思想内容来看，《汉书》不如《史记》。班固曾批评司马迁“论是非颇谬于圣人”。这集中反映了两人的思想分歧。所谓“圣人”，就是孔子。司马迁不完全以孔子思想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正是值得肯定的。而班固的见识却不及司马迁。从司马迁到班固的这一变化，反映了东汉时期儒家思想作为封建正统思想，已在史学领域立稳了脚根。后汉书南朝宋·范晔著，120卷。 《后汉书》九十卷，南朝宋范晔撰。范晔字蔚宗，顺阳人。出身于一个世族家庭。他的祖父范宁曾任晋豫章太守，著《谷梁集解》一书。《十三经注疏》中的《谷梁传注疏》就是以《谷梁集解》为基础写成的。他的父亲范泰官拜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是宋武帝刘裕的得力助手。他博览群书、潜心著述，作《古今善言》二十四篇。所以范晔有很深的家学渊源，一直以名门之后自居，生性孤傲，不拘小节，仕宦不甘居人后，著述也不甘居人后。以此成名，也以此丧身。 元嘉九年，范晔在为彭城太妃治丧期间，行为失检得罪了司徒刘义康，被贬为宣城太守，范晔郁郁不得志，就借助修史来寄托他的志向，开始写作《后汉书》。元嘉二十二年，当他完成了本纪、列传的写作，同时又和谢俨共同完成《礼乐志》、《舆服志》、《五行志》、《天文志》、《州郡志》等五志的时候，有人告发他参与了刘义康的篡位阴谋，因此下狱而死。谢俨怕受牵连，毁掉了手中的志稿，使《后汉书》只有纪传部分流传了下来。 在范晔《后汉书》之前，已问世的有关东汉历史的重要著作不下十部，范晔以《东观汉记》为基本史料依据，以华峤书为主要蓝本，吸取其他各家书的长处，删繁补缺，整齐故事，超越众家，后来居上。所以到了唐代，范晔《后汉书》取代《东观汉记》，与《史记》、《汉书》并称“三史“，盛行于世。而诸家《后汉书》，除袁宏《后汉纪》外，都相继散亡。于是范晔《后汉书》成为我们现在研究东汉历史的最基本的依据。范晔《后汉书》的记述，起于刘秀起兵推翻王莽，终于汉献帝禅位于曹丕，详载了东汉一百九十五年的历史。三国志西晋·陈寿著，65卷。 《三国志》，六十五卷，包括《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主要记载魏、蜀、吴三国时期的历史。作者陈寿，字承祚，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人，生于汉后主刘禅建兴十一年（233年），死于晋惠帝元康七年（297年）。他在蜀汉做过官，三十岁时，蜀汉政权灭亡，入晋后做过晋平令、著作郎。陈寿写《三国志》以前，已出现一些有关魏、吴的史作，如王沈的《魏书》，鱼豢（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等。《三国志》中的《魏书》、《吴书》，主要取材于这些史书。蜀政权没有设置史官，无专人负责搜集材料，编写蜀史。《蜀书》的材料是由陈寿采集和编次的。陈寿写书的时代靠近三国，可资利用的他人成果并不多，加上他是私人著述，没有条件获得大量的文献档案。我们阅读《三国志》时，就会发现陈寿有史料不足的困难，内容显得不够充实。陈寿没有编写志。我们要了解三国时代的典章制度，只好借助于《晋书》。《三国志》善于叙事，文笔简洁，剪裁得当，当时就受到赞许。与陈寿同时的夏侯湛写作《魏书》，看到《三国志》，认为没有另写新史的必要，就毁弃了自己的著作。后人更是推崇备至，认为在记载三国历史的史书中，独有陈寿可以同《史记》、《汉书》相媲美，可惜的就是内容太少。因此，其他各家的三国史相继泯灭无闻，只有《三国志》一直流传到现在。

古籍的版本类型 自从图书产生以来，特别是自从版印图籍产生以来，从内容、性质、形式等方面派生出许多版本类型和版本称谓。主要有：稿本、写本、抄本、刻本、活字印本、官刻本、坊刻本、私宅刻本、家刻本、自刻本、监刻本、经厂本、内府刻本、藩府刻本、殿本、局本、聚珍本、套印本、百衲本、书帕本、巾箱本、袖珍本、初刻本、重刻本、翻刻本、影刻本、重修本、递修本、朱蓝印本、四库底本、毛抄本。 稿本 古书版本著录中运用稿本概念大约有三种情况，一是指手稿本，二是指清稿本，三是指修改稿本。手稿本指的是由作者自己亲笔书写的自己的作品，判断这个极不容易，没有绝对把握，不敢运用手稿本的概念。清稿本指的是誊清的书本。誊清就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由作者自己誊清，这在实际上应该归入手稿本；另一种是由别人誊清，实际上这已不具备稿本性质。故对清稿本概念的运用要特别慎重，不能以今度古，把现代人关于稿子的概念硬加在古稿本的头上去。修改稿本指的是在誊清的本子上又由作者亲笔加以修改。这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作者自己誊清后自己又作修订，这在实际上又应归于手稿本；一种是别人誊清后作者亲笔加以修订，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可用修改稿本的概念。这三种概念在通常的古书著录中都见有人运用，但在实践上并不十分确切，且容易造成混乱。国家图书馆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只用“稿本”一个概念，将作者亲笔书写、誊清、修改的情况，通通包容在“稿本”概念里边。而对由别人誊清的书本，则以“写本”或“抄本”称之；别人誊清作者自己亲笔修改的书本，则仍以“写本”或“抄本”称之，紧接着于其后注明某某校改。 写本 写本是相对于稿本、抄本和印本的名称。在古书版本著录中，凡运用写本概念，大约也有三种情况。一是时代早。唐以前，书籍生产都靠手写传抄，无所谓刻本印本，故统称为写本。人唐以后，刻本书渐行，至宋而盛。然唐宋所处的时代仍是较早，故唐宋时期手写传抄的书籍，仍称为写本。元以后传抄的书籍，便以抄本名之了。二是地位高。无论时代早晚，印本书是否盛行，一书的传抄凡出自名流学者之手，往往也要以写本名之，而不称其为抄本。三是涉及宗教。凡是抄写佛经、道经，抄写者常是为了还愿或做功德，有对宗教的崇信和虔诚包容在里边，故只称其为写经，而绝不称为抄经。至于早期写经生抄写的经卷，虽不是为了自己还愿做功德，而是为了佛门的善男信女们买去还愿，但由于其抄写时代早，也只能以写本名之。至于自己著作，自己抄写流传，那就不论其时代早晚，地位高低，便一律以稿本名之了。 抄本 在古书版本著录中，抄本的称谓经常应用，经常出现。除了写本、稿本之外，凡依据某种底本而再行传写者，均可以抄本名之。 刻本 刻本，亦称刊本、椠本、镌本，均指雕版印刷而成的书本。中国雕版印刷术发明很早，唐代已有雕版印刷的书籍流行。五代已由政府指令国子监校刻《九经》及《经典释文》。至宋代，雕版印刷的书籍大兴，旁及辽、金、西夏；直至元、明、清，前后盛行1000余年。在发展过程中，因时代不同，又有宋、辽、西夏、金、蒙古、元、明、清刻本的不同称谓；因地域不同，又有浙刻本、蜀刻本、闽刻本等不同称谓：具体细分，又有杭州本、越州本、婺州本、衢州本、潭州本、赣州本、池州本、建阳本、麻沙本、崇化本、平水本、眉山本等不同称谓；因出资和主刻性质不同，又有官刻本、私刻本、家刻本、自刻本、坊刻本等不同称谓；具体区分，又有内府本、监本、府州军本、仓台本、计台本、殿司郎局本、公使库本、郡斋郡庠本、兴文署本、广成局本、行中书省本、各路儒学本、书院本、司礼监本、经厂本、藩府本、布政司本、廉访司本、殿本、局本等不同称谓；因刻版形态不同，又有大字本、小字本、书帕本、巾箱本、袖珍本等不同称谓；因版印技术不同，又有墨印本、朱印本、蓝印本、套印本等不同称谓；因版印早晚不同，又有初刻本、复刻本、初印本、后印本、重修本、递修本等不同称谓。总之，什么时代、什么地区、什么单位、什么部门刻的书本，就可题为某某时代、某某地区、某某单位、某某部门刻本。 活字印本 用活字排版印刷的书本，均称活字印本。北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平民毕昇首先发明了泥活字。南宋的周必大，蒙古太宗十三年至海迷失后三年(1241-1250)时期的姚枢，清道光十二年(1832)的李瑶、二十四年(1844)的翟金生，都曾依据毕昇泥活字印书的原理，自制泥活字，实践并光大了泥活字印书的创举。元大德年间(1297-1307)，农学家王祯又制成了木活字，并印刷《旌德县志》。此后，木活字发展较快，非但有汉文木活字，还有西夏文、回鹘文木活字。进入明、清，木活字书普遍流行，江南各省的祠堂常用木活字排印宗谱。还出现了串乡走镇专为人排印家谱的谱匠。明崇祯十一年(1638)以后，北京朝廷发行的“邸报”，也改用木活字排印。清代无论官署、私宅、坊肆，木活字印书更为普遍。规模最大的是乾隆时期用木活字排印的《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凡134种。金属活字包括铜、锡、铅活字，其中以铜活字印书较多。明朝弘治、正德时期无锡华、安两家的铜活字印书最有名，清雍正年间内府用铜活字排印的《古今图书集成》，是规模最大的金属活字印刷工程。著录活字印本，就要根据不同材料的活字，采取不同的著录称谓，如泥活字印本、木活字印本、铜活字印本等。 官刻本 官刻本是指清及清以前历代出公帑或由国家某种机构、单位主持雕印的书本。中国雕版印书始自唐朝。自五代起，始由国子监校刻经书，开官刻本之先河。两宋国子监、中央各部、院、司、局、殿，地方各府、州、县、军官署，各府、州、县学，各地仓台、计台、公使库；元代兴文署、广成局、中书省、行中书省、各路儒学、各地书院；明代两京国子监、中央各部、院，内府各监，各藩府，各布政使司，各府、州、县衙署，各级各地学校；清代武英殿、内府各监、中央各部、地方各级行政、文化机构、各省官书局等，凡由这些单位出资或主持刻印的书，均可称为官刻本。但在著录实践中，历来不采用“官刻本”这种称谓，而是将其分解，具体著录。国子监刻的书就称为国子监本，公使库刻的书就称为公使库刻本，经厂刻的书就称为经厂刻本，武英殿刻的书就称为武英殿刻本等。 坊刻本 坊刻本指唐至清历代各地书坊刻印的书本。书商编刻图书并经营书业的书坊，唐代已经出现，至两宋而兴盛。北宋的开封、南宋的杭州，都开有很多书坊、书斋、书轩、书林、书堂、书肆、书棚、经籍铺、纸马铺等。四川、两湖、江、浙、皖、赣、闽，尤其是福建建阳的崇化、麻沙等，也都有很多书坊。元代四川书坊衰落，山西平阳(今临汾)书坊兴起，福建书坊继续发展。明代南北两京，苏州、扬州、杭州、徽州、常熟、建阳，仍是书坊林立。清代书坊遍布全国各地，但有的已是单纯经销并不编刻图书了。所有历代这些书坊刻印的书，都可以称为坊刻本。但在版本著录的实践上，一般不使用坊刻本这个称谓，而是分解之后具体著录，如唐刻《陀罗尼经咒》，便著录为“唐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刻本”，《十七史》便著录为“明毛氏汲古阁刻本”等。 私宅刻本 私宅刻本指历代私家出资或主持刻印的书本。私宅家塾刻书的性质，与书坊刻书不尽相同。书坊刻书以出售营利为主要目的，私宅、家塾刻书多出于对圣贤、先辈、师友的崇尚，要推广某种思想和学说。明、清私宅刻书，有时也为了传布某些罕见的版本。但在版本著录实践上，一般并不使用私宅刻本这个称谓，而是分解之后具体著录。如宋黄善夫家塾之敬室所刻的《史记》，便著录为“宋黄善夫家塾刻本”；宋蔡梦弼东塾刻印的《史记》，便著录为“宋蔡梦弼东塾刻本”；宋蔡琪家塾之敬室刻印的《汉书集注》，便著录为“宋蔡琪家塾刻本”；南宋廖莹中世彩堂刻印的《韩柳集》，便著录为“宋廖莹中世彩堂刻本”；元代天历间褒贤世家家塾刻印的《范文正公集》，便著录为“元天历褒贤世家家塾岁寒堂刻本”。 家刻本 家刻本指历代自家出资或主持刻印的自己家人著作的书本。家刻本与私刻本性质不同。家刻本的实施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出资委托书坊，按自家满意的版式行款刻印；一种是自备木板，召雇刻印良工上门，让他们按自家的意愿设计行款版式刻印。这两种方式雕刻的书版都归自家所有，自家收藏。故古书雕版处与藏版处不全都一致。家刻本多为家族中晚辈实施，故校勘刻印一般都比较好。 自刻本 自刻本指历代由作者自己出资或主持刻印的自撰的书本。从出资的角度看，与家刻本性质近似；从所刻书的作者看，则与家刻本绝然不同。家刻本的作者范围限在本家族中，自刻本的作者仅指作者自己。自刻本始自五代和凝。《旧五代史·和凝传》说他平生为文章，长于短歌艳曲，尤好声誉。有集百卷，自篆于版，模印数百帙，分惠于人。五代以后，历代都有自刻本行世。自刻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作者自己委托书坊或召雇雕印工匠，按照自己的意愿设计版式行款，施刀镌印；一种是不但自己出资，还要自己写样上板，然后委托书坊或召雇工匠刻印。所以自刻本一般都校勘精审，刻印精良，若是作者自己手写上版，就更为珍贵。清代郑板桥号称诗、书、画三绝，他自己写样上版雕印的自著《板桥集》，堪称艺术珍品。 监刻本 监刻本亦简称监本，指历代国子监刻印的书本。国子监，亦称国子学，简称“国学”，是中国封建时代的最高学府和教育管理机构。国子监刻书始于五代，后唐朝长兴三年(932)，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判国子监事田敏等校定九经，刻版印售。到后周太祖广顺三年(953)，《九经》全部刻完，前后历时21年。后周世宗显德二年(955)，国子监祭酒尹拙奏请兵部尚书张昭、太常卿田敏同校勘《经典释文》，刻板印行。宋代国子监的刻书规模和刻印范围，都比五代时要大得多。景德二年(1005)，距建国仅40余年，经、传、正义皆经过校勘，刻板印行。所集书籍版片10万余块。到北宋末年，正史亦由国子监全部校刻行世。南宋国子监所刻的书并非都是本监所雕，很多是本监校勘后下各地镂版。如《七经正义》、《史记》、《汉书》、《资治通鉴》诸书，都是由杭州镂版进呈。宋代国子监除主刻正经、正史外，还以医方一字差误，其害匪轻，故重要医籍也由国子监分官详校，镂版颁行。如《脉经》、《千金要方》、《千金翼方》、《补注本草》、《图经本草》等，宋代国子监都曾校刻行世。元代的中央刻书机构是兴文署和广成局，属秘书监，不属国子监，故无监本之称。明代南京、北京都设有国子监，刻书数量甚多。清代纂修校刻书籍多数在武英殿。清代国子监仅刻过极少的书。对于历代国子监所刻的书，均可著录为各时代的国子监刻本。 经厂本 经厂本专指明代经厂所刻印的书本。经厂是司礼监所属的机构，专管经书印版及印成书籍、佛经、道藏、蕃经等。经厂设掌司4员或六七员。经厂规模随着司礼监的权限及规模的扩大而扩大。洪武时内府有刊字匠150名，每二年一班；裱褙匠312名，印刷匠58名，一年一班。嘉靖十年(1531)，调整精简过内府匠役，实留12255名，著为定额。其中司礼监占有1583名。而专事书籍刻印者为：笺纸匠62名，裱褙匠293名，摺配匠189名，裁历匠80名，刷印匠134名，笔匠48名，黑墨匠77名，画匠76名，刊字匠315名。总为1274名。据极不完全统计，明代司礼监经厂前后刻印的经、史、子书、祖训、圣训，以及《四书》、《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千家诗》、《神童诗》等内书堂课本，达168种。经厂本特点是开本大，印纸精，行格疏，字体大，粗黑口，铺陈考究。但由于出自内宦之手，校勘不精，故不为学人所珍重。 内府刻本 内府刻本这个称谓很不科学，很不确切。但历代相沿，版本著录和行文中又常出现这个提法。唐代有内府之役，它是指划归五府三卫和东宫三府三卫管辖的折冲府，下设若干监，分管内廷庶务。所谓内府刻本，并不专指由内务府各监所刻的书本。实际上，历来在运用内府刻本这个称谓时，其概念都是指中央各部院衙署和内廷各部门所刻的书本。或者说是指官刻本中，属中央国家机关所刻的那一部分书。所以在使用这个称谓时要特别谨慎，凡能考出具体刻书单位者，均应具体著录，不能轻易使用内府刻本这个称谓。 藩府刻本 藩府刻本指明代各藩王府所刻印的书本。明代270余年中，皇诸子受封为王的先后共有62人。受封并且建藩者，共50人。其中有的因获罪夺爵，有的无子封除，只有28个王府与明朝相始终。它们分布在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湖广、江西等诸布政行省。 殿本 殿本专指清代武英殿所刻印的书本。武英殿在今北京故宫博物院西华门内迤北。据《宸垣识略》记载，武英殿崇阶九级，环绕御河，跨石桥三，前为门三。内殿宇二重，前贮书版。北为浴德堂，即修书处。 局本 局本指清代各省官书局所刻印的书本。清代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之后，以曾国藩创立的江南书局为起端，先后有淮南书局、苏州书局、浙江书局、崇文书局、思贤书局、江西书局、存古书局、皇华书局、福州书局、广雅书局、云南书局、山西书局等相继建立。这些官书局是清代以前历朝所没有的。在晚清的半个多世纪中，这些官书局刻印过不少书，还联合协作刻印过一些书，如五局合刻《二十四史》等。有些书校勘精审，刻印精良。像浙江官书局校刻的《二十二子》，金陵书局张文虎校刻的《史记》，就都很有名。在清末的文化事业上，起过一定推动作用。在版本著录上则分别具体称为某书局刻本。 聚珍本 聚珍本亦称聚珍版。指清乾隆时武英殿用木活字排版印刷的书本。 套印本 套印本指数种颜色套印的书本。中国传统的套印技术发展，分为两个阶段。初期阶段是在一块雕好的版片上刷上不同颜色敷印，所以称为敷彩印法。此法起于何时，很难详考。元至元六年(1340)，中兴路江陵(今湖北荆州)资福寺刻的无闻和尚《金刚经注解》，其经文及卷尾无闻和尚注经图中的灵芝等，均用朱色刷印，注文用墨色刷印。表明14世纪中叶，中国已经有了敷彩印刷的作品，而且迄今仍流存于世。 在套色印刷的启发、推动下，将这种技术继续深化，施于版画，恒版印刷技术出现了。“饾版”是将彩色画稿按不同颜色分别勾摹下来，每色刻成一小块木板，犹如饾饤，故称饾版。然后逐色依次套印或叠印，最后形成一幅完整的彩色图画。这样印出的作品颜色的深浅浓淡、阴阳向背，几与原作无异。在饾版技术兴起的同时，拱花技法也出现了。“拱花”是用凹凸两版嵌合压印，令纸面拱起花纹，使翎毛、山水凸现在纸面上，看去更富立体感，更具真实性。像胡正言的《十竹斋笺谱》、吴发祥的《萝轩变古笺谱》，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所有上述这些套印出来的书，都可称为套印本。且几色套印，就称几色套印本。惟朱墨两色套印，国家图书馆习惯上著录为“套印本”，其他各方面的人习惯上多称为“朱墨套印本”。 百衲本 百衲本，是用同一种书的不同版片拼印或用一种书的不同版本拼配起来的书本。这是个借喻性的版本称谓。衲，原义补缀。百衲，指用零星材料集成一套完整的东西。王隐《晋书》说“董威辇于市，得残缯辄为衣，号曰百衲衣”。蔡绦《铁围山丛谈》说“唐济公者号善琴，乃自聚灵材为之，曰百衲琴”。蔡君谟《画锦堂记》说“每字作一纸，裁截布列，连成碑形，谓之百衲碑”。足见“百衲”具有杂拼之义。故用同一种书的不同版片拼印，或用同一种书的不同版本拼配而成的书本，也就名为“百衲本”了。 书帕本 明代官员上任或奉旨归京，官员朋友之间例以一书一帕相馈赠，当时将这种书就称为“书帕本”。清初顾炎武《日知录》引证《金台纪闻》评论元、明刻书优劣说：“元时州县皆有学田，所入谓之学租，以供师生饩廪，余则刻书。工程浩大者，则数处合力为之，故雠校刻画颇有精者。明洪武初年，将此项学租皆收归国子学，故县学、书院缺乏余资，刻书已不精审。隆庆、万历间，承嘉靖余风，皆喜刻书。但大率刻而不校，甚或妄加删削，以之馈遗当道官员，附之一帕，故有一书一帕之称，是为书帕本。”可见书帕本是明代例行官样礼品，只注意表面装潢，不注重文字内容。 巾箱本 巾箱本，指古时开本极小可以装在巾箱里的书本。巾箱是古时装头巾的小箧。《北堂书钞》卷一百三十五“王母巾箱”条引《汉武内传》，说帝见王母巾箱中有一卷小书，盛以紫锦之囊。晋葛洪《西京杂记》后序说：“洪家遭火，书籍殆尽，惟有抄本二卷在巾箱中，常以自随，故得犹在。”《南史·齐·衡阳王均》说他“手自细书《五经》为一卷，置于巾箱中，以备遗忘。……诸王闻而争效，为巾箱《五经》”。南宋戴埴《鼠璞》说：“今之刊印小册，谓巾箱本，起于南齐衡阳王(萧均)手写《五经》置巾箱中。”可见无论是手写本书，还是刻印本书，只要是开本较小，于随身携带的巾箱小箧中能够装下，就都可以称为巾箱本。在实践上，与袖珍本概念极难区分。 袖珍本 袖珍本亦指开本较小，便于随身携带的书本。其取义，盖因其开本极小，可藏于怀袖中携带。清代内府刻书集中在武英殿进行。历年雕印经、史所用版片极多，这当中有不少裁截下来的小块木料或版片。“高宗以校镌经、史，卷帙浩繁，梨枣解材，不令遗弃，仿古人巾箱之式，刻袖珍版书。”后世将当时遵照高宗旨意，于乾隆三十年(1765)用零材短板刻成的小版框小开本的《古香斋十种》，就称为袖珍本。直到今天，对小开本书仍常以袖珍名之。 初刻本 凡第一次镌刻的书均可称为初刻本。 重刻本 重刻本是相对于原刻本而言的。凡确知一书是重刻于某本，方可称为重刻本。然其情况复杂，与初刻本相关，没有确切的把握，不能随便运用重刻本的概念。且重刻与翻刻(覆刻)意义相近，容易混淆。重刻本就是将经过校勘的底本重新雕刻，其行款版式可与原底本同，也可以不同。翻刻虽也是重刻，但翻刻则是依底本原式照翻，非但行款字数一仍其旧，甚至讳字、刻工姓氏也照样翻雕。所以在运用重刻本称谓时，一方面要注意它是重刻某本，一方面还要注意它是否为翻刻。 翻刻本 翻刻本也称覆刻本。 影刻本 影刻本是以某一版本为底本，逐叶覆纸，将原底本的边栏界行、版口鱼尾、行款字数等，毫不改变地照样描摹或双勾下来，然后将描摹好的书叶逐一上版镌雕。这样雕印出来的书，因为版样是影摹下来的，对于那个原底本来说，就称为影刻本。影刻本书多发生在影刻宋元本书上。因为宋元本书传至明末清初，已属罕见。为了保存传本，流布久远，便常常采用这种影刻的办法。由于它能保持原底本的风貌，故历来为藏书家和版本家所珍重。 重修本 重修本也称为修补本或修补版。古书版片由于多用梨、枣等硬木，故可流传使用上百年乃至几百年。其间由于屡经刷印或遭受其他灾害，又很容易造成版片的缺损，所以再要进行刷印时，对其中缺损的版片就得重新加以修补。用这种修补过的旧版片刷印的书，在版本著录中就称为“×朝××年××人刻×朝××年重修本”。经过修补的版片，因为时代、刻工、技术的不同，呈现出来的版框、版心及字体风格等，与未经修补的就不尽相同，甚至墨色也显得不同。所有这些都是比较容易鉴别的。 重修本运用在家乘、地志等书时，要特别注意其另外的含义。中国地志之书浩如烟海。每换一任或几任地方官，就常常重修一次该地的方志，载入风土民情、山川地理、物产资源、名胜古迹、建置沿革、地亩四至、先贤仕宦、历朝贡举等新内容，以便掌握该地情况，实施封建管理。但有时因初修不久，有时因财力不敷，没有必要或没有能力另纂新志时，也常常修补旧志版片，或在旧版片的相应内容下增刻新的内容。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分别著录：只是修补旧版重新刷印的，应著录“×朝××年刻××年重修本”；若是在旧版本相应内容下增刻了新的内容，就得著录为“×朝××年刻××年增修本”。在著录志书重修本和增修本时，还要特别注意志书书名前所冠的纂修时代，这是极易发生混乱的地方。就是在版本著录为“重修”或“增修”的两种情况下，其志书书名前所冠的纂修时代，都只能是原来纂修的时代。若是志书书名前已明确冠有“重修”字样，则这里的重修决非重新修补版片之义，而是此志已经重新纂修之义。 递修本 凡一书版片经过两次及两次以上修补而重新刷印出来的书本，均可称为×朝××年刻×朝××年递修本。这种递修重印的古书在现存的中国古籍中为数还不少。有名的如南宋两浙东路茶盐司所刻的《六经正义》，多数到南宋末年和元朝初年，就曾两次递修重印过。又如南宋绍兴年间蜀中眉山地区所刻的《眉山七史》，其版片元代以后递有修补。明洪武年间版片移入南京国子监，一直到正德、嘉靖、万历时，还曾修补重印。到清代顺、康、雍、乾时，这套版片还存贮于江南布政使司衙门库中，嘉庆时才毁于火。明南京国子监刻的《玉海》，其版片自正德、嘉靖以后即屡经递修。万历十六年(1588)赵用贤、康熙三十六年(1697)李振玉、乾隆三年(1738)熊木，都曾修补重印。所有这些都是典型的递修本。 朱蓝印本 朱蓝印本，是指古代书版雕完，在正式刷印之前常要试印，以检查是否有错字和着墨是否均匀，以便进行修整。这时使用的颜色常用红或蓝色，目的在于醒目，便于发现版面上的问题。此种试印的书，红颜色者，就称××刻朱印本；蓝颜色者就称××刻蓝印本。这种印本因为是新版初试，字画清晰，刀法剔透，初印精美，加上印数少，传世罕，历为版本家和藏书家所看重。 四库底本 清代乾隆年间编纂的《四库全书》，是卷帙浩繁的大丛书，共收3507种，79337卷。在开馆纂修前及整个纂修过程中，广征天下遗书，故从全国各地进献的图籍数以万计。书到北京，全都送到翰林院点收，加盖翰林院关防，以备选用。有人将这些都称为四库底本，这是不对的。确切的概念，四库底本指的是被《四库全书》收入而作为誊抄底本的那些书，而不是指进过翰林院，钤有翰林院关防，实际却未被《四库全书》录入的书。

读书到底有没有用？有什么用呢？读书真的能够改变命运吗？读书的人与不读书的人究竟有什么区别？读哪些书可以快速提升一个人的素质和能力？你买那么多书一个人读的完吗？普通人一年最多可以读多少书？如今，只要一谈到读书，周围的朋友总会林林总总提出一大堆类似上面的疑问。这些问题，有些可以很容易说清楚，而有些问题则是见仁见智，各有各的理由和说辞。很多读书的牛人，经常会在网上公布自己的年代读书计划或往年的读书总结。有些人一年读书30本、50本、100本、300本，乃至更多。于是上面的问题慢慢地就集中到一个问题上面，一个人，一个普通人，一年到底最多可以读多少本书？那么到底一个人一年可以读多少书呢？普通人一年读多少书比较合适呢？这个问题其实很难回答，毕竟是一个很个性化的问题。有些人天生就不喜欢读书，只要一拿起书本就犯困，而有些人基本没有时间阅读，例如做餐饮的小老板们，他们基本上没有时间读书，他们一天可能要工作十几个小时。而另外一些人，他们的工作、生活乃至个人成长、修养都需要通过大量读书来输入、积累知识和素材。这些人一年至少要读几十本、几百本乃至上千本各类书籍。许多人可能会质疑这些惊人的数字，怎么可能会达到这么高的程度？他们是怎么做到的，事实上，这并不奇怪 ，有例为证。例如，《快速阅读术》的作者印南敦史，每天至少要读两本书，并为其中一本撰写书评，也就是说，他一年最少可以读书700余本。台湾著名作家、阅读狂人詹宏志，家中藏书4万余册，每年买书2000本，一小时可以阅读十万余字，也就是说，一本平台的书籍，他只需要不断两小时就可以看完。。最近刚关注的一个公众号，叫“左其盛经管新书点评”，该公众号的打理人用4年左右的时间，读完超过1000本以上的书籍，几乎每篇都写了书评，做了评价。如此高产，令人咂舌。或许有些人不一定会同意我的观点：我们都是最普通不过的凡人，怎么能和他们相比呢？是的，我们当中很多人可能终其一生，也无法达成像他们那样的成就，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设定目标，追求成长。只要我们愿意，一年多读几本书总是可以的吧。通常情况下，一本书大约会有200-300页，20万字左右的样子，假如我们每天可以读完10页，一个月至少可以阅读1本书，一年就是12本，如果每天阅读30页，一年可以阅读将近40本书，这样的成就已经远远超过普通人的平均阅读量的十倍以上。就我个人来说，我是阅读爱好者，工作的原因又让我必须始终保持学习成长的能力。目前我家里的个人藏书约有1900余册，大部分粗略读过一遍，有些经典的书籍可能一直在读，比如《史记》。对我来说，时间是最大的限制，每年阅读基本保持在50-60本书，也即平均每周阅读一本书。那么究竟一个人一年阅读多少书籍比较合适呢？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影响个人阅读量和阅读效率的几个基本因素。一、个人读书的意愿是否具有强烈的读书意愿是影响个人读书数量和质量的首要因素。之所以说这个问题是一个很个性化的问题，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考量的。决定个人读书意愿强弱的因素主要有如下几个：1、个人对读书的兴趣高低和热爱程度爱因斯坦曾经说过：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对读书感兴趣，并将其作为自己的爱好，必定会极大地激发起个人读书的热情，阅读量和阅读效率也会因之大幅提高。记得我上初中的时候，同桌的大哥到香港出差，带回来一套四册的《笑傲江湖》。当时，我和很多同龄人一样，都是狂热的金庸武侠迷。大哥只给我们一周的时间读完这套书，因为他的同事们也都强烈要求阅读这套书。在我们这些小伙伴知道这个限制之前，我同桌读完这四本书，已经用去了两天多的时间。等他拿着书到学校向我们炫耀的时候，时间已经剩下不足四天，留个我们五个小伙伴的阅读时间平均不足24小时。一通剪子包袱锤之后，我赢得第一个阅读的资格，就此开始疯狂阅读模式：不听课、不写作业、不眠不休、不吃不喝，只是读书。排在后面的兄弟，做我行走，一刻不离，就等在我身边，我看完一册，他们拿走一册，但他们绝不从后面看起，要的就是悬念和读书的乐趣。还真别说，四册书在他们不停地督促下，没用20小时就完成了。现在想其来，在当时字（繁体字）都认不全的情况下，如果不是强烈的兴趣与爱好，怎么会有如此高的热情和效率。2、工作需要带来的外部压力迫使我们不断增加阅读量工作是我们谋生的工具或者成就事业的平台。因此来自工作方面的压力，会迫使我们大量阅读与工作相关的专业书籍。这类阅读要求必须做到学以致用。因此是最高效最有质量的阅读。之前，我在某中国500强企业总部做综合管理工作，曾被要求协助老板组建一个新的二级集团。说是协助，其实具体工作就是我和新组建的筹建团队在做。我的特长和专业是实体企业的大运营工作。因此要做好此项工作，还必须学习新的知识和方法。所以在此期间，我突击阅读了近20本有关战略管理、集团管控、金融投资、企业绩效等方面的书籍。通过阅读学习这些专业知识，让自己迅速成为这方面的行家里手，极大地拓宽了自己的职业途径。3、自我学习与成长的需要关注自我学习与成长，是影响一个人由被动学习向主动学习转变的关键要素。学习的主要目的是获取知识、收集信息。但是随着时间的迁移，知识会过时，信息会失效。因此，通过读书学习不断地更新自己的知识和信息，从而是自己在这个过程中获得持续成长。这将成为适应当今世界潮流的一项重要能力。通过不断阅读，特别是对某一专业领域的书籍进行系统地阅读，会极大地增强我们快速学习复杂技能的能力，而先进的复杂技能会有效地阻遏竞争，形成自己独特的竞争力，为自己走向成功、获取财富奠定良好的基础。二、阅读的基础想要做好任何事情都需要有相应的基础，阅读也不例外。想要快速的识图，就必须有设计的基础知识；想要很好阅读英文原著，就必须有足够的单词量作为基础。你能够想象一个连中国四大名著（《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都当成文言文来阅读的人，如何能够熟练地阅读先秦诸子、四书五经、二十四史等古籍？因此，要想提高自己的阅读量就必须打牢阅读的基础。1、首先解决点文字的拦路虎。读一本书，许多字都不认识，何谈阅读乐趣和阅读量，因此必须解决识字的问题。这一条不用多说，想要阅读英文原版书，足够的词汇量；想要阅读中国古籍，古汉语的字词和繁体字就是不能绕过的障碍。读初中的时候，由于朋友从香港带来的武侠小说并不全是简体中文版的，繁体字对我们的阅读造成了极大的障碍，由于狂热地喜欢金庸武侠，而当时内地很少能买得到，因此决定突击扫除繁体字的障碍。我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将一本《古汉语常用字字典》里面涉及的繁体字全部背过。虽然现在不会再用它阅读港版的武侠小说了，但是它如今带给我阅读古籍的方便，让我终生受益。2、熟知阅读领域的相关知识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对某一阅读领域的基本知识知之甚少，则会在阅读的过程中寸步难行。而这些不时出现的小障碍会迅速耗尽你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读书热情。因此，在计划要阅读的领域中，一定要提前学习相关的基础知识。而对陌生的阅读领域，建议从入门级读物，以降低阅读难度。例如，在我喜欢的古文领域中，王力老师主编的教材《古代汉语》就是必读基础读物。将这套图书（一套四册）读透了，将会极大地提高中国古籍的阅读速度和兴趣。3、学习一定的阅读技术阅读的本身就是一门技术，就是一套完整的方法论。熟练掌握一定的阅读技巧，可以极大地提升个人阅读效率和阅读质量。关于提升阅读技巧的书籍有很多。例如；《如何阅读一本书》、《如何有效阅读一本书》、《如何阅读》、《如何高效读懂一本书》、《高效阅读》、《快速阅读术》等等。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读几本。方法选择得当，会大大提高阅读的效率。当然，这些书提供的阅读方法有许多适用的条件，需要通过阅读练习来掌握并熟练运用。三、阅读的速度读书，每个人的速度都各有不同。有人一目十行，而有人则习惯于字斟句酌。阅读速度的快慢决定了单位时间内你所能看完的书籍数量。之所以将阅读的速度单独列出来，是因为提升阅读速度能够实实在在为我们节约很多的阅读时间，而时间又是最宝贵的财富。上文提高到的《高效阅读》和《快速阅读术》就是专门指导提高阅读速度的书籍，建议找来读一读。四、可用于读书的时间可用于阅读的时间直接决定了一个人一年内能够阅读书籍的数量。当我们从事的工作或者生活方式不同时，可用于阅读会有很大的差别。大学生，其身份就是专业学习的。如果愿意，这些大学生在学好必修课的同时，每年阅读50-100本书是可以做到的，因为他们有很多整块的时间和精力。另外我不建议大学生在上学期间过多地参加社会实践，而应借此大好时光多读一些书，等走上社会，就很难在静下心来专心读书；对于职场人士，基本上很难有整块的时间用来阅读。这些必须要学会充分利用碎片时间读书。如果有可能，每天下班之后，能够固定一小时的时间专门用来读书就已经非常好了。五、书籍的种类及其阅读的难易程度也是影响阅读量的关键因素阅读书籍的品类及其难易程度对阅读数量的有很大影响。一般情况下，喜欢读书的人们都会或多或少拥有自己的知识体系。而知识体系的构成也基本上就是我们日常阅读内容的构成。一个人的知识体系一般会由四个方面的知识构成。（1）个人修养类书籍。我爱好国学，平常阅读的这类书籍大部分都是国学经典，这也是提高个人素养的书籍。这类书籍读起来很慢，非常耗费时间。而且，这部分书籍基本上都是常年读，反复读。如果按阅读数量来计算的话。它们对阅读数量基本上没有什么贡献。但是也不要低估坚持的力量，我这十几年的坚持，也积累了100多本的国学典籍的阅读数量。（2）工作专业类书籍。不是所有的工作都需要大量阅读相关的专业书籍。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越来越多的工作需要你捧起书本。这些与工作有关的专业书籍大部分都很难轻松阅读，而且还要不断进行实践，将其化为提升工作效率的能力。因此，这类书籍对提升我们的阅读数量也不会有太多的贡献。作为企业高层管理者，这些年来，我一直不断研读企业管理的理论和实战类书籍，同时不断地关注企业管理的创新成果和实践，持续追踪与企管相关的畅销书，这些年积累下来也有150余册。但这类书籍有时会有时效性问题，部分书籍在当时非常好，但到了现在，基本上就已经被淘汰了，或者被更先进的模式替代。（3）生活致用类书籍这类书籍大部分都是手册性质的，放在那里备查的比较多。完全把它们读完的人少之又少。（4）休闲娱乐类书籍阅读这类书籍大多数时候都是比较轻松愉快的，因此阅读速度也非常快。由于这类书籍被读过一遍之后，通常很少有人会去阅读第二遍，因此阅读的完成率和数量都是很高的。普通人的大部分图书阅读数量基本上都来源于此。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对于我们的个人成长、工作事业和生活品质有莫大帮助的书籍，我们通常读的很少，而对我们帮助不是很大的休闲娱乐类书籍，反而耗费了我们大量宝贵的时间。阅读的品类和质量才是对我们的个人成长、事业成功和生活和谐有着重大影响的关键因素。因此，我们一年究竟可以读完多少本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在保证阅读质量和自身成长的前提下，我们还能坚持读多少书？网红作家粥左罗就曾经提出过，要提升真正读书输入的效果：1、提升输入的强度。每年阅读50文字和阅读500万字的效果是截然不同的。2、提高输入标准。不要将宝贵的时间浪费在阅读垃圾文章和书籍上面。3、提高输入效果。读完不是目的，吸收才是根本。德国作家舍费尔在他的著作《财务自由之路》中讲到：每周阅读两本书，就意味着你一年的阅读量超过100本书籍，7年就超过700本书。你不相信700本书能改变你的人生吗？

鲁迅，原名周树人，浙江绍兴人，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毛泽东主席对其评价极高。

鲁迅先生一生钟情于文学创作，其代表作品有巜呐喊》《彷徨》《朝花夕恰 》《野草》等。

鲁迅对于文学的爱好家喻户晓，爱吸纸烟（俗称旱烟），虽然这在现在人看来是个陋习，仔细想来，文学创作其是一件很苦逼的事，不得不承认，文学创作，累于身心，枯燥乏味。而在苦于创作中灵感缺失，是很烦恼的，点一只纸烟，一边沉于思考，一边激发灵感。不得不说，鲁迅先生的绝大部分作品都是在纸烟陪伴下，吸而入口，思而入心。日积月累，一部部长篇省作孕育而生。可以说吸烟是鲁迅生的众多爱好中的一种。当然，我并不提倡这爱好，但鲁迅先生爱吸烟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鲁迅先生喜欢看书，从在一些无聊的事情上浪费时间，其实他还是个业余篆刻爱好者，这其实和他的家庭渊源有关，其叔父周芹研究篆刻，受其叔父薰陶，耳濡目染，便学会了。

鲁迅先生还喜欢猜灯谜，种植花木等。可见，鲁迅先生虽不在闲事上浪费时间，但毕竟个人爱好还是挺多的。

童年时的鲁迅爱好，一是收集图书 ，二是描绣像（朝花夕拾）；三是敢于冒险（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他的第一本专属个人的图书是《 鉴略 》，他曾经渴慕、最终得到、并引发了他更大的收集书本兴趣的图书是《 24孝图 》，两本书的来历分别是 长辈馈赠 、长妈妈送的 。

鲁迅一生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思想研究、文学史研究、翻译、美术理论引进、基础科学介绍和古籍校勘与研究等多个领域具有重大贡献。

他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蜚声世界文坛，尤其在韩国、日本思想文化领域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被誉为“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

鲁迅童年时，家道中落，他的爷爷蒙受冤屈，他的父亲有病。鲁迅是家中的长子，所以很多事，需要鲁迅做。童年的生活经历对鲁迅的性格有很大的影响。

使得鲁迅具有强烈的责任意识，因为家里他是长子，里里外外就得帮着大人为家里做贡献。使得他在磨练中变得更加克制自己。鲁迅小时候亲身经历了许多事情。他父亲有病，鲁迅常常替父亲抓药，耽误很多时间，所以有一段时间上学迟到，于是鲁迅就在书桌上刻了一个”早”字，据说鲁迅就变得更加克制，以后很少迟到。

使他变得十分冷静和富于同情心。鲁迅的家族本来一个大家庭很富裕，可是后来变得衰落困苦，这不仅使得鲁迅变得很坚强，而且看到了很多的世态炎凉，使得鲁迅养成了爱憎分明的性格。他过早的体谅到了生活的艰辛。鲁迅生活一直比较简朴，他从不铺张浪费。也与此有关。鲁迅变得十分深刻。他过早的思索人生，思索社会，所以以后鲁迅先生写了很多深刻的文章，一针见血，入木三分，这与他小时候的遭遇有很大关系。

鲁迅先生一生非常珍惜时间，但与此同时，他却从不把进行各种有益的文化活动，培养多方面的爱好和情趣看作是浪费时间。恰恰相反，他以此丰富生活，增长知识，拓宽视野，养护身心。鲁迅先生的第一个业余爱好是篆刻。他虽刻印不多，却具备了较深的艺术功底。少年时代，因叔父周芹候研究篆刻，耳濡目染，他便学会了刻印的本领。1899年，鲁迅在南京读书时，就曾刻过“戎马书生”、“文章误我”、“夏剑生”等印章。在鲁迅的著作中，《蜕龛印存(代)》是鲁迅论述篆刻的唯一的珍贵资料，也是我国印学宝库中难得的理论之作。

其次，鲁迅先生喜欢猜谜语。孩提时，鲁迅先生的祖母常教他猜谜语，事隔30年后，他还在《长命灯》里，把儿时的猜谜乐事生动有趣地描绘了一番。鲁迅还常幽默地用“谜语”写信、题书名和做笔名，在他用过的一百多个笔名里，用“谜语”起的也不少，如“华圉”是隐“当时中国(华)是个大监狱(圉)”之意。

除了上述两个爱好之外，鲁迅先生还非常喜欢种花木。鲁迅先生一生喜爱花木。少年时，鲁迅就读了不少有关花木的书籍，如《花镜》、《兰惠同心录》、《广群芳谱》等。中年时，鲁迅最爱丁香花和木槿花。1923年，鲁迅居住在北京西三条胡同一个四合院，就种了好几株白色和紫色的丁香花。1924年秋天，鲁迅在西安讲学时，下榻处窗外有一丛盛开的白木槿花。晚年，鲁迅定居在上海大陆新村9号时，还特地在前院种上了夹竹桃、石榴、紫荆、桃花等花木。

鲁迅先生还有一个爱好是看戏文。他从小特别爱看绍兴戏。有一次，他还在民间演的一个戏中自告奋勇地扮演了一个角色。1924年夏赴西安讲课时，他专程去看古老剧种秦腔的演出。晚年定居上海后，鲁迅在繁忙的写作之余，最大的娱乐就是观剧、看**。他不仅看，且多有评论。

习武功也是鲁迅先生的业余爱好之一。鲁迅先生留学日本时，习、练过柔道等武功，回国后在绍兴府中学堂执教。一次夜行，经过一处荒凉的坟地，忽见一惨白的形同鬼魅的东西在前挡道，鲁迅赶上前去，飞起一脚，直踢得那家伙踉跄倒地，爬起来后赶忙抱头鼠窜，原来是一个装神弄鬼的盗墓贼。

鲁迅先生还有一个业余爱好是养金鱼。有一次，内山完造先生赠送了10尾金鱼给他，他特地买来一只素白的金鱼缸，和夫人许广平一同兴致盎然地铺沙、灌水，植种好碧绿的水草，小心翼翼地把金鱼放进去。鲁迅先生很熟悉金鱼的生活习性，顾虑到缸面的水苔太密，会影响鱼呼吸氧气，他常常暂时搁下手中笔，仔细地将这些东西清除。每每看着金鱼们在碧绿的水草掩映之下，快活地游来游去，他严肃的面孔就浮现出一丝丝笑意。　

1、《论语》：《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语录结集，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编写而成，至战国前期成书。全书共20篇492章，以语录体为主，叙事体为辅，主要记录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

2、《中庸》：儒家论述人生修养境界的一部道德哲学专著，是中国古代儒家经典之一，原是《礼记》第三十一篇，相传为战国时期子思所作。其内容肯定“中庸”是道德行为的最高标准，把“诚”看成是世界的本体，认为“至诚”则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并提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学习过程和认识方法。宋代从《礼记》中抽出，与《大学》《论语》《孟子》合为“四书”。

3、《孟子》：《四书 》之一。战国中期孟子及其弟子万章、公孙丑等著，为孟子、孟子弟子所作。最早见于赵岐《孟子题辞》：“此书，孟子之所作也，故总谓之《孟子》”。

4、《大学》是一篇论述儒家修身治国平天下思想的散文，原是《小戴礼记》第四十二篇，相传为曾子所作，实为秦汉时儒家作品，是一部中国古代讨论教育理论的重要著作。经北宋程颢、程颐竭力尊崇，南宋朱熹又作《大学章句》，最终和《中庸》、《论语》、《孟子》并称“四书”。宋、元以后，《大学》成为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对中国古代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5、《三字经》：中国的传统启蒙教材。在中国古代经典当中，《三字经》是最浅显易懂的读本之一。《三字经》取材典范，包括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学、历史、哲学、天文地理、人伦义理、忠孝节义等等，而核心思想又包括了“仁，义，诚，敬，孝。”背诵《三字经》的同时，就了解了常识、传统国学及历史故事，以及故事内涵中的做人做事道理。

书籍是记录文字的载体，但必须是有了文字才能产生书籍，而文字一定要记录在一定的载体之上。我国最早发现的文字是甲骨文，这些文字记录在动物的龟甲、兽骨上。这些龟甲、兽骨算不上书籍，只能说是最早的“纸张”。但龟甲和兽骨不可能像纸张那样连接，只能是以堆放的形式进行阅读，包括后来出现在青铜、玉石、陶器上的文字，都算不上书籍的装帧。直到出现在竹木简上刻字，书籍的装帧艺术才崭露头角。

1 简策装──最古老装帧的形式

造纸术发明之前，我国古人将文字书写在长条形状的木片和竹片上，木片称为“木简”，竹片称为“竹简”。最初人们只是阅读单个“简”，后来为了方便阅读和保管，将“简”按顺序用绳子编连起来，这种装帧形式被称为简策装。

简策就是编简成策的意思，“简”就是竹简或木简，“策”就是“册”的假借字。简策装就是用不同类型的绳子（如丝绳、麻绳或皮绳）在简的上、下两端无字之处打孔编连。古人编简成策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单绳串连，另一种是两道绳乃至四道绳的编连。编完一篇内容为一件，称为策，也称简策。策与册意思相同，用丝绳编的叫丝编，用皮绳编的叫韦编。编简成策之后，从尾简朝前卷起，装入布套，阅读时展开即卷首。

编简成策、编连卷收的制作技术，极其深远地影响了后世书籍的装帧技术。简策装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书籍装帧形制，流行于商朝和周朝时期，后来逐渐被纸本书所代替。

2 卷轴装——使用最久的装订形式

21 帛书卷子装

帛书又名缯书，是我国古代写在白色绢帛上的文书。帛书和简书一个是用竹简，一个是用绢帛，由于材料不同，成书装帧形式也有差异，既有折叠，也有卷子。

关于帛书的形式，古籍中还未见到详细的记载。《后汉书襄楷传》中说：“顺帝时，琅邪宫崇诣阙，上其师干吉于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皆缥白素、朱介、青首、朱目，号《太平清领书》。”缥素，即以淡青色的素作质料；朱介，以红色作界行；青首，以青色作卷首；朱目，以红色书写标题。又唐徐坚《初学记》卷二一载：“古者以缣帛，依书长短，随事裁之。”这说明帛书的长短是依内容长短来决定的。

在长沙马王堆发现的帛书中，的确存在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