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盘是中华国粹，它发明于哪个朝代？河北巨鹿的一件文物给出答案

如今虽然是电子计算机时代，但是中国古老的算盘中所蕴藏的文化仍让人佩服至极，可能很多人根本就不了解算盘的运算规则，故而也无法了解这项发明的伟大。

每一串珠从左至右代表了十进位的个、十、百、千、万位数。以手指拨珠的规则进行运算可以解决各种复杂的计算，甚至可以开多次方，在现代计算机没发明之前，中国算盘一直是世界计算技术的符号，如此古老的技术诞生于哪个朝代历史学家们却一直争论不休，直到一件文物的出土才让人们知道了答案。

1921年7月，前北平国立历史博物馆派专员前往巨鹿县故城三明寺故址发掘，巨鹿故城历史久远，在宋徽宗大观二年时因为黄河洪水泛滥冲上陆地将巨鹿古城淹没。此次发掘收获颇多，获得王、董二姓故宅地下的桌、碗、箸、盆、石砚、围棋子、算盘子等两百多件文物得以重见天日，而其中最具有价值的一件文物便是一枚算珠，木质、扁圆形。

这件木质算盘珠的出土彻底落实了宋代已有算盘的推测，虽然在许多古籍中都有过关于算盘的描述，但因为没有具体描述其所诞生年代，况且只要是由人所著作的书籍，都会具有一定的争议性，不如第一手资料来得更让人信服。历史上不乏有一些其他朝代所诞生的物品被编撰之人写成在自己朝代诞生，好留给后世之人瞻仰，以求虚名。

清代学者钱大听等人就认为算盘出现在元朝中叶时期并且给出了依据，在元曲中提到过算盘的算数，在一些诞生于元朝时代的文学作品中也可见到算盘的身影。

就比如在元代的《乾坤一担图》中，作者详细地描绘了当时商业活动的状况，其中就有非常清晰的算盘图，从算盘的应用来说，在元朝时无疑算盘已经成为了非常普遍的用具，各大商铺中皆有使用。

因此这并不能肯定算盘的具体诞生时间，因为很显然在当时算盘已经被当作工具来使用，任何新生事物的发展与投入使用，都需要一段过渡时期。

专家从《清明上河图》中也发现了算盘的图像，咱们知道清明上河图是北宋时期的名画，记载了宋朝时期人们的生活实况，这样一副旷古奇作不仅在于其所具备的历史价值，画上所画的景象更是细致到了极点。

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不提，单是对生活场景的描述便让人身临其境，特别是那些商铺里琳琅满目的货物，仔细观察之下都可以依稀辨认而出，在专家仔细研究的过程中，发现了一家药铺，柜台上的东西都被描绘了出来，这其中就有一副算盘。

因此清朝学者钱大听的理论从这方面来说就不成立的，很显然算盘诞生于元朝之前，直到巨鹿算珠的出现，可以证实算珠的确出现在宋代，但似乎仍有疑问，因为从算珠的形制上看已经较为成熟，没有那种新生事物所特有的笨拙和粗糙。

因此，专家们认为算盘应该可以推到唐代，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盛世，经济文化都非常发达，因为商品经济的需要发明算盘，最后流行于宋代也并非没有可能

冶金和制陶都是一种高温物理化学过程，在人类早期生产技术中，这两项技术间的关系是较为密切的，古人也早就注意到了这一点，我国古籍中所谓「 ”陶铸”、「 ”陶冶”之说，便是这一认识的一种反映。如《墨子・耕柱》：「 ”昔者夏后开使蜚廉折金于山川，而陶铸之于昆吾。”《荀子・王制》：「 ”农夫不斫削，不陶冶而足械用。”此「 ”陶冶”和「 ”陶铸”之意大体相近，也即以陶范铸造。 一、冶金与制陶之间的关系 从现代技术原理上看，古代冶金与制陶之间的关系当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1）由于制陶技术的发展，使人们掌握了不少高温技术，如燃料燃烧技术、通风技术，以及筑炉技术。 （2）用于铸造的泥型技术的产生和发展，无疑受到过陶器成型技术的许多影响。此应即是「 ”陶冶”和「 ”陶铸”所反映的原意。 （3）制陶过程发生的许多物理化学变化，以及高温可创造新型物质的事实，在思想上会给人们许多有益的启示。 但冶金和制离毕竟是两种不同的高温物理化学过程，它们还是有着许多区别的，所以，冶金术与制陶术之间的关系，多数还是间接的，启发性的，技术上虽有承袭，但更多的还是一种思想上的影响和启迪。 从技术上看，制陶的必要条件只有一个，即足够高的温度和足够大的高温空间，而治金的必要条件却有两个，一是足够高的温度和足够大的高温空间，二是足够浓度的和持续的还原性气氛。 对于冶金来说，第二点尤为重要，没有足够浓度的还原性气氛，无论怎样的高温也是于事无补的。成陶则不然，它完全可以在氧化性气氛中进行。 二、冶金术的发明是否受到过制陶技术的影响？ 现今不少学者认为，冶金术的发明，不管在高温技术，还是还原焰技术上，都受到过制陶技术的影响。窃以为此话只说对了一半，冶金术受到过制陶高温技术的影响是明显的，但是否受到过其还原焰技术的影响，则值得商榷。 这包括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我国治金技术发明于仰韶文化时期，那么，当时的窑炉是否有了还原焰？二是在陶窑(灰陶)的还原性气氛中，是否能够还原出铜来？ 从现有考古资料看，我国古代的灰陶约出现于裴李岗文化时期，但数量非常之少。在整个仰韶文化时期，我国陶窑大体上都是采用氧化性气氛的。 仰韶文化中的彩陶，其红彩的主要着色剂是Fe203，黑彩的主要着色剂是MnO和Fe203，都是在氧化焰中烧成的。及至龙山文化时期，陶窑才以还原焰为主的，这可由庙底沟和三里桥各文化层中，陶器色的变化情况得到很好的说明。 庙底沟仰韶文化灰坑(5号、10号、363号、387号)能分办饰纹的陶片总数为16082件，其中红陶，包括细泥红陶和夹砂粗红陶，计14415件，占此期陶片总数的8963％;灰陶只有泥质陶一种，计1663件，只占陶片总数的1034％;黑陶只有细泥质一种计4件，只占陶片总数的003％。 到了龙山文化期，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灰坑551号、568号、576号中，能分办纹饰的陶片总数为3941片，其中灰陶(包括夹砂灰陶和泥质灰陶)计3825件，占陶片总数的9707％;黑陶只有细泥质一种，计35件，占陶片总数的08％;红陶也只有泥质的一种，计81件，占总数的205％。 三里桥也有类似的情况，其仰韶文化灰坑(6号)的红陶，包括细泥红陶和夹砂红陶，计455件，占陶片总数的9344％:灰陶，只有泥质一种，计25件，占陶片总数的514％;黑陶只有细泥质一种，计7件，只占14％。 到了龙山文化就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能分辨饰纹的陶片中，灰陶(包括夹砂灰陶和泥质灰陶两种)计2739件，占去此期陶片总数的815％;黑陶(只有泥质一种)计271件，增至总数的808％;红陶(包括泥质和夹砂质两种)计351件，只占1045％。其他遗址也有类似情况，如西安半坡，粗砂陶(约占陶片总数的60％)主要为红色和红褐色，此外还有浅灰、灰黑、灰褐、暗褐、淡黄、橙黄等；细泥陶(约占陶片总数的35％)也以红色为主，次为黑色(约占15％)、灰色、褐色、**、乳白色；细泥硬陶(约占陶片总数的5％)主要为红色、橙**，少数为红褐色和灰色。 因红陶为氧化焰烧成，这便充分表明，仰韶陶窑主要是烧氧化焰的，龙山文化后才以还原焰为主。所以说人们在仰韶文化时期便得到还原焰的启示，这是值得怀疑的。 三、冶金术的诞生 从制陶工艺研究来看，灰陶虽使用了还原焰，但那是不连续、不稳定的，并非烧造灰陶时，整个烧造过程都是还原焰，而是到了烧成后期，才通过封闭窑顶等方式来创造还原焰的。而金属还原则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持续高温的还原性气氛，这个条件在陶窑中是不易得到的。要人们从封闭窑顶的闷烧中得到「 ”还原焰”的启示，以冶炼金属，这是十分困难的。金属冶炼皆需高温，皆需鼓风以加强空气流通，与「 ”闷烧”相去甚远。而闷烧后温度马上就会下降，还原温度就很难保证，故陶窑的还原性气氛是很难保证炼出铜来的。 总的来看，冶金术应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之后，在多项生产技术都有了发展，人们的认识能力和操作水平都有了较大提高的基础上发明出来的。它不是某个单项生产技术发展的结果，而是整个社会生产和人类自身认识水平发展的结果。 ​冶金术的发明，既是社会的一种需要，也是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新石器时代之后，人们有了对新产品、新技术的追求，有了一定的高温技术，从制陶工艺中获得了「 ”高温可以创造新物质”的信念，冶金术总要发明出来的。至于冶金术发明的具体过程，其说不一，有说它可能与篝火有关，也有说它可能是森林失火造成等，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最早的金属应是偶然炼制的，在大量的偶然事件后，人们才找到了其中的必然性。 参考文献： 严文明：《论中国的铜石并用时代》 中国科学院古研究所：《庙底沟与三里桥》 孙淑云等：《甘肃早期铜器的发现与冶炼、制造技术的研究》 安志敏：《中国早期铜器的几个问题》 张万钟：《泥型铸造发展史》 河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北唐山市大城山遗址发掘报告》

古籍修复师听起来是一个非常酷的工作，很多人在小的时候也幻想过从事这样的职业。中国历史更是有上下五千年之说，先辈更是留下了非常多珍贵的文物和古籍供大家参考。但是古籍长时间的流传会被时间以及其他空气中的物质氧化，难免会出现很多破损的情况。而且古时候的保存方法也不是很好，古人又喜欢用墨水写字。墨水在长时间的氧化后，往往会出现脱落的情况。

南京图书馆有一位“90后”古籍修复师，这名小伙修复了700岁的“国宝级”古籍。而他修复的两册古籍是元刻本医书《永类钤方》的修复 ，这部古籍爷已经有700多年的历史。《永类钤方》 是李仲南撰写的医疗作品，这本册集共有22卷。分别针对各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讲解，包括妇科证治方论 以及产科证治方论 。更是首创了过伸法处理腰椎骨折，丰富了创伤骨科的诊断治疗经验。

这本古籍的修复可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而修复这两册古籍的年轻人仅仅是一位30岁出头的90后。这位年轻人大概花费了半年多的时间，更是进行了详细的古籍查询和对证进行修复工作。在修复之前《永类钤方》 的部分页面上有水渍和霉斑，这些都是因为时间长久的原因造成的情况。而且还有酸化和脆裂的现象发生，全书的书口也都断裂。

修复的工作可以说是精中求精，是非常困难的一项任务。毕竟首先要将整本古籍拆开去寻找问题的缘由，再根据古籍的内容去进行选配和重组。有的页面因为过于残破，需要去寻找能够修补古籍的纸张。这类纸张的寻找也是很有讲究，要根据远古籍的材质和颜色进行搭配。常常需要在几万张纸中去寻找最适合的一张，甚至还要对纸张进行纤维检测，去对比其竹含量最相近的纸张。

最能代表我国古代施肥技术水平的是，明清时期出现的稻田看苗施肥技术。这一技术首先出现于太湖地区的杭嘉湖平原。

据明末清初的《沈氏农书》记载：施肥要根据作物生长的发育阶段和营养状况来决定，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看苗施肥。书中除提出单季晚稻施追肥，所要注意的两个原则外，并介绍了稻田施用追肥的具体方法。

　在我国古代的典籍中，有许多关于测绘技术和地图的记载。如《汉书•萧何传》说：

“沛公至咸阳……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沛公具知天下隘塞、户口多少、强弱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图书也。”这说明远在秦代，方志、图籍已广泛应用于行政管理的实际工作中，地形、道路、户口、赋税、物产的经济状况等内容都可能反映在方志、地图之中。萧何很有远见收藏掌握了这批图籍，为刘邦集团战胜项羽集团提供了基础信息。

据近代考古学方面的成果，远在史前时代，人类就已经懂得从自然界中的物质，例如蜂蜜、鲜果等之中获取甜味食物了，但这些甜味食物还只能算自然物质而不能算人类的加工制品。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人类的糖业发展基本经历了早期制糖、手工业制糖和机械化制糖等三个大致阶段，这是世界糖业发展总的趋势，而我国则是这个总趋势的典型国家。早期的制糖工艺在我国的起源很早，据考证，早在殷商末年，我们的先民们就知道用谷物来制造甜味食品了。在西周时期的诗歌总集《诗经》之中，有“周原膴膴，堇荼如饴” 的诗句，诗的意思是在西周远祖的古公亶父时代，周人西迁到了周原（今陕西岐山），这里的土地十分肥沃，即使野菜也象饴一样的甜蜜。据此我们可知，至少在西周以前，我们的先人就已经知道饴这种东西了。所谓饴，就是一种以谷物为原料制成的淀粉糖，现在一般叫麦芽糖，也称饴糖。史实证明，早在蔗糖问世之前，作为甜类食品，饴糖的食用已经很普遍了。饴糖的制造是以谷物的淀粉掺和麦芽再经过醣化熬煮而形成的粘稠状制品，民间流传十分广泛，从西周至唐代之间的史籍中都有许多食用和制作的记载，其中，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饧哺》中记叙最为详尽，乃至直到今天，一些家庭式作坊仍然沿用古老的传统工艺进行生产并供应市场。

在甜味食品之中，蔗糖比饴糖更为重要。世界上蔗糖的发源地有两处，一处是古代的印度，这在其古籍《吠陀经》中可以知道；另一处就是古代的中国，最早的文字资料见于战国末年爱国诗人屈原（也有人认为是宋玉）所作的《招魂》，其中有“腼鳖炮羔，有柘浆些”句，意为在烹煮鳖鱼和煎炸羊羔这些美味食品的时候，还要淋上一些“柘浆”调味。所谓柘浆，也就是指甘蔗榨出来的甜汁，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至少在战国末期，位于南方的楚国不但已经有了甘蔗的种植，而且人们已经能够懂得榨出其中的甜汁来作烹调食物时的调味品；又由于《招魂》一诗通篇描写的是民间常见的招徕亡魂的风俗礼仪，与之同时描写的还有稻、麦、鸡、牛等民间常用的食物，这足以说明蔗类制品的榨取与食用在当时已经相当普遍。

到了西汉时代，蔗类制品的应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刘歆《西京杂记》曾述及“闽越王献高帝石蜜五斛” ，所谓石蜜，即是指以甘蔗为原料制成的固态制品，这与战国后期的液态“柘浆”，应该是一个技术上的进步。高帝即是指汉代的开国皇帝刘邦，可知汉初的蔗糖制品尚是稀罕之物，否则就不会作为贡品上献于皇帝。当然，汉代之际柘浆依然存在，不过功能又有了进展。元鼎五年（前112）十一月辛巳朔旦，汉武帝祀于甘泉宫，令司马相如等数十人赋诗称颂，共同制作了《郊祀歌》十九章，中有“泰尊柘浆析朝酲”之句 。这句话的意思是：用甘蔗汁可以解去贵人们早上犹未退去的宿酒。由此可见，至迟在西汉中期，人们使用甘蔗汁，不但是一种常用的调味食品，还往往用来作解酒之用。

同样也是这个司马相如，他的名作《子虚赋》，其中在描述楚国的物产如何丰富时，也有“诸蔗猼且”的文字表述，其中“猼且”即是古代的芭蕉，不属于本文的讨论范畴，而“诸蔗”就是甘蔗。这可以说明，大致在司马相如在世时的西汉中期这两百余年之中，对于蔗汁的食用已经成为社会上层人物比较常见的事情。

我们可以认为，在西汉中期的汉武帝时代，蔗糖的制取与食用应该是相当普遍的事情，这不但在司马相如的文赋中屡有出现，同时也见于同时代的其它人，例如东方朔的《神异经》：“南方有��之林……促节多汁，甜如蜜，咋啮其汁令人润泽……多则伤人。是甘蔗能减多益少，凡蔗亦然。 ”“��”一词，后来逐渐写成了“甘蔗”。它不但指出了蔗类植物的产地，甚至还指出了“多则伤人”这样科学论断，这与当代医学之中认为糖类制品不宜多吃是相一致的，笔者据此认为，如果不是因为蔗糖食品的相应普及，当时的人们是不可能知道其“多则伤人”的医学知识的。

值得一提的还有近代的考古成果。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所出土的简牍中有“糖一笥”的记载，笔者认为，其物能放置于竹笥之中，当是固态的制成品而无疑。这不但与战国时期液态的“柘浆”，在技术上可说是大大地进了一步，而且与汉初越国王献与高皇帝的贡品石蜜，在其普及性方面也有了进一步的拓展。

到了东汉的张衡著《七辨》，其中有“沙饴石蜜”的称谓。所谓“沙饴”，即是指结晶状糖类制品。我们知道，淀粉糖呈粘稠状，而要想得到结晶状糖类食品，除了蔗糖是不可能有第二种取代物的。应该说，最起码在东汉时期，人们已经能够食用到具有砂糖雏形的蔗糖制品了。西汉末年刘向作《杖铭》说：“都蔗虽甘，殆不可杖，佞人悦己，亦不可相。 ”在铭中，刘向将甘蔗的特性用作人们常识的类比，可见甘蔗在当时已经相当普遍。

二、 三国时期至唐代以前的食糖简况

《三国志·吴志》中记载：吴主孙亮曾使黄门（宦者）取交州所献“甘蔗饧”食用。所谓甘蔗饧，也就是蔗糖。如果说战国时代屈原所知道的“柘浆”还是一种稀薄的液体蔗糖的话，那么三国时代的“甘蔗饧”则已经已经是真正意义上蔗糖了，它的形态是一种特意为之的粘稠状，其软柔的特性更能适应人们的食用，其意义就象今天的人吃软糖远多于吃硬糖一样，这与战国时代相比确实进了一大步。此外，这则记载还明白地告诉了后人“甘蔗饧”的产地是交州，也就是现在的广西南部及越南北部一带。由于甘蔗是一种热带、亚热带植物，三国时期的“甘蔗饧”来自于交州，这是合乎甘蔗生长特点的。

晋代嵇含是“竹林七贤”之一嵇康的孙子，其所著的《南方草木状》说：“诸蔗一曰甘蔗，交趾所生者围数寸，长丈余，颇似竹。断而食之甚甘。笮（榨）取其汁曝晒数日成饴，入口消释，彼人谓之石蜜。 ”这则记载明确地说明了当时甘蔗的产地和蔗糖的生产方法。与之同时期的古《南中八郡志》（今已佚，唐宋之际尚存）有这样的记载：“笮（榨）甘蔗汁，曝成饴，谓之石蜜。”这与《南方草木状》和记载是基本相同的，“南中”一词，古代泛指南方的的广大地区，最早出现在《魏书·李寿传》中：“封（李寿）建宁王，以南中十二郡为建宁国”，今考当时的建宁国，即为今天云南的曲靖地区。至于它的具体生产过程，则是借助于太阳的曝晒。这样的生产方式，也许受到了食盐生产方式的影响。液态的蔗浆在太阳曝晒的光合与蒸发作用下，形成了固态的结晶体，这与后世以蒸煮方式制糖，在生产原理上还有其本质上的差别。

东晋卢谌著《祭法》一书，其中有“冬祀用甘蔗”的记载 ，这是中国古籍中第一次使用“甘蔗”这一名词，它与西汉时代的“诸柘”一样，都是由嚼食甘蔗时的嘴部动作“咀咋”一词变化而来的。与卢谌同时代的著名画家顾恺之嗜食甘蔗，但吃的方式与众不同，总是从尾吃到头，每逢有人因惊讶而相问时，他的解释是“渐入佳境” 。顾恺之的吃法我们今天虽然无可非议，但却使我们知道东晋时期人们对甘蔗的直接食用也相当普遍。

另一位东晋大学者陶弘景著《名医别录》，其中有这样的记载：“蔗出江东为胜，庐陵也有好者。广州一种数年生，皆大如竹，长丈余，取汁为沙糖，甚益人。”这已经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最起码在公元六世纪的古代中国，已经能够制作“沙糖”了。所谓沙糖，即是指外表呈砂砾状的结晶糖，这与今天我们日常食用的砂糖在本质上已经没有多大的区别。

到了唐代，蔗糖的生产出现了新的格局。由于甘蔗的大量种植和消费的广泛普及，原来用日光爆晒的生产方式已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于是人们将目光移向国外，寻求更好的生产方式。《新唐书》载唐太宗于贞观二十一年（647）遗使至“摩揭它国”求取熬糖法，然后下诏令扬州上贡当地种植的甘蔗进行试生产，其成品的色、味均远胜于摩揭它国 ，当时人们称之为“沙糖”，又称为“霜糖”。“摩揭它”（Magadha）为古印度时代的奴隶制城邦，在今印度比哈尔邦南部，曾一度统一印度全境，孔雀王朝时最为强盛，至公元四世纪的笈多王朝时仍为印度强国。中国晋、唐僧人法显、玄奘等都曾到此。摩揭它蔗糖的生产方式相对先进，它是利用火的热能作为蒸发方式来进行生产的，因而有更快的生产周期。唐太宗不惜远离数万里之遥而派人前往，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方面来说，甚至比玄奘前往天竺求取佛经更具实际意义。

当摩揭它的制糖法取来之后，扬州生长的甘蔗成了制糖的最好原料。但应该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扬州，并不是今天地理上的扬州地区，而是指唐初属于扬州管辖范围下的岭南东西两道，即今天的广东与广西。由于岭南甘蔗味甜而多汁，其质量远比西域摩揭它国的好，所以生产出来的蔗糖在味与色的方面都远胜于摩揭它国产品。

“沙糖”一词，从上文可知，出自于唐初，由于其呈河砂状，故名。今天一般写作“砂糖”。又由于其色泽为白色霜状物，因而当时又称为“霜糖”。我们知道，今天的砂糖有白砂糖与赤砂糖之分，从制作工艺上来说，白砂糖远比赤砂糖复杂，既然唐代的蔗糖已被冠以“霜”名，其色当为白色或接近的白色，因此可以认为，唐代的制糖工人们已经掌握了一整套的蔗糖提纯及脱色工艺，其生产流程应该与今天的现代法生产流程相去不远，在没有一定的化学工业知识为前提基础下是不可能生产出来的。“霜糖”的生产关键是脱色，据《新唐书》载，唐高宗李治上元元年（674），国内的制糖工匠发明了“滴漏法”为蔗糖脱色。其法是将蔗汁熬至相当浓度后倒入一个叫“瓦溜”的漏斗形陶器之中，从上淋入黄泥浆，以现代技术观点而言是把黄泥浆作为吸附式脱色剂来制取白糖。这种办法的出现，标志着我们古代的蔗糖生产已经能够采用接近于现代化学脱色的生产方法而进行生产了。

综上所述，我国的蔗糖生产，源于战国而定型于唐初，这是史有明文的记载，应该成为基本的定论。

三、宋代以后人们对于蔗糖的食用及生产

宋代陆游的《老学庵笔记》载：“沙糖中国本无之，唐太宗时外国贡至……至此中国方有沙糖。”此后一些述及中国蔗糖历史的人，往往以此为据，认为中国的砂糖始于唐初。但此论其实并不确切，早在汉代以前，“沙糖”一词就已出现了。东汉名医张仲景曾以“沙糖”调制“青木香丸”；而南北朝是陶弘景作《本草经集注》又有“取（蔗）汁为沙糖甚益人”之语，可见远在唐初之前中国已有了原始的结晶状砂糖，只不过唐太宗派人从西域摩揭它国学习相对较先进的制糖技术后，使中国的砂糖生产得到了一个比较大的跃进罢了。

可以认为，中国蔗糖的生产，真正取得较大发展的是在唐、宋两朝之际，其中宋代的成就可能更大一些。据宋代洪迈所作《容斋随笔》载，宋代蔗糖的产区主要在福唐（今福建福清县东南）、四明（今浙江宁波）、番禺（今属广东）、广汉、遂宁（均属今四川）等五个地区，其中就质量而言以遂宁所产的为最好。远在唐代大历年间，有个姓邹的和尚来到遂宁（今属四川）北二十里的繖山居住，教当地的居民黄氏制造霜糖。到了北宋时期，繖山一带民众广植甘蔗，致使这一带居民以种植甘蔗为生的占十分之四，而以制糖为业的占十分之三，也就是说，宋代遂宁的居民中，绝大部分的居民就业都与蔗糖有关。遂宁所产的蔗糖当时称为糖霜，可知当为白色结晶状。

在遂宁当时所种的甘蔗之中，主要有四个品种，其名称分别是杜蔗、西蔗、艻蔗和红蔗。其中，红蔗又称为“昆仑蔗”，主要用于生吃；艻蔗又称为“获蔗”，可以用来制作沙糖；西蔗能够制作糖霜，但由于颜色并不纯白而略带浅色，因而在当地价格并不高；只有杜蔗最好，味甜而厚，用来制作糖霜，颜色雪白而似霜雪，因而价格最高。

在种植甘蔗方面，当时的人们已经知道甘蔗的种植最损耗地力，因而凡头年种过甘蔗的田地，第二年一定要改种五谷，用以休息地力，否则便得不到好的收成。

在蔗糖生产方面，据记载已经有了专业化较强的生产工具：削砍甘蔗的有蔗削和蔗镰；堆垛甘蔗的有专用的蔗凳；榨甘蔗汁的有蔗碾、榨斗和榨床；每一种工具都有其特定作用。

北宋宣和初年，王黼创应奉司，专门管理各地上贡朝廷的贡品，其中遂宁就以糖霜为主，每年要进贡数千斤。宣和末年应奉司停办，当时的京城汴京才不太见到遂宁所产的糖霜产品。

宋代遂宁所产的糖霜，在当时有极高的知名度，这可以从宋人的诗作中得到反映。北宋苏东坡有一次游润州（今江苏镇江）金山寺，有遂宁僧名圆宝者为寺中住持，于是东坡作诗赠之云：“涪江与中泠，共此一味水。冰盘荐琥珀，何似糖霜美。”盖因东坡知圆宝为遂宁人，于是自然而然地联想到遂宁的特产糖霜，由于可见当时遂宁糖霜具有极高的知名度。

与苏东坡同时代的黄庭坚也有一首极具风趣的糖霜诗，这是诗人在戎州（今四川宜宾）时因品尝到遂宁糖霜，感觉到其味极其鲜美而特地给好友梓州雍熙长老寄去一包并在信中所作的一首诗：“远寄蔗霜知有味，胜于崔子水晶盐。正宗扫地从谁说，我舌犹能及鼻尖。”在这里，黄庭坚采用了极具夸张的修饰手法，用舌尖舔舐鼻尖的描写，突出了糖霜的美味。

到了明代，宋应星作《开工开物》，其中的《甘嗜》篇也详尽地记叙了种蔗和制糖的各种方法，某些地方的叙述甚至比王灼的《糖霜谱》更为详尽。例如其中的牛拉石辘多次压榨取汁法，与现代制糖业所采用的多重压榨原理是相一致的；此外，在蔗汁澄清方面，书中所叙的石灰法，其生产原理在现代制糖中仍然沿用。

至迟在唐宋之际，中国的蔗糖生产技术开始向海外传播。据日本鸟仓龙治所作《冲绳一千年史》载，公元754年鉴真和尚东渡扶桑，为日本带去了制糖技术。而元代意大利人马可波罗也在他的《马可波罗游记》中提到中国的福州、泉州一带制糖业十分发达，远销至海外。又隔了大约二、三百年，大约在明代中期，从中国移居海外的侨民将制糖技术传到了东南亚的菲律宾，然后再传至远隔重洋的夏威夷等地。至于西欧各国的蔗糖生产技术，则是公元七世纪时由印度经阿拉伯人所传入西班牙、意大利等国的 。

西方各国对于糖的研究，据记载始于十六世纪中叶，1747年德国化学家A·马格拉弗首次从甜菜中分离出单糖，但并受到重视；直到1786年，马格拉弗的学生F·阿哈尔德由于其在柏林近郊试种甜菜获得成功，才促使他利用其老师的科研究成果而实现了从甜菜中提取单糖成为现实。从化学结构而言，这种单糖与蔗糖是相一致的，是以人们认为，阿哈尔德从甜菜中提取到了蔗糖。1799年，阿哈尔德正式发表论文，宣告了这一消息。到了1802年，阿哈尔德在西里西亚的库内恩建成了第一座甜菜糖厂。1822年，法国化学家佩恩采用脱色吸附剂用于甜菜糖的精制 ，也就是说，直到此时，国外才开始用自己发展起来的生产工艺制造糖类制品，与中国唐代初年就能生产纯白的蔗糖相比，在时间上晚了一千多年。

至于中国近代的机械化制糖，基本上沿袭了一条拿来主义的道路。清光绪四年（1878）,英商怡和洋行在香港设中华精糖公司，这是中国最早的机械化制糖企业，机器购自英国，以土糖为原料生产精炼糖，每天能处理土糖4000担。第三年，该公司又在广东汕头的角石镇开设精糖分厂，以适应内地的需求。除此之外，由英国商人管理的香港太古洋行也创办了太古炼糖公司，其后美、日等国商人相继来中国建厂制糖，但由于社会动荡等多方面原因，这些糖厂不久都相继倒闭。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在中国的东北开始有人种植制糖用甜菜。光绪三十四年，阿城糖厂建成投产，能日加工甜菜350吨，这是中国第一座近代机械化制糖的民族企业。1915年，另一座同等规模的呼兰糖厂建成。但直到20世纪30年代以前，可以认为不论是甜菜制糖厂，还是甘蔗制糖厂；不论是外资兴办，还是民族资本，都没有取得真正意义上的成功，而国内土糖寮、土糖房、小作坊式的制糖方式仍是遍布城乡。

从30年代开始直到建国之前，广东、广西等地的军阀企图通过创办糖业，充实自己实力，对兴办机械化制糖业不遗余力。仅以广东一省而言，就能日产蔗糖7000吨，但由于时局动荡，再加上民族工业基础薄弱，多数糖厂都最后走向破产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