育英图书馆的地位！！

温州大学图书馆包括南校区育英图书馆和北校区逸夫图书馆，育英图书馆是中心馆。建于2003年的育英图书馆，占地67万平方米，建筑面积375万平方米，地处茶山高教园区的中心位置，辐射范围至园区内所有高校及周边社区，是浙南闽北赣东地区最大的图书馆

育英图书馆气势恢宏，总高七层，顶上两层为钟楼结构建筑，办公室、资源建设部、信息服务部、文献服务部、读者服务部、技术服务部分布在一至五层。

三大流通书库和一个密集书库为全校师生的教学科研活动提供有力的文献资源保障，特藏阅览室、艺术阅览室、古籍阅览室、社科阅览室、电子阅览室打造良好的学习环境服务读者，每层均设有自习区域，全馆共有2100个自习区座位。并且馆内地下一层设有餐厅

四楼“明心阁”是图书馆围绕功能转型和服务创新，为全校师生打造出的一个新空间，一个美丽温馨的阅读、学习、研讨的空间环境，一个适宜进行各类学术展示交流的空间平台。她的安静台灯区、休闲阅读区、交流研讨区、远程视频会议室，茶话室为师生提供更加人性和舒适的学习环境。

图书馆的贴心服务！！！

在保障传统借阅服务基础上，图书馆引入发现服务、数字资源统计分析、新生入馆教育、预约服务等平台，构建分层分类的信息素养培养体系，促进用户文献资源利用及信息素养提高；

拓展学科评价、文献查证等学科服务领域，提供学位点申报、专业认证等相关数据，为学校发展决策提供信息支撑，增加了自助图书借还机、电子书借阅机、朗读亭、电子文化墙、自助式阅读本借阅柜、电子存包柜等智能设备，智能服务水平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

刘向编的《别录》是中国第一部目录学著作。

他死后，刘歆子承父业编辑《七略》是我国第一部分类法。

东汉的班固十分赞赏刘向目录思想，在《七略》基础上编著《汉书 艺文志》，开创史志目录的先例。

魏晋南北朝时，荀勖依刘向《别录》整理宫中图书，编著《中经新簿》，开创了中国古代图书四部分类法和史部在目录分类体系中的独立设置。

到南宋时，郑樵对目录学又有新的发展，他的学术思想为“会通”，“求是”和“创新”，其目录学思想主要表现在《通志》的《校仇略》，《艺文略》，《图谱略》中，提出“欲明书者，在于明类例”，形成详明图书类例。

清代朝廷编纂《四库全书总目》，在目录体例、提要撰写、文献考订方面有独特成就，在文献分类方面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对后来的目录学以颇大影响，为今人查考古代文献提供方便，一些学者把阅读该书视为读书治学的门径。章学诚是中国古代目录学思想集大成者，他的哲学思想是“道不离器”，学术观点是“六经皆史”，他的《校仇通义》是目录学理论专著。章学诚继承和发扬刘向、刘歆、郑樵的目录学思想，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高度概括中国古典目录学的精华，他提出撰写类叙和提要、编制索引、采用互著和别裁等方法，提高目录学的价值，推动了目录学的理论研究。

中国近代目录学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目录学的影响，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图书分类体系，对所译西学书分类、编目，以崭新的近代学科类别作分类标准，打破传统著录法，在分类方面：分西学、西政、杂类三大类，打破“四分法”永制，具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综合性图书的雏型，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在中国近代目录学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中国现代目录学史上的重要人物当属姚名达，他提倡主题目录，精撰解题，排架目录与寻书目录分开，前者按分类，后者按主题。在其《中国目录学史》中批评现代目录学效西方之法，而把中国古代的目录学优点丢失，主张中西兼容，在继承和借鉴的基础上，开创发展中国目录学。余嘉锡在其《目录学发微》中发展了章学诚的观点，认为在目录体例中，篇目、小序、叙录等都是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目录必须具备这些内容，才能发挥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作用。杜定友等受国际影响，具有目录学的纲纪群籍，薄属甲乙之学，注重目录学的检索思想。中国现代早期目录学主要是对国外目录学的学习及中国古代目录学思想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