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文字产生之前的歌谣和神话传说。

远古时期民族的歌谣和神话传说，在古籍中时有记载。神话是远古时代的先民，对其所接触的自然现象、社会现象，幻想出来的具有艺术意味的解释和描述的集体口头创作。

2、文字产生之后的书面文学的萌芽（《诗经》）。

文字产生以后，中国文学才脱离了传说时期。甲骨文字和部分青铜器上的铭文，是现在所知最古的文字。甲骨文和金文的产生为口耳相传的文学发展成为书面文学提供了条件，标志着中国书面文学的萌芽。

3、历史散文。

历史散文是史官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渐进产生并成熟起来的。历史散文的发展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

（1）第一阶段以《尚书》和《春秋》为代表。

（2）第二阶段以《左传》和《国语》为代表。

（3）第三阶段以《战国策》为代表。

4、诸子散文。

诸子散文是在先秦理性精神觉醒的背景下和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中形成并繁荣起来的。诸子散文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

（1）春秋战国之交：以《论语》、《墨子》、《老子》为代表。

（2）战国中期：以《孟子》、《庄子》为代表。

（3）战国末期：以《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为代表。

5、楚辞。

战国时期出现的楚辞，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楚辞”是指以具有楚国地方特色的乐调、语言、名物而创作的诗赋。

6、口耳相传。

原始社会至夏代的歌谣和神话传说都是口耳相传，属于口头文学，被保存在后世的著述之中。

虽然在流传的过程中多有篡改，或加上了流传时代的烙印，但就其内容的本质而言，与原始社会的其他文化艺术有惊人的相似相通之处，是中国文学的萌芽。

7、六艺。

西周至春秋文献增多，最重要的是儒家的原始经典“六艺”。

8、周代文学。

先秦文学主要是周代文学，尤其是东周即春秋战国时代的文学，《诗经》、史传散文、诸子散文和楚辞是周代文学的主体。

9、史传和诸子。

先秦时代的散文主要有史传和诸子两大类别。史传散文也就是历史散文，先秦两汉时代史书的概念还不够明确，《汉书·艺文志》中尚未设立“史部”，史书只是作为儒家经典或经典的附庸而存在。

10、左传。

《左传》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叙事详细的编年体史书，也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叙事文学名著，一般认为是左丘明为解释《春秋》而作。

扩展资料

一、先秦文学形态：

1、诗、乐、舞紧密结合，这是早期诗歌的一个重要特征。

2、文、史、哲不分。先秦时期，文化呈现一种综合态势。

3、作者和时代难以确定。有些文学作品非一时一人所作。

4、先秦作品的原始面貌不是十分清晰。因长期的传承过程中有损益。

二、先秦文学作者的流变：

1、由巫到史。夏朝时代和西周初期，以原始宗教文化为主，文化的主要承担者是巫觋。随着鬼神地位的下降，史官成为新兴文化的代表，成为史家散文的最早创作者。春秋时期，史官的文化活动达到了一个高潮。

2、贵族文学的兴起。西周时期，文化为贵族所垄断，贵族成了文学的主要创作者。

3、士阶层的出现及其文学活动。春秋战国分封制度解体，导致贵族地位下降、庶民地位上升，文化由贵族转移到士。

4、作者身份的多样性使文学在体裁、题材、风格等方面现出了异彩纷呈的特性。

三、先秦文化组成：

1、原始文化与夏商文学——夏商文化以原始宗教为主，夏商文化以巫文化最有代表性，两者关系密切

2、礼乐文化与西周春秋文学——自西周开始中国进入了以礼乐为标志的理性文明阶段，文学更加关注历史社会人生，史官文化成熟，历史著作和说理散文取得了长足发展。

周代文学在精神和风格上都体现了和谐典雅、婉而多讽的特征。

3、百家争鸣与战国文学——战国时期礼乐崩溃，各学派代表人物批评时政，互相辩论，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诸子们立足现实、有自觉的创作精神，形成了各自不同的风貌。

4、楚地文化与楚辞——屈原身遭贬谪，满腔愤懑，发为诗赋。屈赋吸取了楚文化的精华，以奇伟瑰丽的词藻，丰富奔放的想象，表现了屈子的政治理想和高尚人格情操，是《诗经》之后又一个诗歌高峰。

四、先秦文学的发展及其特征：

上古至夏商——文学的产生和巫史文化对文学的控制；

西周春秋——礼乐文化作用于文学，文学精神和风格体现为和谐典雅、婉而多讽的特征；

战国时期——“士”文化促进了文学繁荣，产生了不同于前代、风格各异的散文和诗赋。 

参考资料：

荀子（约公元前303年 － 公元前238年） 名况，世尊称荀子、荀卿，或称孙卿，战国 赵人，曾到过齐、秦等国，晚年应春申君之召入楚为兰陵令。荀子是战国后期著名的思想家，集诸子之大成者。荀子的语言学思想主要体现在《正名篇》一文中。该文着重讨论了词与概念、语言与思维、方言与共同语的关系，指出“名”与“实”的联系是“约定俗成”，这一学说正确揭示了语言的社会本质，是我国古代语言研究的第一块理论基石。

扬雄（公元前53年 — 公元18年） 或作杨雄，字子云，西汉 蜀郡 成都（今四川 成都）人，辞赋家、哲学家和语言学家，为人口吃，不能剧谈而好学深思，善辞赋，官给事黄门，历成、哀、平三帝。新莽时召拜大夫，后贫病而终。著作有《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训纂篇》、《别字》、《苍颉传》、《法言》、《太玄》、《甘泉赋》、《长杨赋》、《羽猎赋》等。其中《方言》十五卷，九千余字（今本十三卷，一万一千九百余字），历时二十七年，保存了大量古汉语词彚和方言的宝贵资料，不仅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部方言学专著，而且在世界语言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流传至今。《别字》、《训纂篇》、《苍颉传》等三种涉及语言文字的著作均佚。

刘歆（约公元前五53年 — 公元23年） 字子骏，后改名秀，字颖叔，西汉目录学家、古文经学家。沛（今江苏 沛县）人，楚元王 交五世孙，刘向次子，幼承家学，善着文，博通诗书。成帝时为黄门郎，后历任中垒校尉、京兆尹等职。曾奉诏与父刘向同领校群书，刘向死后，刘歆继续校理六艺群书，并在刘向《别录》基础上撰成《七略》。《七略》是我国第一部图书分类目录，具体包括辑略（总论）、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术数略、兵书略和方技略。原书早佚，主要内容多保存在《汉书·艺文志》中。在经学方面，刘歆为将《左传》、《毛诗》、《古文尚书》等古文经书立于学官作出过巨大的努力，同时着有《春秋左传注》、《尔雅注》等书，均佚，清人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有辑录。

许慎（约公元58年— 约147年） 字叔重，东汉 汝南 召陵（今河南 偃城县东）人，古文经学家、文字学家，博通经籍，先后任郡功曹、太尉南阁祭酒、洨长等职，世称“许祭酒”，曾校书东观（皇家图书馆），时人有“五经无双许叔重”之语。许慎的主要成就是《说文解字》一书，该书建立了研究汉字结构的“六书”的理论并按照这种理论对书中所收九千余字逐一进行了分析，指出了每个汉字的本义和结构，同时析汉字为五百四十部，创立了部首检字法。这些成就使许慎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语言学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

马融（公元79年—166年） 字季长，东汉 右扶风 茂陵（今陕西 兴平市东北）人，历任校书郎中、议郎、武都太守、南郡太守等职，是东汉著名的古文经学大师、文学家，为人才高多识而达生任性，不拘小节，善鼓琴吹笛，生徒千余，著名学者卢植、郑玄皆出自其门下。马融对古文经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著述颇丰，主要有《三传异同说》、《孝经注》、《论语注》、《毛诗注》、《周易注》、《三礼注》、《尚书注》、《烈女传注》、《老子注》、《淮南子注》、《离骚注》等，另有赋、颂、碑文、琴歌、对策等二十一篇散文诗歌作品，均佚，清人马国翰有辑录。

郑玄（公元127年—200年） 字康成，东汉 北海 高密（今山东 高密县西南）人，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世称“后郑”，以别于先郑 郑兴、郑重父子。少时曾为乡穑夫，无意为吏，入太学攻《周易》和《公羊传》，继从张恭祖学《古文尚书》、《周礼》、《左传》等，后西行入关从马融学古文经，遂博通群经，回乡后客耕莱阳，从学者千计。党锢祸起时被囚禁，获释后杜门不出，潜心著述，大将军何进、袁绍等人先后召他为官而不就，后征为大司农，故世又称为郑大司农。治学以古文经学为主，兼采今文经学，遍注群经，使古文经学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高。所著《毛诗笺》、《三礼注》影响最大，流传至今，其余《周易注》、《论语注》、《尚书注》、《诗谱》、《六艺论》、《驳五经异义》诸书均佚。

刘熙（不详） 字成国，东汉 北海（郡治在今山东 潍坊西南）人。所著《释名》一书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语源学的专著。全书仿《尔雅》体例，共八卷二十七篇，收词一千五百余条，释义以声训为主，即根据词的语音探求词得名的由来，虽不免穿凿附会，但在很大成程度上揭示了汉语声同义通的特点，对于汉语语源、训诂、音韵的研究均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郭璞（公元276年—324年） 字景纯，东晋 河东 闻喜（今山西 闻喜县）人，初官尚书郎，后为王敦记室参军，因谏阻王敦谋反而被杀。为人性格豪放，不修威仪，博学多才，长于训诂，尤好古文奇字。注书甚富，释文注重古今比较，保存了许多晋代语料，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其中《尔雅注》、《方言注》、《山海经注》、《穆天子传注》、《楚辞注》、《子虚赋注》、《上林赋注》等均流传至今，另有《三苍解诂》、《尔雅音义》、《尔雅图赞》、《易洞林》、《毛诗拾遗》等书已佚。

顾野王（公元519 年－581年） 字希冯，南朝 梁 陈 时吴郡 吴（今江苏 苏州市）人，文字训诂学家。历官太学博士、金威将军、太子率更令、黄门侍郎、光禄勋等职，曾主修梁史。所著《玉篇》，是继《说文解字》之后出现的文字学著作，在我国文字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全书三十卷，依仿《说文》体例，共分五百四十二部，收字一万六千九百一十七个，说解详明。原书已佚，流传至今的是宋 陈彭年等人的重修本，改名为《大广益会玉篇》，收字增多，体制亦非旧时，所幸日本尚流传有唐 宋间的写本《玉篇》残卷，从中可以看到《玉篇》的原貌。顾野王的其它著作有《舆地志》、《符瑞图》、《通史要略》、《国史纪传》、《尔雅音》等，均佚。

陆法言（公元562年—？） 名词，一作“慈”，字法言，隋 魏郡 临漳（今河北 临漳县）人，音韵学家。曾官承奉郎，后因其父陆爽得罪朝廷而被免职。所撰《切韵》一书，反映了汉语中古音的面貌，是研究中古音的主要材料，同时也是研究上古音和近代音不可缺少的参照和依据，在中国语言学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全书共五卷，分韵一百九十三部，编写大纲由颜之推、萧该等八人共同制定。原书在宋以后亡佚，直到清末才在敦煌石窟、新疆 吐鲁番、故宫等地发现了一些唐传写本或增修本，且多是一些残卷。不过，《切韵》的内容、体例等被完整地保留在宋人增修的《广韵》一书中。

陆德明（公元556年—627年） 名元朗，字德明，经学家、训诂学家。陈 隋 唐之际苏州 吴（今江苏 吴县）人。在陈官国子助教，陈亡归故里，隋炀帝时复征为国子助教，唐 贞观中拜国子博士兼太子中允，封吴县男。著作主要有《经典释文》、《老子疏》、《易疏》等，均传世。其中《经典释文》汇编汉 魏 六朝二百三十余家的音切及注释材料而成，是研究汉 、魏至隋 、唐时期汉语音韵训诂及经籍版本的重要数据。全书三十卷，涉及典籍十四种，包括《周易》、《诗经》等十二种经书以及《老子》、《庄子》两种子书。不收《孟子》是因为唐时《孟子》尚未列为经书，收入《老子》、《庄子》是因为受到玄学的影响。

徐铉（公元719年 －992年） 字鼎臣，北宋初会稽（今浙江 绍兴市）人，文字学家。初仕南唐，历任尚书右丞、翰林学士、御史大夫、吏部尚书等职；入宋后，官拜散骑常侍。善属文，好小篆，工隶书。奉诏与句中正等人共同校订《说文解字》一书，纠正讹误，补出原书正文所脱者十九字，新增原书所未载者四百〇二字（即新附字），给每个字加了反切，部分字尚作了注，同时将原书十五卷分为三十卷，在卷首列有五百四十部部目表。经过校订的《说文解字》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该书的原貌，提高了实用性，是学习和研究《说文》的最通行的校本，世称“大徐本”。

徐锴（公元920年 —974年） 字楚金，徐铉弟，文字学家。仕南唐官集贤殿学士、内史舍人等职，宋军攻占金陵时死于城中。四岁时丧父，从兄铉学，博闻强记，精于小学，成就与兄铉齐名，世称“大小徐”。所撰《说文解字系传》，三十卷，是一部全面传释和研究《说文》的著作，成书先于大徐本。该书对许意每有阐发，所论“假借”、“古今字”、“引申义”、“因声求义”诸事多开了清人研究《说文》的先河，受到历来研究《说文》者的重视，世称“小徐本”。

周德清（公元1277年 —1365年） 字挺斋，元代 瑞州 高安（今江西 高安）人，音韵学家。擅长音律，于泰定帝 泰定元年（一三二四年）撰成《中原音韵》一书。该书取韵定音以当时北方的实际语音为依据，与《切韵》以来的正统韵书有很大差别。全书分韵十九部，分平声为阴阳两类，中古部分上声字被归入去声，中古入声被取消，这些特点与今北京话的读音已很接近。由于该书反映了汉语语音在元代时的重要变化，对于研究近代音及汉语语音史来说具有很高的价值，故为学界所重。

陈第（公元1541年 — 1617年） 字季立，号一斋，又号温麻山农，明代 连江县（今福建 连江县）人，音韵训诂学家。青年时曾从军，官至游击将军。精于音韵训诂，对待古音具有历史发展的观念，反对“叶音”说，指出“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这种正确认识对后来清人的古音学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其著作有《毛诗古音考》、《屈宋古音义》、《读诗拙言》、《伏羲图赞》、《尚书疏衍》等。

顾炎武（公元1613年—1682年） 初名绛，字宁人，后改名炎武，号亭林，明末清初昆山（今江苏 昆山）人，著名的音韵训诂学家、经学家。明末举秀才，自幼受嗣母爱国思想教育，以报国为怀，曾加入复社，与宦官豪强作斗争。清兵入关后，积极投身昆山地区的抗清起义，失败后亡命北国，终身为学不仕。康熙十七年（一六七八年），朝廷曾诏纂《明史》，被断然拒绝。顾氏治学主张经世致用，反对空谈，注重考据，开清代朴学之风。于天文地理、经史百家、音韵训诂、金石文字，无所不及，无不专深，著述极丰，卓然成一代宗师。所撰《音学五书》三十八卷，历时三十年，五易其稿，为清代古音学的奠基之作。除《音学五书》外，顾氏涉及语言文字的著作尚有《金石文字记》、《石经考》、《九经误字》《左传杜解补正》、《日知录》、《京东考古录》、《唐宋韵补异同》等。

江永（公元1681年 — 1762年） 字慎修，清 江西 婺源县（今江西 婺源县）人，经学家、音韵学家。一生好学深思，无意仕途。于经书、小学、典章、制度、地理、钟律等无不涉猎。治经以考据著称，开皖派经学之风。治音韵以审音见长，为审音派之祖。分古韵为十三部，对顾炎武的十部之说多有纠正。其语言学著作主要有《古韵标准》、《四声切韵表》、《音学辨微》等，经学著作主要有《周礼疑义举要》、《礼书纲目》、《仪礼经传通解》等。

戴震（公元1723 年— 1773年） 字东原，号果溪，清代 安徽 休宁 隆阜（今安徽 屯溪市）人，经学家，音韵训诂学家。曾问学于江永，后中乡试，但试礼部不第。乾隆三十八年（一七七三年）诏充《四库》纂修官，不久赐同进士出身，选翰林院庶吉士。一生博闻强记，所涉极广，而专精于小学、数学和地理，是考据派中皖派的代表人物。研究音韵分古韵九类二十五部，第一个提出上古音阴阳入三声相配的格局。著作主要有《声韵考》、《声类表》、《续方言》、《方言疏证》、《六书论》、《尔雅文字考》、《孟子字义疏证》、《毛郑诗考证》、《屈原赋注》、《仪礼考证》、《古历考》、《勾股割圜记》、《策算》、《考工记图》等。

钱大昕（公元1728年— 1804年） 字及之，又字晓微，号辛楣，又号竹汀，清 江苏 嘉定（今上海 嘉定县）人，历史学家、音韵训诂学家。乾隆进士，历官翰林院编修、侍读学士、詹事府少詹事等。后因丁父忧辞归乡里，居家三十余年，著书讲学，主持钟山、娄东、紫阳书院，授徒计二千余人。少时曾从惠栋、沈彤等名师学，于辞章、历史、文字、音韵、训诂、天文、历算、地理、金石、官制等无不通晓，撰《二十四史考异》一百卷、《十驾斋养新录》二十三卷、《潜研堂文集》五十卷，另有《经典文字考异》、《唐经石考异》《音韵问答》以及诗集等数十卷，均传世。在音韵学方面，钱氏首次得出了“古无舌上音、古无舌上音、古人多舌音、古影晓匣喻双声”的结论，为古音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段玉裁（公元1735年 — 1815年） 字若膺，一字懋堂，清江苏 金坛县（今金坛县）人，文字音韵学家，曾师从戴震，乾隆举人，先后任贵州 玉屏、四川 富顺、南溪、巫山等县知县。年四十六以父老引疾辞归，居苏州 枫桥，闭门著书三十余年。毕生多致力于《说文》研究，着《说文解字注》三十卷，历时十九年，勇于自信，破字取义，深稽博辨，研究《说文》在清代成就最着，影响也最大。又撰成《六书音韵表》，分古韵为十七部，创获颇多，并提出了“同谐声者必同部”的著名论断，解决了扩大古韵归字的重要课题。除以上二书外，段氏的著作尚有《汲古阁说文订》十六卷、《声韵考》四卷、《毛诗小学》三十卷、《重订毛诗故训传》三十卷、《春秋左氏古经》十二卷、《周礼汉读考》六卷，等等。

桂馥（公元1736年—1805年） 字冬卉、天香，号未谷，清 山东 曲阜县（今曲阜县）人，文字训诂学家。乾隆进士，先后官云南 永平、顺宁知县。一生博涉经籍而专精小学，治《说文》成就与段玉裁齐名，并称段、桂。著作主要有《说文解字义证》、《缪篆分韵》、《说文段注钞案》、《说文谐声谱考证》等。其中《义证》五十卷，用力四十年，一义之证，力穷根柢，遍及群书。

王念孙（公元1744年—1832年） 字怀祖，号石臞，清 江苏 高邮（今高邮县）人，音韵训诂学家、校雠学家。曾师从戴震，乾隆时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官工部主事、郎中、陕西道御史、永定河道等。著作以《广雅疏证》、《读书杂志》最为著名。《疏证》十卷，因声求义，不限形体，严而不乱。《杂志》八十二卷，校经、子、史书流传刻抄之误，一字之校，遍及群籍，为校勘典范。在音韵学方面，分古韵为二十二部，贡献也很大。著作另有《毛诗群经楚辞古韵谱》、《说文解字校勘记残稿》、《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疏证》等，均传世。

孔广森（公元1752年— 1786年） 字众仲，一字撝约，号顨轩，清 曲阜(今山东 曲阜县)人，孔子六十八代孙，经学家，音韵学家，又长于数学和文学创作，曾师从戴震、姚鼐。乾隆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官散馆检讨，无意仕途，寻归。着《诗声类》，分古韵分为十八部，主张“东、冬”分立，首创“阴阳对转”说。其余著作有《春秋公羊音义》、《大戴礼记补注》、《礼学卮言》、《经学卮言》、《少广正负术内外篇》等多部。

阮元（公元1764年—1849年） 字伯元，一字伯梁，号芸台，又号雷塘庵主，清 江苏仪征（今仪征县）人，经学家、校勘学家。乾隆进士，选庶吉士，历官湖 广、两广、云 贵总督、体仁阁大学士加太子太保等职，谥文达。生平以兴办教育、提倡学术为己任，先后在杭州、广州创立诂经精舍、学海堂以培养人才。博学融通，著作主要有《诗书古训》、《孟子音义校刊记》、《曾子注释》、《释文校刊记》、《四库未收书目提要》、《两浙金石志》、《山左金石略》、《学海堂经解》、《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等，主编《经籍籑诂》、《十三经注疏校刊记》，主持校刻《十三经注疏》、汇刻《皇清经解》。其中《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共二百四十三卷，为《十三经注疏》最佳校本。

王引之（公元1766年—1834年） 字伯申，号曼卿，清 江苏 高邮人，王念孙子，训诂学家。嘉庆进士，授编修，擢侍讲，官至礼部尚书、工部尚书。幼承父学，精于考据，谙熟语法，著作主要有《经义述闻》十五卷、《经传释词》十卷、《字典考证》三十六卷、《春秋名字解诂》二卷等。严谨专深，精博过于惠（栋）、戴（振），学术成就与父齐名，世称“高邮王氏父子”。

江有诰（？— 1851年） 字晋三，号古愚，清 安徽歙县（今歙县）人，文字音韵学家。年二十二为学官弟子，一生无意仕途，杜门著述。成就主要是音韵学，撰《诗经韵读》、《楚辞韵读》、《群经韵读》、《先秦韵读》、《广韵谐声表》、《广韵入声表》、《四声韵谱》、《唐韵四声正》等十部，合称《江氏音学十书》。分古韵为二十一部，创见颇多，为学界盛赞。晚年更研文字，撰成《说文六书录》、《说文分韵谱》、《说文质疑》、《说文系传订伪》、《说文汇声》、《经典正字》、《隶书纠谬》等书，惜遭宅中失火而尽焚，唯《音学十书》传世。

王筠（公元1784年 — 1854年） 字冠山，号菉友，清 山东 安丘（今安丘县）人，文字学家。道光举人，游学京师三十年，后官山西 宁乡知县。自幼喜好篆籀，博涉经史，尤精《说文》，是清代四大《说文》学家之一，著作有《说文释例》、《说文句读》、《文字蒙求》、《说文系传校录》、《文字蒙求广义》、《说文部首读补注》、《说文韵谱校》、《说文新附考校正》、《正字略》等，其中《释例》、《句读》是王筠的代表作，影响最大。前者系统研究了《说文》的体例，后者博采诸家之说对《说文》作了全面的解释。除《说文》学著作外，王氏尚有《礼记读》、《四书说略》、《读仪礼郑注句读刊误》、《毛诗双声迭韵说》等他类专书多种。

朱骏声（公元1788年— 1858年） 字丰芑，号允倩，晚号石隐山人，清 元和（今苏州）人，文字训诂学家，《说文》四大家之一。出钱大昕门下，嘉庆举人，屡试进士不第，被荐主江阴 暨阳书院讲席，又先后主持吴江、萧山书院，道光时选授黟县训导小官。咸丰时因献所著《说文通训定声》一书而被授予国子监博士，遂升任扬州府教授。一生涉猎极广而著述甚丰，著作除《定声》外，又有《说文读若例》、《说文引书分录》、《六书假借经征》、《七经纬韵》、《古今韵准》、《小尔雅约注》、《说雅》、《左传旁通》、《离骚补注》、《诗集传改错》、《易学杂记》、《春秋评议》、《六十四卦经解》、《秦汉郡国考》、《淮南书校正》等数十种。其中以《定声》最著名，全书十八卷，在《说文》所收字之外增收七千余字，释义兼顾引申与假借，并打破原书列字次第按古韵排列，为观察字音与字义的联系带来了方便。

陈澧（公元1810年—1882年） 字兰甫，号东塾，清 广东 番禺（今广州）人，音韵训诂学家。道光举人，先后任河源县训导、广州学海堂学长，晚年主讲菊坡精舍，从学者甚众。博通天文、地理、乐律、文字、数学等，尤精音韵训诂学，著作有《切韵考》、《说文声表》、《声律通考》、《汉儒通义》、《东塾读书记》、《东塾杂俎》、《水经注西南诸水考》、《公孙龙子注》等。在《切韵考》一书中，陈澧发明了“反切系联法”，并首次考订出《广韵》的声类和韵类，为通过反切研究古音开辟了道路，贡献巨大，影响深远。

罗振玉（公元1866年—1940年） 字叔蕴，一字叔言，号雪堂，清 浙江 上虞（今上虞县）人，古文字学家。十六岁中秀才，继而两举乡试落第，后创办农学堂、东文学社、江苏师范学堂及《农学报》、《教育世界》等杂志。辛亥革命后曾勾结日本支持溥仪建立伪满洲国，并任监察院长、文化协会会长等职。毕生热衷搜集史料、古器物、金石文字等，为发现甲骨出土地、保存甲骨片及甲骨文的分类、考释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著述极丰，多达数十种，或说一百多种，主要者如《殷虚书契前编》、《殷虚书契后编》、《殷虚书契菁华》、《殷虚书契考释》、《流沙坠简考释》、《三代集金文存》、《石鼓文考释》、《秦汉瓦当文字》、《雪堂所藏金石文字录》、《老子考异》等。

马建忠（公元1845年—1900年） 字眉叔，清 江苏 丹徒（今丹徒县）人，语法学家。早年留学法国，毕业于巴黎大学政治学院，受任于驻法使馆翻译、外交官。归国后为北洋大臣李鸿章的幕僚，协理新政，官至道员。马氏少好学，谙熟古籍，工古文辞，又精通英文、法文和拉丁文。在学术上的主要贡献是仿拉丁语法撰成《马氏文通》一书。该书全面揭示了汉语语法的特点和规律，建立了汉语语法的体系，是系统研究汉语语法的奠基之作。

定义：诗歌起源于上古的社会生活，因劳动生产、两性相恋、原始宗教等而产生的一种有韵律、富有感情色彩的语言形式。

（1）怀古诗：一般是怀念古代的人物和事迹。咏史怀古诗往往将史实与现实扭结到一起，或感慨个人遭遇，或抨击社会现实。如，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感慨个人遭遇，理想和现实的矛盾，年过半百，功业无成。

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表达对朝廷苟且偷生的不满，抨击社会现实。也有的咏史怀古诗只是对历史作冷静的理性思考与评价，或仅是客观的叙述，诗人自身的遭遇不在其中，诗人的感慨只是画外之音而已。如，刘禹锡的《乌衣巷》，今昔对比，表达了诗人的历史沧桑之感。

（2）咏物诗：咏物诗的特点：内容上以某一物为描写对象，抓住其某些特征着意描摹。思想上往往是托物言志。由物到人，由实到虚，写出精神品格。常用比喻、象征、拟人、对比等表现手法。

（3）山水田园诗：谢灵运开山水诗先河，东晋陶渊明开田园诗先河，发展到唐代，有山水田园诗派，代表人物是王维、孟浩然。山水田园诗以描写自然风光、农村景物以及安逸恬淡的隐居生活见长，诗境隽永优美，风格恬静淡雅，语言清丽洗练。

（4）边塞诗：从先秦就有了以边塞、战争为题材的诗，发展到唐代，由于战争仍频，统治者重武轻文，士人邀功边庭以博取功名比由科举进身容易得多，加之盛唐那种积极用世、昂扬奋进的时代气氛，于是奇情壮丽的边塞诗便大大发展起来了，形成一个新的诗歌流派，其代表人物是高适、岑参、王昌龄。

（5）行旅诗和闺怨诗：古人或久宦在外，或长期流离漂泊，或久戍边关，总会引起浓浓的思乡怀人之情，所以这类诗文就特别多，它们或写羁旅之思，或写思念亲友，或写征人思乡，或写闺中怀人。写作上或触景伤情，或感时生情，或托物传情，或因梦寄情，或妙喻传情。

（6）送别诗：古代由于交通不便，通讯极不发达，亲人朋友之间往往一别数载难以相见，故古人特别看重离别。离别之际，人们往往设酒饯别，折柳相送，有时还要吟诗话别，因此离情别绪就成为古代文人一个永恒的主题。

诗歌饱含着作者的思想感情与丰富的想象，语言凝练而形象性强，具有鲜明的节奏，和谐的音韵，富于音乐美，语句一般分行排列，注重结构形式的美。

我国现代诗人、文学评论家何其芳曾说：“诗是一种最集中地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样式，它饱含着丰富的想象和感情，常常以直接抒情的方式来表现，而且在精炼与和谐的程度上，特别是在节奏的鲜明上，它的语言有别于散文的语言。”

诗歌是最古老也是最具有文学特质的文学样式，它来源于上古时期的劳动号子（后发展为民歌）以及祭祀颂词。诗歌原是诗与歌的总称，诗和音乐、舞蹈结合在一起，统称为诗歌。

中国诗歌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遗产，如，《诗经》《楚辞》和《汉乐府》以及无数诗人的作品。欧洲的诗歌，由古希腊的荷马、萨福和古罗马的维吉尔、贺拉斯等诗人开启创作之源。

参考资料：

七言诗，为诗体名。全诗每句七字或以七字句为主。起源于先秦和汉代的民间歌谣。不过，汉、魏之际七言诗极少，在南北朝时期至隋渐有发展，直到唐代，才真正发达起来，成为我国古典诗歌又一种主要形式。《睢阳尚书(袁可立)袁氏家谱》:"又袁家山列入洛学书院八景。有七言诗三首咏大司马可立及其子参政袁枢与其孙知广西新宁州袁赋诚，各诗一首。"

七言诗包括七言古诗(简称七古)、七言律诗(简称七律)，是古代中国诗歌体裁之一。全篇每句七字或以七字句为主的诗体。先秦时期除《诗经》、《楚辞》已有七言句式外，《荀子》的《成相篇》就是模仿民间歌谣写成的以七言为主的杂言体韵文。西汉时期除《汉书》所载的《楼护歌》、《上郡歌》外，还有司马相如的《凡将篇》、史游的《急就篇》等七言通俗韵文。东汉七言、杂言民谣为数更多，如东汉末年的《小麦谣》、《城上乌》(司马彪《续汉书·五行志》)、《桓灵时童谣》"举秀才"(葛洪《抱朴子·审举》)都是很生动、通俗流畅的七言和杂言民间作品。

相传汉武帝曾会聚群臣作柏梁台七言联句,但据后人考证,实系伪托，并不可靠。魏曹丕的《燕歌行》是现存的第一首文人创作的完整七言诗。以后汤惠休、鲍照都有七言作品。鲍照的《拟行路难》18首,不仅在诗歌内容上有很大扩展,同时还把原来七言诗的句句用韵变为隔句用韵和可以换韵，为七言体的发展开出了新路。从梁至隋七言体诗歌逐渐增多,至唐代七言诗才真正发达起来。七言诗的出现,为诗歌提供了一个新的、有更大容量的形式，丰富了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表现力。

《经典常谈》诗经内容概括：赋似乎是我国特有的体制。虽然有韵，而就它全部的发展看，却与文近些，不算是诗。

《诗经》就是儒家“五经”之中的《诗》。相比较于前面的三部《说文解字》《周易》《尚书》而言，《诗经》应该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一部古籍。毕竟但凡读过书的人，谁还不会背“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诗的源头是歌谣。

上古时期的人们，在劳作的时候，在闲暇时高兴或者悲哀的时候，在过节的时候，想把自己的心情诉说出来，觉得说话不够劲儿，于是便开始歌唱，达到一唱三叹、荡气回肠的效果。形式上呢，有时是独唱，有时是合唱，有时是一人唱众人相和，有时是对歌赛唱，想想也是非常热闹的场景。这样日积月累，歌谣就越唱越多了。

《诗经》的产生：

有了文字以后，才由乐工将那些口头流传的歌谣及记录下来，这就是最早期的“诗”。记录诗的人是乐工，在春秋时期，各国都养着一班乐工，乐工就如同后世有钱人家的戏班子，老板叫太师。太师的主要工作是什么呢？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搜集乐歌。

那时候，各国之间使臣来往，宴会时都要奏乐唱歌。太师们负责搜集乐歌，不仅搜集本国的，还要搜集别国的；不仅搜集乐词，还要搜集乐谱。如果搜集到的是徒歌，还要稍微修改一下，使它符合贵族的口味，再配乐演唱。除了搜集这一类乐歌，太师们还保存了贵族祭祖、宴客、房屋落成、出兵、打猎等等作的诗，这是典礼诗。

1、《论语》

《论语》是中国春秋时期一部语录体散文集，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编纂而成。主要记录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较为集中地反映了孔子的思想，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

全书共20篇、492章，首创 “语录体” 。中国现传扬并学习的古代著作之一。 主要由仲弓、子游、子夏首先商量起草，和少数留在鲁国的弟子及再传弟子完成，纪念老师，忧虑师道失传。

并由子夏开创了章句的读法。故汉儒曰：章句发明始于子夏。 南宋时，朱熹将它与《孟子》、《大学》、《中庸》合称为“四书”。 

2、《中庸》

《中庸》是儒家经典的《四书》之一。原是《小戴礼记》第三十一篇，作者现学术界普遍认为是子思及其弟子多人所作。也有学者认为可能是由儒家学者在战国写成。

宋朝学者对《中庸》非常推崇，而将其从《礼记》中抽出独立成书，朱熹则将其与《论语》、《孟子》、《大学》合编为《四书》。

《中庸》在字面上的解释即是“中道及常理”之意。而执中又当求“中和”，在一个人还没有表现出喜怒哀乐时的平静情绪为“中”，表现出情绪之后经过调整而符合常理为“和”。

其主旨在于修养人性。其中关联及学习的方式（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做人的规范如“五达道”（君臣、父子、夫妇、昆弟（兄弟）、朋友之交）和“三达德”（智、仁、勇）等。

3、《史记》

《史记》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

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开始了《太史公书》即后来被称为《史记》的史书创作。前后经历了14年，才得以完成。《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

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

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史记》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

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8]，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

《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4、《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又称《孙武兵法》、《吴孙子兵法》、《孙子兵书》、《孙武兵书》等，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兵书，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军事著作，早于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约2300年。

被誉为“兵学圣典”。共有六千字左右，一共十三篇。作者为春秋时祖籍齐国乐安的吴国将军孙武。《孙子兵法》是中国古代军事文化遗产中的璀璨瑰宝。

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博大精深，思想精邃富赡，逻辑缜密严谨，是古代军事思想精华的集中体现。《孙子兵法》被奉为兵家经典。

诞生至今已有2500年历史，历代都有研究。李世民说“观诸兵书，无出孙武”。兵法是谋略，谋略不是小花招，而是大战略、大智慧。

如今，孙子兵法已经走向世界。它也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世界军事史上也具有重要的地位。《孙子兵法》竹简1972年出土在临沂。

5、《山海经》

《山海经》是中国一部记述古代志怪的古籍，大体是战国中后期到汉代初中期的楚国或巴蜀人所作。也是一部荒诞不经的奇书。该书作者不详。

古人认为该书是“战国好奇之士取《穆王传》，杂录《庄》、《列》 、《离骚》 、《周书》、《晋乘》以成者” 。现代学者也均认为成书并非一时，作者亦非一人。

《山海经》全书现存18篇，其余篇章内容早佚。原共22篇约32650字。共藏山经5篇、海外经4篇、海内经5篇、大荒经4篇。《汉书·艺文志》作13篇，未把晚出的大荒经和海内经计算在内。

山海经内容主要是民间传说中的地理知识，包括山川、道里、民族、物产、药物、祭祀、巫医等。保存了包括夸父逐日、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大禹治水等不少脍炙人口的远古神话传说。

《山海经》具有非凡的文献价值，对中国古代历史、地理、文化、中外交通、民俗、神话等的研究，均有参考，其中的矿物记录，更是世界上最早的有关文献。

1 简述诗经的发展历程

《诗经》，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所录诗歌多来自民间，据说，周朝设有专门的采诗官，采集民歌，以体察民俗风情、政治得失。《诗经》中大部分诗歌都出于此。另一部分则为公卿、士大夫向周天子所现之诗，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其中，部分诗歌曾有人考证其作者，有臆断者，有有理有据者，不过不很重要。至于《诗经》编撰者，有以为周公者，现在看来无法成立。另有孔子删诗的说法，也没有说服力。

《诗经》所录诗歌时间跨度长，从西周初年直至春秋中叶，涵盖地域广泛，黄河以北直至江汉流域的都有。汉时，先有鲁、齐、韩三家时，立于学官，后有《毛诗》。《毛诗》盛行后，齐、鲁韩三家诗先后亡佚。历代解《诗经》者颇多，较好的有宋朱熹《诗集传》、清王夫之《诗经俾疏》、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王先慊《诗三家义集疏》等。

《诗经》存三百零五篇，分《风》、《雅》、《颂》三部分。《风》有十五国风，是出自各地的民歌，这一部分文学成就最高，有对爱情、劳动等美好事物的吟唱，也有怀故土、思征人及反压迫、反欺凌的怨叹与愤怒。《雅》分《大雅》、《小雅》，多为贵族祭祀之诗歌，祈丰年、颂祖德。《小雅》中也有部分民歌。《颂》则为宗庙祭祀之诗歌。《雅》、《颂》中的诗歌，对于我们考察早期历史、宗教与社会有很大价值。孔子曾概括《诗经》宗旨为“无邪”，并教育弟子、孩子读《诗经》以作为立言、立行的标准。先秦诸子中，引用《诗经》者颇多，如孟子、荀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人在说理论证时，多引述《诗经》中的句子以增强说服力。后来，《诗经》被儒家奉为经典，成为《六经》（包括《诗》、《书》、《礼》、《乐》、《易》、《春秋》）及《五经》（无《乐》）之一。

2 中国古代诗歌的演变过程

纵观中国古代诗歌发展演变的历史，可以看出它主要历经了从二言到四言，到骚体楚辞，到五言七言已经及杂言，到前格律诗，到最终形成的格律诗。

（包括古白话诗，以及词，散曲，和新诗，本文不作深究）这十一种主要形式。中国诗歌的历史源远流长。

在古代文学的河流里追本溯源，诗歌恐怕是最古老的文学形式。如果从鲁迅所说的“杭育杭育”派的原始诗歌开始算起，那么，诗歌的历史也就几乎等同于人类语言的历史。

流传至今的《弹歌》就是远古时候最美的诗歌。《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

相传黄帝所作的《弹歌》就是典型的二言诗，短短八个字概括了从制作工具到猎取动物的整个过程。实际上就是二言古谣，也可称为原始歌谣，远古歌谣，太古歌谣或上古歌谣等等。

《礼记》和《易经》等古籍中也有类似的作品。这类诗歌的基本形式就是歌谣，它产生与先民的集体生活密切相关，他们通过歌谣来传授生产技能，协调劳动节奏，表达内心感受，娱乐群体生活等等。

清代沈德潜选编的《古诗源》收录了许多远古和上古时代的歌谣，如： 《尧戒》：战战栗栗，日谨一日。人莫踬于山，而踬于垤。

《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

帝力于我何有哉！ 《伊耆氏蜡辞》：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

《卿云歌》：卿云烂兮，纠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夏商时期已经形成了相当成熟而发达的文化。这个时期的诗歌渐渐离开了原始的图腾崇拜，转而为对征服自然的人的颂歌。

如《大学》中记载：“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但流传下来极少，部分保存在甲骨文和大型青铜器上。

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在牧野大战中取得完全胜利，建立了新的奴隶制王朝。周王朝起初定都镐京（今西安附近），史称西周。

西周是奴隶制社会的鼎盛时期。由于历代统治者的重视，周文化对中国的历史进程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周王朝建立了采风制度，收集民歌，以观风俗、察民情，保留了大量的民歌。春秋时期，四言诗已经十分成熟，作诗言诗蔚然成风，举凡庙堂祭祀、外交应对、亲朋酬答，都离不开诗歌的创作和应用。

中国文化进入了第一个繁盛期。 经过孔子的删定，形成了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它是最初一部以诗的艺术形式独树一帜的，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以四言为主，兼有杂言。从音韵学上说它仍然属于上古歌谣，但是它与二言古谣有明显的不同点，赋比兴三大手法的运用已经相当成熟。

感情充沛，和现代作品几乎没有隔阂。如爱情诗歌《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诗经》共收入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约五百年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小雅》中另有六篇“笙诗”，有目无辞，不计在内），最初称《诗》，汉代儒者奉为经典，此后才称《诗经》。《诗经》分为《风》、《雅》、《颂》三部分。

《风》包括《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共十五《国风》，诗一百六十篇；《雅》包括《大雅》三十一篇，《小雅》七十四篇；《颂》包括《周颂》三十一篇，《商颂》五篇，《鲁颂》四篇。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也是中国历史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是封建制逐步取代奴隶制的转变时期。

由于社会急剧变化，许多问题亟待解决，儒、墨道、法、兵等各个学派纷纷著书立说，宣传政治主张，并互相辩论，形成了学术繁荣的“百家争鸣”局面。春秋末期，北方的主要文化典籍，如《诗》、《书》、《礼》、《乐》等，相继传入楚国，巫风盛行的这个地方，诗歌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屈原的创作使诗歌有了飞跃，创造了一种新诗体“楚辞”，诗歌获得了饱满的生命力，把先秦文学推向了又一个新的高峰。

西汉刘向把屈原及其宋玉等人的作品汇编而成《楚辞》，它是继《诗经》之后的第二部诗歌总集。与《诗经》相比，《楚辞》砌词以托意，词藻华丽，想象力丰富，开创了浪漫主义先河。

《汉书·艺文志》载屈原赋二十五篇，未列篇名。东汉王逸《楚辞章句》所载也是二十五篇，为《离骚》、《九歌》（十一篇）、《天问》、《九章》（九篇）、《远游》、《卜居》、《渔父》，而把《招魂》列于宋玉名下，汉代就存在争议。

大致说来，现代研究者多认为《招魂》仍应遵从《史记》，视为屈原之作。《史记》本传中提到的有《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怀沙》五篇为屈原的作品。

其间荀子还著有篇幅相当长的杂言体的《成相篇》，以七言句为主。“请成相，世之殃，愚暗愚暗堕贤良。

人主无贤，如瞽无相何怅怅。” 诗中已经出现典型的上四下三结构的七言诗句，这种形式节奏明快，音韵顺口，便于流传。

近年秦墓出土的竹简中，也有好几首类似的歌辞，可见这种歌谣体在战国后期曾经很流行，已经存在形成七言诗体的萌芽。秦王朝的暴政激起了人民的反抗，刘邦战胜了项羽，建立汉朝，定都长安，史称西汉。

西汉开国君臣多为楚人，所以楚辞和楚歌兴盛一时。楚辞孕育了汉赋，楚歌。

3 简述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历程

中国古典诗歌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最突出的代表，它的产生久远得可以追溯到没有文字的远古时期。

《礼记》中记载了神农时代的一首祭祀歌谣：“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吴越春秋》也记载了一首反映原始人打猎的歌谣《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宍（肉）。”这些歌都是诗、乐、舞结合的典型例子，而诗、乐、舞的结合，正是中国诗歌产生时期的重要特征。

公元前6世纪，《诗经》被编定成书，包括地方土乐的十五国风160篇，朝廷正乐的大雅31篇、小雅74篇，祭祀之乐的颂40篇，共305篇，另有6首乐谱失传的笙曲。产生地域包括现在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湖南北部。

《诗经》中有反映宴会享乐的诗，如《小雅·鹿鸣》；有反映战争的诗，如《小雅·六月》；爱情诗的名作如《郑风·子衿》；有讽刺现实的《魏风·伐檀》；还有一组反映周朝开国历史的大型周王族史诗《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 四言为主、重章叠句的《诗经》显示出我国抒情为主的民族文学特色，从它开始，我国诗歌走上了一条抒情言志的道路，抒情诗也成为了我国诗歌的主要形式。

《诗经》里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道德意识、真挚积极的人生态度，被概括为“风雅”精神，成为我国诗歌的最基本最深远的传统。 公元前339年正月十四，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位伟人屈原出生。

西汉末年的刘向把屈原宋玉等的作品编成《楚辞》一书，当中收录肯定为屈原所作的《离骚》、《九歌》（11篇）、《天问》、《九章》（9篇）、《招魂》共23篇。其中的《离骚》，以忠君爱国为主题，以香草美人为象征，以缠绵悱恻的感情，反复迸发的愤慨，塑造出一个坚贞高洁的主人公形象。

屈原的诗歌创造了一种新的诗歌样式，直接影响汉赋的产生。又大量运用楚地方言，如“些、只、羌、纷，谇，謇，傺”，带有浓郁地方性色彩。

楚辞突出表现浪漫的精神气质，影响后世的李白、李贺、韩愈等诗人。香草美人的象征传统源远流长，影响一直绵延到清代《聊斋志异》。

继《诗经》、《楚辞》之后，汉代的乐府诗登上诗坛，这些诗歌由西汉的乐府机关和东汉的黄门鼓吹署在民间搜集而来。乐府诗长于叙事，《羽林郎》叙当垆美女反抗强暴，《陌上桑》叙罗敷拒绝太守追求，《艳歌行》叙妻子为游子缝补衣服而引起丈夫猜忌，著名的《孔雀东南飞》叙一个凄美的爱情悲剧。

诗人的笔触各自深入各自的阶层，合起来就充分反映出整个社会的真实面貌，既劝谏富贵又同情疾苦。汉代的乐府诗实现了四言诗向杂言、五言的过渡。

东汉的时候出现了文人群体创作的诗歌，五言取代传统的四言成为新的诗歌样式，甚至产生完整的七言诗。现存最早的东汉文人诗是班固《咏史》，而他的《竹扇赋诗》是比较早的完整的七言诗。

最著名的文人诗是没有留下作者姓名的《古诗十九首》，写的是游子羁旅和思妇闺愁，因此乡情和恋情就融汇在一起。同时当中涉及很多人生哲理，讨论永恒和短暂、人的心态和生命周期、悲伤和欢乐等问题。

文人诗长于抒情，语言炉火纯青、一字千金，直接影响曹植和陶渊明。 东汉末年建安时代到曹魏前期，三曹、七子并世而出。

古直悲凉的曹操、便娟婉约的曹丕、身兼父兄之长的曹植，以及作为羽翼的“建安七子”，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诗的最后转变，开辟了五言诗的广阔道路。著名的有曹操《短歌行》，曹丕柏梁体《燕歌行》，曹植《赠白马王彪》、《白马篇》。

建安诗人中曹植最受推崇，这是由于他文采华美，对五言诗发展有重大影响，他不幸的身世又引起后世文人的共鸣。 “建安风骨”，就是建安文学特别是五言诗中的鲜明爽朗、刚健有力的文风，它以作家慷慨饱满的思想感情为基础，形成志深笔长、梗概多气、悲凉慷慨的特点。

鲜明的个性色彩和时代特色成为建安诗风独具魅力的标志。 曹魏后期正始年间，司马氏掌权，一批文人不满司马氏的统治，隐逸山林，以阮籍、稽康为首的七人，称“竹林七贤”。

阮籍的代表作是《咏怀诗》82首，开创中国文学史政治抒情组诗的先河，诗中充满孤独苦闷，但政治高压之下又不敢直言，借比兴、象征来寄托怀抱。嵇康的诗以四言成就最高，追求自然，高蹈独立。

总体来说，正始诗风转变为词旨渊永、寄托遥深，体现出独特的艺术面貌。 司马炎代魏称帝，建立西晋。

西晋诗坛呈现出的艺术特色称为“太康诗风”，表现为讲究形式，描写繁复，辞彩华丽，诗风繁缛。陆机的《拟古诗》就是华丽藻饰的代表作。

太康诗风代表人物是三张（张协、张载、张亢兄弟）、二陆（陆机、陆云兄弟）、两潘（潘岳、潘尼叔侄）。他们诗中山水描写成分大量增加，为谢灵运、谢朓等人的山水诗人的先导。

同时期的左思凭着《咏史》八首开创借咏史以咏怀的道路，成为后世诗人效法的范例。 东晋建立后一百年间，诗坛被玄言诗占据，诗歌艺术的发展脉络中断了。

一直到中国诗歌史上第二位伟人陶渊明出现，才使这个脉络重新接上。他的诗歌源于《古诗十九首》，得阮籍之遗音而协左思之风骨，魏晋诗歌甚至中国古代诗歌的古朴作风在他手上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使他作为结束一。

4 中国古代诗词的演变史

我国诗歌形式的演变过程

我国的诗歌，从现有的可资依据的史料来看，最早的是公元前六世纪的《诗经》中收集的作品。其中的诗以四字一句的占多数，另一部分是诗句字数不等的长短句。而从句数上看，不论四字一句的诗或是长短句诗，都是有多有少，并不一致。既然《诗经》中的作品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所以《诗经》作品的形式也就是我国诗歌最早的形式。

到了公元前三——四世纪，有楚国的屈原、宋玉等人写的楚辞流传下来。楚辞的形式是句数多少不定，句子字数不等，并在句中或句末加语助词“兮”、“些”或“只”这一类字。

从汉代开始，通篇是五字一句的五言诗形式形成，取代了四言诗和楚辞的地位。当时的五言诗不限句数，可长可短，后人称为五言古体诗。与五言古体诗同时出现的还有乐府诗，乐府诗有五言诗，也有长短句。

到三国时，曹丕写了两首完整的七言诗。七言诗一直到齐、梁时才开始逐渐流行，而诗的格律也在这个时期开始萌芽。

以后到了初唐，近体诗的形式已经确立，从此五言近体诗和七言近体诗形式一直保存下来，与不受格律限制的古体诗并列。近体诗分绝句和律诗两类，绝句诗每首限定四句，律诗限定八句。另有一种排律，又称长律，不受句数限制，只须保持近体诗的格律，可以由十句到上百句不等。公元七世纪末到八世纪中期，即唐玄宗开元前后，逐渐形成词这种文学形式。经过五代到两宋，是词的全盛时期。

宋亡以后，在元代流行的诗歌形式是散曲。散曲分小令和套数两类，套数又称套曲，小令只是一首曲，而套数是由几首曲组成。曲的形式接近于词，它与词的主要区别在于用韵上比较灵活，也比词更口语化。

在新诗出现以前，我国的诗歌再没有新的形式出现。

5 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历程是

诗歌，是中国文学中产生最早的艺术形式之一，也是中国文学中得到最为充分发展的体裁。

《诗经》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其中最早的诗篇产生于西周初年，最晚的产生于春秋中叶。

四言为主的句式和重叠反复的章法，是那一时代诗体的主要特色。紧接着，在南方的楚地又兴起一种新的诗体——楚辞。

楚辞是在楚地民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并以伟大的诗人屈原为其光辉代表。自古以来，“风”“骚”并称。

《诗经》中的《国风》和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成了中国古代诗歌的两个典范。以创作方法而言，“国风”和《离骚》分别开创了中国文学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诗歌传统。

随着楚辞逐渐向接近于散文的赋体演变，另一种诗体——乐府，带着民间文学特有的刚健清新的风格步入了汉魏六朝诗坛。乐府民歌无论是长篇还是短制，都“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班固《汉书·艺文志》）。

强烈的现实感，是它们的一个重要标志。这种现实主义精神直接影响了尔后诗人创作的“乐府古题”，以及唐代的“新乐府运动”。

在汉魏六朝乐府民歌中产生了象《陌上桑》（《艳歌罗敷行》）、《孔雀东南飞》和《木兰诗》等中国古代长篇叙事诗中的瑰宝，给“诗歌大国”增添了异彩。在乐府诗的发展过程中，五言、七言的句式日渐引人注目。

到了汉末佚名诗人作的《古诗十九首》出现，五言诗体便基本成熟了。到齐梁时期，中国古代著名文学批评家钟嵘在《诗品·序》中已经确认“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

七言诗的产生稍后于五言诗。它的广泛流行，大约在晋宋之际。

经过了齐梁间以沈约为代表的“永明体”诗歌在声律方面的充分准备，到唐代，近体诗确立了，诗歌进入了鼎盛时期，这是中国诗歌的一个黄金时代。在这个时期中，古体诗与近体诗全面发展，出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世界闻名的伟大诗人。

中国的诗歌同音乐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二者关系的发展变化经历了从“以乐从诗”、“采诗入乐”和“倚声填词”三个阶段。“倚声填词”是诗与乐各自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进行的一种更为高级的形态的结合。

后来的词和散曲都是沿着“倚声填词”的途径发展过来的。词，原被称为“曲”、“曲子”，或“曲子词”，是一种音乐化的文学样式。

词起源于民间，盛唐以后，文人才士填词渐成风气。五代时，中国第一部文人词总集《花间集》问世。

到宋代，词这一特殊的文学样式，受到社会各阶层的普遍欢迎。宋代艺术家在词中“言诗之所不能言”（王国维《人间词话》），表达其“动于中而不能抑”的欢愉愁怨情绪（陈子龙语，沈雄《古今词话·词品》卷上），实现内容与形式的完善统一。

宋代的词，达到了可以和唐诗并列的中国文学的另一座高峰，出现了一批大诗人，如苏轼等。南宋后期，词逐渐失去了和乐的能力。

同时，北方少数民族的乐曲不断传进中原地区，带来了“壮伟狠戾”（徐渭《南词叙录》）的粗犷的格调，引起了人们的新的兴趣。这种“胡乐”结合北方民间的“俚曲”，配入通俗化的语言，就形成了一种新的诗歌样式——散曲。

散曲和传统诗歌的显著区别，就在于它大量地吸收民间的方言俚语。散曲作品具有浓厚的市民通俗文学的色彩，大量的散曲作品还具有以往诗歌中所少见的诙谐和幽默，这给诗坛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

散曲在元代得到迅速的发展，在不长的时间内就成为中国诗歌史上最兴盛的体裁之一。当宋词、元曲在文坛上居于主导地位的同时，传统的诗歌仍创作有大量作品。

宋、元、明、清的诗，其数量十分巨大，并有自身的特色，但从总的成就上说，没有超过唐代。

6 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历程是怎样的

诗歌，是中国文学中产生最早的艺术形式之一，也是中国文学中得到最为充分发展的体裁。

《诗经》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其中最早的诗篇产生于西周初年，最晚的产生于春秋中叶。

四言为主的句式和重叠反复的章法，是那一时代诗体的主要特色。紧接着，在南方的楚地又兴起一种新的诗体——楚辞。

楚辞是在楚地民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并以伟大的诗人屈原为其光辉代表。自古以来，“风”“骚”并称。

《诗经》中的《国风》和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成了中国古代诗歌的两个典范。以创作方法而言，“国风”和《离骚》分别开创了中国文学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诗歌传统。

随着楚辞逐渐向接近于散文的赋体演变，另一种诗体——乐府，带着民间文学特有的刚健清新的风格步入了汉魏六朝诗坛。乐府民歌无论是长篇还是短制，都“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班固《汉书·艺文志》）。

强烈的现实感，是它们的一个重要标志。这种现实主义精神直接影响了尔后诗人创作的“乐府古题”，以及唐代的“新乐府运动”。

在汉魏六朝乐府民歌中产生了象《陌上桑》（《艳歌罗敷行》）、《孔雀东南飞》和《木兰诗》等中国古代长篇叙事诗中的瑰宝，给“诗歌大国”增添了异彩。在乐府诗的发展过程中，五言、七言的句式日渐引人注目。

到了汉末佚名诗人作的《古诗十九首》出现，五言诗体便基本成熟了。到齐梁时期，中国古代著名文学批评家钟嵘在《诗品·序》中已经确认“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

七言诗的产生稍后于五言诗。它的广泛流行，大约在晋宋之际。

经过了齐梁间以沈约为代表的“永明体”诗歌在声律方面的充分准备，到唐代，近体诗确立了，诗歌进入了鼎盛时期，这是中国诗歌的一个黄金时代。在这个时期中，古体诗与近体诗全面发展，出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世界闻名的伟大诗人。

中国的诗歌同音乐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二者关系的发展变化经历了从“以乐从诗”、“采诗入乐”和“倚声填词”三个阶段。“倚声填词”是诗与乐各自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