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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由于时代、地域，刻书者、刻版形体及印刷技术的不同，产生了许多型式各异的刻本。从时代上区别的有唐、五代、宋、金、元、明、清、民国刻本；因地域不同，有浙本（浙江地区刻本）、闽本（福建地区刻本，因以建宁府建安、建阳两县为中心，故又称建本）、蜀本（四川地区刻本）、平水本（山西平水刻本）等，具体又分为杭州本、越州本、婺州本、衢州本、潭州本、赣州本、池州本、建阳本、麻沙本等；按照书籍刻印的主体又分为官刻本（我国古代政府各机关雕版印行的书籍）、家刻本、坊刻本（指一般书商刻印的书），官刻本因所刻单位不同分监本、经厂本、藩府本、书院本以及各种名称的刻本，比如宋有崇文院本、秘书监本、茶盐司本、安抚使本、转运使本、仓台本、计台本、漕院本、公使库本、郡斋本、太医局本等。

坊刻和家刻都是私人刻书；从刻版形体上来区别的有大字本、小字本、书帕本、黑口本、白口本、十行本、八行本、影刻本（又称影刊，其方法是先照原书影摹，然后在版上雕）、巾箱本（版本较小的古书，巾箱是古时装头巾的小策；因该书型特小可装在巾箱里，极便携带，故名）等；从印刷技术上区别的有写刻、朱墨印、几色套印等，因版印技术不同,有墨印本、朱印本、蓝印本、套印本等不同称谓。

因版刻印的早晚不同，有初刻本、覆刻本、影刻本、初印本、后印本、重修本、递修本等不同称谓。按书籍流通情况又有通行本、旧刻本、残本、善本、孤本等分别。刻本的出现和流通对保存、传播祖国文化遗产起了极大作用。

中国现存最早的铜活字印本书是《宋诸臣奏议》。铜活字出现在明孝宗弘治初年(1488年)。弘治三年无锡会通馆华燧用铜活字首先印了此书。相传铜活字就是华燧所创制。《宋诸臣奏议》150卷，共印50册。因为是初次试印，印刷技术不甚高明。

现存铜活字最早的印本是明弘治三年（1490年）江苏无锡华燧以铜活字印成的《会通馆印正宋诸臣奏议》50册。清代的金属活字印刷主要是铜活字。雍正四年至六年（1726－1728年），清内务府用25万个铜活字排印了1万卷的大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1840年后，铜活字印刷由政府转向坊肆。最让人称道的是林春祺的铜活字——“福田书海”，其规模和数量，在亚洲都是无与匹敌的。

清代，福州成为全省书业中心。南后街有20多家书坊，形成文化一条街。这其中就有林春祺的一份功劳。林春祺，号怡斋，福清龙田人。生于清嘉庆十二年（1807年）。林春祺在《诗本音》卷末说：“……春祺世籍本古闽福清之龙田……”

林春祺早年曾随父亲宦游河南、广东，并在苏、杭读书，并常与“名公大人”相交。为了实现其祖父的夙愿，在他18岁时，捐资兴工刻造铜活字。历经千辛万苦，用了21年时间，花费20万两白银，终于在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完成正楷体大小铜活字40多万个，几近武英殿铜活字的两倍。林春祺因此成为当时造铜活字最多、耗资最大、造字时间最长的人。他把铜活字命名为“福田书海”，以告世人自己是福清人。“福”意即“福清”，“田”意即“龙田”。

林春祺用这批铜活字印刷了《军中医方备要》、《音学五书》（顾炎武著）、《诗本音》、《音论》、《水陆攻守战略秘书》等书。由于“福田书海”古今字体齐全，楷书隽美，字画精巧，印刷清晰，备受推崇。

　　历史上曾出现过各种不同材料铸成的活宁，以这些活字印成书，就是活字本。不同活字本之间的区分是根据它们所用的不同材料。据文献记载，金属活宁曾有铜、锡、铅，非金属的有术、瓷，泥等等。

铅活字现在最普遍，这百多年间印的书都是铅印的。但是有许多人一直以为，现代印刷用的活字，是19世纪时，西洋传教士飘洋过海带到中国来的。其实事实并非如此。

从文献上看，我国明朝弘治末年就已铸铅为字。清道光问的文献也记载有人一直铸铜、铅为活字用来印书。但可惜的是，没有实物留传下来，只见于文献记载。

锡活字据文献记载，大约在宋末元初，即有人铸锡为活字用来印书。但由于那时没有生产出好的油墨配合，所以常常将书印坏。明代也有锡活字的有关记载。到了近代，大约是道光时，有个美国人叫卫三畏，据他记载，广东佛山有位姓唐的人，铸造锡活字用来印**。后来又印了一部大书，即元代史学家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一共一百二十大册。卫三畏与姓唐的人有来往，还得到他的一些锡活字，所记应该是可靠的。但此书不知何处有藏，也属实物未见。

瓷活字古人写作“磁”，这种用瓷活字排印的书，实物现在所知也只有两种。铸字的人是位山东人，叫做徐志定，雍正元年中过举，还做过知县。康熙末年他造了瓷活字，用来印了同乡张尔歧的两部书，一部《周易说略》，一部《蒿庵闲话》。前者藏中国书店，后者藏北京图书馆。前者无锡图书馆也藏有一部。

泥活字的有关记载，最早见于沈括的《梦溪笔谈》卷十八，文中详细记下了宋代毕升如何铸造泥活字并用来印书。但此后文献上就很少有关泥活字的记载。一直到了清道光十年，苏州人李瑶在杭州借钱印书，书名是《南疆绎史勘本》，只印了八十部。此书封页背后有“仿宋胶泥板印法”一行文字，凡例中也说明这书是按照毕升活字法排版造成。第二年，李瑶又用泥活字印了一部他自己编辑的书，《校补金石例四种》。

差不多与李瑶同时，有安徽泾县人翟金生造泥活字，他用泥活字印成的书有《泥板试印初稿》，薄薄只有六十四页一小册。又印有黄爵滋的诗集《仙屏书屋初集》五册，还印有《水东翟氏宗谱》。这三种书流传到了今天，但极其稀见，谁有一部，可称宝中之宝。总而言之，这些活字版，不是未见实物就是实物稀少。传到今天还有较多实物的活字本，主要是铜活字和木活字。

铜活字印书始于明代华燧的会通馆。大概是弘治三年，他首次用铜活字印成《宋诸臣奏议》五十册，印的质量较差，第一次，也难免。但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铜活字印本。他先后大约印了十四种书，每本书的中缝下端印着“会通馆活字铜板印”。华燧的叔父华理，用铜活字印过陆游的《渭南文集》和《剑南续稿》。华燧的侄子华坚也用铜活字印书，华坚所印的书，每卷卷末都有“锡山兰雪堂华坚活字铜板印”。

与华氏齐名也差不多同时的，有个叫安国的富商，他比华氏家族更富有，也喜欢用铜活字印书，一共印了九种。其中《正德东光县志》是现存国内惟一用铜活字印的方志。安国的堂号叫桂坡馆，所印成的书质量较高，校勘也精。明代铜板，以华氏、安氏两家最著名，可算做****。其余各地用铜活字印书还有不少，如常州印有《艺文类聚》，苏州五云溪馆印《玉台新咏》，版心上方有“五云溪馆活字”，南京张氏印有《开源天宝遗事》，卷首有“建业张氏铜板印行”，浙江印《诸葛孔明丛书》，福建芝城印《墨子》，白纸蓝印，卷八末页有“嘉靖三十一年岁次壬子季夏之吉芝城铜板印”，福建游榕印《太平御览》，有“宋板校正，闽游氏铜板活字印一百部”。可见当时以铜板印书蔚然成风。可惜好景不长，不久便风流云散，成了一现的昙花。

关于其中的原因，人们一般只泛泛而谈。比如说铜活字当时未能制作字模，即字范，一字一刻既费工又费时，且价格昂贵，不是富豪经营不了，又讲活字易看不易存、排版又易错乱等等。但是具体到明末这段时间，就没人讲得清。在这里我可以介绍一个人的很有见解的观点。他是我国著名的藏书家赵远方先生。他藏书的质和量都很高，高得连康生都知道，于是借“文革”之机让红卫兵抄了他的家，将他的不少东西归为已有。“文革”后，他的书辗转都到了北京图书馆入善本部收藏。善本部主任李致忠先生曾在《书品》杂志上撰文讲到过赵先生的藏书。《文献》1985年第1期《跋北图藏金刻本南丰曾子固先生集》一文中提到的金刻本，就是赵先生捐的。而且赵先生搜罗明铜活字本很有名，黄裳说，是北方最有名的此类书的藏家。明铜活字本他收集了有十九种，不说一网打尽，也八九不离十了。他于1952年将其中的十七种捐给了北图，自己留下了万历铜活字本包大炣著《越吟》和弘治、正德间铜活字本《杜审言集》。《杜审言集》有赵先生朱笔手跋三通，其后跋即论明铜活字印书兴盛之因。跋云：“凡铸铜活字，用铜必多，非富家不办。明初铸钱尚不继，何有于活字。其时商贾富家，旧者已破，新者未兴，亦无若大资力也。至弘、正之间，商力渐充，海上交易亦盛，而产铜日旺，故嘉靖初曾补铸九朝之钱，足征铜富。活字之兴，恰在其时，固有由也。阙后征榷日繁，铜产更减，万历矿税苛政，安、华二家其能免乎故木活字代之而起也。即一活字之兴衰，亦可见上下之争矣。清代乾隆毁铜活字，亦此故也。无悔题。”无悔是赵先生的号，其书斋亦号“无悔斋”。我觉得赵先生论明铜活字兴衰的见解十分精当。

清代的铜活字书不多，官刻的有康熙末年内府用铜活字排印的《星历考原》、《数理精蕴》、《律吕正义》几部有关天文、数学、音乐的书。而最著名的，是雍正年间排印的《古今图书集成》。此书共一万卷，完成于雍正四年，又一说为六十六部。每部五百二十五函，共五千二十册，分开化纸和黄纸两种印本。书印好后，除赏给皇亲贵戚和权臣势要，以及赐给修《四库全书》时进呈图书超过五百部的藏书家每人一部外，库存就差不多光了。整部传到今天，极为罕见。不过我倒见过一部，是中国书店收的。后来给了中医学院。此书清末同文书局用石印法印过一些，曾用来颁赐各国使臣。所以，常有外国图书馆认为他们那里收藏了铜活字的《古今图书集成》，其实都是石印的。中国书店除了有那套全的，还有不少零本的铜活字《古今图书集成》，在二十世纪九十年初卖过，二百元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