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韬》、《三略》是古代重要的汉族军事著作。后泛指兵书、兵法。是反映古代汉族军事思想的代表作。

　　《六韬》又称《太公六韬》、《太公兵法》，是中国古代先秦时期著名的黄老道家典籍《太公》的兵法部分。中国古典军事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博大精深，思想精邃富赡，逻辑缜密严谨，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精华的集中体现。《六韬》对后世有重大影响，张良、刘备、诸葛亮、孙权都重视《六韬》，《李卫公问对》中多次提到它，继《通典》后，唐人着书论兵也多引用它。宋、明、清对《六韬》注释、集释、汇解者，也不乏其人，该书在中国军事学术史上具有较高地位。

　　《三略》策略，谋略，战略，此书简略不穷，但其意精明。虽未述全，但不失为兵家上乘之略。相对于六韬更精深，更全面。原称《黄石公三略》，是著名的古代汉族军事著作，属于道家兵书。

此书侧重于从政治策略上阐明治国用兵的道理，不同于其他兵书。它是一部糅合了诸子各家的某些思想，专论战略的兵书。目前，该书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将领必读的书籍之一。

　　《孙子兵法》成书于春秋末期，是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最早、最完整、最著名的军事著作，在中国军事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军事思想对中国历代军事家、政治家、思想家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其已被译成日、英、法、德、俄等十几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广为流传，享有“兵学圣典”的美誉。作为华夏文明乃至世界文明中璀璨的瑰宝，《孙子兵法》不仅仅是一部兵书，不仅止于中华文化中的重要遗产，她更是华夏智慧与朴素思想的象征。——军事理论。

也不能算错。

从此书的内容，文风及近年出土文物资料等分析，可大致断定《六韬》是战国时期典籍。

但是书内的内容，则是以太公与文王、武王对话的方式编成，所以一般认为是姜太公著作的兵法，那就应该是西周时期的。

《三略》也叫《黄石公三略》，传说是汉初黄石公(又称圯上老人)所著，传授给张良的。《史记·留侯世家》有“张良尝闲步游下邳，有一老父……出一编书曰：‘读此书则为王者师……’旦视其书，乃《太公兵法》也”的记载。但据《汉书·艺文志》说：“汉兴，张良、韩信序次(整理)兵法，几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至于孝成(汉成帝)命任宏论次兵书为四种(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班固、班昭根据这些写成《汉书’艺文志·兵家》，其中并无《三略》一书著录。查《汉书》成书于东汉和帝(公元89—105)年间。可见在东汉中叶以前并没有《三略》这个书名。东汉末年建安年间，陈琳(一217年)在《武军赋》中始提到“……三略六韬之术”。魏明帝时，李康《运命论》始有“张良受黄石公 之符，诵《三略》”之说。东晋末年(公元400—417年)，李暠为西凉公，征刘{日丙}为儒林祭酒从事郎中，刘{日丙}，曾注《黄石公三略》流行于 世(见《北史》三十四卷，魏书五十二卷)。《隋书·经籍志》始著录《黄石公三略》三卷，。题下邳神人撰。书中自称“《三略》为衰世作” (见《下略》)。因此《三略》的成书时间大约在东汉末年至魏、晋时期。

《三略》一书杂采儒家的仁、义、礼；法家的权、术、势；墨家的尚贤；道家的重柔；甚至还有谶讳之说。全书讲政治策略手段较多，而直接讲军事的反而较少。

《六韬》通过周文王、武王与吕望对话的形式，论述治国、治军和指导战争的理论、原则，是一部具有重要价值的兵书，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受到历代兵家名将的重视，司马迁《史记齐太公世家》称：“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北宋神宗元丰年间，《六韬》被列为《武经七书》之一，为武学必读之书。《六韬》在国外也有深远影响，16世纪传入日本，18世纪传入欧洲，现今已翻译成日、法、朝、越、英、俄等多种文字。 《三略》是中国古代第一部专讲战略的兵书，以论述政治战略为主，兼及军事战略。该书问世以来，受到历代政治家、兵家和学者的重视。南宋晁公武称其：“论用兵机之妙、严明之决，军可以死易生，国可以存易亡。”该书还先后传入日本和朝鲜，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鬼谷子》是一部由鬼谷子讲授、后经苏秦、张仪等人补充、修改而成的集纵横家、兵家、道家、仙家、阴阳家等思想于一体的政治理论著作。

《六韬》由于原书作者姓氏失传，对于它是不是一部先秦兵书乃至具体成书时间也就引起了后人的种种猜测。自北宋何去非首先提出对《六韬》怀疑之后，南宋叶适遂判其为伪书。此后，宋明以来的学者群起而应之，南宋的黄震，明代的宋濂、胡应麟、焦肱、张萱，清代的姚际恒、姚鼐，近代的梁启超，现代的黄云眉等均断定《六韬》为伪书。究竟伪在何时，也有不同意见：

一为周末说，“《六韬》言骑战，其书当出于周末”；

二为楚汉说，“今所传《六韬》、《三略》，乃楚汉间好事者所补”；

三为汉以后说，《六韬》为“汉以后人伪撰”；

四为魏晋说，“考《汉志》有《六搜》，初不云出太公，盖其书亡于东京之末，魏晋下谈兵之士，掇拾剩余为此，即《隋志》《六韬》也”。

70年代初分别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和河北定县汉墓南北两地出土了竹简本《六韬》和《太公》。据专家们考证，这两座汉墓的埋葬时间，前者至迟在汉文帝即位之前(前179年)，亦可能在秦楚之际(前209～前203)；后者断为汉宣帝王凤三年(前55)。很显然，简书书写年代应在埋葬之先，而成书年代又必定在书写年代之前；既然埋葬年代为汉初或秦汉之际，那么上述所谓秦汉以后伪撰的说法不攻自破，《六韬》为先秦兵书便确定无疑了。具体成书于先秦的哪个时期，这是汉简所没有解决的。近年发表了一些考据文章，主要有两种意见：一是春秋说，认为《六韬》“著作的时代大抵在社会变革的春秋时代”；一是战国说。比较看来，战国说较合情理，其理由是：

(1)《六韬》开始杂取儒、道、法、墨等家的思想，这种各家思想开始走向融合和统一的趋势，只能发生在战国以后，不可能在春秋之前。

(2)《六韬·武韬·兵道十六》引有“黄帝曰”，黄帝的传说最早出现于《左传》、《国语》、《逸周书》，这三部古籍均为战国时作品，尽管所依据的材《六韬》书影料可能会早一点，但黄帝的传说流行却在战国尤其是战国中期以后。所以，引用黄帝之言的书只能在战国以后。

(3)《六韬》中比较详细地记述了骑兵部队的编制、骑士的选拔和骑战战法，其最高战术单位是二百骑，车骑比例是一比六或一比十，主要任务是邀敌、追击、奇袭和骚挠敌人等。这些情况既不是春秋时期的情况，也不可能是汉以后的情况，因为汉时骑兵已跃居于诸兵种的首位，韩信破赵时用骑兵二千名；文帝时一次出征动用骑兵十万名，车骑比例达一比一百。所以说《六韬》反映的骑战只能是战国时的情况。

(4)《六韬》中的“避正殿”、“将相分职”、“万乘之主”、“百万之众”等内容都反映了战国时代的特点。

　 武韬·顺启

　文王问太公曰：“何如而可为天下？”

　太公曰：“大盖天下，然后能容天下；信盖天下，然后能约天下；仁盖天下，然后能怀天下；恩盖天下，然后能保天下；权盖天下，然后能不失天下；事而不疑，则天运不能移，时变不能迁。此六者备，然后可以为天下政。

　“故利天下者，天下启之；害天下者，天下闭之；生天下者，天下德之；杀天下者，天下贼之；彻天下者，天下通之；穷天下者，天下仇之；安天下者，天下恃之；危天下者，天下灾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唯有道者处之。”

　 武韬·三疑

　武王问太公曰：“予欲立功，有三疑；恐力不能攻强、离亲、散众，为之奈何？”太公曰：“因之，慎谋，用财。夫攻强，必养之使强，益之使张。太强必折，太张必缺。攻强必强，离亲以亲，散众以众。凡谋之道，周密为宝。设之以事，玩之以利，争心必起。

　“欲离其亲，因其所爱，与其宠人，与之所予，示之所利，因以疏之，无使得志。彼贪利甚喜，遗疑乃止。

　“凡攻之道，必先塞其明，而后攻其强，毁其大，除民之害。之以色，啖之以利，养之以味，娱之以乐。既离其亲，必使远民，勿使知谋，扶而纳之，莫觉其意，然后可成。

　“惠施于民，必无爱财。民如牛马，数喂食之，从而爱之。

　“心以启智，智以启财，财以启众，众以启贤，贤之有启，以王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