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方志书目与索引述略方志是我国特有的一种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地方文献。它综合记述了一个地区自然、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具有资政、存史、教化的功能。从秦汉之发端，两宋的成熟，到明清的鼎盛，乃至于今天的盛世修志，两千年来人们已经编纂了大量的方志，并将继续编纂下去。为了使方志的功能得以充分发挥，人们对其的典藏、整理、研究也随之展开、深入，并且已取得相当的成果。为便于人们的工作与研究，人们编制了大量的方志书目与索引。一方志著录于书目始于南朝宋王俭的《七志》，其“七曰图谱志，纪地域及图书”，著录有地记、地志等方志。到了唐魏征等撰《隋书·经籍志》时，其地理部首开将方志纳于正史艺文志的传统。此后，方志的不断发展，数量逐渐增多，在目录学中的地位也不断提高。1912年近代第一部方志书目——《清学部图书馆方志目录》终于问世。从此以后至今，不同的单位和个人陆续编制了众多的方志书目。北京图书馆是收藏中国新旧方志的最大藏家，对方志的整理也取得相当的成果，先后数次编制了馆藏方志书目，《清学部图书馆方志目录》系缪荃孙编。清学部图书馆是清政府筹办京师图书馆时的称谓，也就是北京图书馆的前身。该目录是清点内阁大库移交京师图书馆的方志目录，收入《古学汇刊》丛书，于1912年刊行。它著录通志60部，府、州、县志1676部，其中明代方志224部，不全志360部。1933年5月，谭其骧编制了《国立北平图书馆方志目录》，收志书3800余种。该书目对著录项目做了较为详细的规定，书后附索引。这对于以后方志书目的编制起到了很好的规范、指导作用。1936年6月《国立北平图书馆方志二编》出版，它收录了1933年5月－1936年6月入藏方志862部。1957年11月《北京图书馆方志目录三编》印行，它反映了抗战期间于西南等地区的采访成果和新中国成立后该馆的入藏情况，收志书2177种，附名胜、古迹、山志等180种，总计2357种。此后，北京图书馆入藏方志又有较大的收获。该馆现正在编制《北京图书馆普通古籍总目·地方志门》，预计将在1996年内付梓。它反映了北京图书馆善本古籍以外的普通古籍中的总志、省、府、州、县、乡土志以及山、湖、江、河、塘、寺庙等志书。其中的省、府、州、县、乡土志等约6700余种。基本反映了该馆普通古籍中的方志情况。它与《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史部》地理类方志目一起，可反映现藏古籍中的全部方志。《北京图书馆普通古籍总目·地方志门》是我国第一部采用国家《古籍著录标准》著录的古籍书目。有馆藏索书号。书后附书名、作者四角号码综合索引，便于检索。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计算机开始进入图书馆领域。该馆地方志和家谱文献中心利用计算机建立了《新方志书目数据库》，它将所收藏的新方志按照CN-MARC格式及其相应的著录标准输入到计算机中，建立起书目数据库。该数据库可以从书名、著者、出版地、出版者、出版时间、分类、主题等途径检索进行单项或复合检索。该数据库收录了1980年以来全国各地修志机构编纂出版的省、地、市、州、县、旗、镇、村、街道等志书3000余种，并将随着该中心采编工作的开展而不断增加。

《上海图书馆地方志目录》，该馆1979年印行。著录该馆现藏方志5400余种，并有馆藏索书号。书后附书名索引。上海图书馆自1952年成立后，即重视方志的收藏。1957年曾编印过《上海图书馆馆藏方志目》(油印本)。后与上海市人民图书馆、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上海市科学技术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合并，致使馆藏方志遽增，其中不乏珍本、善本，如宋绍定二年刻本《吴郡志》；明成化刻本《金华府志》等，是我国收藏方志较多的图书馆之一。《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馆藏地方志目录》(油印本)，该馆1976年编印。该馆现更名为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书目收录该馆馆藏方志4200余种，其中包含从天一阁、天津、南京各图书馆以及日本藏书单位补充的国内外稀见方志缩微胶卷561种。是我国收藏方志较多的图书馆之一。《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馆藏地方志目录》(油印本)，该馆1982年印行。该目录收1980年10月以前入藏的不同版本方志计3115种，附录53种，合计3168种。为便于民族研究工作者使用，除西藏、新疆、云南、广西等方志外，凡有民族内容而自成篇目者，均加以附注说明，此为该书目一特色。书后附有书名索引。《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地方志目录》，该馆1987年印行。目录收该馆1986年6月以前入藏的方志2400余种，约2700余种不同版本。范围包括总志通志，府、厅、县志，乡土志、乡镇志、村里志、卫志等。目录附有书名笔画索引，每种书附有馆藏索书号。《故宫方志目录》，故宫博物院图书馆1930年编印，收方志1400余种。该馆所藏方志基本为皇家藏书楼之旧藏，其中的珍本、善本较多。书后有附录和索引，1948年编印了该书目的《续编》。此外，自1912年以来，全国各类型图书馆、书店和私人藏书楼在不同时期编制了大量的馆藏方志目录，主要有：《金陵大学图书馆方志目》、《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方志目》、《九峰旧庐方志目》、《天春园方志目》、《来薰阁书店方志目》、《松筠阁方志目》、《国立武汉大学图书馆方志目录》、《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图书室方志目》、《四川大学图书馆馆藏地方志目录》等数十种。

从上述方志书目可以看出以下几个特点：[1]编制书目的单位多、数量大，全国各主要图书馆均编制了馆藏方志书目，而收藏量多的图书馆数次编制其方志书目，反映出这些图书馆对方志工作的重视，对于推动全国方志书目的发展也起到积极的作用；[2]所编书目多以各单位自编自用为主，正式公开出版的不多；[3]著录项目基本齐备，书名、卷数、纂修者、版本、附注、索书号等一应具备，有的还对方志内容做了析出；[4]在编排上，以行政区划为主，在一个地区下，将方志按编纂时代的先后排序，使人们对该地区方志发展情况一目了然；[5]在收录范围方面，基本以省、府、州、县、乡镇志为主，有的兼收总志、山、水志等；[6]在书目形式方面，打破了单一的传统印刷型，出现了机读书目数据库，这必将对方志书目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二一个单位或个人的方志书目反映的情况毕竟有限。因此，在馆藏方志书目编制的基础上，联合目录也开始编制。目前，全国性的联合目录主要有《中国地方志综录》和《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国地方志综录》，朱士嘉先生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年出版。早在1932年，朱士嘉先生就将其调查情况——《中国地方志统计表》发表在《史学年报》1卷4期上。该表初步统计了宋、元、明、清和民国的方志数量。1935年朱士嘉先生根据国内外50家图书馆和私人藏书楼所藏方志编成了《中国地方志综录》，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著录方志5832种，书后附17种方志统计表、15幅方志统计图、《民国所修方志简目》、《上海东方图书馆所藏孤本方志录》、《国外图书馆所藏明代孤本方志录》和书名索引，后又有《补编》问世。1957年，朱士嘉先生又根据全国41家图书馆的馆藏方志对原书进行了修订，著录全国28家图书馆的方志7413种。《中国地方志综录》是我国第一部全国性的方志联合目录。《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编，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该目录收全国190个图书馆、档案馆等单位藏1949年以前各时代编纂刊行的通志、府志、州志、厅志、县志、乡土志、里镇志、卫所志、关志、岛屿志等8264种。书后附有索引。它是目前反映方志藏书单位最多的一部联合目录，也是目前了解全国方志不可缺少的工具书。

《中国新方志目录(1949－1992)》，中国地方志资料工作协作组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年出版。它既不是馆藏方志书目，也不是联合目录，而是出版目录。它收录了这一时期全国各修志机构正式与非正式出版的各类方志9391部。其中省、地、县的志书1157部，乡镇、村、街道的志书1162部，各类专业志书7072部。专业志书的收录是该书目区别以往各方志书目的一个显著特点。因为此书是由全国各地修志机构提供资料编辑而成，所以该书目对于了解这一时期方志编纂出版情况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全国性联合目录编制的同时，地区性的方志联合目录也开始编制。进入70年代后期，特别是80年代以来，为配合新修方志工作的开展，山西、福建、山东、四川、安徽、烟台、湖南、广西、江西、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和江苏等地的图书馆或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相继编制了一批地区性的方志联合目录。台湾地区现存方志数量较多，并编制了相应的联合目录。1956年台湾“中央图书馆”编有《台湾公藏方志联合目录》，先发表在《学术季刊》4卷4期至《卷3期上(1956年6月－1957年3月)，后发行单行本，收方志3530种；1980年增订后重新排版发行，比1956的目录多收方志568部。1985年由王德毅先生编制的《台湾地区公藏方志目录》出版发行，该目录收录台湾地区12家图书馆的馆藏方志4600余种，它以本国文字为主，外国人编纂被译成中文者也兼而收之，并附有日文编纂的台湾各地方志。该书目反映了台湾地区所藏方志的三个特点：一是多藏台湾志书，二是所藏志书以明代方志为丰富，三是多存海内孤本。由于历史上的各种原因，我国方志大量流失国外。美、日、英、法、澳等国对其所藏方志进行了整理，出版了方志书目。主要有：《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方志目录》，朱士嘉编，美国政府印刷局1942年石印出版。它著录了该馆馆藏宋代方志23种，元代方志9种，明代方志68种，清代方志2376种，民国方志463种，总计2939种。在该馆所藏方志中，一是乡镇志多为其他图书馆所罕见，如《康熙浒墅关志》等；二是藏有不少清代著名学者所编纂的志书，如章学诚的《乾隆永清县志》、戴震的《乾隆汾州府志》等。后有《续编》，增收方志300余种。《欧洲图书馆藏中国方志目录》， (法)赫·渥艾特(Y·Hervouet)编，法国巴黎耶区莫顿公司1957年出版。此书收录欧洲9国25个图书馆藏中国方志2590种，除其复本为1434种不同版本。其中有207种是《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方志目录》所未收的。书后附有方志地名索引。该书目编纂简明扼要，使用方便。

《英国各图书馆所藏中国地方志总目录》， (英)安德鲁·莫顿(Andew Morton)编，英国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院1979年出版。收录大英博物馆、牛津、剑桥等大学图书馆所收藏的251》种方志。《中国方志目录》， (澳)唐纳德·莱斯利(Donald Leslie)和詹瑞姆·戴维德森(Jeremy Davidson)编，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太平洋研究院远东史研究系1967年出版。该书是一部“目录的目录”，它根据中、日、欧、美等国出版的中国方志目录汇编而成，收有111种资料，对每种加以简介。这111种资料中，既有专著，也含论文。书后附图书馆和研究机构、地名、主题、人名、引用期刊和著作索引。日本是收藏我国方志较多的国家，所编制的方志目录反映了该国收藏方志的基本情况。如：《日本主要图书馆、研究所藏中国地方志总合目录》，日本国会图书馆参考部1969年编印。该书目反映了日本主要图书馆现藏方志(含丛书)以及缩微胶卷方志约万余种，是日本近年来所编最全的日藏中国方志目录。《东洋文库地方志目录》，东洋文库编，1935年出版，收方志2550种；《日本现存明代地方志目录》， (日)山根幸夫编，东洋文库1967年出版，1971年增订本，收明代方志299种；《中文地志目录》，日本天理图书馆编，天理大学出版部1955年出版，收方志1430种。《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东洋文献中心联络协会编，东洋文库1964年出版，等等。从上述情况看，首先，全国性联合目录的编制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书目资源的共享，这对于人们利用方志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其次，地区性联合目录的编制主要是各修志机构所为，所编目录不仅增补了全国性联合目录的不足，而且还纠正了其中的一些错误，可与全国性联合目录互为补充；再次，海外方志目录可以使我们了解方志流失的情况，对于有针对性地采取各种方式使其回流有着积极的意义，同时也表明海外对方志这一文献的重视。三众所周知，由于方志的内容丰富，资料甚多，因而方志的篇幅一般都较长。要了解一部方志的基本内容，提要是不可缺少的。它可以使人们在不长的篇幅内对一部方志的发展脉络、编纂原委、编纂者简历、价值高低、版本流传等情况有所认识。而方志的辑佚考录则可使人们了解方志的历史。

方志提要是随着方志的发展而出现的。南宋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史部地理类中著录了《三辅黄图》、《长安志》等志书。全国性方志提要书目主要有：《方志考稿(甲集)》，翟宣颖编著，北平天春书社1930年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方志提要专著。它以天春园所藏方志为基础，撰写了600余种的通志、府志、直隶州志、州志、厅志、县志和乡镇志的提要。包括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山西、河南、江苏8个地区。多数为清代方志。每部方志“必首严名称，次述其纂修年月与纂修者姓名，次叙旧志之沿革，次叙其类目，次辨其体例，最后评其得失，尤注意所包之特殊史料。”《中国古方志考》，张国淦编著，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张国淦先生在30年代就开始系统整理元代以前的方志，著有《中国地方志考》在《禹贡》4卷3—5、7、9期和5卷1期上连载。《中国古方志考》是在其基础上修订而成的。该书“凡属方志之书，不论存佚，概行收录，因系资料性质，故只辑录旧文，有删无改，分析论断，多出前入，编者间抒己见，则附著案语之中”，共收元代以前的方志2071种，计总志151种，河北49种，山西32种，辽宁7种，陕西74种，甘肃43种，新疆2种，山东36种，江苏178种，安徽118种，浙江246种，福建98种，河南91种，湖北129种，湖南154种，江西203种，广东141种，广西95种，四川290种，贵州7种，云南27种。是当时我国收志书最多的方志提要专著，对以后方志提要考录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稀见地方志提要》，陈光贻编著，齐鲁书社1987年出版。该书共有方志提要1120余种，多为上海图书馆所藏之书。该书内容丰富，体例完整，阅读该书，不仅可以了解方志的编纂者情况，地理沿革，前志源流，当地土特产，还可以略识名胜古迹，著名人物的活动等。书后附有《古今图书集成方志辑目》。《古今图书集成》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类书，所录诸书今天基本散佚，尤其方志甚多，约有1430余种。经陈光贻先生考证，在已散佚的方志中，宋以前的有455种，元志12种，明清志140余种，合计600余种。该《辑目》所注方志的存佚情况主要依据《中国地方志综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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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方志书目与索引述略

中国方志书目与索引述略

方志是我国特有的一种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地方文献。它综合记述了一个地区自然、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具有资政、存史、教化的功能。从秦汉之发端，两宋的成熟，到明清的鼎盛，乃至于今天的盛世修志，两千年来人们已经编纂了大量的方志，并将继续编纂下去。为了使方志的功能得以充分发挥，人们对其的典藏、整理、研究也随之展开、深入，并且已取得相当的成果。为便于人们的工作与研究，人们编制了大量的方志书目与索引。

方志即记述地方情况的史志。有全国性的总志和地方性的州郡府县志两类。总志如《山海 经》、《大清一统志》。以省为单位的方志称“通志”，如《山西通志》，元以后著名的乡镇、寺观、 山川也多有志，如《南浔志》、《灵隐寺志》。方志分门别类，取材宏富，是研究历史及历史

地理的重要资料。编修方志是我国悠久的文化传统。我国的地方志源远流长，其内容由简单到复杂，体例由 不完备到比较完备有一个逐渐定型化的过程。

方志起源的问题，历来众说纷纭，但主要有两种意见:一是方志起源于史，它是从古代史官 的记述发展而来的，像《周礼》中所提到的外史掌“四方之志”，可能就是方志的源头;二是方志脱胎于地理学，是由我国古代最早的地理著作《尚书•禹贡》和《山海经》演变而成的。《尚书• 禹贡》记载了战国前的方域、物产、贡赋等，《山海经》记载了远古时的山川、形势、物怪等，它们被认为是方志的雏形。东汉初期，会稽人袁康撰《越绝记》一书，记吴越二国史地，这是一部具有方志性质的史学著作，在方志编撰史上有开创之功，被后世的很多学者视为中国方志的鼻祖， 所谓“一方之志，始于《越绝》”。现代学者傅振伦认为“《越绝书》先记山川、城郭、冢墓;次及记传，独传于今，后世方志，实仿此”。可以说，《越绝书》是国内现存的最早的地方志。

　　武安市历史上的方志，还有一个康熙本的《武安县志》。

　　此志共十八卷，主修人为黄之孝，主纂是李喆。

　　该志的刊刻时间是康熙五十年（1711），至少志前的序言落款是这个年份。

　　目前在国家图书馆、河南省图书馆藏有刻本，在上海图书馆藏有胶卷。

　　此外，还有一种《武安乡土志》，不分卷，清末钱祥保所编，刊刻时间为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今天在吉林大学图书馆和湖北省图书馆有收藏。

　　——以上信息见《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第74页。

　　另外，再给楼主提个建议：搜寻武安的历史信息，也可以适当关注一下历代《磁州志》或《彰德府志》。

　　明代之前，武安就归属河北磁州，整个明代里这一归属均未改变。到了清雍正四年，武安地区改归属河南彰德府。

　　各地地方志的纂修，主要集中在明代以后，那么从明初到清雍正初期间所编纂的《磁州志》，以及清代雍正之后的《彰德府志》里，都会有一些武安地区的相关史料。尤其是在某些本县县志记载的断代时期，可能在管辖本县境的上一级州志、府志中还存留有宝贵的信息。

　　譬如《磁州志》，明初至清雍正前，有嘉靖、万历、康熙三十二年、康熙四十二年四种刻本。

　　最后我再罗嗦两句，希望您不要见怪。

　　您在问题里提到，您已经收藏有武安县的天启县志，对这点我略微有些好奇，也有点疑惑。

　　据说《武安县志》的明末天启版本今天已经没有传世的了，传世的只有一个崇祯版残本。

　　在国图的网站上特地说明，这个崇祯残本是根据天启本增刻的。

　　如果您掌握的，的确是天启版本，自然在本市的地方文献上是一个比较重大的发现。

　　但也有另一种可能，即您手头的明末版本，只是崇祯增刻本。

　　地方志流传的历史上，凡是对旧志的内容进行了一定数量的增补，从而形成新的县志，一般都应该被称为新的版本。

　　在国图的崇祯残本第七卷中，第十五页开始，训导一目下，左时俊之下，就出现了崇祯元年的张缵祖、张絉祖两人（见上图）。

　　我们知道，天启年间所修成的志书，是不可能出现崇祯年间的记事。这就证明了此版本一定是崇祯或崇祯之后的作品。

　　而从书版的刻工等方面来看，这又不是在天启旧版上补刻的，而是在崇祯年间重新刻了一套书版。

　　如果您手头的明末县志也就是此版的话，建议今后也参照国图的版本勘定，视其为崇祯本。可能这样更严谨一些。

       回答问题后十天补一句楼主，点个采纳，其实并不费您多少时间，至少比我帮你查找资料的时间要少很多。您说是不是？

如在苏州市方志馆馆藏的4300余种旧志中，《中国地方志集成》就占了一半多。在90年代初期，苏州市方志馆尚未成立，刚开始我们只从书店订购了与苏州有关的府志、县志15册和乡镇志9册，给价最多八五折。 1995年底，随着苏州方志馆的筹建，我们意识到，既然是方志馆，那么最起码本省的志书要买齐，因此，我们直接与江苏古籍出版社发行部联系，希望配全上述两套《集成》，得到的答复是：不拆零，但尚各有两套整的，要么整套买。想想毕竟是离出版时间5年过去了，能够找到全套也实属幸运，再说当时也正好拨下来50万筹备经费，苏州的志书多备一套也是需要的。于是就买来了全套《中国地方志集成》之《江苏府县志辑》和《乡镇志专辑》。

十多年来，光这部《中国地方志集成》，就买了25辑总计1054册2251种，其中包括江苏古籍出版社（后改名凤凰出版社出版）的《江西府具志辑》87册99种，《乡镇志专辑》32册254种，《上海府县志辑》10册22种，《西藏府县志辑》1册19种，《江苏府县志辑》68册109种，《浙江府县志辑》68册123种，《安徽府县志辑》63册88种，《福建府县志辑》40册79种，《湖南府县志辑》86册110种，《湖北府县志辑》67册113种，《广东府县志辑》51册109种，《山东府县志辑》95册180种，《山西府县志辑》70册173种，《黑龙江府县志辑》10册32种，《吉林府县志辑》10册49种，《辽宁府县志辑》23册55种，《陕西府县志辑》57册173种，《甘肃府县志辑》49册104种，《宁夏府县志辑》9册13种，《青海府县志辑》5册16种；上海书店出版的《北京府县志辑》7册17种，《天津府县志辑》6册8种，《河北府县志辑》73册162种，《海南府县志辑》7册18种；巴蜀书社出版的《贵州府县志辑》50册126种。

在这个《中国地方志集成》里，大陆已出版的除了四川省辑（含重庆）因断货未买外，尚有内蒙古、新疆、广西、云南、河南5个省未出版，可以想见，假以时日，苏州方志馆将凭藉这套丛书，收全中国主要府县州的旧志书，那将是一个庞大的地方历史文化记忆载体，内含全国各地的历史信息，可资利用和研究。从已出版的各省府县志辑来看，收录最多的山东辑为95册180种，最少的西藏辑只有1册19种。

《中国地方志集成》是一套国内外选收方志最完整、覆盖面广、实用性强的大型方志丛书。 80年代后期，全国新修方志全面展开，修志人员的读志用志也随之进入高潮。为了开发和利用好地方志书这一我国特有的历史文化载体，江苏古籍出版社（今凤凰出版社的前身）、上海书店和巴蜀书社三家出版单位在全国各大图书馆的协助和支持下，启动了影印出版1949年以前各类旧志的项目，做成了一部《中国地方志集成》书目。

方志学·方志学专题研究综述·有关方志史和方志学史的研究

1方志的起源

近代以来，有关方志起源问题的研究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点，主要有以下几种看法：

①渊源《禹贡》说：有人认为，后世纂修的许多方志，特别是全国区域志，在体例上和若干载述内容上与《禹贡》有着渊源关系，如《元和郡县图志》分全国为十道，就是依《禹贡》别九州之例;《元丰九域志》条列地里、户口、土贡、属县也与《禹贡》诸州记载相同(见黄苇《方志渊源考辨》，《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3辑)。反对者则认为，《元和志》、《元丰志》应是受了《汉书·地理志》以来各正史地理志和六朝以后地理总志的影响，或是受了汉魏以来图记与图经的影响，与《禹贡》无关(见王文楚等《我国现存最早一部地理总志——〈元和郡县志〉》)。

②渊源《山海经》说：持此说者认为，汉辛氏纂《三秦记》、齐陆澄纂《地理书钞》，以及后世方志多有祠庙、碑碣、仙事、异闻等记录都有本源于《山海经》的痕迹，“若谓《山海经》亦是后世方志源头之一，确无不可”(见黄苇《方志渊源考辨》)。反对者则认为，《山海经》与方志无论形式、体例、结构全无共同之处，不能说它记载了风俗和人物，就肯定它是方志的源头 (见仓修良 《方志学通论》)。

③渊源《周官》说：《周官》是方志的源头或源头之一，数十年来得到了普遍的肯定。凡讲方志的文章，几乎言必称《周官》，认为其中“外史掌四方之志”、“小史所掌邦国之志”、“诵训掌道方志”等是古人对方志的最早论述。但反对者认为，《周官》是战国时的“官制汇编”，目的在于托古改制，所载内容，未必可信。《周官》中所说的“志”，实际上是指古书、古史而言，与方志没有关系 (见仓修良 《方志学通论》)。

④渊源古代诸侯史说：这种说法认为，孟子所称晋《乘》、楚 《梼杌》、鲁 《春秋》; 墨子所称周之《春称》、宋之《春秋》;庄子所称“百二十国宝书”，都记载了一方之史，也就是一方之志，应是方志的源头。反对者则认为，古方国史与方志在体例、内容上都不相同，一定要拉两者的渊源关系，则过于牵强。

⑤渊源两汉地记说：有人认为，由地方性的人物传记与地方性的地理著作相汇合而形成了地记，就是方志发展的早期形式(见仓修良《方志学通论》)。这种地记，不外乎都有山脉河流、地理沿革、风土人情、人物传记等方面内容。而有人则认为，汉魏六朝地记只是方志趋于成熟的一个阶段、一个源头，方志还应有较早的源头。

⑥关于《越绝书》、《吴越春秋》、《华阳国志》：在谈论方志渊源时，多家提及这三部著作，如李泰棻说： “志即史也。故如《吴越春秋》、《越绝书》以及未能传世之百二十国宝书等，皆可称为方志。然最古以志名书者，首推常璩《华阳国志》。”(《方志学》)范文澜也认为：“东汉会稽郡人赵晔著《吴越春秋》、又有无名氏著《越绝书》。两书专记本地典故，开方志之先例。”(见《中国通史简编》)反对者则认为，东汉的《越绝书》、《吴越春秋》属于杂史，东晋的《华阳国志》属霸史，将其目为地方志是不对的。也有人认为，诸家之说只提三书为方志之始，未及源头问题，不能据以将三书看作方志渊源所自。

⑦方志多源论：此说得到了多数人的赞同。普遍认为，起源的多源性和源远性，是方志起源的两个显著的基本特征。《周官》、《禹贡》、《山海经》，还有《九丘》之书和古舆图、民间传说等“都同方志有渊源关系，其中的某些部分均是方志的源头。至于《越绝书》、《吴越春秋》及《华阳国志》，则已是方志的发端或雏型”(见黄苇《方志渊源考辨》)。反对者则说，如按多源的标准，恐怕古代所有史籍，都可视为方志源头，源头太多，最后就变成了无源(见仓修良《方志学通论》)。

2方志的发展阶段

如何划分方志的发展阶段，方志界因研究角度不同，方法各异。1962年，王重民发表《中国的地方志》，把方志大致分为最早的全国性区域志、地志、图经、地方志四个阶段。以后薛虹在《中国方志学概论》中基本沿用了王说，同意以志书的类型为标志的划分方法。更多的人则是从方志发展和成熟的标志上来划分阶段的，如朱士嘉《中国地方志浅说》中分为三：汉唐之际出现地方志;宋元时期地方志进入成熟阶段;清代进入了方志的全盛时期。刘光禄、胡惠秋《方志学讲座》分为三：方志的初步发展——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 方志的进一步发展——隋唐宋元时期;方志的兴盛——明清时期。辛培林《试论方志的源头及在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分为四：隋唐是方志的第一次较大的发展时期; 宋代是方志的第二个大发展时期;元明是方志的第三个发展时期;清代是方志发展的鼎盛时期。林衍经《方志学综论》则分为五：从全国性区域志到地记涌现的汉魏南北朝时期;出现官修志书的隋唐时期; 方志体例大致定型的两宋时期;方志发展由逆转到复苏兴盛的元明时期;清代——地方志的全盛时期。这些分法虽然着眼点不同，但普遍认为方志发展经历了从雏型到成熟，到定型，到鼎盛的总趋向。

3方志的派别

关于历史上的方志派别，在方志学论著中一般只涉及以戴震为代表的地理派和以章学诚为代表的历史派，对派别问题未作深入的探讨。《档案工作》1981年第2期登载了刘光禄《历史上方志的派别、类型和主张》一文，首先对方志史上的派别进行了细致的划分。他认为，从对方志性质的认识上，可以分为地理派和历史派;从志书的体例上看，绝大多数主张地方志书应当注重体例，可以称为“体例派”;从志书的内容上看，可分为繁体派和简体派;从修志的目的来看，可分为地方文献派和行政派(或称地方官绅派)。八十年代中期，有关行政派的研究成了热门话题。《史志文萃》1986年第1期发表《试论方志发展史上的主流派——行政派》一文，指出行政派(即把修志的宗旨与目的，主要确定为有利于地方行政管理的修志派别)是方志发展史上贯穿始终的主流派。行政派的人物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首脑，他们把地方志看作是行政管理中的耳目系统，对方志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关于当代的方志派别，无人作具体划分，而台湾在新方志不断的探索和实践中，却形成了新地学派、社会学派、“方志三学”论派。新地学派以张其昀为代表，单纯从地理学立场来看待方志，主张效法外国的“区域地理”，用现代地理学的方法纂修方志;社会学派以陈绍馨为代表，主张从社会学角度研究和编写新方志;“方志三学”论派以唐祖培为代表，倡导“新方志学”，主张把方志分为方志科学、方志文学和方志哲学进行研究和实践，这方面的探讨在九十年代仍在继续。

4章学诚的方志学

是方志学界研究的重点课题之一。有关章学诚方志学的内容，评述和介绍的书籍很多，如仓修良著《章学诚与〈文史通义〉》，叙述了《文史通义》编纂目的、内容和版本，认为此书是章氏学术思想的结晶，并着重分析了章学诚的哲学、史学思想。书中对章学诚所创方志学进行了全面的分析、论述，给予了高度评价，对了解、研究章学诚方志思想有较大参考价值。此外，仓氏发表了《论章学诚的方志学》一文(载《中国地方史志论丛》)，从确立方志的性质和作用、方志分立三书、“志”书的体裁和内容、辨清各类方志记载范围和界限、建立州县设立志科、创立方志义例以及局限性等方面系统讨论了章氏方志学。其他研究章学诚方志学的论文有张树棻《章实斋之方志学说》(载《禹贡》第2卷第9期)、李昭恂《章学诚在方志学上的贡献》(载《吉林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吴怀祺《章学诚与〈和州志〉》(载《安徽师大学报》1981年第4期)、陈蔚松《章学诚与〈湖北通志〉》 (载《江汉论坛》1981年第4期)、崔富章《章学诚“方志为外史所领”说发疑》(载《晋阳学刊》1982年第2期)、刘光禄《略谈章学诚关于方志体例的主张》(载《贵州文史丛刊》1982年第2期)、柳维本《章学诚与方志学》(载《辽宁师院学报》1982年第4期)、黄苇《章学诚方志理论研究》(载《方志论集》)、《评章学诚七〈志〉书后》 (同上)等。一般方志学概论性著作也辟专章讨论章氏方志学。民国时期，张树棻还编辑《章实斋方志论文集》，汇章氏有关方志论述于一集，又附列《章实斋参修诸志书目表》、《章实斋参修诸志篇目表》，颇便参阅。

5顾炎武的方志学

朱士嘉对于顾炎武的方志学有较深入的研究，认为顾氏方志理论集中体现在 《营平二州史事序》中，为乾嘉时期方志学的形成打下了基础，认为顾炎武不仅是我国最早的方志理论家，而且也是致力于整理大量方志资料，并取得巨大功绩的第一人(参见《谈谈清代学者论述修志的问题》，载《中国地方史志通讯》1981年第5—6期; 《顾炎武整理研究地方志的成就》，载 《文献》1981年第7辑)。

6钱大昕的方志学

有人认为，方志学是钱大昕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可卓然成家。钱氏方志学表现于他在一统志馆时所议之书例及所纂鄞县、长兴二《志》，还有《潜研堂文集》中所题旧方志跋及与其它志家来往信札中。他对方志学的主要贡献在于对方志资料的重视和对人物志编写的意见。他认为，方志人物有褒无贬，虽存忠厚之意，但不可以变黑为白，变恶为善。方志也不可滥收人物，不宜列标目，只以时代为序即可。有关论述可参考陈光贻《钱大昕的方志学》(载《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4期)、朱士嘉《谈谈清代学者论述修志的问题》等文章。

7梁启超的方志学

梁启超的方志学理论集中体现在《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方志学》、《说方志》、《龙游县志序》等文章中，特别是第一篇文章首先提出了“方志学”这个学科概念。文章论述的五个问题是：①章学诚在方志学上的贡献;②考辨方志源流;③对章学诚“三书”体和谢启昆《广西通志》体例进行述评;④主张方志应由学者私著，不可官修;⑤分析方志的特点和功用。梁启超极为推崇章学诚，称“方志学之成立，实自实斋始也”，“能认识方志之真价值、说明其真意义者，则莫如章实斋”，肯定了章氏做为方志学奠基人的地位。文章认为，古诸侯国史是方志的源头，宋代是方志的定型时期，而从清乾隆中叶章学诚始，方志才成为一门学问。文章还认为，“方志之著述，非如哲学家、文学家之可以闭户瞑目其理想而遂有创获也。其最主要之工作在调查事实，搜集资料”，“其间可宝之资料乃无尽藏”，充分肯定了方志的作用。以上对于“方志学”学科概念的提出，对方志发展史的探讨，对章学诚方志学地位的确立，对方志特点和功用的积极评价在当时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并且有力地促进了方志学研究的开展。

不辍，已有2500年的历史。据1985年《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记载，我国现存旧地方志8264种、1232万卷，占全部古籍总数的10%。《四库全书》是我国古今重要图书总汇，存“经、史、子、集”178万卷，其中地方志著作是史部著作的441倍。

1、周

方志很早就受到了重视。《周礼·诵训》上记载：“掌道方志，以诏观事”。当时，“诵训”这一官员的职责就是为王述说方志所记述的四方之事，了解各方面的情况，以便于治国。

2、秦

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郡 县志书随着郡县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也有了相应的发展。

3、两汉

朝廷命令地方官府，把记述郡国地方的山川、物产、贡赋、风俗等情况的“郡国地志”，随同“计书”报送太史府。刘秀做了皇帝后，为表彰他的家乡南阳，诏令撰作家乡风俗志书。由于帝王、朝廷的倡导，“郡国之书，由是而作”。此后，郡县编纂志书的风气大兴。东汉的郡县地志，随同郡国的“计书”上报朝廷，大多保存在兰台。作为兰台令史的班固，才有可能利用这些郡县志书资料，写成了著名的《地理志》。可见两汉时期，曾经编纂和保存了大量的郡县地志。据古籍记载，如《寿春记》、《巴郡图经》等等，都是著名的志书，并为后人所征引。

秦汉以后，地方志逐步发展和充实，发展为舆地图、图经、图志、图记、地记和郡国之书。

西汉司马迁所著的《史记》是我国第一部正史；东汉班固撰写的《汉书·地理志》是第一部全国性的区域志；东汉光武帝刘秀诏令撰修的《南阳风俗传》，是我国官修地方志书的开端。

4、魏、晋和南北朝

魏、晋和南北朝时期编史修志之风盛行。地方豪门势力为了炫耀一方，不仅修家谱，还修地方志，于是支持官府，或是私下纂修地方志；地方官也为了更好地了解和统治一隅之地，也乐于修志。编修了大量的地方志书。

当时大多叫做“地记”，著名的有《娄地记》、《冀州记》和《会稽记》等。晋人常璩编纂的《华阳国志》，是目前保存下来较早的一部私人编修的地方志书。该书内容翔实，已有一定的“义法”。后人编修云南、四川等地的志书，往往“据以为典则”。

5、隋

大业年间，隋炀帝“普诏天下诸郡，条其风俗、物产、地图，上于尚书”，从此以后，历代统治者都竞相仿效，由朝廷或官府出面来编纂地方总志。渐渐地修志也就成了历代官府的主要职责之一了。

据《隋书·经籍志》记载：隋朝曾经编修了《诸郡物产土俗记》一百五十卷，《区域图志》一百二十九卷，《诸州图经集》一百卷，“其余记注甚众”。可见隋朝曾经编修了相当数量的地方志书。

6、唐

朝廷规定：各州郡的图经，每三年编修一次，并报送尚书省。以后改为五年编报一次。如果州县有所变动，山河有所改移，则不在五年之限。唐王朝先后还编纂了《括地志》、《元和郡县图志》等全国性的志书。《括地志》一书曾“博采方志”。《元和郡县图志》是按照当时的行政区划编纂的，在各道之下，均记述了郡县的基本情况。这从侧面可以说明唐代州县志书的编纂，是比较广泛的，如果没有郡县志书作为基础，全国性的志书是难以编成的。

7、宋

朝廷重视图经的编纂，规定每三年编修一次。各名郡大县都编修了图经，有些郡县数次编修。开宝四年(公元971年)，朝廷命知制诰卢多逊等“重修天下图经”。大中祥符年间，李宗谔撰修《祥符州县图经》，计一千五百五十六卷。该书是以各路州县所报送的图经为基础编成的，成为北宋州县图经的总汇。宋徽宗大观年间，朝廷置“九域志局”，专门从事志书的编篡工作，这是史书记载较早的专门修志机构。

宋朝三令五申编纂图经，大大促进了地方志书的发展。“州县皆修图志”。当时编修地方志书相当普遍。宋代流传下来的府、州、县地方志书，远远超过了它的前代。其中著名的有《三山志》、《新安志》、《剡录》等等。南宋时期修纂的乾道《临安志》，记载了宫阙官署、沿革、星野风俗、州境、城社、户口、学校、物产等等，书后还附有亭、台、观、阁、轩等。

传说当时朱熹到江西某地上任，当地属官搜肠刮肚，准备垂询，并备礼载酒，远远跪接。谁知朱熹撩开轿门，开口就问：“志书带来没有”众人末料到这一着，面面相觑，悔之莫及。从此这一带便形成习俗，凡地方官上任或离职，先交接地方志书。

8、元

地方志的编修在元代得到进一步发展，元朝廷在地区方志的基础上，编纂了全国性的《大元一统志》，记载全国范围的内容。还诏令各省、府、州、县编纂了一定数量的志书，比较有名的有《镇江志》、《四明志》等等。著名的农学家王桢在任旌德县尹时，纂修了《旌德县志》，并用木活字印刷。

宋元时期，志书的体裁也由历史、地理的记载向更高更广的水平发展起来，地方志体裁和形式日臻完备。

9、明

明清时期，是我国古方志发展的兴盛时期。

明代是我国地方志得到较大发展的时期，明廷十分重视编纂地方志书。由朝廷颁布修志凡例，体例全国统一。全国修有《一统志》，省有总志，有通志，都是官修。省以下有府、州、县志，有官修也有私修。

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志向远大的平民皇帝，称帝立足不久，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便命儒士编修一统志。后又命各地将城池、山川、关津、水陆道路等编报朝廷。永乐十六年(公元1418年)，朝廷下令：天下郡县卫所皆修志书。此后，各郡县有志，“实始于此”。明万历年间，已有人盛夸“自国史外，郡邑莫不有志”(乾隆《满城县志》序)。当时，有些府县志书，编修多次。关于专志的编纂，也相当普遍。现存明代志书约有上千种，其中以县志为最多。

东港区地域内有历史记载的第一部县志《日照县志》，就是明代万历十八年（1590年）由知县杜一岸主持编修而成。

10、清

清代是我国古方志发展的鼎盛时期。

清代是我国封建时代地方志发展的全盛时期。清代修志的规模是空前的，清代康熙、乾隆、嘉庆三朝三次重修《一统志》，清政府还一再诏令全国各州县修志，雍正时更规定各省府州县志要六十年修订一次。因此，我国历史上清代编纂的地方志最多。

清王朝在全国巩固了统治地位后，地方官府就积极倡导修志了。顺治年间，河南巡抚发动修志，当时的十二州九十五个县，基本上都编修了志书。康熙十一年(公元1672年)，玄烨下令编修一统志，并命各省及府、州、县编纂志书。雍正、嘉庆年间，清王朝又先后下令编修一统志和省通志。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州县志书的发展。光绪年间，学部下令编修乡土志。不少州县的乡土志内容编纂得比较简明。在经济和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还编修了相当数量的乡镇志，如《南翔镇志》、《乌青镇志》、《杏花村志》等等。清代方志鼎盛的原因，主要是清朝最高统治者的重视和倡导，同时，时势造英雄，一批著名学者在地方志工作中脱颖而出，如戴震、钱大昕、章学诚、李慈铭等。据初步统计，现存的清代志书，约6000种，占现存旧志总数的75％左右。著名的志书有《灵寿县志》、《遵义府志》、《六安州志》、《永清县志》、、《亳州志》等等。

清代官修的州县地方志书，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内容很丰富。其中关于地理、自然资源、自然灾害、科学技术、农民起义、典章制度及历史人物等方面的记载，都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编修方志是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我国的地方志源远流长，其内容由简单到复杂，体例由不完备到比较完备有一个逐渐定型化的过程。

方志起源的问题，历来众说纷纭，但主要有两种意见：一是方志起源于史，它是从古代史官的记述发展而来的，像《周礼》中所提到的外史掌“四方之志”，可能就是方志的源头；二是方志脱胎于地理学，是由我国古代最早的地理著作《尚书·禹贡》和《山海经》演变而成的。《尚书·禹贡》记载了战国前的方域、物产、贡赋等，《山海经》记载了远古时的山川、形势、物怪等，它们被认为是方志的雏形。东汉初期，会稽人袁康撰《越绝记》一书，记吴越二国史地，这是一部具有方志性质的史学著作，在方志编撰史上有开创之功，被后世的很多学者视为中国方志的鼻祖，所谓“一方之志，始于《越绝》”。现代学者傅振伦认为“《越绝书》先记山川、城郭、冢墓；次及记传，独传于今，后世方志，实仿此”。可以说，《越绝书》是国内现存的最早的地方志。 相当于南宋至今。此时期的志书几乎都称方志，是方志体的成熟时期。中国地方志体例基本定型、内容趋于完备是在宋代。这时，“地记”。“图经”等已经基本上被“志”所取代，方志记述的重点也开始从地理情况到社会的众多方面，“人物”和“艺文”在方志中占据了比较重要的地位，形成了后来方志的一般格局。像《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以及被称为“临安三志”的《乾道临安志》、《淳祐临安志》、《咸淳临安志》，都是当时具有代表性的地方志。元大德七年（1303年），修成《大元一统志》1300卷，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规模巨大的全同一统志，为明清两代修大一统志提供了范例和模式。明代志书约有1500余种，现存400余种。清代是修志极盛时期，乾嘉之际三修《大清一统志》，形成举国上下修辑方志的高潮，政府还明确规定各省、府、州、县60年修一次，各地都设有专11的修志机构，许多文人学者也竞相编纂、辑录方志，出现了一大批方志学家和高质量的方志，保存至今的达5500种之多。

中国的地方志，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体例、内容逐渐完备，积累的数量也极多。可惜的是，许多方志在流传过程中都已亡佚了，特别是宋代以前的方志。目前国内收藏的地方志，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的统计有8500多种，这个数字，几乎相当于现存全部古籍的十分之一。其中以北京图书馆最多，约6000部，上海图书馆次之，约5000部，南京图书馆居第三，约4000部。大学图书馆的收藏也不少，北京大学第一，南京大学第二，北京师范大学第三；宁波天一阁收藏明代地方志最有特色，1961年以来已影印出版《天一阁藏明代地方杰选刊》107种。

我国方志不少流散到国外。美国人从1869年起就有意搜集我国珍贵图书，其中有方志5500多种，仅哈佛大学就藏有宋明珍贵方志上百种。日本所藏比美国还多。此外，英、法、德、意、荷兰、瑞典等国也都有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