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是相对于“今”而来的，未采用现代印刷技术印制的书籍，皆可称之为古籍。 当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将文字刻写在特定形式的材料上，借以记录知识、传播思想，图书才开始出现。在《中国古籍编撰史》中提出图书必须具备以下六个构件：

（1）知识信息； （2）著作方式；

（3）文字；

（4）物质载体；

（5）文字制作技术；

（6）装订形式。

以这六条标准来衡量诸多图书起源的几种说法：“陶器说”过分强调陶文的作用，但陶文是可有可无的装饰品；“河图洛书”只是出自荒古的神话传说，不足为凭；甲骨、青铜、石刻均不能称之为图书。

著名书史学家钱存训指出：书籍的起源，当追溯到竹简木牍，编以书绳，聚简成篇，如同今日的书籍册页一般。

先解释“古籍”的“籍”。“籍”在这里就是书，“古籍”是古书的雅称。什么样的东西才算书，殷商时龟腹甲、牛肩胛骨上的文字只是占卜后刻上去的卜辞，并未构成书。商周时青铜器上的铭文即所谓“金文”是王公贵族们对铸器缘起的记述，尽管有时为了夸耀自己的功勋，文字很长，但其性质仍和后世纪功颂德的碑刻相近似，也不能算书。中国殷商时已开始在竹木简上写文字，《尚书》的《多士》篇里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册”的古文字就像两根带子缚了一排竹木简，“典”则像以手持册或将册放在几案上面。但这种典册在殷商时仍不是书，而只是诏令之类的文字，保存起来犹如后世之所谓档案。到西周、春秋时，档案留下来的就更多了。西周、春秋时人做了不少四言诗，草拟了贵族间各种礼仪的节目单或细则；还有周人用蓍草占卦的卦辞、爻辞；春秋时诸侯国按年月日写下来的大事记即“春秋”或“史记”。这些，都归祝、史们掌管。其中除大事记是后来史书的雏形外，其余所有的仍都没有编成书，只能算档案，或称之为文献。到春秋末战国初，学术文化从祝、史手里解放出来，孔子以及战国时的学者才把积累的档案文献编成《诗》、《书》、《礼》、《易》、《春秋》等教材，作哲理化的讲解。这些教材叫做“经”，讲解经的记录编写后叫做“传”或“说”，经、传、说以外的记载叫做“记”。同时，战国各个学派即后人所谓先秦诸子也有不少论著，并出现了自然科学技术方面的专著。这些经、传、说、记和先秦诸子论著、科技专著才是中国最早的书，最早的古籍。《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最早的书也就是这一批古籍。以后收入列朝公私书目属于经、史、子、集的各种著作，在今天也被公认为古籍。 学术观点：中国有6000年的文明史，图书作为重要的标志文明的牌记，与中国古老的文明社会并驾齐驱发展着。从壁石、钟鼎、竹简、尺牍、缣帛到纸张，无一不向社会传播文明，传递知识。但久经改朝换代、天灾人祸，能保留下的古书少之又少。所以，古书收藏爱好者认清古籍中孤本、善本、珍本的界定是非常有必要的。孤本的概念比较清晰。凡国内藏书只此一部的，未见各家收藏、著录的，一概称为国内孤本。珍本与善本的界定，历来为版本鉴定学者所争论。宋效先老师曾在1987年发表论文指出：“珍本是比较稀见或比较珍贵之本，善本是凡内容有用，流传稀少，校刻精良，具有文物、学术或艺术价值之本。”而在李致忠老师的观点中认为：在西方人的观念里和词汇中，“善本”就是珍贵的、值钱的、罕见的传本，这实际上是以“珍本”概念替代了“善本”的含义。时代久远，传世孤罕的书籍，自然珍贵。甚至虽有明显的文字讹脱，反被视为珍贵版本，这在古今中外都有实例可举。本来“珍”并不等于“善”，罕见的东西并不一定真好，可是谁也不会把珍贵的东西视若粪土。这就在实际上把“珍”、“善”合流了。彭令先生认为，从广义的角度说，凡是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人民的古籍精品，都应视为珍本；珍本与善本的核心价值都是文献价值，文物价值为基础，文物价值主要是在确定古籍的真赝、年代、版本的基础上得出的，艺术价值对于古籍来说是形式。文物价值、文献价值与艺术价值都高的古籍，无疑是善本；有时候，对于某种价值特别突出的古籍，也应视为善本。 中国古籍传统的分类法采用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四部下再细分为四十四类：

经部，以儒家经典及其释作为主，例如《御笔诗经图》，也收录古乐、文字方面的书籍。

史部，主要收录各种体裁的史书，另纳入地理、政书及目录类图书。

子部的范围比较广，诸子百家、算术、天文、生物、医学、军事、艺术、宗教、占卜、堪舆、命算、笔记、小说、类书等，皆入子部。 集部，则录诗文集、文学评论及词曲方面的著作；个人著作称“别集”，集体创作称“总集”（例如：《六家文选》）。 中国印刷术的演变：

雕版印刷发端于唐代，宋代以后成为传统中国图书制作生产重要方式。较早的雕版，一次只能印出一种颜色，称为“单印”；若将规格完全一样的几块版面，分别在不同的部位着上不同的颜色，重复迭印，就可产生二色、三色、四色，甚至五色的效果，称为“套印”；以套印技巧印制的书，就称为“套印本”，是中国古代最具特色的彩色印刷术。活字印刷术是用铜铸或木造成一个个独立的字体，再拼成版面印刷（图4《御制数理精蕴》），乾隆皇帝将宫中以木活字印刷的书称为“聚珍版”。石板印刷是西洋技术，在清末传入中国，因有快速、价廉的优点，很快地通行起来。 古籍的结构是指一部具体古籍外在形式和内容的各个组成部分，在流传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特定的名称。

1．书衣：俗称书皮，也称封皮。（修复技术规范228）是为保护书而在书的前后加的封皮，一般选用较硬的纸作为书衣的材料，并在书衣上题写书名。

2．书签：用作题写书名的长方形纸条，一般贴在古籍封皮左上角。有时还有册次和题写人姓名。（修复技术规范229）

3．书叶：按文稿顺序排列的书写、印制的单张纸叶。（修复技术规范29）

4．封面：位于护叶之后、所有书叶之前。常镌刻书名、作者、刊刻时间及地点等项内容。（修复技术规范218）

5．护叶：也称副叶，用以保护书芯或连接书衣。（修复技术规范219）一般是一张空白纸。在书名叶或前或后。

6．书芯：指书衣以内或未上书皮以前已订在一起的书册。（修复技术规范220）

7．书脑：书芯订捻、缝线以右的部分。（修复技术规范224）即装订时，锥眼订线的地方。

8．书背：又称书脊，与书口相对，上下封皮相隔或连接的部分，相当于书籍的厚薄度。（修复技术规范225）即一书装订处的侧面，如同书的脊背，所以称书脊。

9．书头：书籍上端切口处。修复技术规范221）又称为书首。

10．书根：（修复技术规范222用的术语叫“书脚”，解释为：书籍下端切口处，亦称书根。）有些古籍在书根上有书名、卷数、册数，但书根上这些题名不一定准确，有些是刻板时印上，有些是藏书者自己为方便翻检、阅读或者保护而写上去的，多半是简名。 11．书角：天头和地脚右端。（修复技术规范227）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五千年历史绵绵不绝，光耀于世，浩瀚的文化古籍和巧夺天工的文物珍品构成了中国历史长河中一段段华采乐章。在这些众多的文物珍品中有不少国之重器、镇国之宝，它们或为某品类之最，或为某品类之王，或为绝品，或为孤品，或为稀世珍宝，或世所罕见……

后母戊鼎

后母戊鼎，1939年出土于河南安阳武官村，因鼎腹内壁上铸有“后母戊”三个字而得名后母戊鼎。后母戊鼎，鼎通体高133厘米、口长112厘米、口宽792厘米，重达83284公斤，是商周时期青铜器的代表作，国家一级文物，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后母戊鼎是世界迄今出土最大最重的青铜器，被誉为“青铜器之王”，享有“镇国之宝”的美誉。

四羊方尊

四羊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祭祀用品。1938年出土于湖南省宁乡市宁乡县黄材镇月山铺转耳仑的山腰上。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四羊方尊是中国仍存商代青铜方尊中最大的一件，其每边边长为524 厘米，高583厘米，重量345公斤，被史学界称为“臻于极致的青铜典范”，位列十大传世国宝之一。

毛公鼎

毛公鼎，西周晚期毛公所铸青铜器，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出土于陕西岐山(今宝鸡市岐山县)，现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鼎高538厘米，口径479厘米。圆形，二立耳，深腹外鼓，三蹄足，口沿饰环带状的重环纹，造型端庄稳重。鼎内铭文长达四百九十九字，记载了毛公衷心向周宣王为国献策之事，被誉为“抵得一篇尚书”。其书法乃成熟的西周金文风格，奇逸飞动，气象浑穆，笔意圆劲茂隽，结体方长。是研究西周晚年政治史的重要史料。

散氏盘

春秋越王勾践剑

越王勾践剑，春秋晚期越国青铜器，1965年湖北省江陵县望山一号墓出土。越王勾践剑，剑通高557厘米，宽46厘米，柄长84厘米，重875克，极其锋利。因剑身上被镀上了一层含铬的金属而千年不锈，越王勾践剑被称为“天下第一剑”。

西周何尊

何尊，国家一级文物，是中国西周早期一个名叫何的西周宗室贵族所作的祭器。1963年出土于陕西省宝鸡市宝鸡县贾村镇（今宝鸡市陈仓区），收藏于中国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尊高388厘米，口径288厘米，重146公斤。尊内底铸有铭文12行、122字铭文，其中宅兹中国为“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曾侯乙编钟

曾侯乙编钟，1978年在湖北随县(今随州市)出土。曾侯乙编钟，长748CM，宽335CM，高273CM，是由六十五件青铜编钟组成的庞大乐器，其音域跨五个半八度，十二个半音齐备。它高超的铸造技术和良好的音乐性能，改写了世界音乐史，被中外专家、学者称之为“稀世珍宝”。

西周大克鼎

西周大克鼎，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陕西扶风（今宝鸡市扶风县法门镇任村）出土，收藏于上海博物馆。鼎高931厘米，重2015千克 ，口径756厘米。大克鼎通高931厘米，口径756厘米，腹径749厘米，腹深43厘米，重2015公斤。大克鼎与大盂鼎（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和毛公鼎（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并称为“海内青铜器三宝”。

大盂鼎

大盂鼎，又称廿三祀盂鼎，西周炊器。1849年出土于陕西郿县礼村(今宝鸡市眉县)。1952年藏于上海博物馆，1959年转至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鼎高1019厘米，口径778厘米，重1535千克。铭文291字，记载了周康王在宗周训诰盂之事。大盂鼎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大盂鼎铭文是史家研究周代分封制和周王与臣属关系的重要史料，一向为史学家所重视。以书法成就而言，大盂鼎在成康时代当据首位，是西周早期金文书法的代表作。

西周虢季子白盘

虢季子白盘，西周周宣王时期文物，清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宝鸡虢川司，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虢季子白盘被视为西周金文中的绝品。虢季子白盘造型奇伟，酷似一个大浴缸，长1372厘米，宽865厘米，高395厘米，重2153千克。虢季子白盘被视为西周金文中的绝品。

青铜神树

青铜神树，共有八棵，夏代晚期青铜器。1986年出土于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收藏于四川三星堆博物馆。其中一号大神树高达396米，树干残高384米，这棵铸造于3000年前的青铜神树，极为壮观，独树一帜世界罕见。

西周利簋

利簋，又名“武王征商簋”、“周代天灭簋”或“檀公簋”，西周早期青铜器，1976年出土于陕西临潼县零口镇，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利簋通高28厘米，口径22厘米，重795千克。利簋是迄今能确知的最早的西周青铜器，为镇国青铜器。利簋采用上圆上方的形制，是西周初期铜簋的典型造型，同时也是中国古人对天圆地方这种古老观念的体现。

曾侯乙尊盘

曾侯乙尊盘，战国早期文物。1978年在湖北随州市擂鼓墩曾侯乙墓中出土，收藏于湖北省博物馆。全套器物通高42厘米，口径58厘米，重约30公斤。曾侯乙尊盘是春秋战国时期最复杂、最精美的青铜器件。证实了在二千四百年前的战国早期，中国的失蜡法铸造技术已经达到极高的水准。

铜奔马

明孝靖皇后凤冠

明孝靖皇后凤冠，1957年出土于北京市昌平县定陵出土，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明孝靖皇后凤冠，红蓝宝石超过100粒，珍珠5000多颗，总重2320克（四斤六两）。相比之下，我国军人的头盔重量在145千克以下（不到三斤）。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护膊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护膊，汉代蜀地织锦护臂，为国家一级文物，被誉为20世纪中国考古学最伟大的发现之一。1995年10月，中日尼雅遗址学术考察队成员在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遗址一处古墓中发现该织锦。现收藏于新疆博物馆。该织锦呈圆角长方形，长185厘米，宽125厘米，织有八个汉隶文字：“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通过“五星聚会”研究，科学家们推算出2040年9月9日将会出现罕见的五星聚会天文奇观。

红山文化女神像

红山文化女神像，1983年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出土，这是中国最早的女神像，现藏于辽宁省考古研究所。

刘胜金缕玉衣

刘胜金缕玉衣，西汉时期文物。1968年5月出土于河北省满城县，收藏于河北博物院。这完整的金缕玉衣葬服，是闻名中外的首次重大发现，是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物，堪称国宝。刘胜玉衣全长188米，共用玉片2498片，金丝约1100克，其外观和人体形状相同。在“玉衣”内还发现玉璧十八块，以及饭含，佩戴之物。

战国水晶杯

水晶杯，战国文物，1990年出土于浙江省杭州市半山镇石塘村战国墓。战国水晶杯，杯高154厘米，口径78厘米、底径54厘米，为起迄今为止我国出土的早期水晶制品中最大的一件，堪为无与伦比的珍品。此杯现珍藏于杭州历史博物馆。

商周太阳神鸟金饰

太阳神鸟金饰，商周时期文物，2001年2月25日出土于成都金沙遗址，现收藏于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太阳神鸟金饰，外径125 内径529 厚002（厘米）重20克，金箔的含金量高达942%，是用自然砂金加工而成。太阳神鸟金饰是古蜀国黄金工艺辉煌成就的代表，象征了三千年前的飞天梦。

河南安阳妇好墓玉凤

河南安阳妇好墓玉凤，1976年河南省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长136厘米，厚07厘米，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玉凤造型，也是妇好墓装饰品中最精美的一件。

西汉皇后之玺玉印

“皇后之玺”玉印，西汉时期的文物，1968年出土于陕西省咸阳市韩家湾狼家沟村。西汉皇后之玺玉印，高2厘米，边长28厘米，现收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迄今为止，皇后之玺仍是我们发现的两汉时期等级最高、且唯一的一枚帝后玉玺，属于国家级文物。专家认为这方玉印的发现创造了两项全国之最：一是我国最早发现的皇后印玺;二是玉玺的主人是年代最早的皇后。

大玉戈

大玉戈，商代前期玉质仪仗器，国家一级文物。1974年黄陂盘龙城李家嘴三号墓出土，收藏于湖北博物馆。该器长94厘米、宽14厘米、厚仅1厘米，在商代玉器中十分罕见，在目前出土的玉戈中是大玉戈最长的，堪称“玉戈之王”。

玉琮王

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玉琮，良渚文化玉琮之首。收藏于浙江省博物馆。此玉琮通高89厘米、上射径171—176厘米、下射径165—175厘米、孔外径5厘米、孔内径38厘米。是已发现的良渚玉琮中最大、最重、做工最精美的一件，被誉为“琮王”。

颜真卿祭侄文稿

颜真卿祭侄文稿是颜真卿的书法帖本。原本为行草墨迹，纵282厘米，横723厘米，25行，共230字。这是颜真卿侄季明与其父杲卿于至德元年(756)间殉安史之乱后，颜真卿于乾元年(785)祭侄灵前，在极度悲愤中写下此稿。此稿意不书而在天机自动，以篆法入行，如熔金出冶，随地流走，一泻千里，时出遒劲，杂以流丽。如苏东坡所说“书法无意乃佳”，被人称为“天下第二行书”，与王羲之《兰亭序》媲美。

苏轼《寒食帖》

《寒食帖》又名《黄州寒食诗帖》或《黄州寒食帖》。是苏轼撰诗并书，墨迹素笺本，横342厘米，纵189厘米，行书十七行，129字，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因为有诸家的称赏赞誉，世人遂将《寒食帖》与东晋王羲之《兰亭序》、唐代颜真卿《祭侄稿》合称为“天下三大行书”，或单称《寒食帖》为“天下第三行书”。

《平复帖》

《平复帖》为晋代陆机书法作品，牙色麻纸本墨迹，9行84字。《平复帖》书写于西晋，是传世年代最早的名家法帖，也是历史上第一件流传有序的法帖墨迹。有“法帖之祖”的美誉，见证了汉字流变。现藏故宫博物院。

富春山居图

富春山居图是元朝书画，画家黄公望为郑樗(无用师)所绘，用三、四年时间才画成，以浙江富春江为背景，全图用墨淡雅，山和水的布置疏密得当，墨色浓淡干湿并用，极富于变化，是黄公望的代表作，被称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明朝末年传到收藏家吴洪裕手中，吴洪裕极为喜爱此画，甚至在临死前下令将此画焚烧殉葬，被吴洪裕的侄子从火中抢救出，但此时画已被烧成一大一小两段。较长的后段称《无用师卷》，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前段称《剩山图》，现收藏于浙江省博物馆。

韩滉《五牛图》

韩滉《五牛图》，中国十大传世名画，是少数几件唐代传世纸绢画作品真迹之一，也是现存最古的纸本中国画，堪称“镇国之宝”，现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五牛图》麻纸本，纵208厘米，横1398厘米，无作者款印，有赵构、赵孟頫、孙弘、项元汴、弘历、金农等十四家题记。画中五头不同形态的牛，韩滉以淳朴的画风和精湛的艺术技巧，表现了唐代画牛所达到的最高水平。

清明上河图

清明上河图，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为北宋风俗画，北宋画家张择端仅见的存世精品，属国宝级文物，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清明上河图宽252厘米，长528厘米，绢本设色。这在中国乃至世界绘画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在五米多长的画卷里，共绘了814个各色人物，牛、骡、驴等牲畜73匹，车、轿二十多辆，大小船只二十九艘。这幅镇院之宝出自五代南唐名画家顾闳中之手，经过千年的辗转，如今竟能完整无缺地保存下来，堪称奇迹。

北宋汝窑天青无纹水仙盆

北宋汝窑天青无纹水仙盆为汝窑水仙盆存世唯一。汝窑一向被人们列为宋代五大名窑之首。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汝窑被认为在河南的临汝县，但一直没有找到遗址。据说汝瓷釉中含有玛瑙，其主要成分是氧化硅，所以能呈现出纯净的天青色。汝窑以温润的天青釉色被誉为青瓷之冠，风格独具。因传世极少，弥足珍贵，目前全世界典藏不足70件，台北故宫收藏有21件。

兽首玛瑙杯

兽首玛瑙杯，唐代酒器，1970年在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出土，收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唐兽首玛瑙杯从选材、设计到工艺，都可称为唐代玉雕艺术的精品，是至今所见的唐代唯一一件俏色玉雕，是唐代玉器做工最精湛的一件，在中国是绝无仅有，它是海内外孤品，同时也是唐代中外文化交流的产物。

真珠舍利宝幢

真珠舍利宝幢，1978年4月12日，三名苏州小学生在瑞光塔中玩耍无意间摸到一块松动的塔心砖，打开发现一个洞穴。一座尘封千年的宝库就此打开了。一件无价宝物——北宋真珠舍利宝幢现世。整座宝幢造型优美、工艺之精巧举世罕见，代表了整个北宋时期苏州工艺的集锦。

西汉直裾素纱襌衣

直裾素纱襌衣(“襌”音dān，常被误写做“禅”)，西汉织绣， 1972年出土于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现收藏于湖南省博物馆。该衣长128厘米，通袖长195厘米，袖口宽29厘米，腰宽48厘米，下摆宽49厘米。直裾素纱襌衣是存世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制作工艺最精、最轻薄的一件衣服，在中国古代丝织史、服饰史和科技发展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

青花釉里红瓷仓

青花釉里红瓷仓，元代楼阁式瓷仓，1974年江西省景德镇出土，现藏于江西省博物馆。这件楼阁式瓷仓，造型别致，虽然是随葬冥器，仍不失为珍贵的工艺品。青花釉里红瓷器，甚为罕见，作为楼阁式瓷仓，并且有明确纪年，迄今仅为孤例。

三彩骆驼载乐俑

三彩骆驼载乐俑为唐朝的文物，1959年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西郊中堡村唐墓，通高58厘米，长41厘米。现收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堪称唐三彩中的极品。唐三彩骆驼载乐俑虽经地下埋葬一千三百多年，出土时仍光彩夺目，它是唯一一件被评定为国宝级文物的唐三彩。

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

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唐朝的文物，1970年窖藏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南郊何家村，高148厘米，口径23厘米。现收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马身和提梁、壶盖及“同心结”纹带均鎏金，使得银壶富丽堂皇，明快悦目。该壶构思巧妙，工艺精细，古今未见类同者，堪称国宝。

秦石鼓文

石鼓文，秦刻石文字，因其刻石外形似鼓而得名。发现于唐初，共十枚，高约二尺，径约三尺，分别刻有大篆四言诗一首，共十首，计七百一十八字。关于石鼓文的确切年代，几千年来学者讨论不断，提出各种看法，至今还没有一个能够被大家都赞同的确定的结论。《石鼓文》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石刻文字。也是古今书法家最为敬重的“圆笔书”圣典。原石现藏故宫博物院石鼓馆。

新石器时代鹳鱼石斧图彩陶缸

鹳鱼石斧图彩陶缸，1978年出土于河南省临汝县（今汝州市）阎村，新石器时代前期的葬具。为红陶砂质，高47厘米，口径327厘米，底径195厘米。器腹外壁的一侧就是著名的鹳鱼石斧图。图高37厘米，宽44厘米，约占缸体表面积的一半，画面真实生动、色彩和谐、古朴优美，极富意境，是迄今中国发现最早、面积最大的一幅陶画。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鹳鱼石斧图彩陶缸在2002年被列入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珍贵文物之首。

是今文莱一带的古国文莱苏丹国（中国古籍称为渤泥）的硬币。由于存世量稀少，在收藏市场上价值一般可达到¥250—300。

另外，题目中拼写有误，应该是“Sultanate of Brunei 1304“。印有该字样的硬币是苏丹哈希姆·阿拉姆（Hashim Jalilul Alam Aqamaddin）于1886年发行的。他是渤泥国最后一位发行过自己的铸币的苏丹。这种硬币是在英格兰的伯明翰铸造的，材质为青铜。铸造时期很短，因而存世量较少。如下图所示。

正面：圆圈中的五角星，外围有阿拉伯语书写的国名、苏丹名字等；

背面：圆圈中的阿拉伯数字1，外围有英文“SULTANATE OF BRUNEI ”即“文莱苏丹国”和年份1304。

需要注意，该铸币上的年份使用的是伊斯兰教历而不是格里历。格里历的1886年跨伊斯兰教历的1303和1304年，因此在该币上铸的年份是1304。

　　列夫·托尔斯泰是俄罗斯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也是俄罗斯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出生在俄罗斯的陶斯托伊庄园。托尔斯泰的父亲是一名贵族，母亲则来自一个富裕的家庭。他从小在家中接受优质的教育，并于1851年进入圣彼得堡大学学习法律。

　　托尔斯泰是一位重要的社会活动家和教育家，他的作品中有许多社会意义和充满哲学深度的思想。他的文学成就在俄罗斯乃至全世界都得到了高度的认可。他的代表作品有《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等。他的作品充满了爱、自由、人道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精神，对人类思想和精神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托尔斯泰还是一位关心社会幸福的人，他积极投身慈善事业，为贫穷的农民和弱者提供帮助。他的思想深刻影响了俄罗斯革命家列宁和中国著名作家鲁迅等人。他作为一位伟大的作家和思想家，不仅在俄罗斯文学史上展现了巨大的成就，也在全世界文化领域发挥了引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