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朴子内篇·仙药》 中对许多药用植物的形态特征、生长习性、主要产地、入药部分及治病作用等，均作了详细的记载和说明。而《肘后备急方》中有毛冬青的记载。

葛洪一生著作宏富，自谓有《内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碑颂诗赋》百卷， 《军书檄移章表笺记》三十卷，《神仙传》十卷，《隐逸传》十卷；又抄五经七史百家之言、兵事方技短杂奇要三百一十卷。另有《金匮药方》百卷，《肘后备急方》四卷。 惟多亡佚，《正统道藏》和《万历续道藏》共收其著作十三种。

道教

葛洪继承并改造了早期道教的神仙理论，在《抱朴子内篇》中，他不仅全面总结了晋以前的神仙理论，并系统地总结了晋以前的神仙方术，包括守一、行气、导引和房中术等； 同时又将神仙方术与儒家的纲常名教相结合，强调“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并把这种纲常名教与道教的戒律融为一体，要求信徒严格遵守。他说：“览诸道戒，无不云欲求长生者，必欲积善立功，慈心于物，恕己及人，仁逮昆虫，乐人之吉，愍人之苦，赒人之急，救人之穷，手不伤生，口不劝祸，见人之得如己之得，见人之失如己之失，不自贵，不自誉，不嫉妬胜己，不佞谄阴贼，如此乃为有德，受福于天，所作必成，求仙可冀也。”主张神仙养生为内，儒术应世为外。

他在《抱朴子外篇》中，专论人间得失，世事臧否。主张治乱世应用重刑，提倡严刑峻法。匡时佐世，对儒、墨、名、法诸家兼收并蓄，尊君为天。不满于魏、晋清谈，主张文章、德行并重，立言当有助于教化。葛洪在坚信炼制和服食金丹可得长生成仙的思想指导下，长期从事炼丹实验，在其炼丹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认识了物质的某些特征及其化学反映。

他在《抱朴子内篇》中的《金丹》和《黄白》篇中，系统地总结了晋以前的炼丹成就，具体地介绍了一些炼丹方法，记载了大量的古代丹经和丹法，勾画了中国古代炼丹的历史梗概，也为我们提供了原始实验化学的珍贵资料，对隋唐炼丹术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成为炼丹史上一位承前启后的著名炼丹家。

金城山有99座山峰、36处泉水、48个山洞。金城山又名金粟山、金山、金峰、金子岭，据说藏金粟数万石于广福门内金库中，里面有金马悠悠拉磨，倘若紧贴石壁，拉磨声便会隐约传来。金库童谣：石马(石马寨)对石鼓(打鼓寨)，黄金亿万五。谁能识得破，能买重庆府。进山门100余米处是“小西天”；南京门传说是明末农民领袖张献忠所建。山上有“神仙洞”，据说东晋道学家葛洪曾在此修道，著有《抱扑子》等经书，每逢阳光灿烂之风，便将经书一一摊开，放在洞顶巨石上晒，以求得到真经，故名“晒经石”。

医药学

葛洪精晓医学和药物学，主张道士兼修医术。“古之初为道者，莫不兼修医术，以救近祸焉”，认为修道者如不兼习医术，一旦“病痛及己”，便“无以攻疗”，不仅不能长生成仙，甚至连自己的性命也难保住。

他的医学著作《肘后备急方》，书名的意思是可以常常备在肘后(带在身边)的应急书，是应当随身常备的实用书籍。书中收集了大量救急用的方子，这都是他在行医、游历的过程中收集和筛选出来的，他特地挑选了一些比较容易弄到的药物，即使必须花钱买也很便宜，改变了以前的救急药方不易懂、药物难找、价钱昂贵的弊病。他尤其强调灸法的使用，用浅显易懂的语言，清晰明确的注名了各种灸的使用方法，只要弄清灸的分寸，不懂得针灸的人也能使用。

葛洪很注意研究急病。他所指的急病，大部分是我们现今所说的急性传染病，古时候人们管它叫“天刑”，认为是天降的灾祸，是鬼神作怪。葛洪在书中说：急病不是鬼神引起的，而是中了外界的疠气。我们都知道，急性传染病是微生物 (包括原虫、细菌、立克次氏小体和病毒等)引起的。这些微生物起码要放大几百倍才能见到，1600多年前还没有发明显微镜，当然不知道有细菌这些东西。葛洪能够排除迷信，指出急病是外界的物质因素引起的，这种见解已经很了不起了。

据载，葛洪还撰有《肘后救卒方》和《玉函方》。“余所撰百卷，名曰《玉函方》，皆分别病名，以类相续，不相杂错，其《救卒》三卷，皆单行径易，约而易验，篱陌之间，顾眄皆药，众急之病，无不毕备，家有此方，可不用医。”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仙药》 中对许多药用植物的形态特征、生长习性、主要产地、入药部分及治病作用等，均作了详细的记载和说明，对我国后世医药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化学

他是早期的化学家。葛洪为什么喜欢炼丹呢在封建社会里，贵族官僚为了永远享受骄奢*逸的生活，妄想长生不老。有些人就想炼制出“仙丹”来，满足他们的奢欲，于是形成了一种炼丹术。炼丹的人把一些矿物放在密封的鼎里，用火来烧炼。矿物在高温高压下就会发生化学变化，产生出新的物质来。长生不老的仙丹是剥削阶级的幻想，当然是炼不出来的。但是在炼丹的过程中，人们发现了一些物质变化的规律，这就成了现代化学的先声。炼丹术在我国发展得比较早，葛洪也是一个炼丹家。

当时，葛洪炼制出来的药物有密陀僧(氧化铅)、三仙丹(氧化汞)等，这些都是外用药物的原料。

葛洪在炼制水银的过程中，发现了化学反应的可逆性，他指出，对丹砂(硫化汞)加热，可以炼出水银，而水银和硫磺化合，又能变成丹砂。他还指出，用四氧化三铅可以炼得铅，铅也能炼成四氧化三铅。在葛洪的著作中，还记载了雌黄 (三硫化二砷)和雄黄(五硫化二砷)加热后升华，直接成为结晶的现象。

此外，葛洪还提出了不少治疗疾病的简单药物和方剂，其中有些已被证实是特效药。如松节油治疗关节炎，铜青(碳酸铜)治疗皮肤病，雄黄、艾叶可以消毒，密陀僧可以防腐等等。这些记载，对治疗关节炎有一定效果。雄黄中所含的砷，有较强的杀菌作用。艾叶中含有挥发性的芳香油，毒虫很怕它，所以我国民间在五月节前后烧燃艾叶驱虫。铜青能抑制细菌的生长繁殖，所以能治皮肤病。密陀僧有消毒杀菌作用，所以用来做防腐剂。科学与宗教之间时常并非严格对立(聂文涛语)。作为一个道士，葛洪早在1500多年前就发现了这些药物的效用，在医学上做出了很大贡献。

道家创始人老子生卒年不详。自老子骑青牛出函谷关隐没后，其继承弟子有庚桑楚、关尹、列御寇、杨朱等人，而代表人物为庄子。道家名著有《老子》、《庄子》、《列子》、《皇极经世》、《文 子》、《田子》、《黄帝四经》、《老莱子》等书。道家是古代最有影响的哲学学派。《汉书·艺文志》云：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创始人老子死后，道家主要沿两条路线继续发展，一条是“无为主义”的政治学，盛行于战国和西汉初期的黄老学派，这派主张“无为而治”，另一条是“任自然”的人生哲学，对后代产生深远影响的老庄学派。道家思想，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占据了极重要的地位。老子曾为周守藏室之史。收藏室不但收藏了周朝和武王前周人的书籍、史官记载、珍宝物品，还有一百多大小诸侯国的历史文字、上古遗书、各国的供奉，记载了各氏族渊源，夏商遗民遗物。我们都知道大禹所制的九鼎，也在这里。老子在这里，接触到了大量的当时和上古的遗书，为他的思想打下了基础。华夏文明肇始于伏羲，兴盛于黄帝，那时的文化是一种巫史的文化，产生了易的思想，由此衍生出的，还有阴阳术、神仙术等。春秋时期，诸子百家对混沌的古文化凿开了七窍，从各自的角度进行了突破。老子参考了大量古籍，如含有“道”思想的《伊尹》、《太公》、《辛甲》、《鬻子》，特别是受到了《易》的思想的启发后，才写出了《道德经》，阐述了道的思想。

道教经典

《周易参同契》和《太平经》的出现，和五斗米道、太平道教团的产生，是道教形成的标志。

《周易参同契》是关於炼丹术的最早理论，被后人称为「丹经王」，它是对以前还丹金液烧炼技术的总结。「参同契」是指将易学、黄老、炉火三者综合为一：太易性情，各如其度；炉火之事，真有所据；黄老用究，较而可御；三道由一，俱出经路。该书是汉代黄老学派炼丹家魏伯阳所著，记述炼丹器具的制备，与药物的种类、剂量，和炉火的调节，及药物的反应过程，或炼成后服食的方法，以及产生的效果等。书中特别对丹药的反应原理、火候的掌握方法，记述很详细，一直为后人奉为准则。

《周易参同契》又是汉代学家说明炼丹过程的记述，和易学与炼金术结合的产物，它还把汉代易学中的「卦气说」发展为「月体纳甲说」，因此它的理论在易学史上有一定的地位。若用易学的角度看《周易参同契》，是用阴阳变易说来解释丹药形成的原理，又用「月体纳甲说」来解释炉火掌握的原则。譬如《周易参同契》开端并说：「乾坤者易之门户，众卦之父母，坎离匡廓，转谷正轴，牝牡四卦，以为橐龠，覆冒阴阳之道，犹工御者执衔蛮，准绳辙，处中以制外，数在律历纪，月节有五六，经纬奉日使，兼并为六十，刚柔有表里。」乾坤坎离和后面说的「六十」指的是六十四卦，用六十四卦来解释炼丹的全部过程，则六十四卦中，取用乾坤坎离为四个基本卦，是丹药形成依据（乾坤为炉鼎，上釜为乾，下釜为坤，并取天上地下之象。坎离指药物，坎即是铅，离即是汞；或坎为水，离为火；火指药物蒸馏，水指药物熔化为液体。乾卦、离卦为阳，坤卦、坎卦为阴；鼎上为阳，鼎下为阴；汞为阳，铅为阴；火为阳，水为阴。）鼎炉及药物等，都是依阴阳变易的法则进行作炼，尤其「牝牡四卦，以为橐龠，或覆冒阴阳之道」之说，指明炼丹过程也要依据自然界阴阳势力的消长来掌握火候。

「经纬奉日使」说明把剩下的六十卦分配在三十天内，每天有两卦；「刚柔有表里」说明阴阳属性之相成相克。《周易参同契》特别强调坎离两卦之作用，同时也明确地说明「易为坎离」，以坎离讲阴阳变易，如此说，也无违背易学的阴阳变易原则和炼烧的原则。炼丹的过程，药物和水、火二气的变化，铅为阴，其遇火而熔为白液；汞为阳，其遇火而升华；水为阴，火为阳，混而为一，炼为丹药，此即是「易谓坎离」。

《周易参同契》的「月体纳甲说」，是说明炼丹火候要随每月月亮的盈虚而调节。但火候有两种，文火和武火。减炭为文火，加炭为武火；在一个月里，前半月用文火，后半月用武火；在一年内，冬至后用文火，夏至后用武火。它是要求炼丹术依据自然界阴阳势力的消长掌握火候。

《参同契》的「纳甲说」有三种，说明炼丹运火程序，因此称为「月体纳甲说」。

第一种是六十卦纳甲说，将一个月分六十个昼夜，配以六个卦，每日早晚的用火。

第二种是八卦纳甲说，以月亮的盈亏说明一月之中的用火，以坎离两卦代表日月，以其余六卦代表月亮的盈亏过程，八卦又各配以天干地支。

第三种是十二消息卦说，十二消息卦是用十二个卦（复、临、泰、大杜、夬、乾、姤、遁、否、观、剥、坤）表示阴阳二气的消长。

《参同契》用这十二个卦与天干十二律相匹配，说明一个月或一年的用火程序；又用五行相生相克的关系，说明铅汞加温起反应，转化为金丹的过程。

阴阳五行说为汉代思想的主干，所以在《参同契》可以看到道教产生的背景，同时看到道教阴阳五行说和儒学的成分。

《太平经》是流传至今的最早道教经典，《太平经》的历史可以上溯至西汉；《汉书》记载西汉成帝时，曾有齐人甘忠可作《天官历包元太平经》。

《太平经》产生於东汉安帝、顺帝时，出自于吉等人，后於桓帝时由襄楷进献给朝廷；原经本有一百七十卷，但今现存於《道藏》中只有五十七卷。

《太平经》的宗旨，为兴国广嗣之术，是讲「气」以养长生，则为生命存在和长生方法。《太平经钞‧癸部》说：「三气共一，为神根也，一为精，一为神，一为气，此三共一位，本天地人之气。神者受于天，精者受于地，气者受于中和，相与共为一道。故神者乘气而行，精者居中也，三者相助为治。故人欲寿者，乃当爱气、尊神、重精也。」说明「精气神」是人生命存在的基础。《太平经钞‧壬部》说：「人有一身，与精神相合配也。形者乃主死，精神者乃主生；常合则吉，去则凶；无精神则死，有精神则生。相合则为一，可以长存也。」

历史上的「精气神」，在《太平经》已经有新的发展，则「精气神」的性质，与人的行为和人的身体有密切关系。但「精神」有善恶、吉凶，人身的精神亦然；因为精神的性质决定人行为的善恶，故有关性与命的关系甚大。又人行为的性质也可以使相应性质的精神进入身体，并精神可以出入人身，更赋予精神以人格神的特徵，在人格神的精神中表现。

其实人之身体中有所谓「人身之神」、「司过神」和「五脏之神」。司过神曰「监察神」，为监察人行为过失的神；这种神在《太平经》叫做「六司命神」，证明人五脏之神，也有司过之功能（所谓「你知我知」之意）。

五脏之神「心、肝、脾、肺、肾」，在《太平经》相应为一种形神求长生的论述，所谓「精神出游，神随人意，诸神司过」，以此论述为根据；又括「守神」、「致神」、「还神」三种。守神有两方面的含义：

一、存守身中已有的精神，使不失去或游离身外。

二、守神可以防止凶神恶气在身中作乱。

「致神」是防止招致身外之精神来侵入居住人之身中。

「还神」的对象是本在身中却一时游离身外的精神，通过还神的办法，使它们返回人体与身形相合，以达到消除疾病和长生久视的目的。这种方法是重在「思」，在思神时，要把这些神像挂在静室中实行凝思，并要佩神符，及吞服丹书。

《太平经》中的「承负」，也是道教史上重要的观念，它给人们行为的后果作了解释；因为一个人行善反得恶果，行恶反得善果。这个问题，《太平经》认为是「承负」所引起的作用。「承负」说明人今生的遭遇是受前辈人行为的影响，今生的行为也会带给后辈人福祉；承者为前，负者为后。《解师策书诀》说：「承负是告诫人们要为后世人行善，免受承负之厄；本人能行善得道，也能免去承负之厄。」

庄子

道家经典著作。为周·庄周撰。又称《南华真经》，全书三十三篇，多以寓言阐述哲理，其中也有不少关于气功的论述。如“踵息”、“心斋”、“坐忘”、“缘督以为经”、“吹喣呼吸，吐故纳新”等等，对后世影响较大。

列子

道家经典著作。为周·列御寇撰。又称《冲虚至德真经》，全书八篇。以“至虚”、“终天”的思想家为本，其宗旨与《老子》、《庄子》相同。书中很多阐述与气功养生有关，为后世气功重视。

阴符经

道教经典著作。传为黄帝撰。全称为《黄帝阴符经》一篇。该书自唐代李筌公开传播以来，就受到道教学者的重视，各以心得注解，今存四十余种注本。书中某些论述对气功养生有指导意义。

黄庭经

道教气功经典著作。书分三种：《黄庭内景经》、《黄庭外景经》、《黄庭中景经》，各一卷。《内景经》成书于西晋太康年间，《外景经》成书于东晋年间，《中景经》约成书于南北朝间，是在“内”、“外”两经的基础上综合加工而成。《黄庭经》提出的“三黄庭”、“三丹田”之说，渊源于《太平经》的“三元合一”论。黄庭即上丹田，于身指脑，为百神之主宰；中黄庭即中丹田，于身指心，为脏腑之根本；下黄庭即下丹田，于身指脐下关元穴，为阴阳之门户、精气之命脉。只要如法存想黄庭，养炼丹田，就能固精全气，长生久世。具体做法三经各有不同。

抱朴子内篇

道教道教经典著作。二十卷。东晋·葛洪撰。次书包括道教理论、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等内容，为道教道教集成之作。书中阐述了长生不老学说，提供了先秦以来各类内炼养生方法。其中有关气功的内容，集中地反映在《对俗》、《至理》、《释滞》、《杂应》、《地真》等篇章中。明代的刊本《抱朴子内篇》，末附《别旨》一卷，专述吐故导引，为气功专篇，极有参考价值。

清静经

道教经典著作。全称《太上老君说常清静妙经》。一卷。唐代著作，不著撰人。此经本着老子“清静无为”的宗旨，认为人能清静，即可得道，住世长年。而获得清静之法，唯有观空。

了心经

道教经典著作。全称《太上老君说了心经》。一卷。唐代著作。不著撰人。书中认为“心为神主，动静从心”，只有从澄心定神入手，修炼才能成功。

天机经

道教经典著作。又名《阴符天机经》。一卷。唐代著作，不著撰人。 此经为阐发《阴符经》而作。

1、蔡伦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发明家,造纸术的发明者；

2、火药是古代的道士炼丹时发明的，据传为孙思邈；

3、北宋仁宗庆历元年至八年间，即公无1041－1048年间，一位名叫毕升的普通劳动者发明了活字印刷术；

4、指南针的发明并无确切的时间及发明者出现，在北宋曾公亮的《武经总要》中曾提及在行军时用「指南鱼」来帮助辨别方向，至於「指南鱼」则是一片薄如鱼状的钢片，五分宽，两寸长，肚皮处有下凹，形状有如小船般，在经过磁化的步骤后，浮在水面就能辨别南北。北宋的沈括在《梦溪笔谈》一书中，更记载往后对於指南针的制作方法、及世上最早发现磁偏角、人工磁化制作指南针这三件关於指南针的相关记载，除了记录下当时发展，沈括更把制作方法加以比较出优劣，成为了解当时指南针发明的最佳参考资料

造纸术

纸是用以书写、印刷、绘画或包装等的片状纤维制品。一般由经过制浆处理的植物纤维的水悬浮液，在网上交错的组合，初步脱水，再经压缩、烘干而成。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纸的国家。根据考古发现，西汉时期(公元前206年至公元前8年)，我国已经有了麻质纤维纸。质在粗糙，且数量少，成本高，不普及。公元105年，蔡伦在东汉京师洛阳总结前人经验，改进了造纸术，以树皮、麻头、破布、旧渔网等为原料造纸。大大提高了纸张的质量的生产效率，扩大了纸的原料来源，降低了纸的成本，为纸张取代竹帛开辟了的前景，为文化的传播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印 刷 术

早在一千八百多年前，中国就发明了造纸术。大约在一千三百年前，中国又发明了雕版印刷术。九百多年前，又发明了活字印刷术。这一系列重大发明，不但使书籍的社会生产跨进了一个新的时代，也使人类文明跨进了一个新的时代。这是中国民族为人类文明与进步作出的伟大贡献。中国历史，源远流长。了解中国印刷术的演变，有裨于从一个侧面更好地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更加珍视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从而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指南针

指南针是指示方位的仪器。它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一根可以转动的磁针。磁针在地磁作用下能保持在磁子午线平内，利用这一性能，可以辨别。早在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至公元前 221年)，我国劳动人民已到磁石的同特性，并发明了最早的指南工具“司南”。根据史籍：战国以前司南已被运用在车辆上即指南车。指南车最早发明于洛阳。指南车的发明，标志着我国古代对齿轮系统的应用在当时世界上居于遥遥领先的地位。实际上它是现代车辆上离合器的先驱。

火药

火药，一般是指最早应用的“黑色火药”。它是由火花、火焰或点火器材引燃，能在没有外界助燃剂的参加下进行迅速而有规律的燃烧的药剂。燃烧时放出大量的气体和热，因它是武器发射的能源，故在军事上又称为“发射药”。中国是火药的故乡。唐代大医药学家孙思邈(581—682年)在《孙真人丹经》中，记载了世界上最早的火药配方：硫磺、硝石、皂角一起烧的硫磺伏火法。

《神农本草经》说：“水银……熔化还复为丹。”这句话中的“丹”可以理解为氧化汞。《黄帝九鼎神丹经》中的“神符”、“柔丹”都是在密闭的土釜中加热水银与玄黄的混合物而制得，这些“丹”实际上都是红色氧化汞。唐代金丹大师孙思邈在《太清丹经要诀》中记载：“七返丹砂法；汞一大斤，安瓷瓶中，瓷碗合之。用六一泥固济讫，以文火渐烧，数至六七日，即武火一日，成。如此七转，堪服。其火每转须减损之，如不减，恐药不住也。”。孙思邈的“七返丹砂法”可以作为以水银一味在空气中焙烧而制得氧化汞的最典型的例子。可能是唐代某方士托名葛洪撰的《稚川真人校证术》说：“水银一味别无物，先作骨兮后作肉。骨肉相依化作亲，从此河车任往复。”这里喻水银为“骨”，将它在空气中加热，表面生成一层氧化汞，很像生出了红色的“肉”。

你好

孙思邈

孙思邈是中国唐代伟大的医药学家，其籍贯为京兆华原（今陕西省耀县孙家塬）人。他生活于公元581—682年。

孙思邈论述医德在中国医学史上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他在《千金要方》中首创《大医精诚》论，较全面地论述了作为医生所必须恪守的医德准则。“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其著作以《千金方》命名，正是体现了这种高尚的品德。他对唐以前的医学资料进行汇总、研究，并结合自己数十年的临床经验，先后著成了《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统称《千金方》）各三十卷）。据传有《枕中素书》一卷、《摄生真录》一卷、《福禄论》三卷、《会三教论》一卷、《庄子注》、《老子注》、《龟经》、《明堂图注》、《孙真人丹经》、《千金食治》、《玄女房中经》、《禁经》各一卷。

孙思邈十分重视妇幼科，在《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中都把妇科列为临床各科之首。所载妇人方，从求子到调经，包括许多妇科的特殊疾病。其《千金要方》中妇科的内容尤为丰富，不失为一部妇科专著。在幼科方面载述不少病症和护理方法，对中医妇科和儿科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药物学方面，他收集整理了许多经验方，用于炮炙、分类及贮藏等。

孙思邈在养生方面的研究颇为深刻。他主张预防疾病为主，强调“抑情养性”，以及“慎言语”、“节饮食”的重要性。这些内容对现今老年医学和老年保健，都具有很重要的借鉴作用。

钱乙（约1032－1113），字仲阳，山东郓州（今山东省东平）人，北宋著名儿科学家。

他的父亲钱颢，擅长针灸，但嗜酒喜游。钱乙3岁时，他的父亲东游海上，竟然一去不返，母亲又早亡，于是便成了孤儿。后来钱乙跟随姑父吕氏学医，勤奋刻苦，精通经典，博览诸家，尤其对最早的一部儿科专著《颅囟经》更为推崇，并以此做为指导，精专儿科，闻名遐迩。

宋神宗元丰年间，钱乙去汴梁（今开封）行医，誉满京城，因为治好了长公主和皇子仪国公的疑难病症而得到皇帝的赏识。钱乙医德医风高尚，不矜持己名，诋毁他医，因而受到众医及病人的爱戴和信任。此后，上至皇戚贵族，下至平民百姓，都愿到他那里看病。钱乙不分长幼妍媸、贫富贵贱，一视同仁，皆认真诊治，授之于药，均满意致谢而归。

钱乙除医书外，史书杂说无所不读，天文地理、社会人事无所不晓，别人读书拘泥守古，而他能超越框框，融于己见，且大都与理法相合。他精通本草，多识物理，因而能辩认错误，别人得到一种特殊的药，或有什么疑难的事，求教于他，都能有问必答，充分显示其博学多识的才能和甘为大众服务的情操。

钱乙在数十年的临床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特别在儿科方面更有创新和收获，他把这些经验和体会结合《内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等经典医著及诸家学说，写成了儿科专著——《小儿药证直诀》，但由于生前医务繁忙，随著随传，比较杂乱。后经弟子阎季忠收集整理，核校编辑，删去重复，正其谬误，才于宋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正式刊行问世。除《小儿药证直诀》外，钱乙还著有《伤寒论指微》五卷，《婴孩论》百篇等，可惜均已失传。

《小儿药证直诀》是中国现存第一本以原本形式保存下来的儿科学专书。世界医学史上与中国医学史上的地位确是十分重要的。钱乙也因此书名留医史。

葛洪(公元284-354)，字稚川，自号抱朴子，晋代丹阳郡(今江苏省)人。祖父葛系，曾当过叁国时东吴的"大鸿胪"。父亲葛悌，当过西晋时邵陵(今属湖南)太守。葛洪13岁时，父亲不幸去世，当时又逢"八王之乱"，葛洪的家很快败落下去。葛洪从小爱好读书，刻苦求学。因家贫无钱买书籍笔墨，只好向人家借书阅读，用木炭在地上练习写字。

在葛洪年轻的时候，曾应吴兴太守顾秘之邀，到他率领的部队里担任将兵都尉，征讨当时的石冰起义。后来石冰兵败，顾秘邀赏，葛洪却辞官独自跑到洛阳，去搜求异书以增广自己的学问。后应故交广州刺史嵇含之约赴广州，认识了南海太守鲍玄。鲍玄通养生术和医药学，他器重葛洪的才华，不但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葛洪，还把自己的学问也传授给了葛洪。还把自己的学问也传授给了葛洪。

葛洪的兴趣在炼丹和医药这两方面。当他年老的时候，听说交趾 (今越南)出产丹砂，这是炼丹的主要原料，于是向朝廷请求到靠近该地的勾漏县(今属广西)去当县令。皇帝认为葛洪资望很高，而县令的职位太小，没有同意。葛洪一再请求说，并非以当大官为荣，而是因为那里有丹砂的缘故，终於得到了皇帝的批准。但他路过广州东面的罗浮山时，见其景色秀丽，主峰飞云顶多瀑布、泉水，便停留於此，炼丹、行医、着述，直到逝世。至今罗浮山这一道教"第七洞天"仍有"葛洪炼丹处"遗迹。

葛洪着有《金匮药方》100卷，因其卷帙浩繁，不便携带，便摘其要者写成《肘后备急方》4卷。"肘后"是指该书篇幅很小，可以挂在胳膊上随身携带，相当于现代所说的"袖珍本"。"备急"就 是应急的意思，用现代话说，就是一本"急症手册"。这部书里的治病药方，都是民间的草药，又便宜，又方便，深受老百姓的欢迎。 《肘后备急方》中的急症，大多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急性传染病，古时人们叫它为"天行"，认为是上天降下的灾祸，是鬼神作怪。葛洪却认为，急病不是鬼神引起的，而是中了外界的病。 这见解在当时已算是破除迷信的了。在世界医学史上，葛洪第一次记载了天花这传染病。他在 《肘后备急方》中写道：有一年发生了一奇怪的流行病，病人浑身上下长出一个个的病疮，起初是小红点，不久就变成白色的脓疮，不断溃烂，一碰就破，伴以发高烧、说胡话，十个有九个治不好。就算侥幸治好的，皮肤上也会留下一个个小搬痕，起初发 黑，一年后才逐渐消失。 这病就是天花，记载十分准和详细， 比西方医学界认为最早记载天花的阿拉伯医学家雷撤斯要早五百多年。

葛洪还记载了一叫做"沙虱毒"的传染病。他观察到广东 罗浮山一带的深山草地里有这比小米粒还小的沙虱虫，它螫人吸血时便把沙虱毒带入人，引起发热。起初身上还会出现皮疹。现在知道，沙虱就是恙虫的幼。葛洪关于恙虫病的记载，比美国医生帕姆在1878年的记载要早千五百多年。《肘后备急方》中还有关于一名叫"尸注"传染病的记载。 这互相传染的疾病，使患者搞不清楚自己到底哪里不舒服，只是觉得怕冷发烧精神恍惚浑身乏力一天天消瘦下去，此病时间长了就会使人丧命，而且"死后复传之旁人，乃至。觉知此候者，便宜急治之。"这是中国对结核病的最早记载。葛洪还记载了一种犬(疯狗)咬人引起的病症，即现在所称的狂犬病。他提出打死疯狗，取出其脑浆敷在病人伤口上的治疗方法，初步现了近代免疫学的思想。此外，葛洪在他的炼丹术着作《抱朴子》中还记载了用雄黄治毒蛇咬伤，用密陀僧（氧化铅）防腐，用铜青（碳酸铜）治疗皮肤病，用艾叶消毒驱虫等方法，以及"吐故纳新者，因以长"的功疗法。

说葛洪临死之前，曾写信给他的朋友广州刺史邓岳，信中说他要到很远的地方去访师，马上就要出发了。邓岳接到信后，急忙从广州来罗浮山给他送别。谁知那天葛洪坐到中午就已逝世，死时如睡着一般。邓岳未能见到生面。传说葛洪的尸身柔软，面色如生；入棺时轻如空衣，道教徒们说他是"尸解得仙"了。

王冰，自号启玄子，约唐景云至贞元（710－804）年间人，籍贯不详，中唐著名医家。唐宝应中（762—763）为太仆令，故称为王太仆。

王冰自幼崇尚道家，这与唐代奉道有关。王冰笃好养生，希望长生不老，与天地万物同归，并且他清淡寡欲的思想亦符合道家的“无为”、“无欲”、“恬淡为止”、“内在养生、外在避世”的一贯主张。因此崇尚道家，笃好方术是王冰一生的主要追求，他自号启玄子也与此有关。

王冰有一个老师叫玄珠，精研《素问》，极穷微奥，王冰受启蒙于他。王冰的先师张公，是他学术思想和医疗经验的主要传授人。王冰从先师张公处得到《素问》秘本，又与齐梁间全元起《内经训解》本相参校，刻苦钻研，结合自己的学术思想和经验，采用合篇、别目、移章、增补等方法对《素问》进行了重新编次，又通过补夺、正误、删衍、润色等具体方法进行了全面校勘、训诂、注释和发挥，历时12年，于公元762年编辑成《次注素问》，共计二十四卷，八十一篇，使原来残缺不全、脱简讹误重复甚多的医学经典得以定本而广为流传。

王冰还著有其它书，可惜都已失传，不得复见，流传在世的只有《次注素问》，他的学术思想也就主要体现在《素问》注文之中。他不仅对《素问》各篇进行了调整、归类、校勘，更重要的是结合自己的理论和实践对全文做了全面的注释和发挥，使其学术思想得以广泛传播，对祖国医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皇甫谧出生于公元215年，东汉时安定朝那（今甘肃灵台）一个贫苦的农舍中。初取名静，后改谧，字士安。年轻时拜乡里着名的学者席坦为师，数年以后，他已成为一个远近闻名的学者。他认为，不求名利才会无损于生命；不追求富贵，才能获得深厚的道行。因此，尽管郡守曾请他出仕，举荐他为孝廉，相国也征召他去做官，他都拒绝了。他甘心一生玩味经典册籍，为将知识传播他人而着书立说，为后世立言。 他40岁时，不幸得了风症，半身麻木，右腿肌肉萎缩，服寒食散又药物中毒，身发热，寒冬时尚须袒露身服食冰雪，夏天则更烦闷不堪，并伴有咳嗽、喘、浮肿和四肢酸重，时刻处于病危之中。疾病的折磨考验了他的意志，求生的欲望又促使他研读医学典籍，而针灸治疗风症的效果使他更对针灸学感兴趣，于是他广泛研读针灸文献，终于成了一位针灸大家。

当时医学经典著作颇多，但经络胞穴并不统一。于是他把当时风行的《黄帝针经》、《素问》及《明堂孔穴针灸治要》叁部书进行了比较研究"使事类相从，删其浮词，除其重，论其精要"，著成《黄帝部针灸甲乙经》10卷，。又称《针灸甲乙经》，简称《甲乙经》，约完成于公元259年。南北朝时改为12卷本。原书以天干编次，主论医学理论和针灸之法，故以《针灸甲乙经》命名。 《针灸甲乙经》是现存最早而较完整的针灸学着作。前部分阐明脏腑、经络、脑穴、诊法病；后部分论述各病证及针灸法。它是中国晋代以前针灸学成就的总结性文献。

王叔和，名熙。西晋高平（今山西高平）人。约生活于公元三世纪，其生卒年代无确切考证。他出身于达官贵族家庭。由于家庭优越的生活及学习环境，使得王叔和自幼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后因战事频繁，时局动荡，为避战乱，随家移居荆州。

当王叔和侨居荆州时，正值张仲景医学生涯的鼎盛时期，加上王叔和与仲景弟子卫汛要好，深受其熏染，逐渐对医学发生兴趣，并立志钻研医道。他寻求古训，博通经方，深究病源，潜心研读历代名医著作，遵古而不泥古，虚心向有经验的名医求教，博采众长，医术日精，名噪一时。由于其医术高明，公元208年，当曹操南下征战荆州刘表，王叔和被推选为曹操的随军医生。其后任王府侍医、皇室御医等职。后又被提升为太医令。

王叔和不但精通中医经典方书，而且于脉学颇有研究。为了解决医生在治疗过程中正确应用脉诊诊断的问题，迫切需要一部脉学专著。他一生最突出的贡献是编著了中国现存最早的脉学专著——《脉经》。

王叔和对医学的贡献，不只限于脉学，对古文献的整理方面，也有突出贡献。如中国医学发展史上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伤寒杂病论》，是历代学习中医的必读教科书，历代许多有成就的医学家都对该书进行过研究。但由于战乱，该书问世不久，在兵火中散失。王叔和十分推崇仲景的学术思想，深知该书的价值，并不遗余力，四处收集，加以整理，重新进行编排，将之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使《伤寒杂病论》得以保存并流传。当然后世对此评价褒贬不一。王叔和在整理中医古文献时所作的贡献是巨大的，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献资料，是值得我们称赞的。若没有王叔和的整理，我们今天也许就很难知道张仲景在医学上的成就。他这种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功绩，是值得我们称颂的。

滑寿，字伯仁，晚号樱宁生。为元末明初著名的医家。约生于公元1304年，卒于公元1386年，享年83岁，死后葬于余姚黄山九枝松。

滑寿祖籍襄城（今河南襄城），元初他祖父到江南一带作官，因而迁到仪真（今江苏仪征县）、余姚（今属浙江省），元朝时曾为乡举，后来对做官从政失去兴趣，转而攻读医籍。正好京口（今镇江）名医王居中旅居仪真，滑寿多次去拜访他，请教歧黄之术，王氏向他讲解了《难经》、《素问》，见他机敏好学，于是鼓励他学医，并赠送书籍给他阅读，滑寿乃拜王氏为师，对《内经》、《难经》作了深刻研究，深得要旨。他在学习过程中感到《素问》、《难经》中论述虽然详尽、深奥，但原书结构层次上有欠分明，文字亦有个别缺漏之处，于是询问王氏能否将原书内容加以分类注释，便于阅读理解，王居中表示支持，滑寿就根据读书的体会著述了《难经本义》、《读素问钞》等书。

《难经本义》共分二卷，作者鉴于《难经》原书有文字缺漏、编次错乱的情况，而历代注本又不够理想，于是参考元以前《难经》注本及有关医籍诠注《难经》，对其中的部分内容进行考订辨论。释义能融会诸论，结合个人见解予以发挥，在《难经》注本中影响较大。

《读素问钞》共分三卷，书中选录了《素问》中的重要内容，分为脏象、经度、脉候、病能、摄生、论治、色诊、针刺、阴阳、标本、运气和荟萃十二类，并作了简要注释。明·汪机为本书作了续注。在汪氏《续素问钞自序》中指出：“予读滑伯仁氏所集《素问钞》，喜其删于繁芜，撮其枢要，且所编次，各以类从，秩然有序，非歧黄之学不能也。”

滑寿还根据研习古书的心得和诊治病人的经验，撰写了《诊家枢要》。此书仅一卷，为脉学著作，开头论述脉象大旨及辨脉法，有很多独到的见解，接着阐析浮沉迟数等29种脉象及其主病，最后讲述妇人及小儿脉法。

滑寿治学严谨，博览群书，并参会了张仲景、刘完素、李杲三家之说，贯通古今，医术大有长进，诊疗水平已远远超出其师，愈疴起痼，所治无不奇中，且医德高尚，不论贫富，一视同仁，有求立刻前往诊治，活人无数。因此在江浙一带负有盛名，凡有得大病的，以得到他断定生死的一句话才不会遗憾，人都称他为“神医”、“老仙”。

滑寿不仅精通内科疾病的诊治，而且拜东平（今山东东平县）高洞阳为师，学习针灸，得以精通针术，曾经用针灸治疗难产等多种病证，对经络理论很有研究，著有《十四经发挥》，共三卷，考订腧穴六百五十七个，详加训释，有所发挥；并重视脉的分部及其与脏腑的关系；提升奇经八脉中任督二脉的重要性，提出任督二脉与十二经并称十四经学说。此书为滑寿一生中之代表作，翰林学士宋濂、姑苏西阊进士盛斯显等均为本书作序。

滑寿还是诊治麻疹病的专家，在数十年的行医生涯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著有《麻疹全书》四卷，书中论证108条，设方三百六十余首，论药处方，性味功效则逐条详注，在护理方法上也作了论述，并且明确指出了麻疹具有传染性和终身免疫力，尤其是对内疹的发现，即麻疹前期，出现口腔粘膜疹，并证实此疹决非鹅口疮，这一发现早于欧洲五百余年，成为我中华民族的骄傲。

滑寿一生著作很多，除上述主要作品以外，还有《医韵》、《伤寒例钞》、《本草发挥》、《五脏补泻心要》、《医家引彀》、《滑寿脉诀》、《痔瘘篇》等，可惜大多都已佚失。

淳于意，西汉临淄人，约生于公元前205年，卒年不详。因做过主掌租税及俸禄的太仓长，故尊称他为“太仓公”，简称“仓公”。

他谦虚好学，活学善用。淳于意家境贫寒，少时就喜读医书，可为人治病，却没有疗效。于是拜淄川的名医公孙光为师，公孙光非常喜欢淳于意的谦虚好学，很器重他，就把自己的精方、妙方全部传授给他。不久，公孙光发现他已没什么可教淳于意的了，并预言淳于意将来一定是国医。为了能让他继续深造，又推荐他去拜自己的胞兄公孙阳庆为师。70余岁的公孙阳庆也非常欣赏淳于意的质朴上进，便将自己所藏的所有秘籍、古方一讲解他。出师后的第二年，淳于意开始挂牌行医，叁年后，成为著名的医生。 淳于意苦读经典医书，可以随意背诵，但诊病时，则视病人的实际情况，不盲目地死搬硬套，断章取义。齐王身边一名叫遂的保健医生，得病后服用自炼的五石散，病情加重了，于是请来淳于意。意仔细审察他的脉象，说：“你得的是内热，药石是药中刚猛之品，服后会导致小便不通而加重病情，千万不要再服。”遂不以为然，并举例反驳说：“扁鹊曾言，‘阴石以治阳病，阳石以治阴病。’”淳于意菀尔一笑：“你说的话，不无道理，扁鹊虽这样说过，但治病必须详细诊察病情，医理医法，参考患者的质、嗜好病情用药，才能药到病除。”并预言，照此下去，不久就会发痈。果然，百余天后，遂乳上发痈，不治而死。这充分现了淳于意读书要活读，临证要变通的作风。

创立诊籍 发展医学

诊籍，即医案，现在叫病历。记病历在今天的医疗中是为平常的事，是对一个合格医生的起码要求，但诊籍的初创却非易事。齐王诏问淳于意：“你给人治病，疗效很好。你的病人都是哪里人？得的什么病？施药之后。病情如何？”淳于意遵旨一回答。他记下了已愈患者的籍贯、姓名、职业、病名、病因、病性、诊断、治疗和预后，形成了最初的医案，为我们留下了研究汉代医学的宝贵史料。淳于意的医案中既有王公贵族，也有平民百姓。《史记仓公传》记载了25例病例。治愈15例，不治10例，涉及现代医学的消化、泌尿、呼吸、心血管、内分泌、脑血管、传染病、外科、中毒以及妇产科、儿科。病案中曾记载：齐国的黄长卿大宴宾客，淳于意也在座。他望见王后的弟弟宋健，急忙告诉他说：“你已病了四五天了，腰部疼痛不能俯仰，小便亦难。应趁其末传人五脏，抓紧治疗。这叫做‘肾’。”宋健说：“实这样。”他服用淳于意给他调制的“柔汤”，18天后病就痊愈了。此病类似现代的急性腰组织损伤。另有一例：齐王请淳于意为侍女们诊病。轮到一个叫竖的，竖说没有病。淳于意悄悄地告诉队长说：“竖的毛发色泽、脉象都无衰减，但病已伤及脾胃，不要让她过度劳累。到了春天，她会吐血而亡。”及至春天，果真竖摔倒在厕所里，吐血而死。这大概相当于现代血液病。淳于意的诊籍既反映了他医技的高超全面，又给我们留下了各科早期病例，有着重要的研究意义。

淳于意针对病人的病情，不仅仅采用药物治疗，还广泛运用各物理疗法及针灸术。淄川王病了，淳于意前去诊豚。原来是因为洗头发未干，即入睡受风而引起的头痛、身热、肢痛、烦闷，相当于今天的风寒感冒。淳于意立即用冰水敷淄川王的额头，帮助降温，并针刺足阳明经的厉兑、陷谷、丰隆叁穴，以散肌表之热。病立刻就好了。物理降温，用冰袋或冷毛巾敷额或用酒精擦浴，是现代高热病人常用的降温方法，但在二千年前的汉朝，不啻是一发明创造。

李时珍（1518—1593年），字东璧，晚年号濒湖山人，明朝蕲州（今湖北蕲春县）人。祖父为铃医，父李言闻（号月池）为当地名医。李时珍少年时期开始系统地阅读一些医籍，曾随父诊病抄方。但当时医生的社会地位低下，李言闻不愿李时珍以医为业，要他走科举道路，还特领他去拜访进士顾日岩为师。顾日岩家中藏有大量书籍文献，李时珍因此有机会阅读到许多文献和一些珍贵的书籍。

李时珍在14岁考中秀才。17岁、20岁和23岁时，三次赴武昌参加乡试，但均未考中。从此之后，他放弃考科举而决心随父亲学医。他刻苦钻研医理，用心汲取前人医疗经验，并且善于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加上对病人的高度同情心，他行医不仅疗效好，而且医德高尚。短短几年之中便享有声誉。其间，他因诊断治愈了楚王府中小儿的“虫癖”怪病，医名更增，被楚王府聘为“奉祠正”，并掌管“良医所”事务。后又被荐举到北京“太医院”任“院判”。但是，他对此并不感兴趣，任职一年多便托病辞归。

李时珍在行医过程中，发现以往的本草书中存在着不少错误、重复或遗漏，深感这将关系到病人的健康和生命，于是决心重新编著一部新的本草专书。从34岁起，他开始着手进行这项工作。除认真总结吸收前人经验成就外，还向药农、野老、樵夫、猎人、渔民等劳动群众请教，并常亲到深山旷野考察和收集各种植物、动物、矿物标本。对某些药物亲自栽培、试服，以取得正确的认识。经过27年漫长艰辛的努力，参考了800余种文献书籍，以唐慎微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为基础，进行大量的整理、补充，并加进自己的发现与见解，经过三次大的修改，至万历六年（1578年）他60岁时，终于编著完成《本草纲目》这部药学巨著。

李杲，字明之，号称东垣老人，是中国医学史上著名的金元四大家之一。他生于金世宗大定二十定（公元1180年），卒于元宪宗元年（公元1251年），终年71岁。他家世居真定（今河北省正定，因真定汉初为东垣国，所以李杲晚年自号东垣老人），富甲一方。

他曾从师于当时的名儒翰林学士王若虚、冯叔献学习《论语》、《孟子》和《春秋》。此后不久，李杲的母亲王氏患重病，请了家乡好多医生，诊断治法众说不一，几乎吃遍各种方药，病情不但不见好转，反而日益加剧，最终还是死去。李杲因自己不懂医学只能眼睁睁看着亲人被疾病折磨而丧生，感到十分悲痛。他发誓说，如果遇到良医，我一定拜其为师，以补我的缺憾。

当时易水（今河北易县）张元素为燕赵名医，李杲求医心切，不惜远离家乡四百余里，挟千金拜其为师。经过数年的刻苦学习，李杲“尽得其法”，基本掌握了张元素的学术思想和诊疗技术，遂辞别元素返回故里。凡经李杲诊治的病人，尽管皆为疑难杂证，但多获奇效。

居汴梁期间，他常为公卿大夫诊治疾病，疗效非常显著，名声为之大振。从中原北返后，寄居鲁北东平、聊城一带，以医为业达六年。1244年，64岁的李杲回到家乡真定，临床之余，将多年经验体会著述立说，创立了以“内伤脾胃”学说为主体的理论体系。

李杲留给后人的医学著作有《内外伤辨惑论》、《脾胃论》、《兰室秘藏》和《用药法象》等。

他的理论学说诞生后，得到其弟子王好古、罗天益等人的继承发展。王好古一方面大量吸收东垣的药物学理论，重视其临床应用，另一方面受东垣深入阐发内伤脾胃病机理论的启发，创立了“阴证论”。罗天益则比较全面地吸收了东垣的脾胃学说，在脾胃内伤病纲目分类及其临床应用经验的认识上，进一步丰富了东垣的脾胃学说。他的学说对后世医家，尤其是温补学派影响很大。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医家之门户分于金元”。河间学派和易水学派为中国医学史上承前启后影响最大的两大学派，李杲为易水学派的中流砥柱，他学医于张元素但对后世的影响可谓在元素之上。朱丹溪虽为河间学派的三传弟子，但其学说在某些方面也受李杲学说某些启示。明代以后，薛立斋、张景岳、李中梓、叶天士等医家都曾对李杲的学说景仰、研习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自成一家。此外，龚廷贤、龚居中、张志聪等均受李杲学说很大影响。尽管李氏学说的继承者们已经明确，片面强调脾胃未免有些偏颇，但李杲学说在中国医学史上仍不失为划时代的一个里程碑，作为一名伟大的医学家，他将永远名垂史册。

扁鹊姓秦，名越人，春秋战国时期渤海（今河北省任邱县 ）人。少时拜师民间老医生长桑君。精通长桑君诊病的方法和治病的技术，最终成为一代名医，是先秦时期医家的杰出代表。他诊断准，往往能药到病除，妙手回春，简直和传说中的神医扁鹊一样，人们就干脆把他叫做扁鹊。渐渐地，秦越人这个本名反而被人们忘却了。

扁鹊成名后，周游各国，为人治病，常因地域不同，随俗而变。在邯郸时，听说当地妇女病多，即为“带下医”（妇科）；过洛阳，见该地敬重老人，便以治疗“耳目”等老年人疾患为主；到了咸阳，知秦人以小儿为重，则成为一名儿科医生。他在诊视疾病的实践中，已经应用了中医全面的诊断技术，即后来中医总结的四诊：望、闻、问、切。“望”就是看外形及舌苔，“闻”就是听病人说话和呼吸的声音，“问”就是询问病情，“切”就是摸脉搏。当时扁鹊称之为望色、听声、写影和切脉。扁鹊的医疗方法多种多样，如针刺、贴、手术、服药等。后来扁鹊受到当时秦国大医令李醯的嫉妒而派人将他杀害了。但是，人们永远念他，敬仰他。直到现在，他到过的地方，如河北、河南、山东等地，还保存有诸如“扁鹊故里”、“扁鹊村”、“扁鹊遗迹”、“扁鹊庙”、“鹊王山”等；若哪位医生医术高明，则被称赞为“扁鹊再世”。

扁鹊生前一共传授了九个弟子，他的高明医术就靠这些弟子传下来。到了汉代，还有《扁鹊内经》九卷、《外经》十二卷和《泰始黄帝扁鹊俞拊方》十叁卷等。现存汉代的医书《难经》就是据扁鹊的医术，尤其是关于脉诊知识而整理成的。至今仍在人类的卫生保健事业中发挥重大作用的中国传统医学，其许多基础理论都扁鹊有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