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儒家学派称为六经。

　　六经：《诗》《书》《礼》《易》《乐》《春秋》的合称。这六部经典著作的全名依次为《诗经》《书经(即《尚书》)》《礼经》《易经(即《周易》)》《乐经》《春秋》。

　　《汉书·艺文志》说，儒家“游文于六经之中”。所谓“六经”，指《诗》、《书》、《礼》、《乐》、《易》、《春秋》。这些文献，当时并没有称“经”，直到战国后期，庄子转述孔子对老子谈论这六部著作时，才开始有“六经”之说。

　　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学者们推崇孔子，才有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述《周易》，作《春秋》之说。实际上，这并不是完全符合历史实际的。

以下属于孔子整理并传授的先秦古籍的有（）

A《诗》

B《书》

C《春秋》

D《乐》

正确答案：ABCD

孔子名丘，字仲尼（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孔子逝世时，享年73岁。孔子是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春秋末期鲁国人是儒家学派创始人。晚年修订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

孔子在古代被尊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是当时社会上的最博学者之一，被后世统治者尊为孔圣人、至圣、至圣先师、大成至圣文宣王先师、万世师表。

其思想对中国和世界都有深远的影响，其人被列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随着孔子影响力的扩大，祭祀孔子的“祭孔大典”也一度成为和中国祖先神祭祀同等级别的“大祀”。

扩展资料

孔子仁的思想主要内容包括成为“圣人”和“仁人”的道德理想，认为“仁”具有最高的道德价值，“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他重视道德修养，强调自身的努力，即“为仁由己”，“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人至矣”。

要求人们“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他提出了一系列修养方法，如反求诸己；一日三省等。孔子的仁还包含着爱惜劳动者的思想，如仲弓问仁，孔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子张问仁，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

此“五者”即“恭、宽、信、敏、惠”。孔子的“宽”、“惠”表现在统治方法上就是要行“德政”。所谓德政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即在经济上实行惠民政策，政治上宽刑罚而重教化。

经济上惠民就是要使民“足食”，《论语》记载孔子“所重：民、食、丧、祭”，主张“因民所利而利之”。政治上宽民就是要反对“不教而杀”的苛政，孔子主张对人民要“道之以德，齐之以理”，反对“道之以政，齐之以刑”。

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培养人民的道德观念，促使人民自觉遵守社会规范。为了行德政，孔子还提出了“举贤才”的政治主张。《论语》记载仲弓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他认为还必须考虑到民意，“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孔子

孔子整理了《诗》、《书》、《易》、《礼》、《乐》、《春秋》这六种古代典籍。

1、《诗》：后称《诗经》，包括“颂”、“雅”、“风”，编集了距今两千五百年至三千年之间的歌诗共305篇。这是中国由口头文学转化为书写文学的第一部诗集，被称为中国文学的源头，与希腊史诗、莎士比亚戏剧并称世界古代三大文学名著。

2、《书》：即《尚书》，又称《书经》，是夏、商、周三代历史档案文献。《尚书》就是上古的书，上起尧舜，止至东周，是中国最早的政事史料汇编，记录了距今四千年到两千六百年间的若干政事活动，涉及政治、军事、哲学、宗教、法律、地理、历法等诸多领域，是研究古史不可缺少的历史文献资料。

3、《易》：原本是卜筮用书，但它含有丰富的哲学思想，也有许多社会史料和文学资料。孔子五十岁时钻研《易》，发现了它的哲学价值。孔子是第一位把《易》作为哲学来读、来讲的学者，从而确定了这部文献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

4、《礼》：又称《礼经》，实际指《仪礼》17篇。这17篇，全是周代礼仪的详细记录，记录婚、冠、丧、祭等礼节仪式的过程及其具体安排，其中保留了我们民族原始礼仪的若干成分。

5、《乐》：又称《乐经》。孔子特别爱好音乐，也精通音律。他认为音乐的功用是陶冶人的情操，激发人的情感。如何运用音乐，既关系人的意志，也影响社会风气和国运兴衰，所以他推重一些乐曲，也坚决反对一些乐曲。《乐经》是他推崇的乐曲的曲谱，也有一部分理论说明文字。

6、《春秋》：《春秋》本来是鲁国历代史官逐年逐月大事记的名称，孔子依据鲁国的史记，参考其他国的史册，以鲁国纪年及十二公年次为序，进行整理修纂。因为孔子编著的这本书，中国历史分期便把这个时期称为春秋时期。孔子将其作为教学用书，就是当时的近代史教材。

孔子作为第一个教师教学生古典古代典籍请问交的是哪些书

孔子姓孔名丘，公元前551年生于鲁国，位于中国东部的现在的山东省。他的祖先是宋国贵族成员，宋国贵族是商朝王室的后代，商朝是周朝的前一个朝代。在孔子出生以前，他的家由于政治纠纷已经失去贵族地位，迁到鲁国。

孔子一生事迹详见《史记》的《孔子世家》。从这篇世家我们知道孔子年轻时很穷，五十岁时进入了鲁国政府，后来作了高官。一场政治阴谋逼他下台，离乡 背井。此后十三年他周游列国，总希望找到机会、实现他的政治、社会改革的理想。可是一处也没有找到，他年老了，最后回到鲁国，过了三年就死了。死于公元前 479年。

孔子和六经

前一章说过，各家哲学的兴起，是与私人讲学同时开始的。就现代学术界可以断定的而论，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私人身份教了大量学生的人，他周游列 国时有大批学生跟随着。照传统说法，他有几千个学生，其中有几十人成为著名的思想家和学者。前一个数目无疑是太夸大了，但是毫无问题的是，他是个很有影响 的教师，而更为重要和独一无二的是，他是中国的第一位私学教师。他的思想完善地保存在《论语》里。他的一些弟子将他的分散的言论编成集子，名为《论语》。

孔子是一位"儒"，是"儒家"创建人。前一章提到，刘歆说儒家"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六经就是《易》、《诗》、《书》、《礼》、 《乐》（今佚）、《春秋》（鲁国编年史，起自公元前722年，讫于公元前479年即孔子卒年）。这些经的性质由书名就可以知道，唯有《易》是例外。《易》 被后来儒家的人解释成形上学著作，其实本来是一部卜筮之书。

孔子与六经的关系如何。传统学术界有两派意见。一派认为，六经都是孔子的著作。另一派则认为，孔子是《春秋》的著者，《易》的注者，《礼》、《乐》的修订者，《诗》、《书》的编者。

可是事实上，无论哪一经，孔子既不是著者，也不是注者，甚至连编者也不是。可以肯定，在许多方面他都是维护传统的保守派。他的确想修订礼乐，那也是 要纠正一切偏离传统的标准和做法，这样的例子在《论语》中屡见不鲜。再从《论语》中关于孔子的传说来看，他从来没有任何打算，要亲自为后代著作什么东西。 还没有听说当时有私人著作的事。私人著作是孔子时代之后才发展起来的，在他以前只有官方著作。他是中国的第一位私人教师，而不是中国的第一位私人著作家。

在孔子的时代以前已经有了六经。六经是过去的文化遗产。六经又叫做"六艺"，是周代封建制前期数百年中贵族教育的基础。可是大约从公元前七世纪开 始，随着封建制的解体，贵族的教师们，甚至有些贵族本人，--他们已经丧失爵位，但是熟悉典籍，--流散在庶民之中。前一章说过，他们这时靠教授典籍为 生，还靠在婚丧祭祀及其他典礼中"相礼"为生。这一种人就叫做"儒"。

孔子作为教育家

不过孔子不只是普通意义上的儒。在《论语》里他被描写成只是一个教育家。从某种观点看来，也的确是如此。他期望他的弟子成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 成人"（《论语·宪问》），所以教给他们以经典为基础的各门知识。作为教师，他觉得他的基本任务，是向弟子们解释古代文化遗产。《论语》记载，孔子说他自 己"述而不作"（《论语·述而》）。就是这个原故。不过这只是孔子的一个方面，他还有另一方面。这就是，在传述传统的制度和观念时，孔子给予它们的解释， 是由他自己的道德观推导出来的。例如在解释"三年之丧"这个古老的礼制时。孔子说："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论 语·阳货》）换句话说，儿子的一生，至少头三年完全依赖父母，因此父母死后他应当以同样长的时间服丧，表示感恩。还有在讲授经典时，孔子给与它们以新的解 释。例如讲到《诗》经时，他强调它的道德价值，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这样一来，孔子就不只是单纯地传述 了，因为他在"述"里"作"出了一些新的东西。

这种以述为作的精神，被后世儒家的人传之永久，经书代代相传时，他们就写出了无数的注疏。后来的《十三经注疏》，就是用这种精神对经书原文进行注释而形成的。

正是这样才使孔子不同于当时寻常的儒，而使他成为新学派的创建人。正因为这个学派的人都是学者同时又是六经的专家，所以这个学派被称为"儒家"。

正名

孔子除了对经典作出新的解释以外，还有他自己的对于个人与社会，天与人的理论。

关于社会，他认为，为了有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最重要的事情是实行他所说的正名。就是说，"实"应当与"名"为它规定的含义相符合。有个学生问他， 若要您治理国家。先做什么呢？孔子说；"必也正名乎！"（《论语·子路》）又有个国君问治理国家的原则，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 颜渊》）换句话说，每个名都有一定的含义，这种含义就是此名所指的一类事物的本质。因此，这些事物都应当与这种理想的本质相符。君的本质是理想的君必备 的，即所谓"君道"。君，若按君道而行，他才于实，于名，都是真正的君。这就是名实相符。不然的话，他就不是君，即使他可以要人们称他为君。在社会关系 中，每个名都含有一定的责任和义务。君、臣、父、子都是这样的社会关系的名，负有这些名的人都必须相应地履行他们的责任和义务。这就是孔子正名学说的含 义。

解密：中国落后西方，谁是祸首？

孔夫子作为中国儒学代表人物，他的思想在封建社会被奉为经典，受人推崇，历代君主都要大力宣扬儒学思想（是这么一回事吧？）。我觉着单从论语这本书来看，作为一部优秀的语录体散文集，它以言简意赅、含蓄隽永的语言，记述了孔子的言论。《论语》中所记孔子循循善诱的教诲之言，或简单应答，点到即止；或启发论辩，侃侃而谈；富于变化，娓娓动人。

可是，为什么新文化运动开始后，要批判孔子呢？为什么要批判这位大圣人呢？如果他的思想是错误的（尽管我看不出来呀！）那为什么如今又重新推崇开了呢？

简单说，一切变化都来自于中国近代的不自信，也反应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水准。

1。孔子是个善良的可爱小老头，有点象胡耀邦，他的思想好坏，对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当时是“百家争鸣”，有老子，墨子等等更牛比的人。

2。汉朝“独尊儒家”，是为了借用孔子的部分东西以巩固统治，孔子的本意被歪曲了。无论如何儒教正式从此一统江湖，就如武侠小说一样，哪个流派得到政府支持，这个派别就会成为武林盟主。但是，这个时候的儒教不等于孔子。

3。隋唐有了科举。儒教是考试内容。儒教进一步独大。

4。宋朝：科举，儒教，科举，当官，三位一体，彻底垄断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

5。明朝：把宋朝的变态理学列为科举内容。这也许是因为宋朝的理学发明者性“朱”，而明朝皇帝也姓“朱”，也许和理学更适合维持统治。注意，这个时候的“儒教”或者“理学”，与孔子思想更是相差甚远，明朝曾经禁止孟子的学说，后来因为知识分子反抗，把儒家另一个大人物孟子的书删改80余处，才可以发行。删改的是孟子说了“民为重，君为轻，社稷次之。

6。清朝和明朝类似，到了晚期废除科举。

7。民国：孙文，鲁迅这些愤青，学识不怎么样，但敢于借助日本等列强的势力“革中国人的命”，要把中国传统文化彻底否定，包括孔子，也包括中医。

8。五四运动，愤青继续否定传统文化，后来的文革和此类似。

9。我朝：毛时代，批孔是反封建，但同时更是另有所指，反孔是个借口和幌子。

现在，市场经济，金钱第一，道德败坏，有的人希望用传统文化恢复社会风气，但我觉得这和学雷锋一样，首先是上层人当“雷锋”做“孔子这样的圣人”，否则，百姓会学么？

更有甚者，某些人希望用儒教代替马列主义，让儒教再次成为中国的国教。还有一个原因，中国人喜欢跟风，似乎傍上古人就显得自己深沉有内涵有知识；最后是经济效益，能挣到钱能出名，当一次“芙蓉姐姐”又如何？

中国文化落后了，是事实。文化包含很多方面，比如科技，思想，艺术等等。但是，造成落后于西方的罪魁是儒家，是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中国再没有其他学派的土壤，和先秦比，汉朝之后基本是一直在衰落，和什么“外族”入侵没什么关系。汉朝之后，朝代好好坏坏，但再好也无法和先秦相提并论，没有本质差别。

为什么中国再也没有春秋战国时代的辉煌？战乱年代或者和平年代，都没有了。关键是儒家排斥其他学派，最明显的例子是，先秦时代的古籍文化，保存到今最完整的是儒家的玩意。其他学派早被边缘化，直到有的消失了。

儒家一统人们的思维，科举，当官和儒教三位一体，而西方人没事的时候可以作实验玩玩。

我认为，唯一和春秋战国时代有点类似的，是元朝，是真正的世界领先，不那么独尊儒家，也因此，现在被儒教弟子骂的很惨。

儒家和汉武帝确实是祸首。汉朝的科技和政治体制不如古罗马帝国,唐朝和宋朝的科技不如伊斯兰帝国而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后来的启蒙运动几乎是把所有这些好东西加起来，更有创新。

欧洲文艺复兴的时候，正是明朝时代，明朝知识分子在玩理学的八股科举，或者写写**小说，中国怎么能不落后于西方？

下面这个文章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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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零：传统为什么这样红——20年目睹之怪现状

李零

（一）传统为什么这样红

这是我和大家讨论的问题，大家身边非常热闹的问题。

前一阵儿有件事，大家都知道，就是“红心鸭蛋”事件。鸭蛋为什么这样红？事情比较简单，质监局一查就查出来了，鸭蛋里面放了苏丹红。但我们要谈的事可不一样，后边的背景很复杂。

台湾有家报纸，登过篇文章，题目是《孔子为什么这样红》。它是学我们的老**，《冰山上的来客》，雷振邦的插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孔子为什么这样红？这是个敏感问题。不了解前因后果，不能理解它。比如，于丹为什么这样红？知识分子的眼睛为什么这样红？不管是高兴的红，生气的红，嫉妒的红——电视广告词：酸不溜丢的山里红。

现在，《论语》走进千家万户，民工发，监狱学，领导高兴，群众欢喜，知识分子不能太孤立，自绝于领导和群众。

有人说，孔子死了，2500年才出了个于丹，太可爱，太可爱；就她把孔子讲透了，讲活了，了不起，了不起。这是捧。

有人说，此人活像一说书的，讲的全是心灵鸡汤，心得是她的心得，跟《论语》有什么关系？夫子之道，全让她糟蹋了，我们得保卫孔子，保卫他的道。这是骂。

还有人，深得中庸之道，说人民群众读《论语》，传统文化被发扬，毕竟是好事，我支持你，但《论语》也分雅《论语》和俗《论语》，人民群众归你管，知识分子的地盘你休想进。我们知识分子讲《论语》，那是另一番天地，我才不带你玩儿。

这三种反应，和我无关。

不错，我是知识分子，但最不乐意戴这顶帽子。儒这个林大了，什么鸟没有。

填表，我是群众（群众是集合概念，其实应叫群众分子，和知识分子一样）。群众有什么了不起？人多势众，未必真理在握。我还是群众一分子呢。一分子就是一分子，他们代表不了我，我也代表不了他们。

一本书，一人读，想不到闹出这么大动静。我读《论语》，就是我读《论语》，自己写点读书笔记，讲点个人想法，谁也不代表，犯不着绑上一堆人说事。

现在，举国若狂，复古一边倒，不正常。我的声音太小，但我要大声说给你们听，请大家认真想一想，传统为什么这样红。

（二）什么是传统？

“传统”这个词儿，现在地位很高，高得吓人，除了过去的“革命”，啥都比不了，谁敢说个不字？

大家记住了，这是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神话，将来肯定是笑话。

传统是什么？不就是过去，好的坏的，一锅乱炖，跟现在没什么两样，用不着拔高，用不着贬低。《兰亭序》说，“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我儿子看我，和我看我爸爸，道理差不多。祖宗留下的东西，什么没有？你别以为，大浪淘沙，剩下的全是金子。

孔子说，“三年无改于父之道”才叫“孝”。杨伯峻说，“道”是正面的东西，爸爸的合理部分。但父母留下来的东西，合理的，三年不许改，三年以后就可以改了吗？难道我们要改的，不是爸爸不合理的部分，反而是他的合理部分吗？

我的看法，祖宗留下的宝贝，最大一件宝贝，是中国人。古今中外，一切遗产，都是为我所用。人吃饭，人是主体。不管什么饭，总是被人吃。饭不能分体用。“中餐为体，西餐为用”，那不是笑话？但我们自己，也有毛病，甚至是浑身的毛病。《孝经》，开宗明义第一章，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好坏都不能拒绝。比如我爸爸的礼物是震颤，我他＊的礼物是过敏。遗传病，年轻没事，年纪大了才暴露。可见就是体，也是好坏参半。

传统，谁都有。比如美国，立国不过200年，家家藏枪，就是传统，所以老有校园枪击案。当然了，溜门撬锁的也要小心，私闯民宅，人家会开枪。

孩子是自己的好，但别人的孩子未必比你差。你排斥人家，人家不排斥你，吃亏的是自己。西方人，开口闭口，言必称国际，你的我的，都是他的。国际二字，背后有霸道，但他们四海为家，气魄比我们大。

（三）西化有什么可怕

全盘西化是个不争的事实，但大家最爱争。我讲全盘西化，不是价值判断，而是事实判断。不管好不好，爱不爱，这是大局已定的事情。你只要睁眼看一看，周围的一切，几乎全是西方文化，哪怕是国产自己造。

我们中国人，特别自豪的一件事，就是历史上，我们特别能化人。古书上讲的“柔远能迩”、“远人来服”、“归义”、“归化”，都是讲这类事。就连最不济的宋以来，汉族两次被异族统治，我们还是把他们给化了。还有，抗战时，我们讲四大发明，国人称为文化馈赠，很自豪。但结果怎么样？人家学了，却拿船坚炮利来还礼，我们又学他们。

可见，老师和学生是换着当。

中国人的心态很简单，我化别人，我爱听；别人化我，绝不行。近代中国，明明已经被人化了，有人还在幻想，说蒙元怎么样，满清怎么样，那么大的块头儿，不也叫咱们汉族给化了？多少年后，还会大翻盘。凤凰卫视，文化大观园，文怀沙说，王鲁湘，你的唐装是满服，我穿和服，才是唐装，日本把中国灭了，没关系，结果是，中国多了个日本族，第57个少数民族（这话，不仅中国人听了生气，日本人听了也生气）。

现在的日本，现在的美国，你给我化化看，别做梦了。想不到这种明摆着的事，照样有人犯糊涂。

谁化谁，表面是争谁的文化更优越，其实是争支配权。我占有这个势，怎么化都行，什么你的我的，全都是我的。没有，才分彼此，才争高下。想不通的事，换位思考，道理很简单。

中国近代史是部挨打的历史。中国人挨打，中国文化也挨打，打得失魂落魄。一是揍出一个国学来，我叫“国将不国之学”。二是剩下一堆国粹，其实是全盘西化还来不及化，或化而不动，最后剩下来的东西。好像熬药，药被人喝了，留在砂锅里的，全是药渣。原汁原味，本来是药，没有药，只好拿药渣说事。所谓国粹，其实很多是国渣。前一阵儿，各地申遗，什么都申，很多就是这类东西。其实不少是这两年刚造出来的东西。

还有一样，令人自豪，则是我们的国宝。这是真正的宝贝，西化化不动的东西，只能毁而不能造。造出来的都不是国宝。我们中国，历史悠久，文明辉煌，当然很自豪。古迹、古物和古书，尽管使劲糟蹋，留下的东西还是不少。物质文化遗产，实实在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虚虚假假。

古董，很多本来也是普通玩意儿，日用的东西，家家都有。毁的毁，弃的弃，最后剩下来，全是宝贝。保古和西化，如影随形。西化的破坏，反而抬高了古董的身价。

文物，摆进博物馆的展柜，都是稀罕玩意儿，无所谓精华糟粕。糟粕精华，只有进入现代生活的东西，还在使用的东西，才有这类问题。我们把古董摆进展柜，但不必把自个儿也摆进去。

（四）国学是国将不国之学

前一阵儿，国学网选国学大师。尹小林问我，哪些人算国学大师。我跟他说，举国若狂谈国学，大师不大师，暂且搁一边儿，咱们先得问一下，什么叫国学？

国学是个混乱概念。

什么叫国学？研究中国的学问就叫国学吗？不是。第一，没有西学，无所谓国学，国学是对西学而言，郑玄不是国学家，戴震也不是。第二，人家外国有汉学，同样研究中国。比如20世纪上半叶，法国汉学很牛。汉学不能叫国学。他们从周边国家讲中国边疆，从中国边疆讲中国内陆，比世界眼光谁大，比精通语言谁多，我们的大师（如陈寅恪），毫无优势可言。当时，五大发现，全和外国人有染，真让国人气短。陈寅恪、傅斯年，他们到外国干什么？就是出去偷艺。他们心里，全都憋着口气：人家看不起，暂时不说话，三十年后，再与他们争胜。

我的看法，国学虽刻意区别于西学，但实质上是“国将不国之学”。它跟西学争胜，越争气越短。新学，就连国学家也学，即使最最保守者也学——明着不学偷着学。大家要找原汁原味，几乎没有，其实都是不中不西之学，不新不旧之学。所谓大师也很简单，全是推倒重来，白手起家，创建各门新学术的人。

现在，一般人的印象，读古书就是国学。比如章太炎、黄侃，杨树达、余嘉锡，还有钱穆，这样的人才算国学大师。如果这才叫国学大师，很多人都不能算，国学的阵容很可怜。

我的意见，近代学术，有些太新，不算国学，最好归入西学；有些太旧，也不算，最好归入清代学术。比如考古学（archaeology），就是地地道道的外国学问，绝不是宋人讲的考古学；还有历史比较语言学（philology），也是地地道道的外国学问，绝不是清代的小学和考据学。李济、夏鼐，不算国学家；李方桂、赵元任，也不算国学家。

大家说的国学，很多都是不新不旧之学，什么算，什么不算？标准很难定。如所谓罗（振玉）、王（国维）之学，材料是五大发现，全是新材料，他们和法国、日本的学者有不少交流，眼界也很新，这种学问，大家叫国学。但中国边疆史地的研究算不算，好像不算（地理系，现在归理科）。中国哲学史的研究算不算，让哲学系一讲，当然算，特别是近代尊孔的名人，更是绝对没跑，肯定都是国学大师，就连释道二藏也算是国学。

大家都知道，史语所的“史”，是用考古学改造传统的经史之学；“语”是用历史比较语言学改造传统的小学和考据学。这样的学问，都是不新不旧。还有清华国学研究院，所谓国学也是不新不旧，有些还是严格意义上的新学。

现在，最奇怪的是，连季羡林都成了国学大师。人家自己都说不是，好事之徒，还要把这顶帽子扣在他的头上。这也反映了国学概念的混乱。

（五）国粹多是国渣

国粹是个可笑的概念。

中国古代，两河文明，黄河流域比长江流域要发达一点。从前的中国，头在北方，屁股在南方。近代，情况反过来，“鬼子”从海上来，现代化从东南往西北推，屁股变成头。最先进的跟最落后的凑一块儿，反而成了欢喜冤家。西化越凶，才越讲国粹。

古人说，楚地多巫风，江南多*祀。明清时期的闽越还是如此，拜拜的风气最浓。我们的同胞，漂洋过海，把这些文化带到香港，带到台湾，带到海外的唐人街，在很多外国人看来，最中国。他们成了中国的窗口。唐人街，舞狮子，舞狮子是汉代传入的外来艺术。港台好武侠，武侠是人文幻想加义和团，专打外国人。好多人说，礼失求诸野，求出来的礼，很多都是这类东西。

中国的国粹是什么？很可怜。全是西化剩下来的东西，有些城里化了，乡下没化，沿海化了，内地没化。中医中药，国剧（京剧）国术（武术），还有中国菜，数来数去没几样。

我们，身上穿的，屋里用的，衣食住行，一切拿眼睛能瞅见的，几乎全是洋的。我们的词汇，留下了一堆“洋”：点灯用洋油，烧饭用洋火（或洋曲灯），穿衣用洋布，就连梳头洗脸，也是洋瓷脸盆洋胰子。

衣，中国传统，特重发式和衣冠，披发束发，左衽右衽，所以别蛮夷。满人入关，为争这口气，死了很多人。衣服的进化，全世界差不多。早期，裁剪技术不高，全是拿片布，往身上一裹；第二步，才宽袍大袖。紧身衣，类似运动装的衣服，往往和军事、体育有关，特别是骑马，我们叫胡服。所谓深衣、汉衣冠，早就没了。真国粹，有，农民穿的土布衫、免裆裤，大家不爱穿。

食，我们以为特国粹。其实，打新石器时代就粹不起来。烹调方法不说，材料是五花八门。五谷之中，只有小米、糜子是北方原产，水稻是南方原产。历史上，多少动植物，都是引进。比如各种瓜，除了香瓜，多半都是外来。现在的东半球，据说1／4的食物，全是来自西半球。比如辣椒从哪来？烟草从哪儿来？西红柿从哪儿来？红薯从哪儿来？都是来自美洲。没有辣椒，还有什么川菜？

住，古城，秦始皇铭功刻石，自诩堕坏六国城郭，我们比他还厉害，拆；城里的胡同四合院，拆；这些年，农村的老房子，也都扒了。我回老家，就连北方的土炕（从新石器时代就使用）也都扒了，年轻人要睡席梦思。

行，也是汽车、轮船、飞机的天下。就连自行车，也是外来，我们老家叫洋车子。

祖宗留下的，还有什么？我是说，生活层面的东西。抓耳挠腮，大家想到了语言。中国文学，总得用中国话写中国人，汪增祺如是说。但就连这事，也要打折扣。研究外来语的都知道，我们的汉语，很不国粹，哲学术语、科学术语、军阶官衔、制度名称，几乎全是外来语（很多都是日本传来的假汉语），甚至语法也大受影响。

唉，就连最最国粹的汉字，也被简化了。港台的同胞想不开。

（六）国宝要保不要造

中国历史太悠久，地上地下宝贝多。古人说，地不爱宝，稍一动土，就有发现。

古迹古物，和我们的万里河山分不开。保护自然生态，保护文化生态，是我们肩上的重任。

我们的地面遗迹，长城、大运河，很宏伟。长城断断续续，运河断断续续，保护起来最费劲。后者的现状非常惨，我亲眼目睹，不是排污渠道，就是垃圾坑。利用南水北调，古的变新的，不像话；不利用南水北调，又没有钱。

中国的考古发掘，年年大丰收，但盗掘也十分猖獗。

传世品和出土品，书画、陶瓷、青铜器，博物馆的收藏很丰富。近两年，全国都在盖新馆。但很多文物流入私人手中，流入海外市场。

地面遗迹，《封禅书》、《郊祀志》、《水经注》等书所载，如甘泉宫、后土祠、八主祠等等，都是了不起的古代遗迹。岳镇渎海的庙，也有存留。古建，山西最多，主要是元大德癸卯年地震后的劫后余存。

这些都是真古物、真古迹，一定要保。

假古迹，也不少，用《红楼梦》上的话说，很多都是“从敬爱上穿凿出来的”东西。比如陕西的黄帝陵，湖南的炎帝陵和舜庙，河南的二帝陵和太昊陵，山东的少昊陵，绍兴的大禹陵，江苏的泰伯祠，还有各地的关庙，等等。这些古迹，历代翻修，本身也是古迹。但各地公祭，烧香磕头，十分滑稽。不仅如此，为了寻根问祖，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各地还拆了不少真古迹，造了不少假古迹，十分荒诞的假古迹。保护真的没钱，造假倒有钱。

现在的中国，文物古迹大破坏，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不能怪五四，不能赖文革。中国的地方官、旅游部门、施工单位，考古文博单位，都有责任。

中国的干部队伍，底色是农民。文物古迹被破坏，主要是管不住农民和地方官。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我们把博物馆交农民办，会办成什么样。肯定不是女尸，就是长着五条腿的驴。

中国传统再伟大，也不能靠毁真造假来发扬。推而广之，就是古代思想，也是同样的问题。真孔子，没人爱。大家更爱假孔子。

（七）五四运动，光芒万丈

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打倒的只是店，不是孔子。孔子安然，孔子无恙。当时的非圣疑古，表面上是传统中断，其实是传统重建。它对中国新学术，有不可估量的贡献。不仅西方科学的引入，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军事学，是全面占领。人文学术，也革旧鼎新。从旧经史之学到新史学，从旧子学到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从旧集部之学到新文学，革新是全面的。

中国的新学术，不光是靠点滴积累，一砖一瓦往起垒，更重要的，是文化立场的突破。

我们要感谢我们的前辈，感谢鲁迅，也感谢胡适。五四的遗产是多方面。明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很多问题，要全面总结。

五四有两个遗产，和胡适有关。

第一，是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运动。这个运动，很多人都认为是中国史学现代化的标志。它和胡适的影响直接有关。胡适和顾颉刚，都很重视崔东壁，美国的Arthur W。Hummel也很重视。顾颉刚对崔东壁很佩服，但明确指出，他和崔氏不一样。崔东壁尊孔卫道，他不是。正因为不是，所以顾先生才敢怀疑圣人，怀疑孔子时代的圣人（尧、舜、禹）。这是了不起的突破。虽然，在方法上，顾先生沿袭了崔氏的方法，没有反省这类方法的不足，在古书体例的研究上没有突破。其实，宋以来的辨伪学，辨伪考实乃禁书之策，考据是为了保卫孔子的道，并不是纯粹的方法，里面也有意识形态。《古史辨》留下的问题，今天也还是问题。傅斯年、蒙文通、徐旭生，他们的族团说，都破顾说，问题的争论，一直没断，即使今天，也还在争（如关于断代工程的争论），可见影响多么大。

第二，是中国哲学史的建立。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舍上古圣人不谈，直接讲诸子，直接讲老、孔，当时人以为学问不足，但他的路是对的。这书是真正的开山之作。胡适之后，冯友兰是大家，书比他多也比他厚。胡不讲六家，冯讲；胡否认王官，冯加限制而肯定；胡以老在孔前，冯以老在孔后。这些分歧，现在也还是争论的话题。一般认为，这门学问，冯氏才是真泰斗。我的看法不一样。我认为，胡适的考证诚多可商，但文化立场，占位却比冯氏高。第一，他强调，中国哲学史，不能用西方哲学史的概念和框架来剪裁，冯氏反之；第二，他是把孔子从圣人的位子上请下来，和诸子平起平坐，冯氏却是尊孔派。胡适指出，冯氏争孔、老先后是信仰问题，看得很准。即使今天，胡适的看法也是解毒剂。

五四代表的新文化，后来分为两叉。1949年后，更被海峡隔绝，判若两个世界。

1998年，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编过《新史学之路》。什么是新史学？不光梁启超，不光傅斯年，派别很多。他们说的新史学，只是新史学的一支（现在去蒋，还讲什么傅斯年）。史语所的最大成就是考古发掘。这个队伍，海峡两岸各一半，不能只算一边。我呆过的社科院考古所和历史所，很多老人都是参加安阳发掘和西北考察的旧人。我的老师张政烺就是史语所的人。罗王之学的传人，绝大多数也在大陆。史语所的研究，强调的是动手动脚，找各种实证材料，这种材料，新东西全在大陆，研究是由大陆的学者在继续。过去的研究根本没法比。超越这类研究，打散了研究，提高了研究，还有不少东西，比如社会史的研究，也和***关系更大，即使走过曲折的路，也还是有很多贡献。

新史学的各派，成败是非，可以慢慢讨论，来源是什么，很清楚，根本没法按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分疆划界。它们的共同来源，都是五四。

厚诬五四，是数典忘祖。

近年，余英时说，郭沫若抄钱穆，引起轩然大波。钱穆和郭沫若，分属不同的营垒，分属海峡两岸各一边。他们的政治立场和为人怎么样，可以另外评价。政治观点不同，当然不一样。但他们俩，学术成就怎么样？自有公论。钱穆，学问太旧，格局太小，根本无法和郭沫若比。中央研究院选第一届院士，他们对郭沫若的政治立场很不满，但学问没商量，还是承认，照样提名。傅斯年说了，只要不是。

其实，学术就是学术，即使罗振玉的书，我们也要读。他有学问，还是有学问。

这才是公允的看法。

（八）文化断裂和复古风

现在的中国，复古成风，动言断裂。断裂和复古是自古有之。艺术尤其明显。我有一本书，叫《铄古铸今》，就是讲这个问题。

张光直先生有个说法，西方文明是断裂的文明，中国文明是连续的文明。最近，法国的沙义德（John Scheid）教授来北大讲罗马的皇帝崇拜，他说，他不同意这一说法，欧洲历史也有连续性。

西洋史，断裂多，不然不会有他们的阶段说、形态说。但罗马推崇亚历山大，很多方面继承希腊；蛮族入侵，灭罗马，只是西罗马亡了，东罗马还在。东罗马一直有希腊之风。亚历山大灭波斯，也接受波斯文化，不光女人和地盘。

历史，都有断裂，也有连续，就像《三国演义》上说的，“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我们就算连续性强，也还是有很多断裂。他们有断裂，更不用说，否则还有什么文艺复兴。

现在，时兴讲文化断裂，好像只是中国大陆断了，香港、台湾没有，日本没有，欧美更没有。断裂的罪魁祸首，据说是五四运动。这是危言耸听。

断裂的原因，其实很简单。根本原因是现代化。这不是哪个国家、哪个地方、哪个时段偶然发生的问题，而是几百年来，带有全球性的普遍问题。比如，欧洲的文艺复兴，是断中世纪的传统，接希腊、罗马的传统；日本的脱亚入欧，也是断中国传统，接欧洲传统。谁都是爸爸不亲爷爷亲，反认他乡是故乡。这是风水轮流转和历史时装化的普遍规律。

还有，古典教育衰落，也很普遍。欧洲，是20世纪衰落，二次大战后，彻底衰落。拉丁文唱诗，如法国的天主教堂，1960年代后，也彻底不行了。

传统为现代化腾地方，哪儿都如此。就连事后诸葛亮的保古，也是由现代化来买单，由现代化来挽救——尽管摧毁它们的也正是现代化。

我说过，保古的前提是舒缓现代化的压力。这个压力不减，全是空话。欧美日本比我们做的好，主要原因是，他们先下手为强，没有这么大的压力，败家和疯狂致富的冲动没我们强。

中国的败家，是和现代化拴在一起，是和现代化引起的各种政治冲突和社会灾难拴在一起，参与其中的所有政治派别都有份，就连满清王朝也有份。比如五大发现，为什么都在世纪之交，就是中国败家败出来的。西域汉简、敦煌文书，被“丝绸之路上的洋鬼子”搞到外国去了，那是清朝的事。内阁大库档案造了还魂纸，那是民国的事。这些都不是现在的事。

大家把气撒在五四身上，五四和鲁迅成了众矢之的。众怨所集，才有目前的各种发烧发狂。背后的台词我不说，谁都知道。

（九）说经典阅读

说起读古书，我们会想起鲁迅。

今人厚诬鲁迅，主要因为他是左翼，是延安树起的文化革命旗手，1949年后，在思想文化界一直处于独尊的地位。但我国知识分子，真奇怪，居然和美国的大老粗一般见识，以为只要沾个右字就好。毛泽东不是说，鲁

孔子的著作有：

《六经》，分别是《诗》《书》《礼》《易》《乐》《春秋》的合称六部儒家经典。是指经过孔子整理而传授的六部先秦古籍。这六部古籍并非孔子所作，而是在孔子之前早已存在。孔子仅仅是对它们做了一些整理工作。

以及《易传》、《春秋》、《孝经》、《论语》这四部作品，是了解孔子本人思想的主要著作。

孔子的影响：

孔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圣人。在孔子以前，中国历史文化当已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积累，而孔子集其大成。在孔子以后，中国历史文化又复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演进，而孔子开其新统。

在此五千多年，中国历史进程之指示，中国文化理想之建立，具有最深影响最大贡献者，殆无人堪与孔子相比伦。

孔子学说在中国周边地区，如：朝鲜半岛（汉代传入）、日本（唐代定型）、越南（宋明传承）等地，都有及于深远的精神影响，形成了东亚儒家文化圈。

孔子是生活在春秋后期的文化名人，史载孔子创立私学，“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为了编写教材，“删诗书，定礼乐，修春秋，序易传”，对当时已有的文化典籍进行了一番搜集和整理。以“六经”中的《诗》《书》《易》《春秋》来说，《诗》作为一部诗歌总集，在孔子之前就出现了，其中的“周颂”“大雅”“小雅”等篇多作于西周，反映了西周的社会生活状况。墨子见过《诗》，他说：“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墨子·公孟》)《论语》中，孔子也常提到“《诗》三百”，认为《诗》“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生》)。《尚书》的大部分内容也都形成于孔子之前，孔子对《尚书》的整理是“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史记·孔子世家》)。《易》的内容也很古老，相传经的部分是春秋以前产生，传的部分为孔子所作。《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晚而喜《易》，序录、系彖、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春秋》经，则是周室和诸侯国史书的汇编，它虽按鲁国的历史年代编年记事，但却涉及当时周王室与许多诸侯国的历史。孔子之前，周室和各诸侯国都有史书，这些史书常称为《春秋》，与孔子同时的墨子曾见到百国《春秋》，如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墨子·明鬼》)。晋国的大夫韩起到鲁国见到了《鲁春秋》(《左传·昭公二年》)。《国语·晋语七》曰：“羊舌肿习《春秋》。”《国语·楚语上》记申叔时提议对太子要“教之以《春秋》”。至于“礼”“乐”，也是在孔子前就已有所记载的。《论语·为政》记载孔子比较了夏、商、周三代之礼，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八佾》记载孔子比较了舜的《韶》乐和周的《武》乐，认为《韶》乐尽善尽美，《武》乐尽美而未尽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