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是重新划定领土和势力范围，改变地缘政治格局，影响历史走向的最重要力量，中国历史上大大小小的战争不计其数，但是真正影响到世界历史发展走向，重塑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战争不多，20世纪之前只有3次。

一、 白江口海战

时间：唐高宗龙朔三年（公元663年）8月27日至28日

地点：白江口，今韩国西南部锦江入海口

对阵双方：唐+新罗联军vs倭国+百济联军

（此时世上还没有“日本”称谓。公元670年，武则天改“倭国”国号为“日本”，在此战7年之后。）

兵力对比：

唐、新联军：士兵7000余人、战船170余艘

倭、百联军：士兵10000余人，战船1000余艘

唐军船坚兵利，倭军人数占优，总体上势均力敌。

对战统帅：

唐军：青州刺史检校带方刺史同中书门下三品西京留守文昌左相乐城郡公赠开府仪式同三司并州大都督太尉刘仁轨

（我大唐的官职就是这么威武！1935年，史学家傅斯年的儿子出生，傅斯年为其取名为“傅仁轨”，以此寄寓抗日之志）

倭军：庐原君臣

战争结果：唐军、新罗联军胜，倭国、百济联军败。

战争背景：

唐初，在现在的朝鲜半岛上，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鼎立，互相征伐。新罗亲附唐朝，高句丽、百济亲附倭国。公元655年，唐高宗李治派遣大将苏定方领军十三万东渡讨伐百济，在新罗军的配合下，大败百济，将百济灭国设为郡县。百济国灭后，百济王氏成员扶余福信固守周留城，迎早年在倭国做人质的扶余丰归国为王，并与倭国及高句丽联军，图谋复国。

公元663年，百济内部因争权发生内讧火并，扶余福信专权欲杀扶余丰，扶余丰先下手杀了扶余福信，遣使向高丽、倭国求援。8月17日，唐、新联军从陆路三面围攻周留城，城外据点逐一被攻克，百济和倭国守军相继投降，周留告急。倭将庐原君臣领军万余越海而来，准备自白江口登陆。当时，尽管唐、新联军已从三面包围了周留城，但百济只要能确保周留至白江一线安全畅通，就能得到倭国从海上的支援，从而据险固守。

因此，白江成为维系周留存亡的生命线，两军都誓在必争。唐新水军首先到达白江口。27日，倭国水军也从海上抵达白江，两军遭遇，展开战斗。

战争经过：

白江口之战，中国的史书记载简略。在《旧唐书·刘仁轨传》中仅有“仁轨遇倭兵于白江之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贼众大溃，（扶）余丰脱身而走”的简要记载。刘仁轨效法三国时代周瑜火烧曹军战船的战术，大败倭军。

日本史籍《日本史记》对此有详细的记叙：大唐军将率战船一百七十艘，阵列于白江村。戊申（27日），日本船师初至者，与大唐船师合战。日本不利而退，大唐坚阵而守。己申（28日），日本诸将与百济王不观天象，而相谓之曰：‘我等争先，彼应自退。’更率日本乱伍中军之卒，进打大唐坚阵之军。大唐便自左右夹船绕战，须臾之际，官军败绩，赴水溺死者众，舻舳不得，于焉战死。是时，百济王丰璋（即扶余丰）与数人乘船逃去高丽。”

战争影响：

白江口之战是中日两个国家实体之间第一次战争，唐朝大胜，确立了在东亚及周边无可撼动的霸主地位，奠定了此后一千余年间东北亚地区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格局。日本对中国彻底臣服，不敢再染指朝鲜半岛和中国。此战之后，日本在东亚消停了929年。

直到1592年，日本权臣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先后两次率军侵略朝鲜，明神宗万历皇帝派兵援朝，此为万历朝鲜战争。

1894年，中日两国因朝鲜问题再次兵戎相见。甲午战争，以清廷完败，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而告终。此后日本迅速崛起，先后在日俄战争中击败沙皇俄国，吞并朝鲜，扶持“伪满洲国”，占领大半个中国，势力远达西、南太平洋，成为东亚霸主。

1945年9月，日本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同盟国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1950年10月25日，为援助朝鲜，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

358年间，中国先后三次出兵援助朝鲜。

二、 怛罗斯之战

时间：天宝十载（公元751年）7-8月

地点：怛罗斯城（今哈萨克斯坦东南部江布尔）

对阵双方：唐军+葛逻禄军+拔那汗军vs大食军+昭武九姓联军

兵力对比：

唐军：30000余人

大食军：70000余人

双方统帅：

唐军：安西大都护、节度使高仙芝（高丽人，唐军中的外籍将领）

大食军：呼罗珊总督吉雅德·本·萨利赫

战争结果：

唐军大败，损失惨重，仅千余人生还，其余者非死既被俘。

战争背景：

唐显庆二年(公元657年)，唐高宗遣右屯卫将军苏定方率军攻灭西突厥沙钵罗可汗阿史那贺鲁，西突厥灭亡。唐朝势力达到中亚地区，此地原有的昭武九姓（昭武即今天甘肃张掖昭武县，九姓即康、安、曹、石、米、史、何、穆等九姓，他们原为月氏人，为躲避匈奴，越过葱岭，分别建国）诸国接受唐朝的羁縻统治。与此同时，阿拉伯人建立的大食帝国阿巴斯王朝（中国史书称为“黑衣大食”）逐渐向东方扩张，势力也到达了中亚，但并未与唐朝发生直接冲突。

阿拉伯帝国，中国史书称为大食，西方史籍称为萨拉森帝国，面积最大时达到了1339万平方公里，是人类历史上东西方跨度最长的帝国。

天宝九载（公元750年），高仙芝以石国（前述昭武诸国之一）国王无藩臣之礼为由，奏请征讨石国。石国国王那俱车鼻施请和，高仙芝伪与约和，趁其不备发兵突袭石国，在石国大肆杀戮，掳石国国王而归。751年正月，高仙芝入朝，将被俘的几位国王献于玄宗，被授予右羽林大将军。石国国王被杀后，石国太子侥幸逃脱，向黑衣大食求救，大食派将军吉雅德·本·萨利赫率军东进，高仙芝率军自安西都护府治所（龟兹，今新疆库车）长途跋涉七百余里迎击大食军，最后在怛罗斯城下与大食军队遭遇。

怛罗斯，其地址至今尚未完全确定，一般认为即是现在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城

战争经过：

唐军骁勇善战，靠着步兵的强弓劲弩，曾经占有很大的优势，唐军骑兵一度完全压制了大食骑兵。但是由于大食与昭武联军数量上占优势，双方一直处于胶着状态。战斗持续了五日，到第五日傍晚，唐军的仆从军中葛逻禄（突厥人的一支）番兵突然反叛，从背后包围唐军步兵，并且断绝了他们与骑兵的联系。大食联军乘唐军发生混乱的机会，出动重骑兵主力突击唐军步兵。高仙芝受到大食军与葛逻禄部两面夹击，溃不成军。主将高仙芝、副将李嗣业和别将段秀实收拢残部，向安西方向败退，败退途中遇到大唐联军的拔汗那兵也溃逃至此，兵马车辆拥挤堵塞道路。李嗣业唯恐大食军追及，杀死百余名拔汗那军士才得以夺路而逃。

战争影响：

怛罗斯之战是唐帝国与大食帝国军队第一次正面交锋。怛罗斯之战后，大食并没有乘胜东进，唐朝的势力也没有退出此地，中亚的政治格局并没有大的改变。唐朝真正退出中亚地区是在天宝十三载（公元755年）也就是五年之后，因安史之乱爆发，唐朝为了平叛，将西域、中亚的军队悉数调回中原，吐蕃乘虚而入，占领了此地。此后过了1千多年，直到清代中叶，清高宗乾隆帝平定了大小和卓叛乱之后，此地才重回中原王朝怀抱（元朝时期，此地属于察合台汗国，不属于中国本土的元帝国）。

怛罗斯之战的重要意义在哪里呢？怛罗斯之战对中亚和阿拉伯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真正的影响和意义在于文化传播。唐朝前期，兵役制度为府兵制，士兵平时为农民或其他职业，农闲训练，战时作战，非后世的职业军人。此役，大食俘获大批唐军士兵，他们其中有金银工匠、画匠、织造匠人等等，特别重要的是，其中有许多造纸工匠。这些人将唐朝的先进工艺技术尤其是造纸术传播到阿拉伯地区，并通过阿拉伯人传到欧洲，促进了世界范围内文化的繁荣发展。

在能够制造和使用纸张之前，欧洲国家使用羊皮纸，产量有限，严重影响和阻碍了文化的传播。

东亚之外，造纸术的源头来自于怛罗斯的唐军战俘

在这批俘虏中有一位“高干子弟官二代”，当朝宰相杜佑（《通典》作者）的侄子杜环，他在此战中被俘，先是被送到今天伊拉克南部的库法，由于他的身份特殊，大食并没有为难他，对他十分优待，因此他得以周游大食帝国阿巴斯王朝统治的西亚、北非等地，先后到达过今天的耶路撒冷、埃及、摩洛哥等地。杜环是历史记载中第一个有姓名可考到达非洲的中国人。

在外周游11年（751-762）之后，公元762年，杜环从今天埃塞俄比亚的马萨瓦港乘船至波斯湾，然后从那里搭乘商船返回广州。杜环是那个时代走的最远的中国人。回国后，杜环将其在外游历的经历写成了《经行记》一书，只可惜此书至今大部散佚。

三、 钓鱼城之战

时间：宋开庆元年（公元1259年）

地点：合州（今重庆合川东钓鱼城）

对战双方：宋军vs蒙古军

兵力对比：

宋军：10万

蒙军：20万

双方统帅：

宋军：兴元府都统兼知合州宁远军节度使王坚

蒙军：蒙古大汗蒙哥

蒙哥汗是继成吉思汗之后，蒙古各部落最后一位公认的共主

战争结果：蒙哥汗死于钓鱼城下（一说病死，一说为宋军炮击而死），蒙军北撤。

战争背景：

宋宝祐六年（1258年）二月，蒙古大汗蒙哥以南宋囚禁其使臣月里麻思为借口，发起攻宋战争，蒙古大军从宁夏六盘山兵分三路进攻。当年十二月，蒙哥率领的西路蒙军攻占了四川西北部大部分州县，进抵武胜山（今四川省武胜县），准备进攻合州。

此前，四川制置使余玠深谋远虑、未雨绸缪，将合州治所转移到嘉陵江、渠江、涪江三江汇合、三面环水、壁垒临江的钓鱼山上，修筑城池，命名为“钓鱼城”。钓鱼城周围修筑了长十余里、高数丈的石墙，南北各修建了一条延伸到江中的城墙，称为一字城。城内兵精粮足、水源充沛，江边设置了水师码头，部署有战船。钓鱼城上可控扼三江，下可屏障重庆，是宋军在川东的重要战略防御点。

战争经过：

1259年正月，蒙哥派人到钓鱼城中招降宋军，被王坚所杀。蒙哥恼羞成怒，下令攻城。从一月战至五月，蒙军使出浑身解数屡攻不克，士气极为低落。到了七月，天气酷热（这是重庆哦！），蒙军中瘟疫流行，战斗力大减。七月初五早晨，蒙军前锋元帅汪德臣率军突破外城马军寨子，单骑到钓鱼城下劝降，被城上宋军发射飞石击中。汪德臣追随蒙哥征战多年，屡立战功，灭大理之役，汪德臣首当其冲。汪德臣一死，蒙哥如失臂膀。七月二十一日，蒙哥亲临战地指挥受挫，六天之后，死于军中（元修史书中对蒙哥死因讳莫如深，称其病死。根据常理推测，蒙哥应该是被宋军击伤后不治身亡）。蒙哥死后，蒙军撤兵北还。

值得后人铭记的是，钓鱼城军民依仗有利地势和充分准备，又在钓鱼城坚守了二十年，一直到1279年元军攻克临安、南宋灭亡，钓鱼城始终没有被元军攻下。南宋军民在钓鱼城坚守整整三十六年，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城市守卫战的奇迹。宋朝帝后降元后，坚守钓鱼城再无任何意义。城中宋军最后一任守将王立与蒙军谈判，以不杀城中一人为条件，放下武器，开城投降。

战争影响：

钓鱼城之战，使得南宋朝廷又延寿整整二十年。蒙哥此次征宋是三路并进，蒙哥为西路，他死后蒙军载其灵柩北返。东路忽必烈率军突破长江天险，已经包围了鄂州城，获悉蒙哥死后，为与其弟阿里不哥争夺汗位，忽必烈撤军北返。南路兀良合台从云南经广西北上，已经进至潭州（今长沙）城下，由于蒙哥一死，该路军也渡长江北返。

钓鱼城之战也改变了世界格局。蒙古帝国自草原崛起后，先后发动了三次西征。1219-1225年，成吉思汗率蒙古大军第一次西征，远抵里海与黑海以北、伊拉克、伊朗、印度等地，大败俄罗斯和钦察联军，在印度河流域打败了花剌子模的军队。

1235-1242年，成吉思汗孙子拔都再次率军西征，远至俄罗斯、匈牙利、波兰等中东欧国家，攻陷了莫斯科、基辅等城市，大败波兰与日耳曼联军，兵峰直抵威尼斯，建立了元朝西北宗藩国——钦察汗国。

1252-1260年，成吉思汗孙子旭烈兀进行第三次西征，远至叙利亚、埃及、伊拉克等国家，灭亡了历时500余年的阿拉伯阿巴斯王朝（黑衣大食，也就是前述在怛罗斯唐军对手），攻陷了阿拉伯的圣地麦加，并在波斯地区建立了又一个藩国-伊尔汗国。

通过三次西征，蒙古铁蹄踏遍整个欧亚大陆，无人能挡，成吉思汗因此被誉为“世界征服者”，欧洲人后来惊恐地称呼蒙古人为“黄祸”“上帝之鞭”，当时世界上没有任何军队能够抵挡蒙古的铁骑，整个亚洲、欧洲和非洲大陆眼看就要被蒙古征服殆尽。

蒙古军队三次西征，所向披靡，几乎没有遇到阻碍

蒙哥死于合州钓鱼城下，“上帝之鞭”被折断。蒙哥死后，大汗之位空缺，分散在世界各地的蒙古军队纷纷匆忙回师。比如当时正准备向埃及进军的蒙哥之弟旭烈兀，获悉蒙哥死讯之后，旭烈兀留下少量军队继续征战，自己亲率大军东还争夺汗位。结果留守的蒙军因寡不敌众而被埃及军队打败，蒙军始终未能打进非洲。蒙古的大规模扩张行动从此走向低潮。

公元1259年的七月，就在欧亚非诸国惶惶不可终日，等着被蒙古征服，世界历史即将被改写的关键时刻，蒙古大军突然自行撤军，缓解了三大洲的紧张局势。欧洲人当时还不知道蒙古军队为何在势如破竹之际突然主动撤军，还以为是上帝显灵了。

钓鱼城之战是横跨大半个地球的“围魏救赵”，是影响后世将近400年的“蝴蝶效应”（蒙哥死后375年即公元1634年，蒙古第35任、最后一任大汗林丹汗死于青海打草滩，号称“黄金家族”的成吉思汗直系后裔不再掌权，蒙古帝国消亡），其影响已远远超越了中国。假如没有钓鱼城之战，假如蒙哥不死，现在的世界版图绝对不是今天的样子！整个亚欧非大陆的人，都应该感谢在钓鱼城拼死坚守的南宋军民！

四、 没有发生的决战

蒙古灭宋近一百年之后，一位已经突厥化的蒙古贵族帖木儿在中亚崛起。1364年帖木儿打败和驱逐了在中亚地区的蒙兀儿势力。1370年，灭西察合台汗国。 1375-1379间，东攻察合台汗国。1388年征服花喇子模。1393年，征服伊儿汗王朝和阿富汗，而后北上进攻金帐汗国。1398年南侵印度。1399年西征小亚细亚。1402年大败奥斯曼帝国，俘其苏丹巴耶塞特一世。经过三十年征战，帖木儿建立了一个领土从德里到大马士革，从咸海到波斯湾的大帝国，在世界历史上领土面积仅次于蒙古帝国。帖木儿征战一生从无败绩，被誉为“世界最强武力” 。

1404年11月帖木儿率领雄兵20万挥师东进，目标是亚洲唯一未被他征服的大国——中国。1405年2月18日，时年七十岁的帖木儿在行军途中病亡，帖木儿帝国与明帝国的决战没有发生，历史在此戛然停住了脚步。（在斯拉夫民族中流传着一个神秘的预言，如果有人敢移动帖木儿的尸骸，就会引发兵灾。1941年，斯大林下令挖掘帖木儿的陵墓，在他的棺椁被打开的第二天，纳粹德国入侵苏联。）

如果帖木儿不死，他能打败在靖难之役中获胜、五次北征蒙古的明成祖朱棣吗？

不知道！只能假设。但是历史不容假设。

释义：用铜做镜子，可以整理好一个人的穿戴；用别人作自己的镜子，可以知道自己得失；用历史作为镜子,可以知道历史上的兴盛衰亡。

出处：

《旧唐书·魏徵传》：唐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直言敢谏的魏征病死了。唐太宗很难过，他流着眼泪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镜矣！”

意思是：一个人用铜当镜子，可以照见衣帽是不是穿戴得端正；用人当镜子，可以发现自己的对错；用历史当镜子，可以知道国家兴亡的原因。魏征一死，我就少了一面好镜子啊。

这堪称对魏征人生价值的最高评价。现在也有说“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意思一样。

李世民（598年1月28日一说599年1月23日－649年7月10日），即唐太宗（626年—649年在位），生于武功之别馆（今陕西武功），是唐高祖李渊和窦皇后的次子，唐朝第二位皇帝，杰出的政治家、战略家、军事家、诗人。

李世民即帝位不久，按秦王府文学馆的模式，新设弘文馆，进一步储备天下文才。李世民知人善任，用人唯贤，不问出身，初期延揽房玄龄、杜如晦，后期任用长孙无忌、杨师道、褚遂良等，皆为忠直廉洁之士。

其他如李勣、李靖等，亦为一代名将。此外，李世民亦不计前嫌，重用建成旧部魏徵、王圭，降将尉迟恭、秦琼等，人才济济。

李世民以隋炀帝拒谏亡国为戒，即位后尽力求言，他把谏官的权力扩大，又鼓励群臣批评他的决策和风格。其中魏徵廷谏了200多次，在朝堂上直陈皇帝的过失，在早朝时多次发生了使李世民尴尬、下不了台的状况。

扩展资料：

贞观十七年（643年），63岁的魏徵病死，唐太宗李世民非常伤心，并为此废朝五天。在此基础上，唐朝追赠魏徵为司空、相州都督，谥“文贞”。

但是，不久之后，唐太宗李世民却下旨解除把衡山公主许配给魏征长子魏叔玉的婚约，并对已入黄土的魏征进行“推倒碑石”“磨灭碑文”的侮辱。

具体来说，两件事促使唐太宗李世民这位皇帝下令砸掉魏征的墓碑，

1、魏征举荐的侯君集和杜正伦都和太子李承乾有关，也即牵涉到李世民的储君问题。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皇位继承人可以说是皇帝的大忌，一旦有大臣牵涉进去，往往不会有好的结果。比如在三国时期，立下赫赫战功的陆逊，就因为牵扯到皇位继承人的问题，所以被孙权指责，最终因为恼怒而病死。

2、对于唐太宗李世民，因为玄武门之变的污点，所以十分重视自己的名声，想要塑造明君的形象，这也是其可以虚心纳谏的重要原因。但是，魏征把生前劝谏的材料交给了史官褚遂良，大有揭李世民老底之嫌，万一劝谏的材料有什么负面的东西，显然不利于唐太宗圣明君主形象的塑造。

在这两件事的影响下，唐太宗李世民终于爆发了自己的脾气，下令砸掉魏征的墓碑。不过，公元645年，在亲征高句丽后，唐太宗李世民又怀念起了魏征，又重新为魏征立了纪念碑。

——魏徵

——李世民（唐太宗）

凯撒三分法

在笔者之前一篇以对凯撒的评述文章中，曾评价善于归纳总结是凯撒的出众之长。《高卢战记》开篇第一句便是凯撒以三分法总结归纳的高卢区域划分。凯撒从文化和地理上讲高卢划分为三部分，分别是东北的 贝尔盖 高卢（Belgae也是比利时的词源），西南的 阿奎塔尼 高卢（Aquitani）和中央占绝大多数的 凯尔特 高卢（Celtae，其实高卢Gallia就是Celtae的拉丁化转译形成的词汇，本来高卢人就属于广义上凯尔特的一部分）。

但从整个《高卢战记》内容来看，凯撒的三分法似乎还是有所粗糙，笔者认为严格上凯尔特高卢中也应该把布列塔尼半岛和部分沿海地区给单独划出来作为一个单元。

从现在的研究来看，至少在凯撒那个时代乃至更早的时候，布列塔尼半岛上的凯尔特人（高卢人）在语言上与其他凯尔特人有所区别。据说他们的语言与伊比利亚半岛的伊比利亚人有一点关系，而并非完全属于凯尔特语这个家族。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有相当一部分祖先来自伊比利亚半岛移民。同时，在高卢战争第三年（BC56年）中，以布列塔尼半岛的维内蒂部落为首的大西洋沿岸各部落曾组成联盟反抗凯撒在高卢的统治，而高卢内地的凯尔特高卢大部分部落都没有跟随响应。以上可见布列塔尼半岛从文化上存在一定特殊性，且以海洋文明为特征与高卢腹地的部落存在一定区别，这些以布列塔尼为核心的大西洋沿岸地区的部落也存在紧密的联合趋势。因此从更科学的划分， 布列塔尼 高卢应该从凯尔特高卢中独立出来。

几大高卢族群中，贝尔盖人据说是混有日耳曼人血统，且经常面临莱茵河下游日耳曼人入侵，因此在整个高卢人种最强悍不屈。凯尔特高卢人则人口最多，最强大。阿奎塔尼高卢人基本属于打酱油角色，除了在高卢战争第三年（BC56年）响应了维内蒂人号召反抗凯撒，随后被小克拉苏一个军团（大约不超6000人）加凯撒半数以上骑兵（大约不超3000人）征服，此后基本未再大规模反抗凯撒。整个高卢战争8年中，凯撒主要前期主要和贝尔盖人厮杀不休，后期和部分凯尔特高卢人相斗。

重要的高卢部落

属于凯尔特高卢，和塞夸尼并列凯尔特高卢，也是全高卢最强大的两大部落，且是与罗马最友好的部落。凯撒赴任高卢总督之前，埃杜维刚刚被塞夸尼引入的日耳曼人击败，跌下高卢霸主位置。凯撒赴任之后，重点扶持埃杜维为高卢全境的领袖部落构建罗马在高卢的霸权统治。说直白点，是罗马养的一条最忠实的高卢带路狗。

属于凯尔特高卢，且实力仅略次于埃杜维。因不服埃杜维在高卢霸权，给日耳曼人当带路狗，引狼入室，又反被日耳曼人奴役。在凯撒击败日耳曼人后也主动承认罗马霸权，基本再未反抗罗马。虽然实力老二，但在《高卢战记》中存在感不强。

属于凯尔特高卢，实力不俗。《高卢战记》中最著名的高卢领袖，也是凯撒在高卢遇到最有挑战性的对手维钦托利即是此部落贵族。也是法国奥弗涅（Auvergne）大区的词源。

属于贝尔盖高卢，可能是贝尔盖人中可能第三或第二强的部落。高卢三大族群中贝尔盖高卢反抗罗马最激烈，贝尔盖人中纳尔维人付出的牺牲最大。纳尔维人最独特的是全部落几乎没有骑兵，全部徒步作战。高卢战争第二年（BC57年）贝尔盖人反抗凯撒过程中，纳尔维人在桑布尔河伏击凯撒军队最终不敌，全军5万人（也可能少于此数，原因分析见下文）仅剩不足500人幸存，其中600人的部落议会贵族仅剩3人活下来。高卢战争第五年（BC54年）冬，纳尔维人再以6万人袭击西塞罗之地的冬营地，未能攻克，被凯撒带领两个军团（7000人）和400骑兵的援军击溃。

分别是贝尔盖高卢中排第一和第二的部落，在高卢战争第二年（BC57年）贝尔盖人反抗凯撒过程中充当领头人。但很快被凯撒突然杀到未战而降，此后基本未再大规模反抗罗马，只是在高卢战争第七年（BC52年）全高卢大反叛中打了酱油（因为不服维钦托利的领导，故参战积极性不高）。

贝尔盖高卢中最靠近西边凯尔特高卢的部落，可能在贝尔盖高卢中排名第四，也是今天法国著名城市兰斯（Reims）的词源。因为在贝尔盖诸部中离凯撒势力最近，故最早被凯撒不战而降，从此再未反叛。是贝尔盖高卢中对罗马最友好的附庸，也是凯撒在贝尔盖人中扶持的最忠实的带路狗。

属于贝尔盖高卢，是高卢部落中骑兵最强大的部落，也是凯撒军队中辅助骑兵的重要来源。该部两个贵族英度鞠马勒斯和钦杰多列克斯争权，凯撒支持后者。在高卢战争第六年（BC53年），因凯撒在前年冬天损失15个大队兵力，英度鞠马勒斯带领部落反叛，后被拉比埃努斯设计阵斩，凯撒扶持钦杰多列克斯重新附庸特雷维里。

属于贝尔盖高卢，本身不算强大，只因地处莱茵河入海口，拥有沼泽、森林庇护，故而几次以坚壁清野，躲入沼泽深处森林迫使凯撒军队无功而返。但前后遭到三次“三光”政策大扫荡，最终向凯撒求降。

重要的日耳曼部落

日耳曼人本来生活在莱茵河以东。在马略时代（大约BC110年前后）就因环境恶化或内部人口压力原因西迁渡过莱茵河进入高卢，被罗马击败，但对高卢地区的入侵蚕食却未停止。尤其是在莱茵河下游，大量日耳曼人渡过莱茵河赶走贝尔盖高卢人，扎下了根。在凯撒赴任高卢总督之前，又因塞夸尼引狼入室，阿利维欧斯图斯为首的12万人也陆续从莱茵河中游入侵，侵蚀了高卢中部到阿尔卑斯山一带的领土。

阿利维欧斯图斯

阿利维欧斯图斯是塞夸尼人引入的日耳曼人领袖，具体来自哪个日耳曼部落不详。可能当时过河的日耳曼人来自很多部落，阿利维欧斯图斯是众人推举的领袖。在凯撒还在当执政官的时候（BC59年）被授予了“罗马友好同盟”称号。凯撒赴任高卢总督后第一年就发生战争，阿利维欧斯图斯兵败身亡。

莱茵河东岸日耳曼部落中最强大的部落。凯撒两次渡过莱茵河扫荡，苏维汇都躲入森林闭而不战，迫使凯撒无功而还。在几百年后，罗马帝国衰落时的蛮族大入侵中，此部落依然存在并进入罗马境内，占据伊比利亚半岛北部建国。

乌比（Vbii）

莱茵河东岸人口最多，实力第二强的部落，也是凯撒时代日耳曼部落中对罗马最友好的部落。是凯撒重点扶持的日耳曼盟友，也是罗马在日耳曼中养的带路狗。凯撒麾下的日耳曼骑兵可能主要来自此部。

渡过莱茵河，在莱茵河下游西岸扎根，生活在贝尔盖境内的日耳曼部落之一。其部落领袖昂比奥里克斯在高卢战争第六年（BC53年）袭击萨宾努斯和科塔的冬营地，全歼第14军团加5个新编大队（至少6000人以上），造成凯撒在高卢战争中最惨重的一次损失。后被凯撒击败，昂比奥里克斯流亡各地不知所踪。

高卢境内各部落人口和兵力

《高卢战记》中记载了部分部落某场战役的出动兵力和全部落人口。比较有参考价值的是在高卢战争第一年（BC58年）赫尔维西亚人为首的阿尔卑斯山附近几个部落的大迁徙。根据凯撒的记载，这场举族迁徙中，总人口为368万，其中战斗人员为92万，这个数据应该可以反映大多数高卢部落战兵与人口的占比。由此可知， 高卢部落可战之兵占部落人口的约25% ，即四丁出一。结合中国的史料，这个动员效率也比较符合很多游牧、渔猎民族的军事动员效率。比如匈奴极盛时期人口百万，控弦之士三十万。突厥极盛时期也基本人口百万或略多于百万，控弦之士四十万。基本动员效率也在四丁出一至三丁出一之间。

不过这种高动员率是以牺牲大量生产力为代价的，只能是短时间、短距离的极限动员情况。一旦战时太长，或超出本部领土远征则很难动员这么大的比例人口作为战兵。同时，这些战兵中大量是装备不佳、士气不高的平民甚至奴隶。

在这场战役之外，我们看到《高卢战记》中有记载的动员兵力最多的是高卢战争第二年（BC57年）贝尔盖人反抗凯撒组成的联盟中，贝尔盖最强的部落贝洛瓦契可最大动员10万兵力。根据上述动员效率推算可知，贝洛瓦契部至少拥有40万左右的人口。而贝洛瓦契部又附庸于高卢最强大的埃杜维部，可知埃杜维和屈居高卢第二把交椅的塞夸尼至少部落人口不低于40万，可战之兵不低于10万。

同样在贝尔盖联盟反抗凯撒的战争中，书中还记载当时贝洛瓦契拥兵10万，其中战斗力很强的有6万，可估计贝洛瓦契很可能会出兵6万左右。同时书中记载当时苏埃西翁和纳尔维两部各出兵5万，可估算排名贝尔盖第二、三强的苏埃西翁和纳尔维两部大约实力是贝尔盖最强部落贝洛瓦契实力的80%，故两部人口可能在30万以上，40万以下，可战之兵8万至10万之间。其中，纳尔维人在那一次贝尔盖联盟反抗凯撒的桑布尔河之战中将几乎全军覆没。但在高卢战争第六年（BC53年）冬袭击西塞罗之弟营地时又集结了6万人。如果在桑布尔河之战中纳尔维人报销了当年出动的5万人，岂不是纳尔维前后总共出动了11万人？笔者认为可能在桑布尔河之战中纳尔维人并未全部投入在那次联盟中出动的全部5万人。同时，在此后的四年中可能又吸纳了其他的部落人口，实力略有恢复。或者袭击西塞罗之弟营地时有裹挟其他部落一起行动。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高卢人中有多少骑兵。在《高卢战记》中有记载凯撒麾下的骑兵有4000至5000人。前期通常有5000，至高卢战争第六年（BC53年）就只有4000人，原因是分了1000骑兵给小克拉苏带到东方加入克拉苏的军队（可惜最后全部葬送在卡莱之役）。这些骑兵除了有记载的约400人是日耳曼人外，其余绝大部分都来自高卢各部。而且很多可能就是在各部交给凯撒的人质中选拔的贵族骑士，因此战斗力特别强悍。此外，在高卢战争第七年（BC52年）全高卢大反叛中，维钦托利得到高卢全境大部分部落的支持，曾集中了15万骑兵袭击凯撒补给线。由此可估算， 全高卢的骑兵数量可能不低于3万 。

综上，高卢各部最大可动员全部落四分之一的人口参战。部落有大有小， 最强部落埃杜维、塞夸尼等人口在40万人以上。贝洛瓦契、苏埃西翁、纳尔维等区域性霸主的部落人口在30万人至40万之间。赫尔维西亚、阿维尔尼、雷米等较强部落人口在20万人至30万之间。其他中小型部落人口在20万人以下。整个高卢人口至少在300万以上，总共最大动员兵力约70至80万。 笔者这个估算也基本和普鲁塔克在《古希腊罗马名人传》中的记载相符。不过普鲁塔克在凯撒的传记中称凯撒在高卢战争中消灭100万，奴役100万，则有所夸张。

至于在高卢境内的日耳曼人的数量。如前所述，入侵高卢的日耳曼人分两拨：一部分是位于莱茵河下游已经扎根很久和贝尔盖人混居的各部（如上述的厄勃隆）；另一部分是在凯撒赴任高卢总督前不久才刚迁徙入侵莱茵河中游西岸的阿利维欧斯图斯带领的一批日耳曼部落。

据《高卢战记》记载， 阿利维欧斯图斯带领的日耳曼人前后有12万人 之多。如果按照和高卢人差不多的军事动员效率，则可战之兵估算起来可能在3万左右。就这总人口12万，战兵3万左右的日耳曼人居然击败了埃杜维、塞夸尼两个40万人口以上的高卢最强两部，侵占了塞夸尼三分之一的领土，并迫使拥有263万人的赫尔维西亚部举族西迁。可见German不满万，满万不可敌诚不我欺。

而在前文所述，高卢战争第二年（BC57年）贝尔盖人组成联盟反抗凯撒的那场战争中，生活在莱茵河下游的日耳曼诸部也总共派出了4万人与贝尔盖人并肩战斗。根据前文估算在这场战争中，约30多万人口的苏埃西翁和纳尔维两部各出兵5万，则可估算在 莱茵河下游西岸的日耳曼各部可能总人口在25万至30万之间 ，可战之兵约6万至7万。

阪泉之战距今约4500年。

扩展资料：

阪泉之战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场重要的战争，这场战争发生在距今约4500年前，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一次重大冲突。在这场战争中，炎黄部落和九黎部落成为了两个主要的竞争者，它们的冲突和纷争也成为了中国古代战争史上的一个重要篇章。

炎黄部落和九黎部落的地理位置和历史背景各不相同。炎黄部落主要生活在黄河流域，是中国古代中原地区的两个重要部落之一，另一个部落则是九黎部落，主要生活在长江流域及其周边地区。在炎黄部落和九黎部落之间，由于资源、领土和文化的差异，存在着一些矛盾和冲突。

阪泉之战的起因可以追溯到两个部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在这场战争之前，炎黄部落和九黎部落之间曾经发生过一些零星的冲突和战斗，但这些冲突并没有对两个部落的实力产生太大的影响。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个部落之间的矛盾逐渐升级，最终爆发了阪泉之战。

在阪泉之战中，炎黄部落和九黎部落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战斗。虽然九黎部落拥有较为强大的军事力量，但炎黄部落的领袖黄帝却用智谋和勇气指挥着他的军队，最终击败了九黎部落。这场战争对于两个部落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不仅改变了两个部落的实力对比，也对于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阪泉之战后，炎黄部落逐渐成为了中国古代中原地区的领袖，他们创立了中国古代的第一个朝代：夏朝。而九黎部落则在战争中受到了重创，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是，他们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和制度的影响却保留了下来，成为了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

总之，阪泉之战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它改变了炎黄部落和九黎部落的命运。也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和制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场战争证明了智慧和勇气在战争中的重要性，也促进了中国古代文化和制度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同时，它也为后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启示，成为了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