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李敖在北大演讲，说：“我捐了35万块人民币是为胡适在北京立铜像，就是告诉大家，其实胡适思想是最温和的，对我们有利的，现在我们开始知道立个铜像给他，当时胡适在我穷困的时候送了1000元台币给我，今天我相当于1500倍的人情来还”，李敖此举仅仅是知恩图报吗？北大该为胡适立铜像吗？

1910年胡适顺利通过了庚款留美考试，并于年底赴美修学。在美国期间，他先在康奈尔大学攻读文学学士，后又投入哥伦比亚大学著名哲学家杜威门下完成博士学业。1916年他在给陈独秀的信中提出了“文学革命八条件”，不久后写成《文化改良刍议》一文，发表在《新青年》上。随后，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革命论》，正式揭起“文学革命”大旗，胡适也因此而闻名国内。

1917年胡适完成博士论文后回国，9月4日，蔡元培校长签发了聘请胡适为北大教授的聘书，9月10日，胡适到达北京，开启了他在北大的十年教学生活。胡适一到北大即教授中国古代哲学、英文学、英文修辞学三门课程。他的中国古代哲学史课，抛开尧舜夏商，直接从周宣王讲起，这种“截断众流”的讲法，在当时震动很大，经补充后成为《中国哲学史大纲》，一时洛阳纸贵。

胡适初到北大即受到蔡元培校长的赏识，1917年胡适被任命为北大新成立的哲学门研究所主任，1918年他当选为英文部教授会主任，同年10月，又被推举为北大评议会评议员，1920年他出任北大出版委员会委员长，两年后即当选为北大教务长和英文系主任。除此之外，胡适于1922年先后两次到济南参加全国教育会议，参与推行国语教育、英国日本赔款用途等问题的讨论，提出调和学制会议原案与广州议案的主张，倡导新学制的改革

1922年，胡适致力于北大研究院国学门和北大学术刊物、学术著作的谋划工作。2月28日，胡适被推举为国学门《奖学金章程》起草人及国学门杂志主任编辑。不久，胡适出任《国学季刊》主编。1923年1月，胡适在《发刊宣言》中提出“整理国故”的三个要点。（1924年9月，胡适与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同人合影。前排左起：董作宾、陈垣、朱希祖、蒋梦麟、黄文弼；二排左起：孙伏园、顾颉刚、马衡、沈兼士、胡鸣盛）

胡适回国后，继续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革命等相关文章，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者。1919年1月，北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人创办《新潮》杂志，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支生力军，胡适被聘为顾问。1920年3月，胡适的白话诗集《尝试集》出版，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个人白话新诗集，“适之体”风靡一时。同时，他亦开始对古典白话小说的考证研究，其中尤以《红楼梦》考证影响最大，成为“新红学”的开山之作。

1926年，胡适从北京启程赴英国参加中英庚款委员会议，回国后留在上海执掌中国公学，直到1930年11月30日，胡适再次回到北平。1931年初，蒋梦麟出任北大校长，胡适和傅斯年是蒋梦麟最为倚重的左膀右臂。胡适积极网罗人才，经他联系引进北大的学者有孟森、钱穆、汤用彤、魏建功、俞平伯、梁实秋、叶公超、丁文江、饶毓泰等。在他出任文学院长期间，他改革了新生考试制度，主张文、理科入学考试应有所偏重。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内形势严峻。9月26日，胡适与钱端升等人到达美国旧金山，试图通过民间外交的方式得到国际声援。此后直到1938年7月，整整十个月间，胡适马不停蹄地奔走于美国、加拿大等各地发表演讲，宣传中国抗战，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同情和支持。1938年10月，胡适被正式任命为驻美大使，除正式外交工作之外，他还在美国各地发表演讲，力图使美方了解中国文化，了解中国的抗战。

胡适卸任之后，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利用难得的清闲完成《中国思想史》的写作。1943年11月8日，胡适在收到王重民书信中所附《跋赵一清校本〈水经注〉兼论戴赵全赵两公案》一文后，决定重审“《水经注》案”，以至于他此后在美国以及后半生的主要精力都用在此案的重审上，写出的校勘考证文字有二百多万。

1945年9月，抗战胜利后不久，国民政府任命胡适为北京大学校长。未回国前由傅斯年暂时代理。胡适在美期间也一直牵挂着北大，他曾给杨联、邓嗣禹等人写信，希望他们到北大任教，此外他还曾约请钱学森到北大创办工学院。1946年6月5日，胡适乘船离开纽约，结束了8年零8个月的在美生活，开始归国旅程。

1946年7月29日，胡适抵达北平，傅斯年、郑天挺、汤用彤等北大同仁到机场迎接。8月16日，胡适主持北大行政第一次会议，主要讨论了北大新建院系和教师聘任问题。9月20日，他正式接任北大校长，聘任樊际昌为教务长，陈雪屏为训导长，郑天挺为总务长，汤用彤为文学院长，饶毓泰为理学院长，周炳琳为法学院长，马文昭为医学院长，俞大绂为农学院长，马大猷为工学院长，并完成了各系主任的聘任工作，战后北大走入正轨。

1946年10月10日，胡适在北京大学开学典礼上发表演说，对新北大提出希望，“希望教授、同学都能在学术思想、文化上尽最大的努力作最大的贡献，把北大做成一个像样的大学；更希望同学都能独立研究，不以他人的思想为思想，他人的信仰为信仰。”

1948年11月，解放军包围北平，南京政府有意将北大南迁。11月22日，胡适在蔡孑民纪念堂主持校务会议，最终决定不迁校。12月14日，南京派飞机将胡适与陈寅恪接走，临行前他留下便笺给汤用彤、郑天挺：“今早及今午连接政府几个电报要我即南去。我就毫无准备地走了。一切的事，只好拜托你们几位同事维持，我虽在远，决不忘掉北大。”这句话竟成了他与北大的诀别之言。

木心

1927年生，原籍中国浙江。

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毕业。

1982年，定居纽约。

散文集

琼美卡随想录

散文一集

即兴判断

素履之往

马拉格计画

鱼丽之宴

同情中断录

几年前读李敖的《上山上山爱》，惊叹于李敖对中国历史典故的熟稔。在《上山上山爱》十几万字的篇幅中，李敖通过一个老男人给一个小女人讲故事的方法，进行了一场历史典故的展销。有个词叫作“掉书袋”，很可以用来形容李敖的写作，而李敖的掉书袋无疑是张狂式的，有着卖玩的痕迹。

今年广西师大

出版社出了一本叫作《哥伦比亚的倒影》的散文集，作者木心少为人知，但他的学生陈丹青却已名声在外，去年的《退步集》很是风光一把，而他对老师的推崇，再加上老陈村的哟喝，不由不让人把手伸到那本赭色封面上印着“哥伦比亚的倒影”的图书上去，于是，阅读就此开始。

于是，也便想起李敖。因为在木心的这本散文集中，也可以看到“掉书袋”的本领。但相比李敖张狂式的“掉书袋”的卖弄，木心则是含蕴的。就以《哥伦比亚的倒影》这篇散文为例，木心谈得是午后的一次散步，通过散步过程中看到的情形，从而引起对历史、对人物、对世事的感触。木心的散步是优悠的，当他的左腿迈出古代的步伐时，右脚则踩着今天的鼓点；当他的左腿呈现出的是西方的姿态时，他的右脚则采着东方的足迹。但你丝毫看不出木心走路有什么不顺畅之处。他左右不协调？一脚高一脚低？不，一点没有。相反，似乎他就是应该那样散步的，那样的散步才叫真正的散步，才是美妙的散步，优悠的散步，让人羡慕甚至嫉妒的散步。所以这时候再想到李敖的“来，我讲个故事给你听，从前……”就显得差了一个境界。

但是，李敖的讲故事的方式，却是可以让人看得懂的，李敖担任的是小学生的老师，他的“掉书袋”的方法笨拙但读起来轻松。而木心，似乎只想给同层次的人传达一同散步的邀请，他表面走的极其悠闲，但作为读者的我们，想跟上他的步伐，却要加上十分的努力。当我一手拿着《哥伦比亚的倒影》，一手拿着词典不停的为某个字或词的意思费力查阅的时候，阅读成了一件劳累事，没有美感，体味到不到悠闲的意味，甚至强健身体的作用也感觉了了。阅读的困难如块块拦路的石头，必须一一搬起，才能让散步进行下去。所以，《哥伦比亚的倒影》的第一遍阅读，是沉重的，凝塞的，缓慢的。

但假如你读过一遍就想放下了，那其实你只是做了一次开路工，只是做了埋头干活的事，而从没想到抬起头来会看到的美丽风景。你必须进行第二次的阅读。这一次，你将体味到散步的美妙之处。想一想，你抬头看到天上云舒云卷，俯首看到池中锦鳞溯游，耳畔轻风浅唱，胸无半点杂尘，这是怎样的一种境界！又是怎样的一种享受！而且，假如你愿意，木心还可以领着你在东方西方、古代今代、童年壮年老年的蹊径之间，任意的穿梭。他可以带你去莫干山赏《竹秀》，到《空房》读情书，坐在曼哈顿街头听《林肯中心的鼓声》，他刚引荐你认识“竹林七贤”一起《论美貌》，一转身又把你推到《带根的流浪人》米兰昆德拉面前共同奏响《两个朔拿梯那》……你会感叹，木心认识的人真多啊，知道的事真多啊，他将这些人和事揉合一起缓缓道来的本领真高啊！而且木心是那样的体帖人，假如你跟他散步散累了，他会友善的对你说——《明天不散步了》。

《哥伦比亚的倒影》这本散文集分上下两辑，上辑是诸篇散文的结辑，是真正的“散文”。下辑则用《上海赋》的总名，对上海的历史、人情、风物、民俗进行了描摹。上辑像空山新雨，下辑如雨沐青山。木心融“中国风骨”与“世界观念”与一炉，锻造出了别具一格的散文珍品。陈丹青在二十年前就已说过，对于木心的全面评价，远在将来。这句话用在现在，依然一点不为过。木心这种艺术上的独特创设，所保持的发展态势，将使他和他的作品，得到越来越大的全面评价。

《哥伦比亚的倒影》/木心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版/定价：22元

木心，本名孙璞。1927年生，浙江桐乡乌镇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画系毕业，曾任杭州绘画研究社社长、上海市工艺美术中心总设计师、上海市工艺美术协会秘书长、《美化生活》期刊主编、交通大学美学理论教授。1982年移居纽约，从事美术及文学创作。

主要著作：

散文集：琼美卡随想录、散文一集、即兴判断、素履之往、马拉格计画、鱼丽之宴、同情中断录。

诗集：西班牙三棵树、巴珑、我纷纷的情欲、会吾中。小说集：温莎墓园、The Windsor Cemetery Diary

在我们的文学视野中怎样看待木心

木心先生在内地出版的第一本散文集《哥伦比亚的倒影》，终于面世。这是我二十多年的心愿，今天，我的心愿实现了。

1982年，我与木心先生在纽约结识，从此成为他的学生。24年来，我目睹先生持续书写大量散文、小说、诗、杂论；90年代初，我与其他朋友听取先生开讲《世界文学史》课程，历时长达五年。课程结束后畅谈感想，我说：我可以想象不出国，但无法想象出国之后我不曾结识木心先生。

今天我在这里向诸位介绍先生与他的文学，仍然像20多年前我初识先生时那样，感到困难。这种困难是：在我们的文学视野中应该怎样看待木心先生？他在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乃至更大范围的文化景观中是怎样一种位置？这种位置，对我们，对文学，意味着什么？

80年代初，新时期文学刚刚萌芽，世界文学刚刚介绍进来，中外经典文学的记忆刚刚开始艰难地恢复，总之，我们刚刚从漫长的文学休克期苏醒过来——今天，中国文学已经换了几乎三代人，出版盛况空前未有；所以有理由说：我们已经了解什么是文学，过去50多年、过去近百年，乃至更古早的经典中国文学，都在被我们广泛阅读、评价、研究，在我们的文学版图上，大大小小的星座已经各得其位。虽然，文学在今日中国的命运是大家持续议论的话题，但大家都会同意，和30年前相比，我们告别了文学的无知年代。

但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中，木心先生的名字不在其间。我相信在这几天之前的数十年内，除了可数的内地作家听说过他，绝大多数文学读者不知道这个名字，更没有阅读过他的书。在中国当代文学的时间表上，木心先生不属于其中任何一个阶段，在空间上，他密集写作与出版的地点都不在本土。总之，在他的祖国，他之所以未被淹没，是因为他尚未被认知。

这就是我的叙述的困难：木心先生与我们同在一个时代，但是他出现得太迟了，我应该怎样介绍他？

木心先生不是一位“新作家”。他的写作生涯超过60年，早期作品全部散失，但80年代再度写作后，台湾为他出版了多达十余种文集。他的部分散文与小说被翻译成英语，成为美国大学文学史课程范本读物，并作为唯一的中国作家，与福克纳、海明威作品编在同一教材中；在哈佛与耶鲁这些名校教授主办的《文学无国界》网站，木心先生拥有许多忠实的读者。

但木心先生也不是所谓“老作家”，虽然他今年将届79岁高龄。70年代末迄今，我们目击了被长期遗忘的“老作家”如何在中国陆续“出土”的过程，这份名单包括周作人、徐志摩、沈从文、钱锺书、张爱玲、汪曾祺、废名……乃至辜鸿铭、陈寅恪、梁漱溟、钱穆等等。木心先生不属于这份名单。他在海外获得迟来的声誉是在上世纪80年代，而他被内地读者认识、阅读的过程，今天才刚刚开始。

因此，以我的孤陋寡闻，迄今为止在我们视野所及的中文写作及外语写作的华裔作者中——我暂时找不出另一位文学家具有像木心先生同样的命运。我这样说，不是在陈述木心先生的重要性，而是唯一性，而这唯一性，即暗示着木心先生的重要性。

敏锐的人士在80年代开始“发现”这位“文学鲁宾逊”：就我所知，阿城、何立伟、陈子善及巴金先生的女儿最早在内地传说木心先生；第一位将他的文章逐字逐句全文打入电脑，于新世纪发布在网站上的，是上海作家陈村。他读到《上海赋》，“如遭雷击”，乃为文宣告说：“不告诉读书人木心先生的消息，是我的冷血，是对美好中文的亵渎。”他指出：“企图中文写作的人，早点读到木心，会对自己有个度量。”因为：“木心是中文写作的标高。”

最近几年，网络读者，尤其是年轻一辈开始期待木心先生的登场，上海青年作家尹庆一与王淑瑾夫妇是其中之一。这些读者仅从极有限的转载文字，便意识到他的唯一性与重要性。

不是我们阅读木心，而是他在阅读我们

现在大家终于能够阅读木心先生的书。但我们仍然有可能遭遇困难。为什么？因为我们几代人已经被深深包围并浸透在我们的阅读经验之中。我不知道大家是否同意：我们经常谈论一件作品，但很少反省自己的阅读——初读木心先生，惊异、赞美者有之，不习惯、不懂得而茫然漠然者也有之。我斗胆以简略的方式陈述这种阅读经验，那就是：当我们打开木心先生的书，很可能不是我们阅读木心，而是他在阅读我们。

木心先生在阅读什么呢？阅读我们的“阅读经验”。

什么是我们的“阅读经验”？这是一个复杂的话题。我曾在访谈中说过几句粗暴的、涉嫌冒犯众人(也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话，我的意思是说：当代文学家，甚至六七十岁的作者，你看不到他们的语言和汉语传统有多少关系。绝大部分作者一开口，一下笔，全是1949年以后的白话文，1979年以后的文艺腔——如果情形果然如此，那么，这就是我们几代人的书写习惯与阅读经验。

有学者曾经将我们的文化概括为四种传统。一是由清代上溯先秦的文化传统，二是五四传统，三是延安传统，四是文化大革命传统。假如我们承认“阅读习惯”也意味着“传统”的话，那么，我还要加上一个传统，即近20多年以来的种种话语、文本所形成的阅读习惯——这五项传统的顺序并非平行并置，任由我们选择，而是在近百年来以一项传统逐渐颠覆、吃掉上一项传统的过程。逆向的回归有没有可能呢？这就是近年所谓“国学教育问题”被争论不休的缘故，因为，在抵达所谓“国学”之前，我们先得跨越好几道不可能跨越的“新”传统。

因此，今天我们可能会承认：古典传统、五四传统，在我们整整两三代人的知识状况与阅读习惯中，已经失传，很难奏效了；第三项，尤其是第四第五项传统，则全方位的构成了我们的话语、书写、阅读、思维与批评的习惯。

我们应该记得，当20多年前大家忽然发现中国曾经有过譬如沈从文张爱玲这样的作家，我们惊异的是什么呢？正是另一种我们所不熟悉的阅读经验。这种被长期中断、遗忘的陌生经验立即征服并动摇了我们的阅读经验——这种征服动摇的过程还得加上80年代西方新文学带给我们的新经验(譬如昆德拉、博尔赫斯、魔幻现实主义等等)——大家想想看，近30年来如果我们的写作实践与文学观发生了变化，正是起于阅读经验的变化。

如何定义木心的文学归属

但我立即要申明木心先生的“唯一性”。诸位读了他的书就会发现：将木心先生与以上任何一位曾经被淹没的“老作家”相比拟，都不可比，都不恰当。在他身上没有断层，上述五项传统先后吞噬的问题完全不存在。我们如果将周氏兄弟定义在五四时代，将沈从文张爱玲定义在三四十年代，将建国后的著名作家分别归入五六十年代、八十年代或九十年代，然后据此规范他们的文学观、时代性与写作立场，相信不会遭遇太大的异议。可是我们如何定义木心先生的文学归属？

木心先生开始写作，是在四五十年代，恢复密集写作，是在八九十年代；横向比较，同时期国内的文学写作无论从哪一面向看，均与他不在一个时间的纬度——这本散文集的首篇《九月初九》，写在1985年左右，可是在文字上给我们“五四”的、“老派”的、非常“中国”的错觉，而以叹自然而审视历史、在域外而回望家国，在五四时期并没有人取用这样的角度与写法。再看《明天不散步了》和《哥伦比亚的倒影》，用粗俗的话说，则显得异常“洋派”、“新派”而“现代”，我不知道从五四一代直到我们，可曾出现过类似的篇章？至于《上海赋》，我想，凡是读过的朋友都会承认，不但上海不曾被这样写过，更重要的是，我们遭遇了一种异常丰沛而娴熟、但全然陌生的文体，这文体好像早就存在，可是谁曾在我们的写作生态中见过这样的文学“物种”？

20多年前当我初读木心先生的文字，我的错觉就是将他与五四那代人相并置，但随即我就发现，即便是周氏兄弟所建构的文学领域和写作境界，也被木心先生大幅度超越——既矛盾又真实的是，木心先生可能是我们时代极少的完整衔接古典汉语传统与五四传统的文学作者，同时，在五四一代以及40年代作者群中，我们无法找到与木心先生相近似的书写者——此所以我称木心先生是一个大异数，是一位五四文化的“遗腹子”，他与后来的传统的关系，是彼此遗弃的关系。阿城为此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说：木心先生其实是在为五四文学那代人“背过”。

我猜，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读者骤然遭遇木心先生的文学、文字、文句、文体，都会极度好奇：他是谁？怎么会有这样一位作家？我们的困惑犹如发现“文学不明飞行物”：为什么他从来不曾出现在我们的文学视野之中？

国学是以先秦经典及诸子百家学说为根基，它涵盖了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道学、宋明理学、明清实学和同时期的先秦诗赋、汉赋、六朝骈文、唐宋诗词、元曲与明清小说并历代史学等一套完整的文化、学术体系。

一般来说“国学”又称“汉学”或“中国学”，泛指传统的中华文化与学术。国学包括中国古代的哲学、史学、宗教学、文学、礼俗学、考据学、伦理学以及中医学、农学、术数、地理、政治、经济及书画、音乐、建筑等诸多方面。

扩展资料：

国学是以先秦的经典及诸子百家为根基，涵盖了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道学、宋明理学、明清实学和同时期的先秦诗赋、汉赋、六朝骈文、唐宋诗词、元曲与明清小说并历代史学等一套特有而完整的文化、学术体系。先秦诸子百家学说是共存共鸣的，没有主从关系。

如果按时期所起作用而论，各家学说在各个时期都发挥着或显性或隐性作用，只是作用在的领域不同而已；各家学说也在不同的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比如政治领域的道家与法家、军事领域的道家、兵家、医学领域的道家、医家、还有其它各领域的各家（名家、墨家、农家……）等等。

—国学

1 曹雪芹的家族和清朝皇室渊源很深。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玺之妻孙氏是康熙帝的奶妈

2 之前把李敖三次入狱的情况贴了一边，我的意思是李敖不是因为主编了什麼书报而入狱的。 一定要讲的话，李敖当上了《文星》总编辑，写了关於胡适的文章，造成轰动，加上以前的《自由中国》

3高尔基出生於苏联西边的地区，叫做Nizhny Novgorod，他10岁的时候就是个孤儿了。

在他12岁的时候，他逃离家里，为了就是要去找她的祖母。她的祖母非常的照顾他。在她祖母去世的时候，影响他非常的深，甚至想要自杀但是没成功（1887 12月）。他最后觉得徒步从西苏联走到东苏联，花了五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裏不停的增长见闻，换工作，其中一个影响他最深的工作就是当报纸记者。之后他就开始她的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