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碟是现代世界的一个大谜。虽然美国前总统卡特、阿波罗号上的飞行员以及一些着名科学家都说看到过飞碟，但是飞碟究竟是什么东西，却至今还弄不清楚。

飞碟并不是今天的新事物，2000多年前，它可能不止一次地访问过中国。在浩瀚的中国古代文献中，曾有过许多不明飞行物的记载，这种飞行物光芒四射，来去神速，从记载看，很象现在所说的飞碟。

最早记载飞碟的是《晋阳秋》这本古书。其中写道：“有星赤而芒角，自东北西南投于亮(诸葛亮)营。三投，再还，往大，还小。俄而亮卒。”这段话在《三国志》的裴松之的注、郑樵的《通志略》、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中都有类似的记载。这是公元234年秋天的事，一天晚上，西北五丈原地区的天空中出现一颗发射红光、来去自由的“星”，它三来三往，从东北向西南，以后便消失了。如果是星，它不可能“三投，再还”，也不可能“往大，还小”。从记载看，它能自由飞行，很象是飞碟。

到了宋朝，着名科学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曾记载了这种样一件事：“嘉祐中扬州有一蚌甚大，天晦多见。初见于天长县陂泽中，后转入甓社湖，又后在新开湖中，凡十余年，居民行人常常见之。余友人书斋在湖上，一夜忽见其蚌甚近，初微开其房，光自吻中出，如横一金线。俄顷忽张壳，其大如半席，壳中白光如银，珠大如拳，灿然不可正A，十余里间林木皆有影，如初日所照，远处但见天赤如野火，倏然远去，其行如飞，浮于波中，杳杳如日。古有明月之珠，此珠色不类月，荧荧有芒焰，殆类日光。崔伯勖曾为明珠赋，伯勖高邮人，盖常见之，近岁不复出，不知所往。樊良镇正当珠往来处，行人至此往往维船数屑以待观，名其亭为玩珠。”记载此事的是一位科学家，A他提供情况的是他好友，好友就在蚌所在的湖边，当不是杜撰。从记载看、这颗能发光、能飞行的珠不就象是一轮飞碟么？

宋朝大诗人苏轼在镇江金山也曾见到过来历不明的飞行物。有一天他游金山，寺僧仰慕他的诗名，留宿寺中。这种一夜二更天，苏轼尚未入睡，只见一个光亮的物体在江心降落，并发出光焰。他用一首《游金山寺》诗记录了这个奇观：“是时江月初生魄，二更月落天深黑。江心似有炬火明，飞焰照天栖鸟惊。怅然归卧心莫识，非鬼非人竟何物？”诗写到这种里，作者又加了个注：“是夜所见如此”，说明不是虚构，而是实见。

《竹溪县志》中曾记载一次飞行物坠地的事。那是同治元年(1862年)农历八月十九日夜，这一夜“东北有星火如月，色似炉铁，人不能仰A，初出声则凄凄然，光芒闪烁。顷之，向北一泻数丈，欲坠复止，止辄动摇，直至半空，忽然银饼乍破，顷出万斛明珠，缤纷满天，五色俱备，离地丈余没，没后犹觉余霞散彩，屋瓦皆明。”这个飞行物温度极高，极为光亮，使人不能仰A，后来“银饼乍破，倾出万斛明珠”，似乎是爆炸了。

湖北《松滋县志》记载了清代光绪六年(1880年)覃某的奇遇：“西岩咀覃某，田家子也。光绪六年五月初八日，晨起，信步往屋后山林、见丛薄间有一物，光彩异常，五色鲜艳，即往扑之，忽觉身自飘举，若在云端，耳边飒飒有声，精神懵昧，身体不能自由，忽然自高坠下，乃一峻岭也。覃某如梦方醒，惊骇非常，移时来一樵者，询之，答曰：“余湖北松滋人也。樵者咤曰：”子胡为乎来哉，此贵州境也，去尔处千余里矣。”指其途径下山。覃丐而归，抵家已逾十八日矣。究不知所为何物吁，异矣。这个物体有光彩，能使覃某飞入云端，它的速度极快，使人感到“飒飒有声”。覃某因扑这种个物体，遭到了报复。覃某不识此为何物，从记载看，似乎是对覃某有意识的报复。

1892年前后，南京的市民们蜂拥在朱雀桥边，万众仰头观看空中的飞行物。画家吴友如目睹这种个动人情景，画了一幅画，画上是朱雀桥一角，万众挤挤，有的仰望空中，有的互相谈论，有的则发着惊叹。天上一角有一个圆球，闪闪发光。画家在图上还题记说：“九月二十八日晚间八点钟，时金陵地南隅忽见火球一团，自两向东，形如巨卵，色红而无光，飘荡半空，其行甚缓”，“约一炊A，渐远渐灭”。从记载看，这种个飞行物速度不快，温度也不高，因此人们举头仰A，甚觉分明，看得很清楚，它停留的时间也比较长，约有一顿饭时间。有文有画，描述生动逼真，是可信的。

从上述记载看，中国古代确实有一种来历不明的飞行物多次光临过。这种飞行物有的发白光，有的发红光，有的快如星火，有的则缓缓而行，它们各有不同的特点。但是，这些飞行物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发出光亮，来去自由。

有些研究者认为，这种些记载中的飞行物就是飞碟。《竹溪县志》中记载的是一次飞碟坠毁事件，因为从记载看飞行物能倏忽而过，而“欲坠则止”，说明这种个高速物体有很高的灵敏度，后来出了故障，变得摇摇晃晃，终于摧毁。

有些研究者认为，《松滋县志》记载的覃某被不明飞行物带到贵州的事件是飞碟被人发现以后的报复行为或保密行为，与近代一些接触飞碟的人们遭劫持的情况极为相似。

还有些学者认为，中国古籍中的这种些记载是辗转传闻的故事，记载又十分简单，不足为信。可能是一些道听途说的奇事逸闻，经过夸张而编造的。有些研究者则认为，这可能是古代的一些连现代人也不清楚的自然现象，它们能发光，会飞行，被现代人误认为是飞碟。

这些古籍记载的飞行物究竟是什么？这个谜只有在现代的飞碟之谜揭开以后才能得出可信的答案。

古代关于磁学的知识相当丰富。我们祖先对磁的认识，最初是从冶铁业开始的。古籍中记载了很多有关磁学知识。

磁与电有本质上的联系。古代对于某些静电现象的记载，如摩擦起电、地光与极光的电磁现象等，这恰恰是和磁现象相并列的。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自觉功绩可以与三皇五帝相比。他嫌都城咸阳的宫室太小，不足以展现自己君临天下的威仪，就在公元前212年，下令在王家园囿上林苑所在的渭河之南、皂河之西，建造规模庞大的宫殿群落阿房宫。

相传当年秦始皇在建造阿房宫北阙门时，令能工巧匠们“累磁石为之”，故称“磁石门”。磁石门运用了“磁石召铁”的原理，类似现代的安全检查门。

磁石门的作用，一是为了防止行刺者，在入门时以磁石的吸铁性能使隐甲怀刃者不能通过；二是为了向“四夷朝者”显示神奇，使其惊恐却步，不敢有异心，也称“却胡门”。

磁石门的营造，反映了秦国高超的科学技术水平。这在我国乃至世界历史上尚属首创，可以算得上是世界科技史上的一大创举。

其实远在2000多年前，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就开始同磁打交道。人们在同磁石不断地接触中，逐渐了解到它的某些特性，并且利用这些特性来为人类服务。古人在寻找铁矿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磁铁矿，就是磁石。我国古籍中关于磁石的最早记载，是在《管子·地教篇》中：“上有慈石者，下有铜金。”

古代人把磁石的吸铁特性比作母子相恋，认为“石，铁之母也。以有慈石，故能引其子；石之不慈者，亦不能引也”。

因此，汉代初期，都是把“磁石”写成“慈石”。

对于磁石吸铁这一问题，宋代道士陈显微和道教学者俞琰曾经做了探讨，认为磁石所以吸铁，是有它们本身内部的原因，是由铁和磁石之间内在的“气”的联系决定的，是“神与气合”使然。

明代末期地理学家刘献廷在他的《广阳杂记》一书中也说道，磁石吸铁是由于它们之间具有“隔碍潜通”的特性。刘献廷还把铁的磁屏蔽作用理解为“自然之理”。

这种力图用自然界本身来解释自然现象的观点是唯物主义的，考虑到当时的科学水平，也只能作出这样的解释。

磁石门

中国神话的产生固然很早，但用文字记录下来则较晚，而且没有系统地记载神话的专门典籍，只在《山海经》、《庄子》、《楚辞》、《淮南子》、《列子》等古籍中保存了一些神话片断，虽不够系统、完整，内容却很有特点。

按其内容划分，现存中国古代神话主要包括创世神话、自然神话、英雄神话和传奇神话。

如《淮南子·精神训》所记天地蒙、有二神混生、经天营地的神话，《艺文类聚》一引徐整《三五历记》所记天地混饨、盘古首生、宇宙开辟的神话，《风俗通》所记女娲造人的神话和《淮南子·览冥训》所记女娲炼石补天的神话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们的祖先对宇宙开辟和人类起源这些重大问题的思考、探索和解释。虽然看似荒谬而无道理，却表现了我们的祖先认真探索、大胆想象的创造精神。

刮痧最初适应证仅为痧证，痧证的记载较早见于宋代王荣《指述方瘴疟论》中，称之为“挑草子”。元代医学家危亦林的《世医得效方》对痧证的描述：“腹绞痛、冷汗出，胀闷欲绝，俗谓搅肠沙”。

危亦林在1337年撰成《世医得效方》。“痧”字从“沙”衍变而来。最早“沙”是指一种病证。刮痧使体内的痧毒得以外排，从而达到治愈痧证的目的。因很多病症刮拭过的皮肤表面会出现红色、紫红色或暗青色的类似“沙”样的斑点，人们逐渐将这种疗法称为“刮痧疗法”。

在明代医书中，多沿用了危亦林的说法，但将“沙”字变为了“痧”。如明代张鹤腾在《伤暑全书》中载有“绞肠痧”一症。直至郭右陶《痧胀玉衡》使痧病的证治始备，在痧病病源方面《痧胀玉衡·痧原论》中指出：　症先吐泻而心腹绞痛者，痧从秽气发者多；先心腹绞痛而吐泻者，从暑气发者多；心胸昏闷，痰涎胶结，从伤暑伏热发者多；遍身肿胀，疼痛难忍，四肢不举，舌强不言，从寒气冰伏过时，郁为火毒而发痧者多。

　《痧胀玉衡》将痧病分为遍身肿胀痧、闷痧、落弓痧、噤口痧、角弓痧、扑鹅痧、伤风咳嗽痧、痘前痧胀等45种痧病。

郭右陶详细阐述，痧病主要由于气候因素如夏日暑气炎蒸，燥气炽灼，间或*雨连绵，忽而烈日蒸晒，所酿不正之疠气，流于天地间，人在气交之中，触其毒者，无论男女老幼皆可能染病。痧病的盛行季节，以夏、秋为最，春次之，冬极少见。

据古籍记载，在黄帝时期我国音乐就有了长足发展，出现了雅乐。雅乐内容大多属于歌功颂德之声，黄帝时雅乐叫“咸池”，是大德无不施行的意思；尧时雅乐叫“大章”，是大德彰明的意思。

舜、禹、夏、商、周各有雅乐。如舜的雅乐是韶，周武王的雅乐是武，春秋战国时期很流行。孔子对当时的音乐非常欣赏，他曾经评论说韶乐尽善尽美，武乐尽美而尽善。

《山海经·海外西经》记载：“大东之野，夏后氏于此舞九伐。”夏后氏名启，相传是大禹的儿子，后来建立了大夏王朝。大东之野，是指大东的一片广场。夏后氏在这里指挥大家，练“九伐”这类的舞蹈。

据《礼记》解释：“一击一刺为一伐”，所谓“九伐”就是手持器械，互相击刺的9个回合。

至公元前11世纪的西周时期，西周人沿用夏代传下来的“击刺之法”，培养和锻炼武士的攻防能力。武王伐纣推翻了商朝。伐商前夕，用武舞鼓励士气，名曰：“武宿夜”，给“击刺之法”配上了音乐，称为“舞象”，随后，又以灭商时的战争场面为题材，编了一种“大武舞”，歌颂他的武功。

《史记·乐书》记载，大武舞的参加者有数百人，全部戎装，手执兵器在音乐伴奏声中做着各种队形变换，一共有6段音乐，队形变换6次。

“九伐”、“舞象”、“大武舞”，都是早期以表现战争为内容的舞蹈。这些舞蹈有助于培养人的军事技能，一击一刺实际都带有攻防含意，形式也与武术的对练有相近之处。

人们把在战斗中运用比较成功的一击一刺、一拳一腿，反复模仿着、传授着、习练着，夏后指挥大家进行攻防格斗的训练，使人们在狩猎活动和战争中积累的搏斗技能相互交流和传授，这实际上是早期的练武活动，实质是培养人们的军事技能，一击一刺都带有攻防意识，形式也与后世武术的对练有相近之处，“击刺之法”的回合，就是后世武术套路形式的最初模式。

《史记》中记载的大武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