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趣约易”又做何解？对此我的“论证”如下:

第一，从行文上说，许慎这里概括的是隶变的具体情况，所以，如果隶变字的笔划有增有减，那么许慎只说一种现象，而不提另一种现象，这种文章就叫不通！所以，从行文上说、许慎这里的“约易”二字显然不指笔划的增减。

第二，如果“约易”指的是笔划的简化，那么按聂先生的也包括许多文改先生的结论，汉字的发展趋势只是笔划的简化，（1）那么从甲骨文到大篆，由大篆到小篆也都该是“约易”那么一下子了但是，为什么从甲骨文到小篆的简化不叫“古文由此绝矣”，(当然，甲骨文许慎当时还未见到)，从大篆到小篆的简化，也不叫“古文由此绝矣”偏偏隶变的简化被叫做“古文由此绝矣？”显然“约易”当另有所指，而且，指的是与以前的文字变化完全不同的一种变化。因此“约易”二字不做笔划的增减解，这又是我的第二个“论证”。

第三，也许是社会学者的职业病，总要搞个抽样调查才放心，虽曾被斥为“庸俗唯物论”也九而不悔。所以就选用《中国书法大字典》里的字来做样本。我之选用这本书首先是它太普及了，不是什么孤本秘笈，读者随便就可以找来核查，由不得我信口雌黄的。其次，它既收有《说文》的小篆，又收有(清)顾蔼吉的《隶辨》中的隶字和(清)吴大激的《说文古籀补》中的古籀(大篆)，所以，进行比较研究起来是很方便的，还有，就是合格的样本(即字典中可用的每种字体的字数)数和全及总体(现存的各该种字的体总数)之比很高，即抽样率很高，有足够的代表性。当然也就有充分的根据可以说明问题了，那么，就先谈小篆隶变的调查结果。（2）在该字典中可用为样本的共3657字，占全书首宇的83%。其中，小篆隶变后增笔的共2671字，占有效样本总数的73% ；减笔划的共426字，占12% ；笔划不增不减的占15%。结果如此，从小篆到隶书的发展，作为一种趋势来说，起码不能说是笔划的“简化”的！

第四，〈说文〉是许慎用隶字编的小篆字典，（3）所以他对这两种字体必定非常熟悉。如果他说的“约易”就是笔划的“简化”岂非是在瞪着眼睛说瞎话，所以，“约易”不应做“简化”解，其义甚明。而且，“约易”并非成词，应各有所指，此处的“约”指规范划一；“易”则指书写容易便捷。具体说来，则是一改古文与篆书的图画式的、圆曲纷乱上而又下，左而又右、逆顺倒笔、杂沓多变的笔划，而规范为:横、竖、撇、点、捺、折等六种基本笔划所组成的部首偏旁，完全改变了圆曲的笔划走势，因此，被说成“古文绝矣”，从此奠定了以后两干余年汉字的基本字形。同时，也自然形成了由上而下、由左而右的书写笔顺。从此奠定了以后两千汉字的基本字形。同时也自然形成了由上而下，由左而右、的书写笔顺。例如：将一划的圆、椭圆、方圆、长圆、扁圆增为三笔的方框；将上曲线、下曲线增为两笔的左撇右捺；将两笔的口增为三笔的口；将两三笔的日、月增为四笔的日、月；将一笔的左右下弯，增为两笔的折;将一长划弯曲，截为两三短直笔;将一两笔的蛇形弯、迷宫弯、胎儿弯、蝌蚪弯分别增为三笔的丐、么、巳和已；将一笔的上、下、左、右开口框均增为两笔的框;将一、二、三笔的纽丝和绞丝均增为三和六划的纽丝和绞丝；将两笔花瓣样弯曲的虫增为六笔；将三笔弯曲的木、禾增为四、五笔的木、禾。凡此种种不胜枚举，恕不一概述，有前列统计数字为证。（4）笔划虽然增加了，但却好写多了。这也就是“约易”不是“简化”的实情。此外，当然也有少数部首偏旁有减笔。如:水旁由五笔改为三点;皿旁由七笔减为五笔等，惟其数量不过十之一二，但恰恰就是这十之一二却被某些文改先生用来当作汉字简化的例证，而绝口不提十之八九的汉字繁化的总趋势，这只能说是以偏盖全，任意取证了。至于聂先生是人云亦云，还是望文生义地误解“以趣约易”天晓得！

第五，对于小篆变隶书的隶变其性质如何:古人作正确解释者大有人在。如《说艾》夹注引班固的话说:“今之隶书而无点划俯仰之势”。这个“无点划（5）俯仰之势”·实在是道出了隶书易写的三昧。又如《晋书卫恒传》称：“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佐书;曰隶字，汉因之，隶书者，篆之捷也”。将篆书的圆笔-曲笔与弯笔的俯仰逆顺说成“难成”，而将隶书的直笔顺行以一“捷”字概括，也可说是一语中鹄。此外，如近人(清)赵翼的《陔余丛考》称:“时以篆字难成，乃用隶字，以为隶人佐书，务趋便捷，故日隶书。”也不将隶变的“以取约易”理解为笔划的“简化”可见误解古文和别有用心者远不像今天这样多的。不知聂先生和大讲汉字发展趋势“就是简化”的先生们对此有何论驳

大篆被“省改”为小篆其总体变化也不是“简化”

大篆被“省改”为小篆，现在已经被定成为汉字“简化”趋势铁定的例证。尤其因为许慎在《说文》中说得十分清楚：“秦初并天下，六国文字异形，李斯奏罢其不与秦文合者，于是李斯作仓硕篇、赵高作爱历篇、胡母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是也。”一个“或颁省改”就成了盖棺论定。

但是，我认为这个定论还有很大的商榷余地，原因是清末民初的小学家之间，曾引起过一场论争。这场争主要虽是论古文和籀文和大篆是一是二？但其实质却是古文籀文较小篆为“简”引起了人们的疑惑。原来《说文》附古箍重文1100余字，其中一个明显的现象是小篆较大篆籀文笔划简省的少而增繁的反多。殆金石文实有之字日众，这一情况又更为清楚。但可惜的是，竟无人考虑"或颇省改"四字既可能指笔划的简化，还可能另有所指。最后，罗振玉在《殷墟书考释》中说“古人文字有繁简二体”，接着王国维又在其《汉代古文考》中做出了令当时小学家们普遍认同的结论。他说:“秦之小篆本出大篆，六艺之书行於齐鲁爰及赵魏，而未尝流及于秦，其书皆以东方文字为之，……而秦人所罢之文皆此种文字，是六国文字即古文也，观秦书八体有大篆无古文，……凡东土之书用古文不用大篆籀文，是可识矣。是古文籀文者，乃战国时东西二土，文字之异名。”当代文字学家郭绍虞先生在赞赏了王国维先生的创见之后，进一步阐释说：“……盖后人既称简体为古文，遂名繁体为籀文耳。东土行简体，秦域行繁体，此所以秦于兼并六国之后，遂有文字异形之感，而不得不罢其不与秦文合者矣”。（6）这也就是说小篆是在秦籀繁体上“颇多省改”而成。许多古文所以较小篆为简，原来是由于它是东土本来所行的简体古籀之故。郭先生因此总结说:“综上所言，然后知许书(指《说文》)之古籀实为晚周之古籀，而古籀之异即在于体之繁简……。”这些卓越的见解虽然解决了古文籀文大篆是一是二之争。但是，我认为它并未解决文字发展的趋势问题。因为:

第一，东土行简体，西土行繁体，并没有说明文字发展的趋势是简化是繁化(当然，这并不是小学家们原本讨论与论辩的目的)。

第二，郭绍虞先生在《晚周古籀申王静安先生说》一文中说得好:“……周宣王时，太史病简体之易於混淆也，遂辑录繁体，定为《史籀》一篇以作准的……”郭先生在这里虽讲出了文字繁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即简体易于混淆）可是如果说用繁用简只是任意选择，这也难令人释疑。

第三，史穗大篆虽被改并入小篆，但当时秦籀必在金石文中留有实字，所以不妨也做一实地考查，何况古籀较小篆为简是一些小学家已有的疑虑，只是碍于“或颇省改”的定论，只好另找解释理由。所以，我也用《中国书法大宇典》中的《说文古籀补》之古籀文字与所收之小篆作比较。比较的结果是:共用〈〈大宇典》中可用之古搐808宇，与相应的小篆相比。其中：小篆较古籀增笔的共488字，占61%；为减笔的72宇，占8·9%，不增不减的共248字，占30·1%。（7）

我认为这一结果还是符合古籀(大篆)改为小篆的改变的实际情况的。所以许慎才用了“颇”“改”来概括这种改变，而对于小篆到隶书的改变却用了“古文由此绝矣”来界定其改变的巨大。那么，许慎的“或颇省改”又何所指其实“或颇省改”是就古籀到小篆改变的总体情况而言。它实际上包括了两个方面:一是字数的省减;另方面才是指笔划的增减和宇形的改变。1934年徐文镜编《古籀汇编》之凡例中称：“本编说文提行宇为3445字……古籍重文为27772字……。”（8）这也就是说当时每个字平均可有10个字的异体重文：即使当时，许慎没能见到如此多的重文，但起码五六个是有的，而这些重文都在确定小篆时必需省减之列。所以许慎才说：“颇多省改”，而其中的“多”“省”实在是指大量异体重文之省减。其实，这种重文的省减，从《说文·叙》中“或颇省改”几个字的上文已经说过了。他说:“七国…文字异形……罢其不与秦文合者……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政所谓小篆是也”。这里明明是说罢去大量不与秦文合者之六国文字而依秦籀字形统一为小篆。小篆之形成既是“颇”“省”七国异体重文，又是取秦籀为范本加以“颇”“改”的共同结果。许文明明是一气呵成，不知为什么偏要在，罢其不与奏文合者之后，读的人大喘一口气另起一段？而且，在“或顿首改”前该加逗的地方不加，结果就成了或颇省改的只是秦籀的笔划了。

自古以来汉字的发展总趋势就是由简到繁

拙文《汉字的社会学研究》曾说:“最常用，最古老的宇，笔划大都不多，相反非常用字，现代字笔划就不得不多起来。这与拼音文字由单音节字向多音节字发展，其规律是一致的。”于是聂鸿音先生就反驳我说:“被称为代表了美洲最古老文化的玛雅文字，字形之繁复是世界所公认的，不知毕先生是否对古玛稚人的思维进行过研究，能够证明他们的思维的“复杂深刻”远胜于现代人？”这真是牛头不对马嘴。我讲的是汉字的发展，由于字数的增多笔划也随之增多，可聂先生一来就讲玛雅文字创始的复杂。请问汉字今天的繁化现状和古玛雅文是可比的吗而且，自称是能“综合世界上各种文字的事实”的大文字学家聂先生，您知道十六世纪的玛雅文是怎样的吗？它比它自已上古时的文字是繁是简？其实如果找本来就复杂的文字， 何必用玛雅文吓人，中国的西夏文就够复杂的了。但这与文字发展规律的繁化完全是两回事。而且，玛雅文是拼音文字，它的发展规律是音节的增加和变化，不是笔划的繁化。逻辑学里最普通的原则是“不同类不相比”，甚至小学的数学都有这样的原则。像聂先生这样‘拉郎配’似的乱比一通，我看“违背逻辑学基本常识的论证”（聂文责我的原话）这个断语还是留给聂先生自已为好！

聂先生将我的“文字的发展趋势是繁化”，斥为“古怪的命题”，可是找来的三个字例恰恰证明了文字是由简变繁的发展规律。他说：“还想到了这样一个事实：《说文解字》中部首如：艹、ㄅ、囗等，已经只用几笔就能清楚明确代表思想含义了，可是人们却偏偏习惯写成草、包、围，如有人要把她们简化成艹、ㄅ、囗一定会遭到激烈的反对吧？”（原句如此）聂先生自己举的实例，自己却说不出原因。只好由我来解答。在《说文》的时代，这三个符号既是部首又是字。《说文》分别对她们解释说：“艹、百艹也，凡艹之属皆从艹，”但是，后来，艹之属的字越来越多，于是将艹加了声旁成为草本字，以区别于偏旁的艹；〈说文〉又说：“ㄅ，包也，像人曲形有所包，凡包之属皆从ㄅ。”但后来也许是为了本字的方正，加了意旁‘巳’（胚胎之意）成为包本字，以区别于部首的ㄅ；〈说文〉又说：“囗，回也像周匝之形，凡囗之属皆从囗。”但后来明显是为了避免混淆，将囗加了不同的偏旁成为回、围本字，并与口字加以区别，类似的例子还很多很多。这也就是汉字繁化一部份发展规律，可是聂文对此先是反对，接着又对自己反对的原则举例赞成。真是一张嘴怎么用都可以的。

所谓‘化’是一种变化的过程，即由‘不是某’变为‘是某’。所谓‘规律’也不应具有任意性。所以我对聂先生的反对‘繁化’却又从不变的角度赞成‘繁字’；以及小学家们的“东土行简，西土行繁”的古人任意性的选择文体的说法都不敢苟同。那么，古代文字体系又是怎样演变的呢？

研究甲骨文有年的陈炜湛先生对古代文字的发展有着精辟的论述。他说“甲骨文是正在发展变化中的一种文字体系。我们不能用形而上学的观点来看待甲骨文，而必须用发展的眼光去分析它。……就单字而论，在273年之中甲骨文字逐渐趋向繁复，是由简到繁，而不是由繁到简。……应当着重指出的是，甲骨文字的发展变化，是长期积累的结果，并不是一朝一夕突然发生的。我们既要承认它的阶段性，同时又得注意其渐变性。”又说：“……甲骨文中富于变化的异体字，有些是同时并存的，也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于时代先后的不同而产生的……。”（9）陈先生古代文字繁化的结论是正确认识汉字发展规律极有价值的论证。它也给“东土行简，西土行繁”不是任意选定的一个可能的合理解释。这就是说，它们所以如此，是由于地域广阔，文字发展阶段差异造成的。

但是，令人奇怪的是，有人竟举了“车”的例子证明古文就是由繁而简（10），是简化。那么，也只好把所有可能找到的例子(即样本)来调查一下。我选用了李圃选注的《甲骨文选注》后附“正文所收甲骨文字检索表”做样本。调查结果是：该表共收269字(约占已认知的甲骨文总数的1/5)。与今字相比，今字繁化的计214字占80%，简化的计17字占6%，不繁不简的计35字占14%。由此，可以知道原来有些“学者”的研究就是如何用少数例证去掩盖大多数的实情。学术上的假冒伪劣产品也就是这样出来的！

总括说来，汉字发展在楷书以前，是以繁化为主，每次大的文体变化与调整时，大约只有10%的字是简化了的。至于楷书以后，至少字数的增加是与笔划的繁化成正比例发展，而不是相反，否则汉字一路简下来岂非只剩下一、二、三了？在楷节定型的近两千年间，行、草和手头字、简化字始终作为楷书的辅助字体而流行于世。而且，古人一直以“识繁写简”或“正繁便简”，这种聪慧做法来协调“保持正体楷书传承一贯利于表现辨认”和“行、草、简手写方便”之间的矛盾。

汉语文“字词同一”的优越性

聂先生在反驳我的论点时说：“我们知道，作为人类社会生活发展的直接反映的，是语言中的‘词’，而不是写下来的‘字’。”"聂先生真是洋泾滨的西方语言学用得连中国的‘话也不会话’了。说聂先生是“洋泾滨的西方语言学”是因为聂先生用了西方语言学的概念，却不知道按照西方语言学的基本常识来说中文是“词符和音节文字”（见《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401页）。这就是说中文除了少数联绵词中的字外，绝大部分的中国字都是‘词符’。中国的字和词是不分的。中国语文的基本表意单位是字也是词。而西方的文字是字母文字，字、词是不同的。不屑于“只对汉字和拉丁字有一点非理性印象”（聂文批我语）的聂先生，却连索绪尔和乔姆斯基所用的基本词汇Lettre(法文)，Letter：vocable（法文），word的含义也没弄明白。说得通俗点，在这里Lettre和Letter的中文译意应是字母，而vocable和word才是词。就中文来说，我们只有单字词和多字词之分，而没有字、词之分。所以，从中文的发展上说，我们用不着像聂先生要求的那洋为近代东西找一个个单字词去表示，只用“火车”“电脑”等合成多字词表示就行了。这也就是中国语文的优越性所在。在中国文字的发展历史上，古代用偏旁部首生成的新字(亦即单字词)较多。如：各种颜色的马是用马字旁分别加上因、辛、佳、俞、皇等形成新字来表示的。而到了近现代，基本上不再造新字(单字词)而用已有的字生成新的多字词了。乔姆斯基发现了人类语言的“生成性”，并把这种生成性看作是人类特有的一种高能智慧(用通俗的话说，当一个人掌握了母语的一些词汇和句式后，他就会自已生成无限的新句来。这种生成性无疑会激活人的思维，促进人的创造力、理解力等。——此系我的理解，如有差误由我负责)。乔姆斯基说的西方语言的生成性是从句子开始的。可是，汉语文的生成性却是从字词就开始了。例如我的被聂先生讥为错别词的“扼止”就是我的生成词，因为“扼止”并不是“遏止”，前者是“扼杀阻止”合义。而后者只是“用力阻止”的成词而已。其实，在聂文中这种词典上没有的生成词是很不少的，如：捧出、复杂化、真如、远胜、预置、侈谈等。这种字词的生成性是汉语文最大的优越性之一。如果从宏观上考查一下，那么这种优越性也许可以更清楚些。《中文大辞典》共收字5万，多字合成辞37万条。这些多字合成词，大体上约有80%是由6000至7000常用字生成的成词，也就是说用六七千常用字生成的成词共有30万。相反，《英汉辞海》(所据原本基本上为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English Dictionary和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共收英文辞条，52万条，其中合成词约有4万条，减去1\3后缀不同的派生词等，余下31万单词，如再尽最大估计减去1万口语使用的词(这就是卢赣章和某些文改家所说的“字母与切法习完，基于字话一律，凡字能无师自读”的神话所涉及的范围。)那么，剩下的30万个词都是知识词、学术词，技术词、专业词、外来词，就是说英语民族的人也要通过习得才能学会的。30万单词和30万生成词,哪个好学？对比之下，应该是不言自明的。这也许就是唐德刚先生曾说过，他发现美国的大学生往往连《纽约时报》也看不下来的原因吧！

语言(口头语言)与文字的辨证发展关系

聂先生抓住我的‘岐异’有时写成‘歧异’，‘笔画’写成‘笔划’，就要证明我是脑子中先想到语言声音，因而才发生这样的同音笔误(我主张“文字不是语言的书写符号”而是与口头语言等同地一样都是表达思维的符号。因此，人在写文章时是用文字来思维的——见拙著《汉字的社会学研究》一文)。聂先生是少见多怪了。岐、歧本来就相同(这在《现代汉语辞典》里就有)，画、划的繁体字也是同用的。它们都不是同音假借，而是‘同’用的异体字。如果聂先生对此不清楚不妨查查字典。至於说到写文章是用文字思维。还是用语言思维？却有一个更有说服力的证明。汉语有音节506个，分音调后为1295个，可是汉字共有五、六万，每个音节后的同音字平均约有40至5O个。例如，JI音节和SHl音节在国际一、二级字库中就分别有105和67个同音字。所以，我们写文章时，如果脑子里想的是语言声音而不是文字，岂非要写出连篇的错别同音字了吗由此又进一步为我们揭示出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中文中要有如此多的同音字？热衷于拉丁拼音文字的文改先生们折腾了几十年最终就栽在了这上面。难道是仓颉先生在造字时预见到有此劫难，而设置了什么密码使文改先生永远不能得逞当然，这只是笑谈。然而，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现象不能不便我们寻找答案，解开谜底。我们知道文字起源于图画，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书写这种图画，又是出于记录和向远处传送人的思维和信息的社会需要。所以，文字从它出现的那一天起，就不是为了表达语言，而是为了满足人类思维和信息的积累与远播的社会需要而产生的。

《淮南子》称:“仓颉造字，天雨粟，鬼夜哭。”虽系神话。但按我的理解(我不同意原注的解释)它意指自此以往“天道得行、故雨粟:鬼祟难逞，故夜哭。”人类从此将进入一个文明智慧的时代!人类自已的创造发明反过来又把自己提升到一个更高得多的物种层次和社会阶段。语言的出现可能先于文字，但语言的思维与文字的思维是不同的。所谓“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11），语言的陈述快捷而尽情，文字的表达慎密而艰深。语言在没有文字的引导下的思维将很难超脱生活的园囿。而文字在文化与智慧积累基础上的思维却常常活动在一个领先的更高的层次上。汉文字是由540个偏旁部首，“生成”的，而这些偏旁部首95%以上是有明确意指的。所以，当人们有了新的概念，就可以不管语音创造出新字来，何况汉字又可以无限地生成新的多字词来。所以，从语言和文字的发展上看，语言并不永远超前于文字。而文字却往往在更高的层次上领先于语言的产生。语言与文字的发展关系就是一种这样的辨证关系。这就是从汉字同音字词很多这一现象引发出来的一个语言文字发展模式的‘猜想’。如果说文字只是语言的书写符号，那么文字只能永远被动地落在了语言发展的后面。所以，西方语言学那个借以建立学科存在基础的“文字是语言的书写符号”的基本命题，实在是一个只从拼音文字出发，颠倒错误的概括。

粤语是方言。

1、在语言学术上粤语是方言，在事实上粤语这个名词是被广府片中的广州方言荔湾区口音代表着。在日常生活中好多人以为广东省的人讲粤语，而事实上广东省内各地方言有很多。广州方言代表有粤语、广东话、白话。

2、中国有七大方言，每一种方言下还有层层叠叠的子方言。提到粤方言，顺带提一下广东本土主要有三大方言——粤方言、客家方言、潮汕话，粤方言只是广东地区的其中一个方言体系。

3、其实主体语言主要还是国家规定的。语言的规定只是为了能够使各地的人更加容易沟通，语言和方言之间的规定很小的，并且还可以是有交集的。每一个方言其实都能成为语言，并且一种语言可以即是语言，又是方言。国家规定了普通话作为通用语言，所以其他的就都当作方言。

熊猫

大熊猫（学名：Ailuropoda melanoleuca，英文名称：Giant panda），属于食肉目、熊科的一种哺乳动物，体色为黑白相间，它有着圆圆的脸颊，大大的黑眼圈，胖嘟嘟的身体，标志性的内八字的行走方式，也有解剖刀般锋利的爪子。是世界上最可爱的动物之一。大熊猫已在地球上生存了至少800万年，被誉为“活化石”和“中国国宝”，世界自然基金会的形象大使，是世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旗舰物种。大熊猫属于中国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截止2011年10月，全国圈养大熊猫数量为333只，中国野生成年大熊猫现有1596只。

大熊猫最初是吃肉的，经过进化，99%的食物都是竹子了，但牙齿和消化道还保持原样，仍然划分为食肉目。野外大熊猫的寿命为18～20岁，圈养状态下可以超过30岁。是中国特有种，现存的主要栖息地是中国四川、陕西和甘肃的山区。

物种学史:

进化历史: 大熊猫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迄今所发现的最古老大熊猫成员——始熊猫的化石出土于中国云南禄丰和元谋两地，地质年代约为800万年前中新世晚期。在长期严酷的生存竞争和自然选择中，和它们同时代的很多动物都已灭绝，但大熊猫却是强者，处于优势，成为“活化石”保存到了今天。

大熊猫的祖先是始熊猫（Ailuaractos lufengensis），大熊猫的标准中文名称其实叫“猫熊”，意即“像猫一样的熊”。这是一种由拟熊类演变而成的以食肉为主的最早的熊猫。始熊猫的主支则在中国的中部和南部继续演化，其中一种在距今约300万年的更新世初期出现，体形比熊猫小，从牙齿推断它已进化成为兼食竹类的杂食兽，卵生熊类，此后这一主支向亚热带扩展，分布广泛在华北、西北、华东、西南、华南以至越南和缅甸北部都发现了化石。在这一过程中，大熊猫适应了亚热带竹林生活，体型逐渐增大依赖竹子为生。在距今50-70万年的更新世中、晚期是大熊猫的鼎盛时期。生活中的大熊猫的臼齿发达，爪子除了五趾外还有一个“拇指”。这个“拇指”其实是一节腕骨特化形成，学名叫做“桡侧籽骨”，主要起握住竹子的作用。

化石显示，大熊猫祖先出现在2～3百万年前的洪积纪早期。距今几十万年前是大熊猫的极盛时期，它属于剑齿象古生物群，大熊猫的栖息地曾覆盖了中国东部和南部的大部分地区，北达北京，南至缅甸南部和越南北部。化石通常在海拔500～700米的温带或亚热带森林发现。后来同期的动物相继灭绝，大熊猫却孑遗至今，并保持原有的古老特征。

中国人对熊猫的认识由来已久，早在文字产生初期就记载了熊猫的各种称谓。《书经》称貔，《毛诗》称白罴（pi），《峨眉山志》称貔貅，《兽经》称貉，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称貘，等等。

1869年3月，法国博物学家阿尔芒·戴维神父（182697～19001110），在中国四川雅安宝兴县的邓池沟（穆坪）教堂附近科学考察时，发现了当地人称为白熊、花熊的踪迹。通过当地猎人的帮助，4月1日，他采集到白熊标本，毛色有黑有白，脚掌底部多毛，样子像熊，这是他从未见过的奇异动物。它的标本和骨骼运到法国。经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科学家阿尔封斯·米勒·爱德华兹鉴定，“黑白熊”是一个新物种，定名为Ailuropoda melanoleuca（猫熊），鉴定报告发表在1869年《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之新文档》第五卷，从此，匿居荒野的猫熊进入人类文明的视野。

古今命名:

大熊猫的近代名称（即中国国内通行的中文名称），最初定名本叫猫熊或大猫熊，意思是它的脸型似猫那样圆胖，但整个体型又像熊，有的甚至把它隶属于熊科。由于在20世纪50年代前，中文的书写方式是直书，认读是自右到左，而改为横书后则从左到右，当1939年四川北碚博物馆展出时说明标题用横书，名猫熊，而当时参观者习惯了直书自右到左的认读，误认为熊猫。

自此，首先在主产它的故乡（四川），长此以往向传讹误，久之也就习以为常的把猫熊更名为熊猫了。以后，它通用的中文名叫大熊猫，也就被人们所公认。它的地方名，在它的故乡里多叫白熊、或白老熊，也有叫花熊的；在岷山藏族地区叫荡或杜洞尕（gǎ），平武白马达布人则叫洞尕；凉山彝族叫峨曲。所有这些地方名，虽称呼不同，而其含义与古籍中叫的貔貅或貘，无非都是说明它的体色白，或黑白，或体型似熊。

大熊猫的别名还有华熊、竹熊、银狗和大浣熊等。银狗，这是因为小熊猫的地方名和商品名叫金狗，相对应的熊猫体色白而叫它银狗。竹熊则以它主要食性为竹子而似熊命其名。华熊说明它是中华民族所特产的珍奇异兽。

西方世界认识它后，最初将它翻译成“大猫熊”或“猫熊”，但又一传说，在20世纪报上初次发表新闻时，偶然被颠倒成“熊猫”，未料到竟成为通用的名称了。若沿着这些名称为线索，可以追溯出许多充满神奇的记载。

发现始末:

宝兴县位于中国四川西北部，该地山峦重叠、溪泉甘美、树木参天，四季景色宜人。处于盆地向高原高山的过度地带。蕴藏着全中国近四分之一的动物物种，其中许多是珍禽异兽。1862～1874年，法国传教士阿尔芒·戴维在中国居住期间，得知四川宝兴一带动物种类很多，有一些是人们尚未知晓的珍稀物种，便从上海到达宝兴，担任穆坪东河邓池沟教堂的第四代神父。

1869年的春天，戴维在途中路过一户姓李的人家，突然，挂在墙上的一张黑白相间的奇特动物皮深深地吸引了戴维。主人告诉他：当地人叫这种动物是“白熊”、“花熊”或“竹熊”，它很温顺，一般不伤人。戴维异常激动，他估计这种动物“将是科学上一个有趣的新种”，这次发现将填补世界动物研究的一个空白。为了得到这种奇特的动物，戴维雇佣了20个当地猎人展开搜捕。3月23日，猎人们送来了第一只小“白熊”，遗憾的是他们为了便于携带，把它弄死了。

1869年5月4日，戴维捕到一只“竹熊”，他给“竹熊”取名“黑白熊”，那只憨态可掬的“黑白熊”毛茸茸、黑白相间的外貌，以及又圆又大的脑袋和滑稽可笑的动作倍受戴维的喜爱。经过一段时间的悉心喂养，戴维决定将这只可爱的“黑白熊”带回法国。这只可爱的“黑白熊”经不起长途山路的颠簸和气候的不断变化，还没运到成都就奄奄一息了，戴维只好非常惋惜地将这只“黑白熊”的皮做成标本，送到法国巴黎的国家博物馆展出。世界上第一只大熊猫模式标本竟然就这样产生了。

法国巴黎国家博物馆将这张兽皮展出，经博物馆主任米勒·爱德华兹充分研究后认为：它既不是熊，也不是猫，而是与中国西藏发现的小猫熊相似的另一种较大的猫熊，便正式给它定名为“大猫熊”。

1939年，重庆平明动物园举办了一次动物标本展览，其中“猫熊”标本最吸引观众注意。它的标牌采用了流行的国际书写格式，分别注明中文和拉丁文。但由于当时中文的习惯读法是从右往左读，所以参观者一律把“猫熊”读成“熊猫”，久而久之，人们就约定俗成地把“大猫熊”叫成了“大熊猫”。台湾有家报纸曾撰文给“熊猫”正名，但人民已经习惯，反而觉得“猫熊”不那么顺口了。从此，“大熊猫”这个现代名称就这样诞生了！戴维也就成了第一个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宝兴大熊猫的外国人。

大熊猫的发现在西方世界引起轰动。从那以后，一批又一批的西方探险家、游猎家和博物馆标本采集者来到大熊猫产区，试图揭开大熊猫之迷并猎获这种珍奇的动物。其中包括美国罗斯福总统的两个儿子西奥多·罗斯福和克米特·罗斯福。两兄弟先是到戴维发现大熊猫的宝兴县，一无所获，然后又进入大凉山。在越西县他们开枪打死了一头大熊猫，作成了标本带回美国。以后又有德国、英国等国的探险家猎获大熊猫，从中国猎人手中收购的就更多了。一时间不少西方国家的博物馆里都有了大熊猫的标本。但他们始终没能捕获到一只活的大熊猫。

在戴维神甫发现大熊猫的67年之后，1936年，35岁的纽约女服装设计师露丝·哈克利斯新婚。她丈夫威廉·哈克利斯是一个狂热的探险家，结婚后两周就奔赴中国寻找大熊猫。然而威廉还未到达大熊猫产区便病死在上海。露丝决心完成丈夫的遗志，在丈夫去世两个月后的1936年4月启程前往中国。

露丝的探险队仅有两个人——她和25岁的美籍华人杨昆廷。他们从上海乘坐小木船逆水而上到达成都，然后进入汶川，在深山老林里寻觅大熊猫的踪迹，设置猎捕的陷阱。1936年11月9日，当杨廷昆从树洞里捉出一只毛茸茸的小动物，递到已经冻得麻木的露丝怀里时，她简直难以相信，这就是西方人半个多世纪以来梦寐以求的大熊猫活体，露丝以为这只不到3磅的小家伙是雌性（后来证明是雄性），便用杨廷昆妻子的名字给它取名“苏琳”。幸运的露丝带着苏琳迅速返回成都，随即乘飞机到上海。

尽管西方人已寻求大熊猫半个多世纪，并且知道它是濒临灭绝的珍稀动物，但直到那时，中国人对大熊猫的了解还几乎为零。猎人可以任意捕猎这种“熊”，政府也没有任何保护的规定和措施。露丝的麻烦并不在于她捕获了大熊猫，而是进入中国内地的手续不全，因此不能离境。最后她采取行贿的办法登上了到美国的轮船。她把苏琳装在一个大柳条筐里，在海关登记表上写上“随身携带哈巴狗一只”，混出了海关。

露丝带着苏琳还在太平洋上航行，越洋电报早已把消息传遍了美国。轮船在旧金山码头靠岸时，正是圣诞节的前一天，惊喜万分的美国人在码头上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他们为珍贵的客人安排了最豪华的套房，召开隆重的欢迎晚会。苏琳被送到许多大城市展出，所到之处无不引起轰动。曾经为寻找大熊猫到过中国的罗斯福的儿子西奥多见到苏琳时，十分动情地说，“如果把这个小家伙当作我枪下的纪念品，我宁愿用我的儿子来代替。”

经过激烈的竞争，芝加哥布鲁克菲尔德动物园得到了苏琳。人们像潮水似的涌向这里，最多的一天达4万人，超过了该动物园的入园最高记录。苏琳的一举一动都成为报纸的新闻。商人们争先恐后地赶制大熊猫形象的产品。时髦女郎身着大熊猫图案的泳装招摇过市。甚至一种鸡尾酒也以大熊猫为名。露丝和苏琳的故事成为畅销书，并搬上了银幕。

不幸的是苏琳只活了一年，被做成标本永久陈列。苏琳的出现，使大熊猫从博物馆走进大众。它不仅珍稀，而且可爱，一时间成为了全世界的动物明星。各西方大国竟相到中国捕捉大熊猫，从1936年到1941年，仅美国就从中国弄走了9只大熊猫。成都的教会学校华西大学在其中帮了大忙。在大熊猫产区呆了20年，有“熊猫王”之称的英国人丹吉尔·史密斯在1936年到1938年的3年间，共收购了9只活的大熊猫，并把其中6只带到了英国。

二战期间，伦敦动物园的大熊猫“明”在德机的轰炸下表现镇定，玩耍自如，成为伦敦市民心目中的战时英雄。在战争最严酷的时候，报纸仍然在报道明的生活。明在1944年底去世。《泰晤士报》刊登的讣告称：“她可以死而无憾，因为她给千百人带来了快乐”。二战结束后的1945年12月，英国人又通过外交途径，组织了一支200多人的队伍，到汶川进行大搜捕，终于捕获到一只大熊猫送到英国。像中国的许多事物一样，熊猫在国外大出风头以后，在中国的地位迅速攀升。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政府开始限制外国人的捕猎活动。

形态特征:

大熊猫体型肥硕似熊、丰腴富态，头圆尾短，头躯长1200～1800mm，尾长100～120mm。体重80～120kg，最重可达180kg，饲养的熊猫略重，一般雄性个体稍大于雌性。头部和身体毛色黑白相间分明，但黑非纯黑，白也不是纯白，而是黑中透褐，白中带黄。秦岭地区的个体偏大，体毛粗糙，腹毛略呈棕色色泽。岷山（尤以青川平武）则个体较小，体毛也较前者为细，腹毛棕色不明显，但凉山的个体并不偏小。

黑白相间的外表，有利于隐蔽在密林的树上和积雪的地面而不易被天敌发现。相对锋利的爪和发达有力的前后肢，有利于大熊猫能快速爬上高大的乔木。

大熊猫皮肤厚，最厚处可达10毫米。身体不同部分的皮肤的厚度也不一样，体背部厚于腹侧，体外侧厚于体内侧，皮肤的平均厚度约为5mm，并且色白而富有弹性和韧性呢！

大熊猫的视觉极不发达。这是由于大熊猫长期生活于密密的竹林里，光线很暗，障碍物又多，致使其目光变得十分短浅。此外由于它的瞳孔像猫一样是纵裂的。因此，当夜幕降临的傍晚，它们还能活动。

熊猫们互相帮助，十分团结，如果有伙伴掉队，它们会停下来，寻找伙伴、或等它回来再走。

栖息环境: 大熊猫栖于中国长江上游的高山深谷，为东南季风的迎风面，气候温凉潮湿，其湿度常在80%以上，它们是一种喜湿性动物。大熊猫生活的6块狭长地带，包括岷山、邛崃山、凉山、大相岭、小相岭及秦岭等几大山系，横跨川、陕、甘3省的45个县（市），栖息地面积达20000平方公里以上，种群数量约1600只，其中80%以上分布于四川境内。它们活动的区域多在坳沟、山腹洼地、河谷阶地等，一般在20°以下的缓坡地形。这些地方森林茂盛，竹类生长良好，气温相对较为稳定，隐蔽条件良好，食物资源和水源都很丰富。

大熊猫生活在海拔2600～3500米的茂密竹林里，那里常年空气稀薄，云雾缭绕，气温低于20℃。一些其他的因素也会影响野外大熊猫的分布和密度：竹子、地形、水源的分布，是否有藏身处和哺育幼仔的巢穴以及山势等。人为的干扰是现今影响大熊猫分布的主要因素。

大熊猫具有不惧寒湿，从不冬眠的性格。哪怕气温在-4～14℃它们仍然穿行于被白雪压得很厚的竹丛中。它们也不怕潮湿，总爱在湿度80%以上的阴湿天地里生活。

生活习性 :

行为特点:

大熊猫吃食大熊猫每天除去一半进食的时间，剩下的一半时间多数便是在睡梦中度过。在野外，大熊猫在每两次进食的中间睡2～4个小时，平躺、侧躺、俯卧，伸展或蜷成一团都是它们喜好的睡觉方式。在动物园里面，饲养员每天两次定时给它们喂食，所以大熊猫其他的时间都用来休息。即使在睡觉的时候大熊猫看起来也很可爱。它们非常的灵活，能够把它们笨重的身体摆成各种各样的姿势。最喜欢的姿势便是腿撑在树上，并用手遮住眼睛。

大熊猫最可爱的特点是它那胖嘟嘟的身体和他那内八字慢吞吞的行走方式。这是因为它们生活的环境里面，有充足的食物，没有天敌，没必要行动很快。但是，正是它这种慢吞吞的动作使它能够保存能量，以适应低能量的食物。它们有时候也会爬树侦察情况，逃避入侵者，或是打盹。

大熊猫善于爬树，也爱嬉戏。爬树的行为一般是临近求婚期，或逃避危险，或彼此相遇时弱者借以回避强者的一种方式。熊猫有时还下到山谷，串入到山村小寨或住宅，把锅盆桶具，尤其是圆形的器皿当成玩具，玩耍后弃置山野。有时它们还和羊、猪等家养的牲畜亲善，随着同吃同住。

通常情况下，大熊猫性情总是十分温顺，初次见人，常用前掌蒙面，或把头低下，不露真容。它们很少主动地攻击其他动物或人，在野外偶然相遇时，总是采用回避的方式。但一但当上了妈妈，其小宝贝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即便是关怀看望，也会惹怒母亲大动肝火，张牙舞爪，动手动脚。有时它们还爱作一些修饰及其他一些求适活动。可以象猫一样把身体伸直，前是伸开，后半身抬起，让身躯灵活舒展，或睡醒以后，前肢直伸打哈欠。如果被水沾湿或过河涉水后，也可以像狗一样把身上的水抖掉。

在野外，大熊猫通常在发情季节发生冲突，特别是当三到四只雄性追求一只发情的雌性时。有时候，雌性和雄性也会发生争斗。在动物园，它们的争斗通常是因为水，食物或某只大熊猫占据了好的地盘。

气味标记:对大熊猫种群来说，可以看见的信号对它们来是毫无意义的：它们的圆脸缺乏表情，尾巴很短，没有冠部或棕毛来展开，耳朵可以竖起放下但也不够灵活。这都是因为熊猫常年生活在高山上茂密的薄雾弥漫的竹林里面、看不见彼此而造成的。

大熊猫大多数的交流都是通过留在栖息地的气味标记来实现的。当它们想见面的时候，通常是发情季节，就会通过气味标记找到彼此。一旦它们见面以后，就转为声音交流。大熊猫依靠它们丰富的“语言”来表达从多情到生气的情绪。

沉默是另一种交流方式。当大熊猫在玩，或是简单地表示友好，没有交配或好斗的想法的时候，它们不会发出任何声音。这种声音规则可以帮助人们判断在动物园里看到的大多数熊猫的行为。

用气味来标记领土是它们在竹林里保持和平的秘诀。大熊猫将肛周腺体的分泌物涂在柱子，树桩，墙上，地上以及它们经常经过的地方。这些气味标记能让它们互相回避或聚到一起。在非发情季节的时候，一闻到陌生熊猫的气味它们就会走开。发情季节的时候，一只雌性大熊猫的气味可能就表示她已经做好交配的准备，并且希望吸引雄性前来。

大熊猫有好几种做标记的方式。它们经常用尿液，或尿液和肛周腺分泌物的混合来做标记。当它们做标记的时候，它们会晃动头部，嘴巴半张。做了标记以后，它们会在做标记的地方剥掉树皮，或留下抓痕，以引起其他熊猫的注意。

食性食物:

大熊猫的食性是其最为奇特和有趣的习性之一，因为它几乎完全靠吃竹子为生，在野外自然采食的50多种植物中，竹类就占一半以上，其中最喜欢吃的有大箭竹、华西箭竹等7种。虽然随着食性的转变，一些器官也起了相应的变化，特别是牙齿，它的臼齿非常发达，是食肉目动物中最强大的，构造较为复杂，接近于杂食性兽类，裂齿的分化不明显，犬齿和前臼齿发达，没有齿槽间隙。上门齿呈弧形排列，下门齿呈一横列，第二对下门齿位置常靠后，似乎形成双列，这种现象在老龄个体的头骨上较为明显。犬齿的齿根粗大，而齿冠显得较短，齿尖不算锋利。第一对前臼齿极小，常见有一侧或双侧缺失的现象，第二对上前臼齿的前缘偏向内，后缘则偏向外，呈半斜位，第三、第四对上前臼齿的齿冠呈棱形，外侧有3个，内侧有2个齿突。臼齿被称为丘突型齿，咀嚼面特宽大，大致呈长方形，具大小不同的结节形齿尖，上臼齿有4个较大的齿尖，最后一枚上臼齿特大，向后延伸于颧骨的后部，冠面具有复杂的小棱形齿突，最后一枚下臼齿小，齿尖并不明显，位于下颔支前缘的内侧。一般食肉目动物的最后一枚上臼齿均位于冠状突基部的前缘处，而大熊猫臼齿的后移即可限制上、下臼齿的左右摆动，又可以增强咀嚼效果，但碾磨作用受到限制。臼齿的磨损上下不同，下臼齿的磨损始自外侧，而上臼齿则始于内侧，原因是左右上臼齿列之间的距离大于下颔臼齿列的间距。总的看来，它的牙齿与其他食肉类动物不同，却同草食性的有蹄类动物十分相似。

它的前掌上的5个带爪的趾是并生的，此外还有一个第六指，即从腕骨上长出一个强大的籽骨，起着“大拇指”的作用，这个“大拇指”可以与其他5指配合，就能很好地握住竹子，甚至抓东西、爬树等。但它却还保留着食肉动物的那种较为简单的消化道，没有食草动物所具有的专门用于储存食物的复杂的胃和巨大的盲肠，肠胃中也没有用于把植物中的纤维素发酵成能吸收的营养物质的共生细菌或纤毛虫。为了获得所需的营养，唯一的办法就是快吃快拉、随吃随拉。一只体重100公斤的成年大熊猫，在春天每天要花12～16小时，吃掉10～18千克的竹叶和竹秆，或者30～38千克的新鲜竹笋，同时排出10 多千克粪便，才能维持新陈代谢的平衡。

大熊猫的食物营养低劣，不能有过多的能量贮存。为了保存能量，必须控制能量消耗过大的活动。因此，它喜欢在平缓的地方行走，避免爬坡。平时也只在一个小范围里活动，利用气味、声音等传递信息，相互之间并不直接接触。大熊猫除吃竹子外，也吃一些杂草等其他植物，但吃进的量极少。此外，它也并非真正的“和尚”，遇到机会，也要开一次“荤”，恢复一下其祖先的本性。例如在它的栖息地内分布着一种害鼠，名叫竹鼠，俗称“竹溜子”，专吃箭竹的地下根，使箭竹枯死。但它的肉却是鲜嫩可口，营养丰富，正象当地的一句俗话中所说的：“天上的斑鸠，地上的竹溜”。大熊猫有一套巧妙的办法来对付竹鼠，一旦闻到它的气味，或者发现其踪迹，很快就能找到它的洞穴，然后便用嘴向洞里喷气，并用前爪使劲拍打，迫使竹鼠慌忙出逃，大熊猫则乘机一跃而上，用前爪按住，撕去鼠皮，尽食其肉。如果竹鼠不出洞，大熊猫就会来个挖洞抄家，直到将其捕获。

大熊猫虽然也具有食肉动物吃肉的潜力，但它很少捕食动物或动物的尸体，这并不是它不喜欢吃肉，而是缺少机会。因为在大熊猫的分布区里，大型的食肉兽很少，没有多少残尸剩首供它食用。如果它自己经常去捕捉鼠类等小动物，所得到的营养却常常不足以抵偿消耗掉的能量。因此，大熊猫只能偶尔吃到一点肉食，大部分时间则按部就班地依靠竹子维持生命，成为一辈子循规蹈距、依竹而生的动物。

大熊猫99%的食物都是竹子，可供大熊猫食用的竹类植物共有12属、60多种。此外，野生大熊猫还偶食一些动物尸体或其它植物。

圈养大熊猫主要以某一种或几种低山平坝竹为主食，辅食是以谷物类为主所调制的精饲料。竹类是大熊猫生长发育、身体健康和正常繁育的关键所在。随着大熊猫饲养技术的提高，逐渐认识到为大熊猫提供喜食的高山或亚高山竹类对于其身体健康和正常繁育的重要作用；加上交通条件的改善。圈养条件下，也能人工为大熊猫提供大量高山或亚高山的喜食竹类。

大熊猫的食物并不是单一的箭竹，其实大熊猫喜欢吃的竹子种类比较多，箭竹只是其中一个比较常见的种类。这些竹子长期生长在亚高山暗针叶林、山地暗针叶林、山地针阔叶混交林及山地常绿阔叶林的林冠下，分布海拔从700～3500米不等。不同山系的大熊猫主食竹类不同。大熊猫的食谱随山系和季节而有变化，在不同的季节采食不同种类的竹子或同种竹子的不同部位。春夏季最爱吃不同种类的竹笋，秋季多以竹叶为主食，冬季以竹秆为主食。

野外大熊猫常见的食用竹种类包括：冷箭竹、八月竹、实竹子、筇竹、大叶筇竹、箬竹、少花箭竹、短锥玉山竹、北背玉山竹、峨热竹、巴山木竹、糙花箭竹、缺苞箭竹、华桔竹等 。圈养大熊猫常用的食用竹种类有巴山木竹、刺竹、白夹竹、箬叶竹、淡竹、苦竹、阔叶箬竹、毛竹又名孟宗竹、冷箭竹、拐棍竹、矢竹、三月竹笋、方竹笋等。圈养大熊猫除了主要采食竹类外，还可获得少量的精饲料、水果以及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添加剂。这主要是因为圈养条件下大熊猫不能完全自由采食，存在营养摄入不足或不均衡。因此，人工进行添加和补充。精饲料主要原料包括玉米、大豆、大米、小麦等。这些原料清洗后，按照一定配比，经过特殊工艺加工制作成为大熊猫的食物。大熊猫的所有食物都有严格的选择标准，在使用前都需要经过安全及营养检测。只有符合要求的食物才能被最终提供给大熊猫。

进食方法:大熊猫每天需要花费将近一半的时间来进食。大熊猫的消化道保留了祖先的特性，与肉食类动物相似，如相对较短的消化道、锋利的犬齿、单室胃，没有盲肠以及相对锋利的爪和较发达的肉垫。在慢长的进化过程中，逐渐演变成以高纤维竹为主食，并演化一些适应以竹为生的结构特点，如咬肌、齿冠齿突发达，前爪除有五趾外还演变出一伪拇指组成对握结构以便于握竹。

大熊猫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在手脚并用地收集、准备食物和进食。它们并不在乎它们在什么地方——坐着、平躺、侧倚——它们只是不停的剥竹竿，吃竹叶。大熊猫食物的99%都是竹子，有时候也可能是一些野花，藤蔓，野草，蜂蜜，甚至是一些肉。

大熊猫主食竹子，也嗜爱饮水，大多数大熊猫的家园都设在溪涧流水附近，就近便能畅饮清泉。大熊猫每天至少饮水一次，有的地方虽然食物很丰富，缺了水，也难以找到大熊猫的身影。到了冬季，当高山流水被冰冻结以后，有的大熊猫也可能因为留恋自己家园的隐蔽条件和食物基地而不惜长途跋涉，沿沟而下，到谷中去饮水，然后返回家园。大熊猫取水总是求近舍远，日复一日地走出一条明显的饮水路径。它们到了溪边，以舔吸的方式饮水，若溪水结薄冰或被砂砾填没，则用前掌将冰击碎或用爪挖一个大约25×20米的浅坑舔饮。大熊猫以竹类为主要食物，而竹类却难以消化、吸收。由此，使大熊猫的能量摄入受到极大的限制，它的一切活动都必须考虑到尽量多地摄入能量，尽量少地消耗能量。

随着气候和食物分布的变化，大熊猫有垂直迁移习性，夏季上移高山、撵笋觅食，秋冬高山积雪则下移到中低山地区。2014年7月23日，英国《卫报》报道，一项历时六年的研究发现，熊猫会为吃到两种竹子——箭竹和木竹——的不同部位而迁徙较长的距离，以此来保证饮食均衡并获取繁殖所需的营养。

大熊猫对竹类的消化利用率较低，食物在体内停留的时间短，因而采取大量进食、快速排出的方式，来获得足够能量以满足其需求。根据不同季节大熊猫采食竹子部位的不同，其每天的采食量大致如下：竹笋23～40千克；竹叶10～18千克；竹秆17千克。大熊猫是一种非常聪明的动物，这表现在它们优良的采食策略上。它们不但选择区域内营养价值最好的竹子种类，而且还优先选择营养价值最高的部位。采食的顺序为竹笋，嫩竹，竹秆。

分布范围:

大熊猫生活在中国西南青藏高原东部边缘的温带森林中，冷箭竹、毛竹是这里主要的林

按照日期排序如下：

1、元旦（1月1日）：New Year's Day

2、春节（农历新年，除夕）：Spring Festival

3、元宵节（正月十五）：Lantern Festival

4、清明节（农历清明当日）：Tomb Sweeping Day

6、中秋节（农历中秋当日）：Mid-Autumn Festival

7、重阳节（农历九月初九）：Double Ninth Festival

8、国庆节（10月1日）：National Day

9、冬至节（12月21或22日）：Winter Solstice

扩展资料：

1、春节简介

春节，是农历正月初一，又叫阴历年，俗称“过年”。这是我国民间最隆重、最热闹的一个传统节日。春节的历史很悠久，春节起源上综合原始信仰、历法等人文与自然文化因素以及后世节俗遗迹来看，由上古时代的岁首祭祀活动演变来的。

我国的农历正月初一，古称为元日、元辰、元正、元朔、元旦、岁朝、新正、首祚等；到了民国时期，改用公历，公历的一月一日称为元旦，把农历的一月一日称春节。

2、清明节简介

清明节是中国传统节日，也是最重要的祭祀节日之一，是扫墓祭祖的日子，清明节源于上古春祭活动。清明节气在时间和气象物候特点上为清明节俗的形成提供了重要条件，该节气被看作清明节的源流之一。

清明节，又叫踏青节，按阳历来说，它是在每年的4月4日至6日之间，正是春光明媚草木吐绿的时节，也正是人们春游[古代叫踏青]的好时候。清明节的名称与此时天气物侯的特点有关。西汉时期的《淮南子·天文训》中说:“春分后十五日，斗指乙，则清明风至。”

3、端午节简介

端午节是中华民族最古老的传统节日，由古越人于午月午日（干支历）举行龙图腾祭祀演变而来。据学者闻一多先生的《端午考》和《端午的历史教育》列举的百余条古籍记载及专家考古考证，端午的起源，是中国古代南方古越族举行图腾祭的节日，比屈原更早。

端午节并非为纪念屈原而设立的节日，但是端午节之后的一些习俗受到屈原的影响。唐天宝年间，为加强社会控制，唐玄宗下令将诸祠庙增入祀典，屈原被封为昭灵侯，正式享受官家烟火，每年春秋各一次。五代十国时，官祭屈原的时间始设在端午，宋代封屈原为忠洁侯，到明太祖朱元璋时，圣谕“岁以五月五日”致祭屈原。

在皇权不断的鼓励下，屈原影响力渐次压倒伍子胥、曹娥等，成为端午代表，而此前种种民俗，自然也就都与屈原有了关联。

4、中秋节简介

中秋节源自天象崇拜、丰收祭月活动。“秋”字的解释是：“庄稼成熟曰秋”。八月中秋，农作物和各种果品陆续成熟，为了庆祝丰收，表达喜悦的心情，就以“中秋”这天作为节日。

据传说，元朝末年，广大人民为了推翻残暴的元朝统治，把发起暴动的日期写在纸条上，放在月饼馅子里，以便互相秘密传递，号召大家在八月十五日起义。终于在这一天爆发了全国规模的农民大起义，推翻了腐朽透顶的元朝统治。此后，中秋吃月饼的风俗就更加广泛地流传开来。

5、国庆节简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节又称十一、国庆节、国庆日、中国国庆节、国庆黄金周。中央人民政府宣布自1950年起，以每年的10月1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日子，即国庆日。它是国家的一种象征，是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而出现的，并且变得尤为重要。它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的标志，反映我国的国体和政体。

国庆节是一种新的、全民性的节日形式，承载了反映我们这个国家、民族的凝聚力的功能。同时国庆日上的大规模庆典活动，也是政府动员与号召力的具体体现。具有显示国家力量、增强国民信心，体现凝聚力，发挥号召力是国庆庆典的三个基本特征。

-中国传统节日

1 学习古文的三本经典古书

谈自学古文字 李学勤 李学勤先生，北京人，生于1933年，是我国著名的古文字研究专家，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西北大学 教授。

主要著作有《殷代地理简论》、《中国青铜器的奥秘》（英文版）等。 案头这封长信，是远方一位青年教师寄来的。

信中谈到他在十年浩劫期间失去了读书机会，但由于爱好篆刻，经常接触古文字，逐渐对古文字学发生兴趣，连同古文字产生的历史时代，也想深入研究。他迫切希望能根据业余自学的特点，告诉他怎样着手学古文字学，拟定一个系统学习的计划。

这样的信，近年我陆续收到过好多。写信的青年朋友，有文物考古界、艺术界的新同志，也有文史学科的教师或学生。

每当我披读信里充满热情的文句，总是思绪萦回，沉浸于回忆之中。 我学习古文字，就是自学出身的。

曾有人传说我得力于家学，这与事实不符。我的家庭是知识分子，却与古文字这一行无关，我在清华念书也没有学过与此有联系的课目。

作为被古文字的“神秘感”牢牢吸引的年轻学生，我所仰赖的只有北京图书馆。巍峨的馆门，存衣处，目录箱，等候取书的长椅，阅览厅的净案明窗，至今追想，犹历历如新。

不分寒暑，晨昏，奔走于文津街上的生涯，直到1952年，我去考古研究所参加编《殷虚文字缀合》，才告结束。这样一段经历，使我对有志自学古文字的青年朋友倍觉亲切。

中国的古文字学有悠久的历史渊源，然而出于种种原因，又是一门罕人问津的冷僻学科，过去甚至被称为“绝学”。建国以来，随着考古工作的繁荣开展，新发现古文字材料层出不穷，古文字学的实用价值日益显著。

但是这门学科的研究力量仍很薄弱，同摆在面前的繁重任务很不相称。这种形势，限制了古文字学本身的发展，也不利于考古学和整个古代历史文化的研究。

能看到不少年轻同志愿意学这个冷门，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事。 根据亲身经历的甘苦，我觉得有义务告诉大家，自学古文字学实在是很难的。

今天的古文字学，已非历史上的小学、金石学可比，它介乎考古学、古代史、语言学、文献学之间，和这几门学问都有密切联系。因此，学古文字学，需要相当广博的基础知识。

这是困难之—。古文字学的研究对象大都是珍贵文物，分散各地，有些不易见到。

就连著录，一般也是印数甚少，价格昂贵，在图书馆列于善本。有关论著多较专门，缺乏有新水平并用现代语言编写的概论性书籍。

这是困难之二。所以，有些自学者虽然努力，或不得门径，或缺乏必需的条件，成效不多，徒费精神，实在令人惋惜。

这么讲，意思绝不是要泼冷水。难学，不等于不能学，而是需要更大的决心和毅力。

荀子有云：“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没而后止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

自学，自然比不上有导师可随时请益，不过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即便学有良师，功夫还得自己去做。

导师的可贵，最要紧的是指点治学的方向方法，避免弯路错路。我们自学，更必须注重学习的方法和途径。

不妨通过前辈古文字学家的论著，仔细体会他们所运用的方法，所走的路数，吸取其中的丰富经验。假如走的路子错了，再想改正，便得用许多时间和气力，这种教训，我们见过得也有不少。

那位教师问我怎样系统学古文字，依我看，可以有两种学法，因人而异。 对于以古文字研究为终身职志的人，我建议最好从《说文》入手，先学秦汉文字，如秦简、秦刻石、汉简、汉碑，以后再上溯两周金文，最后学甲骨文等商代文字。

记得二十多年前，陈梦家先生讲过这样的学习法，我当时颇不以为然，事经多年，才认识到这样学能对古文字源流演变，文字形音义及其所以然，均有透彻了解，奠定古文学知识的深厚基础。表面看似乎迂缓，实则事半功倍。

《说文》一书，现在看来固然有很多时代局限，但仍不失为研究古文字的出发点。汉儒所见古籍，所闻师说，不少是后人无法直接接触的。

许慎号称“五经无双”，《说文》集汉代文字学知识大成，清人注解《说文》更有重要成果。开始学古文字，不可不读《说文》，但不要单看大徐本本文（如最近影印的一字一行本），应当兼读注释。

大家喜欢读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这是对的。如果觉得段注卷帙浩繁，一时读不完，建议先读王筠的《说文句读》，比较简明。

此外，徐灏的《说文解字注笺》，对读段注很有帮助。至于丁福保编纂的《说文解字诂林》，汇集众书，便于检索，不能作为阅读之用。

上 面说的自下而上，循序渐进的学习法，需时较多，只适用于专门研究这一学科的同志。如果出于工作要求，或本人兴趣，一开始就学甲骨文或金文，也无不可。

比如，先读郭老《卜辞通纂》、《两周金文辞大系》，容庚《商周彝器通考》，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和《西周铜器断代》（《考古学报》1955—1956年连载），及《金文编》、正续《甲骨文编》等，都是很好的。我起初就是先学甲骨和战国文字的，到六十年代不得不补学青铜器，说明不管先学什么，想要在古文字学范围内有所建树，还得认识古文字发展的全过程。

借用武术家一句话说，叫做“及其至，则一也”。 有些自学者担心古文字难记，以致把精力全用在摹写《说文》篆字或《。

溥仪虽然是个没什么权力的傀儡皇帝，也没有受到什么学校的教育，据说只有中学文化水平，那么，溥仪为什么能用英语翻译古籍？

首先就是当时的清政府从英国为他请来了一位“中国通”的洋人老师——庄士敦，他负责溥仪英文、数学、世界史、地理的教育。所以，溥仪的英语水平是很高的，毕竟，这个庄老师还是很优秀的，要求也是蛮严格的，所以，这个时候，溥仪能够学到很多知识，尤其是西方的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