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人广泛分布在南方，广东梅州、惠阳、河源，江西、四川和广西都有客家人。“客家”并没有体现出地域的名称，那客家人是什么族的人？

　　其实，客家人就是汉族的其中一个民系。

　　客家人广泛分布于南方，主要分布在广东梅州、河源、惠阳，江西省、四川省与广西省。客家话不仅在上述的地方使用，东南亚部分地区也使用客家话进行交流。

　　对于“客家”称呼的由来，众所纷纭。相对比较好理解的解释是，从字面意理解，“客家”是“外来移民”的意思。因为客家人从秦始皇时期起，就多次进行迁徙。

　　其中，发生过6次大规模南迁。

　　第一次是秦始皇时期南迁。秦始皇同一国家后，派兵50万人驻守五岭，后来秦朝灭亡，留在南方的两批驻兵就是第一批客家人。

　　第二次是西晋末期永嘉之乱和东晋五胡乱华时期，中原人为了躲避战乱，南迁福建、广东和江西。这些南迁的百姓就是第二批客家人。

　　第三次大规模南迁是唐末黄巢起义时期。由于中唐安史之乱，中原地区饱受战乱纷扰，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后来加上唐末，已有大批中原人南迁。此时，客家话形成萌芽。

　　第四次是宋室南渡及宋朝末期，客家人参加文天祥的抗元运动，由于运动失败，被南下元军讨伐，客家人一路往南逃到海南。

　　第五次是明末清初时期，满人入侵中原，中原人往南迁徙，由于福建、广东和江西的人口激增，这一批客家人便进入四川、湖南、广西、台湾以及粤中和粤西等地。

　　第六次是太平天国时期，客家人大规模南迁。太平天国运动主要由客家人组成，后来太平天国运动失败，遭到清政府追杀，逃到香港、澳门、厦门与海口等地，有点去往新加坡、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和南北美洲。这次的大迁徙，客家人迁徙到了世界的各个地区，并在后来分布开来。

　　客家话由于经历多次迁徙，形成了独树一帜的风俗文化。客家文化被称为古汉文化的活化石，客家话是古汉语的活化石，在客家话中，保留了大量的文言文。这对于古代文化和古代汉语的研究起重要的作用。

客家人之源，传统的观点认为是在河洛，所谓河洛，指的是黄河、洛河。广义上的河洛就是黄河中游、洛河流域这一广阔的区域。狭义的河洛就是洛阳。“根在河洛”的依据有三:①家谱记载，很多客家族谱都记载先祖居住于河洛。②泰山石敢当的传说。③客家文言;是一种官话，很象中州的河南话。根在河洛并不是指所有客家都出自河洛，其范围应包括黄河以南、长江以北、汉水流域以东、淮河以西的中原旧地，其核心在河洛

所谓客家人，是指原籍为河南地区的中原汉族，在东晋战乱时南迁，开始成为具有“特殊身份”的一群居民，更在后来的几次迁徙行动中，逐渐形成今天具有独特风貌的客家民系。客家民系是中华汉民族的一个支系。客家人最为明显的特征是讲客家话，客家语系是汉民族八大方言之一。

历史上，客家人有五次大南迁，时延1500年的记载。

第一次的大迁徙是在公元317—879年间，东晋怀帝妥朝时，由于西北方少数民族入侵中原，形成对汉民族影响深远的“五胡乱华”之局，中原地区的不少官员和平民，也纷纷随着渡过黄河南下。为了避免和原户籍者发生混淆，便把这些新来的户籍称为“客”。这是“客”字第一次在中华民旅上出现。

第二次大迁徙是在公元880——1126年间。唐朝末年，黄巢举兵起义及“五代十国”，天下大乱，客家先民又从皖赣某地居所，现迁往江南南部、福建西北及广东北边。

第三次大迁徙是在公元1127——1644年间，金元相继入侵，宋高宗南渡，地这过程中，许多客家人幸均卷入保卫宋室、抵抗元兵的勤王战争。宋亡后，他们只好退往更偏远的广东东、北部。

第四次大迁徙在公元1645——1843年间，这次迁徙却是康熙皇帝为了争取南方的民心，赐给每个男子8两银子、妇女儿童4两银子，鼓励客家人迁入四川、广西及台湾。一向以客家人为荣的朱德同志的祖辈就是在这一次迁徙时，从韶关移居四川的。

第五次大迁徙是在1866年以后，发生于太平天国起义末期。由于太平天国的首领洪秀全是客家人央太平天国失败后，话多客家人在清政府的压力下，纷纷向理智偏远的南方，甚至向东南亚等海外地区迁徙。

目前，全世界有客家人约4500万人。其中国内4000万人，国外有500万人左右。在海外的客家人分布很广，较集中的是东南亚一带，新加坡的李光耀、和国际知名作家韩素音均是客家人。国内有客家人聚居的地区共有17个省、185个市县，其中客家人占95%以上的纯客县50个，客家人最为集中的地方是赣南、闽南和粤东北部。广东的客家人有2000多万，占全省总人数近30%，其中纯客县15个。

梅州作为东江流域的纯客家地区，最早的客家先民来历可追逆到秦朝。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平定南越后，为进一步开发岭南，派屠睢、任嚣、赵佗带50万兵卒驻守，还下令将数十万名“罪人”发配到岭南。赵佗先为龙川县令，后为南越王。龙川的赵、韦、官、任四姓居民就是第一批进入龙川与当地土著族人杂居的中原人。但是，作为客家人大规模迁徙到河源地区的时间，却要推到客家人第三次大迁徙这一时期，即公元1127——1644年间。

广东梅县的山歌文化独树一帜。

语言是显示一种类型文化特点的重要方面。客家语言是维系客家群体的意识凭籍和精神力量，几乎成为是否客家人的界定。而客家由于源于中原，故客家语言又是中原古音的直接展现。

从民族源流而论，客家就是汉族，而且就是居住在中原的汉族大姓，由于漫长的封闭状态，他们的汉族血统似乎更为纯正。语言是居住共同体内交流思想感情、生产生活的第一文化要素，这些清高孤傲的贵族后裔，始终保持着自己独特的语言特征。所以在客家语言中保留着许多汉语古音，尤以唐宋之际为最多。陈沣《东塾集》称：“嘉应之话，多隋唐以前古音。”章太炎《新方言·岭外三州语》：“广东惠、嘉应二州，潮之大埔丰顺，其民自东晋末逾岭，宅於海摈，言语敦古，与土著不相能……余尝问其邦人，雅训旧音，往往而在。”

语言的传布不外有两个途径，一是自小学语的生活语言；，一是授书课读的书面语言，客家人的祖先有较高文化水准，接受的书面语言更多。这在古代被称为 “雅言”。所谓雅言，是相对摒除了“俚语”的那些文明语。在现今所能得知的客家语言中，仍保留着大量的这些古代雅言，它们往往可以在古语中找到一致的对照。如客家语中，称我为吾，你为若，他为其，他的为厥，太阳为日，姐为姊，没有为无，吃为食，喝酒为饮酒，稀饭为粥，漂亮为艳，肮脏为垢腻或秽，胖为肥，散乱为阑珊，好了为好矣，这些都是古代的雅言，是古代正规的文学用语。我们只要稍稍涉猎一下古代汉语，便会发现古汉语传承至今的各方语系中，它的最佳保存者便是客家语言。诸如此类的用语在客家话中比比皆是。实际上，在真实的文化生活中，客家应用雅言所达到的口语化程度和古代相差无几。其实，在古代中原地区，也恐怕只是知识分子在写作时才用，这些雅言词汇。而有着较高知识水平的客家先民，在迁徙过程中面对南方陌生的语言环境，为了准确一致地名物状义，往往把中原雅言有意识地推广到、固定到生活口语之中，并成为一种传统。它无形中使中原古语—脉相继的沿续下来，成为客家语言的重要内容。

客家话也是中原古音的最佳保留者。这种保留的程度比现今的中原音系更正统、更规范。例如《诗经》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大部分出自中原。既然是诗歌，尾字总要韵，但用现今时普通语音来说，却不尽然。《诗·齐风·南山》：“葛履五两，冠緌双止。鲁道有荡，齐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从止？”其中的双、庸、从应该叶韵。但由于中国语音至唐一大变，开始分韵，所以现今中原乃至大半中国，已很少保留隋唐以前古音，而在客家话中，却对中原古音多有保留，如以客家话诵读上诗，却可以琅琅上口，韵切分明。

客家语言的研究，是一个非常专门化、难度很大的课题。从总体来讲，无论是从音韵学方面或训诂学方面，方言学家都认为客家方言与中原古语，尤其是中州河南的古汉语最为相近，它保存着许多古中州音韵语汇，有浓厚的古中州风俗色彩。其实，这些说法只是泛指，客家方言中的中州古语，并非单一时代空间内的古音语汇，而涉乎自先秦至唐宋的中原古音韵语汇，它与客家先民南迁的不同时代、不同出发点及所经历的站点密切相关，之所以能保存着这些古音，则主要由于客家人的“宁卖祖宗田，毋忘祖宗言”的文化心理，也由于客家人“多居山地”，处于封闭的生活环境。而这种语言的形成，则是客家人向客家群体归属的基本条件。客家方言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不是孤立的，而是深深植根于客家民系的总体文化之中，昭示着自己祖先、来源的一面明镜。

　　客家人开始于秦代：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了政治和军事的需要，派兵60万人“南征百越”。南下的秦军，从闽粤赣边入抵揭岭（即揭阳山，今揭阳县北150里，即今江西省寻邬县与广东省交界处）。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再派50万兵丁“南戍五岭”（今两广地区）。这些兵丁长期“戍五岭，与越杂处”。秦亡后，两批南下的秦兵都留在当地，成为首批客家人。现在被称为“客家人”的一群人，是清代中期在今广东省（原广州府、惠州府）境内命名的。客家的先民，是秦始皇统一岭南的时期。现代客家人，除了始于秦朝的汉族移民作为他们的其中一个重要来源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就是闽粤当地的古老民族（古代南方百越族）。应该说，现代客家人虽然名称上是“客”，不明就理的人就会以为客家人都不是岭南土著。实际不然，实际上广府人也同样曾被称为“客”。而称“客”的不一定是外来人。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邑本晋郡，永嘉之际（公元311年），中州人士避地岭表，多止兹士。”东官郡于咸和六年（公元331年）析南海郡而立，领县六，惠潮之地尽属之。东晋时期，现在的梅州地区属于东官郡义招县；义招县的范围，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广东省梅州市。晋安帝义熙九年（公元413年）析东官立义安郡，领县五：海阳、海宁、潮阳、绥安、义招。由是可知，永嘉之际，中州人士避地岭表者，多居留潮、惠之地，而更集中于义安郡的义招县，设五个流人营。此营是安置流人而设置的屯垦营田。义招故治所在今大埔县城湖寮。

　　《南越志》谓：“义安郡有义昭县，昔流人营也。义熙九年（公元413年）立为县，永初元年（公元420年）移上郡之西也”。这里，流人就是指客家先民，也就是西晋永嘉之乱（五胡乱华）时，流徙于江南诸郡及岭南的东官郡的中原士族。“永初元年，（义招县）移上郡之西”，是沿韩江源上溯，原来的义招县在今大埔县一带，后来在南朝宋永初元年，义招县迁到今大埔县以西方向，也就是现在梅州市梅江区、梅县一带。这说明，现在梅州市梅江区的客家人，实际上是原来义招县“流人”的后裔。

　　第一方面，“流人”并不都演变成今天的客家人。事实上，五胡乱华时期，中原衣冠士族确实大量南迁，但并非全部形成今天的客家人。现代的客家方言，实际上是中原流人，在与粤东、闽西两地的“隋之前土著”，即岭南“俚僚族”的不断融合、交往之中形成的。所以分别带有俚僚语和中原语的特征。

　　第二方面，“客”的说法在岭南，最早是指广府人，而不是今天的客家人。秦汉时代所谓“萌、氓、甿”等，皆指外地流来的客民，又有客萌（客民）、宾客、食客、私客、奴客、僮客等等。唐户籍有主户、客户。实际上，这些都与客家形成民系的关系不大，因为它与有着共同的客方言、习俗与文化特征的群体未有联系。这就是说广府人、潮州人之先民亦来自中原，他们流入岭表，亦是客户、佃客身份，而并不称“客家人”。《廉州府志》载称：“俗有四民，一曰客户，居城郭，解汉音，业商贾；二曰东人，杂居乡村，解闽语，业耕种；一曰俚人，深居远村，不解汉语；一曰艇户，舟居穴处，亦能汉音，以采海为生。” 很明显，在廉州府“业商贾”、“居城郭”的早期“客户”，是今天被称为广府人的族群，而非居住在农村，从事农业的今天的“客家”。也可以看出，至少在岭南地区，最早被称为“客”的，是今天的广府人。

　　那么，为什么今天的广府人没有继承原来的名称，反而由今天的客家人继承了广府人最早的名称——“客”呢？这主要是因为清朝开国以后，就实行了海禁。……后来解禁了，就组织粤东韩江上游（嘉应）、东江上游（惠府）的土著（客家人，原为粤东土著）到粤中（珠三角）沿海地区垦荒。粤中居民认为这时候从粤东山区迁来的粤东移民（其实是粤东土著），在粤中这个地盘上，相对于自己（西江流域原居民）来说，是后来者。故称之为“客”，又以“本地”自居，从此以后粤东山区的土著，才有了“客家”这个新名称。可见，粤东山区居民在粤东山区，本来就是原居民，到清代为止，早已在粤东山区定居了大概两千年左右，已经不能视为外来人。只不过因为粤东山区当地人口膨胀，不得不外迁到西江流域，所以相对于西江流域来说，才会被称为客家人。

　　著名的客家学者罗香林在写完《客家研究导论》之后，请自己的老师朱祖希老先生写序，朱祖希老先生写道：“广东之客家，不与其土著之民相龃龉，乃与其邻近先来之客相龃龉，先来之客，忘其己之为客，而自居于主，竟有字客人曰狢，曰犵，且有曰客家非粤种，亦非汉种者，于是客家之优秀者，乃相率著书，以自明其为汉族，然不过就言语或种族为疏证，未有将其历史地理语言文教为综合之研究者。”

　　由此可见，所谓广东之客家，实际上是相对于粤中土著而言的，他们本身也是粤东土著，只是因为从粤东，迁往粤中之后，两支广东省的土著发生的冲突，于是从粤东来的土著，就被视为“客”。从此定名为“客家”了。后来又通过罗香林的《客家研究导论》，正式将粤东的“粤语”正名为“客家话”，并将近于粤东“粤语”的语言，都归类为客家方言系。——由此，形成了今天以粤东、闽西、赣南为“大本营”的客家民系。～～～～“广府人（广府民系）”在朱祖希为《客家研究导论》写的序之中是称为：“先来之客”。

　　实际上，不少客家人原本都没有客家意识、没有客家认同。比如，江西赣南的老客（本地客）、广东惠州的老客（水源客），甚至连广东梅州居民（闽广客），都并非完全认同为客家人。福建闽西的客家人，称省城语（福州话）为畲音、称闽南语为鹤老语，自称为唐音；广西客家人以粤东来民的身份自居，自称其语为粤东话，但被当地土著戏称为“新民”；对于台湾客家人来说，迟至光复（1945年）之后，才从大陆传来“客家”学说，而此前台湾客家人恰好与广西客家人一样，多自称“粤东人”。

　　清末古文与语言学家章炳麟在《新方言》“岭外三州语”卷序言中说：“广东惠、嘉应二州，东及潮之龙溪、大埠，其民字晋末逾岭，宅于海滨，言语敦古，与土著不相能。广州人谓之客家，隘者且议其非汉种。余尝问其邦人雅训旧音，往往而在，即著之《新方言》”故可知，惠州府、嘉应州的语言，被“广州府”人视为客家话。尤其是惠州府，不仅是清朝咸丰年间粤东土著移民的重要定居点，更是开启了“客家”历史的一枚钥匙。正因为惠州这枚钥匙，开创了一个叫做“客家”的文化支脉，从此为中华文化增添了颜色、增添了光彩。

　　然而，“客家学”流转至今，仅限于粤东音系为客家方言，又容易让人误会仅粤东音系为西晋“流人”的后代。进而让人误会，粤中音系、闽南音系不是中原移民的后代，甚至不是汉语。于是，自诩中原正统的客家，遭人诟病。更有学者证实，自称客家的民系（粤东音系），太过霸道，自视正统，实则客家血统反而更多岭南百越的基因，实为岭南少数民族。有粤中籍（广府籍）学者指出，客家民系原为粤峤之民，粤东音系应为峤语，岭南文化是由粤语（粤中音系）、闽语（泛闽音系）、峤语（粤峤音系）三大支组成的。“客家”之学，将如何走下去，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正所谓：“百年称客实非客”。客家人称人为“侪”，正是继承了古代岭南的百越族语言。东汉袁康《越绝书》卷三有这样一段记载：“越人谓人‘铩’也。”也就是说，古越语是称人为之“铩”的。“铩”(shā)在这里，当然只是一个记音字。而称人为“侪”的现象，现在只存在于客家方言，而不存在于闽、粤两省的其它方言。更可作为客家话为岭南古老汉语的凭证。如果客家话比广府话、闽南话更晚到达岭南地方，那么这一百越族古老的说法，不是应该早就消失了吗，为什么反而又会存在于更晚到达岭南的客家话里面呢？理论上说根本不可能吧！

　　有人又故意错误引导，说客家话是吸收了畲族语言，才有了一些古代百越族的语汇。然而，事实上畲族话也是没有把人称为“侪”的。更何况不少畲族的语言用法，看样子更像广府方言，比如畲族语言的第一人称，也说“外”，看也说“睇”，睡觉也说“奋”等等等等，一大批畲族语汇都显示了畲族语言与广府方言的亲缘性。由于畲族分布于山区，历史上的畲族人与外界的交流非常少，所以根本不可能是畲族跑到珠三角地区去学习了广府方言的语汇。广府方言与畲族语言里面有那么多共同的词汇，唯一的可能性，就是珠三角地区原来正是畲族聚居区。后来畲族人被汉族人排挤到粤东山区，畲族人正是岭南(珠三角)早期的土著。而畲语与客家话的底层基础用语，畲语与广府话的底层基础用语，作对比的话，畲客之间的差别，反而显得比畲府之间的差别，还有更巨大。又或许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畲族、客家、广府三者之间本来就有深刻的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