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主要是记载历朝历代，从秦汉时期一直到当时的时代的一些著名的碑文，而这本书的体系仿照的是《集古录》，但是相比较于《集古录》说，这本书要比它多出1000卷左右。但是，据有关说法说，这本书在现在所传来的内容与当时所编制的内容相比较来说是不完整的！

而这本书在编排方式上选择的是以时间的顺序为编著的一大要求，在每一篇下都会注明这篇碑文的撰写者，以及撰写时间，然后再对于一大类的碑文记载完全以后，作者还会将自己对于这些碑文的一些研究心得和一些研究方面上的看法记载上去。而这本文献对当时的碑文的内容记载的是非常的详细的，而且对于朝代的跨度也是非常的大的，可以说是我国古代历史上对碑文记载比较全面的一本书籍！

当然，随着年代的转变以及历史的变迁，对于这本书的版本，后世又编著了很多种，而其中最为完整的，也是现如今最好的版本是在1950年在南京发现的总共有三十卷的宋刊本，可以说是现在保存的最好的版本，并收藏与如今的北京博物馆之中被现在的人们所欣赏以及所研究，可以说是我国古代历史上不可多得的一本文献！

当然，作为一本历史文献，它对现在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所提供的内容以及它自身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通过它，我们可以知道很多以前所发生的事情以及当时的历史文化！

谈宋代金石学：

搜集、传拓、考订及应用

“金石学”是中国古已有之的一门学问，“金石”“金石之学”“金石学”虽然在各个时期的含义有所不同，但在传统学术门类里始终占有一席之地。自先秦开始，我国就有了一套不同于西方近代学术分科体系的独特的学科分类和知识系统，主要集中于经、史、子、集“四部”框架之中。这套“四部”知识系统，发端于秦汉，定型于隋唐，到明清趋于完善，最终以《四库全书总目》的分类形式确定下来。

研究金石的学问，东周时就已出现，到两宋时期达到第一个高峰，金石研究逐渐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到清代乾嘉时期达到第二个高峰。金石之学随着考据之风气兴起而蓬勃发展，学者们通过考察新出土的古物铭文，大有收获。

西方近代考古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引进，对传统金石学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学者发现，传统金石学研究无论在内容还是方法上，都存在着弊端。譬如：传统金石学的研究对象是古代铜器和石刻，范围小而内容少，在对器物或石刻进行研究时，通常只注意有文字内容的器物，却很少着力于器物的形制、纹饰等方面，更没有进行断代的研究，因此传统金石学很难发展出完整系统的学科体系。此外，金石学的研究很多是以文献证文献，过于依赖古籍着录，缺少实物上的实证，所以存在不少错谬。近代金石学家已经开始意识到这些局限，尝试借科学新方法来研究金石学，将传统金石学研究带往更为科学和系统的方向。罗振玉、王国维二人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宋代金石文化的构架

1911年辛亥革命后，清 解体，王国维携全家随罗振玉东渡日本。旅日期间王国维随罗振玉研究古文字、古器物，对金石文化进行了深入的钻研。在《宋代之金石学》一文中，王国维称：“其于搜集、着录、考订、应用各方面无不用力，不百年间遂成一种之学问。”

宋代的金石文化与两汉的经学文化、魏晋的玄学文化有所不同，具有新的构架。

首先，从搜集的角度来说，收藏器物在当时的社会上蔚然成风。收藏品丰富的“累数至万余”，热衷于收藏的，如“当南渡之初，国势未定，而高宗孜孜搜集古器”于榷场。一国之君都醉心于互市上的古物，更何况其他人。宋人的收藏种类丰富，除金、石以外，还兼收瓦当、木简等，“无不在当时好古家网罗之内”。

其次，从传拓及着录的角度来说，宋人对于金石学发展的贡献不仅是搜集，最主要的还是通过传拓和着录加以“流通”。对此，王国维说：“今宋代藏器已百不存一，石刻亦仅存十分之一，而宋人图谱目录尚多无恙，此其流传之功千载不可没者也。”当时的着录种类基本上已经完备，有的只记录了器物上的文字，有的连形状也画上了。“然拓本流传自不能广，于是有刊木刊石之法”。

再次，从考订论的角度来说，宋人对古器物上的文字，以及器物的形制、命名作了详尽的研究。王国维认为，在语言文字考订方面，宋人不仅鉴往知来、导夫先路，而且是“近世阮元、吴荣光诸家未有以远过之也”。谈到形制与命名，则“形制之学实为宋人所植场，凡传世古礼器之名，皆宋人之所定也”，“宋人于古器物形制之学实远胜于近世，亦如其图谱之学，为近世所不及也”。

最后，从应用的角度来说，宋人对于金石“既据史传以考遗刻，复以遗刻还正史传，其成绩实不容蔑视也”。宋代郊庙、太庙所用的礼器很多是按照古代器物仿铸的，令金石文化真正服务于当时的社会需要。

宋代金石文化构建于这四点之上，既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构架，又以其伟大的成就为中国传统文化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宋代金石文化的价值

“宋自仁宗以后海内无事，士大夫政事之暇得以肆力学问，其时哲学、科学、史学、美术各有相当之进步。士大夫亦各有相当之素养，赏鉴之趣味与研究之趣味，思古之情与求新之念互相错综。此种精神于当时之代表人物苏轼、沈括、黄庭坚、黄伯思诸人着作中在在可以遇之。”在王国维看来，金石文化的发展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发展是紧密相连的。社会稳定，人们才有了审美、思考的需求。

宋人以一种审美的心态发现金石之质美、文美、意蕴之美，并将审美的愉悦与研究的客体达到心与物融合。研究的趣味，则促使人们对客体进行深入的剖析与研究，并进行理性的思考。怀古之情，使宋人得以在一个新的高度上体味古代金石的精神内核；求新之念，则让宋人满怀热情地去开创新知。王国维将宋代文化与时代，和此前的汉唐、此后的元明清进行对比，他说：“汉唐元明时人之于古器物绝不能有宋人之兴味，故宋人于金石书画之学乃陵跨百代”，而与清代相对比，宋代“虽诸家所藏不及今日私家之富，然家数之多则反过之”。中华文明有着独特精神气质，这样的文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又呈现出不同的神韵，王国维对宋代金石文化内核的分析是深刻而精辟的。

在每个时代都会有古器物出土，宋代有大量古器物重见天日，又有学者专门搜集研究，于是形成了专门的金石学。王国维评价说：“虽谓金石学为有宋一代之学无不可也。”宋人开创的这门新学问，在中国文化史、学术史上均有突出的价值堪称学术史上的不朽丰碑。

金石之学元明有所衰落，但是到了清代，又在新的历史文化氛围中复兴起来，“可谓盛矣”。王国维又将复兴的清代金石文化与宋代作了对比，他说：“近世金石之学复兴，然于着录、考订皆本宋人成法”。此外，王国维还认为，在古器文字、古器物形制、情趣等方面，清人都不及宋人，但是，王国维对宋代金石文化的谬误之处也并未避谈，譬如“至宋人说古器铭中所见姓名事实则颇多穿凿可笑”。

王国维所处的时代政治极度动荡，却也是充满活力的崭新的学术时代。甲骨文、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的六朝与唐人写本、内阁大库元明以来书籍档案，等等，一件件展示在世人面前，“而金石之名乃不足以该之矣”。自宋代兴起的金石之学，此时又有了新的转变，与其他学科综合融会，王国维的“古史新证”便是这种综合应用的典范。

吴昌硕（1844年8月1日—1927年11月29日），初名俊，又名俊卿，字昌硕，又署仓石、苍石，多别号，常见者有仓硕、老苍、老缶、苦铁、大聋、缶道人、石尊者等。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人。晚清民国时期著名国画家、书法家、篆刻家，“后海派”代表，杭州西泠印社首任社长，与厉良玉、赵之谦并称“新浙派”的三位代表人物，与任伯年、蒲华、虚谷合称为“清末海派四大家”。

吴昌硕一生不断吸收、创新、变革，成就了古拙雄浑、气势磅礴的吴氏印风，为时人追慕，后辈景仰，是近现代印学的“制高点”。

《推十合一之居》

壬仙先生正，乙亥冬日，安吉吴俊。

《推十合一之居》

《推十合一之居》35cmX350cm 青田石

《溧阳程云驹长寿日利》

丙子中秋后四日，为宽弟作，吴俊。

《溧阳程云驹长寿日利》

《溧阳程云驹长寿日利》300cmX300cm 寿山石

《陶堂》

辛巳暮春刻于两罍轩，苍石。

《陶堂》

《陶堂》3,20cmX3,20cm 青田石

《年开八十》

癸未十二月，仓石。

《年开八十》

《年开八十》200cmX200cm 青田石

《沈伯云所得金石书画》

甲申十有一月，伯云属刻九字印。昌石吴俊记。

《沈伯云所得金石书画》

《沈伯云所得金石书画》250cmX250cm 青田石

《仁和高邕章》

光绪丙戌上巳日大雨，仓硕吴俊。

《仁和高邕章》

《仁和高邕章》235cmX235cm 寿山石

《画癖》

廉夫仁兄索刻，时丁亥二月杪，仓硕病肺将差。

《画癖》

《画癖》240cmX2,40cm 寿山石》

《归安施为章》

石墨老弟邮寄属刻，既正。巳丑元宵，仓石吴俊于沪。

《归安施为章》

《归安施为章》250cmX250cm 青田石

《能事不受相促迫》

摘王辋川咏山水幛子句，为一亭老兄刻。时甲寅谷雨，昌硕年七十有一。杜少陵误作王辋川。

《能事不受相促迫》

《能事不受相促迫》470cmX460cm 寿山石

《聋缶》

缶翁中年自刻印，丙申八月，君陶。

《聋缶》

《聋缶》140cmX140cm 寿山石

吴昌硕在继承前人冲刀法和切刀法优秀成果的基础上，融诸家之长，在大量的篆刻创作实践中，不断探索，将冲刀和切刀两种刀法融合在一起，形成了自己的冲切结合的刀法。这种刀法灵活多变，或冲中带切，或切中带冲，甚至切中带削……这种多变的刀法，把冲刀的猛利、挺劲、爽快与切刀的含蓄、浑朴融为一体，将书意和刀意表现得淋漓尽致，使他的篆刻刀法雄浑朴茂中寓秀逸的个性化特点凸现了出来。他与厉良玉、赵之谦并称“新浙派”的三位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