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玉龙雪山下的云南丽江大研古镇，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每年都吸引着大量的海内外游客。当来自世界各地、具有不同文化的人们在这里，都会被神奇的纳西族文化所吸引，尤其是在游览丽江古城时，随处都能看到用世界记忆遗产——纳西族东巴文书写的指路牌、宣传标语等以及用东巴文制作的文创产品。

东巴文古老而常人难懂，然而有这样一个专业机构数十年如一日，在默默地进行专门的整理研究。

穿过丽江黑龙潭公园，走进依山傍水、绿树掩映的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纳西族院长李德静早早就迎在门口。

“东巴”，是丽江纳西族山村和民间集巫、医、艺、匠为一身的“智者”。 他们不仅能写、能画，也能唱、会跳，渗透到纳西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既是东巴文化的主要传承者和倡导者，又是传播者和 社会 文化人。

作为纳西族东巴文化载体的东巴象形文字，是纳西族古代先民创制并沿用至今的一种用来记录纳西语言的文字符号，通过象形、会意、假借等手法形成了原始图画文字。 纳西话称东巴文字为“思究鲁究”，大意为“木痕石迹”，见木画木，见石画石。

研究表明，以纳西东巴象形文字写成的古籍（东巴经典）达1500种，计有3万多册，其中尤以创世诗史《崇搬土》、爱情诗史《鲁般鲁饶》、战争诗史《东埃术埃》著称，而相关的研究现已经发展成为国际性的一门学科——东巴文化学。

任继愈说：“东巴文化记载的东巴古代典籍是纳西族古代 社会 的百科全书，记录了原始宗教中万物有灵的观念以及东巴教所特有的宗教仪轨和其它 社会 文化生活活动，这对研究宗教、文字等原始文化方面，有着极高的艺术价值。”

季羡林先生则认为：“东巴文献是用图画、象形文字记载人类起源及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重大主题的文献。”

新中国成立后，云南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与研究得到了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与扶持。20世纪60年代初，当时的丽江县委就拨出专款组织专业人员，聘请一批纳西学者和东巴先生在县文化馆成立东巴经翻译组，对东巴文化古籍进行搜集、整理、译注等工作。

1981年，为及时抢救整研究纳西族东巴文化，经云南省委批准，成立了东巴文化研究室，1991年改为云南省 社会 科学院东巴文化研究所，2004年改为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同时加挂云南省 社会 科学院丽江分院的牌子。主要职责是对纳西族东巴文化进行抢救整理和科学研究。

李德静说， 这些年来，研究院克服人手紧缺、经费不足等诸多困难，主要做了东巴经典的整理和研究、东巴文化的传承和保护、东巴文学艺术研究等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最突出的成果是在纳西东巴文化抢救方面，研究院整理翻译出版了《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100卷，《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藏纳西东巴经书》（1-6卷），《纳西阮可东巴古籍译注》（1-3卷）。2003年东巴古籍文献成功申报为世界记忆遗产，2009年4部东巴古籍入选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完成《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纳西族卷》，是第一个完成该项目任务的少数民族。

从2002年开始，研究院先后与云南民族大学民族文化学院合作办学，与西南师范大学文献所共建“中国少数民族言文学”硕士学位授权点，使东巴文化登上大学殿堂，为民族文化的传承教育 探索 了一条可行的路子。

与此同时，研究院在着力培养东巴传人和传承东巴文化上狠下功夫。多年来 探索 出一条老东巴传授和研究人员辅导相结合，在研究院学习和民间实践学习相结合的“两结合”路子。 其中有些新培养的东巴已成为东巴传承人中的佼佼者，能够为民众举行各种东巴仪式、到各个传承点教授传统文化知识，并作为文化使者，先后前往美国、德国、比利时、泰国和国内各地进行文化交流宣传。

2011年，研究院开始实施“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田野保护研究基地”建设项目，在一些东巴文化保存较好或正在恢复东巴文化生态的村落挂牌，其目的是增强当地民众保护文化的意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并对传统文化传承工作给予指导，将基地作为研究对象，挖掘、保护民族文化。现已在玉龙、宁蒗以及川、藏纳西族聚居区域， 设立了东巴文化田野保护研究基地，对东巴文化传承点及文化传人予以业务指导和支持，在资金、学习材料、服饰、学习工具等方面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为了帮助大众形象直观感受东巴文化，世界记忆遗产东巴古籍文献博物馆在研究院旁边落成。古老的东巴文化凭借现代技术形式再次走进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据介绍，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荣获了第七届中国图书奖、第五届国家图书奖、云南省第八次哲学 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被丽江市委、市政府授予宣传文化工作“突出贡献奖”，2010年被国家民委表彰为“全国少数民族古籍工作先进集体”。

　　保护古籍一定要忌用化学胶水、化学浆糊、玻璃胶纸等修补古籍。

　　中国古籍的纸张，多采用天然原料的手工制纸，而现今通用的化学胶水、 化学浆糊及玻璃胶纸对中国式纸张具有极强的腐蚀力，一般不隔多时，便会使纸张变质黄脆，触手即碎，故而绝不可用。正确方法应为采用天然面粉浆糊，调以麝香、花椒，可达到修复与避虫双重功能。如果藏家一时无法具备以上条件，也应宁可暂时不修，待请到行家里手，再行修复，绝不可仓促滥修，加厄典籍。

　　忌用洋纸夹衬古籍。

　　许多民国版本的拓片、字帖、纸墨拓工皆属精良，可版面之上却是黄斑累累，令人扼腕。这是因为民国时期的一些书贾作坊，贪求省惜工料费用，采用了一种叫作“油光纸”的纸张(当时流行的一种廉价的西式工业法制纸)，作为字帖的衬纸。由于西式纸酸碱性不合量，具有一定腐蚀力，以致许多民国旧帖惨遭“黄斑之厄”。这一遗憾也使得当今的古籍藏家得出了一条教训，即：中国古籍必须远离一切西式纸张，二者隔离，方为上策。

　　忌用化学杀虫剂防杀蠹虫。

　　一些新手藏书家，因为惧怕蠹虫蛀毁古籍，便时常使用一些化学杀虫剂喷洒书橱，结果蠹虫猖獗如故，而古籍却反遭其害，黄斑遍布书身。惨痛之余，古籍藏家们也悟出一点，传统古籍的纸张极为“娇贵”，受不得任何化学品的侵害，而化学杀虫剂的腐蚀只会造成“爱而毁之”的结果。传统的正确防虫方法应为：在书橱中放置麝香、芸香或花椒(也可采用质量上乘的印度奇南香)，以香气驱杀蠹虫，效果极佳。

天一阁博物馆现藏古籍30余万卷，约16万册，其中3万多册为善本，有一千余种书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为孤本。藏书中经、史、子、集、丛五部皆有。其收藏特色是明代文献，尤其是明代的地方志、科举录和政书三类文献最富盛名。其中地方志1962年、1990先后出版《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和《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科举录已经出版了进士登科录、会试录，乡试录正在出版中。明代政书也正在出版中。与国内大型的公立图书馆、博物馆所藏古籍相比，天一阁所藏古籍的特点是善本比例较高。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统计，天一阁所藏善本数量在包括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在内的781个单位中排名第九。天一阁所藏中不乏珍贵典籍，如入选第一、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珍贵古籍即达56种，其中著名的有明末毛氏汲古阁影宋抄本《集韵》十卷、万斯同稿本《明史稿》、明洪武刻本《洪武四年进士登科录》一卷、明抄本《天圣令》三十卷存十卷、清雍正四年（1726）内府铜活字印本《古今图书集成》等。

在多数人的意识里，凡名胜古迹、文化遗产、鼎彝器物、版本书籍、书法字画等，其产生的时代愈早就愈受人们珍重，原因很简单，通常情况下，时代越久远，传世越珍罕，历史文物价值当然也就越高，但时代“早”与“晚”只是个相对的概念，不同时代的人恐怕会有不同的感受和理解。我们主张既要回望历史，把握时代早晚的尺度；也要展望未来，预留后人品评历史时代的空间。

　　在多数人的意识里，“物以稀为贵”，但“少”也没有绝对的标准。除了“惟一”可以算是绝对地“少”之外，恐怕谁也难以说出少的标准数字。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主张既不能忽略罕传孤行本所具备的特殊价值，也不因存世尚多而漠视某些典籍固有的珍贵品质。

　　就古籍而言，其价值既包括文物价值、版本价值，也包括文献价值（学术、资料价值）。其中文物价值已包含在前述时代早晚标准中。文献价值是就书的内容而言的，在中国现存古籍中，除极少数荒诞、迷信、**等糟粕性的古籍因无或缺乏学术、资料价值而无须选录外，其余大多数典籍在甄选时不必过多在文献价值上煞费苦心。惟有版本价值才是《名录》甄选时必须着重考虑的要素。早期产生的典籍版本，因其历史文物价值高，甄选时并不太费周折。晚出之本，则要看其所从出；看其刻前是否经过重新整理；是否经过严格校勘；看其是否为初刻；看其是否经过名人批校题跋。一句话，版本价值是甄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重要考核内容，甄选难度也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