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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拆分词条 司马迁

　　百科名片

　　司马迁画像司马迁（前145或前135—前87？），字子长，西汉夏阳（今陕西韩城，一说山西河津）人，中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被后人尊称为“史圣”。他最大的贡献是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原名《太史公书》）。该书记载了上自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公元前101年（汉武帝太初四年），共3000多年的历史，被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

　　中文名： 司马迁

　　别名： 司马子长，太史公

　　国籍： 中国

　　民族： 汉族

　　出生地： 龙门（今陕西韩城或说山西河津）

　　出生日期： 前145年或前135年

　　逝世日期： 前87年？

　　职业： 史官

　　主要成就： 编著《史记》，开创纪传体史学

　　代表作品： 《史记》

　　目录

　　司马迁简介

　　家谱世系

　　生平事迹“迁生龙门”

　　少年受业

　　壮年游历

　　司马迁和父亲洛阳相会

　　编著《史记》

　　大事年表

　　存世作品

　　星象成就

　　历史评价汉代

　　唐代

　　宋元

　　明清

　　现代

　　纪念建筑

　　相关争议出生时间

　　出生地点

　　贴吧相册 司马迁简介

　　家谱世系

　　生平事迹 “迁生龙门”

　　少年受业

　　壮年游历

　　司马迁和父亲洛阳相会

　　编著《史记》

　　大事年表

　　存世作品

　　星象成就

　　历史评价 汉代

　　唐代

　　宋元

　　明清

　　现代

　　纪念建筑

　　相关争议

　　出生时间 出生地点贴吧相册 展开 编辑本段司马迁简介

　　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于公元前145年（汉景帝中元五年）生于龙门(今山西河津)，是中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他10岁开始读古书，学习十分认真刻苦，遇到疑难问题，总是反复思考，直到弄明白为止。20岁那年，司马迁从长安出发，到各地游历。后来回到长安，做了郎中。他几次同汉武帝出外巡游，到过很多地方。35岁那年，汉武帝派他出使云南、四川、贵州等地。他了解到那里的一些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他父亲司马谈死后，公元前108年（元封三年），司马迁接替做了太史令。公元前104年（太初元年），与天文学家唐都等人共订“太初历”。同年，开始动手编《史记》。公元前99年（天汉二年），李陵出击匈奴，兵败投降，汉武帝大怒。司马迁为李陵辩护，触怒了汉武帝，获罪被捕,受了“腐刑”。公元前96年（太始元年）获赦出狱，做了中书令，掌握皇帝的文书机要。于是他发愤著书，全力写作《史记》，大约在他55岁那年终于完成了全书的撰写和修改工作。　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成就了《史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130篇，52万余字，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和七十列传，对后世的影响极为巨大，被称为“实录、信史”，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列为前“四史”之首，与《资治通鉴》并称为史学“双璧”。因此司马迁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史圣。与司马光并称“史界两司马”,与司马相如合称“文章西汉两司马”。　司马迁的著作，除《史记》外，《汉书·艺文志》还著录赋八篇，均已散失，唯《艺文类聚》卷30引征《悲士不遇赋》的片段和有名的《报任安书》（即《报任少卿书》）。《报任安书》表白了他为了完成自己的著述而决心忍辱含垢的痛苦心情，是研究司马迁生平思想的重要资料，也是一篇饱含感情的杰出散文。《悲士不遇赋》也是晚年的作品，抒发了作者受腐刑后和不甘于“没世无闻”的愤激情绪。

　　编辑本段家谱世系

　　司马迁明代画像

　　[1]司马迁自称其先祖是颛顼时期的天官。《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昔在颛顼，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周宣王时期，司马迁的祖上来到秦国。他的直系祖先是战国时期秦国著名的武将司马错。秦惠文王时期，司马错曾经在朝堂上与张仪辩论，辩论内容被收入《战国策·秦策》，后收入《古文观止》，名为《司马错论伐蜀》。辩论胜利后，秦惠文王派司马错等人出兵巴蜀，得胜而守之。六世祖司马靳为名将武安君白起副手，参与长平之战，坑杀赵卒四十万人，司马错、司马靳等军事之功为秦国奠定了一统天下的军事基础。　司马迁的父亲是西汉武帝时期太史令司马谈。司马谈是当时一位非常杰出的学者，著有《论六家要旨》一文，系统总结了春秋战国秦至汉初以来阴阳、儒、墨、法、名、道各家思想的利弊得失，并对道家思想进行了高度肯定。该文是对春秋战国以来的诸子百家思想的高度概括和凝练总结。　司马迁世系：　卫系：？（无从可考）　赵系：司马蒯聩——司马浅——司马尚——司马卬　秦系：司马错→司马梗→司马靳（蕲）→司马欣（？）→司马昌→司马毋怿→司马喜→司马谈→司马迁→司马临、司马观、司马英（汉丞相安平候杨敞之妻）[2]司马迁说：“自司马氏去周适晋，分散，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其在卫者，相中山。”笔者就此查阅了大量先秦史书，却不见卫国司马氏的记载。赵国除了司马迁介绍的司马蒯聩外，司马氏见于史书的还有司马浅、司马尚及秦朝末年的司马卬。秦国的司马氏较多，早期有名将司马唐、司马错、司马梗、司马靳和秦朝末年的司马欣、司马昌。因为卫国无司马氏的记载，疑为司马迁误把中山写成了卫。如卫国实为魏国，在“魏”者相中山，那就说得通了。中山国有司马赒、司马憙、司马子期8。此外散见于先秦史书中的司马氏还有宋国的司马牛、齐国的司马悍、楚国的司马翦，此三人是否为少梁司马氏我们不得而知　司马迁以移花接木之术巧妙地把自己的前辈世系依附在司马错的名下，借以炫耀自己祖宗的威望，同时也掩盖了自己真正的直系先祖。　战国初期进入秦国的司马氏与后来秦国夏阳（少梁）的司马氏同族并不同支。秦国名将司马错并非少梁人，他生在咸阳死在成都，应该是秦国咸阳人。秦国夏阳的司马氏就是魏系司马氏，也就是司马迁的直系先祖。　按照司马迁的“一族三分”说，我们现在可以重新排列一下少梁司马氏家族的世系。（横线为父子相承世系，虚线为辈分不清世系）　赵系：司马蒯聩……司马浅……司马尚……司马卬　秦系：司马唐——？——司马错——司马梗——？——司马欣……司马相如　魏系：？——司马赒——司马憙——司马子期——司马靳——？——司马昌——司马无泽——司马喜——司马谈——司马迁

　　编辑本段生平事迹

　　司马迁生卒年代，史无明文。近人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认为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45年（汉景帝中元五年），一说生于公元前135年（汉武帝建元六年）；大约卒于公元前86年（汉昭帝始元元年），一说卒于公元前87年（汉武帝后元二年），又一说卒于公元前90年（汉武帝征和三年）。据说司马迁家自唐虞至周，都是世代相传的历史家和天文家。司马错是秦惠王时伐蜀的名将，司马昌是秦始皇的铁官，到了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又做汉武帝的太史令，恢复了祖传的史官恒业。

　　“迁生龙门”

　　司马迁是夏阳人。夏阳靠近龙门，所以司马迁自称“迁生龙门”（太史公自序）。龙门，龙门山，很有名气。传说大禹曾在龙门开山治水，而龙门山的南面就是黄河。司马迁的家正好在黄河岸边的龙门，当地名胜古迹很多。司马迁从小在饱览山河名胜的同时，也有机会听到许多历史传说和故事。他每天看到波涛滚滚的黄河从龙门山上呼啸而去。

　　少年受业

　　司马迁的少年时代，“耕牧河山之阳”。司马迁在这“山环水带，嵌镶蜿蜒”（《韩城县志序》）的自然环境里成长，既被山川的清淑之气所陶冶，又对民间生活有一定体验。　10岁，司马迁随父亲至京师长安，得向老博士伏生、大儒孔安国学习；家学渊源既深，复从名师受业，启发诱导，获益不浅。这个时候，正当汉王朝国势强大，经济繁荣，文化兴盛的时候，张骞奉使通西域，卫青、霍去病大破匈奴，汉武帝设立乐府，也是司马迁在京城里丰富见闻，热情迸发的时候。

　　壮年游历

　　司马迁半身像

　　[3]　司马迁大约20岁开始外出游历——“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回到长安以后，做了皇帝的近侍郎中，主要职责是守卫宫殿门户，管理车骑，随从皇帝出行。他随汉武帝到过平凉、崆峒，又奉使巴蜀，他到得最南边是昆明。据司马迁自己说，他少年时期曾经“耕牧河山之阳”，也就是说他儿童时期曾经在家乡从事过一些农业劳动。后来他的父亲司马谈到长安做了太史令，司马迁随父亲也到了长安，然后在父亲的指导下，他刻苦读书，打下了深厚的文化基础，他拜了很多名师做老师。司马迁的家族，就是他这个家族，世代都是史官，而作为史官，他有责任来记载帝王圣贤的言行，也有责任来搜集整理天下的遗文古事，更有责任通过叙事论人而为当时的统治者提供借鉴。那么他的父亲司马谈就有志于整理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试图撰写一部规模空前的史著。就是写一部史书，从

　　他父亲开始就已有这么一个理想，他的父亲做太史令之后，就开始搜集阅读史料，为修史做准备。但是司马谈感到自己年事已高，要独立地修成一部史著，无论是时间、无论是精力，还是才学知识都还不够，所以司马谈寄厚望于他的儿子司马迁，希望他能够早日参与其事，最终实现这样一个宏愿。　司马迁像集锦(12张)于是，司马迁在读万卷书的基础上，开始行万里路，司马谈要求他儿子来进行一次为期两年多的一次全国的漫游。司马迁从20岁开始的全国漫游，是为写《史记》做准备的一次实地考察，他亲自采访，获得了许多第一手材料，保证了《史记》的真实性和科学性。他这个漫游，也是《史记》实录精神的一种具体体现。　比如说，他漫游到汨罗江畔，在当年屈原投江自沉的地方，他高声朗诵着屈原的诗，他痛哭流涕，所以他写《屈原列传》写得那么有感情，他是亲自去考察过，他是在学习屈原的基础上来写屈原的。比方说，在韩信的故乡淮阴，他也搜集了许多有关韩信的故事，并亲自去问别人，说当年韩信受胯下之辱，了解韩信为什么能够受胯下之辱而不发怒，不愿意去做出非法的事来，忍了。韩信那么高的个子，从一个流氓两个腿之间爬过去，如果按照他的个性，一刀就把他杀了。但是如果把他杀了，后来就不能够建功立业了。韩信后来帮助刘邦推翻了秦王朝，建立了西汉，封王封个侯，回了故乡，韩信自己说：如果当初我把你杀了，我就没后来的建功立业，所以小不忍则乱大谋。再比如说，在曲阜他去瞻仰了孔子的墓，还和孔子故乡的一些儒生在一起揽衣挽袖，一步一揖，学骑马，学射。学行古礼，以此表达他对孔子的纪念。再比如说，在孟尝君的故乡薛城，他走乡串巷，考察民风，而且他考察这个地方的民风跟当年孟尝君好客养士有什么关系，所以他走一路、考察一路。可以这样说，司马迁在漫游的旅程中，不放过任何一个了解历史的人，不放过任何一个存留于人们口碑上的故事，获得了许许多多从古籍当中所得不到的历史材料，同时他深入民间，广泛地接触了人民群众的生活，使得他对社会，对人生的观察、认识逐渐深入。　此外他遍历名山大川，饱览了祖国山河的壮美，陶冶了性情，从而也提高了他的文学的表现力。所以说司马迁的这次漫游，正是司马迁走向成功的极为坚实的一步，是非常典型的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司马迁和父亲洛阳相会

　　公元前110年（元封元年），汉武帝举行大规模的巡行封禅，步骑十八万，旌旗千余里，浩浩荡荡。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史官，司马谈这时候却病了，经过汉武帝的允许留在洛阳养病，正好司马迁从长安匆匆赶去追随汉武帝，在洛阳见到了他奄奄一息的父亲司马谈。　司马迁在为《史记》写的“自序”里，详细记录了司马谈在“河、洛之间”对他说的那番语重心长的遗嘱。司马谈说：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颂周公，言其能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脩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　司马迁俯首流涕，对父亲发誓说：“我虽不聪敏，请容许我把您已记录编排过的有关过去的传闻，完整地书写出来，绝不敢有缺漏。”洛阳相会，就这样成为这一对钟情于历史学的父子之间的生死之别。

　　编著《史记》

　　公元前108年（元封三年），司马迁38岁时，正式做了太史令，有机会阅览汉朝宫廷所藏的一切图书、档案以及各种史料的机会，他一边整理史料，一边参加改历。等到公元前104年（太初元年），中国第一部历书《太初历》完成，他就动手编写《史记》。　公元前99年（天汉二年），汉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带兵三万，攻打匈奴，打了个大败仗，几乎全军覆没，李广利逃了回来。李广的孙子李陵当时担任骑都尉，带着五千名步兵跟匈奴作战。单于亲自率领三万骑兵把李陵的步兵团团围困住。但是李陵的箭法十分好，兵士也十分勇敢，五千步兵杀了五六千名匈奴骑兵单于调拨更多的兵力，然而仍然无力与李陵相抗衡。就 司马迁发愤写《史记》

　　[4]在单于准备退军之时，李陵手下有一名军候侯敢叛变，将李陵内部军情告发。告诉单于李陵后面没救兵，而且教单于部下制作连发连射的弓箭。单于于是继续与李陵作战。最后李陵寡不敌众，只剩了四百多汉兵突围出来。李陵被匈奴逮住，投降了。　大臣们都谴责李陵不该贪生怕死，向匈奴投降。汉武帝问太史令司马迁，听听他的意见。　司马迁说：“李陵带去的步兵不满五千，他深入到敌人的腹地，打击了几万敌人。他虽然打了败仗，可是杀了这么多的敌人，也可以向天下人交代了。李陵不肯马上去死，准有他的主意。他一定还想将功赎罪来报答皇上。”　汉武帝听了，认为司马迁这样为李陵辩护，是有意贬低李广利（李广利是汉武帝宠妃的哥哥），勃然大怒，说：“你这样替投降敌人的人强辩，不是存心反对朝廷吗？”他就把司马迁下了监狱，交给廷尉审问。司马迁被关进监狱以后，案子落到了当时名声很臭的酷吏杜周手中，杜周严刑审讯司马迁，司马迁忍受了各种肉体和精神上的残酷折磨。面对酷吏，他始终不屈服，也不认罪。司马迁在狱中反复不停地问自己：“这是我的罪吗？这是我的罪吗？我一个做臣子的，就不能发表点意见？”不久，有传闻说李陵曾带匈奴兵攻打汉朝。汉武帝信以为真，便草率地处死了李陵的母亲、妻子和儿子。司马迁也因此事被判了死刑。第二年汉武帝杀了李陵全家，处司马迁以腐刑。腐刑是个奇耻大辱，污及先人，见笑亲友。司马迁在狱中，又备受凌辱，“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棰，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司马迁《报任安书》）。几乎断送了性命。他本想一死，但想到自己多年搜集资料，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要写部有关历史书的夙愿，因此为了完成《史记》的写作，忍辱负重，希望出现一线转机。　公元前96年（太始元年）汉武帝改元大赦天下。这时司马迁50岁，出狱后当了中书令，在别人看来，也许是“尊宠任职”，但是，他还是专心致志写他的书。直到公元前91年（征和二年），《史记》全书完成，共得130篇，52万余言。[5]

　　编辑本段大事年表

　　公元前145年（汉景帝中元五年）　司马迁生于龙门。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建元元年） 6岁，在故乡读书。　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太史公自序》：“谈为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　公元前136年（建元五年） 10岁，在故乡。　《太史公自序》：“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按：司马迁10岁左右，即在故乡过着半耕半读的生活。　公元前135年（建元六年） 11岁。　窦太后死，汉地区冲突罢绌老刑名百家之言，重新发动尊儒。一说司马迁出生于这一年。　公元前134年（汉武帝元光元年） 12岁。　是年董仲舒上“天人三策”。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司马迁时在夏阳耕读，时在长安求学。　公元前127年（汉武帝元年朔二年） 19岁，从夏阳迁居长安。　汉武帝从主父偃建议迁民于茂陵。司马迁随家迁于京城。从孔安国学《尚书》，从董仲舒学《春秋》。孔安国为侍中。　公元前126年（元朔三年） 20岁，游历各地。　司马迁漫游江淮，到会稽，渡沅江、湘江，向北过汶水、泗水，于鲁地观礼，向南过薛（今山东滕县东南）、彭城，寻访楚汉相争遗迹传闻，经过大梁，而归长安，历时数年，为协助父亲著作史记做准备。　公元前124年（元朔五年） 22岁。　公孙弘为丞相，请为博士置弟子员五十人。司马迁得补博士弟子员。　公元前123年（元朔六年） 23岁，为郎中。　以考试成绩优异为郎中，即皇帝的侍卫官。　公元前122年（汉武帝元狩元年） 24岁，为郎中。　司马迁侍从武帝巡视至雍，祭祀五。获白麟。司马谈始修《太史公书》。　《史记》原计划记事止于此年。 《史记》

　　[6]《太史公自序》：“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扣来司马迁修改下限述于太初末年。　公元前119年（元狩五年） 28岁，为郎中。　汉武帝游鼎湖，至甘泉（今陕西淳化县境内），司马迁以郎中身分侍从。　公元前113年（汉武帝元鼎四年） 33岁，为郎中。　随汉武帝祭祀五帝到雍（今陕西凤翔县），到河东（今山西夏县东北）。　有司与太史公司马谈、祠官宽舒议祭祀后祠。始立后土祠于汾阴（今山西万荣县）。冬十月，“武帝自夏阳东幸汾阴”，司马适随武帝回夏阳故乡。　公元前112年（元鼎五年） 34岁，为郎中。　冬十月，司马迁以侍中身分侍从汉武帝巡行至西北的扶风、平凉、空峒。　太史公谈、词官宽舒等向武帝建议立泰 坛。太史公谈议泰 典礼。　公元前111年（元鼎六年） 35岁，为郎中将。　汉武帝与公卿、诸生议泰山禅。司马迁受命为郎中将以皇帝特使身份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到达邛（今四川西昌一带）、笮（今四川汉源一带）、昆明（今云南曲靖一带），安抚西南少数民族，设置五郡。　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元封元年） 36岁，为郎中。　汉武帝前入泰山封禅，太史公司马谈随行，至周南（今河南洛阳）而病危。司马迁自西南归，见父于周南。谈临终嘱司马迁继孔子而续《春秋》。　司马迁以郎中身分侍从汉武帝至泰山，又至海边，自碣石至辽西。又经北边、九原（今包头市西），五月回到甘泉。　公元前109年（元封二年） 37岁，为郎中。　春，司马迁随汉武帝到缑氏（今河南偃师），又到东莱。四月，黄河决口，司马迁从武帝至濮阳瓠子决口处，与群臣从官负薪塞黄河决口。　公元前108年（元封三年） 38岁，为太史令。　继父职为太史令。《太史公自序》：“太史公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绅石室金匮之书。”与朋友挚峻书信往还，勉励其抛弃隐居生活，立志于事业，从而立德、立言、立功。　公元前107年（元封四年） 39岁，为太史令。　冬十月，司马迁随汉武帝至雍，祭祀五帝。经回中道，批出萧关（今宁夏固原县东南），经涿鹿，从代地（今河北蔚县）而还，经河东回长安。　公元前106年（元封五年） 40岁，为太史令。　冬，司马迁随武帝至南郡盛唐（庐江），望祭虞舜于九嶷山，自寻阳（今湖北黄梅县西南）过长江，登庐山，北至琅琊（今山东诸城），增封泰山，沿海而行。　公元前105年（元封六年） 41岁，为太史令。　冬，司马迁随汉武帝行至回中（今陕西陇县西北）。三月，经夏阳至河东，祭于后土祠。　公元前104年（汉武帝太初元年） 42岁，为太史令。　司马迁与上大夫壶遂等制定《太初历》，汉武帝宣布废《颛顼历》，改用此历法。太初历对后代有极大影响。　冬十月司马迁随武帝祭泰山。　司马迁开始著述《史记》。　公元前103年（太初二年） 43岁，为太史令。　司马迁专心著述。　“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一心营职。”　公元前100年（汉武帝开汉元年） 46岁，为太史令。　苏武出使匈奴被扣，武帝发兵讨伐匈奴。　李陵为将，请“自当一队”。　公元前99年（天汉二年） 47岁，为太史令。　三月，司马迁随汉武帝至河东，祭祀后土。　十一月，李陵战败被匈奴俘虏，司马迁因替李陵讲公道话，而被捕入狱，判死刑。　公元前98年（天汉三年） 48岁。　李陵被灭族。　司马迁为著作史记而忍辱苟活，自请宫刑。　《悲士不遇赋》约作于是年。　公元前97年（汉武帝天汉四年） 49岁，为中书令。　被赦出狱，任中书令。《汉书·司马迁传》：“迁既刑之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发愤著史记。　公元前93年（太始四年） 53岁，为中书令。　任安（少卿）此年四、五月间有信给司马迁。　公元前91年（汉武帝征和二年） 55岁，为中书令。　《报任少卿书》作于是年。　完成《史记》。《报任少卿书》说：“仆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改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　汉武帝患病，奸臣江充谎称宫中有人埋设木偶诅咒武帝，武帝命江充查抄。江充与太子有矛盾，勒逼皇后自杀，并要挟太子。太子杀死江充，武帝发兵讨伐太子，太子起兵反抗，兵败逃亡自杀。此即为历史上有名的巫蛊案。　公元前90年（征和三年） 56岁。　司马迁约死于这一年。死因不明。　一说司马迁死于公元前87年（汉武帝后元二年）， 又一说死于公元前86年（汉昭帝始元元年）。　《汉书·旧仪注》：“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郭沫若《关于司马迁的死》：“下狱死事，必世有流传，故卫宏、葛洪均笔之于书，谅不能无中生有，以歪曲史实”。[7]

　　编辑本段存世作品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和七十列传）　《悲士不遇赋》（约二百字，是否全文，无从考察）　《报任安书》（又名《报任少卿书》，全文约五千字，是研究司马迁生平思想的重要资料）[8]

　　编辑本段星象成就

　　在两汉时 司马迁题跋像

　　[9]期的星象家中，首先要提出司马迁。大家都知道司马迁是一个伟大的史学家，而不知他也是一位对天文星象精到造诣的专家。其实只要仔细读其《史记》的《天官书》《律书》《历书》就可明白称他为天文星家专家决非虚誉。像司马迁这样博大精深的文学大师，绝对不会自划范围，限制自己的知识体系和探索领域。古代的史官本来以星历之事为其本职之一，故精通星象之学也不足为奇。不过司马迁能用史学家的高赡远瞩的眼光，把星象学与历史问题结合起来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可是其他星象家和史学家皆望尘莫及的高明之处。司马迁并末用星象学去占测具体的人事变异，而是用来总结历史规律，这不能不说是他对星系学的创造性应用。　司马迁继承父亲遗志遗业，完成《史记》及“推古天变”之任务，并明确表述为“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其结论表述在《天官书》中，即据春秋242年之间日食三十六、彗星三见等星象，联系点天子衰微、诸候力政、五伯代兴及到战国及秦汉之际的社会变乱动荡，而总结出天运三十年一小变，一百年一中变，五百年一大变，三大变为一纪，三纪而大备的“大数”，最后才认为“天人之际续备”。这是司马迁星学之应用的最重要之范例，在整个星学历史上占有最高地位。　此外，司马迁又总结了战国以来的星象学的基本原则，表述如下（亦记载于《天官书》中）：　“我仔细检查史书的记裁，考察历史上的事变，发现在100年之中，五星皆有逆行现象。五星在逆行时，往往变得特别明亮。日月的蚀食及其向南向北的运行，都有一定的速度和周期，这是星象学所要依据的最基本的数据。而星空中的紫宫星垣和东西南北四宫星宿及其所属的众多星辰，都是位置不变的，它们的大小程度和相互向的距离也是一定不变的，它们的分布排列象征着天上五官的位置。这是星象学中作为‘经’亦即不变的依据。而水、火、金、木、土星则是上天的五位辅住，它们的出现隐伏也有一定的时间和周期，但其运行速度快慢不均。这是星象学中的‘纬’亦即经紫变动的部分。把这些固定的和变动的两种星象结合起来，就可以预测人事的变化了。”[10]

司马迁是中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那么司马迁是哪个朝代的？我们看看下面吧！

司马迁是西汉汉武帝时期著名的史官，文学家、史学家以及思想家，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史学家之一。

司马迁所写的《史记》被鲁迅先生成为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对后世影响深远。

司马迁简介

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父司马谈有广博的学问修养，曾“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又曾为文“论六家之要旨”，批评了儒、墨、名、法和阴阳五家，而完全肯定地赞扬了道家，这说明他是深受当时流行的黄老思想的影响的。司马谈在这篇论文中所表现的明晰的思想和批判精神，无疑给司马迁后来为先秦诸子作传以良好的启示，而且对司马迁的思想、人格和治学态度也必然有影响。汉武帝即位后，司马谈做了太史令，为了供职的方便，他移家长安。在此以前，司马迁“耕牧河山之阳”，即帮助家人做些农业劳动，同时大概已学习了当时通行的文字——隶书。随父到长安后，他又学习了“古文”（如《说文》的“籀文”和“古文”等），并向当时经学大师董仲舒学习公羊派《春秋》，向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这些对年轻的司马迁都有很深的影响。

司马迁在二十岁那一年开始了漫游生活。这就是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所说的：“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规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乙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归后“仕为郎中”；又“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以后又因侍从武帝巡狩、封禅，游历了更多的地方。这些实践活动丰富了司马迁的历史知识和生活经验，扩大了司马迁的胸襟和眼界，更重要的是使他接触到广大人民的经济生活，体会到人民的思想感情和愿望。这对他后来著作《史记》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元封元年（前110），汉武帝东巡，封禅泰山。封建统治阶级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盛典，司马谈因病留在洛阳，未能参加，又急又气，生命危在旦夕。这时司马迁适从西南回来，他就把自己著述历史的理想和愿望遗留给司马迁，司马迁流涕说：“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三年后，司马迁继任为太史令，他以极大的热情来对待自己的职务，“绝宾客之知，亡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并开始在“金匮石室”即国家藏书处阅读、整理历史资料。这样经过了四、五年的准备，在太初元年（前104），他主持了改秦汉以来的颛顼历为夏历的工作后，就开始了继承《春秋》的著作事业，即正式写作《史记》，实践他父亲论载天下之文的遗志。这年司马迁是四十二岁。

正当司马迁专心著述的时候，巨大的灾难降临在他的头上。天汉二年（前99）李陵抗击匈奴，兵败投降，朝廷震惊。司马迁认为李陵投降出于一时无奈，必将寻找机会报答汉朝。正好武帝问他对此事的看法，他就把他的想法向武帝说了。武帝因而大怒，以为这是替李陵游说，并借以打击贰师将军李广利。司马迁就这样得了罪，并在天汉三年下“蚕室”，受“腐刑”。这是对他极大的摧残和耻辱。他想到了死，但又想到著述还没有完成，不应轻于一死。他终于从“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乙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等先圣先贤的遭遇中看到自己的出路，于是“就极刑而无愠色”，决心“隐忍苟活”以完成自己著作的宏愿。出狱后，司马迁升为中书令，名义虽比太史令为高，但只是“埽除之隶”、“闺合之臣”，与宦者无异，因而更容易唤起他被损害、被污辱的记忆，他“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但他的著作事业却从这里得到了更大的力量，并在《史记》若干篇幅中流露了对自己不幸遭遇的愤怒和不平。到了太始四年（前93），司马迁在给他的朋友任安的信中说：“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可见《史记》一书这时已基本完成了。从此以后，他的事迹就不可考，大概卒于武帝末年。他的一生大约与武帝相始终。

司马迁接受了儒家的思想，自觉地继承孔子的事业，把自己的著作看成是第二部《春秋》。但他并不承认儒家的独尊地位，他还同时接受了各家特别是道家的影响。他的思想中有唯物主义因素和批判精神，特别由于自身的遭遇，更增加了他的反抗性。班彪、班固父子指责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力而羞贫贱”，这正说明了司马迁的思想比他的许多同时代人站得更高，而为一些封建正统文人所无法理解。我们今天正是从这些封建正统文人的指责中，看到了司马迁进步思想的重要方面。

《史记》是我国历史学上一个划时代的标志，是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著作，是司马迁对我国民族文化特别是历史学方面的极其宝贵的贡献。全书包括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本纪”除《秦本纪》外，叙述历代最高统治者帝王的政迹；“表”是各个历史时期的简单大事记，是全书叙事的联络和补充；“书”是个别事件的始末文献，它们分别叙述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发展和现状，与后世的专门科学史相近；“世家”主要叙述贵族侯王的历史；“列传”主要是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阶层人物的传记，少数列传则是叙述国外和国内少数民族君长统治的历史。《史记》就是通过这样五种不同的体例和它们之间的相互配合和补充而构成了完整的体系。它的记事，上自黄帝，下至武帝太初（前104—101）年间，全面地叙述了我国上古至汉初三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的历史发展，是我国古代历史的伟大总结。

司马迁的著作，除《史记》外，《汉书艺文志》还著录赋八篇，今仅存《悲士不遇赋》一篇和有名的《报任安书》。《报任安书》表白了他为了完成自己的著述而决心忍辱含垢的痛苦心情，是研究司马迁生平思想的重要资料，也是一篇饱含感情的杰出散文。《悲士不遇赋》也是晚年的作品，抒发了作者受腐刑后和不甘于“没世无闻”的愤激情绪。

　　司马迁的生平和著作

　　司马迁(前145—87)，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父司马谈有广博的学问修养，曾“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又曾为文“论六家之要旨”，批评了儒、墨、名、法和阴阳五家，而完全肯定地赞扬了道家，这说明他是深受当时流行的黄老思想的影响的。司马谈在这篇论文中所表现的明晰的思想和批判精神，无疑给司马迁后来为先秦诸子作传以良好的启示，而且对司马迁的思想、人格和治学态度也必然有影响。汉武帝即位后，司马谈做了太史令，为了供职的方便，他移家长安。在此以前，司马迁“耕牧河山之阳”，即帮助家人做些农业劳动，同时大概已学习了当时通行的文字——隶书。随父到长安后，他又学习了“古文”(如《说文》的“籀文”和“古文”等)，并向当时经学大师董仲舒学习公羊派《春秋》，向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这些对年轻的司马迁都有很深的影响。

　　司马迁在二十岁那一年开始了漫游生活。这就是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所说的：“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规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乙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归后“仕为郎中”；又“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以后又因侍从武帝巡狩、封禅，游历了更多的地方。这些实践活动丰富了司马迁的历史知识和生活经验，扩大了司马迁的胸襟和眼界，更重要的是使他接触到广大人民的经济生活，体会到人民的思想感情和愿望。这对他后来著作《史记》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元封元年(前110)，汉武帝东巡，封禅泰山。封建统治阶级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盛典，司马谈因病留在洛阳，未能参加，又急又气，生命危在旦夕。这时司马迁适从西南回来，他就把自己著述历史的理想和愿望遗留给司马迁，司马迁流涕说：“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三年后，司马迁继任为太史令，他以极大的热情来对待自己的职务，“绝宾客之知，亡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并开始在“金匮石室”即国家藏书处阅读、整理历史资料。这样经过了四、五年的准备，在太初元年(前104)，他主持了改秦汉以来的颛顼历为夏历的工作后，就开始了继承《春秋》的著作事业，即正式写作《史记》，实践他父亲论载天下之文的遗志。这年司马迁是四十二岁。

　　正当司马迁专心著述的时候，巨大的灾难降临在他的头上。天汉二年(前99)李陵抗击匈奴，兵败投降，朝廷震惊。司马迁认为李陵投降出于一时无奈，必将寻找机会报答汉朝。正好武帝问他对此事的看法，他就把他的想法向武帝说了。武帝因而大怒，以为这是替李陵游说，并借以打击贰师将军李广利。司马迁就这样得了罪，并在天汉三年下“蚕室”，受“腐刑”。这是对他极大的摧残和耻辱。他想到了死，但又想到著述还没有完成，不应轻于一死。他终于从“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乙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 (周文王被关在羑里，写了一部《周易》；孔子周游列国的路上被困在陈蔡，后来编了一部《春秋》；屈原遭到放逐，写了《离骚》) ”等先圣先贤的遭遇中看到自己的出路，于是“就极刑而无愠色”，决心“隐忍苟活”以完成自己著作的宏愿。出狱后，司马迁升为中书令，名义虽比太史令为高，但只是“埽除之隶”、“闺合之臣”，与宦者无异，因而更容易唤起他被损害、被污辱的记忆，他“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但他的著作事业却从这里得到了更大的力量，并在《史记》若干篇幅中流露了对自己不幸遭遇的愤怒和不平。到了太始四年(前93)，司马迁在给他的朋友任安的信中说：“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可见《史记》一书这时已基本完成了。从此以后，他的事迹就不可考，大概卒于武帝末年。他的一生大约与武帝相始终。

　　司马迁接受了儒家的思想，自觉地继承孔子的事业，把自己的著作看成是第二部《春秋》。但他并不承认儒家的独尊地位，他还同时接受了各家特别是道家的影响。他的思想中有唯物主义因素和批判精神，特别由于自身的遭遇，更增加了他的反抗性。班彪、班固父子指责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力而羞贫贱”，这正说明了司马迁的思想比他的许多同时代人站得更高，而为一些封建正统文人所无法理解。我们今天正是从这些封建正统文人的指责中，看到了司马迁进步思想的重要方面。

　　《史记》是我国历史学上一个划时代的标志，是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著作，是司马迁对我国民族文化特别是历史学方面的极其宝贵的贡献。全书包括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本纪”除《秦本纪》外，叙述历代最高统治者帝王的政迹；“表”是各个历史时期的简单大事记，是全书叙事的联络和补充；“书”是个别事件的始末文献，它们分别叙述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发展和现状，与后世的专门科学史相近；“世家”主要叙述贵族侯王的历史；“列传”主要是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阶层人物的传记，少数列传则是叙述国外和国内少数民族君长统治的历史。《史记》就是通过这样五种不同的体例和它们之间的相互配合和补充而构成了完整的体系。它的记事，上自黄帝，下至武帝太初(前104—101)年间，全面地叙述了我国上古至汉初三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的历史发展，是我国古代历史的伟大总结。

　　司马迁的著作，除《史记》外，《汉书•艺文志》还著录赋八篇，今仅存《悲士不遇赋》一篇和有名的《报任安书》。《报任安书》表白了他为了完成自己的著述而决心忍辱含垢的痛苦心情，是研究司马迁生平思想的重要资料，也是一篇饱含感情的杰出散文。《悲士不遇赋》也是晚年的作品，抒发了作者受腐刑后和不甘于“没世无闻”的愤激情绪。

　　《史记》记载了上自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共3000多年的历史。全书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作者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使《史记》成为中国第一部，也是最出名的纪传体通史。

　　司马迁是汉武帝时期的一位执掌天时星历，记录、搜集保存典籍文献的一个史官。史官无权无势，无名无利，他因罪得罪了汉武帝，在死刑和宫刑之间他选择了一个男人最为耻辱的宫刑，包羞忍耻活了下来。后来呢，他又充当了本应该由太监来充当的一个官，也就是中书令。当中书令的时候，他为官又不能推贤进士，也就是说并不是个好官。但是就是这位司马迁，撰写了中华文化史上一部宏伟的巨著《史记》。这部《史记》影响了，并且继续影响着中国文化和社会生活，司马迁是不是一位英雄？如何评价他的人格？司马迁有着怎样的传奇的人生？他对中华民族的贡献究竟在哪里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问题，我们将沿着司马迁生命的轨迹走进这位历史文化名人的精神世界，来解读两千多年前的一个历史之谜。

　　我想分四个问题讲一讲，第一个问题谈的是二十漫游，二十岁的一次漫游。司马迁字子长，生于公元前145年，出生地在龙门，也就是今天的陕西省韩城县。据司马迁自己说，他少年时期曾经“耕牧河山之阳”，也就是说他儿童时期曾经在家乡从事过一些农业劳动。后来他的父亲司马谈到长安做了太史令，司马迁随父亲也到了长安，在父亲的指导下，他刻苦读书，打下了深厚的文化基础，他拜了很多名师做老师。司马迁的家族，就是他这个家族，世代都是史官，而作为史官，他有责任来记载帝王圣贤的言行，也有责任来搜集整理天下的遗文古事，更有责任通过叙事论人而为当时的统治者提供借鉴。那么他的父亲司马谈就有志于整理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试图撰写一部规模空前的史著。就是写一部史书，从他父亲开始就已有这么一个理想，他的父亲做太史令之后，就开始搜集阅读史料，为修史做准备。但是司马谈感到自己年事已高，要独立地修成一部史著，无论是时间、无论是精力，还是才学知识都还不够，所以司马谈寄厚望于他的儿子司马迁，希望他能够早日参与其事，最终实现这样一个宏愿。

　　于是，他让儿子在读万卷书的基础上，开始行万里路，他要求他儿子来进行一次为期两年多的一次全国的漫游。所以我这里要介绍司马迁的漫游，于是司马迁从20岁开始，就做了一次漫游，司马迁是为写《史记》做准备的一次实地考察，他亲自采访，获得了许多第一手材料，保证了《史记》的真实性和科学性。那么他这个漫游，也是《史记》实录精神的一种具体体现。

　　我举几个例子，比如说他漫游到汨罗江畔，在汨罗江畔，在当年屈原投江自沉的地方，他高声朗诵着屈原的诗，他痛哭流涕，所以他写《屈原列传》写得那么有感情，他是亲自去考察过，他是在学习屈原的基础上来写屈原的。比方说，在韩信的故乡淮阴，他也搜集了许多有关韩信的故事，你比如说他亲自去问别人，说当年韩信受胯下之辱，这大家知道，这个典故，韩信为什么能够受胯下之辱而不发怒？而不愿意去做出非法的事来，忍了。韩信那么高的个子，从一个流氓两个腿之间爬过去，如果按照他的个性，一刀就把他杀了。但是如果把他杀了，后来还能够建功立业吗？韩信后来帮助刘邦推翻了秦王朝，建立了西汉，封王封个侯，回了故乡，韩信自己说，如果当初我把你杀了，我就没后来的建功立业，所以小不忍则乱大谋。

　　再比如说在曲阜他去瞻仰了孔子的墓，还和孔子故乡的一些儒生在一起揽衣挽袖、一步一揖，学骑马、学射箭，学行古礼，以此表达他对孔子的纪念，高山仰止，对孔子的纪念。

　　再比如讲，在孟尝君的故乡薛城，他走乡串巷，考察民风，而且他考察这个地方的民风跟当年孟尝君好客养士有什么关系，所以他走一路、考察一路，可以这样说，司马迁在漫游的旅程中，不放过任何一个了解历史的人，不放过任何一个存留于人们口碑上的故事，获得了许许多多从古籍当中所得不到的历史材料，同时他深入民间，广泛地接触了人民群众的生活，使得他对社会，对人生的观察、认识逐渐深入。

　　此外他遍历名山大川，饱览了祖国山河的壮美，陶冶了性情，从而也提高了他的文学的表现力，所以我要讲司马迁这的这次漫游，正是司马迁走向成功的极为坚实的一步，是非常典型的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第二件事情，就是李陵之祸。就是司马迁因为受李陵事件的影响，而被下到牢里边去了，所谓“李陵之祸”。司马迁22岁漫游回来以后，22岁就开始做官，但是做的是一个郎中，郎中是什么，就是“掌守门户，出充车骑”，就是皇帝的一个侍从。一直到38岁的时候，他才继承他父亲的职位，就是他父亲去世以后，他继承了父亲的职位做了太史令。从做太史令那天开始，他就开始《史记》的资料准备和撰写工作，38岁一直当太史令，然后就开始写《史记》。

　　正当司马迁专心著述，专心写《史记》的时候，巨大的灾难降临到他的头上，我刚才讲了，一部文学史，就是文人的辛酸史，文人的不幸才给我们文学史上留下了这么伟大的作品。在汉武帝天汉二年，也就是公元前99年，司马迁47岁。这一年的秋天，匈奴发动了对汉朝的进攻，汉武帝就任命他的宠妃，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为主帅去抗击匈奴，而要李陵，李陵是什么人物呢？就是汉代另外一个很有名的人物飞将军李广的孙子，李陵这个人心劲很高，他提出来，我带一支军队，五千人，我要横行匈奴。名将之后很有气魄，汉武帝看他如此有勇气，于是就给他五千精兵，这五千精兵都是五千荆楚壮士，非常勇敢、非常能打仗，李陵开到前线去，到前线去以后，跟匈奴打仗，连打了几仗，连打连胜，消灭了几倍于他的匈奴敌人。

　　当李陵打胜仗的消息不断传到朝廷的时候，汉武帝非常高兴。看着汉武帝高兴，那么周围大臣都纷纷祝贺汉武帝，哎呀！陛下得此良将，李陵不愧是名将之后，都恭贺汉武帝。但李陵毕竟带的是五千人，寡不敌众，而且后来匈奴以为这就是汉朝的主力军，整个匈奴把军队都拉来对付李陵，最后李陵终于敌众我寡，打了几次仗以后，最后战败被俘了。李陵被俘虏之后，汉武帝非常生气，挫败了我大汉王朝的军威，挫动了我的国威，很恼火，很生气，而这些大臣朝廷大臣们，看着汉武帝生气，于是又转过来纷纷来咒骂李陵，说李陵本来就不是个好东西，李陵本来就不是个好人，就纷纷骂李陵。

　　结果有一次在朝廷议事的时候，史官不是陪侍在旁边吗？汉武帝就问司马迁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司马迁就说了一番话，是替李陵辩护，好！这就惹恼了汉武帝，于是司马迁被定了一个什么罪呢？“诬罔主上”。就是攻击诬蔑咒骂皇上，于是把司马迁打入大牢，司马迁这样得罪了汉武帝，开始司马迁并没有定为死罪，大概过了将近一年，半年多到一年的时间，一直没有李陵消息，汉武帝就想派人打听李陵被俘虏以后，究竟是投降了？还是现在情况怎么样呢？就派一个人叫公孙敖到匈奴去打听李陵的消息，公孙敖在匈奴那个地方转了几个月，始终没有得到李陵的准确的消息，到底李陵现在怎么样了？是死了？还是活了？是投降了？还是干什么去了？不知道。后来听信一个传言，说李陵正在某处帮助匈奴训练军队，他得不到别的准确消息，于是带着这个消息回来告诉汉武帝，说李陵在那里帮助匈奴训练军队，汉武帝大怒，这就是叛徒，你被俘虏还不说，你现在帮助匈奴训练军队打我们，于是李陵被诛灭九族，那么司马迁就被定为死罪。司马迁是为李陵辩护，因此我的结论是：在李陵事件当中，司马迁只是尽到了一个史官直言的职责。司马迁如果不说话什么都没有，皇上问我，我不说，或者跟其他大臣一样，也把李陵骂一通，他什么事都没有，他不过是尽到了一个史官坦诚说自己意见，也许这个意见可能错，但是这个史官该说真话，所以坦诚直言的职责，他因此而蒙冤下狱，甚至被判了死刑，死罪，那么这正是封建统治者的专横。

　　关于司马迁生平第三件事情，就是“痛下蚕室”，司马迁以诬罔主上而被定为死罪，那么按照汉朝的刑法呢，死罪犯人有两种方法可以免死：一就是缴纳五十万钱，二是接受宫刑。司马迁作为史官，家境清贫，再加上下到死牢里面去，人们逃避惟恐不及，谁还去资助他钱呢？就算借得到钱，也没有人敢借给他，自己拿不出来，也没有人借，所以无法筹措那五十万。因此，司马迁要想活命，只能接受宫刑，什么叫宫刑呢？宫刑就是施刑于男人的下身，而且接受这种刑法的人，他畏冷怕风，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因此在施刑的牢房当中必须保暖，就好像民间养蚕的屋子一样，所以，受宫刑也叫下蚕室。司马迁对此事来说，去死和接受宫刑更容易接受的是什么？是死。司马迁并不怕死，因为他知道，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是他自己的话了，那么他认为，即使是奴隶，即使是婢妾在受到侮辱的时候，也知道以死来摆脱，何况我司马迁。自己是一个深明是非的史官，我难道不懂得羞辱的活着比死还可耻吗？难道还怕死吗？但是司马迁不能够选择死，这是因为他不能让《史记》的写作半途而废，因为这是继承祖业实现父亲遗愿的大事，如果自己死去，他将以何种面目去见九泉下的先人呢？而作为一位史官，没有留下半点文字，如何向后人交代？再说，如果他选择自杀，或者是被杀，人们并不会把他看做是殉节，而只会认为他智尽无能，或者是罪大恶极，死有余辜。在这种情况下死，那就是轻于鸿毛了。那么惟一的选择就是接受宫刑，在这时候司马迁想到了，古代的周文王、孔子、屈原、孙膑、吕不韦、韩非子等这样一些圣贤，他们都是在逆境当中坚韧不拔，最后都完成了轰动天下的文化巨著。于是司马迁为了保存自己以完成撰写《史记》的大业，决定自请宫刑，减死一等，我愿意接受宫刑，免死。

　　司马迁终于被处以宫刑，他前后在狱中呆了三年，他隐忍苟活，在狱中还坚持写《史记》，大概是在汉武帝太始元年，也就是公元前96年，司马迁50岁的时候，他出狱了，47岁被打到牢中，50岁出狱，出了狱以后做了中书令，中书令的职务是“领赞尚书，出入奏事”，什么意思呢？就是把各部的尚书有什么表，有什么奏章呈现给皇上，把皇上有什么圣旨，旨意，传达给大臣们。但这个职务一般是由宦官来担任的，现在司马迁担任这个职务，也就是说汉武帝实际上把他看作一个宦官，实际上是以一个宦官的身份在朝廷做官。司马迁是为了做官活下来的吗？不是！所以他对中书令，对朝廷的事务没有兴趣，出狱以后的司马迁，须发脱落、形容枯槁、弱不禁风，他经常是精神恍惚，他自己在《报任安书》里边这样写到，他说我“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他说我动不动人精神恍惚，不知道怎么回事，或者走着走着，哎呀！我怎么走到这儿来了，人处在一种恍惚状态，心里面经常忍受着痛苦的煎熬和无限的愤恨。他想到他受宫刑，想到是作为一个男人接受最耻辱的刑罚，侮辱祖先，所以这是奇耻大辱。“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什么意思？想到我司马迁受了这种刑罚，我一想到冷汗直冒，经常是汗湿衣裳，衣裳都湿透了。可以看到此时司马迁这种精神状态，而且由于古代这种被阉割的人，历来被人们所鄙视，为人所不耻，所以司马迁被视作是“无行之人”。常常遭到诽谤和中伤，他的好朋友任安也不理解他，任安写信给他，劝他要谨慎地待人接物，要以推举贤能引荐人才为己任，实际上是委婉地批评他，你做官不谨慎，你做官不推举贤能，你不引荐人才，你是个默默无语，没有什么创见，没有什么创新，没有什么主见的中书令。连朋友都不理解他，其实出狱之后，司马迁在精神上是十分痛苦的，我们刚才讲到，经常是恍恍惚惚的，经常走着走着不知道走到这个地方来干什么。但是一提到《史记》，一写《史记》他清醒了，只有一个伟大的理想支持着他，那就是著书的事业，可以说司马迁为《史记》而活着，为《史记》而奋斗。

　　在汉武帝太始四年，也就是公元前93年11月，司马迁给他的朋友任安写了一封信，这就是著名的《报任安书》，在这封信里面他详细地申诉了自己对李陵事件的看法，以及接受宫刑前后的心态。他为什么接受这个刑罚，接受这个刑罚之后，他又是一种什么心态，也就是我刚才讲这些，也是这封信里面他跟他朋友诉说的。而且在这封信里面，最后他郑重的宣布《史记》一百三十篇完成了。

　　司马迁用生命写成的《史记》原来准备是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也就是司马迁原来写《史记》，并不是要公开，这个书准备藏之名山的，特别在他写书过程中遭受那么多经历，那么多挫折，那么多磨难，所以这部书他是准备藏之名山，这是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面说的，那么司马迁《史记》写成之后，他传给谁了呢？在司马迁死后，他的家人把《史记》转移藏匿在他女儿家中，现在的人所看到的史料很少谈到司马迁的亲属，关于司马迁的材料很少，一个就是《报任安书》，再就是《史记》有个《太史公自序》，再就是后来《汉书》上有个《司马迁传》，《司马迁传》基本上是抄他的《太史公自序》，所以司马迁的直接史料是非常少的。但是司马迁有一个女儿，而且女儿所嫁的丈夫，叫杨敞，这是有史可据的，杨敞在汉昭帝时期，还曾经官至宰相。杨敞有两个儿子，也就是司马迁的女儿给杨家生了两个儿子，大儿子名叫杨忠，小儿子名叫杨恽。杨恽呢，自幼聪颖好学，他的母亲也就是司马迁的女儿把自己珍藏着的并且深爱着的这个《史记》，拿出来给他读。杨恽初读此书，便被书中的内容吸引住了，爱不释手，一字字、一篇篇，非常用心地把它读完了。杨恽成年之后，还把它读了好几遍，每读一遍总是热泪盈眶，扼腕叹息。在汉宣帝的时候，杨恽被封为平通侯，那么这时候他看到当时朝政清明，想到他的外祖父司马迁这部巨著正是重见天日的时候，于是上书汉宣帝，把《史记》献了出来，从此天下人得以共读这部伟大的史著。

　　一部《史记》经历了多少磨难多少坎坷，司马迁《史记》完成了，完成之后呢？历史上再也找不到司马迁的消息，司马迁是怎么死的呢？这就是我谈的第四个问题，神秘之死。自从司马迁写完《报任安书》之后，人们便再也不知道他的消息，历史的记载在这里留下了一页空白，后人只能从一些零星的，甚至互相有些矛盾的一些传说当中，一些不完全的资料当中，去揣测司马迁后来的结局。我搜集些资料，我认为司马迁后来结局有四种可能。第一、司马迁可能是自杀身亡。《史记》完稿之后，生命对于司马迁而言，已经无足轻重了，特别是受宫刑之后，人们对他所谓贪生怕死的误解该是洗刷时候了。我司马迁是不是个贪生怕死的人，那么基于这些，他可能自杀，我是从《报任安书》分析出来的。也就是说，司马迁有自杀的这种意图，从《报任安书》里面已经可以透露出不少信息了，你们想一想，司马迁当时给任安写信的时候，当时任安在狱中，后来任安被处死了，司马迁给任安回信，任安写信给司马迁，是在下狱之前，他一直没有时间给他回信，后来任安在狱中，要把汉武帝杀了的时候，他匆忙写这封信给他，写那么长，为什么写这么长，任安因为受了一个案子的牵连，正在狱中羁押在牢中，而且随时可能行刑处斩，司马迁为什么要对一个快要死的人，写下如此长篇，而又悲愤激昂的书信呢？他又为什么要在信中反复诉说自己忍受不了腐刑之后的这种耻辱呢？他又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时机和对象来宣告《史记》一百三十篇完成呢？他又为什么在信中大谈“人故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而且在信里面说，“要死之日，然后是非乃定”。他说一个人生前你不要说我是和非，人生的是非留在身后，一个人等死后的若干年，人们才能给他论定是非，那就是说我司马迁究竟是个什么人，留待后人评价，现在你们怎么攻击我，怎么瞧不起我都可以，死后你们来看我是个什么人。我这个信把我的心情、我的想法、事实经过，我都讲清楚了，所以《报任安书》也许就是一封遗书。

　　第二种可能，司马迁受任安这个案子的牵连，被汉武帝下令腰斩于市。当时宫廷里面有一场斗争，那么任安牵涉进去了，而当司马迁辗转托人把他的《报任安书》送到狱中以后，任安已经被腰斩了。任安腰斩以后，狱吏在抄检狱室的时候发现了司马迁的信，于是便呈奏给汉武帝，信里面是非常愤慨地表达对汉武帝的不满，那么汉武帝读罢，看到信里面那么多怨愤之词，勃然大怒，再加上有人趁机诬告司马迁和任安是同党，他们俩是好朋友嘛，于是汉武帝便下令把司马迁打入天牢，随后腰斩于市。那么这样看来，似乎是《报任安书》惹的祸，其实司马迁何以不知道《报任安书》会带来什么结果呢，司马迁并非不知道任安作为死囚犯，可能终生读不到这封信，司马迁也并非不知道这封信可能成为一封公开信，因为自己在信中所发泄的不满会招致灾祸，这点司马迁是非常清楚的。但是他不能不说，因为当他完成了《史记》的伟大的著述以后，灾祸对于他而言已经是无足轻重了，况且他选择这样一个与他患难与共的朋友写信的这种方式，选择给朋友写信，而且向世人公布《史记》的完成，这本身就是一种抗争，也是对朋友甚至对朋友死后的灵魂是一种极大的安慰。

　　第三种可能司马迁再次下狱之后，随同长安狱中的罪犯，无辜地被集体处死的，这是怎么回事呢？据《汉书·宣帝纪》记载，当《报任安书》被汉武帝知道之后，汉武帝看到信中有很多怨言，于是便下诏把司马迁逮捕了，并且叫御史台论罪，就是说并没有判死罪、论罪。就在论他的罪这个期间，不久汉武帝病重，那么有巫师就给他算风水，然后巫师告诉汉武帝，说长安监狱当中有天子气冲撞了圣上，究竟是谁呢？不知道，于是汉武帝下令把狱中所有的囚犯，无论轻重一律处死。这是历史上有记载的，曾经一次把长安城的犯人全部杀了，所以司马迁就这样集体地无辜地被杀了，一代史家就这样死于非命，这是第三种可能。

　　第四种可能司马迁寿终正寝，其实关于司马迁是被杀，史料还不能够充分地予以证实，说司马迁是自杀，也不过是一种推测。在史料不足的情况下，我们还只能够把他看成是正常病故，司马迁大概活了60岁，司马迁死了，在《史记》完成之后，他悄然无声地离开人世了，他以生命的终结换来了《史记》的诞生，他的死留下一个历史之谜，他的著作却竖立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