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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学界普遍存在一种过于贬低传世文献价值的现象，即当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存在差异时，过于相信出土文献，欲以出土文献取代传世文献。

到底应当如何看待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的作用？带着这个问题，记者专访了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阎春新副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如何看待出土文献的真伪？

阎春新：对出土文献来说，它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具体到某一种的出土资料，需作个案分析，不可一概而论。出土文献中，有的是第一手资料，如甲骨文、金文及其它铭文，其可信程度无可怀疑。但也有一些是经过辗转传抄的，对于这类材料，就需要作具体分析。

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帛书，其中一部类似于今本《战国策》，整理后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该书共27篇，其中11篇内容和文字与今本《战国策》和《史记》大体相同。唐兰、杨宽、马雍等相关学者根据帛书的相关资料，对《史记》、《国策》的可信性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史记》中的《苏秦传》错误百出，真伪参半。其它学者也有许多人持类似的观点。众多学者在这一问题上众口一词，除了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以外，如《史记》的各种版本及其流变等，对出土文献长沙帛书过于相信，可能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对出土文献的过分相信，导致的另一个后果就是对传世文献的过于怀疑。这种疑古精神可以上溯到先秦时期。当时子贡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这是说商纣王不会像古史中所描绘的那样残暴，是后人把天下的恶行都归之于其一身的缘故；孟子的尽信《书》不如无《书》，以人之理性阐发传世文献的史迹记载，固然非常具有诠释意蕴，但过于相信主体的主观思维，会严重贬低、破坏原始文献的史料价值，而加以无端指斥。

晋代《竹书纪年》的出土，更引起了当时人们对传世文献尤其是儒家经典文献的怀疑和重新认识，重启疑古之风。至近代，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对历史文献持一味的怀疑态度，认为对于东周以后的史料“宁可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这种全盘否定传世文献价值的态度，也是不可取的。

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有什么样的价值？

阎春新：出土文献对促进传世文献研究的深入，具有重要意义。新的发现、新的材料，往往会促进后者相关领域研究的拓展，同时深化人们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并在某种程度上，矫正人们在思想方法上的一些偏差。而传世文献经过长期的自然选择，得以流传，往往是经过整理和选择的，必有其长处。然而，文献流传，历时愈久愈易失其真。以今日之所见古代文献而言，字词讹误，文句颠倒，段落、篇章脱漏增益，记事殊异，乃至于随意增窜改作，已逐渐失去了它的初始价值。而出土文献因长期埋藏，故得以保持较为原始的面貌。它们的大量面世，激烈的冲击着传世文献。

不过，总起来讲，我们认为，以出土文献校勘、补正传世文献而非横加置疑甚或取代后者的相关记载，应受到当前学界的认可赞同和广泛使用。概括来说，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有三个方面的作用：校读传世文献之文本；补充传世文献之不足；印证、支撑传世文献或纠正传世文献之谬误 。 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的校对作用体现在哪里？

阎春新：传世文献在流传过程中，经过整理选择和辗转抄写，其中的字词、文句早已与原文献大相径庭，也出现不少的错误。出土文献与之相对照，可以用来校传世文献中的一些错误。

以马王堆《老子》（乙本）为例，其中的一些篇目，跟《管子》里的不少文句可以相互对照；上博简第四支简《景公疟》所载晏子之言，可以在《左传·昭公二十年》《晏子春秋·外篇》等传世古书中找到相对应的语句。

还可以用来阐明传世文献中某些词语的意义，或者纠正某些词语书写上的错误。如：《汉书》古本所收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云：“李陵既生降，隤其家声，而仆又茸以蚕室，重为天下观笑。 ”而《文选》卷四一《报任少卿书》“茸”字作“佴”。 可见，《汉书》古本作“佴”。 “佴”字和“耻”字都从“耳”声，马王堆帛书和银雀山竹书都有以“佴”为“耻”的例子，由此我们可以推断，《报任安书》的“佴”字也应该读为“耻”，“茸以蚕室”就是“受宫刑之耻”。

1973年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和定县博物馆在河北定县40号汉墓发掘所得汉墓竹简《论语》，是目前发现最早的《论语》抄本。经整理，可知有《论语》简620枚，残简居多。通过比较，不仅简本各篇的分章与今本多有不同，而且在文字上同今本的差异也有七百多处，这就为今本《论语》的全部释文，提供了可注释和校勘的新证据。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成为研究《论语》的新材料，启发了新的研究方法，有助于我们厘清《论语》研究中诸多聚讼纷纭的问题。通过根据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中谬误的校勘，使文献的记载更加贴近历史事件，使历史面貌得以更好的恢复。通过研究这些恢复后的文献，可以极大地促进研究者的工作，使研究工作取得突破性的成果。

出土文献对推动传世文献的字形、字义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传世文献在传抄、印刷中流传，已逐渐失去了字形构造上的初始价值，这在与出土文献的对读中能得到有益弥补，而且不时还能带来认识上的新收获。在传世文献中一些字、词的走样，会使关键性语句的意义产生变化，进而导致对一种思想的理解发生变化，更有甚者还会致使相关史实的重新考量。所以出土文献在字形、字义研究上能非常有力地推动传世文献的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的面世，自然对传世文献是一种补充，请您谈谈这个问题。

阎春新：虽然传世文献浩如烟海，但仍有许多出土文献是传世文献中原本没有的，又或者一些文献的书名在传世文献中有所记载，但文献的内容却没有流传下来，使得传世文献的记载不可能是历史的全部，它对历史事件或对历史时期的记载是有所遗漏和缺略的。随着出土文献的出土，这类文献才第一次展示在读者面前，使许多佚失多年的文献得以重新问世。将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相对照，可以补足这些遗漏和缺略，有利于研究者贴近历史真相，更有利于后人真实地了解历史。

1899年以来出土的甲骨文，属于商代中晚期文字，是当时史官保留的重要文献。虽然每片甲骨文比较简单，但涉及的范围却相当广泛，包括国家争战、狩猎、畜牧、农业生产、祭祀等等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丰富的甲骨文的出土，使我们当代的研究者见到了孔子、司马迁等古代史学家所没有见到过的可靠材料，扩大了史料范围，为研究者提供了研究商代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结构、内外战争、帝王世系以及风土民俗等等历史的大量的珍贵资料，使我们对商代以及上古时代的历史研究取得了众多突破性的进展，这是单纯依靠传世文献所无法取得的。

1972年4月银雀山汉墓简出土，其中有《孙子》、《六韬》、《尉缭子》、《墨子》等传世文献，同时还有《孙膑兵法》一书。孙子》和《孙膑兵法》的同时出土就证明了孙武和孙膑确为二人，《史记》的记载是正确的；《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的确也是并存的两本书。《孙膑兵法》的重新面世，结束了学术界的长期争论，而且还为研究先秦思想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出土文献为我们提供了以往时代没有的、全新的研究对象，扩大了史料的范围，弥补传世文献史料之不足，使研究者可以更准确地把握历史事件、历史思想的发展脉络 。 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的印证和纠正功能，体现在哪些方面 ？

阎春新：从整体考察，不言而喻，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有着双重的印证与纠谬功能。就前者而言，出土文献印证甚或支撑着某些传世文献的真实性，至少部分史料的可行性。一方面，某些早期简、帛书籍的样子，传世文献有简略的记载，而出土文献则使今人看到了简、帛书籍的实物，印证了其相关的说法。又如，最近清华简的部分材料，印证了儒家文献如《尚书》的记载；另一方面，新出土的文献，又为一些被辨伪学派打入学术冷宫的所谓“伪书”，平反、正位。疑古学风在宋代兴起后，不少传世的先秦子书被怀疑为后人的伪书，如今本《晏子春秋》、《六韬》、《尉缭子》都有人怀疑不是先秦之书，而是汉以后的伪作。七十年代汉墓出土的古书抄本，更为好几种这样的传世文献恢复了名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出土文献可以为一些因刻意辨伪而生造的“伪书”正名，这对于理解古籍的真伪有很大的帮助 。

就后者而言，传世文献大多是经过长期辗转抄写与时代流变而累成或增削加工的。抄写本身就容易造成众多的讹误，文句颠倒，篇章脱漏，而且抄写者往往会加入一些自己的观点，有时也会根据它所处时代的价值标准来对传世文献进行增窜改作，这样就改变了文献本来的面貌；而出土文献则更接近于真实的历史，它所依据的材料往往会更加充分、更加可靠。最为关键的就在于，出土文献在埋入地下以后，基本再也没有被人改动过，保持着文献书写时较为原始的状态，可以说是同种文献中较原始的版本，这显然能纠正传世文献因主客观原因所造成的记载的部分失实与讹误，文献的本来面貌也就可以尽可能多地得以恢复 。

因此，出土文献对于传世文献有着极为重要的补充、辅助作用。通过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相互关照，综合运用古文字学、社会学与哲学等跨学科的多维度研究视角与方法，以文献学与史料为依据的历史学，必然会取得突破性的成果 。

何谓古籍善本？清朝版本目录学家张之洞的解释为：一是足本，没有删节和缺卷；二是精本，精校精注，错误极少；三是旧本，即传世很久的木刻本、传抄本和线装书。当代学者对古籍善本的解释为：一是年代久远而且有文物性；二是印刷插图精美而具有艺术性；三是书籍内容精辟具有学术资料性。国家文物法对古籍善本曾明文规定，凡是乾隆六十年（1795年）以前出品的文物和图书，均受国家法律保护，不得私自出口。于是收藏家们往往将这一时限之前的清代初期或更早期的精刻本和精抄本视为珍宝，因为最起码它的历史文物价值和学术资料价值是显而易见的，从而决定了其收藏和投资价值也是相当高的。古籍善本由于是纸质品，很容易受到损毁，如水灾、火灾、虫蛀等自然及人为因素的影响，保存几百年甚至更长时间实属不易，这就导致了流传下来的古籍善本十分稀少，许多古书现已绝迹，留存下来的古籍善本中不乏孤品、珍品，有的存世量也不过是寥寥几部，因此，古籍善本的价值珍贵也就不难理解了。　

一、评判古籍善本价值的标准

1、文献价值　古书籍所描述记载的史料非常丰富，是研究古代社会不可缺少的第一手材料，因此古籍的价值首先体现于它的文献价值。　

2、版本价值　　古籍的版本种类很多，一般来说，稿本（作者的原稿）、旧抄本、原刻本、精刻本、初印本以及各类活字印刷本等版本的价值更高。　

3、艺术价值　有些古籍字体雕刻精美，印刷水平较高，如精写本、精刻本、各种套印本、红印本、拱花等。　

4、学术价值　如名家稿本、精校本以及在某一学术领域有独到见解或较为少见的稿本、写本、批校本、过录本等，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5、文物价值　有些古书，抄写或刻印本年代久远，流传又稀少，如宋版书存世不多，无论从纸质、墨迹、印刷技能、装帧水平等方面都具有很高的文物考古价值。

二、各种古籍善本的市场价格　　　　

近年来，我国古籍善本在拍卖市场上行情十分走俏，价格不断向上攀升。如一册《唐人写经遗墨》以88万元成交，《续华严经疏》以40万元成交，《四库全书珍本》以29万元成交，明代版《陀罗尼经》成交价9万元，清乾隆年间《汪由敦诗翰》成交价165万元，民国版《朱拓千叶莲花造像》成交价055万元等等，可见古籍善本近年来已成为拍卖会的重头戏，购买者十分踊跃。古籍善本现已成为收藏家们苦苦追求的收藏精品。　

目前，市场上的古籍善本价格还在不断攀升，特别是宋版书或更早的古籍涨幅更是惊人，眼下一般宋版书都是按页论价，而不是以本论价。一页品相上好的宋版书市场价大致在1 万元左右，换句话说，一册100页左右的宋版书价值可达到100万元左右。由于宋版书十分珍稀，其市场价格有可能还会进一步上升。元版书市场价与宋版书相差不是很大，市场价也随着宋版书的上扬而升值。明版书市场价要比宋版书低不少，其价格目前还比较平稳，但明版书要比以后的清版书的价格昂贵。明代初期的版本因流传下来的比较少，所以明初版本的升值潜力千万不可小视。明代中叶及明未的各种版本由于尚有一定的存世量，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其市场价格仍将平稳地维持着原状。清版书由于存世量较大，清中叶及晚清的版本，市场价还不是很高。但清初康熙、乾隆年间的版本仍具有很高的收藏和投资价值。清代图书以木刻为主，晚清时有一部分石印版出现。清代版本尽管目前价格不是很高，但在这部分存世量较大的图书中仍不乏精品善本，这就要看收藏者的识别能力了。此外，民国初期的石印版和二十世纪30年代的一部分铅印版、影印版虽然不属于很珍贵的古籍善本，但也值得投资者收藏。古籍善本由于近年来在收藏品市场上十分受宠，因而各种伪造的古籍善本也应运而生。

三、古籍善本的几种作伪手法。

1、纸张做旧：纸张是文字的载体，没有纸张就没有书籍，因此判断古籍的真伪，首先要看纸张是否古旧。所以制作古籍伪本必须将纸做旧。将纸做旧有两类：一类是“染纸”，包括用糖水，或用栗子壳熬水，或用茶水，或用其它方法等将纸染成黄褐色，也有用烟将水熏黄的，以求使纸显旧色；二类是用“旧纸新印”，如果作伪者存有古纸，就可在纸上面新印古书内容，然后订成“古籍”，这种作伪方法尽管较少，但却使人很难从纸张上辨别其为赝本。　

2、伪造序跋：一些重复刻印本上，除保留有原书的序跋外，又增刻新有序跋，叙述重印的原因，序跋后还著有姓名、年月等。这些都表明了书籍的真实年代。作伪者往往裁掉对其作伪不利的序跋，或涂改其中的年代，也有重新伪造对其作伪有利的序跋。　

3、伪造名人题跋，藏章印记。　

4、伪造牌记：保留旧牌记，挖掉复刻牌记，或挖补，涂改复刻牌记的年代。　

5、裁截目录：将原目录裁去部分或全部，使人不知收全该书究竟有多少卷，以便用残本充当全本。

6、利用著录书：有些著录书的记载是错误的，作伪者便故意以此为据来兜售自己制作的伪本。　

总之，古籍善本作伪的手法有多种多样，有时只采用一、两种，有时则可能是各种手法混合应用。收藏者在实际辨别时，应该运用自己掌握的学识和有关资料进行全面考察被鉴定的古籍，并可请专家一起鉴定，应注意去伪取真，才能真正做到所购古籍物有所值。

标 题: 《兰亭序》的真伪驳议（高二适）

顷见光明日报连载郭沫若先生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

文章的内容，划为七大段，洋洋洒洒，都两万余言。关于兰亭部分，郭先生

的立论要旨：在其文(三)‘由墓志说到书法’。大抵概括于南京附近出土的东晋墓石

(原作墓志，本人改称。)拓片，与王羲之所写《兰亭序》年代是相与上下的。由于墓

石上的书体，与《兰亭序》笔迹迥殊，于是《兰亭序》的可靠性的问题，便不能不重

新提出了。原文尤其是席清季顺德李文田题满人端方收得吾乡汪容甫先生旧藏《定武

禊帖不损本》的跋语之势。他论定了‘《兰亭序》不仅从书法上来讲有问题。就是从

文章上来讲也有问题。’又其文由(五)到(六)揭题以《兰亭序》为依托，郭先生更斩

钉截铁的批判了这篇文章，‘根本就是伪托的，墨迹就不用说也是假的了。’郭的决

定性的论断如此。又其文(七)‘王羲之的笔迹，应当是怎样。’这一段作者

更认定‘现存王羲之的草书，是否都是王羲之的真迹，还值得作进一步的研究。’这

些又都是郭先生根本在怀疑凡属祖刻‘澄清堂’及其次‘淳化阁’等丛帖上刻的右军

书迹，此乃不啻在帖学上作了一个大翻身。惟兹事体大；而问题又相当的繁复。今日

而有人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倒真是使人们能够‘惊心动魄’的。二适无似。谨以浅陋

之质；怀战之思。俾掇芜言，创为驳议如左：

首先郭先生之为此文。愚以为是系于包世臣在其《艺舟双楫》论书十二绝句内。

咏‘龙藏寺’诗。诗云：‘中正冲和龙藏碑，坛场或出永禅师，山阴面目迷梨枣，谁

见匡庐雾霁时。’世臣设想‘龙藏寺’为陈智永僧所书。又其自注‘称“龙藏寺”出

魏“李仲璇”“敬显隽”碑。……左规右矩近《千文》。《书平》谓右军笔势“雄强”，

此其庶几。若如“阁帖”所刻，绝不见“雄强”之妙，即《定武兰亭》亦未称也”等

语。世臣本以北碑起家，其不信‘禊帖’及大王书，此影响尚属微薄。(余疑包未见

帖本佳刻，其于华亭摸‘澄清堂’又顷水雨十一字，未为能手。而世臣极称之。至

“龙藏寺”为北齐张公礼之书，宋拓本字迹尚存，何可张冠李戴。)至李文田题端方

《定武兰亭》，疑问丛生。其断语称“文尚难信：何有于字。”这问题就显得重大了。

何况郭先生对‘右军传世诸帖，尚欲作进一步的研究’主张来。

今吾为驳议行文计。请先把清光绪十五年顺德人李文田跋端方的帖语所存在的诸

疑义，概括起来，分为两点。盖缘郭文李跋，前后都有错杂突出的意义。窃

恐理之难清；词安可喜。

(一)李云：‘定武石刻，未必晋人之书。以今所见晋碑，皆未能有此一种笔意，

此南朝梁陈以后之迹也。可疑一也。’按李称晋碑，系指《爨龙颜》《爨宝子》的笔

意不与《兰亭》帖合。郭文则指南京镇江先后出土之东晋墓石拓片上之隶书也。墓石

文差不多均与《兰亭序》在同一个时期，而墓石与《兰亭》笔迹，又是悬殊。

(二)李跋引用《世说新语·企羡篇》：王右军得人以《兰亭集》序方《金谷诗》

序。又以己敌石崇，甚有喜色条。李云：‘刘孝标注引王右军此文，称曰“临河序”，

今无其题目，则唐以后所见之兰亭，非梁以前之兰亭也。《世说》云：人以右军《兰

亭》拟(按此当作方。拟、方两字，意小有别。)石季伦《金谷》，右军甚有喜色。是

序文本拟(此处即见方、拟字用法。)《金谷序》也。今考《金谷序》文甚短，与《世

说注》所引《临河序》篇幅相应。(此处李以用字异于世说，本文已自入误矣。)而

《定武本》(应作兰亭。定武与兰亭用法自有别，此李又一误。)自夫人之相与下多无

数字。此必隋唐闲人知晋人喜述老庄而妄增之。不知其与《金谷序》文不相合也。可

疑二也。即谓《世说注》所引，或经删节。……然录其所述之下，《世说注》多四十

余字。注家有删节右军文集之理；无增添右军文集之理。此又其与右军本集不相应之

一确证也。可疑三也。有此三疑，则梁以前之兰亭，与唐以后之兰亭，文尚难信，何

有于字。且古称右军善书：曰“龙跳天门，虎卧凤阁。”……故世无右军书则已。苟

或有之，必其与《爨宝子》《爨龙颜》相近而后可。以东晋前书，与汉魏隶书相似。

时代为之，不得作梁陈以后体也，然则定武虽佳，盖足以与昭陵诸碑相伯仲而已。隋

唐间之佳书，不必右军笔也。往读汪容甫先生《述学》有此跋，今始见此帖。亦足以

惊心动魄。然余跋足以助赵文学之论，……’等语。今按李文田此一跋文，措词尖巧，

一般以为最可倾倒一世人。其跋似又囿于北碑名家包世臣之诗义。以吾观之，包李之

论据虽工，而其言之不中，亦且无能为讳矣。

此处提示包李评述《兰亭》的识见。而今代郭先生著为论辨，又是采撷前二家先

入之见，而更加以序文‘癸丑’二字作为留白补填之题材。及“兰亭出于依托，借词

以取证依托者(智永)所露出来的马脚”云云。郭文又说：‘现存神龙本的墨迹，就是

兰亭序的真本。就应该是智永所写的稿本。’

以上为撮合郭先生的论列《兰亭序的真伪》的一文。大似拟议个人要为交割清晰。

则知余所持之驳难、会其有在，庶无间我乎以下则节节驳难李文田诸可疑之点。

寻当日右军修其禊事，兴集为文。其手笔藁草，本可无须命题。如羲之之于集序，

亦并未著己名也。羲之虽未命题著名，而《世说》本文，固已标举王右军《兰亭集序》

字面。至方之《金谷诗序》，岂必在文章短长之数及梁刘孝标加注，又换新题为

《临河序》。是故李跋即不得云：‘今无其题目’。况又称‘唐以后之《兰亭》，非

梁以前之《兰亭》哉’余意自唐太宗收得《兰亭》，即命供奉拓书人，赵模、韩道

政、冯承素、诸葛贞等四人，各拓数本。一时欧、虞、褚诸公，皆摸拓相尚。故唐摸

《兰亭》，确甚繁夥。然所谓‘梁以前出世之兰亭。’文田究从何得(余

此信姜夔说。)遣词缭绕，不澈不明。此李文田之误一也。然吾窃诧异《世说》载

‘王右军得人以兰亭方金谷诗序。甚有喜色。’夫以誓墓辞荣之身；忽侪望尘下拜之

辈。右军宜无可喜。然《世说》竟称其事。吾于此亦欲有如郭先生论文所云：‘尽信

书则不如无’之感。凡此固《兰亭文》(东坡用此称。)真假的支节问题，原非最要。

最要为何吾请仍以《世说注》为证。吾则重袭郭的原文，抄出《临河》《兰亭》两

序为对比的前例。我今也钞《世说注》‘陆机荐戴渊于赵王伦；及《陆机本集》全文，

为率先解剖李跋中可疑的一件事。即我前文以为文田最能倾倒一世人的一件事。

《世说新语·自新》。戴渊少时游侠条。(文长不录。)刘注如下。陆机荐渊于赵

王伦曰：

盖闻繁弱登御，然后高墉之功显。孤竹

在肆，然后降神之曲成。伏见处士戴渊。

砥节立行，有井渫之洁。安穷乐志，无

风尘之慕。诚东南之遗宝，朝廷之贵璞

也。若得寄迹康衢，必能结轨？骥。耀

质廊庙，必能垂光瑜�。夫枯岸之民，

果于输珠。润山之客，烈于贡玉，盖明

暗呈形，则庸识所甄也。

与赵王伦荐戴渊笺(陆机本集全文)

盖闻繁弱登御，后然高墉之功显。孤竹

在肆，然后降神之曲成。是以高世之（此下《世说注》有删节。）

主，必假远迩之器。蕴匮之才，思托太

音之和，伏见处士广陵戴若思，年三（此下《世说注》文字，有移动及增减处。）

十。清冲履道，德量允塞。思理足以研

幽，才鉴足以辨物。安穷乐志，无风尘

之慕。砥节立行，有井堞之洁。诚东南

之遗宝，宰朝之奇璞也。若得托迹康

衢，则能结轨骥�NFDE3�。曜质廊庙，必能垂

光�矣。惟明公垂神采察，不使忠允（此下“世说注”有增添文。）

之言，以人而废。

以上《世说新语》的注，与《陆平原(机)集》对看。较易了然‘注家有增减前人

文集之事。’而李文田跋语却说‘注家有删节右军文集之理；无增添右军文集之理。’

这是站不住脚的。而李又曾昌言《世说注》《临河序》的文字。与《右军本集》有不

相应之确证。李若同时见此二文，倘否可云《陆机文集》，荐戴渊与赵王伦笺，又与

《世说注》陆机荐戴渊与赵王伦文，有不相应之确证耶《世说注》《临河序》(‘临

河’二字，吾意系刘孝标的文人好为立异改上的。至于末尾上的右将军司马孙承公等

二十六人，迄罚酒各三斗诸文。则是记述禊集诗事。此或系禊饮中人写的。刘既删节

右军文，遂不妨给他添上，这也是注家的能事。但此别无证据，惟照《晋书羲之本传》

称‘作序以申其志。’则夫人之相与一大段，确可说是右军的本文。特假此

附记。)与《右军本集》序文，同被刘孝标删添而异其词，已无疑矣。本是一个《兰

亭》，而李跋乃判为‘梁以前唐以后两个《兰亭》，’此李文田之误二也。至于李又

尝称：‘故世无右军书则已，苟或有之，必其与《爨宝子》《爨龙颜》相近而后可。’

吾熟知右军书博精群法，不名一体。今李文田欲强右军之写兰亭，必如铭石之书而后

可。斯乃胶柱鼓瑟，亦其无博识常理者。此李文田之误三也。吾行文至此，不禁心情

鼓荡。猛忆郭先生原文(七)‘王羲之笔迹，应当是怎样’的小标题下。有云：‘关于

这个问题，康生同志，就文献中作了仔细探索。’以及康生先生列举了五个例证。结

语‘是王羲之的字迹，具体的说来，应当是没有脱离隶书的笔意。’等语。旨哉言乎!

王右军《定武兰亭》佳本，即是没有脱离过隶书笔意的。但除《定刻五字未损本》，

则为最不易识。而非可取证求索于通称褚摸之《神龙本》，亦不可以以羲之已变隶入

正行，而要其重新字字作隶法。昔黄山谷谓‘楷法生于兰亭。’即指《定武本》言。

而草生于隶，(草、为章草。)正生于草，亦生于隶。此为书法上相传授之一准则，世

人往往未尽能识之。今《定武兰亭》，确示吾人以自隶草变而为楷，(此意未经人道

过，为吾苦思而得之。)故帖字多带隶法也。昭陵茧纸，如在人间，当亦不外乎此。

今欲证吾言，明帖意，特摸出如干字如次：《兰亭序》首行(指定武佳本言)癸丑之丑，

即系�NFDE6�扁隶法。曲水之水，如魏《张黑女志》。宇宙之宇，似汉《西狭颂》

中字。而王十朋《玉石版本》尤神妙。形骸之外，外字右卜，由急就章卜字来。亦与

《瘗鹤铭》外字同法。欣字欠右一笔作章草发笔状，不是？。老之将至，老

字与皇象章草同科。死生亦大矣死字。隶体。临文之文，亦同于急就章，及钟宣示表。

(钟帖今本系王临)。此右军变草未离钟皇处。至其序中的改字笔迹。如‘？’

‘向之’‘夫’‘文’等。凡欧摸宋拓佳本，皆未脱离此种隶式。《定武兰亭》，余

所见以‘元人吴柄藏本’，最为不失笔意。

又余今为此驳议，在他一方面言之。亦殊想拍合郭先生继康生先生后，‘找到了

的一些补充证据。’以为他日得有反覆讨论到王右军的字迹真假之所同异。今特根据

汪容甫自跋其‘修禊序’语甄录少许。容甫的考订鉴赏，其精诣处远在同时的翁覃溪

上。观其第一跋曰：‘今体隶书，以右军为第一，右军书，以修禊序为第一。修禊序，

以定武本为第一。……’？字着得最有眼光。又曰：‘定武乃率更响拓，而

非其手书。唐书文苑传，称率更本学王羲之书，可谓高识。此必柳芳、吴兢之旧文。

宋子京采用之尔。’称定武为欧阳询响拓，容甫是有一定的看法的。在本题李跋端方

的帖尾文，亦尝引用容甫之友人赵文学魏之论断，顾李文田未能领会赵氏之本意，遂

至放言一发而难准。赵云：‘南北朝至初唐碑刻之存于世者，往往有隶书遗

意，至开元以后，始纯乎今体，右军虽变隶书，不应古法尽亡。今行世诸刻，

若非唐人临本，则传摸失真也。’汪容甫题跋到此，吾意必为郭康两先生所叹服。再

吾忆往年在沪，于闽诗人李拔可墨巢斋中，偶林子有谈隶变及章今草法之递

嬗，墨巢翁是之，别后之翌日，墨巢忽举其所藏王右军书影本见遗。附有残帖拓片，

极可贵。此盖吴门缪氏所收淳化初刻也。其书点画波磔，皆带隶法。尝为容甫所推许，

今亦见汪氏重摸之禊序跋尾中。故容甫曾寄慨词：谓‘前贤遗翰，多为俗刻所汨没。

而不见定武真本，终不可与论右军之书也。’以上各则，似稍涉琐尾。然为考求《兰

亭》之真伪，不知能值得郭康二先生一顾否然余独不解郭先生论《兰亭》真伪的大

文，何以一定要牵联到南京近境出土之晋石。引攻错北碑者为已张目。今审包世臣所

咏‘龙藏’句意，乃适为浅陋已。(见上下文。)而李文田则昌言‘使右军而有书，必

其与‘爨龙颜’‘爨宝子’相近而后可。’吾今试问之，假如王右军当日写兰亭序，

竟作‘二爨’碑字体，即得符于梁武‘龙跳虎卧’之势耶吾恐其又不必然矣。

然则此一疑问，将从何而得解，吾于此仍当继吾言也。

尝读张怀《书断》‘行书，王云：晋世以来，工书者多以行书著名。昔钟元

常善行押(字亦作狎，)书是也。尔后王羲之，献之，并造其极焉。’今李文田斤斤焉

欲王右军兰亭序之书，与大小爨相近。郭先生以获见王谢墓石，又著论从而广之。且

词益加激厉；理益加横肆。吁!是皆不识羲之得名之所自而然。又怀别有《书论》

云：‘其真书，逸少第一：元常第二。其行书，逸少第一：子敬第二。又右军得重名

者，以真行故也。’窃意南京他日倘有可能得再发现东晋碑碣，其碑字亦必与王兴之

夫妇，谢鲲等墓石书体不相远。盖南朝本禁立碑。其碑是否出于当时名能书者之手。

今则举不可知!观王右军字迹，从未有见之墓石者，其故端有可思。是故郭先生以为

江南所掘石刻，‘使李文田预言可以说已经实现了一半。’及‘将来在南京近境的地

下，很有可能有羲之真迹的出土。使李的预言，能得到全面的实现。’等语。鄙意郭

先生有此雅怀，则殊难必其料量到此。何也，以碑刻字体例，固与兰亭字迹无可通耳。

又查宋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颍川钟繇条：……‘钟书有三体。一曰铭石之

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曰行押书，相闻者也。三法皆世

人所善’云。按此即所谓太傅之三色书者，其用法自各有别。吾偶得元人著《衍极》

一书。其中有言：‘初行草之书，魏晋以来，惟用简札。至铭刻必正书之。故钟繇正

书，谓之铭石。’此语明显，堪作前文注脚。缘此之故，使右军写碑石，绝不可作行

草。而今右军书兰亭，岂能斥之以魏晋间铭石之？正乎是李跋前后所言，均

属无所依据，是可不攻而自破矣。考羲之本属各体皆工，允为当时及后世人所临习。

今梁陈闲书，总不离羲、献父子。而反谓羲之为梁陈以后体耶此文田之误四矣。吾

素不乐随人俯仰作计，如云：“右军书兰亭序，在书法上不妨发挥他的独特性。又

‘王羲之所写的行书和真书。是当时的新体字，还不登大雅之堂’等说法。这是哗众

取宠，羌无故实。惟草生于汉，汉碑无虑数什佰种，而竟未见有作草者。北朝魏齐，

南朝东晋梁陈，书风虽不尽同。而地上所表立，地下所发掘者。累世迄均无一魏晋人

行押书，此亦可思矣。溯自唐太宗令弘福寺僧怀仁集王右军真行书，为‘圣教序’文

刻石。及太宗御书之‘晋祠铭’，以至后来煌发现之‘温泉碑。’(宝刻类篇、著

录此名。)始次第开行草立石之渐。厥后高宗御书之‘万年宫’，‘李贞武’及‘大

唐功德颂’皆真行之闲也。而文皇父子，亦均得法于右军之《兰亭》。贞观诸臣工，

又均竟相摸拓羲之《兰亭》书迹。观魏徵对太宗言：‘褚遂良下笔遒劲，得王逸少法。

’又高宗龙朔间，许圉师称‘魏晋以后，惟称二王，’斯乃可见一班。惟摸勒《兰亭》，

而能夺真，当时得欧阳询‘定武’一刻耳。夫太宗之收《兰亭》也，于羲之传亲为

制赞。又誉右军作《兰亭序》，以申其志。文皇‘笔意’，更载‘学书先须知王右军

绝妙得意处，真书《乐毅》，行书《兰亭》草书《十七帖》’云云。窃以太宗之玄鉴，

欧阳信本之精摸。当时尚复有何《兰亭》真伪之可言。又观右军年五十三，或恐风烛

奄及。遂作‘笔阵图’以遗子孙云：‘夫书，先须引八分章草入隶字中，发

人意气。’此倘即为《兰亭》法以立家训否总之《兰亭》而有真赝，绝不能逃唐文

皇之睿赏矣。何谓‘有梁以前唐以后兰亭之说耶!’此李文田之误五矣。

前义既粗陈。吾乃说向褚摸‘神龙本’之考究。据郭称：‘神龙墨迹本，应该就

是智永所写的稿本。也就是《兰亭》序的真本。’此浮誉难实，永禅师无可当。鄙意

郭先生既找到了《兰亭》出于依托，此或不得不归之智永。抑或归之智永，始可弥缝

其己之依托之说。‘墨池堂’所刻，吾不能举。惟知其中亦收有‘神龙兰亭’，摸手

失笔极多。吾不久前在大公报‘艺林’，见有署名启功者，谈《神龙本》兰亭一文。

及附印有《神龙》全本。予以廓大镜照之，审京‘故宫博物院’藏本，与通行石本初

无二致。不知此是否为宋人苏耆家《兰亭》三本之一，为耆子、才翁东斋所遗之物，

题为褚遂良摸者。如其是也。米南宫当日曾谓：‘其改字多率笔为之，有褚体，余皆

尽妙，此书下真迹一等。’云云。予今据“艺林’启功先生所谈帖中一字。(每)与郭

先生文中所考定为比。启功云：‘这里每字的一大横，与上下文各字一律是重墨。而

每字的部分，则全是淡笔。表现了改写的程度’。郭云：‘这里的“每”字，最值得

注意。他是先用浓墨笔写成一字，然后用淡墨笔添写为“每”字。故一字中有浓有淡。’

我从这一点看来，便知道两位笔下的《神龙兰亭》，原是一个东西。郭先生拟《神龙》

于智永，不识别有何种秘义寻《神龙本》亦只逊于《定武》一筹。故米评又有：

‘勾填之肖，自运之合’语。已示微意!吾见《神龙》除改字(改笔的率)外，即无一

隶笔可寻。意者青琐瑶台，其不逮《定武》乃在自运之合耶而智永‘千文’

真迹，(阁帖承足下还来帖，有人认系释智果书。其末两字，为押字也。)长安有刻石，

书坊有宋拓影本流传。其真书近虞永兴，(世南本从智永为师)草则多有章书笔致，在

铁门限固应有临习兰亭遗迹，但何可以褚摸之本归之。至郭称：‘帖中，“癸丑”二

字，是留下空白补填上的’，以此折服其友人。审文中转折，岂无‘口是而心非’。

吾意兰亭中的‘癸丑’二字，自有此帖，即今化身千亿，自始即已如此作。从来摸帖，

贵在毫�备尽，与真无差，此属是已。窃意‘癸丑’二字，如郭的文章所称说‘属文

者记不起当年的干支，留下空白待填’，然而干支配合，缀成岁纪。此人连著留下两

个字的空白，都忘却了。还谈得上什么兴集为文。此等处原不是兰亭序的真伪的核心

问题，然若稍稍领会右军的‘用笔阵图法’(见后文引)书道固在玄妙之间耳。郭先生

于《神龙本》考证精详，此是也。而视为智永之真迹，掠取其七代祖先而代之。鄙意

郭先生的友人，震慑于‘补填’二字之说。接着便认‘兰亭是由于依托’。此其文过

饰非，不肯明辨是非。此在今日对人对事，均非所宜出矣。

此处余得钞来唐人李嗣真的《书后品》踵庾肩吾‘推能相越，小例而九。引类相

附，大等而三。’之意。其书列王羲之为‘逸品，’褚遂良得‘上下品，’释智永得

‘中中品’。嗣真兼称：‘智永精绝，惜无奇态。’此三人《书品》相越如上。倘

《神龙》属之智永，取‘智’而抑‘褚’，无论书迹之相悬殊，其‘品’亦极难称。

是故郭文书后一段，其自发语：‘这个墨迹，很可能就是真迹。’又‘今存神龙本，

墨迹就是兰亭序的真本了。’若视同定案，亦颇可有待商之处在。

或有问余曰：兰亭‘癸丑’二字，不作填补说，应作何解余曰：此王羲之所留

真迹也。以《定武》照之，皆然。以其他本照之，亦无不然。寻‘笔阵图’；有‘夫

欲书者，先乾砚墨，凝神静思。……若平直相似，状如算子。上下方整，前后齐平，

此不是字，但得其点画尔。’又‘用笔亦不得使齐平大小一等，’此右军屡言之，不

一见。观序文‘丑癸’一格作两字，如第十二行行首‘一世’二字，亦然。丑作隶扁，

世字隶草尤神妙。抑此等字法，张伯英亦时发之。顾其佳境，乃在‘引八分章草入隶

字中。’发人意气耳。何深疑焉!

愚不才中岁嗜书，坐卧王氏书帖。往于佳本《兰亭》，时有心神散朗，一似帖气

显露‘雄强’，使人凭生振发。故事：有赵文敏在元大德间，与同时鉴赏家霍清臣等

十三人，集鲜于伯几池上。座有郭右之者，出羲之思想帖真迹(刻淳熙续帖中)侑客。

观者无不咨嗟叹息，真见有‘龙跳虎卧’之势。吾意此并非难遇也。玩书字故应如相

马然，牝牡骊黄，妙尽神凝，却能涵茹性趣。又吾每一临习《吴炳不损本》，思与古

人‘神交’，解衣盘礴，辄成‘默契’。此吾之所得也。岂识包世臣能识华亭重开

‘澄清帖’残本，又顷‘水雨以复为灾彼何似’两行十一字，(据张溥百三名家集，

顷水作须求，澄清今传四卷、吾查未见此帖，而戏鸿本未可定为佳摸也。)叹其如

‘虫网珞壁，劲而复虚’而又作诗讥刺《定武兰亭》为未称梁武书平之势。文人见异

思迁，是非无准。岂不痛哉!包李一时均服膺北碑，或于帖学褊见，兼有所未窥。此

倘《世说》所称：‘轻在角？中为人作议论者。’

以上余于郭先生兰亭真伪的‘驳难’，其大处略尽于此。谨议。

(原载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三日《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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