琅琊台位于山东青岛胶南琅琊镇，东临龙湾，西靠琅琊镇，北依车轮山，南有千古名胜琅琊台，与青岛隔海相望。区内规划有环境优雅的多功能区，是旅游名胜、欣赏风光的好去处。琅琊台古有中国五大港口之称，因秦始皇三度东临，筑台并遣徐福东度求仙，开启中日文化交流先河而蜚声海内外。现经过开发建设，已成为吸引中外游客的琅琊台风景名胜旅游区。

　　岛琅琊台省级旅游度假区，是1995年经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该度假区位于琅 琅琊台

　　琊台国家风景名胜区北侧，东靠龙湾，北连车轮山，依山傍海，景色宜人。龙湾海滩长56公里，宽800米，滩面平缓，海水洁净，被誉为“碧波、银浪、金沙滩”，是难得的天然海水浴场。 度假区起步区已经启动运行，引资建成了龙湾乐园。乐园内设古代竞技设施，有晃板、秋千、观中、游戏绳索等，古色古香，与琅琊台风景区的秦汉风格建筑相呼应，又是游客自娱自乐项目，很受欢迎。龙湾海水浴场建有别致的休闲屋，游人可自己动手烹饪，品味这里的海鲜特产。度假区还推出民俗游活动，游人在渔民家吃渔家宴，随渔民出海体验全新感受和领略海上风光。度假区规划面积98平方公里，内设传统文化区、盐水湖风光区、点将台综合服务区、金海湾娱乐区、徐福里山庄别墅区等功能区，拟建成融服务、经贸、游乐、健身、避暑、疗养等功能于一体的旅游度假区，现正以优惠条件向国内外招商引资，越来越多的开发商看好这里优越的条件和美好的开发前景，前来考察论证，有的已达成协议。度假区距204国道5公里，与纵横交错的省道、市道联网，通达中国各地。 琅琊台位于胶南市琅琊镇东南5公里处，为一耸立的山丘，海拔1834米。三面环海，西北为一小片平原，是著名的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琅琊台“因山形如台，在琅琊，故曰琅琊台”。早在战国之前就已闻名于世，著名的《山海经》中就有关于琅邵台的记载：“琅琊台在渤海间，琅琊之东。” 史传琅琊台最早为越王勾践所建。据《越绝书》和《吴越春秋》记载，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践灭吴后，为了统领被吴战败的齐地，遂从会稽迁都琅琊，并在城东南5公里的琅琊山上筑台。台顶营造“望越楼”，以南望会稽。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于公元前219年东巡郡县，封禅泰山，遍把齐地八神，即天主、地主、兵主、阴主、阳主、月主、日主、四时主。因四时主词建于琅琊台上，故“南登琅琊”。秦始皇到琅琊台后，为这里秀丽的山海风光所吸引，遂迁3万户百姓，重筑琅琊台。经数年营造，终于建成了秦王朝在函谷关外规模最大的宫殿群——琅琊台行宫。 《水经注》对琅琊台的规模有记载：“台孤立特显，出于众山上，下周二十里， 琅琊台

　　傍滨巨海，台基三层，层高三丈，上级平敞,方二百余步，高五里。”可见其规模宏大，壮丽无比。西汉末年，琅琊台建筑毁于地震，从此渐被湮没。明万历年间，诸城知县颜悦道在台顶修建海神庙和礼日亭，后人陆续树碑，史称“七十二通龙头碑”，后庙、亭、碑尽毁，仅台基保存完好。自山腰以上，3层台基层次分明，均系夯土筑成，部分地段由砖、石所砌，上中常发现秦砖、汉瓦、陶片。山南、山北还发现了筑台时铺设的陶制水管，台下海边还有蓄水池。 琅琊台最珍贵的文物是秦刻石，据《史记忖已载》始皇令筑琅琊台后，“立刻石，颂秦德，明德意”，刻石立于琅琊台上，故名“琅琊刻石”。刻石全文496字，其中正文289字，附文207字，其文二字一韵，四字一句，文笔流畅，言简意赅。正文记述了秦始皇统一字内的丰功伟绩，附文记录了李斯、王绾等10个随从大臣的名字及议立碑刻的事迹。据传，碑文出自李斯的手笔。始皇死后，秦二世亦循其父踪迹巡游天下，在始皇碑刻旁加刻文字。因年代久远，到北宋时，琅琊台始皇颂德碑已亡失大半，仅存从臣姓名。二世碑亦已迸裂。清乾隆年间，诸城知县宫懋让为防止石碑迸裂，用铁箍将裂石束住。此时，碑文仅存80余字，后铁箍锈折，二世碑遂迸散无踪。直到1922年，诸城县教育局督学王培枯受命两次到琅琊台寻找，终将残石找回。先藏于诸城教育局，解放后珍藏于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秦代刻石10余处，现仅存两处，其中泰山顶所藏残碑，仅存10字。琅琊碑保存84字，且字形、笔法均优于泰山刻石，实乃国之瑰宝。 登台观海，是琅琊台一大胜景。琅琊台三面环海，东北侧是绵延5公里、碧波银浪的金沙摊，海中有“苍然夺目，伊如画屏”的灵山岛。西南侧琅琊古港古风犹存，观沧海日出，看蜃楼海市，由古至今，不知引来多少人。90年代，琅琊台风景名胜区逐渐恢复，在台东部修建了秦汉风格的望越楼，上置铜铸越王勾践塑像。台下则依山新建徐福殿，雕梁画栋，衬着郁郁葱葱的山岭，显得格外古朴，尤其矗立的碑刻和徐福上书秦始皇群雕像，更为琅琊古台增添了迷人的色彩。

　　编辑本段景区景观

　　千古名胜----琅琊台

　　琅琊台位于胶南市区西南26公里处的海滨。1982年，国务院公布琅琊台列入第一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1993年，青岛市人民政府公布琅琊台为青岛琅琊台风景名胜旅游区。2001年 琅琊台

　　，国家旅游局评定琅琊台为AAA级景区。 琅琊台是两千多年前古人缘琅琊山夯土筑就的。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描绘当时的琅琊台“孤立特显，出于众山上，下周二十余里，傍滨巨海”，它“台基三层，层高三丈，上级平敞，方二百余步，高五里”。现在的琅琊台，依然可见台分3个层次，递级而上。它海拔1834米，山下环台周长75公里，平坦的台顶周长130米。琅琊台风景名胜区的景观包括琅琊台、琅琊台下的龙湾、环台沿海风景带及台前斋堂岛上的古迹和自然风光。 周代初期，姜太公封齐时作八神，其中四时主祠就立在琅琊山上，历代的许多帝王曾来这里祭拜。越王勾践在琅琊山起观台会盟诸侯。秦始皇3次登琅琊，一住数月，从内地迁来3万户百姓，修筑起琅琊台，并刻石纪功。琅琊台也是秦方士徐福率数千童男女东渡日本的启航地。所以，琅琊台是一部厚重的历史书，是琅琊文化的一个重要凝聚点，是学者文人访古探幽寻梦的地方。1994年以来，中国徐福会多次在这里举行中国和国际徐福学术研讨会及徐福遗迹探访活动。胶南市人民政府年年在这里举行纪念徐福东渡日本的庆典。 琅琊台冠领群山，仰俯高天风云和大海碧波惊涛，与海上岛屿相望相呼应，自然风光大气磅礴，蔚然壮丽，天地山海间的奇观异景丛出迭现，令海内外游人叹为观止。

　　琅琊文化陈列馆

　　琅琊文化陈列馆位于琅琊台景区西门东侧的山坡上，黑瓦红柱，飞檐重迭，造型朴拙大 琅琊台

　　气，古意凝重，叫人一看便知是秦汉建筑风格。陈列馆前矗立着《千古一帝秦始皇》的青铜铸像，展现了始皇帝登上琅琊台临风大乐的形象，引导人们一进景区便走向琅琊台的历史文化。陈列馆由序厅、主展厅、回廊组成。序厅展览的是《琅琊台图》 、四时主祠模型、古琅琊地区大事年表和琅琊历史变迁图等。主展厅第一层陈列着从春秋至汉代巡游琅琊的12位重要历史人物的塑像和反映他们在琅琊台活动的壁画及地图；第二层展出琅琊台出土的文物和社会文物。回廊的廊壁上嵌刻着历代名人吟咏琅琊风物的诗词文赋碑刻。

　　跺脚沟

　　在琅琊文化陈列馆东侧，琅琊台和争高山之间，有一道绿涌翠漩的山沟—跺脚沟。相传秦始皇修筑琅琊台，强征劳役，百姓苦不堪言，人怨天怒。秦始皇白天刑驱百姓筑台升高一层，一夜间台西侧的山头也长高一截。就这样，这边不停地筑台，那边山也不停地长高，琅琊台总是高不过西山。秦始皇怒不可遏，在西山上狠狠跺了三脚，那西山才停止了长高。他跺脚的地方陷成了一道山沟，人们叫它“跺脚沟”。沟底溪水淙淙，溪边野蔷薇丛生密布。沟内到处生长着高大的板栗树，夏季枝繁叶茂，林荫清凉；秋季，果熟落地，游人在路边上就可捡到板栗，给人一份惊喜。

　　徐福殿

　　跺脚沟北端，一组秦代风格建筑群落依山而建，这是为纪念开创中日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先人徐福而建造的徐福殿。建筑面积871平方米，分前后两殿和东西两庑。前殿正中是徐福塑像。四壁挂着介绍徐福生平和东渡日本事迹的大型工笔画。殿内还展览着中外关于对徐福研究的著述。后殿和两庑展出文物和名人书画。徐福是中日、中韩人民友好交往的开拓者，深受中国、日本和韩国人民的尊崇。日本和韩国的社团前来进行徐福遗迹探访，必来此谒拜。

　　云梯

　　徐福殿后，在琅琊台和争高山的连接线上，有一条沿着山坡修建的花岗岩石阶路，宛若天上飘下的白绸带，人们称它为云梯。据志书记载，这里原是秦始皇登琅琊台的三条御路之一。1994年在御路原址修建，高152米，宽28米，共336步台阶，中有4个平台。云梯两边的山坡上乔木、灌木、藤类等植被遍布，郁郁葱葱，生机盎然。

　　观龙阁

　　攀上云梯顶端，在琅琊台和争高山之间有一片平地，平地北侧的仿古楼阁，名 琅琊台

　　为观龙阁。主阁两层，两侧为引廊。阁前是演出和观看文艺节目的广场。由于特殊的气象条件和地理环境，琅琊台上空的云经常变幻成龙的形状，出现龙飞龙舞的景象。每到东南风起，琅琊台下龙湾里的波浪，不是滚滚滔滔横着卷来，而是纵着奔腾，呈“龙”状。每道波浪都龙头高昂、龙须飘拂、龙身矫健、龙尾舒展。整个龙湾里，龙隐龙现，龙腾龙跃，龙吟龙唱，形成万千银龙聚会的场面。在观龙阁观看琅琊台龙奇观，更能感受到万千银龙在龙湾聚会的磅礴气势。观龙阁放映厅还播放《琅琊台观龙》电视记录片。 秦兵马俑布阵馆：设在观龙阁东侧的一个山洞内，分3个展厅展示秦军队的3种作战方阵。这些兵马俑是根据陕西秦始皇陵附近出土的兵马俑缩制的，方阵依原样布置，阵势奇妙，深藏玄机，威武生动，形象地展示出秦始皇统一天下的军威。

　　秦御路

　　秦御路，是秦始皇登琅琊台时走过的路。从观龙阁向东沿琅琊台北坡的一条鹅卵石路前行200多米，就到了秦御路。 现在的御路是1994年在旧路基上重建的。路中间是用黑方砖铺成的平滑路面，两边是用花岗岩砌成的台阶，路沿有石雕护栏。路宽68米，高135米，共有386步台阶，中间有4个宽敞的平台。在第三个平台东侧有当年重修御路时开掘出一处古建筑遗址，它由**岩石一层层垒砌而成，外形象古埃及的金字塔。登御路，可听到前面人的脚步声非常特别，如踏在水中，与秦得水德之说很巧合。登上了琅琊台顶，纵目四周，但见峰峦起伏于脚下，沧海铺展至天边，人离天格外近。

　　望越楼

　　望越楼是一座古楼亭建筑，在琅琊台顶的东侧，亭中立有紫铜锻造的越王勾践铜像，他身披铠甲，手按腰间长剑，一派怀抱四海的英雄气概。史书记载，越王勾践徙都琅琊后，在琅琊山上起观台，又在台东顶建望越楼，以登楼南望家乡会稽。望越楼是观海上日出的绝佳位置。

　　琅琊台夯土层保护亭

　　在琅琊台顶东侧，廊亭式建筑，亭前建有橱窗式的半壁亭保护着削直的土层 琅琊台

　　面。夯土每层厚约6厘米，夯筑纹理十分清楚，印证着《史记》记载的确切。 秦始皇遣徐福入海求仙群雕在琅琊台顶，共有石雕像14尊：秦始皇、徐福、胡亥、李斯、赵高和文武官员、武士、侍女、侍从等。群雕生动地表现了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第三次巡游琅琊时，徐福向秦始皇讲述海上求仙经过的场面。作品的整体气韵与古台、高天、大海和群山的背景浑然融合而又相互衬托，气势宏大。群雕把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历史场面灿然凝固在琅琊台上。

　　琅琊刻石亭

　　在琅琊台顶南侧的一个平台上，有一座琉璃瓦盖顶的亭子，这就是琅琊刻石亭。琅琊刻石立于秦始皇第一次巡游琅琊时，内容是歌颂其伟业盛德，共497字；秦二世即位后来到琅琊时又在该刻石旁加刻诏书以彰明先帝功德。两次均由李斯撰书。后来，琅琊刻石被毁，碑文只剩下二世诏书部分。琅琊刻石现存于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高129厘米，宽675厘米，厚37厘米，刻辞13行，86字，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刻石之一，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置于琅琊刻石亭里的刻石碑，是根据中国历史博物馆珍藏的琅琊刻石原件复制的。

　　重刻秦琅琊刻石碑

　　这是1994年根据《史记》记载的秦始皇琅琊刻辞全文和二世诏书刻辞全文书刻的，立在琅琊台顶以西突出的山头上。刻石碑的造型是根据有关志书上记载设计建造的，用青州墨青石作为镌刻石体。刻石碑高48米，顶宽073，底宽2米。碑文由著名书法家熊伯齐用小篆体书写，环刻在碑中间部分的东、南、西三面。

　　鲸馆

　　鲸馆既是琅琊台景区的一个重要景点，又是一处青少年科普教育基地 琅琊台景观示意图

　　。鲸馆展示的鲸的标本，来自1995年在鲸馆西侧海滩潮涌上岸的一头幼鲸尸体。鲸馆主体两层，侧体三层。在第一层，展出鲸皮标本。在第二层，展出鲸骨标本，还有其他近200种海洋生物标本，其中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中华鲟和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江豚、海豚、海龟等的标本。 亭子兰炮台：亭子兰炮台在琅琊台前的琅琊港北岸，建于清代雍正年间。它是胶南市境内三个古炮台之一，是古代重要的海防军事设施。古人在这里设炮台，足见琅琊台和琅琊港古时军事地位的重要。

　　徐福东渡起航处

　　在琅琊港的港口码头上有一通刻着“徐福东渡启航处”的石碑。据《史记》记载，徐福东渡日本是从琅琊台前的琅琊港启航的。在中国古代，琅琊港经久不衰，一直是重要的海运港湾和海防要地。现在，港口不仅有渔船码头和货运码头，而且还建有旅游码头。青岛--琅琊台海上旅游客轮码头就在这里。在徐福东渡启航处石碑的东边和西边的不远处，有潮湾古造船遗址和者湾子古造船遗址，当地居民说那是徐福为求仙药和东渡日本修造楼船的旧址。

　　斋堂岛

　　从琅琊港码头乘船向东南行09公里，就到达那绿树红瓦的海岛，它因“始皇登琅琊时，侍从斋戒于此”而得名。斋堂岛南北1．6公里，东西0．25公里，岸线周长5．i8公里，面积0．4平方公里。它分南岛和北岛，中间由一道狭窄的沙丘连接。北岛平坦，有居民300多户，以渔业为主，村中居民都是海岛渔家。村西边是泊渔船和渡船的海岸港湾。村东边潮间带礁石嶙峋，退潮时到那里赶海：拾螺、捉蟹、碰海蛎子……南岛是一座海拔69米的小山,山上青松葱笼，林间有绿荫野径。环岛山岩陡峭，有许多奇险的景致，也有多处适宜执竿垂钓的好地方。山南头海边的黑石洞和随潮涨潮落而显露隐没的彩画礁石，别有意趣。山顶一座高11．8米的灯塔，建于上个世纪50年代，为海岛点染出一种历史气氛。斋堂岛和琅琊港码头之间，每半小时有一趟渡船来往，游人进出非常方便。

　　龙湾

　　在琅琊台东北方，有一片辽阔的海湾，它的水域面积66平方公里，湾口在东岸的大珠山嘴和琅琊台前的斋堂岛之间，这就是龙湾。站在琅琊台看龙湾，它北面的车轮山，东方的大珠山和灵山岛，犹如仙山丛列；西岸的沙滩，好似天上落下的两弯连在一起的金色新月。龙湾就是一轴由古台、仙山、仙岛和新月形沙滩镶嵌着浩浩碧波银浪的画卷。每到东南风达到5级以上，龙湾里就会出现银龙奔腾聚会的景象，十分壮观，这就是有名的琅琊台龙的奇观。 在龙湾西岸有一块巨石，朝着陆地的一面刻着“龙湾”二字，朝大海的一面刻着“倏起一龙”四个字。“倏起一龙”原是明代诸城知县颜悦道立在琅琊台上的题为《登琅琊述》石碑上的一句话。历经450多年，此碑犹存。这是古人记述琅琊台龙奇观留存至今的文字实物。 琅琊台景区北门设在龙湾岸滩，建有大型环保停车场，接纳游人从龙湾沿北坡登琅琊台。具有秦代宫殿气派的游客中心在北门右侧。从游客中心到停车场之间的徐福街，展现出了秦代街市的风貌。在徐福街广场上，立一尊5．8米高的徐福石雕像，它塑造了开辟中日友好交往先河的徐福驭风踏浪志在远方的形象。 龙湾海水浴场，滩广沙细，入海200米水深不及人肩，而且还远离污染，海水晶莹透明。如果碰上刮东南风，人与“龙”同游共乐，更是其乐无穷! 从龙湾海水浴场往西100米，是王家台后渔家民俗村。村里有家庭旅馆，还开展一些吸引游人参与的渔家生活和渔业生产活动的项目。 琅琊台观龙台

　　观龙台

　　观龙台是一个宽敞的石砌平台，临海一侧立着一块刻有“观龙台”三个大字的石头置身此台观龙湾里银龙奔腾的景象，离“龙”很近，使人觉得“龙”几乎能跳上平台与人逗乐。这里是观“龙”最佳位置之一。平台向南连着一排石砌台阶，站在台阶上能听到一种非常特别的声音，这里被称为“龙吟回应处”。登完这排台阶，左侧有一座仿秦汉建筑的亭子，匾额上题写“观龙亭”，此亭临崖头而立，走进亭内看龙腾龙跃，有近处俯视的效果，既看得真切，又能体味龙阵的气势。

　　秦阙

　　秦阙是从北路登琅琊台的门。阙由四柱撑一横匾，以简洁朴素的造型体现着秦代建筑的凝重大气。匾额“琅琊台”三字由著名画家刘海粟题写。进阕门走不多远，便登上“观龙桥”，站在桥上，回望龙湾里群龙聚会，可见“龙”们都从阕前经过，好象是在接受检阅，其场面非常隆重和庄严。桥右前方路西侧有一片黑瓦房，绿树和菜圃环绕，这是秦代民居。进入民居庭院和室内，仿佛走进了两千多年前秦代的民间生活之中。

　　编辑本段景区旅游

　　美食

　　海水豆腐：来胶南，不可不尝尝海水豆腐。与传统的卤水豆腐相比，海水豆腐的特点是入口清爽，滑润，口味独特、醇厚，味道鲜美异常，并且不会破坏大豆的营养成分，对人体健康没有危害。海水豆腐的主要原料为黄豆，辅料为海水及淡水。含水量低，用手按压感觉比普通豆腐硬， 琅琊台海水豆腐

　　由于它不含任何卤水、石膏等添加剂，所以表面看比不上普通的豆腐细腻光滑，甚至有点粗糙，但闻起来却没有了那股卤水味，只有大乐途游民部落五周2007西藏圣地婚礼 、航空旅行白皮书、黄金周出游全攻略豆的清香。 海水豆腐烹制时比较耐炖，且膨胀有弹性，越炖越嫩，鲜味十足。在胶南沿海农村，逢年过节有做海水豆腐的风俗。每年腊月小年之前，家家户户都会提前用冷水将黄豆浸泡24小时，还要稍微留点硬心，这样做出的豆腐才好吃。然后挑上水桶到海边，等到海水刚退潮后，寻找清澈的海水，用勺子一勺一勺舀到桶里。 有时为了等潮水，半夜就要到海边去。接下来就是磨豆腐。在过去，磨豆腐这一环节，主要是由人来完成的。一个村子里只有寥寥几盘石磨，逢年过节，磨豆子的人就会排起长队。电磨的出现，使磨豆腐不再是一个漫长而劳累的过程，吃豆腐也不再局限于年节。现在，胶南海水豆腐的制作已经形成了产业，想吃海水豆腐，不必您亲自动手，各大超市、市场随时都能买到。 开春山菜包子：山菜，一种生长在山上最不起眼地方的野菜，加上一点点肉，一点点油，就能包出味道精美的包子。只有在春天才能吃的到哦。 青岛盛产名贵的海参、扇贝、鲍鱼、海螺、大对虾、加吉鱼等，这就决定了青岛烹饪以海味原料为主的特点。传统的青岛宴席有一定的讲究，常见的有“四一六”，“四二八”规格。上菜的顺序要求先冷后热，先咸后甜，每席必有鱼，没有海参不算大席。吃海鲜要看季节，春季和夏季是最好的季节，绝对让你吃得再也不想吃肉。当然也要小心，有很多游人初到青岛由于经受不住海鲜的诱惑，吃得太多，结果……（可想而知）。 青岛有北方特色的海鲜大席，也有山东各种特色的风味小吃。面食铺天盖地 琅琊台山菜包

　　，饺子热气沸腾。北方美食口味厚重，需要良好的消化能力。青岛名厨云集，山珍海味集中，又有誉满海内外的青岛啤酒和崂山矿泉佐餐，滋味真是妙不可言！ 在小吃街可领略青岛地方风味小吃，这里有大饭店里难得的乐趣。“劈柴院”位于中山路、河北路之间的江宁路，是青岛著名的小吃街。除此之外还有大麦岛海鲜街、云霄路中苑美食街、汇泉小吃街、双星大吃街、泰山路烧烤街、长安食街等，荟萃八方风味，是美食家的天堂。

　　住宿

　　青岛琅琊台省级旅游度假区王家台后村（景区北门附近，紧靠龙湾海水浴场）开办的渔家宴家庭旅馆，环境简洁、卫生、优雅，可接待700人同时食宿，餐饮以活海鲜、小海鲜为主，突出渔家宴风味。台西头村（景区南面，临琅琊港）开办的渔家宴家庭旅馆，可接待350人同时食宿。 龙湾大酒店

　　龙湾大酒店（景区北门附近，紧靠龙湾海水浴场）开办的海滨别墅区，可接待35人住宿。联系电话： 市区六家星级饭店，分别为：国旅大酒店(三星)，东方九九红大酒店(三星)；新泰华大酒店(三星)，丰泽山庄大酒店（三星），中太大酒店(二星)；裕源宾馆(二星)。共有各种客房近600间，可接待住宿客人1200人次。

　　交通

　　距青岛流亭机场距离约98公里，距机场车程时间约90分钟，距黄岛火车站距离约55 公里， 距火车站车程时间约65分钟，距胶南汽车站距离约30公里 ，距汽车站车程时间约40分钟;距黄岛渡口里程数约66公里，距黄岛渡口时间约70分钟。

　　购物

　　在琅琊文化陈列馆、台顶设有两处旅游商店和龙湾旅游商品市场，可购买琅琊台酒、琅琊台茶、海产品等特色纪念品。到琅琊港可以购买干鲜海产品。胶南--琅琊台沿途可购买各种石器。胶南市区评出“十佳”旅游商品，分别是琅琊台系列酒、德维牌圆火腿、嘉福牌系列海鲜产品、三山牌食品、超润牌纯净水、海青牌绿茶、悬泉牌绿茶、海魂牌男女系列皮鞋、国途牌运动鞋、海天牌木制工艺品。

　　编辑本段琅琊台游记

　　琅琊台，位于青岛胶南市西南部，拥有秀丽的自然风光和丰富的人文景观。这儿山海荟萃，景致宜人，具有山、海、古、俗、仙、奇、美的独特优势和地方特色，为山东省省级旅游度假区。 琅琊台其名，史籍最早载于《山海经•海内东经》 ：“琅琊台在渤海间，琅琊之东。”《史记•秦始皇本纪》这样解释：“盖海畔有山，形如台，在琅琊，故曰琅琊台。” 驱车来到琅琊台下，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美丽的海滨风光。硕大的龙湾碧波荡漾，层层银色的浪花徐徐推进，簇拥着月光形的金沙滩，迎面屹立的琅琊台气势磅礴，山青树绿，如诗如画。信步登上琅琊台顶，顿感天高地阔，空气清新，仿佛进入了人间仙境，心旷神怡。环视四周，山光岚影，海涛变幻，渔帆点点，气象壮观，不禁令人感叹：难怪秦始皇选择这里筑台，难怪他三次登临，留 琅琊台

　　连忘返，乐之忘归！ 沿着曲径通幽的游览路线信步进入景区，可以看到成组秦汉建筑风格的仿古建筑，由徐福殿、云梯、御路、琅琊刻石、秦始皇遣徐福东渡求仙群雕像等等组成的建筑群古朴典雅，格调协调，充分展现出齐秦文化的内容和秦汉建筑的特点。 景区内除有保留较好的秦代修筑的古琅琊台遗址外，还有配套的多处地下管道和人工垒砌的古台基，秦砖汉瓦在地面上随处可见，俯拾即是。 琅琊台前的古琅琊港是中国五大古港之一，原系中国古代海港的鼻祖。隔海相望的斋堂岛是当年秦始皇侍从斋沐数日，为其祈求长生不老的地方。这个海岛，仿佛一条长鲸静卧在海面上，风光特别秀美。 史传越王勾践初建琅琊台。同秦、晋、齐、楚等国君主在台上歃血盟誓，共同尊辅周室。前473年，越王勾践灭吴后，为称霸中原，从会稽迁都琅琊，并在城东南5公里的琅琊山上筑台。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于前219年东巡郡县，建造厂除函谷关外惟一的行宫——琅琊台行宫。西汉末，琅琊台毁于地震。明代万历年间在琅琊台顶修建海神庙和礼日亭，后庙、亭等俱毁。今琅琊台最珍贵的文物是秦朝刻石，刻石496字，记述了秦始皇统一宇内的功绩，碑文出臼李斯之手。其碑历经战乱辗转，现残石原件寸：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存。1982年，国务院公布琅琊台为第—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1992年，山东省政府确定琅琊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对景区进行大规模恢复性建设。现以秦代风格修建了徐福殿、152米长的云梯、再现秦始皇遣徐福入海求仙的高大花岗岩群雕，重建了望越楼，内置越王勾践塑像，琅琊台刻石亭立于原刻石遗址处，内置刻石复制品。在台顶北侧坡处，依据古籍记载在原址修复了始皇御路，路长135米，设386级台阶，庄重典雅。古朴肃穆。秦始皇筑台的夯土层清晰可辨；秦砖汉瓦俯拾即是；琅琊刻石(真品存中国历史博物馆)堪称国宝。 琅琊台 历史上还出现过一个以琅琊为名的诸侯国：汉光武帝建立东汉以后，为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将自己的十几个儿子分封为王，琅琊国就是其中之一。而琅琊国自建立到三国时结束，在历史上只存在了一百多年时间。 琅琊台修复建成的景点有：琅琊文化陈列馆、徐福殿、云梯、观龙阁、秦兵马俑布阵陈列馆、御路、琅琊刻石、秦始皇遣徐福入海求仙群雕，琅琊台保护亭、望越楼、琅琊刻石亭、亭子兰炮台、海洋生物陈列馆等。斋堂岛在琅琊台东南海中，西北距陆岸13公里。岛东岸多岩礁，鱼类繁生，是观光、垂钓的好去处。龙湾位于琅琊台北侧，湾畔沙岸广阔，绵延5公里， 呈弧状，犹若一钩弯月，又称月亮湾；海水洁净，沙滩细软，是日光浴。海水浴的理想场所。

晚明政治谣言的泛滥，却有其特殊的生长土壤。

一是政治的不透明。中国古代上层政治特别是宫廷秘辛历来被统治者所遮掩，莫说寻常百姓，就是中下层官僚，也难以一窥真貌。在这种情形下，政治谣言无疑极大满足了人们的好奇心，并成为其茶余饭后、街谈巷议的谈资。

二是党争的推动。政治谣言的本质是政治斗争的工具，其在万历时期大面积出现，说明斗争各方愈来愈重视运用舆论的力量向对方施加影响，即所谓“奸党仇家，惯造蜚语”。在这种氛围下，不少官员感叹，“常有造伪书以倾陷朝绅者，一时人心几为簧鼓”，虽然朝廷也曾明令“严禁匿名投揭造榜者”，但事实上根本无济于事。

回顾万历年间的政治谣言乱象，不能不令人既惊讶又感慨。造成政治谣言肆虐的根本原因，是当时同样混乱不堪的政局。正如前述沈一贯在分析百姓“私议朝政”“略无顾忌”时所言：“此非一人口舌便能耸动，盖缘众怀怨愤、喜于听闻耳。”事实上，晚明三大疑案——“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或与万历直接相关，或可以追溯到万历当年种下的恶果，无怪乎后人曾说：“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因此，只有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政治生态，才是杜绝政治谣言的根本之策。

特别要防止政治谣言成为政治倾轧的工具。张居正死后，大臣与言官之间水火不能相容，结党拉派、党同伐异愈演愈烈，往往越过是非本身，纯粹陷于意气之争、党派之争。但凡内阁决策，不论对错，无不受到言官的猛烈质疑和抨击，及至“诟谇日积，又乌足为定论乎”，也就是说，但见流言缠身，至于真相如何，既难以辨明，也无关紧要了。也因此，尽管神宗两次下令严查，但最后都不了了之。事实上，明代后期宦官势力的崛起，与大臣之间无休止的内斗，可谓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谣言，本质上是信息在不公开、不通畅情形下的变形。俗话说，谣言止于智者，人们之所以听谣传谣信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不能及时有效地获取信息从而不得不成为谣言的受众。因此，从根子上杜绝谣言，就必须提高信息的公开性，特别是增强重大决策的透明度，使民众有序参与政治，在真与假的比较中，鉴别谣言，认识真相，真正使谣言能够止于智者。

万历中兴乃明朝万历时出现的短暂中兴局面。其中兴之势主要归功于张居正在朝政上的治绩。

整个万历年间，即明神宗朱翊钧（1563年-1620年；在位1572年-1620年）之在位年，凡四十八年之久，是明朝在位最久的皇帝。惟有前十五年治政稍有起色，万历初年，由母亲李太后处理朝政，而张居正可说完全得到李太后的充分信任，而年幼的神宗对张居正更为信赖，故张居正能一心一意推行政令。

在经济上行“一条鞭法”，在政治上则整饬吏治，任用贤臣，在防守方面则任用名将戚继光抵御沿海为患的倭寇。在水患上有潘季驯四次治河，成效显著。神宗在位头十五年，国家收入大增，加上能够解决国防边患的问题，万历五年，岁入四百三十五万九千四百余两，岁出三百四十九万四千二百余两。后世称该时期为“万历中兴”。《罪惟录》上说，张居正执政时期“使东至四海，西至甘州，五千里几无烽火”。

然而，当张居正于万历十年逝世后五年，万历帝开始酗酒不理国政（一说是开始抽鸦片烟），而李太后年纪渐大，对万历也实在无力再管束，导致万历竟三十年不上朝，只在1615年勉强到金銮殿上亮了一次相，许多朝臣都没见过皇帝一面，导致国力衰退。1619年，辽东总兵杨镐四路进攻后金，在萨尔浒大败，死四万余人，开原、铁岭沦陷，北京震动。大臣跪在文华门外，哀求皇帝增派援军，急发军饷。朱翊钧毫不理会。

万历怠政，即明朝神宗皇帝在位期间长达三十年不上朝的事迹。

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二十日，内阁首辅张居正卒，万历十四年（1586年）后，神宗就开始连续不上朝。李太后年纪渐大，对明神宗也实在无力再管束。万历十七年（1589年）元旦，神宗以日食为由免去元旦朝贺。万历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上疏，称神宗沉湎于酒、色、财、气。阁臣王家屏次日再上一本，自请罢官。最后明神宗竟三十年不上朝，只在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勉强到金銮殿上亮了一次相，许多朝臣都没见过皇帝一面，导致国力衰退。

还有一说是由于国本之争，导致万历帝和诸大臣不和。万历十四年后，神宗就开始连续不上朝。万历十七年元旦后，神宗以日食为由免去元旦朝贺。此后每年的元旦神宗再也不视朝。自万历十六年后，常朝也经常看不到神宗。

当万历皇帝摆脱张居正的束缚之后，开始独裁统治，万历本人贪财，征税的项目千奇百怪，无物不税、无地不税。万历一朝，抄家之风盛行，也是万历的贪财所致。冯保率先被抄家，张居正去世两年获罪也被抄了家。张居正的儿子张敬修自缢身亡，朝廷只给张居正母亲留下一所空宅和10顷薄田。

万历为害最大的是“矿税”一项，先后派出内监多批征收矿税，几乎遍布中国各地，虽统名为矿税，实际远不限于矿业，两淮有盐监，广东有珠监，扰得民不聊生。《明通鉴》记载，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有奸民张礼等，伪为官吏，群小百十人，分据近京要地，税民间杂物，弗予，捶至死。”万历二十三年，御史马经纶直言指斥神宗皇帝“好货成癖”。二十七年，吏部侍郎冯琦奏：“自矿税使出，民苦更甚。加以水旱蝗灾，流离载道，畿辅近地，盗贼公行，此非细故也。中使衔命，所随奸徒千百……遂今狡猾之徒，操生死之柄……五日之内，搜括公私银已二百万。奸内生奸，例外创例，不至民困财殚，激成大乱不止。伏望急图修弭，无令赤子结怨，青史贻讥。”万历二十九年直隶巡按安文壁对万历帝说“皇上以六合为帑藏，视此四万金奚啻太仓之一粒”。户科给事中官应震言：“内库十万两内五万九千两，或黑如漆，或脆如土，盖为不用朽蠹之象。”

由于神宗不理朝政，缺官现象非常严重。万历三十年（1602年），南北两京共缺尚书三名，侍郎十名；各地缺巡抚三名，布政使、按察使等六十六名，知府二十五名。叶向高曾疏曰：“今六部止有五人，都察院遂至空署。”且“候补科道久者二三年，近亦数月，旅食长安，茫无职事，销向用之心伤，平政之明所宜即行。”神宗委顿于上，百官党争于下，政府完全陷入空转之中。因此明史言：“明之亡，实亡于神宗。”

万历四十三年，李成梁去世，“成梁诸战功率藉健儿。其后健儿李平胡、李宁、李兴、秦得倚、孙守廉辈皆富贵，拥专城，暮气难振。”方从哲亦疏请曰：“今缺饷至于数月，诸军饥不得食，寒不得衣。……宜速发内帑数十万，先尽该镇，次及九边，用以抒燃眉之忧。”万历四十六年四月十三日，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正式与明朝决裂。四十六年四月，大清兵克抚顺，朝野震惊，万历帝仍不以为意。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辽东总兵杨镐四路进攻后金，在萨尔浒大败，死四万余人，开原、铁岭沦陷，北京震动。万历四十六年四月方从哲奏请“速下章奏、发帑金。”大臣跪在文华门外，哀求明神宗增派援军，急发军饷[6]，明神宗毫不理会。群臣日日请求皇帝临朝，皇帝派太监出来传谕：“皇上有病。”吏部尚书赵焕上奏章说：“他日蓟门蹂躏，铁骑临郊，陛下能高拱深宫，称疾却之乎？”

万历三大征是明神宗万历二十年至廿八年（公元1592-1600年）间，先后在帝国西北、东  北、西南边疆展开的三次大规模军事行动；三役分别为平定蒙古人哱拜叛变的宁夏之役、抗击日本丰臣政权入侵的朝鲜之役，以及平定苗疆土司杨应龙叛变的播州之役。明虽三战皆胜，但国力亦蒙受重大耗损。

宁夏之役自1592年（万历二十年）二月十八日延至九月十八日。

镇压哱拜之乱。哱拜原为蒙古族人，嘉靖中降明，积功升都指挥。万历初为游击将军，统标兵家丁千余，专制宁夏，多蓄亡命。万历十七年，以副总兵致仕，子哱承恩袭职。十九年，火落赤等部犯洮河告急，拜自请率所部三千人往援，至金城，见各镇兵皆出其下，归途取路塞外，戎兵亦远避之，因益骄横，有轻中外之心。巡抚党馨每抑裁之，并核其冒饷罪，哱拜因于二十年二月十八日，纠合其子承恩、义子哱云及土文秀等，嗾使军锋刘东旸叛乱，杀党馨及副使石继芳，纵火焚公署，收符印，发帑释囚。胁迫总兵官张惟忠以党馨“扣饷激变”奏报，并索取敕印，惟忠自缢死。此后东旸自称总兵，以拜为谋主，以承恩、许朝为左右副总兵，土文秀、哱云为左右参将，占据宁夏镇，刑牲而盟。出兵连下中卫、广武、玉泉营、灵州（今宁夏灵武）等城，惟平虏坚守不下。叛军又以许花马池一带听其住牧为诱饵，得套部蒙古首领着力兔等相助，势力越加强大，全陕震动。三月四日，副总兵李昫奉总督魏学曾檄，摄总兵事进剿，但叛军恃套部蒙古支持，势甚强。此后，明朝特调副麻贵驰援，贵率苍头军在攻城同时，阻击套部蒙古，斩获甚多。四月，又调李如松为宁夏总兵，以浙江道御史梅国桢监军，统辽东、宣、大、山西兵及浙兵、苗兵等进行围剿。七月，麻贵等捣毁套部大营，追奔至贺兰山，将其尽逐出塞。各路援军在代学曾为总督的叶梦熊的统帅下，将宁夏城团团包围，并决水灌城。叛军失去外援，城内弹尽粮绝，同时内部发生火并，九月十六日刘东旸杀土文秀，承恩杀许朝，后周国柱又杀刘东旸。军心涣散。李如松攻破大城后又围哱拜家，拜阖门自尽，承恩等被擒，至此，哱拜之乱全部平息。

朝鲜之役第一回冲突自1592延至1593年（万历二十至廿一年）；第二回冲突自1597延至1598年（万历廿五至廿六年）。

朝鲜之役是1592至1598年（明神宗万历二十年至万历二十六年；日本文禄元年至庆长3年）间，由于日本丰臣政权入侵朝鲜、觊觎明帝国而引起的东亚区域性战争。是役明廷因宗藩关系军援朝鲜，在朝鲜民兵及水师帮助下；与日本军拉锯凿战，最终以明国朝鲜联合军取胜，日本太阁丰臣秀吉病逝，日军撤回。

这场为时超过六年，牵动东亚三大国的战争，由于相关各国均由本国观点加以命名，当前在国际上并无一概通用的名称：

明朝时称朝鲜之役，并未对前后两回合的冲突分别命名；朝鲜之役明军动员规模可观，与宁夏、播州二役合称万历三大征。

朝鲜时称第一回合冲突为壬辰倭乱，第二回合冲突为丁酉再乱；现合称壬辰祖国战争或壬辰卫国战争。

日本时称唐入り（即“入唐／进出中国”之意）、唐御阵、高丽阵、朝鲜阵；幕末、明治时称朝鲜征伐、征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改称第一回合冲突为文禄之役，第二回合冲突为庆长之役，合称文禄・庆长之役；当代也有部分历史研究者称之为朝鲜征伐、朝鲜出兵、日明戦争。

播州之役自1599延至1600年（万历廿七年至廿八年）。

播州位于四川、贵州、湖北间，山川险要，广袤千里。自唐杨端之后，杨氏世代统治此地，接受中央皇朝任命。明初，杨铿内附，明任命其为播州宣慰司使。万历初，杨应龙为播州宣慰司使，骄横跋扈，作恶多端，并于万历十七年公开作乱。明廷对杨应龙之乱举棋不定，未采取有力对策。因此应龙本人一面向明朝佯称出人出钱以抵罪赎罪，一面又引苗兵攻入四川、贵州、湖广的数十个屯堡与城镇，搜戮居民，奸*掳掠。二十六年，四川巡抚谭希思于綦江、合江（今四川泸州东）设防。次年，贵州巡抚江东之令都司杨国柱率军三千进剿。杨国柱兵败被俘，骂贼不屈，被杀。明廷罢江东之，以郭子章代之。又起用前都御史李化龙兼兵部侍郎，节制川、湖、贵三省兵事，并调刘綎及麻贵、陈璘、董一元等南征。二十八年，征兵大集，二月，在总督李化龙指挥下，明军分兵八路进发，每路约三万人。刘綎进兵綦江，连破楠木山、羊简台、三峒天险。又败应龙之子朝栋所统苗军。巾帼英雄秦良玉与其丈夫马千乘亦率兵攻下金筑等七寨，并偕同酉阳等土司军一起攻下桑木关为南川路战功第一。其他几路明军也取得胜利。三月底，刘綎攻占娄山关，四月，杨应龙率诸苗决死战，又败。綎进占杨应龙所依天险之地龙爪、海云，至海龙囤（今遵义西北），与诸路军合围之。六月，刘綎又破大城。应龙知大势已去，与二妾自缢，子朝栋等被执，明军入城，播州平。后分其地为遵义、平越二府，分属四川、贵州。

征收矿税银

自张居正死后，神宗皇帝开始通过向各地征收矿税银的方式，增加内库的内帑。在此以前，内库主要收入为金花银，即依靠南直隶地区的田赋。不过内库所有收支最终仍由户部负责，并对皇帝的使用进行严格的干预和管理。目前，关于矿税银的多寡存在两种说法，一说自万历二十四年至万历三十二年间，共收银三百万两。另说，自二十五年至三十四年，共收银560万两，金一万二千两。根据明光禄寺宫膳底账《宝日堂杂钞》的记载，包括矿税银在内的内库，需要用于皇宫开销的部分，除皇帝、后妃、宫女、太监以外，包括每日翰林院、文华殿、太医院、教习官、起居注官、兵部主事等人的日常工作餐。仅宫廷膳食一项，共需要负责约万人左右的饮食，皆由内库拨银。例如，万历三十九年正月，宫廷膳食开支12000两白银，人均约1两左右。而内宫各类，如宫女、太监等服务人员，日常俸禄则为俸米，并不由矿税银等拨用。

矿税银除补贴内帑用于宫廷膳食以外，更多则用于国家开支，尤其是边镇用钱。如万历二十年十一月初四日，甘肃巡抚田乐上疏因河西地区边疆用兵需数十万钱粮，请拨内帑，神宗皇帝批复同意。万历二十七年十二月十二日，户部因京师库银减少边饷告急请神宗拨内帑，神宗虽然责怪户部未提前做好库银储备，并且不要因为有内帑而有恃无恐，但仍迅速拨发内府库银救急。万历三十一年四月，户部更是因北部边疆兵饷告急，请拨内帑百万两，神宗最顾及边情，所以同意招数拨用。

另外，含矿税银的内帑也用于国家救灾，如万历二十二年三月初九日，因河南饥荒，拨内帑三万三千两用于赈灾。

而清人则多不了解详情，多以明代言官的言论评论该事，并拔高为明代一大恶政，甚至就此写入《明史》。后人则更多将此附会，并假想更多的财物流入了宦官的腰包，矿监税使向皇室内库共进奉白银五百六十余万两，黄金一万二千万余两，平均每年进奉白银五十余万两，黄金一千多两。”。

女真崛起

此时东北女真族兴起，成为日后中原帝国的隐患。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四月十三日，女真酋长努尔哈赤凑“七大恨”，以掀起叛乱，并僭称国号为后金。四十六年四月，女真兵克抚顺，朝野震惊。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辽东经略杨镐四路进攻后金，在萨尔浒之战大败，死四万余人，开原和铁岭沦陷，首都燕京震动。朱翊钧用熊廷弼守辽东，屯兵筑城，才稍稍将东北局势扭转。神宗在萨尔浒之战的次年（1620年）驾崩，葬于定陵。虽然明神宗多年未正式上朝，但大到朝鲜之役，小到顺天府祈雨，均由皇帝在内宫作出，并发各部门直接执行。

妖书案

万历二十六年，有人撰写《闺范图说》跋《忧危竑议》，说明郑贵妃欲夺储位。郑妃派怀疑此书是出自吏科给事中戴士衡、全椒知县戴玉衡之手，神宗谪戍此二人。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十一月，又出现《续忧危竑议》一书，书中言神宗立东宫之事，实为不得已。因其言词诡妄，时称妖书。朱赓得此妖书，立即进宫面奏皇帝。神宗看过传单后大怒，即命东厂“大索奸人”。浙党沈一贯与东林党人郭正域、沈鲤等人积怨已深，反借此案诬陷东林党人，兴起大狱、株连甚众。康丕扬上疏指出“妖书”和“伪楚王”两案同源，医生沈令誉和琴士钟澄。府同知胡化上书控告训导阮明卿“造作妖书”；而达观大师紫柏真可也因当时要求朝廷停止征收矿税，不停奔走在京师各界，而遭到当权者忌恨，因此亦被趁机牵连，此后达观被严刑拷打而诬以罪，自狱中归后，沐浴端坐圆寂，而另一位医师沈令誉亦被处以酷刑。原告胡化承认自己诬告阮明卿写妖书。史载：“数日间，锒铛旁午，都城人人自危！”

不久，东厂又逮捕一名形迹可疑的男子皦生彩，皦生彩供出他哥哥皦生光与“妖书案”有关。原来生员皦生光是京师无赖，素行狡诈，往往胁取人财。有一富商包继志，聘请皦生光代纂诗集，其中有“郑主乘黄屋”之句。最后皦生光被捕。

伪楚王案

又称楚宗案、楚太子狱、楚世子狱，明朝万历年间发生的一起有关宗室身分的政治案件。在此案的审定过程中，又引发明廷的党争。

隆庆五年（1571年），藩王楚恭王朱英𤈷死于湖北武昌，留下宫人胡氏遗腹孪生子朱华奎、朱华壁。万历八年（1580年），明神宗封朱华奎楚王，朱华壁宣化王。然而到了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三月，楚宗人辅国中尉朱华趆递上奏疏，谓朱华奎、朱华壁皆非楚恭王子，实为王太妃之兄王如言的侍妾尤金梅所生。朱华趆有其妻王氏（王如言之女）言证。

奏疏首先到通政司，通政使沈子木见事情复杂，就按照内阁首辅沈一贯的指示，暂把奏疏压下。不久楚王奏疏也到，沈子木迅速上呈，万历命令交礼部查办。六月朱华趆闻讯，请楚王宗室二十九人联名奏疏，亲自携带进京。沈子木慌忙找到朱华趆，求他把原奏时间改为近日，上呈万历皇帝。得旨：两件均发交礼部处理。礼部尚书郭正域是东林党人，力主查勘虚实，并得到次辅沈鲤支持；而沈一贯则以“宫闹暧昧”、“年月久远”、“事体重大”为由，从中作梗。郭氏认为，事关宗室真伪，不通过直接讯问，怎么能秉公作出决断 依旧坚持己意。

案件发到湖广，由巡抚和巡按御史会同勘问，对王府有关员役70多名且加以刑讯，都未获得能够证明华奎不是恭王所生的证据。只有朱华趆的妻子王氏依旧一口咬定朱华奎是“伪王”。地方把勘问结果申报入朝，万历皇帝命各部院大臣，会同有关官员37人，进行复查。他们在西阙门集会合议，各抒己见，书面送交礼部。沈一贯借此机会打击东林党人，授意给事中钱梦皋劾奏郭氏“陷害宗藩”，授意另一给事中杨应文指控郭氏之父曾被楚恭王笞责，所以挟嫌报复。而郭正域则以沈一贯指使沈子木匿疏不上、阻止查勘和接受楚王行贿等事上疏争辩。朱华奎接着上疏，指控郭氏乃湖广人，与朱华趆勾结，华趆进京就住在其兄国子监丞郭正位家中。郭正域上疏辩解，万历皇帝没有理会，因而愤然提出辞官。

万历帝最后认为，朱华趆夫妇“夫讦妻谮，不足凭据”，因而把他降为庶人，禁锢于凤阳；附和他的宗人朱蕴钫等多人，或罚减俸禄，或革爵幽禁；王府两名仪宾则永远戍边充军。郭正域罢官闲居，被沈一贯嫉恨。但“楚宗之争”并未就此了结，楚宗室聚众冲毁楚王府，抢掠财物，直到万历帝出面干预，事件才得以平息。不久之后妖书案发，沈一贯借机陷害郭正域，郭正域被捕，几乎被拷打致死。

朱华奎后来被农民起义军张献忠装在竹笼扔进长江。

劫杠案

后来由于太子出面保全郭正域，归罪于生员皦生光。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四月，皦生光被押赴刑场，凌迟于市，此事不了了之。妖书案之后，楚王朱华奎以助工为由，向朝廷贡献万金。运送途中，被朱蕴钤劫走。湖广巡抚赵可怀提讯要犯时，被朱蕴钤和朱蕴訇挣断刑枷，当场打死。万历三十三年四月，朱蕴钤与朱蕴訇解送湖广承天府处死，朱华堆等三人自杀，朱华焦、朱蕴钫等被幽禁。

梃击案

在中国历史上皇朝的礼制中，皇帝立皇后所生之嫡长子为太子，如皇后无子，则以最年长的儿子为太子。虽然明朝有数代皇帝因特别情况而得位（明成祖起兵篡夺侄儿明惠帝的帝位，明代宗因明英宗遭胡人所俘而被拥立，明世宗因明武宗无子而入继大统），但明朝仍然依袭这套礼制。

明神宗在位期间，由于王皇后无子，故朝臣主张立长子为太子，皇长子朱常洛，万历十年出生，是神宗宫女所出。皇三子福王朱常洵，万历十四年出生，是神宗宠爱的郑贵妃之子，神宗希望立福王为太子，郑贵妃亦不断向神宗进言。但朝臣坚持立朱常洛为皇太子，而皇太后李氏、王皇后也支持立朱常洛。

最初神宗不断拖延，弄至皇长子十岁时，因为储位未定，不能就学读书。神宗虽然处分一些支持皇长子的大臣，但东林党也支持皇长子，使支持皇长子为太子的声势更大。万历二十九年，皇长子朱常洛二十岁，神宗在无法拖延下终于策立常洛为皇太子，常洵为福王，封地为洛阳。

国本之争，演变成皇帝与大臣的势力之争。结果，郑贵妃忍无可忍，终于爆发明朝立国以来最严重宫廷仇杀事件——梃击案。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有一男子张差，手持木棍，闯进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击伤守门太监，太子内侍韩本用闻讯赶到，在前殿逮捕张差。

经过御史刘廷元审讯，张差是蓟州井儿峪人，语言颠三倒四，常提到“吃斋讨封”等语。刑部提牢主事王之采认为事有蹊跷，觉得张差决不像疯癫之人，用饭菜引诱他：“老实招供就给你饭吃，不老实就把你饿死。”张差低头，又说：“不敢说。”王之采命众人回避，亲自审问。

原来张差靠砍柴与打猎为生，在一个月前，张差在济州卖完货后，赌钱输了，结果遇上一位太监，太监说可以带他赚钱，张差随这位太监入京，见到另外一位老太监，老太监供与酒肉。几天后，老太监带他进紫禁城。老太监交木棒给张差，又给张差饮酒。带他到慈庆宫，着他进宫后见人即打，尤其见到穿黄袍者（是太子朱常洛）。这是奸人，要把他打死。老太监言明，如打死穿黄袍者，重重有赏，如被人捉住，他会救张差。张差的供言，结果供出是郑贵妃手下太监庞保、刘成指使。

朝臣有人怀疑是郑贵妃想要谋害太子，王志、何士晋、张问达奏疏谴责外戚郑国泰“专擅”；郑贵妃则惶惶不可终日，向皇上哭诉，神宗朱翊钧要她去向太子表明心迹。结果皇帝和太子不愿深究，最后以疯癫奸徒罪将张差处以凌迟。张差临死前曾说：“同谋做事，事败，独推我死，而多官竟付之不问。”（据《先拨志始》）。不久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法司前后五次会审庞保、刘成两人，由于人证消失，庞、刘二犯有恃无恐，矢口否认涉案。六月一日，明神宗密令太监将庞保、刘成处死，全案遂无从查起。

郑贵妃涉嫌策动挺击事件，事后势力大衰，神宗不得不放弃给福王为皇太子，太子朱常洛的地位也因而稳固。

国本之争

又称争国本。是明神宗册立太子的问题，由于中国古代有“太子者，国之根本”之说，所以被称为国本之争。当时有两派分别拥护皇长子朱常洛与福王朱常洵（郑贵妃所生）争夺太子之位。朝廷大臣按照明朝册立长子为太子的原则，大多拥戴皇长子朱常洛，向明神宗建议立长子为太子，然而明神宗不喜欢宫女所生的朱常洛，却加倍宠爱郑贵妃，并且有意立郑贵妃的儿子朱常洵为太子，却受到大臣与慈圣皇太后极力反对。由于明神宗迟迟不立太子，令群臣忧心如焚。朝中上下也因此分成两个派别，明神宗与群臣争论达15年之久。直到1601年，朱常洛才被封为太子，而朱常洵被封为福王。但是福王迟迟不离京就任藩王。直到梃击案发生，舆论对郑贵妃不利后，福王才离京就藩，太子朱常洛的地位也因而稳固。

京察之争

1593年4月（万历二十一年三月）由吏部尚书孙鑨、左都御史李世达和考功司郎中赵南星主持的癸巳京察，臣僚乘机徇私毁誉，结援同党，有大批的大臣被罢免，吏部文选郎吕胤昌、给事中王三余，均被斥黜，引起轩然大波。事后言官又劾论吏部稽勋司员外郎虞淳熙、兵部职方郎中杨于庭、主事袁黄。

1605年（万历三十三年）东林党人杨时乔与左都御史温纯主持乙巳京察，距癸巳已十二年，期间爆发了“伪楚王案”，形成沈一贯与沈鲤两大集团的斗争，沈鲤借机贬谪浙党官员给事中钱梦皋、钟兆斗及御史张似渠、于永清，沈一贯则称病闭门家居，最后内阁只剩朱赓一人，叶向高曾说“廊庙空虚一也；上下否隔二也；士大夫好胜喜争，三也；多藏厚积必有悖出之衅四也；凤声气习日趋日下莫可挽回，五也”。

1611年（万历三十九年）辛亥京察，由年届八十的吏部尚书孙丕扬主持，徐绍吉、周永春等策划倾覆东林，被吏部右御郎王图制止。这时期朝廷的党争形成南党和北党之争，互相攻击，京畿道御史徐兆魁说：“东林所至，倾动一时，能使南北交攻，角胜党附。日后阁部大臣，长久缺员，万历帝亦置之不理，《资治通鉴三编发明》说：“楚宗事至是几十年矣，而廷臣犹以世卿右王之故，相继论劾，借端攻击，报复相寻，朝事已不可问”。叶向高先后上疏百余次，力陈：“今自阁臣至九卿台省，曹署皆空，南都九卿亦只存其二”，“陛下万事不理，以为天下长如此，臣恐祸端一发不可收也”。吏部尚书孙丕扬曾推荐沈鲤、郭正域、顾宪成、赵南星、高攀龙等，神宗一概不理。

1617年（万历四十五年）浙党吏部尚书郑继之主持丁巳京察，是神宗朝最后一次京察，齐（亓诗教、周永春）、楚（官应震、吴亮嗣）、浙（姚允文、刘廷元）三党大肆斥逐东林党人。至此朋党之争，愈演愈烈。

1620年（泰昌元年）的移宫案中，杨涟、左光斗等东林党人拥立太子朱由校继位有功，赵南星、高攀龙、顾大章、夏嘉遇、周宗建等重新启用。1623年（天启三年）东林党人主京察，又逐齐楚浙党，明末考核京官的制度成为党争的工具。明末国子祭酒倪元璐说：“其始天子静摄，听臣工群类之自战而不为之理，所谓鼠斗穴中，将勇者胜耳。故其时其血玄黄，时胜时败”

1632年（天启三年）京察，赵南星掌吏部，力斥浙党、齐党、宣党等三党官员亓诗教、赵兴邦、官应震、吴亮嗣等“先朝结党乱政”，议当罢黜。

作者从万历皇帝入手，从集权社会的中心向下辐射，分别选取两位内阁首辅：张居正，申时行，另外选择三位此朝的几位代表人物：清官海瑞，名将戚继光以及哲学家李贽。

皇帝、首辅、高级将领、文官和思想家，帝国上层阶级的主要类别代表，折射了整个社会的阴阳两面。而这五个对后世有影响的人物，要么身败，要么名裂，要么身败名裂。

一个彻底腐败的体制下，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顶多只能延长帝国走向穷途末路的时间。明朝政体中文官制度对皇权的压制极大，皇权和文官制度的冲突在万历十五年（1587年）彻底爆发。

年仅24岁的万历皇帝在这一年彻底失去了励精图治的心志，采取消极应付的态度，躲入后宫不再上朝。五年后（万历二十年，公元1591年），随着和稀泥本领超强的首辅申时行退休。

对大明朝有着深刻理解的人都死光了。此后东林党崛起，夸夸其谈之辈登世，大明王朝开始一步步走向灭亡的边缘。

扩展资料：

1、万历皇帝：从励精图治转向懒政

万历皇帝刚亲政的时候，很想有所作为，但被张居正清算时间刷新三观，虽身为天子，也不过是紫禁城中的一个囚徒，很难主动做自己想做的事。苦闷之下，他就干脆就不和文官集团合作，就这么消极怠工直到去世。

2、首辅张居正：权倾天下到身败名裂

万历年间，张居正被任命为首辅，权倾天下。他把持着国家行政、官员任命等大权。张居正在主持朝政期间，重点推行了一系列赋税和官员考核制度改革，为的是加强行政效率，富国强兵。

张居正是个有抱负的人，但他忽略了当时复杂的情况。比如说税收，这是个敏感问题。地方官向上交纳税金税粮，总是保证自己口袋先装够，国家够不够是另一回事。

张居正责令各府各县要缴足税收，动了地方上所有人的奶酪。在人事方面，张居正企图绕开效率低下的官员，组建一套完全听从他自己的政府班子。

这种做法也触怒了很多官员，一部分文官认为他片面追求效率，站在道德高地上攻击张居正的改革措施。而另一部分官员因为张居正影响了他们的升迁仕途，所以也嫉恨张居正。

这些对他不满的人一时奈何他不得，只能蓄积力量等待机会。这个机会，在1577年出现。当时张居正的父亲去世，按惯例他应该要停职回家守制。

万历皇帝不允许张居正告假。很多官员借此攻击张居正违背了孝道，不配为首辅。在他去世后，人们依然不放过他。

第二次大规模的反张运动正式开始。张居正所主持的改革很快就被废止，之前取得的所谓改革成果也基本被全部抛弃。

3、继任申时行：欲弥合皇帝和群臣关系却徒劳无功

和棱角分明的前任张居正不同，申时行完全是个和事佬。他深知道张居正身败名裂的原因在于自信过度、不谦虚谨慎。在他眼中看来，一定要和文官集团合作，顺应他们的意志来治国。

作为一个首辅，最重要的不是管理官员，而是用诚意感化他们，然后才能领导他们，让各种人才发挥长处，让全体文官精诚团结。夹在群臣和皇帝之间，申时行感觉自己左右为难。

到底是支持大臣们，还是支持皇帝，局势逼迫他必须站队。事实证明，他怎么选都是错。在巨大的压力之下，申时行最终黯然辞职，调和皇帝和群臣的努力宣告失败。

4、清官海瑞：不被朝廷重视遭群臣排挤

海瑞的成名作是向醉心于青词神仙的嘉靖皇帝上书，指责皇帝虚荣、残忍、自私、多疑和愚蠢。结果嘉靖皇帝将海瑞逮捕到东厂关押，一直关到旧皇帝驾崩、新皇帝登基，他才被释放。

海瑞虽然是全国道德楷模，但缺乏实际管理技术，不愿迎合官场风气和潜规则。最终落得个被束之高阁、惨淡收场。

5、一代名将戚继光：推行军事改革的失败

倭寇入侵东南沿海之后，暴露了明代军制的落后。沿海经济富庶地区被倭寇骚扰，威胁到整个王朝的经济基础。在情急之下，朝廷允许戚继光另外在农村招募雇佣兵，来代替名存实亡的义务兵。

戚继光给这些雇佣兵的奖赏非常高，但是带兵也非常严格。他还改进了军队的战法，排出注重团队合作的“鸳鸯阵”，取代原先好勇斗狠的单兵格斗。

这些军事改革措施，确保了戚家军多次打败倭寇的进犯，取得了保卫东南沿海的胜利。戚继光的军事整顿，受到了朝廷非常优厚的财政接济。

可其他防区却依然沿用原来那套军事补给体制。戚继光的防区和其他防区待遇不平等，这就惹来了非常多的非议和矛盾。

在张居正被清算之后，戚继光被作为张居正的同党，也惨遭清算。万历十五年，戚继光黯然离世，朝中却无人关注。一代将星陨落，政府档案只字未提，可悲可叹。

参考资料源：-万历十五年

万历十五年看似平常的一年，实则暗流涌动，发生的一些小事为之后掀起波澜埋下伏笔。励精图治的万历皇帝开始拒绝上朝的内在原因，明朝的政治制度内在存在的隐患，以及当时的社会背景使明王朝走向衰落都吸引着史学家争相研究。

万历十五年已经是张居正去世的第五年，也是皇权和文官矛盾彻底爆发的一年。张居正作为万历的老师，拥有话语权，是朝廷真正的掌权者。等到张居正去世后，万历想要大干一场。万历才明白真正出问题的不是张居正，而是当时的政治环境已经超出他的掌控。

万历曾经想过废长立幼，但遭到大臣的一致反对。万历的长子是由一个宫女生的，并没有获得他过多的关注。后来他喜欢上了郑氏，想要册立郑氏的儿子朱常洵。就只是想想罢了，因这件事他被众臣攻击，没有实权的他改变不了这种现状。发展成熟的文官集团将万历禁锢在四书五经设定的框架中。只是名义上国家的统治者，权利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