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在传承中华文明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古籍是用来记录中华文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载体，也是从古至今流传下来的非常宝贵的文化遗产。古籍上面记载了很多古代的文学知识，对于弘扬我们的民族精神，增强我们国家的软实力发展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现在我们的国家也非常注重对古籍的保护以及传承和发展，也开始重视对古籍的修复。古籍虽然离我们现在的生活好像已经很久远了，但是古籍文化必须要传承下去，也一定要加强公众和古籍之间的关系。要想让古籍很好的传承下去，就一定要注重中小学的教育，虽然近几年国画书法等也相继的进入了中小学的课本课堂里，但是也一定要让古籍进入中小学的课堂里。一定要让下一代知道古籍是多么伟大的一个文化载体。

要知道古籍是一个非常能体现我们华夏文明的载体，一定要加强青少年的古籍基础教育，多培养青少年们对古籍的兴趣，最好是通过去学习等方法来让青少年了解古籍的历史以及发展。古籍中记载有很多知识，比如我们中国人对宇宙自然的一些看法，对世界的看法等等。如果想要真正的了解中国人，那么古籍就是非常好的渠道之一。不光是中国人，可以通过古籍了解中国，对于一些外国人来说也是了解中国的一个非常好的渠道。

古籍不能够仅仅只在学者之间了解起来，而是要让更多的老百姓认识到古籍的重要性。古籍从很多方面能够串起中华5千年的文明，这就是古籍本身的魅力，以及我们之所以坚持要传承古籍的原因。我们不光要保护古籍，而且一定要让古籍传承下去。

中国古代历史上的财政支出思想

　　　我国在夏、商、周奴隶制社会，就产生了财政支出思想。如西周时期，产生了“以九式均节财用”的支出思想，规定用九种用途来节制财政支出。九式主要是：邦中之赋，供宴请宾客之费；四郊之赋，供饲养牛马与家畜之费；邦甸之赋，供工需制作物品之费；家削之赋，供分赐诸侯百官的物品之费；邦县之赋，供赠劳宾客的礼物之费；关市之赋，供国王及家庭吃穿之费；山泽之赋，供丧礼与救荒之费；币余之赋，供国王需要的玩物珍品之费。目的是做到收支对口，专款专用，限制财政支出无限膨胀，避免王室过度浪费，保证收支平衡，财政有余。

　　春秋战国时期，主张节用成为主要的财政支出思想。孔子提出“节用以爱人”，后人司马迁解释孔子的“节用”为“政在节财”，即节省财政开支，减轻农民的赋税徭役。墨子在财政支出上主张“去其无用之费”，反对君主在衣、食、住、行方面的奢侈浪费。提出：“暴夺民衣食之财，以为宫室，台榭曲直之望，青黄刻镂之饰，……是以其财不足以待凶饥，振孤寡，故国贫而民难治。”由此总结出“节俭则昌，*佚则亡”的经验教训。墨子判断财政支出的合理与否，是以“利民”为标准的，对人们有利的“有用之费”主张一定要支出，不利的“无用之费”坚决去掉。战国时期的荀子进一步发展了春秋时期“节用”的思想，提出了“强本节用”的财政支出理论，这与孟子清心寡欲的节用观相比更具有积极的意义。他认为“强本而节用，则天下不能贫……本荒而用奢，则天不能使之富”。由于旬子的“节流”思想是建立在“强本”基础之上的，所以他强调节流不应该减少农业开支，而在于精兵简政，裁减冗官冗员。他说：“士大夫众而国贫，工商众则国贫，无制数度量而国贫，下贫而上贫，下富则上富。”在财政支出上，荀子十分强调收入平衡，国有余藏的原则。战国晚期的管仲对以前的财政支出思想加以总结和发展，提出了“用之有止”的支出理论。即：“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大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所谓“用之有止”，就是用财有度，财政支用要有一定的限额。管仲认为“度”是财政支出的关键所在：“审度量，节衣食，俭财用，禁侈泰，为国之急。”由此出发，管仲反对奢侈浪费，主张节用应该从宫庭开支入手。他指出统治阶级营造宫殿要有“度”，制轩冕以分贵贱不求其美，设爵禄以守其服不求其观，建宫殿以避寒暑不求其大。与此相反，对于有利于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必要开支，管子认为一定要满足，“用财不可以啬”。在这一类开支上“用财啬则费”，因为“用财啬则不当人心，不当人心则怨起，用财而生怨，故曰费。”

　　进入封建社会以后，财政支出思想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两汉时期，财政支出思想主要表现在压低财政支出方面。如西汉的贡禹指出节约财政开支的重点在于减少宫廷消费，他说方今宫室已定，无可奈何也，但“其余尽可减损”，其中包括皇室的生活费用、人员数量、宫廷奴婢等等。东汉王充针对当时厚葬造成的财政浪费现象，提出了“薄葬节用”的观点，他说：“论死不悉，则奢礼不绝，不绝则丧物索用。用索物丧，民贫耗之至，危亡之道也。”荀悦不仅把奢侈看作财政支出问题，而且提高到了国家政治的高度来认识。他把奢侈视为危及政治的“四患”之一，“四患不除则政未用行矣”。西晋的傅玄提出节用反奢的思想，并把节制封建君主的欲望作为节省国家财政开支的最根本的途径。同时，还提出减汰冗官，使其改业入农，以减少国家的财政开支。唐代白居易特别主张节用，而且他的节用思想包括的范围很宽。其中主要是反对统治阶级的奢侈浪费，认为在宫室、车马、仆御、器服、饮食、宾婚、祠葬等方面都应该“节之以数，用之以伦”，否则必“伤财力”。而且“上行则下效”，使“天下贪冒之吏将肆心”，“聚敛之臣将置力”，“此又为害十倍于前也”。

从简帛起，文献就深受蠹虫之苦，到了纸张书籍出现后，问题更加严重。因此，古人在文献载体的制作过程中，除了要注意载体耐久性外，还采用多种方法来避免文献遭受蠹虫的侵害。

今天，我们先来了解中国一种最早出现的避蠹纸。

这是一种用黄檗汁加工的纸张，也叫“潢纸”。黄檗又名黄柏，主要产于四川，属芸香科落叶乔木，树皮中含小柏碱和少量生物碱及一些无氮素结晶物质，中药归入清热泻火类药物。在我国古代，黄檗汁既被广泛用作**系染料，还是很好的杀虫剂。

早在汉朝时，人们就知道用黄檗染纸。2世纪，刘熙在《释名》中释“潢”字，即为染纸之意。可见，在此之前人们就清楚用黄檗汁染纸。东汉炼丹术士魏伯阳在《周易参同契》中也载：“若染为黄兮，似蓝成绿。”东晋葛洪在《抱朴子》中也提及用黄檗汁染纸，还亲自成功实验这种汁浸染麻纸，很快被普及。西晋陆云的《陆士龙集》卷八《与兄平原书》载有陆云对其哥哥说：“前集兄文为十二卷，适讫十一当潢之。”大意就是写文章用纸要染潢，以防虫蛀。与陆氏同时代的荀勖在《上穆天子书序》中也说：“谨以二尺黄纸写上。”这里的“黄纸”也是指染潢的纸。据宋米芾《书史》载，王羲之、王献之书写所用的纸，也基本都是经过入潢的麻纸。

在魏晋南北朝时，宗教用纸量巨大，特别是抄写佛经、道经时常用黄纸。斯坦因在敦煌所得北魏延昌四年( 515 年) 写经《胜蔓经疏》就是用黄纸。实际上，在敦煌石窟中出土的佛经，大量是唐人写的，且完整无损，其中原因之一就多数是用黄纸书写。

当时人们对入潢染纸已炉火纯青了。那么，古人纸张染潢的做法到底是怎样的？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对此有十分科学的描述：“凡打纸欲生，生则坚厚，特宜入潢。凡潢纸灭白便是，不宜太深，深则年久色暗也。入浸檗熟，即弃滓，直用纯汁，费而无益。檗熟后漉滓捣而煮之，布囊压讫，复捣煮之。凡三捣三煮，添和纯汁者，其省四倍，又弥明净。写书，经夏然后入潢，缝不绽解。其新写者，须以熨斗缝缝熨而潢之，不尔，入则零落矣。”

隋唐时期，染黄技术应用更加广泛，更加成熟。《唐六典》载，太宗李世明于贞观十三年（649年）在弘文馆设“熟纸装潢匠九人”；秘书省定“熟纸匠、装潢匠各十人”。还规定一些官府文书、宗教经典都要用黄纸。《文房四谱》曰：“贞观中始用黄纸写敕制。高帝上元二年诏曰：‘诏敕施行，既为永式，此用白纸，多有虫蠹。宜令今后尚书省颁下诸州并宜用黄纸。’”可见，唐代染纸入潢早已遍及全国各个角落，政府还制定了相关制度。可见，当时无论是民间还是官府，都十分重视图书保护。

明代高濂《遵生八笺》中也描述了描述染潢的方法：“黄柏一斤捶碎，用水四斤浸一伏时，煎熬至二升止。听用橡斗子一升，如上法煎水。听用胭脂五钱，深者方妙，用汤四碗，浸榨出红。三味各成浓汁，用大盆盛汁。每用观音帘坚厚纸，先用黄柏汁拖过一次，后用橡斗汁拖一次，再以胭脂汁托一次。更看深浅加减，逐张晾干可用。”可见，明朝人既继承了染潢方法，又大胆创新，加进了橡子角水和胭脂水，使得使图书保护又迈进一大步。

1、整旧如旧，图书修复时,尽可能保持书籍部分原有特点,保持原貌,使图书的资料价值、文物价值不因修复而受损。

2、最小干预，比如,不该托裱的不要托。档案馆里,所有书籍无论有没有问题,下面都要托裱上一层,觉得这样就结实了。其实从修复的角度来看,这样做改变了纸的性状,是无谓的干预。并且,从保护的角度来看,托裱的硬了反而更容易坏。

3、材料和措施可逆，即在古籍修复工作中采取的任何一项措施都可以反复地重复使用,比如在书上补的纸是可以随时拿掉重新补过的。这点非常重要。

4、最大限度保存信息，有些人,传统的做法就是修复完后达到“乱真”的效果。但正确的做法应该是补完之后,应该让人看出来修补的痕迹。但这也要把握一个原则,比如黄纸的书我不能用白纸补,但是要比原件的稍微浅一点的**。站在两米的距离,看不出来,但再近一点能够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