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讳是中国历史上，必须回避君主、尊长的“名讳”的一种要求，通常只限于君主、尊长之本名，其字号则无必要。在言谈和书写时，遇到君主尊长的名讳一律要回避，可以用其他字代换，或是刻意将该字缺笔，取名时也不能取他们的名讳中字，甚或同音的字，否则可能触犯大不敬之罪。陆容《菽园杂记》称，“民间俗讳各处有之，吴中为甚”。这种要求也曾经适用于汉字文化圈临近国家，例如日本、朝鲜半岛。

　　避讳始于周朝，《左传》说：“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但当时同音或近音的字不用回避。名讳两字中，只有一个字相同，也不用回避。到了汉朝，这种要求变得非常严格。地名、物名、官名、人名都要回避当朝天子甚至皇帝祖先的名字。

　　在古代，避讳被明文写进了法律。唐朝的法律规定，直呼皇帝的名字犯“大不敬”罪，不能赦免。

　　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退休浙江布政使彭家屏在族谱《大彭统记》刊登河南生员段昌绪家存吴三桂文告时，乾隆帝之名讳弘历不缺笔，成为彭家屏自杀及段昌绪斩首罪名之一。

　　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江西书生王锡侯在他删康熙字典写的字典《字贯》凡例写入康熙帝、雍正帝、乾隆帝之名讳（玄烨、胤禛、弘历），没有缺笔避讳，也有批评康熙字典“然而穿贯之难”的内容，被认为非常不敬，而被依大逆律定罪处斩。

　　到了唐朝，有一个字相同也必须回避了，当时著名诗人李贺就是因为其父名“晋肃”，而不得参加进士考试，致使终身不得志，韩愈为此事非常生气，为之作《讳辩》驳斥，“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仁，子不能为人乎！”

　　回避君主的名字，叫做避公讳或国讳。一般适用于过去七世代以内。

　　避讳自己家族的长辈的名字，叫做避家讳。

　　回避圣人的名字，叫做避圣人讳，例如邱姓就因避讳孔子的名字“丘”而产生。

　　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在位时，“仪”曾经是避讳字。清朝灭亡后，中国不再避国讳。现在虽然已经不讲究这些避讳习俗了，但是仍然有部分人在取名时尽量不取同父辈或祖辈同名或同音的字作为名字。由于避讳的影响，现在的中国人还是认为直呼长辈的名字为不敬，所以会特别注意亲属称谓。

　　相反地，欧美文化中许多父子，甚至好几代都同名同姓，代表纪念。而日本也常会用与长辈名字中的字以取名，为示缅怀先人之意。如江户时代幕府将军名中多有“家”字。

　　避讳制度起源于周代，到秦代时，随着专制中央集权的建立，避讳的办法才初步确立。秦始皇名政，于是下令全国改正月为端月；秦始皇的父亲名楚，楚这个字就被改称为荆。汉代律法规定，臣民上书言事若触犯帝王名讳属犯罪。到了晋代，避讳制度日臻严密，在许多方面都有严格规定，如“授官与本名同宜改”、“山川与庙讳同应改”等等。甚至皇后的名字也在避讳之列，简文帝郑太后名阿春，当时凡有春字的地名都以阳字代替，如富春改为富阳，宜春改为宜阳。晋代人还特别重视家讳，别人言谈中若涉及自己父亲、祖父的名字就得赶快哭泣，对表对父、祖之孝心。《世说新语》中就记载，东晋桓温之子桓玄一日设宴待客，有位宾客嫌酒太凉，要侍者“温一温”，桓玄一听此“温”字，马上痛哭流涕，一直哭到不能出声。由于在言谈中容易触犯别人的家讳，很多人都很重视谱学研究，以免言语不慎触怒他人。

　　在南北朝时，士大夫都以善避私讳为荣。南朝刘宋太保王弘，精通谱学，能“日对千客，不犯一人之讳”，当时竟被传为美谈。在唐朝，避讳成为政府颁布的法律，不少人因不慎触讳丢官去职，断送仕途。著名诗人李贺的父亲名晋肃，由于“晋”与“进”同音，当时人认为他不能中进士，虽然有韩愈帮忙，专门写了《讳辩》为之辩白，但李贺最终没能参加进士科考试。恶讳（表示深恶痛绝的避讳）也首先在唐朝兴起。安史之乱后，唐肃宗憎恶安禄山之名，改安化郡为顺化郡，广东宝安县也被改为东莞县。宋代是避讳最严的一个朝代，庙讳就达到50个字，科举考试中，举子“举场试卷，小涉疑似，辄不敢用，一或犯之，往往暗行黜落”，失去中榜机会。宋孝宗时，应避讳的文字达到278个，文人士子遣词造句如履薄冰，举步维艰。至于因避讳不敢做某事、担任某官的更是常有。宋司马光被遣出使辽国，但因辽主名耶律德光，司马光只好以同名难避而辞退了这一差使。元朝，由于是少数民族的政权，几乎没有避讳制度了，大臣上书也敢直呼皇帝的大名。清朝统治者嫉恨中原人民视其为外族，除皇帝名之外，胡、夷、虏、狄等字都在避讳之列。乾隆四十二年，江西举子王锡候在《字贯》中触犯了康熙、乾隆帝名讳，满门抄斩，令天下士子心惊胆颤。避讳制度在中国存在了三千多年，直到辛亥革命后才彻底废除。

　　避讳给人们阅读和理解文献、辨别真相带来许多麻烦，甚至产生许多讹误。但如果能掌握它，却可以用来审定古书及文物的时代和识别其真伪，因为造假者图一时之快往往很少顾及避讳问题，前代避了后代的讳，或该避的讳没有避，都可以成为确定其伪品的依据。

　　在古代，避讳被明文写进了法律。唐朝的法律规定，直呼皇帝的名字犯「大不敬」罪，不能赦免。

　　主要方式有三：

　　一、改字

　　1回避君王的名字，叫做避公讳或国讳。一般适用於过去七世代以内。

　　避汉文帝刘恒音讳，「姮娥」改嫦娥。

　　2避讳自己家族的长辈的名字，叫做避家讳。

　　苏东坡(苏轼)祖父名「序」，所以写书时不用序，改用「跋」。

　　3回避圣人的名字，叫做避圣人讳。

　　孔子之名「丘」曾经是金朝的圣人讳，所以丘姓的一部分改为「邱姓」。

　　二、缺笔

　　即当遇到要避讳的字时，在该字上少写一笔。清代康熙帝之名「玄烨」，因缺笔的关系，所以字的笔划不写完。

　　三、空字

　　遇到要避讳的字时不填写，例如「观世音」被称为「观音」避唐太宗李世民的讳。

　　除国讳之外，民间因信仰、迷信等因由，更对甚多日常用词作出避讳，变成一些其他人难以理解的用语，其中突出例子如下：

　　中国广东、香港“空屋”：原意为空置的房子，但因“空”与“凶”（即不幸）的读音相似，而改用“凶”之反义词“吉”，因此人们习惯以“吉屋”代替形容空置的房子。

　　“通书”：原为一本书籍名字，但因“书”与“输”（即失败）的读音相似，而改用“输”之反义词“胜”，因此人们习惯以“通胜”代替指通书。

　　“伯母”：原为年长女性的尊称，但因与“百无”（即什么东西都没有）的读音相似，而改用“无”之反义词“有”，因此伯母（尤其操粤语人士）叫伯友。

　　“肝”脏：五脏名称，但因“肝”与“干”（即枯竭）同音，而改叫“膶”（取湿润之音意），因此（尤其操粤语人士）牛肝叫“牛膶”。

　　同理，“舌头”的“舌”，粤语“舌”与“蚀”（即亏蚀）同音，而改叫“脷”（取盈利之音意），因此（也是操粤语人士）猪舌叫“猪脷”。

　　日本由于“四”与“死”同音（同样读“し”，人们以代表“四”的固有词“よ”（汉字写成“与”）代替“四”字，如重箱的“四の重”改为“与の重”，本膳料理的四の膳改为与の膳。

　　台湾在台湾，“四”与“死”亦是音近。故常避“四”字。如餐厅、饭店常言“‘三加一’位客人”。

所谓避讳就是中国封建时代人们为尊敬君主、君主的亲属、圣人、贤者和长辈，在讲话时不直呼其名，在写文章时不照字直书，而用其他的字、词代替的一种习俗。

这种习俗起源较早它同封建专制特权、封建习俗和宗教迷信以及人们的情感好恶等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是汉文化的繁文缛节同汉语语音特点相碰撞的产物，带有强制，至少在周朝就有了。据《公羊传》记载，孔子作《春秋》的一条重要原则就是“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后来，这种习俗经过封建朝代长时期的应用，花样不断翻新，需要避讳的地方越来越多，而且不少朝代的皇帝自己都还规定了一些避讳的范围和方法。让人们必须使用，否则就被砍头问罪。所以，这时的避讳便远远不是一种习俗的问题了，而是变成了一种法律。

避讳是中国封建社会对于君主和尊长的名字，必须避免直接说出或写出。

国讳，指举国臣民，甚至包括皇帝本人，都必须遵循的避讳。本指皇帝本人及其父祖名字；故又称君讳、公讳。后来扩大，讳及皇后及其父祖的名字、皇帝的字、前代年号、帝后谥号、皇帝陵名、皇帝生肖等等。例汉宣帝名刘询，故荀子在汉代成为“孙卿”。

家讳，是家族内部遵守的避父祖名的作法。凡父祖名某某，都必须在言行、作文章时避开以此为名的事物。它其实是国讳的一种延伸，同国讳一样是封建等级、伦理观念的体现。又称私讳。如淮南王刘安父名长，他主持编写的《淮南子·齐俗训》中引《老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时，改为“高下相倾，短修相形”。

内讳，实际上也是家讳，所不同的是指避母祖名讳，如《宋书·谢弘微传》：“从叔山多，司空琰第二子也。无后，以弘微为嗣。弘微本名密，犯所继内讳，故以字行于世。”内讳也就是“妇讳”，《礼记·曲礼上》载：“妇讳不出门。”

圣讳，即“为贤者讳”，亦即对封建社会所推崇的圣人贤者的名讳。圣讳并不像国讳、家讳那样严格、那样广泛。在封建时代，既有朝廷规定的圣人讳，又有人们自发的为圣贤避讳。圣讳各朝略有不同，一般有孔子、孟子、老子、黄帝、周公等。汉以后皇帝之名有时也称圣讳。宋人郑诚非常敬仰诗圣孟浩然，有一次他经过郢州浩然亭时，感慨地说：“对贤者怎么能够直呼其名呢？”于是把浩然亭改为孟亭。

宪讳，指对上司官员的名讳。因下属官员对上司长官称“大宪”、“宪台”，而对他们的名字要避讳，所以称宪讳。如晋羊祜死后，荆州人为避祜之嫌名，“户”改为“门”。

个人讳，顾名思义，就是对自己名字的避讳。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一些官僚自恃权势，命令手下人避其名讳，这叫自讳其名。这些旧时官员，他们一方面受君主和上级的控制管制，不得不小心翼翼地为专制帝王及上级讳名讳耻。另一方面，对其下属、对百姓，他们又改换成另外一副面孔，盛气凌人，让人为他避讳。宋时有州官田登，自讳其名，州境之内皆呼灯为火；上元放灯，吏人书榜揭于市曰：“本州岛依例放火三日。”时人讥云：“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