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各个时期文言文的特点及分类

古籍的绝大部分是用文言写的。文言的两个特点──“历久不变”和“脱离口语”，既为我们阅读古籍提供了方便，同时也带来了困难。

“历久不变”是指文言的词汇系统和语法系统。文言是在汉代以前口语的基础上形成的。如《论语·学而》“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也”，一句话就有九个虚词，可见当时是把口语中的每个虚词都记下来的。这种口语在魏晋南北朝就不说了，但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一直到“五四”运动前的读书人，写文章都以先秦两汉的作品当作典范而刻意模仿。这样，汉代以前的语言就成了一种贯穿中国几千年历史的书面语了，这种书面语就是文言。当然，因为模仿，各个时代的作者写出的文言文不免夹杂后代的词语和后代的语法，不可能跟汉代以前的语言完全一样，这就使文言在不变之中有某些细微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没有改变文言的基本面貌。所以，无论先秦两汉，还是宋元明清的文言作品，它们的基本词汇、语法都大致相同。这在客观上给我们方便：只要学会了文言，我们就能不受时代的限制，在浩如烟海的古籍中自由地吸取需要的营养。如果古籍不是用文言写的，而是用历史上不同时期的白话写的，让我们去继承这份遗产，那不知道要难多少倍，这从读唐代变文、宋元话本、元明杂剧中就能体会到。

“脱离口语”的特点使得文言古奥难懂。从魏晋南北朝起直到今天，要学会文言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会”的标准不同，学的难易程度也不同。封建社会的读书人会文言的标准是能读能写，现代人会文言的标准只要能读就行了，相对而言，现代人的“会”，难度小多了。况且，许多古籍经过历代学者的整理，阅读的难度减少了。尽管这样，现代人要学会文言读古籍仍然有困难。语言发展了，时代相隔太远，我们对文言的词汇意义、语法特点感到陌生；古籍中记载的历史文化、典章制度，我们或者不熟悉，或者从来没有接触。这些都是学习文言的困难。然而，要读古籍就必须学会文言。文言是躺在文化遗产宝库门前的一只拦路虎，下决心降伏这只老虎，宝库的大门便向我人敞开，收获将是巨大的；在这只老虎面前犹豫、畏惧，不敢去碰，宝库的大门关闭着，我们的损失也将是巨大的。

2 古文有什么特点

古文有以下特点：

一、言文分离。语言学研究认为，书面语是在口语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二者相互影响又互相促进，关系非常密切。文言是在先秦口语的基础上形成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文言与后世的口语逐渐拉开了距离。从汉魏到明清，由于官方的推行和科举考试的需要，读书人刻意模仿“四书、五经”的语言写诗撰文，以古雅为尚。这样，作为书面语的文言就与人们口头实际用的语言距离越来越大了，造成了言文分离的现象。

二、历久不变。一直到“五四运动”以前，文言作为占统治地位的书面语言被人们代代相传、沿用下来，其语言成分基本未变。例如先秦时期的一些基本句式、常用虚词的用法等都在历代的文言中得到了保存，就连语言三要素中最活跃的词汇，在文言里也具有很强的稳定性：有些词的古义在口语中早已消失，可在文言文中却照旧使用。虽然后世人们在模仿中难免会掺入些许当时的口语，从而给文言带来某些细微的变化，但从总体看来，文言在词汇系统、语法系统方面还是基本保持了原先的面貌。

三、行文简练。我国古代的重要典籍大多是用文言写成的，其中许多不朽的作品历来以简约精练著称。可以说文言本身就包含着简练的因素：一是文言文中单音节词占优势，双音节词和多音节词比较少；二是文言文多省略，省去主语、宾语、谓语、介词的情况很常见。再加上历代名家多注重锤炼语言，讲求“微言大义”，所以就形成了文言文严密简洁的风格。

四、古奥难懂。由于年代的久远，与口语相脱离的文言越来越艰涩难懂了。佶屈聱牙的句子，生僻古奥的词语，还有许多陌生的名目典章制度……这一切，在初学者的眼中成了捉摸不透的“迷言”。所以，给古书作注，解决难懂的问题，历来是文人学者孜孜以求的工作之一。

3 文言文和现代文的特点与不同,是什么

原发布者：是艳汤夏厅瑞

文言文和现代文的区别汉语自古以来就有文言文和白话文之分。文言文”是相对于“白话文”而言。第一个“文”，是书面文章的意思。“言”，是写、表述、记载等的意思。“文言”，即书面语言，“文言”是相对于“口头语言”而言，“口头语言”也叫“白话”。最后一个“文”，是作品、文章等的意思，表示的是文种。“文言文”的意思就是指“用书面语言写成的文章”。而“白话文”的意思就是：“用常用的直白的口头语言写成的文章”。在我国古代，要表述同一件事，用口头语言及用书面语言来表述，是不同的，例如，想问某人是否吃饭了，用口头语言表述，是“吃饭了吗？”，而用书而语言进行表述，就是“饭否？”。“饭否”就是文言文。我国的古代，所有的文章都是用书面语言写成的。所以，现在我们一般将古文称为“文言文”文言文是中国文化的瑰宝，古人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文言文。在国内，中学语文课程中，文言文的学习更是占了很大的分量。什么是文言文？文言文很精彩。这当然是无疑的。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是文言文。由此可见中国的现代文明历史还是很短的，解构或者解读传统文化还是现代化的必要，因为传统智慧的继承建立于对文言的正确解读。2文言文是知识。这是对的，因为文言文已经不再是语言，它纯粹是文字。但文言文是知识，甲骨文也是知识，那为什么就不学甲骨文呢？对了，正是因为甲骨文是更原始的文字，所以文言文是进一步学习甲骨文等等传统高

4 古诗、词、文言文的特点

词的特点词是一种抒情诗体，是配合音乐可以歌唱的乐府诗。

它的严格的格律和在形式上的种种特点，都是由音乐的要求而规定的。词和诗在形式上的不同，主要有以下几点： （1）每首词都有一个调名。

如《菩萨蛮》、《水调歌头》、《沁园春》等，称为词调。词调表明这首词写作时所依据的曲调乐谱，并不就是题目。

各个词调都是“调有定句，句有定字，字有定声”，并且各不相同。 （2）一首词大都分为数片，以分两片的为最多。

一片即是音乐已经唱完了一遍。每首词分成数片，就是由几段音乐合成完整的一曲。

（3）押韵的位置各个词调都有它一定的格式。诗基本上是偶句押韵的，词的韵位则是依据曲度，即音乐上停顿决定的。

每个词调的音乐节奏不同，韵位也就不同。 （4）句式长短不一。

诗也有长短句，但以五、七言为基本句式，近体诗还不允许有长短句。词则大量地使用长短句，这是为了更能切合乐调的曲度。

（5）字声配合严密。词的字声组织变化很多，有些词调还须分辨四声和阴阳。

作词要审音用字，以文字的声调来配合乐谱的声调，以求协律和好听。 词是按照乐谱填作的，所以，作词先要选择词调。

《词源》卷下附杨守斋（缵）《作词五要》，说作词之要有五：“第一要择腔。腔不韵则勿作，如《塞翁吟》之衰飒，《帝台春》之不顺，《隔浦莲》之寄煞，《斗百花》之无味是也。”

每个腔调都表现一定的声情。作词择调，主要就是选择声情与自己所要表达的情感相切合的腔调，使声词相从，取得声情与文情一致。

这样的词才可仿到声文并茂。——这是填词择调必须首先注意的。

否则望文生义，就会出现形式与内容乖离的毛病，甚至南辕北辙，闹出笑话。例如，《贺新郎》，是表达慷慨激昂的思想感情的。

与“燕尔新婚”风马牛不相及。如果一见“新郎”二字，就当作庆贺新婚的词调，加以滥用也就错了。

又如《寿楼春》，也不能因为其中有一个“寿”字，就认为是用以祝寿的词调，实际上恰恰相反，它的腔调是悲哀的。南宋词人史达祖，曾用以填制哀悼之词。

辨别词调声情的方法，约有下列几种： （1）根据前人记载分析：唐宋人书中凡言及词调声情，大致都可信。如宋毛开《樵隐笔录》说：“绍兴初，都下盛行周清真咏柳《兰陵王慢》，西楼南瓦皆歌之，谓之渭城三叠。

以周词凡三换头，至末段，声尤激越，惟教坊老笛师能倚之以节歌者。”这也可见《兰陵王慢》末段的声情。

可惜这类记载，在唐宋人故籍中比较少见。 （2）根据唐宋词作品辩别：这可依《历代诗馀》（清康熙时沈辰垣等所编的一部词的总集，将唐宋以来的词依调分编）诸书，于一调之下许多词中，分析总括它的内容情感，若有十之七、八相同的，即大约可以断定此调是某类声情。

如《满江红》、《贺新郎》就可用这种方法断为豪放激越一类。虽有例外，大致相差不远。

（3）根据凋中字句声韵体味：有些词情不易分析，或者有些作品感情错综复杂，可按照字句的声韵，进行揣度：大体上，用韵的位置疏密均匀的，声情必然较为和平宽舒；用韵过疏过密的，声情不是迟缓，便是急促；多用三、五、七言句法相间的，声情较舒畅；多用六字、六字句排偶的，声情则较稳重；字声平仄相间均匀的，情感必安祥；多作拗句的，情感必郁劲。 （4）根据作家流派和所处时代分辨：如豪放派词人，作词多飘逸豪放；婉约派则清婉绚丽。

—以豪放派代表，著称于词坛的辛弃疾，现存的总共226首作中，就有《水调歌头》三十五首、《满江红》三十二首，《贺新郎》二十二首、《念奴娇》十九首，这些适宜于表达慷慨悲壮、豪放雄浑 的词，即占到他全部词作的百分之五十二以上。时代的变迁和环境的变化，对词人的词风亦有较大的影响如，被称之为“婉约宗主”的李清照的词，南渡前后，便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情调：前期多写闺情相思，反映对大自然的热爱和对爱情的追求，明快妍丽；后期则更多的描写国破家亡的离乱生活，感慨悲凉的情感等。

文言文的特点一、言文分离。语言学研究认为，书面语是在口语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二者相互影响又互相促进，关系非常密切。

文言是在先秦口语的基础上形成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文言与后世的口语逐渐拉开了距离。从汉魏到明清，由于官方的推行和科举考试的需要，读书人刻意模仿“四书、五经”的语言写诗撰文，以古雅为尚。

这样，作为书面语的文言就与人们口头实际用的语言距离越来越大了，造成了言文分离的现象。 二、历久不变。

一直到“五四运动”以前，文言作为占统治地位的书面语言被人们代代相传、沿用下来，其语言成分基本未变。例如先秦时期的一些基本句式、常用虚词的用法等都在历代的文言中得到了保存，就连语言三要素中最活跃的词汇，在文言里也具有很强的稳定性：有些词的古义在口语中早已消失，可在文言文中却照旧使用。

虽然后世人们在模仿中难免会掺入些许当时的口语，从而给文言带来某些细微的变化，但从总体看来，文言在词汇系统、语法系统方面还是基本保持了原先的面貌。 三、行文简练。

我国古代的重要典籍大多是用文言写成的，其中许多不朽的作品历来以简约精练著称。可以说文言本身就包含着简。

5 高中文言文几种句式的特点及判断方式

判断句：就是以名词、代词或名词性短语为谓语对主语进行判断的句式。

其常见的形式有以下几种： 1“……者，……也”“……，……也”“……，……者也”“……者，……”“……者，……者也”“……，……”“……，……者”等形式。如：“廉颇者，赵之良将也。”

2采用副词“乃”“即”“则”“皆”“是”“诚”“为”等表示判断。如：“此乃臣效命之秋也。”

3采用否定副词“非”表示否定。如：“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

被动句 有些语句的主语是动作的承受者，这种句式就是被动句。其常见类型有： 1“见”“……见……于”“于”表被动。

如：“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 2“为”“为……所”表被动。

如：“父母宗族，皆为戮没。” 倒装句 文言中的倒装句，是相对于现代汉语的句序而言的，基于此，我们将文言倒装句式分为宾语前置、定语后置、状语后置、主谓倒装等。

1宾语前置 所谓宾语前置，就是通常作宾语的成分，置于谓语动词的前面，以示强调。如：“洎不之信”中的“之”就是前置的宾语。

宾语前置通常分为四种情况。 （1）疑问句中，疑问代词作宾语，宾语前置。

如：“大王来何操？” （2）否定句中，代词作宾语，宾语前置。如：“古之人不余欺也。”

（3）借助“之”“是”将宾语提前。如：“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

“孜孜焉唯进修是急，未之多见也。” （4）介宾短语中宾语前置。

如：“不然，籍何以至此？” 2定语后置 通常定语应该放置于中心词的前面，但文言语句中却有很多句子将定语放在中心词之后。如：“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

其中的“利”“强”都是后置定语。文言中的定语后置有以下几种情况。

3状语后置 文言文中，介词结构作状语往往都会置于句后作补语。如：“贫者语于富者曰”“于富者”就是置于句后作补语的介词短语。

4主谓倒装 这种情况很少，往往是为了表示强烈的感叹。 5介宾短语后置 现代汉语中介宾短语多置于谓语之前作状语，但在文言文中，却常置于谓语之后作补语。

省略句 文言文中，普遍存在着省略成分的情况，对省略成分的把握，有助于完整理解句子的意思。文言文中的省略句通常有： 1省略主语。

（1）承前省。如：“永州之野产异蛇，（异蛇）黑质而白章。”

（2）承后省（也作蒙后省）。如：“沛公谓张良曰：‘（公）度我至军中，公乃入。

’” （3）自述省。如：“（予）爱是溪，（予）得其尤绝者家焉。”

（4）对话省。如：“（孟子）曰：‘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王）曰：‘不若与人。

’” 2省略谓语。如：“一鼓作气，再（鼓）而衰，三（鼓）而竭。”

3省略宾语。如：“可烧而走（之）也。”

4省略介词宾语。如：“公阅毕，即解貂覆生，为（之）掩户。”

5省略介词“于”。如：“今以钟磬置（于）水中，虽大风浪不能鸣焉。”

中国古代每个朝代对于自己都城地址的选择都是慎之又慎，要么有良好的地理条件，依托富饶之乡，要么有天险可守，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总之，在这两者之间他们必然会选择其中一样。战国时期的赵国也是这样，他原本定都在有黄河和太行之险的晋阳，后来选择定都无天险可依的邯郸是因为其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靠近中原便于开展争霸战争和远离游牧民族，便于长期安定。

邯郸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

赵国时期的邯郸就是如今的河北省邯郸市，它东部靠近华北平原，地处平原地区，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虽然接连进行兼并战争，但中国自始自终都是农业大国，以农耕和手工业为生产根基，而平原地区土地平坦、广袤，土地肥沃，非常适合进行农耕生产，补充粮食和国力。再者，战国时期各个诸侯国之间分布的版图来看，邯郸向东可以长驱直入进入齐国，向北靠近燕国，向南与韩国接壤，交通便利算得上整个赵国的咽喉位置。

此外，邯郸物产丰富，拥有许多稀有的矿产资源，别说是对当时的赵国，就是对整个中原地区来说它都具有很重要的战略地位，赵国定都于它，与周边各国都能进行密切交流和军事活动。

邯郸靠近中原地区，有利于赵国开展争霸战争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大动乱、大分裂的重要时期之一，所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而分分合合就是由各国之间相互展开的争霸战争促成。自从周王室没落，各诸侯自立为王开始，各国之间都在不间断进行兼并和扩张战争，以图一步步统一中原，重回周王室往日的荣耀。作为新兴诸侯国之一的赵国也不例外，他将都城选择在邯郸就是因为邯郸距离中原近，又是平原地区能够囤积大量的兵力，方便大军出征，将周边小国慢慢吞并，不断扩大自己所在地盘，再以此为基础统一整个中原地区。尤其是在赵武灵王进行胡服骑射改革后，赵国实力相对于周边小国又得到大大加强，他们靠近中原，统一中原的渴望就更加强烈，所以，一心只想对外扩张的他们，对于有没有天险可依便不是那么在意了。

邯郸远离游牧民族，便于长期安定下来

提到春秋战国时期的游牧民族，我们便不由得会想到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而自立为王的齐桓公，尊王攘夷旗号能成，能让当时的周王室信服更是说明的当时游牧民族实力不容小觑，而晋阳在北方，距离北边的匈奴很近，他们的边界时常会遭到蛮夷的侵扰，赵国想要将他们一举歼灭不太现实，加之赵国当时的首要找略目标就是向中原扩张，一步步吞并其它国家，最终使自己屹立在整个中原地区长期安定下来，并不想分心在对付周边游牧民族身上，因此综合考虑之下，只有邯郸是最优选择。

书籍是记录文字的载体，但必须是有了文字才能产生书籍，而文字一定要记录在一定的载体之上。我国最早发现的文字是甲骨文，这些文字记录在动物的龟甲、兽骨上。这些龟甲、兽骨算不上书籍，只能说是最早的“纸张”。但龟甲和兽骨不可能像纸张那样连接，只能是以堆放的形式进行阅读，包括后来出现在青铜、玉石、陶器上的文字，都算不上书籍的装帧。直到出现在竹木简上刻字，书籍的装帧艺术才崭露头角。

1 简策装──最古老装帧的形式

造纸术发明之前，我国古人将文字书写在长条形状的木片和竹片上，木片称为“木简”，竹片称为“竹简”。最初人们只是阅读单个“简”，后来为了方便阅读和保管，将“简”按顺序用绳子编连起来，这种装帧形式被称为简策装。

简策就是编简成策的意思，“简”就是竹简或木简，“策”就是“册”的假借字。简策装就是用不同类型的绳子（如丝绳、麻绳或皮绳）在简的上、下两端无字之处打孔编连。古人编简成策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单绳串连，另一种是两道绳乃至四道绳的编连。编完一篇内容为一件，称为策，也称简策。策与册意思相同，用丝绳编的叫丝编，用皮绳编的叫韦编。编简成策之后，从尾简朝前卷起，装入布套，阅读时展开即卷首。

编简成策、编连卷收的制作技术，极其深远地影响了后世书籍的装帧技术。简策装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书籍装帧形制，流行于商朝和周朝时期，后来逐渐被纸本书所代替。

2 卷轴装——使用最久的装订形式

21 帛书卷子装

帛书又名缯书，是我国古代写在白色绢帛上的文书。帛书和简书一个是用竹简，一个是用绢帛，由于材料不同，成书装帧形式也有差异，既有折叠，也有卷子。

关于帛书的形式，古籍中还未见到详细的记载。《后汉书襄楷传》中说：“顺帝时，琅邪宫崇诣阙，上其师干吉于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皆缥白素、朱介、青首、朱目，号《太平清领书》。”缥素，即以淡青色的素作质料；朱介，以红色作界行；青首，以青色作卷首；朱目，以红色书写标题。又唐徐坚《初学记》卷二一载：“古者以缣帛，依书长短，随事裁之。”这说明帛书的长短是依内容长短来决定的。

在长沙马王堆发现的帛书中，的确存在卷轴式，但仅限于写在半幅帛的帛书，即用一根竹条作轴从后向前舒卷成一束，与简书卷存一样，由于简书本身坚挺，不必加轴固定。马王堆帛书中的另一种形式，则是整幅帛书折叠成长方形存放在漆盒内，由此可见帛书并非完全是卷轴。

22 纸书卷轴装

卷轴装又称卷子装，纸书出现之后，书的装帧形式便模仿帛书卷子装，并慢慢发展为普遍流行的纸书卷轴装。这一点无论是从文献记载，还是实物留存，都能得到有力的证明。

卷轴装的型制是由简策的装订形制演变而来的。其方法是把写有文字的纸按顺序一张张粘连在上，然后在长卷文章的末端粘连一根长出卷面宽度少许的轴（一般为木轴），将长卷卷在轴上。卷首裱一张无字的纸或丝织品，叫做“飘”，“飘”不写字，但要质地坚韧，起到保护作用。在“飘”头系一根丝带，丝带用来捆缚长卷，在丝带的末端穿上一根牙签，用以固定丝带。阅读时拿下牙签展开长卷，阅后将长卷卷起，放置于架上。

卷轴装由五部分组成，即长卷、轴、飘、丝带和签，类似于简策的装订形式，卷轴装始于周朝，盛行于隋唐时期，后历代沿用，现代装裱字画仍沿用卷轴装。

3 梵夹装——最早引进的装帧形式

梵夹装是我国在十九世纪前唯一引进的一种国外书籍装帧形式。佛教从印度传入我国的时候，梵夹装这种书籍装帧形式也随之传入我国。

印度是热带国家，印度有一种长着修长硕大、表面光滑树叶的贝多树，古代印度以这种树叶为载体制作书籍。具体方法是把表面光滑的贝多树叶裁成长方形并晾干，将写好的书叶按顺序排列，一张张摞在一起。晒干后的贝叶容易碎损，因此其上下需要夹板保护。为确保书叶前后顺序不会混乱，在中间或两端连板带书叶穿一个或两个洞，穿绳绕捆。这种装帧形式传到中国，称为梵夹装。

用贝多树叶来写经，不仅古印度如此，近代我国南方少数民族中也有用贝叶写经的。北京图书馆就藏有僧伽罗文的贝叶经，其装帧形式就是典型的梵夹装。近年来，北京图书馆还入藏一批傣文贝叶小乘经，其装帧形式也是梵夹装。这些实物也从侧面印证了古印度梵夹装的形式特点，从而丰富了我国书籍的装帧形式。

汉译佛经梵夹装的出现，影响巨大，意义非凡，不仅丰富了我国书籍的装帧形式，也促进了书籍由卷轴装向册页装的过渡。

4 旋风装——早期向册页装过渡的形式

旋风装又称龙鳞装，是由卷轴装演化而来。旋风装形式上和卷轴装一样，首先用一张长长的纸做底板，在底板的右端将第一页无字面整幅裱贴上，从第二页起每页正反两面书写文字，然后将第二页用一窄纸条粘在第一页左边无字处，余下的页数按顺序由右至左依次粘在上一页的下面。阅读时展开长卷，书页如鳞状排列有序，从右向左翻页阅读，阅后从右边卷首卷起长卷收藏。宋代张邦基《墨庄漫录》形容其“逐叶翻飞，展卷至末，仍合为一卷”。这种装订特点是外表仍为长卷，里面却是错落有致的书页，实为介于卷轴装和经折装之间的一种装订形式。

旋风装是为了解决阅读时翻检不便的问题，是在卷轴装的基础上加以改良的一种装帧形式，大约盛行于唐代，但没有形成规制。因此，旋风装是我国古代书籍装帧形式由卷轴装向册页装发展的早期过渡形式。

5 经折装——向册页装过渡的中间形式

经折装，又叫折子装。顾名思义，经折装应该是从折叠佛教经卷而得名。唐朝时期最盛行卷轴装的装帧形式。唐代是我国佛学的鼎盛时期，佛门弟子念经时盘禅入定、正襟危坐，如果使用卷轴装对诵经的僧尼们会造成诸多的不便。因此，一场对流行许久的卷轴装的改革首先在佛教经卷上发生了，即将本是长卷的佛经从头至尾依一定行数或一定宽度连续左右折叠，最后形成长方形的一叠，再在前后各粘裱一张厚纸封皮，一种新型的装帧形式出现了，这就是所谓的经折装。

书籍装帧形制发展到经折装，可以说已完全脱离了卷轴装的形式，几乎接近于册页书籍的装帧，因此说卷轴装是向册页装过渡的中间形式。

6 蝴蝶装——装帧形式进入了册页装阶段

唐代已有了雕版印书业，故原有的装帧形式（卷轴装、经折装、旋风装）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对文化的需求，这就必然促使书籍装帧以新的形式适应社会需求，因此蝴蝶装应运而生。

蝴蝶装又称蝶装，是由旋风装演变而来的，其装帧方法是将每张印好的书页以版心为中缝线，以印字的一面为准，上下两个半版字对字地对折，以集数叶为一叠，以折边居右戳齐为书脊，再在书脊处用浆糊逐叶彼此粘连。再预备一张与书页一般大小的硬厚一些的整纸，从中间对折出与书册的厚度相同的折痕，粘在抹好浆糊的书脊上作为前后封面，最后把上下左三边余幅剪齐，一册蝴蝶装的书就算装帧完成了。从外表看，这种装帧形式很像现在的平装书，打开时版心好像蝴蝶身躯居中，书页恰似蝴蝶的两翼向两边张开，犹如蝴蝶两翼飞舞，故称蝴蝶装。

蝴蝶装的特点是一页一版，改变了卷轴形式这一沿袭千年的书籍装帧形制，是书籍装帧的重大进步，标志着我国书籍的装帧形式进入了册页装阶段。但是，由于蝴蝶装有无字页面、易于脱落、造成掉页等缺点，一种新的在蝴蝶装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书籍装帧形式出现了，这就是包背装。

7 包背装——使用最久的册页形式

包背装发明的时间大约在南宋末，元代时特别盛行，明清时期的书籍装帧大多使用包背装，如明清时期的巨著《永乐大典》《四库全书》。

包背装的特点与蝴蝶装恰好相反，是反蝴蝶装倒折书页的方法，即将印好的书页正折，使版心所在的边朝左向外，使文字向人，并将折好的书页按顺序排好，将左边的折边对齐压稳，在右边框外余幅上打眼，用纸捻订起砸平，并将边裁齐并作书背，再用一张硬厚整纸作为封皮，用桨糊包背着，再裁去书的上下及封面的边沿，就成为所谓的包背书。包背书与现代的平装和精装书本非常相似，只是包背书是单面印刷，合页装订，并在书背内侧竖订纸捻以固定页；而现代平装和精装书本是双向印刷，折配装订，书背上横向素线以固定书页。由于包背书仅便于收藏，经不起反复翻阅，若翻阅的次数多了容易散乱，而且在制作上也相当复杂，因此人们就在书页的空白边上打孔（一般打三个孔），用线绳横索书背，再连穿下端的孔，最后用系扣打结的方法装帧书籍，这就是线装书了。

包背装比蝴蝶装先进很多，但用纸捻装帧、包裹书背的缺点一是不便于反复翻阅、容易散乱，二是不利于长期收藏保存。因此，一种更先进的装帧技术出现并且取代了蝴蝶装，这就是线装。

8 线装——古代最先进的装帧形式

线装书是我国社会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线装书装帧技术是我国古代书籍装帧史上的一次重大技术改革。

线装书的装帧特点是线装的折页与包背装完全相同，版心朝外，背面相对，不同之处是改整张包背纸为前后两个单张封皮，包背改为露背，纸捻穿孔订改为线订，装帧成册。早在南宋时期，线装书籍的形式就出现了，盛行于明清时期。线装书籍便于阅读，又不易散破，线装不仅解决了蝴蝶装、包背装易于脱页的问题，同时更便于保存和修补重订。线装是我国古代装帧技术史上最先进的书籍装帧技术，我国古代书籍装帧形制发展到线装形式，可以说已经到了精善完美的程度了。

特点：

1、纸色苍润，质地坚良，洁白厚实。笺则古香古色，柔韧而极薄，防霉防蛀。

2、墨色香淡，纸上墨色青纯，笺上墨色光泽如漆，虽水润而绝无漂迹。

3、字势生动，字画刻写古雅苍劲，宋刻字体有肥瘦两种。

4、早期宋版大多为白口，墨栏单边，其后双边渐多，分四周双边和左右双边。版心上记载字数、书名、卷第、刊工姓名，书名通常在鱼尾下。行宽字疏，行格多用乌丝栏，行字不等。

5、书中文字大多避皇帝讳，尤其是内府和官府。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崇尚自然和山水情绪的发达时期。由于对山水的亲近和融合，逐渐把笼罩在自然山水上的神秘面纱掀开，由作为神化偶像转变为独立的审美对象。

由对山水的自然崇拜转变为以游览观赏为主要内容的审美活动，从而促进了文学、艺术、园林、赏石等各种艺术形式的发展和转变。

这时最大的特点，就是描绘、讴歌、欣赏自然山水成为时代的风尚，在向大自然倾注真感情的过程中，努力探索山水美的内蕴。

诗人、画家进入自然之中，将形形色色的自然景观作为审视对象；独立的山水画也孕育形成，陶醉于自然山水欣赏，体悟形而上学的山水之道。

宗炳是我国最早的山水画家，在440年写成《画山水序》。他一生钟情自然山水，以静虚的心态去审美山水，主张“山水以形为道”。

宗炳以名山大川作为审美和绘画对象，如《画山水序》云：“身所盘桓，曰所绸缪，以形写形，以色貌色。”主要强调写意、绘形，借物以言志，状物以抒情。

先秦时期儒家以自然山水比拟道德品格，山水被赋予一种伦理象征色彩，魏晋南北朝时期则完全冲破了“比德”学说的范畴，全面反映出人们对自然美认识的深化和普及，形成这个时期的包括赏石文化在内的大众审美特点。

山水诗和绘画一样蓬勃兴起。谢灵运是我国山水诗的开创者，“山水籍文章以显，文章亦凭山水以传”。他在《泰山吟》中写道：岱宗秀维岳，崔嵬刺青天。咋愕既险献，触石辄迁绵。

诗中从游览角度出发，写出了具有神话色彩的泰山石的特点。

在民间赏石的基础上，到了魏晋时期逐渐形成一定的规模。当时流行石窟雕琢，园林石进入到庭院，著名诗人陶渊明酒后常醉卧一块巨石上，后人将此石称为“醉石”，宋人程师孟作诗道：

万仞峰前一水傍，晨光翠色助清凉。谁知片石多情甚，曾送渊明入醉乡。

这是文人最早题名的石头，描述了秀丽宜人的山水风光，表达了对石头的钟爱之情，因此才有了陶渊明伴着石头喝酒入睡的传说。

从陶渊明老宅过大道行约一里地有座山，顺坡而上，见绿荫环抱中有一亭，亭上匾额书《醉石亭》3字，转过一个山坳，一块大石突现眼前，就是名闻天下的陶渊明醉石。

醉石上方山泉汩汩流淌形成小溪，这就是清风溪。溪水在大石旁汇成池塘，就是濯缨池。屈原《渔夫》说：“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濯缨当出此处，有高洁之意。

醉石长3米余，宽、高各2米。醉石壁上有1050年欧阳修等3人联名题刻。绕到醉石后面，有碎石可助攀登。醉石平如台，遍布题刻诗文，醉石上面左下方有朱熹手书《归去来馆》4个大字。大字上方有一行小字，为嘉靖进士郭波澄《题醉石》诗：渊明此醉石，石亦醉渊明。千载无人会，山高风月清。石上醉痕在，石下醒泉深。泉石晋时有，悠悠知我心。五柳今何在，孤松还独青。若非当日醉，尘梦几人醒。

《南史》中甚至记载，陶渊明“醉辄卧石上，其石至今有耳迹及吐酒痕”。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奇石之称谓也始于那个年代。南齐时，文惠太子在建康造“玄圃”，《南齐书》记载园内“起出土山池阁楼观塔宇，穷奇极力，费以千万。多聚奇石，妙极山水”。奇石一词在这里首次出现。

再如东晋名士、平北将军参军顾辟疆，在苏州西美巷的私家园林中收罗了许多奇峰怪石，成为当地之盛景。此为史载第一例苏州私人园林。

一：以四部分类

二：按所有者：A：有的记载自己藏的书，名为《藏书志》

　　　　　　　B：有的记载自己见过的书，不一定是自己拥有的。名为《经眼录》

三：按内容分类，如：《禁毁书目》、《中医古籍目录》、《农业古籍目录》

公元前403年，韩、赵、魏正式三家分晋，也即周威烈王正式册封魏国、韩国、赵国这三个诸侯。其中，就赵国来说，先后在晋阳（今太原）、中牟（今鹤壁）、邯郸（今邯郸），公元前372年又立信都（今邢台）为赵之别都。其中，就晋阳来说，就是在今山西省太原市一带。太原西、北、东三面环山，中、南部为河谷平原，整个地形北高南低呈簸箕形。海拔最高点为2670米，最低点为760米，平均海拔约800米，市区坐落于海拔800米的汾河河谷平原上。太行山雄居于左，吕梁山巍峙于右，云中、系舟二山合抱于后，太原平原展布于前，汾水自北向南纵贯全境。

由此，非常明显的是，晋阳在地理位置上具有易守难攻的特点，这也是晋阳之战中，赵氏可以在晋阳这座城池长期坚守的重要原因。相对于易守难攻的晋阳，地处中原之地的邯郸，则是易攻难守。那么，问题来了，赵国为何舍弃易守难攻的晋阳，而选择定都邯郸呢？

一

首先，春秋时期，晋国大卿赵简子家臣董安于在太原盆地北端晋水北岸，悬瓮山东侧修筑晋阳城。公元前454年，智伯率韩、魏二家围攻晋阳（今山西太原市南晋源镇），赵襄子坚守城池，并策反韩氏、魏氏二家共同灭智氏。公元前453年，赵、魏、韩三家瓜分了智氏的领地。由此，非常明显的是，晋阳这座易守难攻的城池，直接关系到了赵氏的存亡。如果在晋阳之战中，晋阳被智氏攻破的话，那么战国七雄自然就没有赵国的一席之地。

可是，在三家分晋之后，赵国还是选择定都邯郸，而不是晋阳。究其原因，主要分为以下几点。一方面，赵国，更准确的说是赵氏，之所以在晋阳定都，比较靠近晋国的都城所在地，并且有助于和其他卿大夫家族争夺晋国大权。公元前585年（晋景公十五年），晋景公迁都于绛山之北汾河、浍河会合处的新田，称之为新绛，晋国最后的都城在屯留。对于晋国来说，都城长期在今山西省一带。

二

在此基础上，赵氏定都晋阳，自然更加靠近晋国的都城，这便于赵氏往来于晋阳和晋国都城之间，也有助于赵氏和魏氏、韩氏、智氏等晋国的卿大夫争权。所以，同样的道理，在春秋末期到战国初期，魏国和韩国，也曾定都在今山西省一带。不过，三家分晋后，赵国需要逐鹿中原，相对于晋阳，邯郸显然更加靠近河南等中原之地。邯郸市位于河北省南端，太行山东麓，介于北纬36°20′～36°44′，东经114°03′～114°40′之间。西依太行山脉，东接华北平原，与晋、鲁、豫三省接壤。

在战国时期，比较繁荣的城市，很多都在今河南省、山东省一带，比如魏国大梁，宋国定都、商丘，齐国临淄，韩国新郑等。对此，在笔者看来，邯郸在地理位置上要比晋阳更加靠近这些城市，也有助于赵国争霸中原之地。因为这一原因，不仅赵国迁都邯郸，魏国也曾安邑迁都到大梁，也即今河南省开封市一带。

三

另一方面，就赵国都城邯郸来说，西北部中山区、西部低山区、中部低山丘陵区、中部盆地区、东部洪积冲积平原。并且，邯郸东接华北平原，也即靠近粮食产地。在春秋战国时期，粮草供给对于各个国家的影响，无疑是非常大的。如果赵国在远离粮草产地的地方定都，这显然会增加运输成本，也会带来不必要的风险。

同时，邯郸蕴藏有种类繁多的矿产资源，是全国著名的煤和高品位的铁矿石产区，被誉为现代"钢城"、"煤都"，拥有丰富的"两黑"——煤、铁资源，煤炭和铁矿石储量分别达到40亿吨和48亿吨。对此，在笔者看来，这些矿产资源，也是赵国非常重视的资源。据文献记载，春秋中、后期即公元前7至6世纪左右，我国出现和使用了铸铁。这种铁是用"生铁冶铸法"冶炼的，产铁数量多、杂质少，质量较好。因此，这些矿产资源有助于打造武器装备，从而增强赵国士兵的作战能力。

四

最后，除此之外，赵国定都邯郸，也是为了更好的对付中山国，并和魏国、齐国、韩国等战国七雄争霸中原。在战国时期，中山国可谓赵国的心腹大患。在赵武灵王即位以前，中山国就依持齐、魏两国的支持，袭扰赵国，成为赵国的最大威胁，所以当时的赵武灵王有感而言："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东有胡，西有林胡、楼烦、秦、韩之边，而无强兵之救。"因此，赵国如果继续定都晋阳的话，由于距离中山国较远，想要消灭中山国，自然就不是那么容易了。而定都邯郸的话，无疑可以集中全力来消灭中山国。战国中期，赵国在消灭中山国之后，得以扩大自身的疆域，从而走向强盛。

有

以下出自《战国策》

张仪说秦王曰：“臣闻之，弗知而言为不智，知而不言为不忠。为人臣不忠当死，言不审亦当死。虽然，臣愿悉言所闻，大王裁其罪。臣闻，天下阴燕阳魏，连荆固齐，收余韩成从，将西南以与秦为难。臣窃笑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其此之谓乎！臣闻之曰：‘以乱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顺者亡’。今天下之府库不盈，囷仓空虚，悉其士民，张军数千百万，白刃在前，斧质在后，而皆去走，不能死，罪其百姓不能死也，其上不能杀也。言赏则不使，言罚则不行，赏罚不行，故民不死也。

今秦出号令而行赏罚，不攻无攻相事也。出其父母怀衽之中，生未尝见寇也，闻战顿足徒裼，犯白刃，蹈煨炭，断死于前者比是也。夫断死与断生也不同。而民为之者是贵奋也。一可以胜十，十可以胜百，百可以胜千，千可以胜万，万可以胜天下矣。今秦地形，断长续短，方书千里，名师数百万，秦之号令赏罚，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与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是知秦战未尝不胜，攻未尝不取，所当未尝不破也。开地书千里，此甚大功也。然而甲兵顿，士民病，蓄积索，田畴荒，囷仓虚，四邻诸侯不服，伯王之名不成，此无异故，，谋臣皆不尽其忠也。

臣敢言往昔。昔者齐南破荆，中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韩、魏之君，地广而兵强，战胜攻取，诏令天下，济清河浊，足以为限，长城钜坊，足以为塞。齐五战之国也。一战不胜而无齐。故由此观之，夫战者万乘之存亡也。

且臣闻之曰：‘削柱掘根，无与祸邻，祸乃不存。’秦与荆人战，大破荆，袭郢，取洞庭、五都、江南。荆王亡奔走，东伏于陈。当是之时，随荆以兵，则荆可举。举荆，则其民足贪也，地足利也。东以强齐、燕，中陵三晋。然则是一举而伯王之名可成也，四邻诸侯可朝也。而谋臣不为，引军而退，与荆人和。今荆人收亡国，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庙，令帅天下西面以与秦为难，此固已无伯王之道一矣。天下有比志而军华下，大王以诈破之，兵至梁郭，围梁数旬，则梁可拔。拔代码，则魏可举。举魏则荆、赵之志绝。荆、赵之志绝，则赵危。赵危而荆孤。东以强齐、燕，中陵三晋，然则是一举而伯王之名可成也，四邻诸侯可朝也。而谋臣不为，引军而退，与魏氏和，令魏氏收亡国，聚散年，立社主，置宗庙，此固已无伯王之道二矣。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用一国之兵，而欲以成两国之功。是故兵终身暴灵于外，士民潞病于内，伯王之名不成，此固已无伯王之道三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