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人对夏朝比较熟悉，对其他文明古国只有一个概念性的认识。他们能说分清楚夏商周，甚至尧舜禹，但对古埃及王朝更替如何、两河流域有多少城邦、古印度有多少诸侯，分不清楚。 于是在这种笼统性的认识下，出现了两拨半吊子： 半吊子剑宗认为，夏朝没有出土的最直接的证据性文献，也就是说甲骨文里没有什么对夏朝的记载，所以夏朝是不存在的。而对于古埃及、两河流域、古印度乃至古希腊，他们并不了解，只是简单地将其笼统地视为一个朝代或者一个整体。于是很严肃而装逼地宣布，四大文明古国是假的，中国开始于商朝，是晚晚的，落后落后滴。半吊子气宗认为，夏朝是有考古实物的，不但夏朝有，五帝时代也有。所以中国不但早早地，而且伟大伟大滴，中国的文明是黄帝、或者尧舜禹肇始的。

实际上，不单是中国，古埃及、两河流域、古印度都有类似的后世文献存在，但考古遗迹无法完全完全对得上号、或者记载文献出现于几千年后导致无法全部可信的朝代。譬如埃及第一王朝的著名法老美尼斯，这么屌炸天的人物。埃及第五王朝的法老名册石碑上居然都没有他……如果偏激一些说，美尼斯是可能埃及第十九王朝瞎编出来的。这就跟中国的三皇五帝的情况差不多，商朝人没有记载三皇五帝，周朝人却记载了，似乎就成了瞎编了。其实到底是不是瞎编的，谁也无法定论，所以就只能是争议了。而古印度的哈拉帕文明甚至还只有考古遗迹，没有一丁点文献记载。大伙都半斤八两。夏朝存在不存在，不影响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

三星堆遗址历次发掘出土的文物证明了古蜀国的存在、古蜀国的工业水平和图腾崇拜。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文物证实古代文献对古蜀国记载的真实性。在三星堆未发掘前，人们一直认为古巴蜀地区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地区，与中原文明无关，与中原文明几乎没有联系。

但三星堆遗址证明了古巴蜀国应该是中国夏商前后乃至更早时期重要的文化中心，并且与中原文化有一定的关联。

三星堆中最魔幻的就是众多青铜雕像，这些雕像铸造精巧，形态各异，众多青铜人面像中有三件著名的“千里眼、顺风耳”造型，它们不仅体形巨大，而且眼球明显突出，双耳更是极为夸张，长大似兽耳，大嘴也宽至耳根，他们有的唇吻三重嘴角上翘的笑容。

从三星堆遗址可以看出，古蜀国手工业发达，门类齐全，技术先进。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文物及丰富的文化遗产填补了中华文明演变序列中重要文物的缺环，证明了古蜀国是长江上游古代文明的中心，也是中国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也有助于探索人类早期政治组织和社会形态演变过程。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反映了古蜀先民对太阳和太阳神的崇拜，在古蜀人的神话意识中，青铜神树具有通灵、通神和通天的作用，甚至和《山海经》中的“时空门”描述相似，所以青铜神树也是中国宇宙树中最具代表性和典型性的伟大文物。

对太阳神的崇拜，是人类发展早期共同的文化心理，在世界各地的早期岩画和文物中，都有许多与阳光有关的图案或纹饰，而以铜像形式表现太阳的例子却很少见。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太阳轮一直是三星堆文物珍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它也是古蜀人民崇拜太阳的象征。

文物的史料作用 可证实文献之记载，校正文献之谬误，补充文献记载之缺佚。对无文字记载的史前社会，文物则是研究、恢复其社会面貌的实物史料。

文物的证史作用 中国古代文献是中国的文化宝库。而丰富多彩的文物，对古文献记载的证实，不仅增加了文献记载的真实性、可靠性与珍贵性，而且又增加了实物资料,成为文献记载的真实见证。从另一个角度讲,文物可以证明文献记载的历史将文献和文物密切结合,相互印证，对社会历史各个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会取得更好的效果。

文物与文献相互印证，相吻合者已不乏其例。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了商代的世系。河南省安阳殷墟出土的大批甲骨文中对商王世系的记载，经考证与《史记》记载基本相符《史记·孙武吴起列传》中,记载了孙武仕吴孙膑仕齐并各有兵法传世的史实,《汉书·艺文志》中也作了著录。此后,《孙子兵法》不传,众说不一。山东省临沂县银雀山汉墓中同时出土《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竹简，从而证明《史记》和《汉书》记载的正确，使自隋代以来的疑问和误传得以澄清。《后汉书·礼仪志》 中记载的玉柙 (玉衣)葬制，也由河北、江苏、安徽、山东、陕西、河南、广东、北京等地出土的完整玉衣或玉衣上的玉片及所使用的金缕、银缕、铜缕等得到证实。

文物的正史作用 在古代，有些史籍在传抄过程中出现错误，有些在流传中缺佚，有些被统治阶级删改等，这就使文物的正史作用有了极其珍贵的价值。它的表现是校正古籍记载之谬误，订正史传，纠正错讹。

在古代，金石学家以金石文字正诸史之谬误，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只限于金石，现在可利用各类文物中的资料订正文献记载。这就使文物的作用在更大的范围内得以发挥。

在地方志中对一些古迹的记载,由于时代的限制,缺乏资料，又未实地调查，往往以一些传说为据，使记载失实。随着文物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不少已得以澄清，如河北省磁县许多古，在地方志等古籍中称为“曹操七十二疑”，但经文物调查和考古发掘所获得的文物资料(包括墓志)证明并非曹操七十二疑，而是北朝墓群，是东魏、北齐的皇室及王公贵族墓地。

在古文献中，往往记载一些生产和生活器物的状况，这些记载又往往被认为是它们产生的时间，以导致错误。《韩非子》、《周礼》中，有关于髹漆的记载，有人据此认为薄板胎漆器出现于战国中期。实际上中国漆器出现于新石器时代，在浙江省余姚县河姆渡遗址即出土有漆器，商代遗址和墓葬中更有多处发现。这些出土文物，都校正了《韩非子》和《周礼》的记载。

文物的补史作用 对无文字可考的历史提供实物资料,以研究和恢复其历史面貌；对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则补文字记载的缺佚，以提供比文字记载更丰富多彩的资料。

中国的各种古籍，是研究不同时期历史的宝贵资料。但不可忽视的是正史和其他古籍，受阶级局限和当时条件的限制，有大量史实，特别是关于劳动生产者的史实并未被记载，使为数众多的史实失传，还有不少史籍在历史上散失不传，许多史实被湮没。同时，人类社会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整体，文献记载的史实，年代愈早的文献，记载的史实愈简略，甚或不予记载，这就使许许多多能说明社会各个方面的史实缺载。

各个历史时期丰富多彩的文物，完全可以弥补文献记载的不足。文物本身储存的信息，可以为研究不同问题提供真实可靠的资料。而有文字的文物,如甲骨文金文、竹木简牍、帛书、古写本、古印本、石刻等，更是直接记载了历史的不同方面，保存了大量历史资料，从而使人们得以了解某些方面的真实情况。湖北省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 5种秦法律文书竹简，其内容远远超过了李悝《法经》的范畴，已具备刑法、 诉讼法、 民法、军法、行政法、经济法等方面的内容。湖南省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中出土的帛书中，有5种医书，成书年代都早于《黄帝内经》，在内容上没有五行学说的痕迹，填补了中国早期医学史上的空白。

文物的史料功能 文物作为实物史料，其证史、正史、补史的作用是开展科学研究，发挥文物作用的第一步。在完成第一步工作之后，还要运用这些可信而翔实的资料，研究历史，促进科学文化艺术的发展和经济建设。

文物史料对专门史的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农业史、畜牧业史、 纺织史、 陶瓷史、冶金史、建筑史、交通史、天文史、雕塑史、医药史等专业史的研究，都离不开文物史料，特别是原始社会无文字记载，只有依靠文物史料。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对文物的物质成分和所储存的信息了解的越来越清楚，可为专门史的研究和撰写提供更加详细和精确的资料。文物作为有形的物体，在绘画、雕塑等一些专门史的研究中，是十分形象生动的实物史料。它比文献资料有更加特殊的价值。

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形式方面，文物同样具有特殊价值。在研究中只依靠文献资料，只作文字描述，不易给人一个形象概念，若增加文物史料，插图与文字配合，人们一看就清楚了。人们从古建筑、绘画、雕塑等形式上，就比较容易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形式。

古代文物可为发展中国科学技术和物质文明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分析研究古代文物所储存的科技信息，是借鉴的重要内容。对古代文物所具有的物质形式，可在研究其科学性的基础上，不断创新。

中国古代有许多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在历史长河中被湮没。但运用这些技术所创造的物质财富有些在考古工作中被发现，其中有的经整理研究，用现代科学技术分析检测，已获得了储存在文物中的科技信息，成为发展今日科学技术的借鉴，或为经济建设提供了科学依据。中国文物中有大量文物本身就是当时科学技术发展的成果，蕴藏着当时的科学信息。对这一类文物的深入研究，特别是用现代科学技术进行分析研究，会为发展今天的科学技术提供信息和资料。古代的天文文物和冶金、水利、建筑等方面的文物都程度不同的包含了古代的科学信息。在战国时期使用失蜡法铸造铜器，汉代使用土法生产球墨铸铁等，都属于这一类。

借鉴与促进艺术发展 文化艺术的发展离不开借鉴。任何时代、任何地域的文化艺术都是在学习前人积累的知识和文化艺术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如书法、绘画艺术，就是在学习前人作品(许多已成为文物)、借鉴前人优点的基础上，创作出具有时代风格和个人艺术风格的。书法、绘画艺术的发展是这样，其他文化艺术也莫不如此。

■李世民的衣冠冢遗址确认、发掘出了长孙皇后墓葬及生前守陵的宫人墓葬

2003年隋唐史学者、昭陵考古队队长张建林掩饰不住他的喜悦，刚刚发掘出了昭陵的寝宫遗址，遗址由一个近似方形的围墙把它围起来，里面有大型的建筑基址。寝宫实际上是唐代进行昭陵祭祀的最主要的场所，里面放置着唐太宗生前所戴的帽子、所穿的衣服和用过的器具。常年供奉的珍馐佳肴、灯烛蜡台等也放在寝宫里。唐朝后世皇帝亲谒昭陵的时候，先要让衣冠出游，就是抬着衣服和帽子，出来普照天光游行一圈又放进去。大批的守陵宫人生前也住在寝宫。宫人就是李世民生前的宫中妃嫔亦无子者，天子薨后被胁迫到昭陵来。宫署所在地、护卫陵园的将士也驻扎寝宫附近。

唐朝的石刻廊房基址里面，还发现了清代祭祀的大殿遗址。此遗址的地下80公分处叠现了唐代柱石。对于这些唐代柱石，若本来就在此，那上面原来是什么样的建筑和用途；若是后世借用唐柱，又是从何迁来，还有待继续考证。

这次勘探对昭陵“以山为陵”的“九嵕山”上的九洞有了更准确的认识，这些洞是墓的可能性得到确证。其中一个规摸较大；另外八个是小洞，规模较小，里面陈设简单，所放的东西也不讲究。过去学者认为这些洞是千年前修筑陵园的匠人生前所住之地，但在皇帝陵山上，为了工匠们居住方便，就近凿洞是破坏风水的，结合出土的物品推测小洞是宫人墓。

大洞更加肯定是墓葬了，墓葬所需要的元素它基本都有，洞口朝南，紧接着是墓道、墓室、墓室里面是棺棚，墓室顶部穹隆顶画着壁画，这些特征都符合墓的要求。长孙皇后临死嘱咐唐太宗，要俭薄：“请因山而葬，不需起坟”（《旧唐书》卷五）。昭陵博物馆副馆长李浪涛说，这次发现的石山上最大凿洞墓葬，应该是长孙皇后的，她于贞观十三年仙逝，后贞观二十三年，李世民驾崩时，长孙皇后与太宗皇帝一起重新合葬在了昭陵的地宫。此墓从此就荒了下来，形成一个空洞墓。

另一个重大的新发现就是昭陵东北角的又一丛葬窑，这个窑是用石头堆起来的，共两层，四孔窑洞，里面有铠甲马、陶人等。汉景帝杨陵有丛葬坑，秦始皇陵墓有兵马俑坑，那么以山为陵的昭陵就以“石窑”来置陪葬品。过去于一九六五年做过一些调查，这回彻底把此石窑清理出来了，结构也弄清了。窑最深处八米，做工非常精细，石头打磨得有大头小头，大头七寸，小头五寸；结构极其严密，连缝隙的灰缝都撬不下来，验证了史书上说的“糯米汁共白灰偕浇注”。汉杨陵随葬坑共有81个，昭陵发现类似陪葬窑8座，陵山上其它地方是否有还待继续查探。 ■北司马门为隋唐最大殿堂式门址，铁栅栏隐秘水道现世，三处遗址扩延唐祭坛范围

过去人们对皇陵门的理解就是一个门址，绕着围墙，然后是一段门阙。昭陵考古队队长张建林说，实际上远远不是人们想得那般简单，刚刚全部清理出的唐代昭陵北司马门和北阙的基址，证明它是一个建筑群体，且是祭祀性的，由门阙、列戟廊、廊房、门址、围墙等构成。被专家才恢复原位的唐门墩石遗址，旁边为柱石和门框，两个柱石分隔成了三门道，即北司马门，连着围墙成内八字形。昭陵考古队副队长王小蒙说，因为明清帝王为昭陵建的北门是在唐废墟上筑的。所以的发掘，顺理成章地知晓了明、清两朝的昭陵北门建筑群的总体布局、结构和功，它们先是碑刻、再是金石、最后是陵园内部建筑。

参与发掘的昭陵博物馆副馆长李浪涛则说，从出土遗址的性质还可以判断出，北司马门是殿堂式的门址，是全国隋唐建筑遗址的第二例发现，另一例就是长安城大明宫内城门，其它的唐代门址基本都是过梁式的，拱圈式的门是在宋代以后才出现的。而且，北司马门体量比大明宫内城门大———大明宫的门址是三台阶，昭陵的门是五台阶，所以此陵门对唐代建筑甚至中国古代建筑史的研究有了格外的“分量”。

北司马门里的建筑主要是唐朝石刻长廊，过去没有发现过。由于西侧的地势比较高，这处的石刻屋顶建筑基址保存的相对完好一些；东侧由于比较低，除了清代围墙以内的遗址，基本上都破坏掉了。但可以比照西侧，把东侧的还原回来，因为建筑原则是不能改变的。

令考古人员欣喜地还有，北司马门里发掘出了唐时水道，主渠外有副渠，既能排墙顶、门庭雨水，又能泻山洪。这条保存完好的水道里，最称奇的是竟与一暗水道相连，道口用了五块石条上下左右撑起来，暗道中间还用6根铸铁竖成栏杆，既能起支撑作用，又能阻隔柴草漂浮物，还能挡盗贼从水洞潜入陵园；暗道里面还发现了一块山字型的砖，作为一个“山”柱子支撑，与桥梁很相似，减压分水。张建林说，暗水道做得如此讲究，关中的大型唐代建筑里，是首次发现这种铸铁栅栏的出水口；就全国来说，这种暗道只在扬州的唐城里面发现过，其它地方再没见过通例。最不可不佩服的是，暗道里面的铸铁栅栏千年水中流蚀，出土时竟然没有生锈，唐人防锈技术可谓高矣。此暗道的七级台阶，可以把大量的雨水减缓，以免对栅栏和墙基造成冲击，设计相当巧妙。

这次发掘的实物，纠正了一些古代典籍、学者对昭陵认知上的偏差。古籍上记载昭陵“北为玄武门，南为朱雀门”，但北司马门的发掘，改变了此误传，“朱雀门”与“玄武门”之名学者以讹传讹所致，昭陵南门应该叫“南司马门”，陵园门一般是对称而名的。张建林进一步分析，以“方位四神”取陵门名是不符合大唐皇家礼仪的。除了北司马门遗址，考古队另发现了三处唐迹，年代都稍晚一些，是德宗时对昭陵进行了一次大的维修后所留，从所出的烧灰、陶器、陶罐来看，“生活痕迹”明显。这三处出土遗迹，扩延了对昭陵祭坛的划限范围，过去以为的北阙、北司马门和列戟廊就是完整的祭坛，但这些遗迹都在列戟廊之外了，向东、西伸展了。 ■首次发现昭陵六骏的原始鬃丝、六骏原始基座，美国学者专程来看

“自从昭陵六骏1914年离开这个地方以后，这是首次本年度内陆续发现与六骏有关的一些东西”，张建林说，“除了六骏的残块以外，还搞清了昭陵六骏排放的原始位置和原始架构。”昭陵六骏都有基座，每个座都由三层组成。当年唐太宗下葬时为了使六骏显得醒目，座基是非常高的，复原高度距现在地面足1米多。当晓知昭陵六骏的文物出土了，宾夕法尼亚大学东方部负责人周秀琴万里迢迢来昭陵考察。

今人看到的六骏被盗窃前的基座，其实不是唐朝时六骏的原始基座。清朝时把唐代的六骏从原始位置移动了，同时基座的上层也一块跟随移动，并被重新摆成了一堵紧连的雕壁。而此次发掘的唐代原始基座显示，当时每匹马是分开的，因为原始基座的下层并没有移动，而它们之间是阶梯间隔的。原始基座位置的确定，把一些前代学者论述的昭陵六骏曾经在第四台阶地上摆放过的看法颠覆了，六骏一直就在第五台阶，第四台阶的存痕只是在漫长的岁月中被风雨冲下的滚落残片。

当年，文物盗贩为了方便搬运，把六骏打成了几块，这就是后人以为的“六骏是在那时才被破坏的”。从此次发掘的情况来看，实际上六骏早在唐末五代就有一些残损，但可能残损程度没盗运时高。今年出土的“什伐赤”蹄腕部分，应该在很早的时候就发生了，那些茬口仍棱角犀利。还有前不久出土的一片残块是“青骓”右前腿的膝盖部分，一千多年了，一直埋在地下，所以它表面没有任何的风雨剥蚀，膝窝部分的毛一丝一丝毕现，而如今不论西安碑林的四骏，还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的两骏都看不到如此的毛丝，这对于后人感知昭陵六骏的原始风貌提供了珍贵的依据与见证。 ■出土十四国蕃郡长像，其写实雕刻对少数民族与唐朝融合历史有重大认知价值

此次发掘的一些石质头像、基座、片块，其中残块共九片，仅高昌王一人就三块，对立于昭陵的“十四国蕃郡长”，有了更加精确的认知和诠释。其中里面有四个突厥部落可汗。史书上记载，李世民熟悉胡人的生活习俗、战术，打突厥人非常得心应手，突厥人遂对李世民非常敬畏，尊称为“天可汗”。丝绸之路的四个王国，从汉到唐一直是中原与外国贸易、文化交流的枢纽地，唐初就把这条路彻底打通了。还有一些更远的政权，如南亚的婆罗门，当时李世民借吐蕃与尼泊尔的兵把它的国王俘虏到了长安。再有一个林邑王，越南南部一带的国王。还有新罗（朝鲜半岛）乐浪女郡王，及游牧在青海、甘肃一带的王国。除了东南海外之国，可以说十四个酋长国是唐王朝核心统治区的周遍所有政权的总和，包括有突厥可汗、吐蕃赞府、于阗王、焉耆王、高昌王、薛延陀可汗、吐谷浑可汗、龟兹王、林邑王、新罗乐浪女郡王、婆罗门王等。

李浪涛说，这些重新见阳光的“郡王”的另一重要价值，从美术史的角度来讲，它们是“写实性”的。每个王都写清了他的祖述、名字，这样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差异，部落和部落之间的差异，作为单人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差异，在石像上都表现得淋漓尽致；十四国蕃郡长有戴长帽的、有卷发的、有直发的。本次考古发掘还确定了十四国蕃郡长的分布，自北宋以来，对十四国蕃郡长谁在东边、谁在西边一度混淆，甚至把一个人的名字分成两个人，根据基座与石像的成功对接，已经把西侧的人确定了，西侧是西北少数民族，比如吐蕃赞布、高昌王、焉耆王、于阗王、薛延陀可汗、吐谷浑可汗、龟兹王。而这些归附唐朝中央的国王清晰的“祖述”石刻文，对于研究唐王朝与周遍地方政权的交往有重大的历史价值，甚至弥补一些史料空白。

清代建祭祀大殿的时候，把唐时的屋子面积缩小了，这样十四国蕃郡长像就晾在外面了，仅把昭陵六骏用廊坊盖了起来。而重新面世的蕃郡长基座显示，十四国蕃郡长与六骏一块本来放在七间房内的。 ■昭陵东、西两门成悬案，昭陵地宫虽五代被劫，但文化珍宝依然会有

《长安志图》记载：“以九嵕山山峰下的寝宫为中心点，四周回绕墙垣，四隅建立楼阁，周围十又二里”。令人遗憾地是，还没有发现昭陵的东门和西门，以及围绕整个陵山的墙垣。如果有东、西两门的话，门的建筑肯定毁掉了，但对门阙来讲，它有两个土堆遗址，比如它封土的砖瓦应该有所保留，但到今天依然没有发现。以昭陵一前一后的两个陵园来类比，献陵的四个门都有，乾陵的四个门也有，单单九嵕山上没发现，给学人留下了巨大疑问。

昭陵其年修筑时，文献描述，在南面山腰凿深75丈为地宫，墓道前后有石门5重；墓室内设东西两厢，列置许多石函，内装随葬品。五代军阀温韬盗掘昭陵也目睹“从埏道下见宫室制度，宏丽不异人间”。这都可想象这个“山下宫殿”内部寝殿层层窍深和宏丽的情景。宋初开宝四年，宋太祖让地方官员对被盗掘过的前朝关中帝王陵的墓统统进行掩埋、修缮。九嵕山是高耸天宇的石质山，一旦洞口被盗开，只有一种办法可以掩埋，就是把上面的石头炸掉，用乱石头把墓口封住。经过千年的沉积，整座山到处灌木丛生，野草遍布，根本找不到地宫洞口。但是，时人皆知昭陵在凿玄宫的时候，是在一条险峻栈道上开挖的，所以应该在陡峭的崖壁上。张建林说，盗窃过并不意味着昭陵地宫里面再没有其它东西，像壁画、陶俑，包括一些金银器洒落或者遗失在墓都应是基本的遗存，石棺椁、石棺床、墓志铭、陶俑也是绝对有的，盗墓人对这些不感兴趣。再说，诸多王陵历史上被屡次盗窃，如今不也发现了许多文化珍宝吗。对于是否开挖昭陵地宫，大家一致认为，抢救性的发掘陵园地面濒临消失的文物遗址已经很繁复芜杂了，根本没有精力去勘探皇家地宫；当今的保护技术还没有能力把一些珍贵出土文物进行有效保护，所以也不应该轻易去发掘昭陵地宫。

这座皇宫便是元大都皇宫 。元大都皇宫前后总共历时约二十五年，动用了数不胜数的劳工才修建完成。 但由于现在的可以水平有限，几乎是不太可能完全发掘出来的，所以只能在慈宁宫西侧宫墙的外围，建立了一个比较小的元大都皇城遗址，开辟了一个比较小的博物馆。

尽管回族主体的形成是到了元代才开始的，到了元代之后才有大量的被称为回回人的中亚各族穆斯林的东迁，但从共同的居住区域门“蕃坊”人共同的语言（通用汉语并夹杂有阿拉伯语或波斯语等词汇入共同的心理素质（属穆斯林）和共同的经济生活（大多数经商）来看，唐宋时期与汉族和其他民族互通婚姻的“五世土生蕃客”们，或者说两往后出生的六世、七世、八世蕃客后裔，虽不能与今天的回族完全相一致，但按早期回族来理解也是比较准确的。因为在元代之前，这些早期回族的人数已具备相当规模。在宋元之交的词家周密的《齐东野语》中记载着1236年（南宋理宗瑞平三年）蒙古军进攻襄阳时，宋襄阳的宋军中有回回兵。周密的《癸辛杂识》续集下《盗马踏浅》条，记载着1274年（南宋度宗咸淳十年）蒙古军渡江南时，宋军中的回回兵，常从江水浅处潜渡至江北盗蒙古军马，有时所盗马多至三、四百匹。从所盗马数可知此兵不在少数。另据宋无名 氏《昭忠录》记载：“1235年（南来理宗瑞平二年），蒙古太子阔瑞率兵五十万，由宝鸡南面的大散关南攻。宋将曹友闻率兵在西州（今陕西勉县）南大安（今宁强县北人鸡冠山、回回寨一带拒战

曹友闻是甘肃天水人，为宋初名将曹彬之后，先任天水军教授。1234年蒙古军灭金后，宋政府令曹友闻招募忠义军备防。曹所招的兵中有一部分是投降蒙婢的金将武仙、汪世显部下的回回西夏十八族中不肯投降的官兵。蒙古军灭西夏在1227年，在此之前的一个长的时期中，说明西夏境内已形成了早期的回族。所以，《昭忠录》中记载曹友闻所招募的忠义军中有回回兵，且称之为族，是有一定道理的。当时官都曾消灭蒙古军10余万，从中也可估计出回回兵不在少数，再加上已有回回寨的地名。说明回族确实已初步形成。另外，由于北宋时西夏本身占据着丝绸之路的大动脉河西走廊，所以中外商人中穆斯林很多。早在10世纪前半期，伊斯兰教的呼罗珊王阿布·哈森·纳沙尔（913—942年），曾企图杀掉在撒马尔罕的五百摩尼教徒，高昌回鹘王知道后，派人警告说：“在我国中伊斯兰教三倍于在你国中的摩尼教徒J果你们杀死一个摩尼教徒，我将把国中的伊斯兰教徒加以监视，甚至杀了。”（见阿拉伯人奈丁《群书类述入马苏第《黄金草原》、福虑格尔《摩尼师及其著作》等书》事情发生在五代时期。说明紧连河西走廊的吐鲁番等地，已分布有大量的穆斯林。]元曲中有演宋、夏战争的《狄青复夺衣袄东》一剧，剧中就有河西回回兵。在西夏灭亡（1227年）不到半个世纪时，马可波罗来到河西走廊，当时敦煌、张掖等地都居住着伊斯兰教徒。所以有的学者认为，中原回族形成的时间不迟于十二世纪晚期，而长安等地回族的形成可能更早些。这种观点不无道理。

在元代以前形成的早期回族的问题上，这里需要补充两点。一是由于唐宋时期的早期回族和回族先民形成回族的条件和机遇没有元代那样的大环境优越，所以当时许多穆斯林的后代，包括“五世蕃客”们汉化的现象比较严重，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事实却是存在的，包括许多早期回族穆斯林的后代，甚至这些有阿拉伯、波斯血统的回族名人本身就有浓郁的汉文化气息，由于当时这些后代与伊斯兰文化联系不多，所以受汉文化影响大，相当一部分的唐宋穆斯林后代（包括穆斯林名人的后代）融人了今天的汉族。还比如，在西安近郊的汉族中，康、安、曹、米、何等姓为数不少，古代就有人研究其得姓渊源的。如《通鉴》卷248武宗会昌六年条有“夏州节度使米暨”，注：“米姓出于西域康居，枝庶分为米国，复人中国，子孙遂以为姓。”

又如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说：“西域米国胡人人中国者，因以为姓。”近代也有人对西安汉族中的康、曹、史、安等姓氏进行过研究，认为皆出于九姓胡。而从明清两代在西安地区留存的有关回族伊斯兰教的碑石看，立碑人多为安、石、米、何等姓。另一方面，西安回民中安、米、何姓较多，至今仍为大姓。而在西安近郊的一些地名中，有南、康村、史家湾、曹家庙、南J何村等，而米家崖、东、西曹里村在清末回民起义迁出前一直都是回族村可见早在唐宋时期，由于互通婚姻等原因，就形成了“回回中有汉人，汉人中有回回”的局面。二是按照阿拉伯、波斯中亚等地商人在中国长期发展的情况看，逐渐在中国形成一个新民族是完全可能的。但回族整体和主体的全面形成却是由于蒙古贵族的西征，回国人的东迁，从而构成回回民族今天的大体框架和结构分布，所以说，今天回族的祖先不只是唐宋穆斯林商人的后裔，更多的则是蒙古西征军强迫东移的大量的穆斯林后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