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活动起源于人类参与社会生活和人类自身身心发展的需要，原始教育和现代教育相比，有以下特点：目的一致，教育权利平等;以生活经验为教育内容，包容多种方面;教育手段局限于言传身教;男女教育有区别;教育没有专门的场所和专职人员。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远古时期教育的原始性。

　夏

　　夏是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其学校有明确的文字记载，但没有直接的证据。教育主要针对战士，特别注重习射，培养武士。教育的内容包括军事教育、宗教教育、人伦道德教育。

　　商

　　商朝时期，学校有古籍记载，且有文物实证。当时已经有成熟的文字比如甲骨文、陶文、金文。大学、小学、国学、乡学，有不同的分类。教育的内容集中在思想政治教育、礼乐教育、书数教育上。从甲骨卜辞来看商朝，已有真正意义上的学校，学校已有一定的规模且奴隶主贵族对学校教育很重视。

　　西周

　　西周时期，经济上实行奴隶主贵族的土地国有制，政治上实行以宗法制为基础的分封制度，思想意识上由重鬼神逐渐变为重人事。这些，决定了统治者对教育极为重视和高度垄断。西周的学校设置分为两类：1、按行政级别分为国学和乡学，国学是设在王都的中央学校，专为奴隶主贵族子弟设立。乡学设在国都郊外的六乡即地方学校 ，一般为奴隶主和部分庶民子弟设立。2、按入学年龄分为小学和大学。因等级不同，小学和大学教育开始的时间不同，王侯太子8岁即可接受小学教育，公卿太子10岁或13岁、普通学生则必须满15岁。小学教育学习年限为7年，在此期间主要学习道德行为准则与社会生活知识技能。太子15岁接受大学教育，公卿和平民需满20岁，大学教育学习年限为9年。

　　西周特别重视道德教育，以“明人伦”为核心。学生在学校学习六艺：礼(政治伦理)乐(综合艺术)射(射箭)御(驾车)书(书写)数(计算)。

　　西周的家庭教育可从以下文字中，窥得一斑：“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直女俞婉，男鞶革，女鞶丝。六年，教之数与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处入门户及即席饮食，必后长者，始教之让。九年，教之数日。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学书记，……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听从。”意思为：婴儿在自己能吃东西的时候，要教他用右手进食。在开始学说话的时候，先要教会他怎让应答大人的招呼，男孩应声要直，女孩应声婉。男孩要佩革制衣带，女孩要佩丝制衣带。孩子六岁，教他数数，并教认识东西南北中的方位。七岁，男孩和女孩便不能坐在一张席子上了，也不共用一份食具。八岁，开始进行礼让训练。出入门户和吃东西时，都要让年龄长者先于己。九岁，要教儿童学习计算日期。除教用自然数排列年代、日期外，还要学习中国古代特用的天干地支相配法。十岁，男孩外出上学，学习书写和计算，也可以不再住在内室了。女孩子十岁不再出闺门，由保姆或母亲教女德女工。学理麻、抽丝。

国学的核心典籍

一、国学的核心经典

国学的核心经典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意识思想——儒家经典，而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十三经”。

发展演变：十三经是由先秦的六经、西汉的五经逐渐发展而来的，最终形成于南宋。先秦，六经：《易》、《诗》、《书》、《礼》、《乐》、《春秋》；汉朝，五经：以《易》、《诗》、《书》、《礼》、《春秋》为“五经”，立于学官。唐朝，九经：唐朝时，《春秋》分为“三传”，即《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礼经》分为“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这六部书再加上《易》、《书》、《诗》，并称为“九经”，也立于学官，用于开科取士。晚唐，十二经：唐文宗开成年间，在国子学刻石，内容除了“九经”之外，还加上了《论语》、《尔雅》、《孝经》。五代，十一经：五代十国时后蜀国主孟昶刻“十一经”，收入《孟子》，而排除《孝经》、《尔雅》。南宋，十三经：正式形成于南宋时《孟子》正式成为“经”，和《论语》、《尔雅》、《孝经》一起，加上原来的“九经”，构成“十三经”。

至此，儒家的十三部文献确立了它的经典地位。清乾隆时期，镌刻《十三经》经文于石，阮元又合刻《十三经注疏》，从此，“十三经”之称及其在儒学典籍中的尊崇地位更加深入人心。清孔尚任《桃花扇·逮社》：“你看十三经、廿一史、九流三教、诸子百家、腐烂时文、新奇小说，上下充箱盈架，高低列肆连楼。”清昭连《啸亭续录·石经》：“雍正中，有生员蒋衡字湘帆者善书法，立志书十三经，十余年乃成。”（参阅清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八；清钱泰吉《曝5书杂记》卷上）

《十三经》的内容极为宽博：

《周易》是占卜之书，其外层神秘，而内蕴的哲理至深至弘。

《尚书》是上古历史文件汇编，主要内容为君王的文告和君臣谈话记录。

《诗经》是西周初至春秋中期的诗歌集，内分“风”、“雅”、“颂”三部分，“风”为土风歌谣，“雅”为西周王畿的正声雅乐，“颂”为上层社会宗庙祭祀的舞曲歌辞。

《周礼》主要汇集周王室官制和战国时期各国制度。

《仪礼》主要记载春秋战国时代的礼制。

《礼记》是秦汉以前有关各种礼仪的论著汇编。

《春秋》三传是围绕《春秋》经形成的著作，《左传》重在史事的陈述，《公羊传》、《谷梁传》重在论议。

《论语》是孔子及其门徒的言行录。

《孝经》为论述封建孝道的专著。

《孟子》专载孟子的言论、思想和行迹。

《尔雅》训解词义，诠释名物，经学家多据以解经。

儒家文化在封建时代居于主导地位，“十三经”作为儒家文化的经典，其地位之尊崇，影响之深广，是其他任何典籍所无法比拟的。最高统治者不但从中寻找治国平天下的方针大计，而且对臣民思想的规范、伦理道德的确立、民风民俗的导向，无一不依从儒家经典。儒家经典施于社会的影响无时不在、无处不在。

二、《十三经注疏》

“十三经”各注释版本中，以清代学者阮元主持校刻的《十三经注疏》最为完善，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参考资料，是文史研究工作者经常要查检的书。十三经注疏清代由阮元主持校刻的一部，号称善本，但卷帙浩繁，不便查检。原世界书局将阮刻本缩印为两巨册，使用较方便。

《周易正义》，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尚书正义》，魏·王肃伪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等正义。

《毛诗正义》，汉·毛亨传、郑玄笺、唐·孔颖达等正义。

《周礼注疏》，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

《仪礼注疏》，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

《礼记正义》，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春秋左氏传正义》，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春秋公羊传注疏》，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

《春秋谷梁传注疏》，晋·范宁注、唐·杨士勋疏。

《论语注疏》，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

《孝经注疏》，唐玄宗注、宋·邢昺疏。

《尔雅注疏》，晋·郭璞注、宋·邢昺疏。

《孟子注疏》，汉·赵岐注、宋·孙奭疏。

《十三经》是儒家文化的基本著作，就传统观念而言，《易》、《诗》、《书》、《礼》、《春秋》谓之“经”。《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属于《春秋经》之“传”。《礼记》、《孝经》、《论语》、《孟子》均为“记”。《尔雅》则是汉代经师的训诂之作。这十三种文献，当以“经”的地位最高，“传”、“记”次之，《尔雅》又次之。十三种儒家文献取得“经”的地位，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南宋宿儒朱熹以《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并列，形成了今天人们所熟知的《四书》，并为官方所认可。

三、十三经简介

（一）《周易》

原称《易》，又称《易经》，是古人卜卦用的书。周朝统治者习惯用蓍草来占卜吉凶。称为占筮。占卜时根据蓍草茎数量的奇、偶，排成各种卦，再参照占筮书的记述，判断出吉凶。《周易》就是这类占筮书的一种。

《周易》中用“”和“”两个最基本的符号代表阳和阴，分别称为阳爻、阴爻。把和叠列三层，可以形成八种组合形式，叫做八卦，又称经卦。即乾，坤，震，巽，坎，离，艮，兑。为了记住这八卦的符号，古人总结了顺口溜：

乾三连，坤三断

震仰盂，艮覆碗

离中虚，坎中满

兑上缺，巽下断

这八卦的每一卦代表一种物象，一种事物，如乾为天，坤为地，震为雷，巽为风，坎为水，离为火，艮为山，兑为泽。对于每一卦象的含义还可以进一步引申，例如乾既代表天，又可以代表国君、朝廷、君子、男人、刚健、阳气等，而坤除了代表地外，还可以代表臣子、女人、柔弱、阴气等。用八卦的卦象两两重7叠，又能组合成六十四卦，称为别卦。在《周易》中，对于每一卦以及卦中的各爻，都有阐述其意义的解说，这就是卦辞和爻辞，它们是《周易》的正文部分。

《周易》的作者和著作时代是怎样的？《周易》的起源为河图、洛书。传说远古时代，黄河出现了背上画有图形的龙马，洛水出现了背上有文字的灵龟，圣人依此制定出八卦。到了殷商末年，周文王把八卦演为六十四卦，春秋时期，圣人孔子为之作《易传》十文，即《十翼》。可见《周易》是不同时期由不同的人写成的。班固《汉书·艺文志》有“人更三圣，世历三古”的说法。就是说：《周易》的成书，经历了上古、中古、下古三个时代，由伏羲、文王、孔子三个圣人完成。古代曾有伏羲氏、神农氏推演八卦的说法，那只是传说，并不可信。近代学者们根据卦辞、爻辞记载的一些历史材料，比较有把握地推断这部书是西周初年的作品，但具体的作者仍然难以判断。

现今传世的《周易》中，还包括解释经文的传，称为十翼。十翼是由《彖传》上下、《文言》、《系辞》上下、《说卦》、《序卦》、《象》上下、《杂卦》等十部分组成的。十翼的作者并非一人，而且也不是作于同一时代。据研究，《彖传》写作最早，似在春秋、战国交替之际，其余的则是战国至西汉初年的作品了。这十翼对《周易》的解释未必都能符合经文的原意，因此不能完全依赖它们去理解《周易》的正文。

《周易》本是一部占卜算卦的书，但是书中在讲到阴阳二者之间的矛盾变化时，也反映了古人的某些朴素辩证法的观点。到了汉朝，《周易》被尊为六经之首，人们认为它包含了其他各经最根本的道理。汉朝在国家学校中教授《周易》的博士就有施、孟、梁丘三家；此外，民间还有大约十家，它们都属于不同的流派。20世纪70年代，在长沙马王堆汉墓中曾经出土帛书《周易》的残本。它同今天流行的《周易》相比，虽然六十四卦的卦名全都相同，但是卦的次序却很不一样。汉朝的学者们大多以象数之学来讲解《周易》，也就是依据形象和数量来推测自然界的变化对社会政治的影响，因此《周易》常常成为他们预言灾异的工具。三国时期，王弼改变了大谈象数的风气。他注释《周易》主要是借机阐发自己的哲学思想。王弼在注中糅合了《老子》、《庄子》的道家学说，为魏晋时期的“玄学”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在古代有大量解说《周易》的著作，除了一部分涉及古代哲学思想的以外，还有许多是宣扬封建迷信的，必须注意把它们区分开来。

（二）《尚书》

原来仅称为《书》，是中国夏、商、周时代一些政治文献和传说资料的汇编，其中也包括某些追述更古时代的史事记录，因此它属于政治书。春秋以后，《书》被儒家学者们尊奉为经典，称之为《书经》。自汉朝开始，又称它为《尚书》。“尚”即是“上”，“尚书”就是指上古时代的史书。

最初《尚书》中保存的历史文献是很多的。至西汉初年，由山东人伏生传授下来的《尚书》只有28篇了。这部《尚书》是用汉代通行的隶书文字抄写的，所以汉朝人称它为“今文尚书”。传授今文《尚书》的学者们常常利用阴阳五行的观点阐发他们的迷信思想，形成了《尚书》的今文经学派，并且由朝廷立为博士官。西汉中期以后，又多次发现先秦时期用古文字体抄写的《尚书》，人们称之为“古文尚书”。它比今文《尚书》多16篇。东汉学者贾逵、马融、郑玄等人对古文《尚书》做了大量的注释工作。他们多从名物制度、文字训诂等角度来解释经文，形成了《尚书》的古文经学派。在汉朝，古文《尚书》未被朝廷所承认，没有能立于学官，以致西晋以后它全部散失，现今只能看到它的篇目名称了。东晋时期，豫章内史梅赜向朝廷贡献了一部《尚书》，共58篇。梅赜根据一些散佚的《尚书》文字，编撰成所谓古文《尚书》25篇，后人称之为“伪古文尚书”。梅赜同时又吸收了原来今文《尚书》的28篇（但被离析为33篇了），共凑成58篇。这就是现今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尚书》，它实际上是由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两部分合成的。此外，梅赜还贡献出一部《尚书孔氏传》，十三卷，说是西汉经学家孔安国解释《尚书》之作。这部书后来经清朝学者们考定，实系后人伪造，于是称它为伪《孔安国尚书传》，但也收入《十三经注疏》之中了。

（三）《诗经》

最初只称为《诗》，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春秋时期被儒家学者尊奉为经，以后称为《诗经》。书中收入了上起西周初年（公元前11世纪）下至春秋中叶（前6世纪）约五百年间的诗歌，保存到现在的作品共305篇。这些诗分为《风》、《雅》、《颂》三大类。《风》是十五个国家和地区的民歌，其中有揭露、斥责统治者的残暴压迫，也有对庶民的爱情、劳动等社会生活的歌颂。《雅》又分为《大雅》和《小雅》。《大雅》主要是颂扬周统治者的文治武功，其中有许多内容是涉及周初及“宣王中兴”等有价值的史料。《小雅》多是西周后期和东周初期的作品，内容以反映王室统治危机的政治诗为主。《颂》主要是统治者敬神祭祖的庙堂颂歌。需要指出的是，《风》、《雅》、《颂》三部分在内9容上不是截然分清的，它们也有混杂交错的情况。这三部分的区别，除了在内容上各有侧重外，还有音乐方面的不同。一般地说，十五国《风》要配以具有地方特色的民间乐曲歌唱；《雅》大多是用西周都城镐京（今陕西西安市西）一带乐调谱曲的；《颂》的配乐表现出庄重、肃穆的特点。

古代传说周王朝有定时派人到民间搜集诗歌的做法，叫做“采诗”。这大约就是《诗经》的最早来源。在周朝上层社会的政治活动中，人们常常借用《诗》的一章或一两句来委婉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所以孔子曾经告诫他的儿子伯鱼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不学《诗》便无法和人交谈。

《诗经》传至汉代，有齐、鲁、韩、毛四家。其中前三家都属于今文诗学，西汉时得到朝廷的承认，立于学官，各设了博士官并教授门徒。今文诗学至魏晋以后逐渐衰亡。毛《诗》相传为西汉初年毛亨、毛苌所传授，属于古文诗学。现今传世的是毛《诗》，共311篇，其中有6篇仅存名而无诗文。《诗经》中记载了许多周人早期的开发活动和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因此它不仅作为文学巨著对中国两千多年的文学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对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也具有极为重要的史料价值。

（四）《仪礼》

原来只叫《礼》，汉朝时又称它为《士礼》、《礼经》，到了晋代才称为《仪礼》。

讲究各种典礼仪式是儒家学说的重要内容。儒家希望通过“礼”来区分人们的贵贱尊卑地位、维护封建等级制度，《仪礼》就是详细记载古代各种礼仪的书。传说此书是周公所作，但缺少根据。《史记》等书则认为它出于孔子之手。现代学者一般认为，《仪礼》成书约在东周时期，不过书中记载的各种典礼仪式，应该在成书以前就存在了。孔子很注重采辑、整理各国礼仪，他把演习礼仪作为自己教学的重要内容，甚至在他游说列国的路途中，也坚持与弟子们在大树下演习礼仪。

现今传世的《仪礼》包括：士冠礼、昏（婚）礼、士相见礼、乡饮酒礼、聘礼、觐礼、丧服、士丧礼等，共17篇。它们记载了周朝统治阶级的加冠、婚丧、交际、敬老、宴饮、外交、觐见、祭祀等各种礼仪。西汉初年，由鲁高堂生传授下来的《士礼》即今《仪礼》17篇，至西汉中期分为戴德（大戴）、戴圣（小戴）、庆普三家礼学，它们都属于今文经学派，朝廷也设立了博士官。1959年在甘肃省武威发现了汉代抄在简上的《礼》多篇，为我们校定今本《仪礼》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本子。另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又有《礼古经》56篇，是汉武帝时发现的古文《礼经》，其中有17篇与今文的《仪礼》内容基本相同。至于另外的39篇，汉代称为《逸礼》，早已失传。

（五）《礼记》

先秦时期，儒家学者们在传习《仪礼》的同时，也传授一些有关的参考资料。这些资料可以进一步解释、补充《仪礼》经文，阐发其经义，人们称之为“记”。当时这种《记》很多，作者也只一两个人。至西汉时期，礼学家们也都各自选取一些《记》作为讲授《仪礼》的辅助教材。这些《记》流传到东汉中期，只剩下了两种：一种是相传为戴德选辑的85篇本的“大戴礼”；另一种是相传为戴圣选辑的49篇本，称为“小戴礼”。东汉学者郑玄为其中的49篇本作了注解，从而使它的影响越来越大，由原来从属于《仪礼》的地位转变为独立成书，人们称它为《礼记》。在唐代，《礼记》更被列为九经之一，它与《仪礼》、《周礼》鼎足而三，称为“三礼”。

《礼记》是一部儒家关于各种礼仪的论著、杂说汇编。它的内容庞杂，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方面：有专为说明《仪礼》的，如《冠义》，《昏义》、《乡饮酒义》等篇；有杂记丧服、丧事的，如《檀弓》、《丧大记》、《问丧》等篇；有记述各种礼节、礼制和守则的，如《投壶》、《礼器》、《明堂位》、《曲礼》、《内则》等篇；有记述孔子言论的（其中许多是假托孔子之名来阐发儒家的言论），如《仲尼燕居》、《孔子闲居》等篇；有比较系统地论述儒家某一思想的论文，如《礼运》、《学记》等篇。此外还有一篇属于授时颁政的《月令》，记述了夏历一年十二月的时令及有关的事物。《礼记》中有些篇章如《大学》、《中庸》等，谈及儒家关于如何修养道德、为人处世的哲学伦理观念，被后世理学家编入《四书》中，加以大力宣扬。《礼记》中还有《学记》、《乐记》两篇，从理论上对教育、音乐作了精辟的论述，至今仍可资借鉴。

《仪礼》仅仅记载了一些礼仪制度，而《礼记》则更多地论述了这些典礼制度的意义、作用，从理论上阐述了战国末期至秦汉时期儒家的“礼治”思想。《礼记》对于封建统治者强化思想文化统治、利用封建礼教束缚人们的思想、言行，可以产生更为深刻的影响，因此它越来越受到历代封建统治者的重视，在儒家经典著作中的地位也不断地上升。

（六）《周礼》

原名《周官》，西汉末年，学者刘歆将它改名为《周礼》。这是一部记载政治制度的书。

关于《周礼》的成书，过去古文经学家认为是周公所作，今文经学家则指斥为刘歆所伪造。现在一般学者都认为这部书是战国时期的儒家学者搜集了周王室的官制以及春秋时各国政治制度，并根据儒家的政治理想加以增减排比而成的汇编。据《汉书》河间献王本传记载，汉景帝时，河间献王搜集到流散在民间的古本《周官》，才使此书为世人所知。因为这部书是古文经，所以长期遭到古代今文经学家的诋毁。

《周礼》记有三百多种所谓周朝的职官，并对其所司职务作了介绍，其中也涉及周代的一些典章制度。全书共由《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等六大部分组成。书中的《冬官司空》早已佚失，西汉时以先秦古籍《考工记》补入。《周礼》一书对后世的政治有较大影响，诸如西汉末年的王莽改制、南北朝时期的宇文泰改革官制以及宋代的王安石变法等政治改革，都曾以《周礼》为号召，试图以此为依据。

近代学者曾以周代铜器铭文所记职官对照《周礼》的官制进行考查，找出一些不相符合之处，以此证明《周礼》系战国人所杜撰，并非是周朝政治制度的如实纪录。然而《周礼》中记述的另外一些制度，又确实在周代实行过，这可以从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那里得到证实。因此，这部书至今仍然受到人们的重视。《周礼》是我们研究周代典章制度的重要文献资料。

（七）《春秋》及其三传

“春秋”曾经作为东周各国史书的通称，同时也是春秋时期鲁国史书的专称。现存的《春秋》一书记述了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共244年间的鲁国历史。这是目前我国最早的一部编年史书。据记载，孔子曾对《春秋》进行了修订、整理，并且把它列为六经之一，作为教授学生历史知识的重要教科书。相传孔子在修订《春秋》时，曾经运用一些隐微的言辞，暗喻、示意某种深远的意义，后世儒家学者们把孔子这种文笔曲折而意含褒贬的所谓“春秋笔法”称为“微言大义”。例如《春秋》经于鲁隐公元年下说“郑伯克段于鄢”。《左传》对此则解释说，由于共叔段的表现违背了做弟弟的伦常，所以《春秋》经不用“弟”字称呼他；这一事件如同两个国君之间争权，所以用“克”字；又由于共叔段的失败是因郑庄公蓄意逼迫造成的，所以经文不称郑庄公的谥号，而用“郑伯”，以批评他对弟弟有失教诲。不过我们今天看来，《春秋》经的这种“微言大义”被古人过分渲染、夸大了。

古代为《春秋》经作的传，流传至今有三部，即《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和《春秋谷梁传》。《春秋》经本来有自己的单行本，后来按照编年次序，人们把它同各种传文合并起来，先列经文，后述传文。经文对史事介绍十分简短、概括，所以后世学者都要配合传文加以研读。

《春秋左氏传》又称《左氏春秋》或《左传》。旧传作者为春秋时的左丘明，近代学者们根据《左传》中所述史事，认为它当成书于战国初年。《左传》编年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终于鲁悼公四年（前464年），比《春秋》经多出17年；《左传》所记史事更延至鲁悼公十四年（前454年），比《春秋》经晚27年。

《左传》以叙事为主，书中用大量史实补充、说明了《春秋》经，有时也订正《春秋》经的某些错误。因此《左传》有助于我们了解《春秋》经的那些概括、简略的记载，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古代史料，加之它叙事生动流畅，成为中国古代著名的史学和文学著作。

《左传》成书于战国时期，本是用战国时的古文字写成的，因此在汉代它属于古文经传，而且长时期只在民间传授，未能被朝廷立于学官。《春秋公羊传》也称《公羊春秋》或《公羊传》，《春秋谷梁传》也称《谷梁春秋》或《谷梁传》。它们的编年都与《春秋》经一样。古代学者曾经认为《公羊传》和《谷梁传》分别为战国时的学者公羊高和谷梁赤所撰写，并且二人同受学于孔子的学生子夏。但是这种说法缺乏足够的根据。可以肯定的是，二书在战国时仅是口传心授，直到西汉初年才用隶书字体写成定本，因此它们都有属于今文经传。

《公羊传》和《谷梁传》的内容都有着重于解释《春秋》经文，很少述说史事，所以它们不是史书，只是儒家后学们以自己的主观臆测来阐释《春秋》“微言大义”的著作。《公羊传》、《谷梁传》二书的作者是要把所谓孔子的“春秋笔法”点破、说明，让人明了其中的意义。不过，实际上这两部书的内容冗长空洞，所讲的“大义”也未必符合《春秋》的原旨。同《左传》相比，这两部书没有给我们提供新的史料，也谈不上文学价值。不过汉代及以后历代的今文经学家常常利用它们来发挥自己的政治观点，把它们作为议论时事的理论根据，因此这两部儒家经传、特别是《公羊传》，在中国古代经学史、思想史上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八）《论语》

这是孔子弟子及其再传弟子关于孔子和他的少数弟子的言语行事的记录，其成书在战国初期。《论语》在西汉时还只作为经书的辅翼，被看作是传、记一类的著作。直到东汉时，才作为正式经书列入“七经”之中。

孔子名丘、字仲尼（前551—前479年），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也是春秋末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一生的学术活动以及他创立的儒家学说，对于传播和发展中国古代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论语》是研究孔子思想和儒家早期学说的最基本的依据，也是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教育史、文化史的重要文献。

《论语》一书传到汉朝时，已有三种不同的本子，即今文本的《鲁论》、《齐论》以及古文本的《古论》。现今传世的《论语》，是东汉学者郑玄参照上述各种本子整理而成的，共20篇。汉代以后，《论语》成为读书人的必读之书。南宋时，理学家朱熹把《论语》同《孟子》、《中庸》、《大学》合为《四书》，并为之作集注，使《论语》在宣扬封建礼教方面，处于更加突出的地位。

（九）《孟子》

这是一部记录孟轲言论行事、包括他和当时人及门人弟子们相互问答的谈话记录。《孟子》一书主要是由孟轲的门人万章、公孙丑二人所记，大约孟轲本人也亲自进行过润色。书中记载了孟子的政治活动、政治学说以及他的哲学、伦理、教育等思想。

孟子名轲，字子舆（约前372—前289年），是战国时期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曾受业于孔子之孙子思的门人。在封建社会，孟子被认为是孔子学说的继承者，他发展了孔子的儒家思想，在儒家哲学中形成了一个理论体系。孟子在政治上提倡“民贵君轻”思想，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他主张恢复古代的井田制度以及宣扬人性善等思想，则反映了他的好古、唯心观点。

在汉代，《孟子》同《论语》一样，仅被当作“传”、“记”一类著作。直到宋代，《孟子》才由理学家们作为经书列入“十三经”。南宋朱熹把它编入《四书》，并为之作集注，更加深了它在封建文人中的影响。《孟了》现今只存七篇。相传另有“外书”四篇，早已佚失，今本“外书”系明人伪作。

（十）《孝经》

今本《孝经》仅1799字，分为十八章，基本内容是儒家倡导的封建孝道，宣扬“孝，德之本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等说教。虽然《孝经》通篇提倡行孝，但也由讲孝进而劝“忠”，主张孝子对待国君应该忠贞不贰。因此历代封建统治者对于《孝经》十分重视，要求所有的读书人都必须熟读它，特别是汉代，是读书人第一部必读的书。

《孝经》在内容上，有许多地方抄袭了《左传》、《孟子》、《荀子》等书，有时是撮取其大意加以复述，加上书中某些方面内容陈腐、文字粗陋的缺点，因此它有明显的局限性。

关于《孝经》的作者，历来有“孔子”、“曾子”、“孟子门人”等多种说法，但都不足信，不过认为总是孔门后学所作，当不致有误。《孝经》成书于战国末期，东汉时被列为“七经”之一。汉代曾有古文《孝经》，南北朝时已亡佚。

（十一）《尔雅》

这是一部古代训诂知识的汇编，即对古代经典中的词语进行解释的书。所以《尔雅》是考证词义和古代名物的重要资料，后世经学家常常用它来解说儒家经义。

《尔雅》共十九篇。前三篇《释诂》、《释言》、《释训》为一般词语的解释，其余则按各种名物分类解释，如《释亲》、《释器》、《释山》、《释草》、《释鸟》、《释畜》等等。关于《尔雅》的作者，旧说或认为周公所著，或指为孔子及其弟子所作，也有人以为出于汉代儒生之手。这些说法都缺乏足够的证据。据近世学者们的研究，《尔雅》一书并非一人一时之作，它是缀辑多家训诂材料汇编而成的。《尔雅》大约在战国时期初具规模，后来又经过汉初学者们增补润色，最后才成为今本的样子。

1、《论语》：《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语录结集，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编写而成，至战国前期成书。全书共20篇492章，以语录体为主，叙事体为辅，主要记录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

2、《中庸》：儒家论述人生修养境界的一部道德哲学专著，是中国古代儒家经典之一，原是《礼记》第三十一篇，相传为战国时期子思所作。其内容肯定“中庸”是道德行为的最高标准，把“诚”看成是世界的本体，认为“至诚”则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并提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学习过程和认识方法。宋代从《礼记》中抽出，与《大学》《论语》《孟子》合为“四书”。

3、《孟子》：《四书 》之一。战国中期孟子及其弟子万章、公孙丑等著，为孟子、孟子弟子所作。最早见于赵岐《孟子题辞》：“此书，孟子之所作也，故总谓之《孟子》”。

4、《大学》是一篇论述儒家修身治国平天下思想的散文，原是《小戴礼记》第四十二篇，相传为曾子所作，实为秦汉时儒家作品，是一部中国古代讨论教育理论的重要著作。经北宋程颢、程颐竭力尊崇，南宋朱熹又作《大学章句》，最终和《中庸》、《论语》、《孟子》并称“四书”。宋、元以后，《大学》成为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对中国古代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5、《三字经》：中国的传统启蒙教材。在中国古代经典当中，《三字经》是最浅显易懂的读本之一。《三字经》取材典范，包括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学、历史、哲学、天文地理、人伦义理、忠孝节义等等，而核心思想又包括了“仁，义，诚，敬，孝。”背诵《三字经》的同时，就了解了常识、传统国学及历史故事，以及故事内涵中的做人做事道理。

商朝称学校为序，周朝称学校为庠。

古往今来，学校有“校、序、庠、学、国子监”等名称；夏称“校”，商称“序”，周称“庠”，都是民间办学的性质；庠序指古代的地方学校，后也泛称学校或教育事业。

在中国古代，学校被称为庠、序、学、校、塾等。“庠”作为古代学校的名称，古籍中不仅有很多记载，而且各有解读。如《礼记》：“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郑玄注：“上庠，右学，大学也，在西郊。下庠，左学，小学也，在国中王宫之东。”

庠和序的联系

“庠”“序”两字本意都是古代的学校，商代的学校叫做庠，周代的学校叫做序，两个字从造字六法来说都属于会意字，字体结构比较类似，区别在于广字头下的羊与予字的区别，结合两代的社会实际就不难理解，商代崇拜鬼神，巫祭盛行，主祭的多为贵族；

所以贵族从小就要学习祭祀礼仪，羊是非常重要的祭祀动物（基本上无论哪种祭祀，羊都作为祭品出现）“广”字屋顶下摆放着“羊”不就是在教授祭祀礼仪吗。

至于周代有了系统的教育典籍（周礼，礼记）贵族学习不仅限于祭祀了，予字通假子字，上古时期也可能混用（古称“予”和“小子”都是我的意思）子在古汉语中有孩子，未成年男性的意思，小男孩在屋顶下学习，学习的地方就是学校了，这也是“序”的意思。

要说影响战国历史走向的人，除了诸侯、变法名臣、名将之外，大概还得算上周游列国游说的纵横家们吧。如果说纵横家中最出名的是张仪和苏秦，那么显得最神秘又最厉害的，当属张仪苏秦二人的老师，鬼谷子。

说他神秘，是因为他的生平事迹不可考，但关于他的传说却多如牛毛。有人说他是神仙，和黄帝同时代，活了一千多岁，但这种说法大家听听就算了，呵呵哒。也有人说他生于春秋战国之交，主要活动年代属战国时期，这倒是和史记中所说张仪苏秦“俱事鬼谷先生”相吻合。

关于鬼谷子的真实姓名，一直很难考证，就连这个人是否真实存在也是争议不断。晋代以前的说法是，此人以隐居地的地名为号，所以被称作鬼谷子。从晋代一直到宋代，才慢慢出现了记载着鬼谷子姓名的文献，说鬼谷子姓王，名誗或训，又或者诩等等，不一而足。但这些记录鬼谷子姓名的古籍也多是《神仙传》、《太平广记》之类的志怪小说，不足为信。

生产力的发展、私有财产的形成、原始社会的解体，为过渡到奴隶制社会准备了条件。

夏启打破了前代传承的禅让制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

奴隶制历经夏、商、西周、春秋，持续了约1600年。

为了适应奴隶主贵族垄断政权、培养子弟成为统治人才的需要，设置了教育机构，形成了学校制度。

这个制度可以概括为公式、政教合一、官师不分的学习。

延续三代的学校教育制度都在发展，而西周的学校教育制度比较完善，有小学、大学学习阶段之分，有乡学、国学的联系，其教育特点是六艺教育，体现了当时文化发展的成果。

西周教育制度可以作为三代教育的典型。

到了奴隶制解体的春秋时代，官学衰落，私学兴起，产生了思想流派，出现了法家、道家、儒家的先驱，宣扬各自的主张。

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在政治上主张改良，试图利用教育的力量改造社会。

他提出了一系列教育主张，形成了教育思想体系，奠定了中国古代教育理论基础，流传了两千多年，成为中华教育传统的主流，也是世界宝贵的教育遗产。

由于社会生产的发展，私有财产的形成，发生了阶级分化，原始社会开始解体，逐渐向奴隶社会过渡。

到了夏代，终于进入了奴隶社会。

在奴隶社会里，奴隶主阶级占有社会物质生产资料，在政治上居于支配地位，成为脱离生产劳动的工人。

奴隶主为了将年轻人培养成强有力的统治者，需要组织特殊的教育培训，教育逐渐成为独立的社会活动，学校教育是主要形式。

在社会阶级分化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离的基础上，奴隶主阶级脱离了生产劳动，垄断了以传授文化知识为主要内容的学校教育。

被统治的奴隶阶级只能接受生产劳动教育和统治者的社会教化。

教育分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社会的进步。

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476年是我国奴隶制社会时期，其发展可分为四个阶段。 夏代，从前2070年到前1600年，第一个奴隶制国家经历了470多年，是奴隶制的初期。 商代，前1600年至前1046年，历经554年左右，为奴隶制发展时期西周，前1046年至前771年，约276年为奴隶制全盛时期； 春秋，前770年至前476年，近三百年是奴隶制走向崩溃的时期。

奴隶社会的教育，本质上是为奴隶制的政治、经济服务，并适应其需要。

因此，奴隶社会教育的发展变化也相应地经历了四个阶段，表现出不同阶段的特点。

根据历史传说，夏朝部落首领禹在他统治时期，为废除推举的禅让制实行传子世袭制铺平了道路。

其子夏启获得政权，建军建城，对外掠夺，开始向内镇压平民和奴隶，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

夏直接统治的是以伊洛为主的黄河两岸地区，夏政权涉及的范围包括参与联盟的各部落，北起长城以南地区，南至长江中下游，东至沿海，西至陕西中部渭河中下游，纵横千余公里，是当时疆域最大的国家。

在奴隶社会的井田制度下，农业发展到人工灌溉的百谷栽培，手工业也发展到可以制造出多种纹样的陶器和青铜器，这些都表明生产达到了一定的水平。

在这种经济基础上，统治者建立以国王为中心的国家行政管理机构，从而维护奴隶主的统治。

由于需要在经济上扩大交流范围，在政治上实施政令，给文字带来了新的发展。

山东出土夏朝历史文物，莒县陵阳河出土的4个灰陶壶分别刻有图像文字，2个刻有工具象形文字，2个刻有工具象形文字。

据文字学家分析，这两个字有联系，后一个字上部似日形，中间似云形，下部似有五峰的山形，寓意山云，初山阳光照射下的朝旦明景象是一个原始的“旦”字，会意

这表明当时已经有由三个旁组成的复写字。

由此可见，夏代的文字发展相当快。

夏代已经进入有文字记载的文明时代。

先秦典籍《左传》、《国语》等书引用《夏书》的材料，如《左传昭公十七年》所记载，“故《夏书》曰辰不聚房，瞿奏鼓、吕夫驰

这是日食的最初记录，表明已经有夏代的书。

《礼记礼运》说孔丘曾去杞作历史调查获得《夏时》，在春秋末期还可以看到《夏时》这一有关夏代天文历的书籍，这再次证明夏代有文字记载。

文字是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它可以记录人类的思想活动，积累知识经验，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将知识传递给下一代。

文字是教育的重要手段，促使教育发生质的变化。

掌握文字的是贵族中的文化人，只有少数贵族子弟借文字接受教育。

教育工作是国家的重要事务，由国家机关中六卿政务官之一的司徒主管教化。

关于夏代学校的设置，古籍中有一些记载。

《礼记明堂位》 :“序，夏后氏序也。

”《王制》 :“夏后氏的养国比东序古老，养庶比西序古老。

”《古今图书集成学校部》 :“夏后氏以东序为大学，西序为小学。

”这些古书都提到夏代有一所叫“序”的学校。

其性质，古人已经探索过了。

《孟子滕文公上》 :“序者，射也。

“序”最初是教“射”的地方，后来发展成为奴隶主贵族的一切公共活动，如议政、祭祀、养老的地方，也是奴隶主贵族教育子女的地方。

所以，教育不是独立纯粹的教育机构，教育只是其重要功能之一。

据说不仅每个国家都有学校，地方上也有学校。

《孟子滕文公上》《夏玉学校》，《学校者，教也》。

《说文》 :“从学校，树上，搭话。

“原义是以木囚，也就是木材为围栏，作为养马的地方。

后来利用这个宽敞的地方进行军事训练，把它变成习武的地方。

“学校”是一所乡学，《史记儒林传》中公孙弘与太常臧、博士平进行三代讨论时表示：“乡有教，夏玉学校。

”宋朱熹灌《孟子》，指出“学校”是乡学。

夏代学校教育的目的、内容都与夏政权的性质有直接关系。

贵族为了巩固和扩大奴隶制统治，必须镇压部落奴隶的反抗，同时征伐其他部落。

因此，军队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夏朝为政尚武，实际上是“武人”专政。

为了适应这种政治需要，教育的目的是把本阶级成员及其后代培养成能善战的武士。

在教育内容方面，统治者重视军事训练。

在当时，弓箭是重要的武器，是教练的主要项目，所以《文献通考学校考》说：“夏后氏是射造师。

“习射是军事教育的重点。

此外，还有使用其他武器的教练。

在河南偃师二里的夏文化遗址中发现了青铜戈、钹、刀。

这些铜武器的使用，也是当时教练的内容。

教育内容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宗教教育。

《礼记表记》说：“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远之。

”的宗教教育以尊敬天尊祖为主。

人伦道德教育也是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

据《孟子滕文公上》报道，古代学校有共同的任务，被指出“人人都很优秀”。

朱熹说：“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妻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这个人伟大的伦也。

厦序学校，都只是把这个弄清楚了。

”

总之，在奴隶社会初期，国家把教育事务作为行政管理的重要任务之一，司徒负责管理教化。

教育机关和政治行政机关结合起来，既有国家的学校，也有地方的学校，等级开始上升。

教育为政治服务，教育目的是培养奴隶主贵族武士，教育内容重视军事训练。

二商代教育

商王朝是1600年前就统治着黄河中下游广大地区的奴隶制国家。

商的历史已有文字记载，仍有许多出土文物供研究。

后期王都殷遗址(今河南安阳小屯村一带)出土了大量3000多年前的甲骨文和青铜器。

这些文物反映了当时的政治活动和社会生活状况，充分表明商代已经是文明的奴隶制国家。

商王作为奴隶主的总代表，名义上占有所有的土地和奴隶。

他把土地和奴隶分为侯甸邦伯(各地诸侯)、百僚庶尹(百官和管理员)等奴隶主贵族。

奴隶来源于战争俘虏，被认为是比牛马更便宜的财产，实行强迫劳动。

农业是最重要的生产部门，大量奴隶从事耕作。

手工业也进一步发展，有织麻、制陶、制铜等手工业。

司母戊大鼎重875公斤，是铜制造技术发展的标志。

在农业、手工业发展的条件下，交换活动也发展了。

在商王统治下，由奴隶主贵族组成国家管理机构，组织军队，制定刑法，对人民实行暴力统治。

商奴隶主贵族已经形成了强烈的宗教意识。

《礼记表记》“殷人尊神，领民事神，先以鬼礼之。

“敬鬼神，是为了求福免灾。

他们极端崇拜祖先，认为祖先是至高无上的存在，支配着自然界和人类的祸福，在天上祝福子孙。

那时，无论大小，人们都要占卜，祈求上帝的旨意。

与鬼神有关的神职被称为“巫”，之后进一步分工为祝、宗、卜、史等专职人员。

他们根据需要掌握一定的政治、历史、天文、历法、医药等知识技术，由史官负责制定政策命令、记录国家大事、管理政策令典等，是当时的文化人。

这些专业都与宗教有关，敬奉鬼神成为商代文化思想的特征。

(一)商代有成熟的文字作为教育工具

随着经济的日益发展和社会政治生活的日益复杂，商代文字也在发展，基本达到成熟阶段。

从安阳出土的16万多甲骨文来看，卜辞记录160多万字，据1965年出版的《甲骨文编》统计，所用字达4672字。

被识别的字，根据熟练的《古文字类编》，变成了1072字。

商代的文字中也有陶器上的陶文、青铜器上的金文、玉石上的文字。

象形、会意、指事、形声、假借等造字几个原则已经具备，并普遍使用。 这是文字发展达到成熟的标志。

写字的工具是裁纸刀和毛笔，卜辞有“”的形状，手里拿着笔就是“笔”字。

在一些甲骨和陶器上，可以看到用毛笔书写的朱墨笔迹。

有成熟的文字和合适的书写工具，便于撰写系统的文章。

文字用于描述社会政治经济活动，已经出现了分量很大的典籍。

《尚书多士》“惟殷先人，有典据。

“册”的原字“”是用索带把甲骨和竹片编成串的象形。

这证明商代已有文字记载的典籍。

文字是教育的工具，典籍是教育的重要材料。

(二)商代学校

甲骨卜辞大多与教育有关，可以了解当时学校教育的情况。

贵族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重视年轻一代的教育，把子弟送到学校接受教育。

“壬子卜、弗、酒小学？ ”的甲骨卜辞。 意思是：在壬子日进行占卜，问问神，王子为了入学，能否喝酒祭祖求福。 这表明贵族很重视教育下一代，入学时会占卜、设酒祭祖。

有对贵族子弟集中进行教育的地方。

这个专用的地方离居住区有一定的距离。

有甲骨卜辞说，“丙子卜、贞、多子其()”是过渡的分体字，义与“去”相同。

或“，延也。

“不间断”的意思(学、版(假托反过来，和“回去”一样)不是大雨吗？ 丙子日进行占卜，贞求问神，意思是孩子们去学校，回来的时候会不会遇到大雨。 担心大雨会影响孩子们回家，这表明学校和居民区有一定程度的距离。

由于商朝的教育设施比较完善，邻近的诸侯国也派子弟去游学。

一位甲骨卜辞说：“丁酉，你用许多儿童大臣的教诲告诫他吗？ ”。 也就是说，指的是周围的邻国，表示邻国向殷派遣子弟游学。

甲骨文中也有关于学校名称的记载，发现有“大学”和“庙”等名称。

根据《小屯南地甲骨》第六十片卜辞，“太可惜了？ 王惟癸？ 好的？ 祖丁丹？ 在厅旦？ 在大学？ ”根据专家的考试发布，是指捕捉祖先的仪式。

卜辞说，先问是否举行这个祭礼，再问举行祭礼的最佳日子是癸日还是甲日，最后再问举行祭礼的地点。

列举的地点有祖丁神坛、宗庙中庭神坛、大学。

这一记述证明商代确实成立了大学，大学也是祭祀场所之一。

甲骨文的研究证实了古籍中关于商代学校的记载是可靠的。

《礼记明堂位》 :“殷人以右学为大学，左学为小学，乐于瞿宗。

”《礼记王制》 :“殷人养国比右学老，养庶人比左学老。

“郑玄注： “右学、大学、西郊； 在左学、小学、国家王宫的东边。

“根据这些记载，有大学，有小学，有瞿宗。

甲骨卜辞证实了大学相对于小学，既有大学也有小学。

右学和瞿宗，都是大学的性质，实际上是同一机构的不同名称。

古人西为右，殷人尚西，大学设在西郊，又称右学。

瞿宗是商代大学的名字。

当时，大学很重视乐教，乐教教师也是乐师。

乐师在学校里把老师作为乐祖供奉，大学也成为乐师的宗庙，所以被称为瞿宗。

瞿宗当时是贵族子弟学习礼乐的学校。

由于有大学小学或右学左学之分，商代已根据年龄提出了不同的教育要求，说明实际划分了教育阶段。

商代不仅在王都有大小学，地方上也有学校。

《孟子滕文公上》《殷玉序》，朱熹注：“序以习射为义，皆乡学也。

”《汉书儒林传序》 :“殷曰庠。

“庠”是虞舜时期教育机构名称的继承，利用养老活动，达到对青年一代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的目的，“老而民兴孝，小而长而民兴悌。

”可以起到推进孝敬父母教育的效果。

“序”是对夏教机关名称的继承，序以习射为义，保留了军事体育训练的内容。 奴隶主贵族很重视军事，“序”不再只是一个习射的地方。

为了巩固统治，统治者强调思想品德修养，礼乐教育也成为其基本内容。

(三)商代教育内容

商代学校由国家管理，接受教育是奴隶主阶级的特权，旨在培养尊神重孝、勇敢善战的未来统治者。

商代学校进行多方面的教育训练，思想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是最重要的两个方面。

1 思想政治教育

奴隶主贵族为了加强统治的需要，大力提倡宗教迷信，把本族祖先作为至高无上的神，尊神和孝祖实际上是一回事。

“孝”成为奴隶主贵族最强调的基本道德规范，遵守孝道才能继承王位，不遵守孝道就要受到政治制裁。

据《尚书太甲》记载，太甲不守丧礼，被认为是违反孝德的行为，贵族们把他驱逐到梧桐那里反省，他悔改后，接他回政。

尹今后向他说“奉先思孝”，遵守祖先的一切训诫，不忘祖先的恩德，才是孝。

“孝”是一种社会道德规范，是思想教育的中心内容，文字中体现的是“孝”至“教”字。

甲骨文的“教”字多为“”，左半部的“”即“孝”字，“子曲伏于父”，右为“”，象征手持木棍。

教育的内容和方法从“教”字可以想象出来，当时是在棍棒体罚的威胁下，教新一代“孝”。

孔丘曾经说过：“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生也。

“这也概括了商代的教育实际。

把“孝”作为思想教育的中心内容，是奴隶主教育的重要特征。

学习统治经验是未来统治者所必需的，基本途径是学习先王典籍，了解先王的成就，继承其政治经验，以加强传宗接代，巩固统治意识。

属于这样的典籍的是《尚书盘庚》。

记录了盘庚迁都殷的历史事件。

商王对群臣和万民分别发表训词，第一篇讲述群臣，再三进行政治劝诱； 第二篇对万民说话，严厉威逼； 第三篇是迁殷后对群臣的话，劝其不要怀念故都。

新一代通过学习这些典籍，可以具体了解如何对每个阶级采取不同的政策和手段。

2 军事教育

奴隶主阶级通过其军事武力维持统治。

商王为了排除外邦人的入侵，同时也为了扩张自己的领土，掠夺财物和奴隶，不断向外邦人出兵。

战争是往常的事情，用兵的规模有时多达3万人，动员面很广。

奴隶主贵族都要成为大小头目和武士，具有战斗能力，这需要经过一定的军事训练。

当时的战争车辆战争，车兵是中坚力量。

《诗鲁颂宫》郑笺写道：“上古“战车之法，左者拿弓，右者拿枪，中者御之。

“贵族成员可以当车兵。

车兵使用很多武器，但以弓箭为主，射箭是军事教练的重要内容。

坦克是由马来拉的，武士必须学会操纵车马。

学校有射御的教育活动，有时进行比赛和演习，验证教练的效果。

3 礼乐教育

殷人们相信鬼神，经常举行祭祀活动。 这样的活动需要相应的礼仪和音乐。

贵族青年只有接受礼乐教育后，才能参加这样的活动。

在礼乐教育中，乐教尤为重要，“乐造士”是殷人教育的特点。

《诗商颂那》 :“庸鼓有，万舞有游戏，我有嘉客，亦非夷怿。

这是供奉在温泉上的赞歌，描绘了祭礼盛行的场面。 其中提到了敲“庸”的钟，跳“万”的舞。

音乐的教学范围广泛，有歌诗、奏乐、舞蹈等。

在乐教中也渗透了军事教育的要求，前面引用的卜辞是“丁酉时，其训诫有很多大臣的教诲吗？ ”。 据专家介绍，“戒”字就像人拿起戈物，有拿着戈物警戒和拿着戈物跳舞两种意思。

在学校教“戒”，可能兼具习武和习乐两方面的内容。

4 数量教育

在社会生活中使用文字，识字是教育的要求。

而且，读和写相结合地进行，写字需要经过长期的练习。 这是一种教育方法。

甲骨中多见习字骨片，用笔画简单、常用的生肖文字进行练习。

学习写作要经过示范、示范和练习的过程。

有甲骨片，上面有五行字，从甲子到癸酉反复刻有十根干支。 经过仔细比较，发现其中一行字刻得很漂亮，而其他四行字歪七扭八的，中间夹有两三个工整的字，颇有违和感。

郭沫若分析说，那一行漂亮的字是教师刻的字，其他四行是学生练习，其中夹有几个工整的字可能是教师亲手刻的。

这是商代教学的实际物证，反映了当时文字课程的学习情况。

商代的数学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提高。

天文历法的改进，对数学的发展提出了新的需求。

商代在数学上已采用十进制，甲骨文中已有一至十、百、千、万等数字，最大的数字是三万，说明商代的数量观念比较完善。

数量计算是学校教育的内容之一，旨在帮助贵族子弟适应自己生活范围内各方面计算的需要。

总之，处于奴隶制发展阶段的商代，贵族教育也得到了发展。

殷墟甲骨的挖掘，证明商代文字已经成熟，成为有效的教育工具。

按年龄划分教育阶段，是建立不同层次教育组织的依据，多方面的教育内容已具备“六艺教育”的形态。

商代教育是重要的历史遗产，西周在这一历史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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瞽宗的具体解释是什么呢，我们通过以下几个方面为您介绍：

一、词语解释点此查看计划详细内容

殷代乐人的宗庙和学校。

二、引证解释

⒈殷学校名。后借指最高学府。引《周礼·春官·大司乐》：“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则以为乐祖，祭於瞽宗。”《礼记·明堂位》：“瞽宗，殷学也；_宫，周学也。”《陈书·沉不害传》：“成均自斯坠业，瞽宗於是不_。”清赵翼《读王予中先生＜白田存稿＞敬书于后》诗：“生膺蒲轮徵，殁入瞽宗祀。”章炳麟《检论·争教》：“且夫辽氏以降，其在边皆习彀骑，以武怒击杀为故，而不事文教，其卒犹北面於瞽宗之序。”

关于瞽宗的诗句

知音无瞽宗瞽宗彻音乐忆昔微官玷瞽宗

关于瞽宗的成语

盲瞽之言瞽旷之耳自瞽自聩开宗明义狂瞽之言瞽言萏议发瞽披聋毁宗夷族

关于瞽宗的词语

瞽言萏议毁宗夷族开宗明义发瞽振聋两瞽相扶不祧之宗盲瞽之言瞽旷之耳瞽言妄举瞽言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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