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嬴政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的千古第一帝，在他的主导下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大秦帝国，作为历史上的第一个皇帝他的名气很大，但同时争议也很大，喜欢他的人说他丰功伟绩：灭六国，统一华夏，结束割据；车同轨，书同文，利于统一。

关于他的争议还有“焚书坑儒”事件，此事千百年来被视为秦始皇残暴专制、控制人们思想的罪状，但长久以来因为此事替他喊冤叫屈的声音也越来越多。“焚书坑儒”一词往往同时出现，但焚书和坑儒实际是两起事件，而且是两件毫不相干的事件。

秦始皇灭掉六国建立秦朝之初，“统一”成了当时的关键词，统一度量衡、统一轨道、统一货币、统一文字，但这些都是表面上的统一，意义固然重大，行始起来却相对容易些，当时的难点在于思想上的统一，大家都知道秦朝建立前的先秦时期人们的思想得到空前的大爆发，各类学说大行其道而且都有自己的狂热粉丝，历史上称之为“百家争鸣”。

“焚书”事件因一次宴会上的一个马屁爆发了，秦三十四年因庆祝修筑长城和攻克南越之地的胜利，秦始皇宴请群臣，席间一位名叫周青臣的官员给秦始皇拍马屁：“之前的秦国不过几千里，全赖陛下的英明神武平定天下，才有了今天的大秦帝国，如今陛下施行郡县制，更让国家没有了战乱，百姓安居乐业这是足以传世的功德。”一句马屁把秦始皇拍的很受用。

正在洋洋得意之时，博士淳于越却提出了不同看法，淳于越是个厚古薄今之人，他提出应该效仿古人的分封制，分封皇帝的子弟和国家的功臣，才符合礼法，批评周青臣歌颂郡县制，是在给秦始皇拍马屁，但此事却被丞相李斯抓住了机会，法治治国和郡县制都是李斯极力主张的政策，他借此机会批评淳于越不应该厚古薄今，说他的观点不利于统一，并建议秦始皇烧掉除这些厚古薄今的书，已达到统一人们思想的目的。

秦始皇听从李斯的建议，宴会第二天就在全国各地点燃了焚书之火。那么究竟这焚书之火烧掉的都是什么书呢？据记载烧掉的只是那些《诗》、《书》、百家语和史书这些歌颂春秋之前施行分封制国家的书籍，并没有烧毁医药、算卦、农业方面的书，而且那些儒家经典只是要求民间不能传阅，官方是可以阅读和收藏的。

“焚书”这件事之所以成为后世眼里秦始皇残暴专政的一个污点，大概还和另一个事件有关：“坑儒",汉武帝之后儒家思想作为统治思想，儒生的地位得到提高，说到秦始皇“坑儒”一事这些儒生都恨的牙痒，而史书又都由这些儒生所写，慢慢的秦始皇就被描绘成了残暴之君的形象”。

21世纪在秦始皇陵发现的主要遗址有：兵马俑坑、铜车马坑、石铠甲坑、仿生水禽坑、马厩坑、百戏俑坑、文官俑坑、动物坑、寝殿、便殿、食官遗址、内外城垣遗址、丽邑遗址、打石场遗址、刑徒墓地、公子公主墓地及其他一些陪葬墓。在秦始皇陵食官遗址上发现的一个青铜编钟上刻有“乐府”两个字，这一发现将中国古代设立乐府的时间提到了秦代，因为在此之前，据《汉书·礼乐志》记载：汉武帝时，“乃立乐府”，颜师古注：“始置之也，乐府之名盖起于此，哀帝时罢之”，秦始皇陵乐府编钟的发现证明颜师古的注解是错误的。该乐府钟制作精致，与秦始皇陵的祭祀活动有关。后来在汉长安城中出土的秦封泥中也发现了秦的“乐府”和“乐府丞印”。食官遗址上发现了不少的“丽山食官左”、“骊山食官右”等陶文，说明秦始皇陵最初就称为“丽山”，以表示其高大无比，显示皇权的尊严。秦始皇陵只是后人的称谓。

在秦兵马俑的身上也发现了很多的陶文。内容为“宫水”、“宫”、“宫得”、“宫系”、“咸阳衣”、“咸阳午”、“栎阳重”、“工路”等，到21世纪已发现不同的刻名有80余个，这实质上是制作陶俑的工匠名，表示这些工匠来自于不同的地方，来自于宫廷的，在名字之前均有一“宫”字，来自咸阳作坊的，则在名字前有“咸阳”或“咸”字，还有来自栎阳、安邑、临晋等地的，有的干脆只写名字。这些陶俑身上的名字既为我们研究秦俑的制造者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而且也验证了《考工记》记载的当时实行的“物勒工名，以考其诚”的记载，秦兵马俑坑的铜兵器上也有制作者的刻铭，说明早在秦代就实行责任制了。 1975年，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发现了一批秦竹简，为秦始皇时期人所手书，但其成文年代有早有晚，早的可以到商鞅变法，晚的则到秦始皇三十年，反映的历史长达100余年。

云梦秦简的出土，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在此之前，还未出土过秦简，云梦秦简的发现则正好填补了这一空白。这批竹简的数量达1150枚，近4万字。经过整理发现内容极为丰富。这批竹简是研究秦文化难得的实物资料，极大地弥补了秦史料的不足，有力地促进了秦文化的深入研究。

这批秦简使我们对秦代历史的若干重大问题，可以获得很多新的认识。例如《南郡守腾文书》，不仅有助于了解秦始皇时期的政治、军事斗争形势，而且有助于认识秦的用人制度、县道并立的地方行政系统、县设啬夫的制度、郡守与县道啬夫的职权范围以及传达文书的制度等等，还反映出从《田律》到《田令》的变化发展、区分良吏恶吏的标准与意义等问题。又如《编年记》，它可以订正、补充与印证《史记·秦本纪》、《史记·六国年表》及有关《世家》、《列传》关于秦的统一战争的若干年代、地区和具体经过，也可以印证与纠正前人对《史记》有关记载的解释，更可以从中看出秦的地方官制、秦的赋役制度、秦的历法、当时的统一战争与反统一战争以及一些地名的历史沿革变迁等等，其史料价值不亚于《史记·六国年表》中的关于秦的年表部分。至于《为吏之道》，除了能说明当时官吏的行为标准、善恶准则外，还反映出儒、法融合的初步迹象以及当时社会的风尚等等问题。

《秦律》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条目最全、内容最丰富的成文法典。它填补了自李悝《法经》与商鞅《秦律》散佚以来的空缺，是研究法制史的重要史料；同时还是研究秦时阶级、阶级关系的不可多得的资料。秦的官制、土地、赋役、赐爵、租税、官吏考核、罪犯审讯、工匠培训、户籍、上计、仕进等制度，以及仓库的类型、结算、设置、封提、管理等制度，由官府禀衣、禀食、传食等制度和管理、财经出纳的预算、决算制度等等，都在《秦律》中有明确而且比较详细的反映。此外，如当时的物价、秦的牛耕、城市制度、商品经济、官私手工业、社会风气、流行疾病以及秦人的思想、文化特征等等也有所反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关于秦的刑名、刑罚、刑徒、刑期及隶臣妾的地位、来源、特征等等，《秦律》也提供了充分的资料，对于了解秦的刑罚制度和奴隶制残余等问题，有重大的意义。甚至还可以从《秦律》与现存《汉律》零星条文的比照中，看出秦律与汉律的异同和中国古代法制的演变轨迹。

秦封泥的发现与秦文化研究

过去秦的封泥发现很少，而且在断代上存在问题，并未引起学者的注意。上世纪九十年代，一批秦封泥破土而出，立即引起学术界的普遍关注。最早由路东之收藏的千余枚，经周晓陆和路东之两先生共同对外发布，引起极大的轰动，后西安市文物园林局和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对相家巷遗址进行了调查和科学发掘，又获得了不少的秦封泥，使人们对秦封泥的出土地点有了明确的认识。

关于秦职官的封泥主要有：丞相之印、右丞相印、左丞相印、上家马丞、下家马丞、中车府丞、骑尉、内官丞印、郡左邸印、郡右邸印、左弋丞印、大仓丞印、泰仓、泰仓丞印、泰匠丞印、泰库令印、内者、内者府印、宦者丞印、中官丞印、高章宦者、高章宦丞、弄陶丞印、尚浴、尚浴府印、中宫丞印、中宫、中府丞印、北宫宦丞等等，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宫廷内部和直接为宫室(包括为皇帝、太后、太子)服务的官吏。许多官职是以前史书没有记载的，有些虽然有记载但记载混乱，因而问题也说不清，秦封泥发现的这些官职则使历史上的许多问题迎刃而解。譬如，秦的丞相问题一直是争论的问题，在遗址中发现的丞相官印应该说解决了这一问题，即当时既有丞相，又有左、右丞相，这应该是秦始皇实行中央集权制的有效办法之一。从发现的官职中也可以看到秦时的宦官现象是比较严重的，因为出土了不少关于这方面的封泥，也验证了历史上嫪毐和赵高之所以能在秦国为所欲为、专横跋扈的事实。南宫、北宫封泥的发现也证明了文献中关于秦有南北宫的记载是正确的。

里耶秦简的发现与秦文化的研究

里耶古城所在地位于酉水中游，是武陵山区土家族的发源地，并非人们认为的文化发达地区，当时是楚人、巴人和秦人争夺的战略要地，是文化交流频繁的地方，也是战争激烈的地方，但历代对这一地区的记载非常少，一些重大问题长期以来扑朔迷离，简牍的发现再结合文献资料对于解决诸如楚国的疆域、夜郎的所在、秦楚为什么争夺此地、秦国郡县制的推行以及楚国有无郡县制等重大问题都有极大的帮助。众多的特别是县、乡等基层官吏的记载，使我们可以了解秦王朝行政机构的具体运作，严格地将每天分为十二刻，每刻再分成十二分，计时精确，由年、月、日、地名、职官、事件及办理的事可构成简洁完整的公文，可知秦政权严格而高效的管理制度，丰富了我们对秦代政治制度的认识。

里耶古城秦简的意义是巨大的。首先是十多万字的文字资料大大充实了少得可怜的秦史资料，其次这批简牍是秦时县级政府的部分档案资料，内容包括政令、各级政府之间的往来公文、司法文书、吏员簿、物资(含罚没财产)登记和转运、里程书等。必将复活秦时的各项制度，譬如行政管理制度、文书制度、邮驿制度等。其次，该简中还有不少的有关秦历史地理的材料，有很多的地名，如迁陵、酉阳、阳陵、沅陵、益阳、零阳、临沅等，特别是有数支简中记载了“洞庭郡”，对洞庭郡的介绍十分详细，不仅有行政机构建制，而且还出现了“洞庭郡司空”、“洞庭司马”、“洞庭尉令”、“洞庭假尉”等官名。这是以前的史书中从未记载的，虽然在21世纪对秦到底有多少郡有很大的争论，但无论哪一种观点都未提出过有洞庭郡。迁陵一带原来是楚黔中郡之所在。《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昭王二十七年(前280年)“使司马错发陇西，因蜀攻楚黔中，拔之”。三年后，《史记·楚世家》记载楚顷襄王二十二年(前277年)“秦复拔我巫、黔中郡”。《水经·沅水注》更清楚记载“秦昭襄王二十七年，使司马错以陇、蜀军攻楚，楚割汉北与秦；至三十年，秦又取楚巫、黔及江南地，以为黔中郡”。到汉初时，割黔中故治为武陵郡，史书中未说明有秦一代黔中郡有何变化。因此，秦是否有黔中郡还需要有关的资料来说明。另外里耶秦简也为我们增加了许多过去并不知道的县名，因为过去一般认为秦王朝并未管到此地，对此地的管理是从西汉初年开始的，由里耶简文记载的迁陵、酉阳、沅陵、阳陵、益阳、零阳、临沅等可知秦朝已对这一带进行了严格的管理。里耶简牍中还发现了当时各地之间的距离，如：“鄢到销百八十四里，销到江陵二百四十里，江陵到孱陵百一十里，孱陵到索二百九十五里，索到临沅六十里，临沅到迁陵九百一十里”。

再次，里耶秦简将中国乘法口诀的使用提前到秦时。在一片木牍上发现了乘法口诀表，竟与现今生活中使用的乘法口诀有着惊人的一致。这是中国乘法口诀表最早的实物证明，从而印证了文献中所记载的春秋战国时乘法和乘法口诀表已被使用。目前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数学著作是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竹简的《算书书》。在里耶秦简发现乘法口诀以前，曾在敦煌和居延汉简中也发现过乘法口诀。

通过对这批简牍的研究将使我们对当时的历朔及当时的行书与文书格式有了明确的了解，因为在此前还未发现如此大量的固定成熟的文字格式

秦金文、陶文的发现与秦文化研究

秦金文主要的有秦公钟、秦公鎛、杜虎符及青铜兵器上的铭文、度量衡器上的铭文。秦青铜器铭文在北宋就有发现，但铭文的大量发现则是近几十年的事情，从而为秦文化的研究补充了很多难得的资料，对研究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都有所裨益。王辉先生对以前出土的和传世的青铜器铭文进行考释和研究，出版了《秦铜器铭文编年集释》，为我们研究秦文化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前多年在甘肃礼县发现的秦公大墓中出土了不少青铜器皿，有青铜壶、鼎、簋等，该墓葬是襄公、文公的墓葬，为中字形，墓葬规模大，随葬品丰富，惜大墓被疯狂盗掘，不少文物流失，在21世纪的今天得到的部分秦青铜器上我们发现了一些铭文，内容主要为：“秦公作铸用鼎”、“秦公作宝簋”等。 毛家坪遗址位于甘肃省天水市东距甘谷县城25公里的磐安镇毛家坪村渭河南岸的二级台地上，东西宽约600米，南北长约1000米，面积约60万平方米，分沟东和沟西两部分，沟西区北部及西部为居址区，大部分被村庄叠压，沟西、沟东区主要为墓葬区，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遗址早在1947年就被人发现，经过1982年、1983年的两次发掘，在遗址沟西的墓葬区共发掘土坑墓22座，在居址区发掘200平方米，发掘灰坑37个，房基4处，土坑墓11座，鬲棺葬12组。

2012年7月，由5家单位组成的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对遗址进行再次发掘。历时3个年头，共勘探出墓葬千余座；累计发掘面积约4000平方米；共清理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小墓葬199座、灰坑752个；出土陶器、石器、玉器、青铜器、骨器等各类小件文物1000余件，发掘大量绳纹灰陶片，出土鼎、簋（guǐ）、方壶、甗（yǎn）、孟、敦（duì）、盘、匜（yí）等青铜容器51件，出土短剑、戈、矛等青铜兵器11件；发掘车马坑5座；发掘大型墓葬两座，其中一座为级别较高的贵族墓葬。

考古学上探索早期秦文化，就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甘谷毛家坪遗址的发掘。上世纪80年代初，考古学家在渭河上游的甘谷县毛家坪遗址首次发掘到西周时期的秦文化遗存，同时发掘了东周时期的秦文化和西戎文化遗存。而这次发掘，或将秦文化的编年推进到西周时期，在学术史上有标杆意义。

由于此次发掘的墓葬均为西首向、屈肢葬，与关中地区的东周秦墓的传统葬式相同，墓内出土的鬲、盆、豆、罐等陶器亦与后者的同类器一脉相承，故有专家判断其为西周时期的秦墓，并把居址的文化遗存推定为西周时期的秦文化。

据介绍，经考古队勘探发掘，确定了遗址的面积不少于60万平方米，如此规模的遗址在甘谷县境内是绝无仅有的。与此同时，有专家认为毛家坪遗址极可能是秦武公所设冀县的县治（县城）之所在。在遗址现场，相关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此次毛家坪遗址发掘为2700年前设县的“华夏第一县”——冀县的确认提供了重要物证。

世人评论　　西汉名臣桑弘羊的论著中肯定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功绩是“功如丘山，名传后世”。

东汉史学家班固虽然批驳秦始皇残忍，但依然肯定了秦始皇的一些制度认为“制作政令，施于后王。盖得圣人之威，河神授图”

唐太宗李世民说过：“近代平一天下，拓定边方者，惟秦皇、汉武。”

唐朝思想家柳宗元在名著《封建论》指出秦始皇废除分封制、建立郡县制，符合了历史发展的

客观必然趋势，所谓“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公天下之端自秦始。非圣人意也，势也。”

明朝著名改革家张居正认为：“三代至秦，混沌之再辟者也，其创制立法,至今守之以为利,史称其“得圣人之威“周王道穷也，其势必变而为秦，举前代之文制，一切铲除之，而独持之以法。西汉之治，简严近古，实赖秦之驱除也。”

清末思想家章太炎在1913年撰写的《秦政记》也赞扬秦始皇，说：“虽四三皇、六五帝，曾不足比隆也。”

清末又一位史学先驱夏曾佑认为：“有为汉一朝之皇帝者，高祖是也；有为中国二十四朝之皇帝者，秦皇、汉武是也。”

中国近现代史学先驱柳翼谋在《中国文化史》评论道：“始皇时代之法制，实具伟大之精神，以一政府而统制方数千里之中国，是固国家形式之进化，抑亦其时思想之进化也。”“盖秦政称皇帝之年，实前此二千数百年之结局，亦为后此二千数百年之起点，不可谓非历史一大关键。惟秦虽有经营统一之功，而未能尽行其规划一统之策。凡秦之政，皆待汉行之。秦人启其端，汉人竟其绪。”

中国近代著名史学家吕思勉在《中国通史》评论道：“秦始皇，向来都说他是暴君，把他的好处一笔抹杀了，其实这是冤枉的。他的政治实在是抱有一种伟大的理想的。”

就连鲁迅先生也认为：“秦始皇实在冤枉得很，他的吃亏是在二世而亡，一班帮闲们都替新主子去讲他的坏话了。不错，秦始皇烧过书，烧书是为了统一思想。但他没有烧掉农书和医书；他收罗许多别国的“客卿”，并不专重“秦的思想”，倒是博采各种的思想的。”

《过秦论》，论秦之过也。原文分为上、中、下三篇。载于《新书》第一卷，《文选》卷五十一，另见于《史记·秦本纪》、《史记·陈涉世家》及《汉书》。全文着重从各个方面分析秦王朝的过失，故名为《过秦论》。本文旨在总结秦速亡的历史经验，以作为汉王朝建立制度，巩固统治的借鉴。 作者贾谊（前200-前168），世称贾太傅、贾长沙、贾生。洛阳人。西汉初期的政论家、文学家。

感受秦文化 这里首先涉及的问题就是如何定义“秦文化”？“秦文化”既不同于之前的“周文化”，也不同于之后的“汉文化”与“唐文化”。虽然，他们都基本产生形成于长安和关中地区，但因历史渊源不同、时代和社会条件不同，因而，其文化内含与文化构成也就完全不同。 就此而言，应当说：秦文化就是嬴姓氏族或秦人氏族艰苦创业的产物，是秦人族群在立足于关中地区，应对种种挑战以发展自己、实现自己的历史长河中创建形成的一种独特的生存理念和生活方式。它应是秦时文化与秦地文化的有机统一。 秦人氏族来自东方 大约在公元前六七千年以前，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诸氏族正处于母系氏族时期。许多地处东方或西方的不同氏族部落，也逐步向肥沃的黄河中游黄土平原 移动，其中的商人氏族和秦人氏族，都是来自于东海之滨，而周人氏族则来自于西方。据说，秦人氏族来自于东方山东半岛的邹鲁一带。传说中秦人最早的祖先叫大 业，是一个名曰女修的姑娘“吞食玄鸟（黑色的燕子）之蛋而生”。在夏王朝建立前夕，因为大业的后人伯益曾为舜训过鸟兽，还帮禹治过水，所以，舜便“赐”秦 人祖先“姓赢氏”，故司马迁说：“秦之先为嬴姓”。 殷商时期，秦人祖先的一部分去为商朝奴隶主守护“西垂”，是一个很顺从的氏族。公元前十一世纪，周灭商后，秦人氏族又成为周人的氏族奴隶，因其 族人又参与了商纣王儿子武庚的反周叛乱，遂被周人称为“顽民”而举族迁往西周边陲，今甘肃天水附近，即清水县秦亭一带守护边境。这里土地肥沃，宜于农耕， 所以，古（秦）字像双手舂禾，表明“其地宜禾”。 春秋时期，由于周原一带依然戎狄猖獗，周平王决定迁都洛阳，秦襄公亲自率兵护送，周平王见其诚心护送，便封秦襄公为“诸侯”，并将“岐以西之地 赐于秦”，允许其建国。平王说：“戎无道，侵伐我丰岐之地，秦能逐戎，即有其地”（《史记》）。这说明秦在“立国”之后，能否存在仍是一个未知数。 以上事实说明：秦人的祖先即嬴姓氏族，是一个无身份、无地位、无国土的落后氏族；这个时候的秦人依然生活在文明、荒蛮的夹缝之中，它如果不发奋图强，不是被东方诸国边缘化，就是被戎狄征服而继续成为荒蛮氏族。 秦人坚定地选择了前者，前后用了六七百年的时间，迅速崛起于关中平原。从文明提升或文化发展的角度来看，秦之所以能由弱变强、由分离到统一、由 弱势文化转变为强势文化，主要是因为在秦人族群的思想深处或明或暗或强或弱地生成着忧患意识、发展意识、改革意识、人才意识这样一些生存理念，以及由这些 理念所支配的生存和生活方式。 秦先民的忧患意识 秦人的忧患意识，是同当时戎狄部落的侵犯干扰有着密切的关系，也与后来东方一些诸侯国家一再瞧不起秦人，蔑视秦人有着很大关系。 周平王之所以东迁洛阳，就是因为当时的“丰岐之地”及以西的大片土地，经常受到戎狄部落的侵犯或干扰，在“丰岐之地”的东边，即关中东部还有西 周留下来的梁、芮小诸侯国。这使秦人无驻足之地，并由此激发了他们东征西伐的历史使命感。在秦襄公到秦穆公时代，先后用了一百二十多年的时间，消灭了秦国 边境上的两个小国——梁和芮，又“用由余谋”离间西戎首领，并将其彻底打败。至此，从陕西、山西交界处黄河起，一直到遥远的西方，至今甘肃中部以至更远的 地方，都由秦国所控制。这就是秦穆公时代“开地千里，遂霸西戎”的丰功伟绩。 秦国的声望由此而远扬域外。秦也就成为域外民族对中国的称呼。如古波斯人称中国为“赛尼”，古希伯来人称中国为“希尼”，这都是“秦”的音译，后来这一词由西方传到印度，则变成“支那”或“China”就是秦的音译。 秦人虽已威名在外，但由于在旧的奴隶制改革方面落后一步，因此，又出现被动挨打，甚至被东方诸侯大国视为“戎、狄”的现象，连会盟都不要秦人参加。这对年轻的秦孝公刺激很大，认为“丑莫大焉”（《史记》），决心变法图强，发展经济。 秦先民的发展意识 秦人的发展意识也是被逼出来的。秦人在百多年的东征西伐战争中，深深体会到利用一切有利资源和条件发展农业经济，才能立于不败之地。秦人的有利 条件是地广人稀，既“收周余民”，又不断扩大领地。这样秦国就取得了发展经济的两个重要条件——优越的自然环境和充足的劳动力。 岐是周人的故居，那里是关中最富庶的地区之一——周原。古周原气候暖和、湿润，河流溪涧，星罗棋布，是我国农业生产发展最早的地区之一。周平王 东迁以后，“周余民”便成为秦国从事农业生产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有知识有文化，又“好农耕”，经验丰富，生产技术水平又高，对秦国农业经济的发展起了重 要作用。后来，随着领地的不断扩大，许多戎人、狄人也成为当时农业生产的一支力量。商鞅变法后，秦人又以优厚的条件招徕临近的晋人来秦垦荒种地，到战国末 年，关中地区大部分已成肥沃良田。所以，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埌沃野千里。” 秦惠文王时，又西取巴蜀，这样，秦国便“南有泾、渭之沃，擅巴、汉之铙”（《史记》），即不但有关中之富饶，还有巴、蜀“天府之国”，即以重庆为中心的四川东部和以成都为中心的四川西部富庶之地，应该说，这是秦之所以强盛乃至统一中国的最坚实的物质基础。 秦先民的改革意识 秦人的改革意识也是从其忧患意识中生发出来的。在秦孝公时期的商鞅变法之前，秦献公已从政治制度方面进行了一些改革。诸如：废除人殉制度、取消“野人”与“国人”的区别一律被编“入伍”，并在边远地区设置带军事性质的县制，如陕县、蓝田县等就是那时设置的。 秦国的改革具有一些不受儒家宗法观念影响的特点。比如，对周王朝提出的嫡长子继承制，秦国并不以为然，而是“择勇猛者立之”。所以，被一些宗法 贵族斥之为“夷”。从秦襄公立国至秦穆公时的九代国君来看，计兄终弟继者三人（德公、成公、穆公），立次子者一人（襄公），立孙者二人（宪公、出子），不 明嫡庶者一人（文公），以长子身份继位者仅二人（武公、宣公）。穆公以后也无定制，可见嫡长子继承制在秦并不确立。再如人才选拔，同族人被重用者不多，国 外的有用人才却能在秦国得到重用。 秦国大规模进行封建改革，则是秦孝公时依靠商鞅变法来完成的。商鞅原是卫国国君后裔，本名卫鞅或公孙鞅，后因秦封其为商君，所以称为商鞅。商鞅 先到过魏国，但不得志，后见孝公求贤令，便来到秦国，和秦孝公谈过四次：他第一次向秦孝公说以道家“无为而治”的“帝道”，孝公一听就打瞌睡；第二次又说 以儒家“仁义治国”的“王道”，孝公仍不感兴趣；第三次才说以法家“事决于法”的“霸道”，竟引起极大兴趣；第四次便讲到如何“会盟称雄”的“术道”，孝 公却一连数日也不厌倦，并当即采纳商鞅的法家理论，在当时人民“归心于农”、“勇于公战”的前提下，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耕战”的政策，发布了垦草令和奖 励耕织的种种举措，且以暴力推行之，推动了秦国封建经济的大力发展。 商鞅变法的成功，使秦国“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史记·李斯列传》）。但秦惠文王一上台就将商鞅处死，由商鞅变法确立起来的封建制度，却没有任何的改变。可见商鞅变法及此前的诸多改革也是秦国强盛乃至最后统一中国的重要原因之一。 秦先民的人才意识 秦国不但有着招徕三晋及其他国人来秦垦荒种地的光荣传统，而且也有选贤任能的优良作风。早在春秋时期，在秦国参与出谋划策的外国人就有：百里 奚、蹇叔、由余、丕豹、公孙枝、内史廖、随会、白乙丙、西乞术、孟明视等。这些人中有来自当时敌国晋的丕豹、随会；来自戎人的由余。由余原是晋人，后逃至 戎，穆公见其贤慧而任之，因由余谋伐戎狄而“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商鞅变法后的秦惠文王时期，秦国除聚集了一批法家人物之外，还有兵家和纵横 家，这些谋臣良将在对外战争中表现了所向无敌的战斗力量，如纵横家张仪入秦率兵攻魏，献出上郡十五县，后又西取巴蜀，为以后的发展积累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秦国坚持接纳使用宾客的政策，对其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的迅速发展有着重要作用。仅就秦始皇时代而言，就接纳有：王齮、茅焦、尉缭、桓齮、昌 平君、昌文君、李信、王绾、冯劫、王离、赵亥、隗林、冯无择、王戊、赵婴、蒙恬、宗胜等。他们皆非秦国人，却为秦国出力，为统一中国做出了突出贡献。难怪 李斯在《谏逐客书》中历数秦国用外人而使秦国富兵强的事实，驭斥秦王逐客的种种“理由”，并使其改变主张，撤消了逐客之令。 秦文化的优越缺失 以上所述，充分说明秦文化的历史渊源来自于秦人艰苦创业的过程，并折射出秦文化作为一种生存和生活方式的丰富内含和基本要素。但在秦国迅速崛起 之后，却像历史长空中的一颗流星，仅放出一阵耀眼光芒就又迅速消逝。秦氏王朝十五年而亡的短命历史告诉我们：浩气凛然、雄伟壮阔的秦文化其内在包涵着的消 极因素也应引起人们重视。这主要是：治国策略的单一少变，只重法家残暴极端的一面，而轻儒家仁爱亲民的一面；胜利后又好大喜功，恣意享乐，腐化堕落，加重 了人民的负担。因此，在刚直古朴、苦苦追求的秦文化的质地中应该多一些温和喜庆的色彩，在秦人豪侠爽朗、直言快语的性格中，也应多一些沉稳典雅、文静睿智 的气质。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请采纳！！！~(^__^) 嘻嘻…… 追问：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