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新唐书·列传第九十三》（卷一百八十一）《刘禹锡传》

　　2、《旧唐书·列传第一百一十》（卷一百六十四）《刘禹锡传》

　　3、刘禹锡《子刘子自传》。

　　1、《新唐书•列传第九十三》（卷一百八十一）《刘禹锡传》：

　　原文

　　刘禹锡，字梦得，自言系出中山。世为儒。擢进士第，登博学宏辞科，工文章。淮南杜佑表管书记，入为监察御史。素善韦执谊。时王叔文得幸太子，禹锡以名重一时，与之交，叔文每称有宰相器。太子即位，朝廷大议秘策多出叔文，引禹锡及柳宗元与议禁中，所言必从。擢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颇冯藉其势，多中伤士。若武元衡不为柳宗元所喜，自御史中丞下除太子右庶子；御史窦群劾禹锡挟邪乱政，群即日罢；韩皋素贵，不肯亲叔文等，斥为湖南观察使。凡所进退，视爱怒重轻，人不敢指其名，号“二王、刘、柳”。

　　宪宗立，叔文等败，禹锡贬连州刺史，未至，斥朗州司马。州接夜郎诸夷，风俗陋甚，家喜巫鬼，每祠，歌《竹枝》，鼓吹裴回，其声伧伫。禹锡谓屈原居沅、湘间作《九歌》，使楚人以迎送神，乃倚其声，作《竹枝辞》十余篇。于是武陵夷俚悉歌之。

　　始，坐叔文贬者八人，宪宗欲终斥不复，乃诏虽后更赦令不得原。然宰相哀其才且困，将澡濯用之，会程异复起领运务，乃诏禹锡等悉补远州刺史。而元衡方执政，谏官颇言不可用，遂罢。

　　禹锡久落魄，郁郁不自聊，其吐辞多讽托幽远，作《问大钧》、《谪九年》等赋数篇。又叙：“张九龄为宰相，建言放臣不宜与善地，悉徙五溪不毛处。然九龄自内职出始安，有瘴疠之叹；罢政事守荆州，有拘囚之思。身出遐陬，一失意不能堪，矧华人士族必致丑地，然后快意哉！议者以为开元良臣，而卒无嗣，岂忮心失恕，阴责最大，虽它美莫赎邪！”欲感讽权近，而憾不释。久之，召还。宰相欲任南省郎，而禹锡作《玄都观看花君子》诗，语讥忿，当路者不喜，出为播州刺史。诏下，御史中丞裴度为言：“播极远，猿狖所宅，禹锡母八十余，不能往，当与其子死诀，恐伤陛下孝治，请稍内迁。”帝曰：“为人子者宜慎事，不贻亲忧。若禹锡望它人，尤不可赦。”度不敢对，帝改容曰：“朕所言，责人子事，终不欲伤其亲。”乃易连州，又徙夔州刺史。

　　禹锡尝叹天下学校废，乃奏记宰相曰：

　　言者谓天下少士，而不知养材之道，郁堙不扬，非天不生材也。是不耕而叹廪庾之无余，可乎？贞观时，学舍千二百区，生徒三千余，外夷遣子弟入附者五国。今室庐圮废，生徒衰少，非学官不振，病无赀以给也。

　　凡学官，春秋释奠于先师，斯止辟雍、頖宫，非及天下。今州县咸以春秋上丁有事孔子庙，其礼不应古，甚非孔子意。汉初群臣起屠贩，故孝惠、高后间置原庙于郡国，逮元帝时，韦玄成遂议罢之。夫子孙尚不敢违礼飨其祖，况后学师先圣道而欲违之。《传》曰：“祭不欲数。”又曰：“祭神如神在。”与其烦于荐飨，孰若行其教？今教颓靡，而以非礼之祀媚之，儒者所宜疾。窃观历代无有是事。

　　武德初，诏国学立周公、孔子庙，四时祭。贞观中，诏修孔子庙兖州。后许敬宗等奏天下州县置三献官，其他如立社。玄宗与儒臣议，罢释奠牲牢，荐酒脯。时王孙林甫为宰相，不涉学，使御史中丞王敬从以明衣牲牢著为令，遂无有非之者。今夔四县岁释奠费十六万，举天下州县岁凡费四千万，适资三献官饰衣裳，饴妻子，于学无补也。

　　请下礼官博士议，罢天下州县牲牢衣币，春秋祭如开元时，籍其资半畀所隶州，使增学校，举半归太学，犹不下万计，可以营学室，具器用，丰馔食，增掌故，以备使令，儒官各加稍食，州县进士皆立程督，则贞观之风，粲然可复。

　　当时不用其言。

　　由和州刺史入为主客郎中，复作《游玄都》诗，且言：“始谪十年，还京师，道士植桃，其盛若霞。又十四年过之，无复一存，唯兔葵、燕麦动摇春风耳。”以诋权近，闻者益薄其行。俄分司东都。宰相裴度兼集贤殿大学士，雅知禹锡，荐为礼部郎中、集贤直学士。度罢，出为苏州刺史。以政最，赐金紫服。徙汝、同二州。迁太子宾客，复分司。

　　禹锡恃才而废，褊心不能无怨望，年益晏，偃蹇寡所合，乃以文章自适。素善诗，晚节尤精，与白居易酬复颇多。居易以诗自名者，尝推为“诗豪”，又言：“其诗在处，应有神物护持。”

　　会昌时，加检校礼部尚书。卒，年七十二，赠户部尚书。始疾病，自为《子刘子传》，称：“汉景帝子胜，封中山，子孙为中山人。七代祖亮，元魏冀州刺史，迁洛阳，为北部都昌人，坟墓在洛北山，后其地狭不可依，乃葬荥阳檀山原。德宗弃天下，太子立，时王叔文以善弈得通籍，因间言事，积久，众未知。至起苏州掾，超拜起居舍人、翰林学士，阴荐丞相杜佑为度支、盐铁使。翌日，自为副，贵震一时。叔文，北海人，自言猛之后，有远祖风，东平吕温、陇西李景俭、河东柳宗元以为信然。三子者皆予厚善，日夕过，言其能。叔文实工言治道，能以口辩移人，既得用，所施为人不以为当。太上久疾，宰臣及用事者不得对，宫掖事秘，建桓立顺，功归贵臣，由是及贬。”其自辩解大略如此。

　　2、《旧唐书•列传第一百一十》（卷一百六十四）《刘禹锡传》：

　　原文

　　刘禹锡，字梦得，彭城人。祖云。父溆，仕历州县令佐，世以儒学称。禹锡贞元九年擢进士第，又登宏辞科。禹锡精于古文，善五言诗，今体文章复多才丽。从事淮南节度使杜佑幕，典记室，尤加礼异。从佑入朝，为监察御史。与吏部郎中韦执谊相善。

　　贞元末，王叔文于东宫用事，后辈务进，多附丽之。禹锡尤为叔文知奖，以宰相器待之。顺宗即位，久疾不任政事，禁中文诰，皆出于叔文。引禹锡及柳宗元入禁中，与之图议，言无不从。转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兼崇陵使判官。颇怙威权，中伤端士。宗元素不悦武元衡，时武元衡为御史中丞，乃左授右庶子。侍御史窦群奏禹锡挟邪乱政，不宜在朝。群即日罢官。韩皋凭藉贵门，不附叔文党，出为湖南观察使。既任喜怒凌人，京师人士不敢指名，道路以目，时号“二王、刘、柳。”

　　叔文败，坐贬连州刺史。在道，贬朗州司马。地居西南夷，士风僻陋，举目殊俗，无可与言者。禹锡在朗州十年，唯以文章吟咏，陶冶情性。蛮俗好巫，每*祠鼓舞，必歌俚辞。禹锡或从事于其间，乃依骚人之作，为新辞以教巫祝。故武陵溪洞间夷歌，率多禹锡之辞也

　　初，禹锡、宗元等八人犯众怒，宪宗亦怒，故再贬。制有“逢恩不原”之令。然执政惜其才，欲洗涤痕累，渐序用之。会程异复掌转运，有诏以韩皋及禹锡等为远郡刺史。属武元衡在中书，谏官十余人论列，言不可复用而止。

　　禹锡积岁在湘、澧间，郁悒不怡，因读《张九龄文集》，乃叙其意曰：“世称曲江为相，建言放臣不宜于善地，多徙五溪不毛之乡。今读其文章，自内职牧始，安有瘴疠之叹，自退相守荆州，有拘囚之思。托讽禽鸟，寄辞草树，郁然与骚人同风。嗟夫，身出于遐陬，一失意而不能堪，矧华人士族，而必致丑地，然后快意哉！议者以曲江为良臣，识胡雏有反相，羞与凡器同列，密启廷诤，虽古哲人不及。而燕翼无似，终为馁魂。岂忮心失恕，阴谪最大，虽二美莫赎耶？不然，何袁公一言明楚狱而钟祉四叶。以是相较，神可诬乎？”

　　元和十年，自武陵召还，宰相复欲置之郎署。时禹锡作《游玄都观咏看花君子诗》，语涉讥刺，执政不悦，复出为播州刺史。诏下，御史中丞裴度奏曰：“刘禹锡有母，年八十余。今播州西南极远，猿狖所居，人迹罕至。禹锡诚合得罪，然其老母必去不得，则与此子为死别，臣恐伤陛下孝理之风。伏请屈法，稍移近处。”宪宗曰：“夫为人子，每事尤须谨慎，常恐贻亲之忧。今禹锡所坐，更合重于他人，卿岂可以此论之？”度无以对。良久，帝改容而言曰：“朕所言，是责人子之事，然终不欲伤其所亲之心。”乃改授连州刺史。去京师又十余年。连刺数郡。

　　太和二年，自和州刺史征还，拜主客郎中。禹锡衔前事未已，复作《游玄都观诗序》曰：“予贞元二十一年为尚书屯田员外郎，时此观中未有花木。是岁出牧连州，寻贬朗州司马。居十年，召还京师，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红桃满观，如烁晨霞，遂有诗以志一时之事。旋又出牧，于今十有四年，得为主客郎中。重游兹观，荡然无复一树，唯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因再题二十八字，以俟后游。”其前篇有“玄都观里桃千树，总是刘郎去后栽”之句，后篇有“种桃道士今何在，前度刘郎又到来”之句，人嘉其才而薄其行。禹锡甚怒武元衡、李逢吉，而裴度稍知之。太和中，度在中书，欲令知制诰。执政又闻《诗序》，滋不悦。累转礼部郎中、集贤院学士。度罢知政事，禹锡求分司东都。终以恃才褊心，不得久处朝列。六月，授苏州刺史，就赐金紫。秩满入朝，授汝州刺史，迁太子宾客，分司东都。

　　禹锡晚年与少傅白居易友善，诗笔文章，时无在其右者。常与禹锡唱和往来，因集其诗而序之曰：“彭城刘梦得，诗豪者也。其锋森然，少敢当者。予不量力，往往犯之。夫合应者声同，交争者力敌。一往一复，欲罢不能。由是每制一篇，先于视草，视竟则兴作，兴作则文成。一二年来，日寻笔砚，同和赠答，不觉滋多。太和三年春以前，纸墨所存者，凡一百三十八首。其余乘兴仗醉，率然口号者，不在此数。因命小侄龟儿编勒成两轴。仍写二本，一付龟儿，一授梦得小男仑郎，各令收藏，附两家文集。予顷与元微之唱和颇多，或在人口。尝戏微之云：‘仆与足下二十年来为文友诗敌，幸也！亦不幸也。吟咏情性，播扬名声，其适遗形，其乐忘老，幸也！然江南士女语才子者，多云元、白，以子之故，使仆不得独步于吴、越间，此亦不幸也！今垂老复遇梦得，非重不幸耶？’梦得梦得，文之神妙，莫先于诗。若妙与神，则吾岂敢？如梦得‘雪里高山头白早，海中仙果子生迟’，‘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之句之类，真谓神妙矣！在在处处，应有灵物护持，岂止两家子弟秘藏而已！”其为名流许与如此。梦得尝为《西塞怀古》、《金陵五题》等诗，江南文士称为佳作，虽名位不达，公卿大僚多与之交。

　　开成初，复为太子宾客分司，俄授同州刺史。秩满，检校礼部尚书、太子宾客分司。会昌二年七月卒，时年七十一，赠户部尚书。

　　子承雍，登进士第，亦有才藻。

　　3、刘禹锡《子刘子自传》:

　　原文

　　子刘子，名禹锡，字梦得。其先汉景帝贾夫人子胜，封中山王，谥曰靖，子孙因封为中山人也。七代祖亮，事北朝为冀州刺史散骑常侍，遇迁都洛阳，为北部都昌里人。世为儒而仕，坟墓在洛阳北山，其后地狭不可依，乃葬荥阳之檀山原。由大王父已还，一昭一穆如平生。曾祖凯，官至博州刺史。祖[金皇]，由洛阳主簿察视行马外事，岁满，转殿中丞、侍御史，赠尚书祠部郎中。父讳绪，亦以儒学，天宝末应进士，遂及大乱，举族东迁，以违患难，因为东诸侯所用，后为浙西从事。本府就加盐铁副使，遂转殿中，主务於蛹 [yǒng]桥。其后罢归浙右，至扬州，遇疾不讳。小子承夙训，禀遗教，眇[miǎo，微弱]然一身，奉尊夫人不敢殒灭。后忝[tiǎn羞辱,愧对;辱]登朝，或领郡，蒙恩泽，先府君累赠至吏部尚书，先太君卢氏由彭城县太君赠至范阳郡太夫人。

　　初，禹锡既冠，举进士，一幸而中试。间岁，又以文登吏部取士科，授太子校书。官司间旷，得以请告奉温[冫青,qìng]。是时少年，名浮[过也]于实，士林荣之。及丁先尚书忧，迫礼不死，（[丁]指遇父母之丧。[先尚书]指刘禹锡的父亲。）因成痼疾。既免丧，相国扬州节度使杜公领徐泗，素相知，遂请为掌书记。

　　捧檄入告，太夫人曰：“吾不乐江淮间，汝宜谋之于始。”因白丞相以请，曰：“诺。”居数月而罢徐泗，而河路犹艰难，遂改为扬州掌书记。涉二年而道无虞，前约乃行，调补京兆渭南主簿。明年冬，擢[zhuō提拔]为监察御史。

　　贞元二十一年春，德宗新弃天下，东宫即位。时有寒俊王叔文，以善奕棋得通籍博望，因间隙得言及时事，上大奇之。如是者积久，众未知之。至是起苏州掾[yuàn，副官]，超拜起居舍人，充翰林学士，遂阴荐丞相杜公为度支盐铁等使。翊日[同“翌日”]，叔文以本官及内职兼充副使。未几，特迁户部侍郎，赐紫，贵振一时。予前已为杜丞相奏署崇陵使判官，居月馀日，至是改屯田员外郎，判度[duó]支盐铁等案。初，叔文北海人，自言猛之后，有远祖风，唯东平吕温、陇西李景俭、河东柳宗元以为言然。三子者皆与予厚善，日夕过，言其能。叔文实工言治道，能以口辩移人。既得用，自春至秋，其所施为，人不以为当非。（从春到秋的“永贞革新”，所采取的各项措施，人们都认为是无可非议的。这是对“永贞革新”的充分肯定。）

　　时上素被疾，至是尤剧。诏下内禅，自为太上皇，后谥曰顺宗。东宫即皇帝位，是时太上久寝疾，宰臣及用事者都不得召对。宫掖[yè]事秘，而建桓立顺，功归贵臣[这里指宦官]。於是叔文首贬渝州，后命终死。宰相贬崖州。予出为连州，途至荆南，又贬朗州司马。居九年，诏征，复授连州。自连历夔、和二郡，又除主客郎中，分司东都。明年追入，充集贤殿学士。转苏州刺史，赐金紫。移汝州兼御史中丞。又迁同州，充本州防御长春宫使。后被足疾，改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又改秘书监分司。一年，加检校礼部尚书兼太子宾客。行年七十有一，身病之日，自为铭曰：

　　不夭不贱，天之祺[qí福也]兮。重屯[zhūn，艰难]累厄，数之奇[jī]兮。天与所长，不使施兮。人或加讪[shàn，毁谤]，心无疵[cī小毛病]兮。寝于北牖[yǒu窗]，尽所期兮。葬近大墓，如生时兮。魂无不之，庸讵[jù岂，怎]知兮。 刘子名禹锡，字梦得。祖先是汉景帝贾夫人的儿子刘胜，受封为中山王，谥号为“靖”，子孙因此成为中山人。七世祖刘亮，在北朝做官，担任冀州刺史、散骑常侍，遇上迁都到洛阳，成为北部都昌里人。世代以儒学做官，祖先的坟墓原在洛阳北山，后来因为地方狭小不可依凭，就葬在荥阳的檀山原。从曾祖父以来，父葬在左边，子葬在右边，就像在世那样长幼有序。曾祖刘凯，做官至博州刺史。祖父刘[金皇]，开始任洛阳主簿，察视行马外事，一年期满，转任殿中丞、侍御史，追赠为尚书祠部郎中。父亲刘绪，也因儒学在天宝末年考中进土。后遭遇“安史之乱”，全族向东迁徙，以避祸患灾难，于是被关中以东的节度使所聘用。后来担任了淮西从事。在淮西府又兼任盐铁副使，后转为殿中省官员，在蛹桥主持政务。后来罢官回到浙西，行到扬州，病故。我接受父亲平日的训示，秉承他的遗教，孤独一身，侍奉母亲不敢自毁。后来我在朝廷任职，或在郡里做官，蒙受恩泽，父亲被多次追赠，直到吏部尚书。母亲卢氏，由彭城县太君追赠为范阳郡太夫人。

　　译文

　　刘子名禹锡，字梦得。祖先是汉景帝贾夫人的儿子刘胜，受封为中山王，谥号为“靖”，子孙因此成为中山人。七世祖刘亮，在北朝做官，担任冀州刺史、散骑常侍，遇上迁都到洛阳，成为北部都昌里人。世代以儒学做官，祖先的坟墓原在洛阳北山，后来因为地方狭小不可依凭，就葬在荥阳的檀山原。从曾祖父以来，父葬在左边，子葬在右边，就像在世那样长幼有序。曾祖刘凯，做官至博州刺史。祖父刘[金皇]，开始任洛阳主簿，察视行马外事，一年期满，转任殿中丞、侍御史，追赠为尚书祠部郎中。父亲刘绪，也因儒学在天宝末年考中进土。后遭遇“安史之乱”，全族向东迁徙，以避祸患灾难，于是被关中以东的节度使所聘用。后来担任了淮西从事。在淮西府又兼任盐铁副使，后转为殿中省官员，在蛹桥主持政务。后来罢官回到浙西，行到扬州，病故。我接受父亲平日的训示，秉承他的遗教，孤独一身，侍奉母亲不敢自毁。后来我在朝廷任职，或在郡里做官，蒙受恩泽，父亲被多次追赠，直到吏部尚书。母亲卢氏，由彭城县太君追赠为范阳郡太夫人。

　　当初，我二十多岁，应考进士，幸而一次得中。隔了一年，又以文才经吏部取士科考试合格，被授予太子校书的官职。我官事清闲，有时间侍奉父母，问寒问暖。我当时年轻，名声超过实际，在读书人中享有盛誉。及至父亲去世，我迫于礼教而不敢轻死，因而得了久治不愈的病。我守丧期满后，正逢宰相、扬州节度使杜佑兼管徐州和泗州，由于我和他素来互相了解，就经请求后去出任掌书记。

　　我捧着任命的文书人告母亲，母亲说： “我不喜欢江淮一带地方，你从开始就要考虑到这一点。”我就禀告丞相，以请求照顾。丞相说：“可以。”我过了几个月离开了徐州、泗州，由于河路还难走，就改做扬州掌书记。过了两年，道路畅通，前约得以实行，我就调补为渭南县主簿。第二年冬天，我提升为监察御史。

　　贞元二十一年春，唐德宗去世，太子李诵即位。当时有出身寒微、才华出众的王叔文，以擅长下棋，得以进出太子的宫苑。因有机会与太子李诵谈论时事，李诵非常赏识他。他们这样交往很久了，众人都不知道。到这时王叔文由苏州府属官，破格提拔为起居舍人，充任翰林学士。于是他密荐丞相杜佑，任度支、盐铁等使。第二天，王叔文以翰林学士及起居舍人兼任度支、盐铁副使。不久，又特升任户部侍郎，皇帝赐他紫服，贵振一时。我以前已由杜丞相奏请委派为崇陵使判官，任职一个多月，到这时改任屯田员外郎，兼管度支、盐铁等方面的公事。当初，王叔文是北海人，自称是王猛的后代，具有远祖的风度。只有东平吕温、陇西李景俭、河东柳宗元，认为确实如此。这三位都和我交情深厚，日夕相处，称赞王叔文的才能。叔文确实善于谈论法治的道理，能以口辩服人。得到重用后，从春到秋，他所采取的革新措施，人们都认为是无可非议的。

　　皇帝经常遭遇疾病，到这时病情加剧。下诏让位，自为太上皇，死后谥为顺宗。太子李纯及皇帝位。这时太上皇的顺宗久病卧床，宰相、大臣和百官都不得召对。宫廷事情诡秘，像东汉桓帝和顺帝那样，拥立新君的功劳完全归于宦官。于是，王叔文首先被贬到渝州，后来又诏命赐死。宰相韦执谊被贬到崖州。我被贬为连州刺史，走到荆南，又被贬为朗州司马。过了九年，召回朝廷，复授连州刺史，自连州历任夔、和二州刺史，后升为主客郎中，分司东都。第二年追回入朝，充任集贤殿学士，转任苏州刺史，赐金印紫绶，改任汝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又改任同州刺史，兼本州防御使、长春宫使。以后遭遇足疾，改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又改任秘书监，分司东都。一年，加官检校礼部尚书兼太子宾客。活了七十一岁。在这患病的时候，自己写的铭文说：

　　没有早亡也不卑贱，是天生的福分啊。多灾多难，是遭遇的不好啊。天赋的才能，不让我来施展啊。即使有人诽谤，我也问心无愧啊。躺在这窗子下，我到了终期啊。葬近祖坟，还像活着一样啊。灵魂无处不到，这怎能知道啊！

刘禹锡诗文俱佳，涉猎题材广泛，与柳宗元并称“刘柳”，与韦应物、白居易合称“三杰”，并与白居易合称“刘白”，留下《陋室铭》《竹枝词》《杨柳枝词》《乌衣巷》等名篇。下面是我整理的刘禹锡的生平介绍，欢迎大家分享。

生平介绍：

刘禹锡，曾任太子宾客，世称刘宾客。与柳宗元并称“刘柳”。与白居易合称“刘白”。贞元九年，擢进士第，登博学宏词科，从事淮南幕府，入为监察御史。王叔文用事，引入禁中，与之图议，言无不从。转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叔文败，坐贬朗州刺史，在贬官期间，在扬州碰到白居易，白居易写了《醉赠刘二十八使君》，刘禹锡作《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答谢白居易，再道贬朗州司马。落魄不自聊，吐词多讽托幽远。蛮俗好巫，尝依骚人之旨。倚其声作《竹枝词》十余篇，武陵溪洞间悉歌之。居十年，召还。将置之郎署，以作玄都观看花诗涉讥忿，执政不悦，复出刺播州。裴度以母老为言，改连州，徙夔、和二州。久之，征入为主客郎中。又以作重游玄都观诗，出分司东都。度仍荐为礼部郎中，集贤直学士。度罢，出刺苏州，徙汝、同二州，迁太子宾客分司。禹锡素善诗，晚节尤精。不幸坐废，偃蹇寡所合，乃以文章自适。与白居易酬复颇多，居易尝叙其诗曰：彭城刘梦得，诗豪者也。其锋森然，少敢当者。又言其诗在处应有神物护持，其为名流推重如此。会昌时，加检校礼部尚书。卒年七十二，赠户部尚书。诗集十八卷，今编为十二卷。

湖南常德历史学者、收藏家周新国先生《武陵藏珍》记载：刘禹锡被贬为朗州司马其间写了著名的《汉寿城春望》。湖南常德市委市政府为了纪念朗州司马刘禹锡，现专在柳叶湖边建有“司马楼”。

关于刘禹锡的祖籍，多有争议，有说是洛阳人，有说是彭城(今徐州)人，有说是定州人以及中山无极人。据查有关史料，刘禹锡为匈奴后裔，其七世祖刘亮仕于北魏，随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始改汉姓。父刘绪因避安史之乱，东迁嘉兴，刘禹锡出生于此地，因此刘禹锡“家本荥上，籍占洛阳”。关于说其“彭城人”，经查此说，出自白居易、权德舆等人之口。那不过是随顺当时“姓卯金者咸彭城”(《史通·邑里》)的习俗罢了。因此“刘禹锡彭城人”说法是不确切的。

说刘禹锡是定州人、中山人以及中山无极人，还得从他七世祖刘亮说起。周汉时期，定州、无极是冀州的属地，无极同时也是定州的属地。刘亮曾任冀州刺史、散骑常侍等职，后北魏迁都洛阳，刘亮全家也随之迁至洛阳。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部别集类：“书禹锡本传，称为彭城人，盖举郡望，实则中山无极人，是编亦名中山集，盖以是也。”此外清《畿辅通志》及《中国历史人物辞典》和《中国历史名人辞典》等也都有刊载。经过反复查证和咨询有关专家，刘禹锡祖籍确认为无极，是有据可依的。

人物评价：

《新唐书》：禹锡恃才而废，褊心不能无怨望，年益晏，偃蹇寡所合，乃以文章自适。素善诗，晚节尤精，与白居易酬复颇多。居易以诗自名者，尝推为“诗豪”，又言：“其诗在处，应有神物护持。叔文实工言治道，能以口辩移人，既得用，所施为人不以为当。太上久疾，宰臣及用事者不得对，宫掖事秘，建桓立顺，功归贵臣，由是及贬。”

《岁寒堂诗话》：李义山、刘梦得、杜牧之三人，笔力不能相上下，大抵工律诗而不工古诗，七言尤工，五言微弱，虽有佳句，然不能如韦、柳、王、孟之高致也，义山多奇趣，梦得有高韵，牧之专事华藻，此其优劣耳。

《沧浪诗话》：大历后，刘梦得之绝句，张籍、王建之乐府，我所深取耳。

《杜工部草堂诗话》：上自齐梁诸公，下至刘梦得、温飞卿辈，往往以绮丽风花累其正气，其过在于理不胜而词有余也。

《唐音癸签》：禹锡有诗豪之目。其诗气该今古，词总平实，运用似无甚过人，却都惬人意，语语可歌，其才情之最豪者。司空图尝言：禹锡及杨巨源诗各有胜会，两人格律精切欲同;然刘得之易，杨却得之难，入处迥异尔。

《三唐诗品》：五言体杂不一。有如“深春风日净”、“昔听东武吟”等篇，宛转徘徊，取涂乐府;“秋江早望”、“谪居悼往”，则结休允晖。若“水禽残月”，模休文之韵思;“楚望苍然”，结韩卿之茂体。余或放言理，失于音调，未求刻意，累在才多也。《女儿》作楚挽之哀词，《泰娘》谱新声之凄奏，七言此其选矣。《聚蚊》、《百舌》托意深微，亦得乐府遗意。律体独多，莹瑕间采。

哲学成就

刘禹锡的哲学思想具有鲜明的唯物主义倾向。主要著作是《天论》三篇。在宇宙论方面，他的唯物主义思想比柳宗元更进步。关于自然与人的关系，刘禹锡提出了天与人“交相胜，还相用”的观点，具有积极的进取精神。他认为，人之所以产生唯心主义思想，是与社会现实有密切关系的。“法大行”的时候，社会上“是为公是，非为公非”，人们就不会产生祸福来自天命的思想;“法大弛”的时候，社会上是非颠倒，人不能胜天，天命论就在人间得到了宣扬的条件;“法小弛”的时候，社会上是非不清，人们就会对天命将信将疑。刘禹锡用社会实践解释天命论产生的根源，是在认识论方面的一个重大贡献。这也是刘禹锡对有神论社会根源的看法。他认为，在法大行的社会里，是为公是，非为公非，蹈道必赏，违善必罚，人们就会说，祸福决定于人的行为，与天没有关系。在法大弛的社会里，是非颠倒过来，赏恒在佞，罚恒在直，人们对不合理的现象找不到解释，就不得不把一切归之于天。他又认为，当“理明”时，人们就不会讲“天命”;当“理昧”时，就不会不讲天命。刘禹锡从法弛和理昧来解释有神论产生的根源，可谓见解独到，他指出神是人在一定条件下创造出来的，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他在所写的《天论》三篇中，力求把柳宗元与韩愈的'论战深入下去，进一步探索天人关系问题。他认为，“大凡入形器者，皆有能有不能。天(自然)，有形之大者也;人，动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天与人各有其自身的自然特点，“交相胜”，“还相用”。人虽不能干预自然界的职能和规律，但却可以利用和改造自然。

尊重自然规律

刘禹锡以自然科学为根据，补充了柳宗元的自然观。在对自然界的认识方面，刘禹锡认为整个自然界充满了有形的物质实体，天地之内不存在无形的东西。他批驳了魏晋玄学和佛教、道教关于“空”、“无”是宇宙本原的理论，认为“空”是一种特殊的物质形态，“空”不能超越物质形体而独立存在。这是对中国古代唯物主义自然观的重大发展。在关于宇宙万物的生成和发展方面，他认为万物的生长、发展是一种自然过程，动植物和人类是天地阴阳之气交互作用产生的。他还认为客观世界的发展变化有一定规律，宇宙万物是在互相矛盾和互相依存中无穷地运动发展着的。他据此建立了天人关系学说，指出天地万物各有其不同的职能和作用。自然界的职能在于生长繁殖万物，万物在生杀、壮健、衰老的自然发展过程中，遵循强胜弱败的竞争规律;人的职能在于利用自然规律和自然界所提供的物质资料，进行各种生产活动，向自然界谋取人们生活的需用品。刘禹锡提出：“天之所能者，生万物也;人之所能者，治万物也。”(《天论》上)他认为天不能干预人类社会的“治”或“乱”，人也不能改变自然界的运动规律。他还以科学知识为根据，宣传无神论，批判有神论。

刘禹锡《乌衣巷》鉴赏

乌衣巷

刘禹锡

朱雀桥边野草花，

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

飞入寻常百姓家。

刘禹锡诗鉴赏：

东晋遭五胡之乱，迁都金陵（今南京），王、谢等豪族世家，执掌朝政，不思奋发图强，苟且偷安，醉生梦死，竞逐豪奢，享乐腐化。他们在乌衣巷建造起富丽堂皇的宅第，日夜笙歌漫舞不绝，进进出出、来来往往的全是衣冠楚楚、雍容华贵的贵族子弟，门庭极盛，显赫一时。附近的朱雀桥，车水马龙，一派豪华气象。但那已成过去了。现在呢？景象已面目全非。诗人来游时，朱雀桥边已长满了野草，野草丛中，开着几点零星的闲花；乌衣巷口只剩下夕阳残照，昔日的华厦高楼已荡然无存，在断墙残垣的废墟上，早已建起了普通老百姓的住宅，以至当年在王、谢堂前做窠的燕子，飞入寻常百姓家去栖息了。

真是富贵风流，倾刻成空，只落得一片荒凉破败景象。诗人睹物伤怀，不禁发出了深沉的感慨。

但诗人写作这首诗并不单是发思古之幽情，诗中实寄寓着很深沉的借古鉴今的讽刺意味。中唐之世，也和东晋一样，朝廷昏暗，宦官专权，藩镇割据，执政者却苟且偷安，不思振作图强，国势日非，志在革新的诗人，怎能不万分悲愤，他写作《乌衣巷》一诗，实暗示着他对李唐王朝的命运的担忧，对当时执政者如王、谢大世族一类的人物的讽刺和诅咒。

此诗寄寓含蓄，纯借小景点出。开篇两句只就眼前野草、夕阳两种景物进行描写，这两种景物都是富有象征意义的，尽管着墨不多，却把乌衣巷荒凉、没落的情景刻划得栩栩如生，使人不胜兴亡之感。三、四两句，以旧时王谢与寻常百姓对比，通过燕子改换门庭，写出了沧海桑田的历史变迁。这两句用笔巧妙，形象动人，又饱含哲理，因此，成为千古传诵的名句。

刘禹锡（772年—842年），字梦得，河南洛阳人，自称“家本荥上，籍占洛阳”，又自言系出中山。其先为中山靖王刘胜。唐朝文学家、哲学家，有“诗豪”之称。

刘禹锡贞元九年（793年），进士及第，初在淮南节度使杜佑幕府中任记室，为杜佑所器重，后从杜佑入朝，为监察御史。贞元末，与柳宗元，陈谏、韩晔等结交于王叔文，形成了一个以王叔文为首的政治集团。后历任朗州司马、连州刺史、夔州刺史、和州刺史、主客郎中、礼部郎中、苏州刺史等职。会昌时，加检校礼部尚书。卒年七十，赠户部尚书。

刘禹锡诗文俱佳，涉猎题材广泛，与柳宗元并称“刘柳”，与韦应物、白居易合称“三杰”，并与白居易合称“刘白”，有《陋室铭》《竹枝词》《杨柳枝词》《乌衣巷》等名篇。哲学著作《天论》三篇，论述天的物质性，分析“天命论”产生的根源，具有唯物主义思想。有《刘梦得文集》，存世有《刘宾客集》。

基本介绍 本名 ：刘禹锡 别称 ：刘宾客、诗豪 字号 ：庐山人（号）

梦得 所处时代 ：唐朝 民族族群 ：汉族 出生时间 ：772年  去世时间 ：约842年 主要作品 ：《刘梦得文集》《刘宾客文集》 主要成就 ：永贞革新、诗歌创作 人物生平,早年生活,贬谪生涯,晚年生活,文学成就,诗歌,辞赋,论说文,哲学成就,主要作品,史书记载,人物评价,著作评价,名人评价,籍贯争议,后世纪念,故居,纪念馆,陵墓, 人物生平 早年生活 刘禹锡，其祖先为汉景帝贾夫人之子刘胜，七代祖刘亮，事北朝为冀州刺史散骑常侍，随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父亲刘绪，为避安史之乱，迁居苏州。刘禹锡生于大历七年（772年），其父、祖均为小官僚，父刘绪曾在江南为官，刘禹锡并在那里度过了青少年时期。他很小就开始学习儒家经典和吟诗作赋，既聪明又勤奋，在做诗方面，曾得当时著名诗僧皎然、灵澈的薰陶指点。 刘禹锡肖像 贞元六年（790年）十九岁前后，刘禹锡游学洛阳、长安，在士林中获得很高声誉。 贞元九年（793年），与柳宗元同榜进士及第，同年登博学鸿词科。两年后再登吏部取士科，释褐为太子校书，不久丁忧居家。贞元十六年（800年），杜佑以淮南节度使兼任徐泗濠节度，辟刘禹锡为掌书记。后随杜佑回扬州，居幕期间代杜佑撰表状甚多。 贞元十八年（802年），调任京兆府渭南县主簿，不久迁监察御史。当时，韩愈、柳宗元均在御史台任职，三人结为好友，过从甚密。 贬谪生涯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正月，唐德宗卒，李诵即位，是为唐顺宗。原太子侍读王叔文、王伾素有改革弊政之志，这时受到唐顺宗信任进入中枢。刘禹锡与王叔文相善，其才华志向尤受叔文器重，遂被任为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参与对国家财政的管理。这段时间里，刘禹锡政治热情极为高涨，和柳宗元一道成为革新集团的核心人物。“二王刘柳”集团在短短的执政期间采取了不少具有进步意义的措施，但由于改革触犯了藩镇、宦官和大官僚们的利益，在保守势力的联合反扑下，很快宣告失败。唐顺宗被迫让位于太子李纯，王叔文赐死，王丕被贬后病亡，刘禹锡与柳宗元等八人先被贬为远州刺史，随即加贬为远州司马。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八司马事件”（同时贬为远州司马的共八人，史称“八司马”）。此后，刘禹锡在朗州近十年。期间，刘禹锡创作了大量寓言诗，表达了对当朝权贵的极大不满，又写了许多赋来表达自己不甘沉沦的雄心。由于接触当地民间歌谣，从中吸取了营养，他的诗歌创作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同时，他还写了多篇哲学论文，最重要的便是与柳宗元《天说》相呼应的《天论》三篇。 元和九年十二月（815年2月），刘禹锡与柳宗元等人一起奉召回京。 次年三月（816年），刘禹锡创作了《元和十年自朗州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一诗，得罪执政，被贬谪到更远的播州去当刺史，幸有裴度、柳宗元诸人帮助，改为连州（今广东连州市）刺史。此后，刘禹锡在连州近五年。 次年三月（816年），刘禹锡创作了《元和十年自朗州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一诗，得罪执政，被外放为连州刺史。 元和十四年（819年），刘禹锡因母丧才得以离开连州。 长庆元年（821年）冬，刘禹锡被任为夔州（今重庆奉节县）刺史。长庆四年（824年）夏，调任和州（今安徽和县）刺史。 宝历二年（826年），刘禹锡奉调回洛阳，任职于东都尚书省。从初次被贬到此时，前后共历二十三年。 晚年生活 大和元年，刘禹锡任东都尚书。次年回朝任主客郎中写了《再游玄都观绝 刘禹锡吟诗图 句》，表现了屡遭打击而始终不屈的意志。以后历官苏州、汝州、同州刺史。从开成元年（836年）开始，改任太子宾客、秘书监分司东都的闲职。 会昌元年（841年），加检校礼部尚书衔。世称刘宾客、刘尚书。刘禹锡晚年到洛阳，与朋友白居易、裴度、韦应物等交游赋诗，唱和对吟，生活闲适，和白居易留有《刘白唱和集》、《刘白吴洛寄和卷》，与白居易，裴度留有《汝洛集》等对吟唱和佳作。此后，他历任集贤殿学士、礼部郎中、苏州刺史、汝州刺吏、同州刺史，最后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 会昌二年（842年），刘禹锡病卒于洛阳，享年七十一岁。死后被追赠为户部尚书，葬在河南荥阳（今郑州荥阳）。 文学成就 诗歌 诗歌内容 刘禹锡的山水诗，改变了大历、贞元诗人襟幅狭小、气象萧瑟的风格，而常常是写一种超出空间实距的、半虚半实的开阔景象，如“水底远山云似雪，桥边平岸草如烟”（《和牛相公游南庄醉后寓言戏赠乐天兼见示》），“野草芳菲红锦地，游丝缭乱碧罗天”（《春日书怀寄东洛白二十二杨八二庶子》）。再如《望洞庭》；在这静谧空灵的山光水色中融入了诗人的主观情感，构成了一种恬静平和的氛围。不过，虽然刘禹锡说过“能离欲则方寸地虚”，但是他积极参与永贞革新，其实还是要在社会中实现人生理想；他的性格也比较倔强，受道家影响，诗中倒是常常表现出高扬开朗的精神。如《秋词》二首之一、《同乐天登栖灵寺塔》，都有一种高扬的力量。由于有了含蓄深沉的内涵、开阔疏朗的境界和高扬向上的情感，刘禹锡的诗歌便显得既清峻又明朗。 刘禹锡又多次贬官南方，这也是民歌盛行的地方，所以刘禹锡常常收集民间歌谣，学习它的格调进行诗歌创作，如《白鹭儿》诗以隐喻方式写自己孤高的情怀，但用的是轻快的民歌体。还有一些完全仿照民歌的作品，如《竹枝词》、《杨柳枝词》、《堤上行》、《蹋歌词》、《浪淘沙词》、《西塞山怀古》等，都很朴素自然、清新可爱，散发著民歌那样浓郁的生活气息，以下两首尤为传神：《堤上行》三首之二、《竹枝词》二首之一。 作品风格 刘禹锡及其诗风颇具独特性。他性格刚毅，饶有豪猛之气，在忧患相仍的谪居年月里，感到了沉重的心理苦闷，吟出了一曲曲孤臣的哀唱。但他始终不曾绝望，有着一个斗士的灵魂；写下《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重游玄都观绝句》以及《百舌吟》、《聚蚊谣》、《飞鸢操》、《华佗论》等诗文，屡屡讽刺、抨击政敌，由此导致一次次的政治压抑和打击，但这压抑打击却激起他更为强烈的愤懑和反抗，并从不同方面强化着他的诗人气质。他说：“我本山东人，平生多感慨”（《谒柱山会禅师》）。 刘禹锡早年随父寓居嘉兴，常去吴兴拜访作为江南著名禅僧兼诗僧的皎然和灵澈，据其《澈上人文集纪》自述，当时他“方以两髦执笔砚，陪其吟咏，皆曰孺子可教”，这一早年经历对其后来的诗歌创作影响很深。 刘禹锡的诗，无论短章长篇，大都简洁明快，风情俊爽，有一种哲人的睿智和诗人的挚情渗透其中，极富艺术张力和雄直气势。诸如“朔风悲老骥，秋霜动鸷禽。……不因感衰节，安能激壮心”（《学阮公体三首》其二）、“马思边草拳毛动，雕眄青云睡眼开。天地肃清堪四望，为君扶病上高台”（《始闻秋风》）这类诗句，写得昂扬高举，格调激越，具有一种振衰起废、催人向上的力量。至于其七言绝句，也是别具特色，如：“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浪淘沙词九首》其八）“塞北梅花羌笛吹，淮南桂树小山词。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杨柳枝词九首》其一）就诗意看，这两篇作品均简练爽利，晓畅易解，但透过一层看，便会领悟到一种傲视忧患、独立不移的气概和迎接苦难、超越苦难的情怀，一种奔腾流走的生命活力和弃旧图新面向未来的乐观精神，一种坚毅高洁的人格内蕴。再如他那首有名的《秋词》，全诗一反传统的悲秋观，颂秋赞秋，赋予秋一种导引生命的力量，表现了诗人对自由境界的无限向往之情。胸次特高，骨力甚健。 刘禹锡深信道教，在很多年以后他还说，写诗的人应该“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驰可以役万景”（《董氏武陵集纪》），前句即指语言的简练与含蓄，后句即指主体的观照与冥想。所以他一方面重视通过锤炼与润饰使诗歌的语言既精巧又自然，而反对多用生僻字眼，提出“为诗用僻字，须有来处…… 后辈业诗，即须有据，不可率尔道也”（《刘宾客嘉话录》）；另一方面，他又极重视主体的观照与冥想，在《秋日过鸿举法师寺院便送归江陵诗引》中他曾说： “能离欲则方寸地虚，虚而万景入；入必有所泄，乃形于词。因定而得境，故翛然以清；由慧而遣词，故粹然以丽。” 刘禹锡的诗大多自然流畅、简练爽利，同时具有一种空旷开阔的时间感和空间感。像他的名句如“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乐天见示伤微之敦诗晦叔三君子皆有深分因成是诗以寄》），越中蔼蔼繁华地，秦望峰前禹穴西。《酬浙东李侍郎越州春晚即事长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都是他对历史、人生进行沉思之后的一种感悟。这种感悟以形象出现在诗里，不仅有开阔的视界，而且有一种逾时距的跨度，显示出历史、现实、未来在这里的交融。 刘禹锡的咏史诗十分为人称道。这些诗以简洁的文字、精选的意象，表现他阅尽沧桑变化之后的沉思，其中蕴涵了很深的感慨，如《酬浙东李侍郎越州春晚即事长句》《西塞山怀古》《乌衣巷》《石头城》《蜀先主庙》等都是名篇。 辞赋 除诗歌与论说文外刘禹锡的辞赋创作在唐代辞赋史中，乃至整个辞赋史中也是重要的不可忽视的环节，其存赋十一篇，与唐代各家所存辞赋数目相较，也不算少了。马积高在其著作《赋史》中评价中唐时期的辞赋家，列柳宗元为首位，韩愈、刘禹锡并列其次，又将柳宗元之辞赋同屈原相提并论，即可见一斑。而实际上，刘禹锡本人也是对自己的文章水平颇有自信的，在其《子刘子自传》中他说：“天与所长，不使施兮。”这里的“所长”指的即是自己的长于文词，而在这“文词”之中当然也包括辞赋在内。在刘禹锡的十一篇辞赋作品当中以《秋声赋》最受后人推崇。 由于刘禹锡的辞赋多数创作于贬谪时期，因此逐臣之悲与怀才不遇便成了其辞赋创作的重要主题，骚怨情怀是其主要的情感寄托，同时儒家兼济天下的思想也贯穿始终。此外，除了反映贬谪愁思的作品，其辞赋还有应试科举所作的律赋——《平权衡赋》，怀古伤今的《山阳城赋》，悼亡的《伤往赋》，描写景物风俗的《楚望赋》。作为唐代重要的文学家与哲学家，刘禹锡的诗歌成就较高，是唐诗研究的重要领域，而诗文又为当时的文学主流，故刘禹锡的辞赋创作必然要受到其诗歌创作影响的。例如刘禹锡诗歌的主题便影响着他辞赋的主题，许多在其诗歌中描绘的场景画面、表达的情感内容，同样也出现在他的辞赋作品中，因此研究其诗文与辞赋的互动关系是其辞赋研究的有利环节。 论说文 刘禹锡的文章以论说文成就为最大。一是专题性的论文，论述范围包括哲学、政治、医学、书法、书仪等方面。哲学论文如《天论》三篇，论述了天的物质性,指出天人“交相胜”、“还相用”的观点，并在当时的科学水平上分析了“天命论”产生的社会根源，在唯物主义思想发展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其他方面的论文如《答饶州元使君书》、《论书》、《答道州薛郎中论方书书》、《答道州薛郎中论书仪书》，都征引丰富,推理缜密，巧丽渊博，雄健晓畅。二是杂文。一般因事立题，有感而发，如《因论》七篇；也有的是“读书有所感，辄立评议”，如《华佗论》、《辩迹论》、《明贽论》等。这些作品，短小精悍，隐微深切。或借题发挥，针砭现实；或托古讽今，抨击弊政，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性。刘禹锡认为自己所长在“论”，韩愈所长在“笔”（《祭韩吏部文》），反映了他对自己的论文的重视。刘禹锡的散文，与他的诗歌一样，辞藻美丽，题旨隐微。柳宗元说他“文隽而膏，味无穷而炙愈出”（刘禹锡《犹子蔚适越戒》引），为深中肯綮的评价。 哲学成就 唯物主义倾向 刘禹锡的哲学思想具有鲜明的唯物主义倾向。主要著作是《天论》三篇。在宇宙论方面，他的唯物主义思想比柳宗元更进步。关于自然与人的关系，刘禹锡提出了天与人“交相胜，还相用”的观点，具有积极的进取精神。他认为，人之所以产生唯心主义思想，是与社会现实有密切关系的。“法大行”的时候，社会上“是为公是，非为公非”，人们就不会产生祸福来自天命的思想；“法大弛”的时候，社会上是非颠倒，人不能胜天，天命论就在人间得到了宣扬的条件；“法小弛”的时候，社会上是非不清，人们就会对天命将信将疑。刘禹锡用社会实践解释天命论产生的根源，是在认识论方面的一个重大贡献。这也是刘禹锡对有神论社会根源的看法。他认为，在法大行的社会里，是为公是，非为公非，蹈道必赏，违善必罚，人们就会说，祸福决定于人的行为，与天没有关系。在法大弛的社会里，是非颠倒过来，赏恒在佞，罚恒在直，人们对不合理的现象找不到解释，就不得不把一切归之于天。他又认为，当“理明”时，人们就不会讲“天命”；当“理昧”时，就不会不讲天命。刘禹锡从法弛和理昧来解释有神论产生的根源，可谓见解独到，他指出神是人在一定条件下创造出来的，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他在所写的《天论》三篇中，力求把柳宗元与韩愈的论战深入下去，进一步探索天人关系问题。他认为，“大凡入形器者，皆有能有不能。天（自然），有形之大者也；人，动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天与人各有其自身的自然特点，“交相胜”，“还相用”。人虽不能干预自然界的职能和规律，但却可以利用和改造自然。 朗州司马刘禹锡 尊重自然规律 刘禹锡以自然科学为根据，补充了柳宗元的自然观。在对自然界的认识方面，刘禹锡认为整个自然界充满了有形的物质实体，天地之内不存在无形的东西。他批驳了魏晋玄学和佛教、道教关于“空”、“无”是宇宙本原的理论，认为“空”是一种特殊的物质形态，“空”不能超越物质形体而独立存在。这是对中国古代唯物主义自然观的重大发展。在关于宇宙万物的生成和发展方面，他认为万物的生长、发展是一种自然过程，动植物和人类是天地阴阳之气互动作用产生的。他还认为客观世界的发展变化有一定规律，宇宙万物是在互相矛盾和互相依存中无穷地运动发展着的。他据此建立了天人关系学说，指出天地万物各有其不同的职能和作用。自然界的职能在于生长繁殖万物，万物在生杀、壮健、衰老的自然发展过程中，遵循强胜弱败的竞争规律；人的职能在于利用自然规律和自然界所提供的物质资料，进行各种生产活动，向自然界谋取人们生活的需用品。刘禹锡提出：“天之所能者，生万物也；人之所能者，治万物也。”（《天论》上）他认为天不能干预人类社会的“治”或“乱”，人也不能改变自然界的运动规律。他还以科学知识为根据，宣传无神论，批判有神论。 主要作品 刘禹锡在元和十三年（818年）曾自编其著述为“四十通”，又删取四分之一为“集略”。这是最早的刘禹锡集和选本，今都不传。载《刘禹锡集》40卷。宋初亡佚10卷，仅剩余30卷。而后宋敏求蒐集遗佚，辑为《外集》100卷，但仍有遗漏。《刘禹锡集》三十卷，《外集》十卷，集中卷二十六，二十七收乐府两卷。 刘禹锡书法 现存刘禹锡集古本主要有三种： ①清代避暑山庄旧藏宋绍兴八年（1138年）董刻本，题为《刘宾客文集》，属小字本，今有徐鸿宝影印本。又于淳熙十三年（1186年）陆游据董本重刻，称“浙本”。明清以来通行的刻本，基本上属于这个系统。 ②日本平安福井氏崇兰馆所藏宋刻本，题为《刘梦得文集》，属蜀大字本，今有董康影印本、商务印书馆缩印本。 ③北京图书馆所藏宋刻残本《刘梦得文集》一至四卷，建安坊刻本。明、清两代的毛晋、惠栋、何焯、冯浩、黄丕烈等人曾对刘禹锡集作过初步的校勘工作，但多数是抄本，流传不广。现通行刘禹锡集版本：《四部丛刊》本《刘梦得文集》，《四部备要》本《刘宾客文集》，《丛书集成》本《刘宾客文集》。此外，尚有校点本《刘禹锡集》。 今人卞孝萱著有《刘禹锡年谱》，对刘禹锡的生平和各种史料多有考订。 此外，刘禹锡还写了一本医书，名叫《传信方》。 史书记载 《新唐书·刘禹锡传》 《子刘子自传》 《汝州上后谢宰相状》 人物评价 著作评价 《新唐书》：禹锡恃才而废，褊心不能无怨望，年益晏，偃蹇寡所合，乃以文章自适。素善诗，晚节尤精，与白居易酬复颇多。居易以诗自名者，尝推为“诗豪”，又言：“其诗在处，应有神物护持。叔文实工言治道，能以口辩移人，既得用，所施为人不以为当。太上久疾，宰臣及用事者不得对，宫掖事秘，建桓立顺，功归贵臣，由是及贬。” 《岁寒堂诗话》：李义山、刘梦得、杜牧之三人，笔力不能相上下，大抵工律诗而不工古诗，七言尤工，五言微弱，虽有佳句，然不能如韦、柳、王、孟之高致也，义山多奇趣，梦得有高韵，牧之专事华藻，此其优劣耳。 《沧浪诗话》：大历后，刘梦得之绝句，张籍、王建之乐府，我所深取耳。 《杜工部草堂诗话》：上自齐梁诸公，下至刘梦得、温飞卿辈，往往以绮丽风花累其正气，其过在于理不胜而词有余也。 《唐音癸签》：禹锡有诗豪之目。其诗气该今古，词总平实，运用似无甚过人，却都惬人意，语语可歌，其才情之最豪者。司空图尝言：禹锡及杨巨源诗各有胜会，两人格律精切欲同；然刘得之易，杨却得之难，入处迥异尔。 《三唐诗品》：五言体杂不一。有如“深春风日净”、“昔听东武吟”等篇，宛转徘徊，取涂乐府；“秋江早望”、“谪居悼往”，则结休允晖。若“水禽残月”，模休文之韵思；“楚望苍然”，结韩卿之茂体。余或放言理，失于音调，未求刻意，累在才多也。《女儿》作楚挽之哀词，《泰娘》谱新声之凄奏，七言此其选矣。《聚蚊》、《百舌》托意深微，亦得乐府遗意。律体独多，莹瑕间采。 名人评价 黄庭坚："大概刘梦得乐府小章优于大篇,诗优于它文耳”。 翁方纲：“梦得乐府小章优于大篇”极为确论。 蔡百衲：刘梦得诗，典则既高，滋味亦厚。但正若巧匠矜能，不见少拙。 白居易：“彭城刘梦得，诗豪者也，其锋森然，少敢当者。予不量力，往往犯之。夫合应者声同，交争者力敌，一往一复，欲罢不能。繇是每制一篇，先相视草，视竟则兴作，兴作则文成。一二年来，日寻笔砚，同和赠答，不觉滋多。” 刘克庄：“雄浑老苍，沉着痛快”指出刘诗风格之“豪”。以“精华老而不竭”一语指出了刘禹锡人品之“豪” 籍贯争议 刘禹锡籍贯争议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江苏徐州，第二种说法是河南洛阳，第三种说法是浙江嘉兴。 彭城说 但是白居易却称"彭城刘梦得"，不知白居易此说有没有根据。《徐州师范学院学报》著文，力辩刘禹锡的籍贯和出生地是彭城而非嘉兴。主要理由有：一，刘师"联墙住"，不是"联墙生"，曾"住"嘉兴。并不能推定他就"生"在嘉兴。二。刘，裴二人"踏芳"。同钓，至少以十几岁。刘生于七七二年，"踏芳"同钓当在七八三年左右，而此时上距刘绪天宝末东迁已近三千年。三十年间刘绪不一定长期定居嘉兴。刘禹锡可能是生长在外地而后避地或求学才客居嘉兴。他的诗文中常说"少为江南客"，这证明刘禹锡少年在江南是"作客"，而不是以江南为家乡。三、刘禹锡曾自称"我本山东人"，"山东一书生"。唐代山东，指太行山之东，淮河之北，嘉兴在江南，显然不对，而刘禹锡的郡望中山，正在"山东"，彭城也在"山东"，彭城当是刘的籍贯。四，据作者考证，刘绪东迁后作官，是在七六一---七六九年间。他与卢氏结婚当在此间，七十二年生刘禹锡很可能就在彭城，这样，彭城也是刘禹锡的出生地。 洛阳说 刘禹锡的籍贯，他自己说的分明。七十一岁时，刘禹锡的《子刘子自传》，自称："子刘子，名禹锡，字梦得。其先汉景帝夫人子胜封中山王，溢曰靖，子孙因封为中山人也。七代祖亮，事北朝为冀州刺史，散骑常待，遇迁都洛阳，为北部都昌里人。世为儒而仕，坟墓在洛阳北山，其后地隔不可依，乃葬阳之檀山原…父讳绪，亦以儒学，天宝未应进士，遂及大乱，举足东迁，以违患难。因为东诸侯所用，其后为淅西从事，本府就加盐副使，遂转殿中，主务于墑桥"。很清楚，他的远祖是汉代中山王刘胜之后，其后子孙为中山人，七代祖在北朝时，迁居洛阳，其后世世代代变为洛阳都昌里人。到刘禹锡之父刘绪才因避难东迁。这样看来，中山是刘禹锡郡望，洛阳是其籍贯，应没有问题。而且就在同一年，刘禹锡又在《汝州上后谢宰相状》中说："忽蒙天恩，稍移迈郡，籍占洛阳，病逝江乾，老见乡树。荣感之至，事倍常情。"这是他从苏州刺史调任汝州后写的。文中说，他家在河南，籍贯在洛阳，自不应有误，后来清代修《洛阳县志》，也说刘禹锡是"河南洛阳人"。 嘉兴说 1963年卞孝萱先生发表《刘禹锡年谱》，认为刘禹锡籍贯是洛阳，而不是彭城，同时提出两种新说：一说刘禹锡是匈奴族后裔，冒充汉中山王刘胜之后：二说刘禹锡出生在苏州嘉兴县，理由是：刘禹锡《自传》说的"七代祖亮"，是北魏的刘亮，据卞孝萱考证，刘亮是"加入洛阳籍的匈奴"人。 后世纪念 故居 刘禹锡故居自宋代以来，明代、清代都对陋室进行过扩建和重建。1986年，陋室由安徽省、和县拨款修葺。同年，陋室经省人民 批准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占地5多亩。2008年，安徽和县斥资千万元改造刘禹锡陋室铭故居。 纪念馆 刘禹锡纪念馆坐落在连州中学燕喜山，飞檐斗拱，采用朱红色的支柱，无不透露出中国古典式宫廷建筑风格，显得古色古香。古朴雄伟的纪念馆经精心布展后显得魅力四射：灯光、壁画、诗词、铜像等场景的搭配，烘托出一种丰富多彩的历史厚重感。 陵墓 一代诗豪刘禹锡死后，被葬在了河南荥阳（今郑州荥阳）。荥阳市 在刘禹锡墓的基础上，耗巨资建设了占地280多亩的大型文化主题公园——刘禹锡公园，并免费向市民开放。 刘禹锡墓位于河南省荥阳市城东二十里铺乡（今豫龙镇）狼窝刘村南高地上，古称檀山。墓北距郑州至上街公路约70米，坐北面南，有圆形土冢，冢高约75米，周长约20米。据民国《荥阳县志》载：“刘禹锡墓在檀山。”

《天论》三篇

论述天的物质性，分析“天命论”产生的根源，具有唯物主义思想。

刘禹锡的文章以论说文成就为最大。一是专题性的论文，论述范围包括哲学、政治、医学、书法、书仪等方面。哲学论文如《天论》三篇，论述了天的物质性,指出天人“交相胜”、“还相用”的观点，并在当时的科学水平上分析了“天命论”产生的社会根源，在唯物主义思想发展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其他方面的论文如《答饶州元使君书》、《论书》、《答道州薛郎中论方书书》、《答道州薛郎中论书仪书》，都征引丰富,推理缜密，巧丽渊博，雄健晓畅。二是杂文。一般因事立题，有感而发，如《因论》七篇；也有的是“读书有所感，辄立评议”，如《华佗论》、《辩迹论》、《明贽论》等。这些作品，短小精悍，隐微深切。或借题发挥，针砭现实；或托古讽今，抨击弊政，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性。刘禹锡认为自己所长在“论”，韩愈所长在“笔”（《祭韩吏部文》），反映了他对自己的论文的重视。刘禹锡的散文，与他的诗歌一样，辞藻美丽，题旨隐微。柳宗元说他“文隽而膏，味无穷而炙愈出”（刘禹锡《犹子蔚适越戒》引），为深中肯綮的评价。

刘禹锡的爱情诗也别有滋味。这些爱情诗，有着典型的民歌风格，却也写出了最让人怦然心动的爱情，是唐诗中爱情诗的名篇。

且看：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踏歌声。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刘禹锡·竹枝词

这首诗的题目是《竹枝词》，是刘禹锡描写爱情的经典诗歌，其主题内容表达的是一个初恋的少女在杨柳青青、江平如镜的清丽的春日里，听到情郎的歌声所产生的内心活动。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踏歌声”，意思是，杨柳青青江水宽又平，听见情郎江上踏歌声。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踏歌声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意思是，东边日出西边下起雨，说是无晴但是还有晴。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这首诗的一开始，就是“杨柳青青江水平”，采用的是一般诗歌经常用到的起兴手法，先写看到的景物，此后再引入情感表达。先写的是春江杨柳，显然是春天当中，春风拂过杨柳岸，最能勾起人们的情思，此为背景。

刘禹锡最知名的爱情诗

所以接下来就很自然了：“闻郎江上踏歌声”，景色迷人还不够，歌声勾人才是最动人的。这一句写的是怀春少女听到情郎的歌声，内心起伏难平。

最后两句：“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设置了两个巧妙的隐喻，也用的是语意双关。“东边日出”是“有晴”，“西边雨”是“无晴”。“晴”和“情”谐音，“有晴”、“无晴”是“有情”、“无情”的隐语。所以这个少女听了之后，刚开始感到难以捉摸，不知对方是否是对我动了真感情？心情起伏难平，忐忑不安。

爱情诗

然而，最后一句“道是无晴却有晴”，确认了情郎对她是有情的，所以她内心又不禁喜悦起来。所以这首诗的最精妙之处，就在于其采用的语意双关的手法，既写了江上阵雨天气，又把这个少女的迷惑、眷恋和希望一系列的心理活动巧妙地描绘出来。

竹枝词

中国古诗，向来以含蓄为美，为了表达含蓄，采用谐音的方式也是常用的。显然，这首诗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这首诗以多变的春日天气来造成双关，以“晴”寓“情”，具有含蓄的美，对于表现女子那种含羞不露的内在感情，十分贴切自然。

刘禹锡·爱情诗

而这首诗的题目竹枝词，本身是一种民歌形式，主要存在于古代巴蜀地区。不过到了刘禹锡这里，把它变成了文人的诗体，对后代的影响很大。

刘禹锡，曾任太子宾客，世称刘宾客。与柳宗元并称“刘柳”。与白居易合称 刘禹锡像

[1]“刘白”。贞元九年，擢进士第，登博学宏词科，从事淮南幕府，入为监察御史。王叔文用事，引入禁中，与之图议，言无不从。转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叔文败，坐贬连州刺史，在道贬朗州司马。落魄不自聊，吐词多讽托幽远。蛮俗好巫，尝依骚人之旨。倚其声作《竹枝词》十馀篇，武陵溪洞间悉歌之。居十年，召还。将置之郎署，以作玄都观看花诗涉讥忿，执政不悦，复出刺播州。裴度以母老为言，改连州，徙夔、和二州。久之，征入为主客郎中。又以作重游玄都观诗，出分司东都。度仍荐为礼部郎中，集贤直学士。度罢，出刺苏州，徙汝、同二州，迁太子宾客分司。禹锡素善诗，晚节尤精。不幸坐废，偃蹇寡所合，乃以文章自适。与白居易酬复颇多，居易尝叙其诗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