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元光五年 (公元前136年) 冬十月，河间王刘德朝见。汉武帝提了一些问题，刘德都依据儒家的思想，对答如流。汉武帝嘿然冷笑，对刘德说了这么一句：

“ 汤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王其勉之。 ”

“汤以七十里，文王百里”是儒家的一句经典台词，翻译过来就是说：商汤王当年只有方圆七十里的地盘，可他大行仁政，最终夺取了夏朝的天下；周文王当初只有方圆百里的地盘，可他大行仁政，最终夺取了商朝的天下。儒家经常用这句台词来告诫君主们多行仁政，所谓“仁者无敌”，只要你实行仁政就会天下归心，实力再差，天下也是你的。

但这句话从汉武帝嘴中说出来，就是另外一个意思了。“王其勉之”，意思是说河间王您老兄和商汤周文差不多，好好干，最后天下都是你的。

汉武帝说了这句话后，河间王啥反应呢？史书没有记录刘德当场的反应，我猜不外乎是“脸色苍白，双股战栗，一身冷汗，差点尿了裤子”之类，但史书记载了刘德后来的反应， “王知其意，归即纵酒听乐，因以终。” 翻译过来就是说，刘德回到封地后，整天喝酒听歌，搞各种娱乐活动，最后忧愤而死。

（题外：“汤以七十里，文王百里”这句话用来告诫君主施行仁政不知道有没有效果，但这句话用来干坏事，效果特别好。据说，当年荀子投奔春申君，有人就用“汤以七十里，文王百里”这句话来警告春申君要提防荀子，结果春申君就把荀子给赶走了。）

那河间王刘德到底是何许人也？汉武帝为何要用言语来挤兑他呢？

刘德的出生年份已经难以考订，有学者通过各种资料推测，刘德是汉景帝次子，为栗姬所生，出生年份应该在公元前176年-前175年。所以，刘德的另一个身份，是汉武帝刘彻同父异母的哥哥。

史籍记载，汉景帝二年（公元前155年），立刘德为河间王。刘德这个人，喜好儒学，为人处世颇有仁者之风。刘向在《说苑》一书中，引用过刘德的话。刘德说自己信奉“尧道”，“有一民饥，则曰：此我饥之也。有一人寒，则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则曰：此我陷之也。仁昭而义立，德博而化广，故不赏而民劝，不罚而民治。”

从这句话来看，刘德是一个关心民生疾苦、主张仁义治国的诸侯王。他的所作所为，也确实与当时列国诸侯醉生梦死、声色犬马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刘德统治时期，河间国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处于全盛时期。不过，刘德在历史上最出名的，还是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贡献。

刘德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贡献，主要有三点：

《史记·五宗世家》记载，刘德“好儒学，被服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多从之游”。这句话简单翻译一下，就是刘德热爱儒学，品德高尚，所以山东一带的儒生们都聚集到他这儿了。

实际上，当时能形成河间儒家学术中心，先是具备了一定的历史条件。

首先是机遇。汉惠帝四年 (公元前191年) ，政府明令废除了秦朝流传下来的“挟书令”（禁止私人藏书议书的法令）, 学术自由的迹象开始显现。当时有几个诸侯王，重拾先秦时期的养士遗风，比如淮南王刘安，就养了很多道家的学者，并写出了《淮南子》一书。

其次是河间国接近儒学的中心。河间国所处的位置，是齐鲁燕赵交汇之地，是战国时儒学繁盛之地。而且，这个位置在秦汉战争时远离主战场，遭受的破坏相对较小。

最后，是儒家学者长期被压制，渴望出世。西汉前期，尤其是景帝时，政府主要好黄老之术，政府官员大多修习黄老之学，儒家学者抱着出世之心，却没有出头之日。

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河间王刘德高举振兴儒学的大旗，振臂一呼，自然是应者云集了。

而且，刘德对这些儒家学者，接待得还特别到位。他不但修了一个叫“日华宫”的宾馆，给这些学者白吃白住，还开放了自己的藏书，给这些学者们研究（这个我们下文还会详细说明）。白吃白喝白看书，还特别受尊重，你说这些学者能不来么？所以才会有上文提到的“山东诸儒多从之游”。

秦汉之际，儒家的典籍连遭厄运，先是秦朝的“焚书”, 把民间的儒家典籍烧得差不多了，后是项羽入咸阳火烧阿房宫，把官藏的儒家典籍也烧得差不多了。这两把“火”让当时很多古籍失传，留下来的大多散落于民间。

刘德当了河间王后，主要工作就是搜集这些散落于民间的儒家典籍（大概相当于现在的中华书局，专门整理古籍善本）。据说，他不畏劳苦，足迹踏遍鲁燕赵魏，只要一听说民间有善书者，就亲自跑去重金购买，而且，买卖做得还特别公平，总是命手下人重抄一份留与卖书者。对于那些不愿意卖的，刘德也不硬抢，而是好言求之，这对当时的统治者来说，是挺难做到的。

史籍记载，很多人听到了刘德的贤名后，都不远千里，带着先祖的旧书来投奔刘德（嗯，当然也有人可能纯粹为了卖书卖个好价钱）。史籍记载，“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河间“故得书多，与汉朝等”，一个河间王的书，和朝廷里藏书一样多了。

河间王得到这些典籍后，并没有束之高阁，藏起来不管，而是“藏以致用”。

首先，他对所得之书进行整理研究，将其“聚残补缺，较实取正”，便于图书的传播发展。有史料证明，现在所称的《周礼》，当时叫《周官》，就由河间王带人补充过。

其次，坚持流通开放，藏以致用。在古代，官府藏书大多以藏为主，不对外开放。而刘德不同，他敞开门户，和手下的学者们一起研究，达到了资源共享的目的。

刘德除了礼遇儒生、搜集古籍之外，还专门设立了《毛氏诗》和《左氏春秋》的博士。

《毛氏诗》说起来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但一说《诗经》，大家就都知道了。两汉时期，《诗经》学比较繁盛，一共有鲁、齐、韩三家官立诗学。后来，刘德立善于说《诗》的毛公为博士，形成了《毛诗》一系。当时，鲁、齐、韩三家似乎更受青睐，可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三家诗学渐渐式微，而《毛氏诗》却发扬光大，并最终成为了现在流行于世的《诗经》。这充分说明，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刘德是独具慧眼的。

《左传》在汉代称《左氏春秋》，刘德立《左氏春秋》博士，使这部经典以王国官学的地位得以继续传授，并流传后世，现在《左传》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文献典籍。

所以，在《诗经》和《左传》的传播上，刘德承前启后的功劳不可磨灭。清朝学者戴震对此大加赞赏，说刘德目光远大，很有见地，“当景帝、武帝之间，六艺初出，群言未定，献王乃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识固卓卓。”

上面我们说了，河间王刘德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那这样一个人，汉武帝为何要用言语挤兑他，最终让他忧愤而死呢？

主要原因大概有两点。

河间王崇尚儒学，汉武帝也崇尚儒学，但两人崇尚的儒学，本质上却有很大的差别。

汉武帝崇尚的儒学，已经被后人奉为“儒宗”的董仲舒修改过，和传统儒学有很大差别。董仲舒一系的儒学，学术特点是“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是一种吸收了阴阳家、法家等多学派思想形成的一种新儒家思想体系，简而言之，就是“外儒内法”。这种儒学体系，是专为汉武帝想要的专制制度背书的，所以张汤，赵禹等以文饰法者，才能在政府中身居要职。

而刘德的儒学，是围绕着周礼而建构的，以传统的儒家仁义为核心，其思想内核是和中央政府格格不入的。

思想上的大一统，不允许有两个学术中心，所以河间儒学必然会遭到打击。具体打击手法上，汉武帝选择了“擒贼先擒王”。这一手极为有效，刘德死后，河间儒家学术集团也就烟消云散了。

上面我们说过，刘德喜好儒学，品德高尚，所以很多儒生都归附于他，因此形成了很高的声望。虽然他本人并无与中央对抗的野心（七国之乱时，河间王坚定地战在了中央政府一边），他的举动也完全源自于对学术的爱好，但聚他身边聚集了一些有活力，有想法的人，就足以让皇帝感到不安了。实际上，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皇帝会喜欢奋发向上的诸侯王，相反，越是沉溺于声色犬马，越是不得民心，皇帝对你才会越放心。这也是专制体制的一大特色。所以，汉武帝对刘德声望日高的事实，自然不能坐视不理。

刘德死了，但后人对他的敬仰却不绝于史籍。比如司马光就对刘德推崇备至，在《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河间献王赞》中，司马光认为刘德没当皇帝，乃“四海不幸”；朱熹也很欣赏刘德，他在《朱子语类》中说，假如河间王当了皇帝，用董仲舒为丞相，汲黯为丞相，那么汉朝的礼乐一定会兴盛起来（朱熹可能没注意到河间王刘德崇尚的儒家和董仲舒改造的儒家有本质的不同），这些赞美或许有夸张之处，但确实反映了刘德在中国文化传承中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

刘德死后，谥号“献王”，“聪明睿知曰献”，据说，现在河北献县这个名称的由来，就是为了纪念刘德。

秦赵会盟台据《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记载，秦昭襄王时（公元前282一公元前280年），秦国三次发兵攻赵，赵国失利而不屈服。秦为征服赵，又开始政治与外交上的斗争。公元前279年，秦昭襄王派人告诉赵惠文王，为使两国和好，双方可在渑池会盟。

陪同赵王前往的是赵国上大夫蔺相如。秦王与赵王会饮时，胁迫赵王鼓瑟，并令史官记入秦史，使赵王感到无比难堪。这时，蔺相如正气凛然地强请秦王击缶，亦令赵国史官记人赵史。秦国官员不服，胁令赵国割15城给秦王祝寿，蔺相如也迫请秦国割都城咸阳给赵王祝寿。如此针锋相对，舌枪唇剑，直到宴会终了，秦王也未能捞到丝毫便宜，只得与赵王言归于好。

为表示偃旗息鼓，停止战争，双方士兵捧土埋藏兵器以示友好，遂成会盟高台。 公元前482年，鲁国国主鲁哀公，晋国国主晋定公在黄池（今河南封丘县西南）约会夫差，举行会盟大典。夫差异常兴奋，因为鲁国与晋国都是老牌的诸侯国，在诸侯国中颇有影响，如今对方邀请自己会盟，对于吴国在诸侯心目中的地位是大有裨益的。

吴王夫差于是调集全国可用之精兵，甲胄鲜明的朝黄池浩浩荡荡的出发去了。

勾践得知消息后，秘密在吴越边境集结了三万精兵，准备乘吴军精锐尽出，姑苏只剩老弱残兵之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攻进吴国国都。

夫差与鲁哀公、晋定公，并排站在封禅台上，检阅三军，吴军精锐尽出，声势壮大，夫差所到之处，三军将士必齐声鼓噪。鲁、晋二公深畏服之。夫差志得意满。又与二公围猎，颇多斩获。二公赞曰：“真上马可治军，下马可治国之君也。”夫差听到他一生中对于自己最高的评价，顿时有飞升的感觉一般，腾云驾雾。

两个月后，夫差帅大军回到吴国，姑苏城已空无一人。

在县城南11．3公里处、坝台村东头，周穆王曾游于此地。据《封丘县志》载：“天子东游于黄泽。歌曰：黄之池，其马喷沙，黄之泽，其马喷玉。”故春秋时叫黄池。周敬王三十八年(公元前482)，吴王夫差率军于黄池大会诸侯，与晋争做盟主，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黄池之会”。今仅存古黄池碑一通，建砖砌碑楼加以保护。 周惠王想废掉太子郑，立自己爱妃生的儿子丰子带为太子。

齐桓公为了保全太子的地位，以诸侯要拜见太子为借口，在公元前655年5月，联合八国诸侯在首止开大会，太子郑在首止和诸侯见了面，一起住了几个月。周惠王觉得太子郑不听使唤，但又无力和齐桓公抗争，就偷偷派人去劝告郑国不要参加结盟。郑国听了周王的话，离开了首止，剩下的七个诸侯共同缔结了共辅太子的盟约。后来，齐国又去攻打郑国，郑国也参加了盟约。不久，周惠王死了，太子郑即位为周襄王。周襄王对齐桓公十分感激，派人给他送了祭肉、珍贵的弓箭和车子。齐桓公利用这个机会，于公元前651年在葵丘（今河南兰考、民权境内）会合诸侯，招待周王的使者。

史书记载说，春秋五霸，以齐桓公最盛；齐桓公九合诸侯，以葵丘之会最盛。在葵丘之会上，齐桓公代表诸侯各国宣读了共同遵守的盟约。其主要内容是：不准把水祸引向别国；不准因别国灾荒而不卖给粮食；不准更换太子；不准以妾代妻；不准让妇女参与国家大事。这些内容，有些是各国在经济上互相协作的要求，有的是维护宗法统治秩序的需要。条约规定，“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通过葵丘的盛会，齐桓公终于达到了联合诸侯，称霸中原的目的。

孔子评价说：“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统一天下，老百姓到现在还受到他们的恩赐啊！没有管仲，我们都要拨散头发，衣襟开向左边，变成蛮族统治下的人民了。”桓管几十年的活动，顺应了当时王室衰微，大国崛起的形势，采取了一系列符合当时形势的对内对外政策，对齐国的社会发展，对捍卫中原先进文化免受戎狄等落后民族的破坏，建立了一定的功绩。 城濮之战后，晋军在楚军营地住了三天，吃缴获的军粮，到四月八日才班 师回国。四月二十九日，晋军到达衡雍，在践土为周襄王造了一座行官。

城濮之战

在城濮之战前的三个月，郑文公曾到楚国去把郑国军队交给楚国指挥，现在郑文公因为楚军打了败仗而感到害怕，便派子人九去向晋国求和。晋国的栾枝去郑国与郑文公议盟。五月十一日， 晋文公和郑文公在衡雍订立了盟约。五月十二日，晋文公把楚国 的俘虏献给周襄王，有四马披甲的兵车一百辆，步兵一千人。郑文公替周襄王主持典礼仪式，用从前周平王接待晋文侯的礼节来接待晋文公。五月十四日，周襄王用甜酒款待晋文公，并劝晋文公进酒。周襄王命令尹氏、王子虎和内史叔兴父用策书任命晋文公为诸侯首领，赏赐给他一辆大辂车和整套服饰仪仗，一辆大戎车和整套服饰仪仗，红色的弓一把，红色的箭一百支，黑色的弓十把，黑色的箭一千支，黑黍米酿造的香酒一卣，勇士三百人，并说：“周王对叔父说：‘恭敬地服从周王的命令，安抚四方诸侯，监督惩治坏人。’”晋文公辞让了三次，才接受了王命，说：“重耳再拜叩首，接受并发扬周天子伟大、光明、美善的命令。”晋文公接受策书迟出，前后三次朝见了周襄王。 琅琊作为继会稽（今绍兴）之后越国的国都，是在越王勾践二十五年（公元前472年）的时候。当时，越国趁吴王率军攻打晋国之机，出兵截断了吴国的后路，从而灭掉了吴国，疆域北扩到了琅琊地区。为了进一步称霸中原，越王便在徐州与诸侯会盟，与秦、晋、齐、楚诸国共同尊辅周室，被周元王封为“越伯”。两年后的一个冬天，越王勾践卧病不起，死于琅琊。琅琊作为越国国都，一共延续了二百多年，最后被楚国吞并。

吴王阖闾在孙武伍子胥的帮助下，看到了争霸的希望，但在会稽山下，功败垂成，被越国射死，其子夫差时刻不忘复仇，终于在夫椒大败勾践，使得飞扬一时的越王成为自己的马夫。

正当夫差黄池纵横天下之时，国都姑苏却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倾全国之兵逐鹿中原的夫差永远也不会想到那个曾经吃过自己粪便，当过自己马夫的勾践能够在瞬息间集齐五万甲兵，挥师伐吴。慌了神的夫差慌忙赶回姑苏，与越军对峙与笠泽，带着骄纵之意的吴军丝毫不将越军放在眼里，但越军在勾践范蠡的训练下，早已脱胎换骨，训练有素，乘着夜色，越军潜水渡河，拂晓时分如天兵般出现在吴军的面前，吴军大乱，死伤无数，元气大伤，三年后，越军围困姑苏，夫差自裁。

至此，年逾五十的勾践，终于当上了春秋历史上最后一代霸主，会盟与徐州，但此时，历经200余年的春秋时代也走到了尾声。 春秋诸侯会盟于“郧”的考证。南通海安最早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追溯到2480多年前的春秋晚期，那是一段关于诸侯在郧（今海安立发）会晤的史实。关于诸侯在海安立发（郧）相会有三种说法。

其一为鲁卫相会。1997年6月版《海安县志》第7页大事记记载：“鲁哀公十二年（前483年），鲁哀公会卫侯于郧（今立发桥，其时为发繇口），后建发繇亭于其上。”这段文字资料记述的依据来源于民国《如皋县志》所载同治元年所立的立发桥碑文。碑文为：“立发桥，在如皋县北四十五里，春秋时为发繇口。鲁哀公十二年，公会卫侯于郧，建发繇亭于其上，即此地也……”按常理说，碑文资料应当是比较准确的。可是鲁国在今山东曲阜一带，卫国在今河南淇县、南滑县一带，鲁卫两国为何要跑到南方的吴国属地来会晤呢？行文未交待清楚，一般人也不得而知。

其二为吴卫相会。1995年6月版《如皋县志》第54页建置区划部分有一段记述：如皋“春秋时，为吴国郧地。《左传》：‘哀公十二年，卫侯会吴于郧’。杜预注：‘郧，发阳也。’《罗泌路史》：海陵东南有发阳口，今皋北四十五里力乏桥（今立发桥），即其地。”《如皋县志》注明了资料来源于《左传》、《罗泌路史》，且如皋、海安春秋晚期属吴地，编者认为吴卫在此会晤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但有没有鲁国参加？还有疑问。

其三为鲁卫宋相会。2000年版《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第555页关于郧有三种解释：①郧亦作云，古国名，在今湖北；②古邑名，春秋卫地；③古地名，“春秋吴地。在今江苏如皋市东。《春秋·哀公十二年》：‘公会卫侯、宋皇瑗于郧。’”郧在“如皋市东”应为“今如皋市北”，今海安县城东边。此处记述会晤者为鲁哀公、卫侯、宋皇瑗相会于郧。《辞海》为权威性工具书，其记述应当比较可信，但宋在今河南商丘及山东、江苏、安徽间地，鲁卫也在北方地区，吴国在南方江苏、浙江地区，鲁卫宋三国国君为何要到吴国属地郧来相会呢？有没有吴国参加呢？不得其解。

以上三种说法均有一定的依据和可信性，然而三者说法又不完全一致，究竟谁更准确呢？亦有可能三者都未叙述完整，有断章取义之嫌。2004年笔者出差南京，购买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6月出版的《左传译注》，仔细阅读了《左传译注》鲁哀公十二年前后的相关记述，结合春秋时期诸侯争霸称雄的历史事实，对吴、鲁、卫、宋相会于郧的事实有了清晰的概念。

《左传》是我国儒家“十三经”之一，是春秋时期的一部纪传史学著作，记事分为经、传两部分，经略传详。据《左传译注》哀公十二年“经”部记载：“秋，公会卫侯、宋皇瑗于郧（此句与《辞海》郧注解相同）。”李梦生先生注解说郧：“在今江苏如皋县东。或云在山东莒县。”与《辞海》注解一样，郧“在今江苏如皋县东”有误，应为今如皋市北，或海安县东。《左传译注》第1340页“传”部记载：“公会吴卫于橐。吴子使大（通太）宰伯嚭请寻盟……”“吴征会于卫……秋，卫侯会吴于郧（此句与《如皋县志》相同）。公及卫侯、宋皇瑗盟，而卒辞吴盟。吴人藩（包围）卫侯之舍……大宰伯嚭说，乃舍卫侯。”从《左传》鲁哀公十二年“传”的记述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公元前483年郧地会晤的情况：即吴国想与鲁国重温旧盟未成。不久吴国又召会卫国。起初，卫国人杀死吴国行人，因吴国势力强大，卫侯（即卫出公）听从子羽意见，于公元前483年秋到吴国郧地，与吴国人相会。鲁哀公与卫出公、宋皇瑗结成同盟，最终拒绝与吴国结盟。吴国人因而包围了卫出公的住所，鲁国子服景柏劝子贡去见吴国太宰伯嚭，后子贡带着五匹锦段为礼前往，经子贡游说，吴国太宰伯嚭放了卫出公。

根据《左传》鲁哀公十二年“经”与“传”的记述，不难看出春秋时期，郧地会晤应该是吴、鲁、卫、宋四国相会。春秋时期，我国奴隶制逐步瓦解，周王室衰微，齐、晋、楚、秦、吴、越等国争霸，仅据《左传》记事统计，就有诸侯盟会109次，诸侯会见97次，郧地会晤是其中的一次。春秋后期南方的吴国在吴王阖闾时代经伍子胥、孙武等人政治、军事改革后，国力日渐强盛，多次北上攻楚。吴王阖闾之子吴王夫差于公元前494年，打败越国，又攻楚伐陈，攻鲁围宋。为北上称霸中原，吴王夫差组织民力，开凿邗沟，沟通江淮。郧地会晤是吴王夫差恃强凌弱、争霸中原的一个片断。公元前482年，吴王约定晋国在河南黄池会盟，与晋国争霸，但吴王夫差的争霸行动同时削弱了国力，给越国复兴灭吴以可乘之机。而鲁、卫、宋等国在春秋后期国势衰落，逐渐沦落为小国，为生存之计，不得不在晋、齐、楚、吴、越等大国之间周旋，经常馈赠财物，讨好大国，利用其相互争斗，求得自己生存。吴与鲁、卫、宋在郧地相会，后三者结盟就是弱国联盟与强国之间的一次较量。

综上所述，1997年版《海安县志》，1995年版《如皋县志》，2000年版《辞海》关于郧地相会的记载均不完整，其叙述均属引用《春秋》、《左传》“经”中的一两句话，或引之于“经”，或引之于“传”，使读者不易理解，容易产生歧义。古代史学家研究《春秋》、《左传》等史书，就认为“《左氏》（指《左传》）经之与传，犹衣之表里相持而成。经而无传，使圣人闭目思之，十年不能知也。”因此，必须正确理解《左传》经与传的表述内容，只有两者结合起来才能正确理解其含义。因此，关于郧地会晤准确的表述应为：鲁哀公十二年（公元前483年），吴国召集鲁卫宋在郧地（即今海安县立发桥）相会，意图与鲁卫宋结盟。而鲁哀公与卫出公（卫侯）、宋皇瑗拒绝与吴国结盟。于是吴国人包围卫出公住处，软禁卫出公，后经子贡游说，吴太宰伯噽放了卫出公。 商朝末年，纣王无道，终日沉湎于酒色之中；他拒纳忠言，滥施酷刑，还自恃大国而发动了旷日持久的征伐东夷的战争，使本已十分尖锐的各种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进一步加剧。激化了的内外矛盾，为西周的崛起提供了良机。

周本为殷商的附属小国，经过文王姬昌和武王姬发两代的苦心经营，国力日渐强盛起来，众多诸侯前来归附。文王为报杀父之仇，曾暗下决心，意欲攻灭殷商，但鉴于殷商已有500余年的统治根基，仍有强大的实力，未敢发动对商的战略决战，只是不断蓄积力量，采取一些实际步骤，如西击犬戎、密须，消除后顾之忧；东攻邗、黎、崇国，扫除了伐纣灭商道路上的障碍。

公元前1046年，文王去世，子武王继位。次年夏，武王率大军自镐京出发东进，不日来到黄河南岸的盟津（今洛阳市孟津东北），邻近部落方国前来参加会盟，助威者达“八百诸侯”。武王动员说，自己的祖先对上天功德无量，因此上天命先王（文王）灭掉残暴的殷商，拯救万民，不幸先王早逝，将重任托付于我。为实现先王遗志，大家都要全力协助，共同完成先祖的功业！遂下令将士登上船只，向黄河对岸进发。顷刻间，千舟竞发，浪花飞溅，各路大军迅速到达黄河北岸。但是，还未登陆，武王就急令返回南岸。何以如此？原来这是武王预先安排的一次重大的渡河实战演习，借此试探商王朝的应变能力以及诸侯国的军事实力。他看到商军已有戒备，认为灭商的时机还不成熟，因而引兵西还。此次盟津军事行动，史称，“盟津观兵”。

通过盟津观兵，不期而会“八百诸侯”，奠定了武王牢固的盟主地位，说明周有能力组织强大的军事力量发动灭商的战争。

盟津观兵两年以后，商王朝统治集团内部分崩离析，曾想挽回商朝覆灭命运的忠臣贤王悉遭厄运，王子比干被杀，箕子被囚，微子逃亡，少师、太师奔周，纣王身边只剩下一些奸佞小人。王室内人心惶惶，无人再敢出来规劝纣王。周武王认为伐纣灭商的时机已经到来。

武王十一年（公元前1043年），武王亲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东向伐纣。出发前遍告诸侯重新会师于盟津，共同与商军决战。从镐京出发的大军，经渭河人黄河，浩浩荡荡，顺利抵达盟津渡口。在这里，武王第二次大会诸侯。这次会合后的联军，既有同姓诸侯，也有西方和南方的羌、微、造、彭、濮、庸、蜀等部落方国的部队。武王召开誓师大会，向联军发布了誓师令（《垆？泰誓》），历数纣王“自绝于天”的种种罪行，宣布执行上天的旨意——惩罚纣王，伐商联军士气旺盛，同仇敌忾，自盟津渡河后，乘虚而入，直奔殷都朝歌。

盟津会师，敲响了商纣的丧钟。之后，经过了决定性的战役——牧野之战，联军彻底打败厂商朝军队，攻入了殷商国都朝歌，纣王走投无路，焚火而死，商朝灭亡，周朝建立。

“八百诸侯会盟津”这一历史事件发生在今孟津东北，清代立有会盟碑，今天的会盟镇也由此而得名。清《孟津县志》曾评论说：“当天下之要冲，西连关陕，东通曹卫，南北抵京都而达襄楚，可谓形胜之地也。”盟津古渡作为天险成为古洛阳的天然屏障，在中国古代军事地理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烽火戏诸侯：在西周末年，昏庸的周幽王为博得王妃褒姒一笑，竟不惜在城中演出以烽火向诸侯求

　　教的闹剧。结果，少数民族犬戎进攻西周，再起烽火时，诸侯无人来援，幽王被杀，西周结束。从此周天

　　子的权威一落千丈，出现了春秋战国时期群雄并起，诸侯纷争的局面。

　　尊王攘夷：齐桓公在成就霸业时，曾得到管仲辅佐。此人在齐桓公继位前曾侍从齐桓公的政敌，为

　　与齐桓公争夺王位，曾射过齐桓公一箭。但齐桓公上台后，看重管仲的才于，不计这一箭之仇，而是拜其

　　为相，实施改革，终于国富兵强。春秋时期，周天子的地位一落千丈，诸侯王不再听命于周王，一些强大

　　的诸侯趁机发动兼并战争，强迫其他各国承认其霸主地位。管仲辅佐齐桓公打着“尊王攘夷”旗号，使齐

　　国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个霸主。

　　问鼎中原：据说楚庄王在推行霸业的过程，曾率军在周王室所在的洛邑郊外耀武扬威，并遣使

　　问九鼎的大小轻重。鼎象征王权，庄王问鼎，表明夺权之心。

　　退避三舍：春秋时期，晋国内乱，晋献公的儿子重耳逃到楚国。楚成王收留并款待他，他许诺如晋

　　楚发生战争晋军将退避三舍（一舍为三十里）。后来重耳在秦穆公的帮助下重回晋国执政。晋国支持宋国

　　与楚国发生矛盾，两军在城濮相遇，重耳退避三舍，诱敌深入而大胜。

　　一鸣惊人：相传楚庄王（另一说为齐威王）临政三年终日作乐，不理朝政。一臣下对庄王说：“听

　　说国中有一只大鸟，三年不飞，三年不鸣，是怎么回事？”庄王说：“此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

　　已，一鸣惊人。”然后整顿朝政，富国强兵，短短数年形成大治局面。

　　卧薪尝胆：春秋末年，南方的吴、越也加入了争霸战争，吴王夫差大败越国，吴王夫差打败并俘虏

　　了越王勾践。勾践给夫差喂了三年的马，受尽折磨，越王勾践受尽屈辱。回国后立志报仇复国雪耻，请范

　　蠡帮助训练军队，任用有贤能的人，自己亲自参加劳动并坚持睡在柴草上，每次饭前均要尝一个苦胆，经

　　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后来终于灭掉吴国。

　　老马识途：春秋时期，齐桓公应燕国请求，带兵打败了山戎国的侵犯；山戎国国王密卢逃到孤竹国

　　请求救兵，管仲跟随齐桓公打败了孤竹国的援兵。在回国途中，因假向导引入迷谷，使齐军受困。管仲建

　　议用一匹老马带路而化险为夷。

　　负荆请罪：战国时，赵国有两位重臣廉颇与蔺相如，因蔺相如多次立功，赵王封他为相国，廉颇不

　　服气，认为自己的武功盖过他的嘴。蔺相如为了国家，对廉颇多次避让，廉颇得知他的良苦用心后惭愧不

　　已，便背着荆条，到蔺相如家门请罪，从此两人和好，成为同生共死的交情。

　　纸上谈兵：战国时，战国名将赵奢的儿子赵括饱读兵书，能健谈用兵之道，连父亲也难不倒他，自

　　认为是天下无敌。赵奢认为他是纸上谈兵不知交通。后来赵奢死了，赵括顶替廉颇带兵，蔺相如等人极力

　　反对，赵王坚持，赵括在长平之战中损兵40万。

　　三令五申：孙武流寓于吴，吴王想试试孙武的军事才能，就将180名年轻宫女交给孙武操练。孙武

　　将宫女分作两队，让吴王的宠姬当队长。孙武向宫女们交代了口令之后击鼓传令，宫女们一阵哄笑，队伍

　　乱成一片。孙武再一次下达命令，宫女们只觉得好玩，根本不听命令。孙武说号令既然已经明白又不听令

　　，这是头领之罪，下令将两名队长处死。吴王急忙叫人传令不能斩杀王妃，孙武仍然杀了两个王妃。然后

　　，孙武重新操练宫女，这回没人敢不听号令了。

　　围魏救赵：战国时，魏军围困赵国京城邯郸。赵国向齐国求救，齐威王命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

　　出兵救赵。田忌原想直接引兵去救赵国的邯郸，孙膑主张引兵去围攻魏国的京城大梁，魏必回兵自救，这

　　样，不但能解除赵国的围困，还能使魏军疲劳不堪。田忌采纳了孙膑的策略，引兵直奔大梁。魏军闻讯急

　　忙撤回围攻邯郸的部队，星夜回军援救大梁。走到桂陵，齐军以逸待劳迎击魏军。魏军大败，几乎全军覆

　　没。

　　胡服骑射：战国时，赵国国君武灵王决心变革图强。武灵王见胡人（少数民族）身着窄袖短褂便服

　　，骑着战马，边跑边射箭，行动迅疾，十分灵活，便决定向胡人学习，改革士兵服装，发展骑兵。不到一

　　年功夫，赵国拥有一支强大的骑兵，经过南征北战，赵国成了当时有数的强国之一。

　　窃符救赵：战国时，秦国派兵围攻赵国的都城邯郸。赵国向魏国求救，魏国派兵前去救赵。秦国听

　　说魏国派兵救赵一事，派人去魏国威胁魏王，魏王屈服于秦国，下令让前去救赵的魏兵按兵不动。赵王向

　　魏国公子信陵君写信求救。信陵君曾为魏王的宠妃如姬报了杀父之仇，信陵君请求如姬从魏王那里盗出了

　　兵符，从而夺取了兵权，率领几万精兵，奔赴邯郸，打败了秦军，解了邯郸之围。

　　朝秦暮楚：战国时代秦楚相争频繁，各诸侯国视利害所重，时而助秦，时而事楚。因而形成了一个

　　形容在列强争夺势力范围的条件下，各集团和人们的态度动摇多变，反复无常的成语。

　　图穷匕见：公元前227年，燕国太子丹派荆轲前往秦国去刺杀秦王赢政，演出悲壮的一幕。荆轲告

　　别太子丹时，高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到了秦国，荆轲以重金收买秦王宠臣，得

　　见秦王。荆轲假称要向秦王赢政献上督亢地区的地图，当赢政打开地图时，荆轲抓起卷在地图中的匕首，

　　向秦王刺去。秦王大惊，猛地挣脱。荆轲被秦的武士所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