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现代常见的食品包装材料，我们能够想到的实在是不多，无非是占绝大多数包装用材的塑料，还有一些玻璃、不锈钢罢了。其实我国古代有很多传统的包装材料，从远古时代就陪伴着我们的祖先和祖先们享用的传统美食一路走来。照现代技术的发展趋势，看样子有些人是下定决心要将这些传统遗忘。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传统包装因为取之自然，其美观、健康、环保优势的确是现代包装所无法比拟的，而其中的文化积淀也是我们所不应该抛弃的。

植物素材包装

编织工艺的起源很早，在半坡和庙第沟的陶器上都发现过印有编织的席纹。竹子在我国是最传统的制作生活用品的材料，用途非常广泛，在食品包装上，竹子也可以派上很大的用处。比如江苏有传统礼品油炸面筋，其包装用宽竹篾编成大网鱼形扁篓，网眼以下使面筋露出为宜，这样既透风又可以使礼品直接显露，篓内衬一大红方笺，装饰很是醒目。用竹筒来盛装五谷杂粮、茶叶等也是相当实用的，竹的香气也会和内容物的味道所融合，给食品添加别样的风味。植物包装的原材料可以说是多种多样的，柳枝、椰壳、芦苇叶、竹叶、葫芦、荷叶、秸秆、芭蕉叶等都可以作为包装用的材料。

陶瓷金属类包装

陶瓷和金属制品的包装属于硬质地的，它们的避光性能好，抗腐蚀、易封存，因此古人早就用它们作为商品的包装了。传统陶瓷制品主要用作食品饮料如油、酒、酱菜等的包装。比如，盛行于两宋的梅瓶就是一种古代著名的陶瓷包装。梅瓶小口、丰肩、器形优雅修长，多用来盛酒，是中国陶瓷史上最为优美的器形之一。它不仅造型优雅，设计也十分合理。梅瓶小口，且一般带盖便于密封，丰肩和修长的瓶体使容器有足够的容积。作为包装，它性能优良、价格低廉，且消费完瓶中的酒之后，瓶子本身在日常生活中仍具有长久的重复使用价值。

其实，在中国还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食品罐头”——湖北包头出土的公元前316年的12个密封食物陶罐。在包装工艺上，陶罐采用了纱布、草饼、竹叶、稀泥等多层密封包装技术，个别陶罐还加套一个带提手的编花竹篓，以便携带和运输。这种陶罐可以保证食品长期不变质。

纸类包装

这些就是软质包装材料了，材料轻便，容易装饰，且与陶瓷金属更易形成各种包装形体。在东汉蔡伦改进造纸之前，秦汉时期已有绘有地图的古纸，西汉时期已使用粗质竹麻纸来包装青铜镜了。改进后的纸很快被应用于包装上，用以包裹各种日用物品、食品、医药等等。此后历代，纸成为最普遍和最重要的包装材料。1964年，新疆阿斯塔纳唐墓出土了用一小方白麻纸包裹的药丸，包装纸上还写有“每空腹服十五丸，食后眠”的字样。宋代印刷术发明后，包装印刷技术也随之得到开发应用，使传统包装在造型和装饰上呈现出浓郁的中国特色。

现在人们已经领悟到生态农产品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的好处，如果这些以古法生产的食品能够尽量用传统的材料包装，那一定会更吸引期待回归自然的消费者们。民间传统的包装凝聚着祖先们的聪明和智慧，被现代的各种塑料包装垃圾包围的我们，是不是可以从中得到一点启示呢？

参考下这篇文章吧，希望对你有用《浅谈中国传统色彩与现代包装设计的结合》

　　在物质文明发达的今天，人们已经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包装设计。它们遵循着设计色彩配色的规律、商业化的乏味和单调、国际化的统一设计风格，使人们内心反而怀念起本土文化。而反映文人雅致格调和民俗社会生活的中国传统色彩逐渐和现代包装设计相结合，呼唤着民族文化的精神回归。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墨色氤氲的水墨画色彩

　　中国文人一直以来推崇庄子的自然朴素之美，即“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由此产生了国画“墨色氤氲”的黑白色彩，此色调为“无彩”色调，黑色属于无法色，明度低、纯度大；而白色属于全色光，反光强。而且中国画有“墨分五色”，“不施淡青，光彩照人”之说，那是画家在用笔中所体现的枯，湿，浓，淡的变化而至，由于黑，白，灰加以淡彩的合理布局以及追求以墨造型，达到舍形而悦影，舍质而趋灵的艺术境界，以至于画面的色彩节奏显得非常之和谐，达到了素雅宁静的境界。

　　这种富有文化底蕴的色彩被大量运用在带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包装设计上，如：茶叶包装、茶饮料包装、酒类包装、纯天然化妆品包装、中药包装、古典书籍的外部装帧等。单色的应用使包装设计的整体简洁高雅、含蓄深邃，赋予商品怀旧的古朴风格，体现出沉淀了五千年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色。

　　二、装饰性强烈的民间色彩

　　有别于文人空灵气息的单色调，中国民间传统用色习惯与中国哲学中天人合一观点替代相关，即追求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古人从复杂的色彩中总结归纳出五色论，即青、赤、黄、黑、白为最纯的正色，其余皆为间色。五色可混合出不同色相、明度和纯度的所有色彩。中国民间色彩是在五色的基础上分化出来的。如：唐代的流行色是紫+黄，一个间色一个原色，紫色富贵而华美，**贵重而灿烂，紫+黄互为对比色更加显得富丽堂皇。有诗曰“黄花紫菊傍篱落”、“黄峰紫蝶两参差”。而红+绿这一组曾被先人后人斥为不雅气的民族传统色，是从宋代开始受到朝野的欢迎并在民间流传开的，宋词曰“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可见对比强烈、高纯度的色彩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历史民间阴阳调和的生生观。这种积极的人生色彩观体现在琐碎而亲切的生活用品包装设计上，如：礼品包装、婚庆糖果包装、月饼包装、特色土特产包装、纺织品包装等。色彩的色相对比形象地烘托出中国百姓热热闹闹的家居气息，寓意美好的生活期望和乐观的心境，有强烈的装饰效果。中国人特有的审美情趣使民间艺术的感染力得到充分的发挥。

　　三、富贵气息的金属色

　　中国人对金、银色的钟爱也体现在包装设计上，这些原来只用于皇家和宗教的金属色如今也走进了普通消费者。如：飞金、泥金、洒金———用金粉或金属粉制成的金色涂料，用来装饰笺纸或调和在油漆中涂饰器物。描金———为使器

　　物美观而在其上用金银

　　粉勾图、描绘作为装饰。

　　这些传统的装饰手法增

　　添了高级礼品包装的品

　　味和档次。

　　可见，中国传统色彩与现代包装设计的结合能表现出设计作品的主题，只有尊重传统，使包装设计色彩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气质和文化内涵，以及在了解现代人多元化的审美需求基础上，才能使产品的包装色彩既不失传统根基又富有强烈的时代精神，真正实现中国包装设计走向世界，因为“民族的即世界的”。

1、藏经纸：唐人写经所用的一种纸张，颜色黄褐，犹如茶色，略有棉性，质地厚硬，不透明。

2、毛边纸：色呈米黄，故亦称黄纸。正面光，背面稍涩，质地略脆，韧性稍差，牢固度次于太史连纸。《常昭合志稿》云：“隐湖毛氏所用纸，岁从江西特造之，厚者曰毛边，薄者曰毛太，至今犹存其名不绝。”然据《中国雕版源流考》称，明司礼监造纸名色中，既有“毛边”名称，则非始于明末以毛晋得名可知。清乾隆以后印书用纸，除太史连纸、棉纸外，有一大部分是用毛边纸印的。

3、毛太纸：与毛边纸颜色相似，质地略差，纸幅也较小，厚薄不等，有明显的直纹。清同治光绪间，用此纸印书较多。

4、棉连纸：实际是宣纸的一种。汪六吉制造的称六吉棉连，色白如玉，匀净细腻，绵软有韧性，摹拓碑帖彝器多用之。清末比较考究的印本，也多用棉连纸。

5、太史连：比开化纸色略黄，质地细腻匀净，绵软有韧性。清雍正年间用铜活字排印的殿版《古今图书集成》所采用的两种纸，一为开化纸，一即太史连纸。

6、官堆纸：色黄比毛边纸略厚，金陵书局印书多采用之。

7、白绵纸：白绵纸印本书籍是明刻本的一大特色，尤其在正德至万历年间大为使用。“明白绵纸本”近乎明版好书的代称，故藏家自当珍视之。历来认为白绵纸就是由绵茧所造的纸，但经过现代科学方法的检测，得知白绵纸实际是楮皮纸的一种。

8、开化纸：开化纸产生于明中晚期，到清三代大为盛行，殿版书几乎均用此纸来印刷，到嘉庆之后逐渐失传了。由于开化纸洁白细腻，薄而有韧性，再加上雕版精良，所以印出的书真正称得上纸白墨黑。到民国初年，陶湘的其中一项专藏就是开化纸本，因此而赢得了“陶开化”的雅称。因开化纸产量不大，除殿版书使用外，民间使用极少，故用开化纸所印的书，按今天的藏书标准均为较好的版本

9、连史纸：元代人费著在其所作《蜀笺谱》中说：“凡纸皆有连二、连三、连四笺。又有青白笺，背青面白……”这是连史纸的最早记载。连四纸从明代开始又称连史纸，此名一直沿用至今。连二、连三、连四是造纸时所用抄纸帘的使用方法的名称。

连史纸在清代时印书大量使用，过去一直认为清代最好的印书纸是开化纸，后来得以见到宫内陈设用书几乎都是用连史纸，从这点上看来，连史纸并非像书界以往认为的那样不高档。

10、皮纸：皮纸是用楮树皮和桑树皮所造的纸。产生于唐代，由于皮纸生产成本较高，故一般讲究的书才用皮纸印，其主要原因是因为皮纸坚韧、抗蛀，比麻纸更加洁白平滑，而有的皮纸在生产过程中也加入一些麻料，所以用肉眼看，有时候皮纸看上去像麻纸，如南宋廖莹中世采堂本《昌黎先生集》习惯说法是白麻纸，而其实是白色桑皮纸。

明代官方刻书主要是用皮纸和白棉纸，故而从收藏角度上看，凡皮纸本书大部分都是好书。对于初入门者这是一个简单的办法。

11、竹纸：竹纸就是用竹的整个茎杆，经过几十道工序而加工成纸的。中国造纸最初是用麻料破布，而后发展到用树皮纤维造纸，这是造纸术的一大进步，而从树皮纤维发展到用整个茎杆造纸又是一大进步，使得纸得以降低成本而大量普及。

竹纸产生于唐末，但没有普及，到宋代才大量使用。但今天流传下来的宋版书用纸大多数是麻纸，其主要原因是竹纸发脆易碎，而在当时好书都是用麻纸来刷。现今市场流通的明清古籍绝大多数是用竹纸，就纸张的性质而言，竹纸本是常见的几种明清用纸中除土纸外最差的一种。

辨识、鉴定中国古籍以确定其刻印或抄写的年代、版本源流以及其价值的工作。它是古籍整理中的一项重要的学术研究工作。中国古籍历代流传，数量极大，门类繁多，同一种书经多次翻刻、传抄，版本繁杂，舛讹丛生，给后世利用和学术研究造成重重困难，因而古籍版本鉴别就成为不可或缺的基础研究工作。从事古籍版本鉴别需要具备广博的文史知识和版本学、目录学知识以及长期的实践经验。

　　刻本书的鉴定依据字体刀法是决定版刻时代的主要依据。汉字是方块字，不同时代写字用的笔和写法有所演变，刻工的操作方法与技术水平也随时代有所发展，在字体结构等方面形成时代特点与差异。除时代特征外，刻版印刷发展的地区还形成独有的地方风格。从事鉴定工作,必须熟悉各时期、不同地方的刀法特色,掌握常人不易觉察的字体同异要领，从而得出判定。

　　牌记为刻书标识。一般在书的卷尾，也有在序或目录之后的，文字有详有略，主要标明刻版年月及出版者。宋元以后多出现于坊刻本。元、明、清三代的私家、官府、书坊刻本使用较多,形成明显可资查考的依据。但有些影刻、翻刻本也把原书牌记摹刻下来，所以要参照其他特征加以辨析。

　　序跋古籍大都有序跋。其内容多为阐扬本书著述的优长，记述刻、抄的经过和年代等等。鉴定者可从序跋正文及署款判定该书版本年代及真伪、讹托，从而成为鉴定古籍的依据之一，但须留意一书多刻时照刻底本的序跋以及抽撤刻书时的序跋的情况。

　　刻工宋、金、元、明、清的刻本，常在书中镌有刻版者的姓名。有的一部书的刻工多达数十人。刻工历来受版本学家重视，从刻工姓名可了解版刻时代与地区，是最直接的依据。但明、清一些影宋刻本，也把原刻本刻工摹刻下来，容易造成误认；同一刻工刻的书也有年代的不同。因此还须结合其他旁证以作出准确判断。

　　避讳封建社会用字最讲避讳，有避帝王讳，有避家讳或尊者讳。元代不讲究避讳，宋代及清代康熙、雍正以后避讳较严格。后世版本学家常以避讳字作为判定古籍大致时代的依据。但应注意翻刻、影刻本保留原书避讳字的情形。

　　行款版式由于刻书时代不同，书的行款版式变异较为鲜明，虽有交错、例外，但有基本规律可循，例如宋版书的书口(版心)多为“白口”，而元版及明前期版本多用“黑口”。对行款版式的鉴定历来被视为重要依据之一(见雕版印刷文献、中国古籍形制)。

　　纸张关于印本和写本书的用纸，前人没有系统的调查研究资料可供参考，很多纸不知其名称，而文献中提到的纸又难以与实物相联系，鉴定时所能根据的仅是纸质的精细厚薄，颜色的黄、白或灰以及帘纹宽狭而已。宋代有的浙刻本用白麻纸，纸质较匀净，有韧性；四川刻本也用白麻纸，有些纸质较粗，甚至有透空小孔。南宋初期福建印书所用竹纸，质地细润，纸色较白，但以后多用**竹纸，因而从宋、元到明代，黄纸成为福建印本的特征。明代以棉纸为贵，棉纸有厚薄之不同，纸质细润，白棉纸印书成为明代特色。明末出现了开化纸，纸质细白匀净，清代以开化纸印书最名贵，连史纸、竹纸应用亦多。宋以后，还有用公文纸(公牍纸)和其他册子、信札等旧纸的背面印书的，这些公文纸如载有年月也可借以推断印本的大致时代。总之，书籍的用纸是识别版本的一项依据，但要多作比较，因为有的书刻印于宋代，后世仍可用其书版再印，而区别初印本和后印本，只能从纸张来判别了。

　　抄本和稿本的鉴定印刷术发明以前，古籍都靠抄写流传。印刷术发明以后,甚至在雕版印刷普及以后,抄写本仍在中国传世古籍中占很大比重。历代流传的抄本，数量可观，质量也参差不齐。抄本之外，藏书家的手写本及学者的稿本更是古籍中的珍品。因此对抄本和稿本的鉴定十分重要。其鉴定方法，首先要从书写字体的一般时代特征入手，与鉴定刻本之刀法道理相同。有不少抄本标识较为明显，很多藏书家传抄的书都用印有专用格式的纸供抄写。如明代祁承家抄本在版心下镌有 “澹生堂抄本”字样；毛晋家抄书有一种黑格纸，版心下镌有“毛氏正本汲古阁藏”字样；清初曹溶家抄本所用纸的版心镌字为“李曹氏倦圃藏书”，等等。这些标识是鉴定的重要依据。此外，个人书法的风格、书中的避讳字、作者的时代等等，都是抄本和稿本鉴定的依据。

　　有助于鉴定的其他旁证印章古籍上盖有某人的藏书章，说明该书曾为某人所藏。流传久远的，藏印随之增多，可从中看出文献收藏的源流。著名藏书家大多有书目传世，由藏书章对照其藏书目录有助于考核一书的版本。但藏印有真伪之别，有条件时，可将真伪藏印比较对照，细察印章篆法和印泥色泽，加以辨别。

　　批校题跋古籍常经前人批校题跋。题跋中常包含目录学、版本学资料，对古籍鉴定有一定帮助。对待批校题跋应加分析，要以其本身质量、出自何人手笔，以及内容、字体来确定其可信程度，辨别其真伪。

　　文献资料各种文献资料中有很多关于版刻的记载。一些书目、笔记中常有记述文献著述、流传情况。一些地方志中的艺文志收有当地的刻书目录。有些著述，如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二十一，有<元刊本资治通鉴音注跋>一文，就曾辨明元刊本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一书中虽有王磬序，但并非元兴文署刻本。这些都是有益的旁证。

　　古籍版本的真伪前人有关于伪书之说，是指某一种书假托为古人著作,不属版本鉴别的范围(见中国古籍辨伪)。当古籍作为商品买卖后，一些人为了牟利,通过种种手段，或把原书时代提早，或以残本充作全本，以提高书的价值。明代就已出现冒称宋版的情况。在鉴别古籍版本时，应时时注意作伪现象。作伪常见的手法有两种：一是利用明清以来的影宋刻本或质量较好的刻本，去掉原书的序跋牌记，以充宋刻。如明嘉靖四年王延喆刻本《史记》，是照宋本翻刻的。书中多处有王氏刻书牌记,多镌于某一卷之末。去掉牌记不易察觉,常被充作宋刻。再如清康熙刻本《通志堂经解》中《经典释文》及某些宋人解经之作，也被人冒充宋本，高价出售。二是在原书上加工作伪，常见的有以下几种手法：①剜改原书版面，补刻另一书名。②剜改原书牌记，充作早期刻本。③剜改原书的目录和卷次，或去掉目录，以残本充全本。④假作牌记。⑤染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