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b]（约为前2000年—约前1600年），中国史书记载的第一个朝代。根据史书记载，夏朝是禹的儿子启废除了传统的部落“禅让”制，杀死益而称王，建立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夏禹传子代替了以前的禅让制度，由禅让制变成王位的世袭制。夏朝共传13代，16王。夏朝其中心区域在今天的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一带。据说启死后，太康即位，出现了一时的政权更迭，即所谓“失国”。再经少康中兴，重建夏朝。到孔甲统治时，夏朝走向衰落。此后，三传至桀，夏朝灭亡。约400年，后为商朝所灭。

由于夏朝没有文字直接流传下来，所以，长期以来对其了解还主要依赖古代文献的记载，包括夏朝的国王、官吏、军队以及刑狱情况。现代以来，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村遗址中大型宫殿、墓葬以及许多青铜器的出土，则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作为禅让的夏朝的政治、经济及社会文化、生活等等方面的情况。

[b]夏世系[/b]

夏朝君主于古籍中被称为后、夏后、夏后氏，亦有称之为帝者。自启至桀凡十三代，十六传，历四百七十二年（一说四百三十二年），是为后人所推算。如夏代的开始从夏禹算起，自禅让至履癸（禅让），则共十四代、十七王，前后经过了四百余年．

1、启——2、太康——3、仲康——4、相——5、少康——6、予——7、槐（芬）——8、芒（荒）——9、泄（世）——10、不降——11、扁（局、禺）——12、胤甲——13、孔甲——14、皋（吴、皋苟）——15、发（发惠）——16、履

[b]夏朝的建立[/b]

标志着漫长的原始社会被私有制社会所替代，这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但是，一种新制度的建立，必然会遭到保守势力的反对。夏启即位后，在钧台大宴各地首领，以期对他的地位予以确认。有扈氏对启破坏禅让制度的做法十分不满，拒不出席钧台之享。夏启发兵对有扈氏进行征伐，大战于甘，有扈氏战败被灭。这次战争的胜利，使新生的政权得到初步巩固。

一种新制度的建立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一个新政权的产生，也面临缺乏统治经验的问题。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政权，即使是在起进步作用的上升阶段，也改变不了统治者剥削、掠夺和贪图享乐的本性，统治集团内部围绕权和利的争夺成为不可避免。因此，夏启死后，出现了五子争权斗争。太康即位后，政事不修，沉湎于酒色之中，有穷氏的首领羿乘机夺取了政权。直至后羿被他的大臣寒浞所杀，相之子少康逃到有虞氏，得到有虞氏的帮助，组织夏的旧部，积蓄力量，乘寒浞内部混乱之时，出兵打败了寒浞父子的力量，夺回了政权，才恢复了夏王朝的统治。这就是夏代历史上出现的「太康失国」、「后羿代夏」和「少康中兴」的事件。

夏代末年，夏王室内政不修，外患不断，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夏桀即位后不思改革，骄奢*逸，筑倾宫、饰瑶台，挥霍无度。他日夜与妹喜饮酒作乐，置百姓的困苦于不顾，百姓指着太阳咒骂夏桀。大臣忠谏，他囚而杀之。四方诸侯也纷纷背叛，夏桀陷入内外交困的孤立境地。商汤看到伐桀的时机已经成熟，乃以「天命」为号召，说「有夏多罪，天命殛之」，要求大家奋力进攻，以执行上天的意志。鸣条之战，商汤的军队战胜夏桀的军队，桀出逃后死于南巢，夏王朝从此灭亡。一个强大的国家经历了四百余年历史，却被一个小国所灭，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震惊与思考，所以后来出现了「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的告诫。

由于流传至今有关夏代的史料十分匮乏，所以历史上是否有夏代存在，曾被许多人怀疑。但是《史记·夏本纪》中记载的夏代世系与该书《殷本纪》中记的商代世系一样明确，商代世系在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中得到证实，因此《史记·夏本纪》中所记的夏代世系被多数学者认为是可信的。这样，在考古学家对安阳殷墟、郑州商城等商代的物质文化遗存有了进一步认识的基础上，提出了夏文化探索的研究课题，希望用考古手段去找到夏代的物质文化遗存，进而恢复夏代历史。

古史学家依据文献资料，提出有两个地区可能是夏人的活动地区：一个是河南西部嵩山附近的登封、禹县和洛阳平原；一是山西南部的汾水下游地区。因为传说中夏代的都邑和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大多同这两个地区有关。1959年开始「夏墟」调查，拉开了夏文化探索的序幕。四十年来在豫西、晋南开展了一系列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使夏文化探索的目标逐渐缩小。目前，多数学者认为：以偃师二里头遗址命名的「二里头文化」（包括二里头类型和东下冯类型）和豫西地区的「龙山文化」是探索夏文化的主要对象，并对夏文化问题发表了各种看法。惟因缺乏文字等直接证据，目前学术界对哪种遗存是夏代文化还没有形成共识。但是无论是豫西地区的「龙山文化」还是「二里头文化」，均已积累了相当丰富的资料，它为最终解决这个问题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b]夏朝的疆域[/b]

夏朝的疆域西起河南省西部和山西省南部；东至河南省、山东省和河北省三省交界处；南起湖北省，北至河北省。当时夏的势力延伸到黄河南北，甚至长江流域。夏王朝建都阳城（今河南省登封的东部）、酌鄩（今河南省登封的西北部）、安邑（山西省夏县西北部）等地。

[b]夏朝的科学技术[/b]

在夏代，农业文明到了很高的程度，传说禹的大臣仪狄开始造酒，夏王少康又发明了秫酒的酿造方法。为了适应农业生产的需要，探索出农事季节的规律，现代仍旧流行的有时称为夏历的农历就是那个时代发明的。

禅让有一定发展。有一大批奴隶从事畜牧工作，还有一些专门从事畜牧业的氏族部落。马的饲养得到很大重视。此外制陶业在夏代可能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极为重要的行业。至于青铜器，中国已经发现了二里头文化的铜刀。如果二里头文化被认为是夏朝时期的文化，那么这件青铜器就是夏朝时期的。夏朝人使用的工具都是以石器为主。夏朝都城出现了车，但还不能确认是人力车还是马车，因为车辙只有1米宽，和商朝的2米宽车辙不同，禅让已经确认使用马车了。

随着二里头等先商遗址的出土，有关《史记》所载中国第一个朝代——夏朝的争论也日益热烈。尽管这种争论已经持续了将近半个世纪，但就争论水平来说，这些年来并无大的提高。除了某些技术环节之外，正方和反方仍然是各说各话，全无任何思想交流可言，更不用说能够说服对方了。这实在是有点悲哀的。

我一直是坚定的二里头＝夏理论的支持者。最近一段时期来，我因为工作的原因，去了几趟山西南部和河南北部，趁工作之余前往几个博物馆和研究机构，有幸和当地的研究人员就这一问题略作交流，结果深深地触动了我的固有思想。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有了什么惊人的新发现，获得了什么关键证据，而是方法问题。

这场争论的根源不在证据，而在方法，在思维模式。夏朝有无争论的正反两方都不应该为此承担责任。

绝大多数人（包括不久前的我）都把夏的问题和百年前商的问题简单地等同起来了。在甲骨文尚未被学术界发现之前，国际上也曾经怀疑过商朝的存在。结果我们发现了甲骨文，发现了殷墟，商朝的存在就成了无人可以怀疑的事实。夏朝的证明应该也是这样：发现文物——发现城市遗址——破译文字——证实并完善古籍的记载。夏朝的证实过程难道会与此有什么不同吗？

绝大多数人（包括不久前的我）都会回答：没有什么不同。

绝大多数人（包括不久前的我）可能错了。

因为夏朝和商朝完全不同，夏朝和商朝之间的区别，远远大于商朝和周朝之间的区别。

而且，国际和国内学界对夏朝的质疑，与他们的前辈对商朝的质疑貌似相同，性质却很不一样。

质疑夏朝存在最有力的证据（虽然极少被提起），正是来自殷墟甲骨文本身。

殷墟甲骨文根本就不承认夏朝的存在！

甲骨文已经被破译了一千余字，其中没有一个字可以被确定为夏。有些学者怀疑某些未被破译的甲骨文是夏，但是未受广泛支持。就目前已经基本确定的甲骨文来说，不仅没有夏字，也没有冬字。只有春和秋两字。这就很好地解释了先秦中国编年史书为什么经常叫《春秋》——甲骨文里没有夏和 冬两个字，说明商朝人只有春和秋两个季节，每个季节6个月，两个季节就是一年。不仅商朝人如此，和他们同时期、同纬度的苏美尔人也是如此：在此纬度区间内，气温要么热，要么冷，一年两个季度足够了。不热不冷的过渡期很短，没必要为1个月专门设季度。

当然，也有人认为商朝人有四季，但不用春夏秋冬表示，而是用另外的字，在这里就不讨论了。

按照《史记》等古籍的记载，商朝的开国之君是汤，也叫汤武王，在甲骨文或其他古籍中也被叫做大乙、天乙、咸、唐、成汤、成唐、烈祖等等。

在甲骨文里，汤武王根本就不是商朝的开国之君，最多也就是一个发扬光大的中兴之君，类似于清朝的乾隆。

汤武王难道不是推翻了暴虐的夏桀，从此得到各地诸侯的尊奉吗？

很遗憾，甲骨文卜辞对汤武王的歌功颂德不少，但就是没提到他曾经打败过桀，推翻过夏。甲骨文里不仅没有夏这个字，也没有桀这个字，甚至连可以怀疑的对象都不存在。

如果严格按照甲骨文的记录来厘定中国历史的话，自五帝时期之后，中国就只有一个王朝——神圣的、伟大的、千年一系的——商朝。

这个朝代从五帝之一的帝喾 （帝俊）开始，绵延1300年左右，也就是大约从公元前24世纪到公元前11世纪，而不是传统上认为的从公元前16世纪才开始。

但是，如果商人故意曲笔，不写自己曾经臣服过的夏朝怎么办？

从帝喾（帝俊）开始，直到汤武王为止，大部分商人领袖都称王：子契（玄王）、后土（后比王还要高一个级别）、王亥、王恒、上甲（微），等等。

反之，曾经臣服于商朝的周人则直到周文王末年三分天下有其二时才敢称王。这就证明这些称王的商人领袖从未臣服于任何势力。

《史记》等古籍也并未说过商人曾经臣服于夏朝。

商人曾经臣服于大禹，倒是确有其事，甲骨文里也多次出现禹字，顾老教授据说还因此讲过大禹是条虫（这个传说大概是瞎编的，顾的原话是说禹字和虫有关，并进而推论出当时流行虫/蛇崇拜等等，这倒是很明显）。

禹是受商朝人崇拜的，但他的后裔呢？

似乎根本没什么出息，始终被商人压过一头。

从《史记·夏本纪》就可以看出，五分之四的篇幅都在说大禹，剩下五分之一说他的后裔。四百年内他们就干过这点事，而且怎么看怎么像编造的，因为它和《商本纪》的情节太相似了：

夏启建立夏朝之后，夏朝总共出过3件大事，即有过氏灭夏、少康中兴和夏桀亡国。前二件事可以合并为一件，它与有易氏杀害商王亥，尔后王亥之子上甲微在河伯的协助下攻灭有易氏（极可能就是《尚书》里所谓的有扈氏），为父报仇的情节异常类似，甚至连时代也基本相同（公元前19世纪左右）。

夏桀亡国的过程似乎有许多细节，可是又都与商纣亡国的故事如出一辙：国王年轻时有才气，立过功劳，然后骄傲自大，沉迷酒色，宠幸邪恶的王后和几个坏蛋，诸侯甲劝谏被害，诸侯乙先被囚禁，然后被释放，诸侯乙仁义明德，吞并邻邦，最后讨伐国王，国王一战而败，都城不守，战争就结束了，王朝就更迭了。除了个别细节之外，它们一模一样。

难道一个绵延了四百多年的王朝，就留下了这么点历史故事吗？甚至民间传说也很少，而且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说大禹的。看来，就连古代的说书人和听众也对夏朝没什么兴趣。

另外，殷墟也不是商朝的开始，而是只代表着商朝的晚期。各种古籍都记载，商朝曾经多次迁都，而安阳殷墟是其中最后一个都城。

所以，年代比殷墟更早的二里头遗址完全有可能是商朝前期的某座城市，因为商朝在公元前16世纪以前就存在着。这也是几十年来最被怀疑的一种可能性。也不能排除它是另一个方国，例如传说灭夏的有穷氏部族的城镇。

总而言之，按照甲骨文的记载，夏朝是不存在的，或者说是不被商朝人承认，而只被周人承认的。按照《史记·周本纪》记载，周人的祖先一直在夏朝当官，后来看到夏朝衰败，才从山西西南部迁徙到陕西去自立山头了。周人对夏人感情深厚，倒并不意外。

有夏禹，无夏朝，这似乎很难以理解。如果说少康、夏桀等夏朝君主都是后人凭空编造的，似乎更难以接受。我们不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审视这段历史。

古籍说夏朝虽亡，但其核心部族并未衰亡。一部分人跟着夏桀流放到鸣条，另一部分人跟随王子獯粥北上，其后代就是匈奴。商朝武功赫赫，对外扩张不断，不会和这两支夏人的后裔失去联系，特别是此后日益强大的匈奴人。许多证据都显示，夏朝其实也没有在公元前16世纪灭亡，而只是转移了阵地。不少考古学家都怀疑，夏朝的后裔便是商朝的劲敌土方，也就是《诗经》中所谓夏禹开创的下土方。直到武丁时期，土方对黄河流域的威胁才基本上被消除。

真正的学者毕竟是非常严谨的，和我交流的几位老先生便是如此，他们严谨到不可思议的地步，所以虽然有许多有趣的观点，却不肯把它们写下来。

实际上，反对将陶寺、二里头等地陶符称为文字的主要反对意见并非来自国外，而是来自他们。也许再过几十年，下一代中国历史和考古大师们考证起来会比较大胆一点？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向来是广受推崇的学风，我没有本事小心求证，只能在这篇小文的结尾作一大胆假设：

大禹死后，他的事业迅速瓦解，各个邦国虽然在文化和经济上仍相当近似（与春秋时期相仿），但在政治上却各行其是，而商人更日益强大。商王上甲微攻灭有易氏之后，已成为黄河流域的头号霸主，汤武王更是在短期内吞并了大量邦国（《诗经》所谓昆吾夏桀同日亡），将商朝推向鼎盛。但是，夏人并未被征服，一部分西迁陕西，成为周人，另一部分北上山西、河北和内蒙，成为商朝的劲敌土方，与商朝形成了南北朝的关系。

因此，从商朝人的观点看，夏朝并不存在（因为他们只承认大禹的领导地位，一位君主总不能算是一朝），在商朝谈论夏朝属于叛国行为，在土方谈论商朝也是如此。武丁战胜土方之后，周人不得不接受商朝的统治，但仍然不时地反弹，最终联合各个反商势力将商朝灭亡。从这个意义上讲，历时13个世纪之久的殷商天下，或许始终笼罩在它不愿承认和谈论的夏朝阴影里。

归根结底，夏朝究竟是有，还是没有，恐怕并不只是一个学术问题，而主要是一个政治立场问题。

人，毕竟天生就是政治动物。

但是，如果商人故意曲笔，不写自己曾经臣服过的夏朝怎么办？

从帝喾（帝俊）开始，直到汤武王为止，大部分商人领袖都称王：子契（玄王）、后土（后比王还要高一个级别）、王亥、王恒、上甲（微），等等。

反之，曾经臣服于商朝的周人则直到周文王末年三分天下有其二时才敢称王。这就证明这些称王的商人领袖从未臣服于任何势力。

《史记》等古籍也并未说过商人曾经臣服于夏朝。

商人曾经臣服于大禹，倒是确有其事，甲骨文里也多次出现禹字，顾老教授据说还因此讲过大禹是条虫（这个传说大概是瞎编的，顾的原话是说禹字和虫有关，并进而推论出当时流行虫/蛇崇拜等等，这倒是很明显）。

禹是受商朝人崇拜的，但他的后裔呢？

似乎根本没什么出息，始终被商人压过一头。

从《史记·夏本纪》就可以看出，五分之四的篇幅都在说大禹，剩下五分之一说他的后裔。四百年内他们就干过这点事，而且怎么看怎么像编造的，因为它和《商本纪》的情节太相似了：

夏启建立夏朝之后，夏朝总共出过3件大事，即有过氏灭夏、少康中兴和夏桀亡国。前二件事可以合并为一件，它与有易氏杀害商王亥，尔后王亥之子上甲微在河伯的协助下攻灭有易氏（极可能就是《尚书》里所谓的有扈氏），为父报仇的情节异常类似，甚至连时代也基本相同（公元前19世纪左右）。

夏桀亡国的过程似乎有许多细节，可是又都与商纣亡国的故事如出一辙：国王年轻时有才气，立过功劳，然后骄傲自大，沉迷酒色，宠幸邪恶的王后和几个坏蛋，诸侯甲劝谏被害，诸侯乙先被囚禁，然后被释放，诸侯乙仁义明德，吞并邻邦，最后讨伐国王，国王一战而败，都城不守，战争就结束了，王朝就更迭了。除了个别细节之外，它们一模一样。

难道一个绵延了四百多年的王朝，就留下了这么点历史故事吗？甚至民间传说也很少，而且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说大禹的。看来，就连古代的说书人和听众也对夏朝没什么兴趣。

另外，殷墟也不是商朝的开始，而是只代表着商朝的晚期。各种古籍都记载，商朝曾经多次迁都，而安阳殷墟是其中最后一个都城。

所以，年代比殷墟更早的二里头遗址完全有可能是商朝前期的某座城市，因为商朝在公元前16世纪以前就存在着。这也是几十年来最被怀疑的一种可能性。也不能排除它是另一个方国，例如传说灭夏的有穷氏部族的城镇。

总而言之，按照甲骨文的记载，夏朝是不存在的，或者说是不被商朝人承认，而只被周人承认的。按照《史记·周本纪》记载，周人的祖先一直在夏朝当官，后来看到夏朝衰败，才从山西西南部迁徙到陕西去自立山头了。周人对夏人感情深厚，倒并不意外。

有夏禹，无夏朝，这似乎很难以理解。如果说少康、夏桀等夏朝君主都是后人凭空编造的，似乎更难以接受。我们不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审视这段历史。

古籍说夏朝虽亡，但其核心部族并未衰亡。一部分人跟着夏桀流放到鸣条，另一部分人跟随王子獯粥北上，其后代就是匈奴。商朝武功赫赫，对外扩张不断，不会和这两支夏人的后裔失去联系，特别是此后日益强大的匈奴人。许多证据都显示，夏朝其实也没有在公元前16世纪灭亡，而只是转移了阵地。不少考古学家都怀疑，夏朝的后裔便是商朝的劲敌土方，也就是《诗经》中所谓夏禹开创的下土方。直到武丁时期，土方对黄河流域的威胁才基本上被消除。

真正的学者毕竟是非常严谨的，和我交流的几位老先生便是如此，他们严谨到不可思议的地步，所以虽然有许多有趣的观点，却不肯把它们写下来。

实际上，反对将陶寺、二里头等地陶符称为文字的主要反对意见并非来自国外，而是来自他们。也许再过几十年，下一代中国历史和考古大师们考证起来会比较大胆一点？

说到夏朝存在不存在这个话题真的说了好多了，不管你怎么说，这个夏朝就是存在的呀，可以不叫夏朝，但是当时的文明已经形成了，但是近几年随着二里头的继续发掘，很多人越发的发现了这个二里头发掘越多，这个越能证明夏朝是不存在的，那么事情真的是这样啊？下面我们一起拉分享看看到底咋回事吧！

夏朝是中国最早的具有国家形态的王朝，这是国内绝大多数历史及考古学者们所主张或承认的，而外国的一些学者是不承认的，甚至有否定的。这是为什么？

中国学者主张夏朝曾存在过，其根据是古人留下来的历史文献以及田野考古成果的辅助证明 。

有些人以为中国历史学家盲目迷信《史记》和司马迁。其实，在中国现存的 更 早 的 文献中绝大多数都提到了夏朝或 大禹，一般都是夏商周三代并列的。司马迁只是综合已经存在文献而已。

例如，《尚书》有不少篇说到夏朝和商朝，周朝人确认夏、商是受天命的正统朝代。其中 《周书》产生的年代在西周初年，距夏朝不过数百年。稍晚一些的《春秋左传》中，夏商周三代是并列的，且提到夏朝及《夏书》的地方极多。也直接提到了夏朝君王(夏朝时称为后，商周称为王，以后称皇帝)的名字，如启、相、皋、孔甲、桀等。

更多的例子就不举了。更重要的是田野考古的成果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支持中国古文献的记载。按照记载，夏朝是商朝以前的王朝，其中心区在豫西、晋南等地，建立了国家，建有宫室，曾铸鼎为国家重器等。豫西二里头遗址，按14 C测定为3900至3600年之前，其时代恰在商之前，确实开始建立了相当不小的宫室 和宗庙，及道路及排水体系，其青铜铸造技术已经比再早一些年代的文化有了很大进展，开始铸造鼎、爵等礼器，这和夏朝铸鼎的历史记录是符合的。从这些考古可以相当肯定的说，那时确实到达青铜时代、进入了文明社会、出现了国家，和文献记载相当符合。

虽然还没有田野考古证据直接证明二里头遗址就是夏朝的都城，但是，从年代上看，它确实 是夏朝时期的文明遗址，也就是说，它明确的证明了，在文献中记载的夏朝的年代，中原地区确实已经进入了青铜时代，有了国家的出现，即使二里头不是夏朝都城，夏朝都城文明也不应比它差，甚至有更高的发展。

这样，按理性的考虑，确证当时的王朝名称为夏，或暂时不能确证或否定这一点，已经没有原则的差别了。不称其为夏，而称为，比如，中国第一王朝，也没质的差别。

这样，承认这时的王朝就是夏朝，或是另一个王朝，就成为对于中国古代史书记载的相信度问题了。从前面所讲，对于古史中的记载，应有相当程度的相信 。

有些外国学者不承认夏的存在，是什么原因 ？并不是因为他们治学更严谨。他们对中国古籍是不熟悉的，且不熟悉就容易产生偏见；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囿于其经验。

他们在研究埃及、美索不达米亚等古代文明曾取得了极大成绩，其研究的基础是考古成果，及乎没有可依据的历史文字记载，所能看到的只是一些神话传说。当他们转过来看东亚文明时，不熟悉浩如烟海的汉字文献，很自然的他们也会以同样的心态来对待上古历史研究。

比如在我们看来，甲骨文的发现的重要贡献之一是证实了中国历史文献中关于商文明的记载，而在欧美学者看来，殷墟的发掘发现了一个新文明——商文明。证实和发现两个词，表征了学者对待中国历史记录的态度的区别。

把中国古史等同于西方古代神话传说，是不合适的。在《左传》之类历史书中神话传说之类 的成分是很弱 的。当史官们站在宫庭中，把他认为该记的都记录下来，可能还经过学者的编辑而形成《春秋》，然后人们给它再作说明的过程，和编造神话有着根本的不同。不承认这种不同，把中国历史记录看作和神话传说一类，只能走上错误的研究路线。当然，我们不能肯定这些历史记录的细节上都准确，但是，在大关节上，如夏商周并列为三代这在事，是不能乱说的。

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国学大师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即考古成果和文献并重。这在中国上古史学研究中起到极大的积极作用。而欧美学者则只能有一重证据——考古。

欧美的学者们对于自己的观点，通常是要坚持到最后的。我在国外曾和物理学方面的学者有所接触，他们确是这样。这不是坏事，但是，如果原来的观点并不正确，我们当然没必要因为他们坚持就盲从。

所以，不要迷信所谓主流。作为主流学者，他们曾认为水稻是从印度传过来的，中国文字是埃及象形文字的后代，中国青铜器铸造技术是从中亚传过来的等，现在来看这些都是错误的。其原因也很简单，因为他们接触中华古文化时，他们对于北非中亚的古文明已经研究了很长时间了，满脑子都是西方考古成就，当时中国又没有足够的田野考古成果，他们对于中国古文献的又是那样生疏，掌握起来又是那样困难，所以，他们得到这样的结论并没有什么奇怪的。

他们有权力坚持自己的观点，有权不去下功夫研究中国古代典籍。我们却完全没有必要盲从。

但是，迷信盲从外国人的总是有的。有人就在没有任何证据条件下，硬说夏朝的存在是周人为了推翻殷商师出有名而编造的。这种说法真有些滑稽。如果当初根本没有夏朝，周人 凭空捏造一个夏朝来哄殷商人，一定会起反作用的，殷商人对自己祖先有没有取代夏朝而成为中原共主当然是知道的，捏造其历史只能弄巧成拙。

统观中国历史，一群人为推翻一个王朝时 ，不会 拿它曾推翻更早的王朝为理由的 (除非冒充更早一朝皇族后裔)。因为，如果以此为理由，按逻辑说，新建立的王朝就应该把统治权交给前面被推翻的王朝的后裔。比如，如果周推翻殷商 的原因是因为殷商曾推翻夏，那么周在推翻商后，就应把统治权交给夏人后裔才最合逻辑。这样的事是不会发生的，编造一个夏朝的存在也就没有了理由。

有人举出疑古学派大师顾颉刚为不承认夏朝存撑腰。顾颉刚在早期确曾怀疑过夏是否存的，后来修正了自己的观点，不但承认夏朝曾存在，而且还对夏朝的都城及疆域进行过研究。不轻信古书，但是，但在有了新发现的考古成果后，能据其修正自己的观念，这才是大学者应有风范。

我查的资料如下，我对上古历史了解不太多，建议你有兴趣到古籍店看看殷商史。

水族自称“虽”，是我国南方古代“百越”族群中“骆越”的一支发展而成的单一民族，聚居在贵州南部边陲的三都水族自治县，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水族是为数不多的既有民族语言，又有民族文字的少数民族之一。

古朴、稚趣、浑厚的水书是水族的一种古老文字，水族称为“泐虽”，汉译为水文或水书。关于水书的悠久历史，著名社会学家岺家梧教授《水书与水家来源》著作中说：“水家古文字创制之时代极为古远，可上溯到殷商时代，并与甲骨文、金文有渊源关系。”的确，现存有二百余字的水书仍像汉字早期的甲骨文一样，以象形字、形声字、会意字居多，几乎都停留在类似的甲骨文、金文等原始文字阶段。水书尽管是原始文字，但作为水族一部古老的文化典籍，它保存了大量的水族天文、历法、气象和宗教资料，对于研究水语的语言文字、社会历史、哲学思想、天文历法气象、文学艺术、宗教信仰等均具有重大价值，堪称一种独特的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

水书没有统一的刻版，均系誊写录而得以传习。根据水书的发展与演变，其字体可分为古体、今体、异体三种，其字形结构大致分为干支数目字、象形字、形声字、会意字四种。水书的分类较为复杂。就其吉凶而言，可分吉祥和凶祸两类；就其使用范围而言也分为两类，即普通水书和秘密使用的书。水书按形式划分，有朗读本、阅览本、通常本、时象本、方位本、星宿本等待。

水书直接或间接地记录了水族先民关于天文历法、生产、防卫、营造、婚丧、生育、祭祀、出行等诸多方面的社会实践和认识。据考证，水书在宋代就已盛行于水族民间，至今在水族人民日常生活中仍然被广泛应用，其中以丧葬、婚嫁和营造方面应用最广。如丧葬，从入殓、停棺、出殡、定亲、立碑和开控以及事后除服等等，每一细小环节均受水书的种种制约。又如嫁娶，从问亲、定亲、开亲到新婚出阁、入新房、回门以及婚配双方生庚八字生克，无不依据水书的规定来行事。除此之外，像平时的裁寿衣、装棺木、修圈门、搭鸡笼、挖厕所、炒制火药、补高寿、背幼婴回娘家等等，也都要依照水书的规定择

长久以来，关于夏朝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有人认为这根本就是一个完全不存在的王朝，毕竟到目前为止，也找不出太多的证据，对于夏朝的了解也很少，连首都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很多人一直猜测会不会在河南，可是在河南却一直没有什么发现，会不会原本寻找的方向就已经是错的了，其实夏朝首都根本就不在河南？

河南的二里头应该是夏朝晚期的遗址，而夏朝早期的遗址以及夏代文化的源头应该在西北地区。接下来将从几个方面进行论证。在这里强调一下，本人既不是河南人，也不是西北人，仅仅是站在第三方的角度，根据考古发掘成果来对中华文明的起源问题进行理性分析，希望大家理性看待。

第一，中华文明中原起源说逐渐被考古成果所否定。

就中华文明起源这个问题，所谓的中原起源说曾经一直占据主导地位，该论点认为位于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地。但是随着考古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出土文物向我们展示黄河上游的西北地区可能才是中华文明的真正起源地。因此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呼吁正视西北地区在中华文明起源问题上的重要地位。

近期有两篇重量级的学术文章在这方面进行了详细论述，一篇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李旻教授的《重返夏墟：社会记忆与经典的发生》，另外一篇是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张弛教授的《龙山—二里头：中国史前文化格局的改变与青铜时代全球化的形成》。

两位学者根据长期的考古发掘结果提出在距今四千多年前的龙山时代，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这两个新石器时代的核心区域完全衰败了下去，而燕辽—北方长城沿线—西北—川西北这一地区则迅速崛起，率先发展为青铜文明，并直接影响了夏商周三代的诞生。

由于这一地区看起来像一弯新月，所以张弛教授将其称为半月形地带。而李旻教授则将这一区域称为高地龙山社会，因为其包括了黄土高原、蒙古高原南部、河西走廊和青藏高原东部。笔者在这里将这两个概念综合一下，称之为半月形高地龙山社会。

二里头是商朝之前的一个广域王权国家，根据考古发掘可知其控制范围以洛阳盆地为核心东到河南中部、西到陕西关中平原、北到山西中部、南达湖北北部，而其文化辐射范围则更广。按照中国传世典籍的记载，商朝之前的王朝是夏朝，那么二里头极可能就是夏。

不过夏朝的起止年代约为距今4100年至3600年，而二里头文化的绝对年代为距今3700年至3500年，所以它只能是夏朝末期的遗址，那么夏朝早期的遗址以及夏的起源在哪里呢？

上述两篇文章指出，经过几十年的考古发掘，可以确认二里头的核心元素几乎全部来自于半月形高地龙山社会。

例如冶金和青铜铸造、以玉器为核心的礼制传统、以牛羊为主的畜牧经济和三牲祭祀、文字、兽骨占卜、由青铜乐器与石磬所组成的礼乐祭祀等等，这些文化的雏形均首先在半月形高地龙山社会出现，随后进入中原，通过二里头、郑州商城、殷墟的传承，成为中华礼乐文明的核心要素。

也就是说夏朝的早期遗址和文化源头就在半月形高地龙山社会，或者说在西北高原。目前来说最有可能的是陶寺遗址和石茆遗址，这两个遗址一个位于山西、一个位于陕北。两座史前的大型古城均兴建于距今4300年左右，活跃期一直持续到距今4000年，而这个时间段刚好对应史书上的尧舜禹三代。

陕北的石茆遗址为我国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最大的城市遗址，面积达到了惊人的425万平方米。整个古城的建设使用了非常先进的城防技术，是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体

陶寺和石茆是距今四千多年前的龙山时代中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大型聚落遗址数量超越当时其他地区同等规模遗址的总和，它们的出现显示当时巨型政治联盟已经形成，如果对应古籍的记载那么这就是夏朝建立之前的华夏部族联盟。

目前不少学者认为石茆位于西北高原，西北是古羌人世居地，结合历代典籍中关于大禹出自西羌的论述，石茆极可能是夏族的早期政治中心，而陶寺则可能是尧的都城。考古发掘的结果显示最后陶寺被石茆所征服，这又与典籍记载的夏启用暴力推翻华夏联盟的禅让制度，确立家天下的世袭统治相符合。

第二，判断二里头文化的来源要看其贵族文化，而非底层平民文化

就目前的考古发掘结果可以看到，商人早中晚各时期遗址出土的炊具皆为来自高地龙山社会的陶鬲，而二里头的炊具则既有中原当地的深腹罐、又有来自西北的花边罐、还有来自南方的陶鼎。所以，不少学者认为二里头文化是当时各方文化相结合的产物，而不能说其源头是西北。笔者认为这一个非常大的逻辑错误，因为炊具这类东西属于底层平民文化，靠这个是无法判断这个政权是由什么人建立的。

举一个例子，如果在没有文献记载的情况下用这种方法来研究金帐汗国，那么我们会得出该国是由白种斯拉夫人所建立的错误结论。因为斯拉夫人是金帐汗国统治下普通民众，他们的人口占绝对多数。但是实际情况是金帐汗国的统治者为黄种的蒙古人，他们征服了东欧平原的斯拉夫人，在欧洲建立了蒙古金帐汗国。以平民文化是无法正确推导出一个国家统治阶层的来源的。

所以在追寻二里头文化的来源时，我们所要依靠的是对其贵族文化的分析，而不是炊具这类日用器皿。

确定了正确的分析方法后来看二里头，那么结果就非常明显了，二里头的贵族文化来自高地龙山社会，二里头政权是由来自西北的青铜文化人群所建立的。

先秦典籍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即为祭祀，依靠的是青铜礼器；戎即为征战，依靠的是青铜兵器。二里头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青铜礼器和青铜兵器，正是这种文化的体现。二里头所出土的大部分青铜器距今大概三千六百多年，而西北地区的大规模青铜冶炼开始于距今四千一百多年前，比二里头早四五百年。

关于二里头贵族文化来源，笔者想以下面一个实际案例来分析。

2017年台北宇珍秋季拍卖会上出现了一个神秘的拍品：齐家文化嵌绿松石青铜牌。这件距今四千多年前的高古文物，泛着幽绿的光泽，传递出神秘而悠远气韵。齐家文化分布于西北甘青地区，正是前面提到的半月形高地龙山社会的组成部分。

这件文物是台北宇珍国际艺术有限公司于2008年购自瑞典韦斯特罗斯市。齐家文化是1924年由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在甘肃广河齐家坪首先发现并命名的，所以这件文物很可能是当年安特生发掘所得。

这个精美的器物，其制作工艺应该是先用青铜铸造出圆角收腰状的牌体，然后在其上镶嵌大小不一的绿松石片。

很明显青铜牌上有一个神兽的造型，最下端是突出的嘴，稍微往上是一对圆形的眼睛，再往上是像角又像耳朵的纹样。绿松石片轻薄细致，打磨光洁，排列紧密。牌饰两侧各有两个穿孔的对称环钮。这是一件集铸铜、辗磨加工玉石薄片和镶嵌等多种工艺于一身的复杂艺术品，表现出了高超的水平。四千多年前的古人能够制作出如此精美的饰品，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在甘肃天水博物馆也收藏着一个类似的齐家文化嵌绿松石青铜牌。此件文物保存情况不如2017年台北宇珍秋季拍卖会上的那件拍品，很多绿松石片已经脱落，不过两者的整体造型几乎如出一辙。

这件青铜牌上也有一个嘴向前突出的神兽，而在其上半部同样有一个像羊角一样的纹样。

其实这种嵌绿松石青铜牌不光在西北的齐家文化有发现，它更是中原二里头文化最具有代表性的器物。二里头遗址从1959年发掘至今，已先后四次出土了青铜牌饰，数量要多于齐家文化，而且其制作工艺也更加精美。

二里头文化的嵌绿松石青铜牌在纹样方面比齐家文化青铜牌更加复杂，而且整体造型设计更加精致，可以看到制作工艺的明显进步。一般来说任何一个器物的发展过程都是初期比较粗糙，时间越往后越精致。所以齐家文化的嵌绿松石青铜牌应该是此类器物发展初期的状态，而二里头的青铜牌则是其成熟期的状态。

从考古文化断代来看也能说明齐家文化嵌绿松石青铜牌的年代要早于二里头的同类文物。齐家文化的年代为距今4200年至3600年，而二里头文化为距今3700年至3500年。所以二里头文化的青铜牌应该是对齐家文化相关器物的继承和发展。

不过也有一些学者认为齐家文化出现青铜牌是受二里头文化影响的结果，是齐家人仿制的二里头器物。能够对这种观点提供支持的依据为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年代最早的嵌绿松石青铜牌属于第二期偏晚，时间大概为距今3685年到3635年，而齐家文化的最晚期为距今3600年，两者有那么几十年的重合期，所以也有可能是齐家受到二里头的影响。

不过今年一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公布2018年石峁遗址考古新发现后基本就可以把齐家文化嵌绿松石青铜牌为二里头同类器物仿制品的论点给否定了。

2018年考古工作者在陕北石茆遗址核心区域皇城台的大台基南护墙位置发现了三十余件精美的石雕。其中有一件石雕上面的纹样引起了笔者的注意。

这件石雕作品的中间是神人头像，其两侧为两个十分像龙的身体修长的神兽，在石雕左右末端则是半张神面。让人惊讶的是这神兽的造型居然和嵌绿松石青铜牌上的神兽纹极其相似，几乎如出一辙。

石茆遗址的绝对年代为距今4300年至3900年，明确早于中原的二里头文化(距今3700年至3500年)。石茆石雕神兽纹的出土有力证明了二里头青铜牌是支流，西北的齐家和石茆才是源头。其实中国的青铜制作技术就是起源于西北地区的，所以嵌绿松石青铜牌不可能来自别的地方。

我们知道在二里头的一个贵族墓葬中出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文物，那就是绿松石龙形器。日本学者认为这件大型绿松石龙形器可能是象征权力的龙杖。而该件龙形器的主人，不是当时的王或王室成员，就是负责主持夏王朝图腾神物祭祀的御龙氏。

让人惊讶的是今年公布的2018年石峁新发现石雕中，有一件上有双蛇浮雕，其造型和二里头绿松石龙极其相似。由于年代早了几百年，可以判断它就是绿松石龙形器的祖形。

李旻教授在文章中有一段非常重要的论述：二里头许多核心符号与技术，源自高地龙山社会。例如绿松石镶嵌铜牌、铜铃、货贝、玉牙璋等。埋葬于三号宫殿建筑中庭轴线上的早期贵族墓葬所随葬的贝胄、悬挂铜铃的绿松石龙形器都显示出二里头贵族文化对高地龙山传统的继承与创新。二里头贵族墓葬中反复出现铜铃与绿松石镶嵌兽面铜牌组合……从民族学角度来看，铜铃、贝胄、鼓、圆铜牌(铜镜)是北亚萨满巫师常用的饰物与法器。

二里头的贵族文化所体现的是北方萨满文化，这明确给我们指出了夏人以及夏文化来自何方。

另外还有一个民俗学方面的例子，那就是西部藏族与上古三代的联系。从二里头、商代以及周代的文物来看，夏商周三代古人酷爱绿松石这种装饰物，但是在后来的朝代中这个传统并没有得到继承。

而目前在中国还和上古三代古人一样酷爱绿松石的就是西部的藏族。

我们还注意到一个重要的现象，那就是在二里头的出土文物中，出现了大量十字形装饰纹样。但是这个十字形纹样在之后的朝代也没有得到继承。

而今天的藏族依然酷爱十字纹，无论是建筑还是纺织品，我们都可以看到大量的十字纹。

先秦时期制定的华夏衣冠礼仪中规定皇帝在正式场合要戴十二旒冕冠，在中国除了汉族，只有藏族同样拥有十二旒冕冠。

为什么藏族和夏商周上古三代有这么多联系？很简单，因为藏族的祖先和华夏集团同样出自西北地区，有共同的起源，这也是汉语和藏语同属于汉藏语系的原因。学者推论两个族群大概在四千年前分离，一支东迁进入中原，一支西迁进入青藏高原，而这差不多就是夏代。这也是为什么藏语中对汉人这个词的发音为夏人。

其实以上结论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因为无论是炎黄神话，还是大禹出自西羌的传说，无论是讲述周穆王西游的《穆天子传》，还是流传千年的昆仑神话，都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地指向广袤的西北大地。考古学所取得的成果只是帮助我们正本清源而已。

“夏传子，家天下；四百载，迁夏社。”——《三字经》

传说禹传位于自己的儿子启，自此开启了历代王朝坚持私有制、家天下的传统。

四百年之后，成汤灭夏桀，结束了夏王朝的 历史 。虽然缺乏具体的考古证实，但这一 历史 进程早已熟记于每个中国人的心中；中国 历史 的第一个朝代是夏的观点也早已深入人心。

可就在近几年，却有文章指出中国科学大学教授提出夏朝其实在埃及的观点，并通过河流流向和青铜器的成分分析给出了证明。这是怎么回事呢？

中国科学大学的孙卫东教授之所以指出夏朝在古埃及，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河流自南向北的流向；另一个是殷商青铜器中的铅和锡的成分比例。

关于河流的论证，只在一个名为Ricardo Lewis的外国学者的文章中有完整表述。他提到在2015年的一次对外的公开演讲上，孙卫东教授引用了司马迁的著作，并指出在夏朝的疆域内，有一条从南向北，分为九条支流的大河。

而在中国的领土中，并不存在自南向北的河流。相应的，符合条件的只有埃及的尼罗河。所以，夏朝只能在埃及。

而第二个原因，孙卫东教授在自己的文章中曾多次提及。1994年在中国科学大学做博士期间，孙教授就曾检测了几百件殷商时期的青铜器。

他发现这些器皿中的铅含量很高，而这种矿石的产地除了我国云南金沙外，只在非洲和美洲有。经过对铅的熔炼过程和当时交通贸易的分析，他指出这些青铜器只能来源于古埃及。

此言论一出，立刻引起舆论哗然。

除去少部分本就怀疑夏朝存在的群体外，大部分网友纷纷反驳。

大家从河流、文字、人种等多个角度反驳“夏朝在埃及”的观点，指出仅仅依靠《史记》的记载和铅元素的报告就断定夏朝在埃及，实属武断，与严谨的学术规范违背。

一方面，司马迁在夏本纪中的描述本就来自于二手文献，仅仅凭借一句河流的描述就认定夏朝在古埃及和依赖文献承认夏朝在中国的言论并无差别。

对比商周时期的版图可以发现，虽然黄河整体自西向东，但是部分河段仍然保持了自南向北的流向。加之直到商周时期，对于黄河的统治也仅局限于中下游。

在夏朝，完全可能存在着对于地理考察不准确而错误认为河流自南向北流的错误认知。

另一方面，对于青铜器的描述，也只是表明殷商时期的部分青铜器存在矿石来源不明的问题。而这在孙卫东教授早期与他人合作发表的论文可以找到合理的解释。

由于铅比例较高的青铜器只在早中期的青铜器中出现较多。联系 历史 中商王朝疆域逐渐向南方扩展的趋势，可以猜测早期青铜器含量高来源于北方特殊的矿区；随着南方疆域的开拓、新矿石铅得到发现，之前的异常铅比例就逐渐减少。

显然，无论是河流还是矿石的理由都有些过于武断，孙教授的言论只代表了一种可能性，不能成为“夏朝在埃及”的铁证。

实际上，关于夏朝的考证早已有之。

而自1996年起，随着我国“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启动，夏朝的存在也逐渐被证明；二里头文化的出土，也为夏朝存在的论点提供了论证。

学者们纷纷从自然科学、古籍、出土文物器皿等方面进行考察。虽然之间存在着矛盾和争执，但是这种严谨的方法确实助推了我们对夏文化的了解。

从学术角度来说，孙卫东教授关于“夏朝在埃及”的言论只能证明政治层面的夏王朝与埃及存在关联。

这一结论固然武断，却与我国的 历史 文明无关。

即使承认夏朝和埃及青铜器成分相似，也不等于承认夏王朝就在埃及，更不等于承认中国的文明来源于埃及。中华文明和古埃及文明之间终究有着巨大的差别。

但是，在Ricardo Lewis的文章中，这一结论演化为“中华文明的创新”，否认“夏朝在埃及”就等于承认自己是盲目排外的民族主义。他甚至提出，我国对于夏朝的考查是带有意识形态的认识，是为了证明中国文明是不受外来影响的产物。

真是可笑，这样的言论，才真是对知识领域的意识形态植入。试问，难道 历史 考察不需要参考各类史料，再得出最终结论吗？如果是，那么对此进行有根据的反驳、合理的猜想怎么就成了歪曲 历史 、闭关自守？

退一步讲，就算夏朝真的在埃及，也只能代表疆域发生了变化，对我国的 历史 并不影响。美国来源于英国殖民，难道美国就没有属于自己的 历史 吗？西欧 历史 深受古希腊文明影响，但是并不妨碍西方各国修撰自己的 历史 、证明自己文化中存在着不同于古希腊文明的部分。

法国科学家巴斯德有句名言“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国界”。

这句话同样可以反过来运用。不应该将科学家的意识形态运用于科学研究之上，用意识形态来揣测科学的进程和结论。

孙卫东教授基于片面的证据就得出“夏朝在埃及”的结论，只是科学的一种错误形态，对于这一结论的评判尚可停留在科学领域。

但是，Ricardo Lewis将科学上升至政治、文明层面的言论却是真正的“不科学”。

近几年间，关于“中华文明外来论”的描述层出不穷，一些人甚至借助于汉字字形指出“华夏就是埃及”。

这些言论之所以饱受网民指责，就在于他们一方面没有在科学范围内遵守严谨的规范，过于片面，甚至穿凿附会；另一方面，在科学之外也没有遵守科学的规范，用意识形态绑架科学，指责反对者固守“民族主义”。

对于真正的科学来说，依赖的不是基于部分证据的猜测、更不是意识形态的臆想，而是对于所有证据的完整考察。只有这样，科学才能真正不负科学之名。大家觉得呢？

参考文献：

[1] Ricardo Lewis关于孙卫东教授讲座的文章记录

[2] 《青铜器，从铅同位说起》

[3] 赣鄂豫地区商代青铜器和部分铜铅矿料来源的初探

1 中国古代有哪些神射手

后羿， 又称「夷羿」，相传是夏王朝东夷族有穷氏的首领，善于射箭。一说是中国第一个朝代“夏”的建立者，有“人王”之称。神话中后羿之箭连射天上九个太阳，这个第一名当之无愧。

纪昌，战国时期时赵国邯郸人，从小便练得一身好箭法，据说早期“射之射”时射虱如射马，后来遇到一个老人点化他，使他学会“不射之射”，这个有多强就不知道了。纪昌死后，邯郸城内的武士们都耻于张弓舞剑。这个第二名应该没问题。

祖居拾回桥镇老山古林村，公园前7世纪人，楚国名将，原为楚庄王近卫军成员，任楚国宫厩尹，古代著名神箭手，百步外射柳叶百发百中。成语“百步穿杨”典故出此。相传楚王养一白猿机灵无比，其他射手都射不中，养由基却一箭将其射杀。

太史慈，三国时东吴名将。东莱黄县人，字子义。弓马熟练，箭法精良。原为刘繇部下，后被孙策收降，与曹魏交战时战死。年轻时单枪匹马凭一张弓箭冲出黄巾军的重围调来援兵解北海之围。归附孙策后在一次兵变中他一箭将一名校尉之手反钉在城楼之梁上，东吴第一神射将军。表现不错，排第四。

黄忠，三国时原魏国将领，神射无敌，后归蜀汉，三国时期七品上将（吕赵典张关马黄）之一，箭无虚发，在长沙之战中射中关羽头盔上的红樱而不偏一毫，关羽自叹，黄忠老将军真想取吾性命自是在百步之外。排第五应该没问题吧。

赵云，三国时期七品上将之一，刘备麾下第一名将，诸葛亮赴东吴前亲自点赵云为其护身，从东吴归来时恰逢吴将 丁奉和徐盛的兵船，时风大浪高，赵云挽弓一箭射断帆索和船的桅杆，吴兵皆惧无人赶追。赵云的箭术直追黄忠，排第六。

哲别，其人不详（射雕中有介绍，呵呵），箭无虚发，有一箭双雕之说，被蒙古人尊称为箭神，哲别这个名字后来也成了蒙古语中“神箭手”的代名词。排第七

吕布，三国时期七品上将之首，武功箭术无人可比，有“马中赤兔，人中吕布”之说，三百步外辕门射戟，一箭使得袁术刘备两家休战，呵呵，他对自己倒蛮有把握的~排第八没话说。

姜唯，三国后期蜀汉名将，原为魏将，后被诸葛亮收为麾下，文武全才，诸葛亮死后为圆孔明生前之梦曾经“九伐中原”，基本解除了魏国对蜀汉的威胁。姜唯的箭法之高是有名的，在其中一次逃亡中弓箭用完的情况下空手接魏将郭淮连射的三枝箭，然后以箭对箭，射杀了郭淮。这个第九名不是徒有虚名的。

李广，西汉名将，善骑射，有“汉之飞将军”之称。他一次战败被匈奴俘虏后乘敌人不备夺得一弓一马连射倒匈奴数十人，箭法之准让后来的匈奴没人敢追。一说有次他出去打猎，误将一块大石头当成老虎（眼神还真差）竟一箭将石头射穿。这个“汉之飞将”排第十也应该没问题吧

2 中国古代十大神射手

第一名：后羿

后羿， 又称「夷羿」，相传是夏王朝东夷族有穷氏的首领，善于射箭。一说是中国第一个朝代“夏”的建立者，有“人王”之称。神话中后羿之箭连射天上九个太阳，这个第一名当之无愧。

第二名：纪昌

纪昌，战国时期时赵国邯郸人，从小便练得一身好箭法，据说早期“射之射”时射虱如射马，后来遇到一个老人点化他，使他学会“不射之射”，这个有多强就不知道了。纪昌死后，邯郸城内的武士们都耻于张弓舞剑。这个第二名应该没问题。

第三名：养由基 ，祖居拾回桥镇老山古林村，公园前7世纪人，楚国名将，原为楚庄王近卫军成员，任楚国宫厩尹，古代著名神箭手，百步外射柳叶百发百中。成语“百步穿杨”典故出此。相传楚王养一白猿机灵无比，其他射手都射不中，养由基却一箭将其射杀。

第四名：黄忠

黄忠，三国时原魏国将领，神射无敌，后归蜀汉，三国时期七品上将（吕赵典张关马黄）之一，箭无虚发，在长沙之战中射中关羽头盔上的红樱而不偏一毫，关羽自叹，黄忠老将军真想取吾性命自是在百步之外。排第四应该没问题吧。

第五名：赵云

赵云，三国时期七品上将之一，刘备麾下第一名将，诸葛亮赴东吴前亲自点赵云为其护身，从东吴归来时恰逢吴将 丁奉和徐盛的兵船，时风大浪高，赵云挽弓一箭射断帆索和船的桅杆，吴兵皆惧无人赶追。赵云的箭术直追黄忠，排第五。

第六名：哲别

哲别，其人不详（射雕中有介绍，呵呵），箭无虚发，有一箭双雕之说，被蒙古人尊称为箭神，哲别这个名字后来也成了蒙古语中“神箭手”的代名词。排第六

第七名：太史慈

太史慈，三国时东吴名将。东莱黄县人，字子义。弓马熟练，箭法精良。原为刘繇部下，后被孙策收降，与曹魏交战时战死。年轻时单枪匹马凭一张弓箭冲出黄巾军的重围调来援兵解北海之围。归附孙策后在一次兵变中他一箭将一名校尉之手反钉在城楼之梁上，东吴第一神射将军。表现不错，排第七。

第八名：吕布

吕布，三国时期七品上将之首，武功箭术无人可比，有“马中赤兔，人中吕布”之说，三百步外辕门射戟，一箭使得袁术刘备两家休战，呵呵，他对自己倒蛮有把握的~排第八没话说。

第九名：姜唯

姜唯，三国后期蜀汉名将，原为魏将，后被诸葛亮收为麾下，文武全才，诸葛亮死后为圆孔明生前之梦曾经“九伐中原”，基本解除了魏国对蜀汉的威胁。姜唯的箭法之高是有名的，在其中一次逃亡中弓箭用完的情况下空手接魏将郭淮连射的三枝箭，然后以箭对箭，射杀了郭淮。这个第九名不是徒有虚名的。

第十名：李广

李广，西汉名将，善骑射，有“汉之飞将军”之称。他一次战败被匈奴俘虏后乘敌人不备夺得一弓一马连射倒匈奴数十人，箭法之准让后来的匈奴没人敢追。一说有次他出去打猎，误将一块大石头当成老虎（眼神还真差）竟一箭将石头射穿。这个“汉之飞将”排第十也应该没问题吧

3 中国历史上的神射手

1、后羿

后羿， 又称「夷羿」，相传是夏王朝东夷族有穷氏的首领，善于射箭。一说是中国第一个朝代"夏"的建立者，有"人王"之称。神话中后羿之箭连射天上九个太阳，这个第一名当之无愧。

2、纪昌

纪昌，战国时期时赵国邯郸人，从小便练得一身好箭法，据说早期"射之射"时射虱如射马，后来遇到一个老人点化他，使他学会"不射之射"，这个有多强就不知道了。纪昌死后，邯郸城内的武士们都耻于张弓舞剑。这个第二名应该没问题。

3、养由基

养由基，祖居拾回桥镇老山古林村，公元前7世纪人，楚国名将，原为楚庄王近卫军成员，任楚国宫厩尹，古代著名神箭手，百步外射柳叶百发百中。成语"百步穿杨"典故出此。相传楚王养一白猿机灵无比，其他射手都射不中，养由基却一箭将其射杀。

4、黄忠

黄忠，三国时原刘表手下将领，神射无敌，后归蜀汉，三国时期七品上将（吕赵典张关马黄）之一，箭无虚发，在长沙之战中射中关羽头盔上的红樱而不偏一毫，关羽自叹，黄忠老将军真想取吾性命自是在百步之外。

5、赵云

赵云，三国时期七品上将之一，刘备麾下第一名将，诸葛亮赴东吴前亲自点赵云为其护身，从东吴归来时恰逢吴将丁奉和徐盛的兵船，时风大浪高，赵云挽弓一箭射断帆索和船的桅杆，吴兵都害怕没有人去追。

6、太史慈

太史慈，三国时东吴名将。东莱黄县人，字子义。弓马熟练，箭法精良。原为刘繇部下，后被孙策收降，与曹魏交战时战死。年轻时单枪匹马凭一张弓箭冲出黄巾军的重围调来援兵解北海之围。归附孙策后在一次兵变中他一箭将一名校尉之手反钉在城楼之梁上，东吴第一神射将军。

扩展资料

远在3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在中国境内的人类就开始使用弓箭了。最早的箭很简单，用一根树棍或竹竿，截成一定长度的箭杆，在一端削尖就是箭。而矢的真正起源应是原始社会石器时代，人们把石片、骨或贝壳磨制成尖利的形状，安装在矢杆一端，这就制成了有石镞、骨镞或贝镞的矢了，比起单用木棍竹竿削的箭可算进了一大步。

由于远古的箭杆难以保存至今，所以出土实物中往往仅留下箭镞。新石器时代的石、骨、蚌镞，有棒形、叶形、三角形等多种，有些已有镞茎和逆刺。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遗址中最先出土了商朝早期的青铜镞。商周时期，青铜镞的主要式样是有脊双翼式。

春秋战国时，三棱式镞盛行，战国时此类镞多装铁铤，以节省铜材。汉以后铜镞开始向铁镞过渡，这个过程经历了约200年。河北省满城县出土的西汉前期的三翼式或四棱式铁镞，仍系模铸成型，锋利程度不及铜镞；而四川省新繁县牧马山出土的东汉铁镞呈扁平的锐角三角形，既适合锻造，又有较强的杀伤力。这种形制遂为后代长期使用的点钢镞所承袭。

箭杆多用竹制，也有木制的。先秦时期，在南方的云梦泽和肃慎族聚居的东北地区，均产制矢之楛。直至明、清，华南制箭还用竹杆，华北用萑柳，东北、西北多用桦木杆。为了较准确地命中目标，必须把握住箭在飞行中的方向，于是人们在箭杆的尾部装上羽毛，使箭的形制趋于完善。

-神射手

4 中国历史上的神射手

NO。

1 后羿 入选原因： 夏国部落 神箭手 ，他在孩童时就能用小弓小箭射死空中飞舞的苍蝇，后来跟楚孤父学艺，射术更精！ 相传当时天上出现十日，后羿受人民委托~射落九日。后来他又射杀水中的怪物、陆上的猛兽，给人民带去了和平，后来当了部落首领，并造反夺取了皇帝之位！ 落幕演出： 当皇帝后迷恋女色、贪爱打猎！结果被谗臣逢蒙所杀 另说明： 史上共有两位名字带“羿”字的引：一个生活于帝尧时代的羿；一个生活于夏朝的后羿，属有穷部落。

古籍记载的是“羿彃日”、“大羿射日”、“后羿篡权”。 究竟是哪个射日，学术上有争议。

民间传说羿中是嫦娥的丈夫，射日的英雄；然而究竟是哪个羿，仍旧没有统一的说法。 NO。

2 养由基 入选原因： 春秋 楚国神箭手 ，从小练射，射术神准，后从军。 养由基：姬姓，养氏，名由基，舆邑人，人们称之为神！ “百发百中”、“百步穿杨”成语，均出于养由基由事。

令尹斗越椒自恃才勇双全，便在国内造反。险些一箭射杀庄王，后被庄王用计把他骗过清河桥，再将桥破坏！养由基站在河岸对面大声地对斗越椒说：“这么宽的河，射箭有什么用？听说令尹是个射箭的好手，我们俩就靠近一点，站到桥头上，各射三箭，比个输赢。

怕比不是好汉。”养由基与对方约定，让对方先射三箭，再由他射！斗越椒连发三箭~养由基一一躲过，然后养由基首先拉弦一下而未发，对方躲避而未见箭来！当又听见第二声时养由基的箭已射来~斗越椒当即毙命！养由基一箭结束战争，得一外号“养一箭” 晋国发兵攻打郑国， 楚国 发出救兵，在鄢陵与晋军相遇。

两军对垒相持，还没有开仗时， 楚国 将军潘党在营后练箭试射红心，三箭皆中红心！养由基便在百步之外，由潘党在杨树叶上画上“一二三！”由养由基射，养由基三箭全中！军中哗然！“百步穿杨”成语由此而来！ 潘党不服，又以一箭射穿七层坚实的战甲！而养由基又发一箭，正好把潘党那支箭送出去了，养由基的这支箭穿在七层甲的箭孔内。 众将看了都伸出了舌头。

潘党也心服口服了，叹息说：“养由基的好箭法，我是望尘莫及啊！” 第二天养由基乘车直到晋军阵前，正碰上一箭射中楚王的敌方大将魏锜。就大骂：“你这个小子有什么本事，敢射我们的大王？”魏奇正想答话，养由基的箭已到，正射中魏奇的颈项，倒在地上死了。

后晋兵追杀楚兵追得很紧，养由基站在阵前射死好几个晋兵，晋兵才不敢进逼。 楚国 大将公子婴齐和公子壬夫听说楚王中箭，都赶来接应，混战了一场，晋兵才退回去。

落幕演出： 成名不久后病死。可惜可惜。

NO。 3 楼烦 入选原因： 楚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