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总说，夏朝是中国的第一个王朝，中国的文明源远流长。当人们说起夏朝的文化的时候，总是十分的自信，总觉得自己的祖先曾经做出了非常耀眼的成绩，身为他们的子孙，自己非常的自豪。可是，考古学家许宏却提出了一个问题，夏朝真的存在吗？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这是谜一样的。夏朝是否存在，其真假是无法证明的，总是夸耀祖先其实是一种不自信的表现。

许宏说，人们之所以崇拜夏朝，就是因为，夏朝好像给人们传达出一种成人礼的感觉。觉得这是一个王朝的开始，从这里开始，我们便拥有了丰富的文献以及文学传统，在这里，我们有民族自信心。所以，人们心中更愿意相信夏朝是真正存在着的，这是人心中的一种信念，谁也不愿意去抹去，更没有人愿意去质疑。

许宏讲述了自己考古研究工作当中的一些事情，许宏觉得，如今的考古界正在面临着一个巨大的转型，一种是从文化史转向社会的考古，另外一个就是从民族方面的主义的考古学，转变为面临世界的考古学。对于考古界而言，所有的一切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所有的认知也都是一个全新的颠覆，很多时候，我们自以为真实存在的东西，如果没有找到确实的证据，那么，那些自以为真实存在的东西，其实是一种假象。

就好像人们总说，我们是龙的传人。在古代的时候，人们总是相信龙和凤凰都是真实存在着的，可是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如今已经很少有人相信龙是真正存在着的了。但我们依然会说我们是龙的传人，因为这已经发展成为了一种文化，一种理念，一种信仰。就像说起夏朝的时候，我们会油然而生出一种自豪感，所有的文明都是从夏朝开始蓬勃发展的，我们的文明源远流长，生机勃勃。

这样的说法很多人都接受不了，在人们的固有认知当中，夏朝是主要是存在着的，可是从理论的角度来看，夏朝到底是存在还是不存在，这就要上升到学术政治上的问题了。许宏说，自己现在作为二里头考古队的队长，这件事情已经成为了一个焦点，并不是说真的否定夏朝存在，也并不是伸张历史虚无主义，只是关于夏朝是否存在，真的没有办法去证明，就好像甲骨文出来之前，很多问题是不可能解决的。

所以说，夏朝到底是真的存在吗？从已经出现的历史材料来看，想要证明夏朝的存在其实也是比较困难的。无论是从理论还是从学术上来讲，都没有人能够直接证明夏朝是确实存在着的，只有当我们发现全新的文物的时候，当我们发现全新的古籍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更加的确信夏朝到底是否存在。

许宏认为，在这个事情没有定论之前，一味地认为夏朝一定是存在的，反而是一种文化不自信的表现。面对许宏这样的理论，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看呢？

外国考古学家认为夏朝是古代人想像出来的类似乌托邦的过渡。外国人不愿意承认华夏的文化有这近5000年的文明。在他们的眼中中国只有不到4000年的文明（3000多年）。其实夏朝遗址已经发现了，给你一段夏朝遗址的介绍：

夏朝的遗址集中在河南偃师二里头处，学界称“二里头文化”。

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省偃师县西南9公里的二里头村南，伊河与洛河之间，遗址东西约25公里，南北约15公里，总面积约300万平方米， 1957年被发现。30多年来共揭露地面1万平方米，发现有宫殿建筑基址、作坊遗址、一般居住地、陶窑、窑穴、墓葬等一大批遗迹和铜、玉、石、陶、骨等遗物。

已发掘保存较好宫殿基址两座。在宫殿基址的周围还发现面积大小不等的若干块夯土台基残迹。这些建筑基址反映出当时宫殿建筑群的规模，成为该遗址具有王都地位的主要标志之一。此外还发现水井多眼，水井长约195米，宽18米，深4米多，平面近方形，四壁修整得平直光滑，或在两壁挖有对称脚窝若干对。另外还发现有水沟。

根据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大量遗迹和遗物，研究工作者认为二晨头文化早于郑州二里岗文化，晚于河南龙山文化。遗址可分为一脉相承的四期。第一期和河南龙山文化接近，第四期和郑州二里岗早商文化接近，所出土的陶器火候较高，质地坚硬，呈浅灰色，器形有罐、鼎、盆、尊、鬲等。第二期出土有铜刀、铜爵等，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青铜器。第三期发现大型宫殿基址，面积1万平方米，还发现不少墓葬，墓坑大小，随葬物多少，有明显的阶级差别。考古界认为二里头一期、二期属于夏文化。二里头的地理位置，恰与古籍记载中的“太康仲康居斟”“桀居斟”相同，并发现有大型宫殿遗址和文物，因而它应当是夏的一处帝王都。

夏朝是古籍里记载的朝代，但一直因为没有文字记述和文物被发现一直不被史学家认同，为什么找不到夏朝的遗址和文字，为什么商朝的甲骨文里面没有描述夏朝的文字，为什么周灭商后突然大量出现了夏朝的事迹，解答了这几个为什么就会将上古的迷雾剥开，专家们寻找夏朝遗址一直在河南山西寻找，因为这里发现了殷墟，商灭夏，专家认为这两国离得不会太远，所以就围着殷墟寻找夏墟，找到的二里头文化遗址没有找到有价值的文物证明这里就是夏朝，但专家们却将这里定为夏都城，这只不过是为了证明而证明，毫无意义。

 要想知道夏朝的具体位置就得从商朝的甲骨文里找答案，商人遗留的甲骨文从未记载任何“夏朝”的事迹。但是对“禹”提到过几次，之后整个夏王朝的历史，在商人就是只字未提。可见商人不知有夏这个朝代，因为商朝人不管夏朝叫夏，而叫鬼方，所以甲骨文里没有夏字，夏朝是周人对他们的故主的称呼，周人从西北方迁移至丰镐一代定居，豳地近夏，周人称他们为夏，他们也归夏人统治，所以周灭商后，才出现了对夏朝的记载

而且对夏朝的记载很多都是从商朝历史上抄下来的，例如伊尹对姜子牙，成汤对周文王，夏桀对商纣，所做的事情基本雷同，因为夏朝没有文字，周人对夏的了解也是一知半解，没法自圆其说，所以就通过胡编乱造抄袭故事，给自己偷袭商朝的行为加上合法的外衣， 而“禹”字的出现则说明在上古时确实有大禹，但大禹和他的国家怎么消失了呢，上古时地壳变迁，河流改道从西向东流了，导致漫天大水

自四川崇国的大禹将洪水治理平定，大禹出生在汶川一代，那里地震频频水患极多，大禹一族以善于治理河道洪水而出名，后来父子二人相继治水22年，平息水患，加上大禹治国有方，天下各部落都臣服与大禹，大禹也将国家迁移到中原一带，但是大禹治水后仅当政17年便一病而逝，其儿孙失政，这时东夷族日渐强大，要争夺王权，夏人被东夷的后羿驱逐，大禹的后代却因地貌变迁无法再回到四川，就像西北迁移，少康在西北重新建立了夏国，统治西北地区

而后羿的东夷族在中原大地也没能站稳，后来被来自东北方的商人们打败，他们又退回东夷部落，这也导致了后世商朝和东夷部落几百年的战争， 而逃到西北的夏朝也想在恢复自己的王权，这样就和占据中原的商人开始了拉锯战，历代商王都要和他们称为鬼方的夏人征战，互有胜负，商王武丁时期商朝军力强盛，武丁亲自率军征讨鬼方，双方经过三年大战，商朝将在西北的鬼方彻底打败，夏人被迫继续向西迁移，来到中亚一代建立了新的夏国，称为大夏国，周人就是借此机会摆脱了夏朝的控制，向东迁移，来到丰镐之地，慢慢发展，最后在周武王时期趁商朝讨伐东夷，出兵偷袭商朝，一举灭掉商朝，为了证明自己的天下共主的合法性，进而编造了商灭夏的故事，随后出现了大量的关于夏朝的记载，但可惜西周末年申国勾结犬戎杀进镐京，杀死幽王，让很多古籍被毁，东周之世王子朝之乱更是让王室典藏古籍大部毁于战火，所以我们看到史书上记载的夏朝是七零八落的。

如果不拘泥于历史记录非常有限的只言片语，历史还有一种更大胆的假说：夏王朝根本子虚乌有。即使存在过曾经***民抗洪救灾的部落领导、存在过带领部落子民抗御外敌的英勇酋长，他也只是一个部落的王，而不是一个广域国家的王。

　　中国是如何诞生的？这是一个人们反复追寻的千古之谜。中华起源有很多传说，部分故事在春秋战国时期变成文字，汉朝司马迁又把文字和传说凝固为历史：“夏”即中华第一王朝，中国的起点。

　　传说夏朝起源于大禹治水。禹的父亲鲧受命治水九年而无果，于是子承父业，大禹带领民众、采用疏导的方法，历经十三年，最终功成。于是大禹成为九州共主，中国第一个王朝夏诞生了。

　　然而，最近一百来年考古学家们活跃又有成效的工作并未发现夏朝存在的可靠证据。

　　夏，真是最早的王权中国吗？它何以崛起？又出现在哪里？

　　几千年前的大洪水

　　2016年8月，南京师范大学地质学家吴庆龙博士等在国际著名学术期刊《science》上发表了一篇有趣的论文，说找到了大禹治水的证据，这引起了世界各地人民极大的兴趣。他们说的故事大概是这样的。

　　约三千九百二十年前，黄河上游青海和甘肃交界之地发生了一场大地震。黄河沿岸的一些早期人类聚落在这次地震中受到毁灭性打击,例如位于青海海东市的喇家遗址。这个遗址的主体面积约20万平方米，四千年前应该算得上个挺大的村庄，位于黄河边的二阶平台之上。

　　某天的黄昏，突然天崩地裂，正在窑洞里做饭的喇家人就这样被崩裂的山体埋葬了，留下各式各样死前的挣扎，还有煮熟的面条，成为今天的旅游者参观和感慨的“东方庞贝”。

　　同一场地震也摧毁了喇家沿着黄河往上走25公里的积石峡，大规模山体滑坡堵塞了积石峡段的黄河。根据吴博士等科学家的估计，这个由滑坡造成的坝体高于黄河正常水面约200米，这道坝可将黄河水拦住六到九个月，形成可蓄水12～17立方千米的巨型堰塞湖（大约为半个三峡的库容）。

　　不久，黄河水最终没过坝顶，冲垮这道滑坡坝，迅速形成滔天洪水，给黄河下游造成极大的冲击。首先受到冲击的是不远处的喇家遗址，科学家们的确在这里找到了被洪水浸泡的证据。

　　到目前为止，吴博士等科学家们讲述的都是坚实的科学事实。接下来，作者跳过了历史学家千年的文献研究和考古学家百年的田野调查，开始了直接连接大洪水科学证据和大禹治水传说的浪漫想象。

　　他们认为，积石峡堰塞湖的决堤可以在24小时内释放出11～16立方千米洪水，达到每秒40万立方米的水量，对黄河下游两千公里造成极大的洪峰冲击，造成史书中所记载的“洪水滔滔，天下沉渍，九州阏塞，四渎壅闭”的局面，破坏了黄河流域脆弱的文明，于是治水英雄大禹就因此产生了。多年治水的结果就催生了夏王朝的诞生，年份应该是约三千九百年前。

　　然而，由一场偶发的洪水就催生王权国家的诞生，听上去更像是童话，但并不符合逻辑。吴博士等人的论文也并未提供可靠的数据和分析把这个逻辑链结实地串起来。历史其实有很多其他可能性。

　　治水和王权国家起源

　　自从地球走出冰河期进入气候温暖的全新世以来，世界各地山峦之巅的冰雪逐渐融化，早期几千年经常是大雨滂沱，导致海平面上升了一百多米。

　　在漫长的新石器时期，走向农耕社会的人必须学会对付的一个恶魔就是洪水。洪水一定出现过无数多次，每次都需要也都可能出现领导大家与水斗争的英雄。

　　因此，大洪水传说和英雄壮举在所有古文明都有自己的版本。

　　但由于治水而诞生王权国家最令人信服的案例只有古埃及。更多的早期国家是由于人口压力导致资源争夺的战争以及内部控制这样的强制性元素而形成的。

　　尼罗河是古埃及文明的母亲河，那里的农耕社会大约于八千多年前开始，青铜时代于约距今五千两百年前的奈加代文化晚期（Naqada III）开始。

　　由于尼罗河每年都泛滥，这里在王国之前就出现了小型人造堤坝和排水系统。预测和控制洪水、水利系统的建造和维护都需要很多经验和知识，这样的工程也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一个小部落很难承受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多部落的合作是必须的，并且尼罗河流域的人们必须年年合作才能生存。

　　古埃及建造的尼罗河河水丈量仪。

　　因此由于治水而形成广域王国在埃及就是一件很符合逻辑的事，只需要正确的人出现。

　　第一个统一尼罗河上下游部落的王名叫Menes，他于约距今五千一百年前在尼罗河流域建立了第一个农耕王朝国家，都城在尼罗河中上游的阿拜多斯城（Abydos）。

　　之后约两百年，古埃及圣书体文字出现了。考古发现，古埃及上下流域的部落统一成一个王权国家后，水利系统得到了更迅速的发展，这和广域王国的资源集中和调配能力是分不开的，整个尼罗河流域的农耕人都受益，也造就了一批天文、水文和数学等方面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以及灿烂的古埃及科学和技术。

　　值得强调的是，古埃及尼罗河的洪水是一年一次高频发生的，于是成立一个跨大区域的、常规性的体制，也即王权国家对各部落合作治水、收税征集民工等很有必要。后来，王权国家增加了抵抗外敌的功能。

　　但是，黄河流域的洪水并没有固定周期，每有偶发洪水来临之时各部落间的合作只可能是暂时的，一旦使命完成，合作关系就可以解体。

　　可以想象，临时的治水领袖在中国几千年新石器阶段在不同时期和地方出现过多次，他可能是受人们尊重和怀念的部落领袖，但这并不是成为广域王权国家之王的必要条件。

　　以四千年前的交通和通讯手段，把黄河流域上下几千里的民众组织起来一定是旷日持久的事情，对积石峡堰塞湖的决堤这种万年难遇的、非常短暂的大洪水事件的被动响应，很难动员和凝聚很多部落形成常规性广域王权国家。

　　夏朝诞生的另一个假说

　　无疑，关于夏王朝的诞生，可以有很多想象空间。

　　四千多年前，处于全新世温暖期的地球又出现了一轮气候波动，这轮波动从距今四千三百年开始到距今三千五百年结束，经历了约八百年。地理学家们将其命名为“全新世事件3”(Holocene event3)。 这场气候波动极大地影响了世界多地历史演化的节奏和发展方向。

　　此时的中国大地，来自西伯利亚的冷风干燥而强劲，但从南方印度洋来的温暖而湿润的季风却大幅减弱了,因此中国北方和西北地区变得干冷，逐渐失去了农耕的条件。

　　如果用跨越几百年的“全新世事件3”所造成中国地区人口大流动的思路来重新审视华夏部和原住民之战，逻辑也更为清晰。

　　在中国新石器末期（距今五千年到四千年前后）的一千来年时间里，黄河中、下游的蚩尤部以及长江中游的苗部落在这里世代安居乐业，彼此关系平安而友好。

　　其实，四千多年前的中国大地上（按现在的面积算）只有五百多万人，人口密度并不大。如果没有天灾，东南方和西北方等地的先民们都可以各自安居乐业的，没必要挤到一起，更没必要厮杀。

　　“全新世事件3”开始之后，生态环境变坏导致西北地区和黄土高原的华夏集团一波又一波南下东进至黄河中、下游地区，这里逐渐难以承受新来移民的压力，因此新老居民经常发生激烈冲突。

　　几百年混战的结果是华夏集团获胜，占领黄河中游。而蚩尤部和苗人失败，蚩尤部落一部分人退到黄河下游山东一带，后来被华夏族称为东夷，而部分蚩尤族和苗族则南下长江流域，后来被华夏人称为南蛮。

　　如果要用今天的术语来判断当年的是非曲直，那么来自西北的华夏部落似乎是侵略者，而蚩尤和苗族则是更像是保家卫国的正义一方。

　　华夏部落和苗族部落的分布图。

　　“大禹战三苗”描述的可能就是流民和土著众多战争中最为生动的故事。三苗当时可能是居住在长江之北、黄河之南的一些部落，华夏族和三苗的战争就发生在长江和黄河中游之间的某地。这场战争的结果是禹领导下的华夏部落获胜，而三苗族大败南逃。

　　战争是团结多部落很好的粘合剂，也可以征服一些部落让他们俯首称臣。领袖可以在战争过程中获得可怕的权力，可以形成长期征税的机制，也可以把人和部落分为等级，强者贵、弱者贱，俘虏就是奴隶了。于是中国第一个王权国家在这样长期的征战的背景中兴起就合情合理了。

　　然而，如果战争的胜利者最终在黄河中游建立了王朝的话，那么具体时间是什么？夏都又在哪里呢？

　　夏都之谜

　　位于黄河中游山西省襄汾的陶寺遗址是一个可能的夏都。研究发现陶寺遗址的活跃期是距今四千四百年前到三千九百年前之间。

　　考古出土物显示陶寺早期是一个善于学习和吸收周边文化技术的群体，城里还出土了一个疑似观象台的建筑，显示出较高的文化水平。

　　这个城市从早期就显示有少量移民流入，然后一直在加速。物理分析发现，陶寺最后的两百年间，这里超过75%的人口为第一代外来移民，而头骨和基因研究发现这些外来人口大多来自内蒙古、青海、甘肃等西北地区。

　　陶寺遗址最后的一百年，已经基本被新移民占领。晚来的流民们对原住民的暴力行为在该城遗迹中留下了明确的印记，如掘墓、杀人、抢劫等。

　　另外，这些流民并未形成新的社会等级结构和秩序，城里显示出整体贫穷和无政府状况，最后这个城市是在混乱和贫穷中告别历史的。

　　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扁壶，其上为朱砂书写的“文”字。

　　如果说陶寺早期统治者就是夏王朝统治者，那么这些人似乎逐渐被新来的移民赶出去了，没有构建王朝的实力。如果说陶寺晚期是夏王朝，那么这个缺少秩序的地方与一般新王权国家早期欣欣向荣的景象并不符合。这两种想象都难以被人接受。

　　另外一个可能的夏都是号称“禹王城”的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但这个“城”规模很小，也就是一个村而已，完全没有王权气派，何以统治周边广泛的区域？

　　也有学者认为河南新密市附近的新砦遗址可能是大禹的儿子、夏朝开国之君夏启的都城，该城防御系统严密，有三道环城沟壕和城墙保护。但该城的活跃期是公元前1850～公元前1750，最后在暴力攻击下衰落。这与文献得出的夏朝开国时间差挺远。

　　夏王朝也许子虚乌有

　　于是，学者们把寻找夏都的目光集中到了河南偃师二里头，这里是目前官方唯一认可的“夏都”。

　　二里头是中原最早的青铜遗址，其规模、布局和出土的文化元素都展现了王朝气象。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平面图。

　　可是，时间是个大问题。根据目前最准确的时间测定，二里头遗址的时间跨度是距今约三千七百五十年前开始到约三千五百年结束。

　　这与官方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所断言的“夏朝始于距今四千零七十年”之论有几百年的差距，也与积石峡地区的大地震、堰塞湖和大洪水有几百年的差距。

　　因此，如果二里头确与夏王朝有关的话，也只可能是晚期夏都城，与传说中的大禹和他的儿子没有直接关系，与夏的起源也没有关系。另外，二里头离曾经积石峡约2500公里，这里似乎并没有发现当年大洪水印记。

　　如果不拘泥于历史记录非常有限的只言片语，历史还有一种更大胆的假说：夏王朝根本子虚乌有。

　　即使存在过曾经***民抗洪救灾的部落领导、存在过带领部落子民抗御外敌的英勇酋长，他也只是一个部落的王，而不是一个广域国家的王。

　　到了距今四千年前后，青铜技术已经在西北地区出现了。在距今3700多年前，一群携带着最新青铜技术的西北人来到中原二里头地区，他们可能与几百年前流落陶寺的西北流民南下原因相似，但完全不是一拨人。

　　具有高科技优势的二里头人与已经居住在这里的各部落争夺地盘，成为赢家。为了保证自己的青铜优势，他们必须控制一大片相关矿产的区域，于是，中国第一个广域王权国家终于在安全威胁和新技术驱动的双重作用下诞生了。这就是商王朝！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器铜爵。

　　二里头出土的很多文物，与其他商代遗址出土文物的文化共同性较大，显示出一脉相承、逐步进步的景像。这对二里头是商都的假说是很好的支持。二里头考古队长许宏博士也认为二里头可能是商都，并且是“最早的中国”。

　　中国的崛起，不可能是一次偶然的英雄壮举，而是一幅波澜壮阔、悠远绵长的历史画卷。

　　在这个历史画卷中的任何一个点第一次标上“中国”二字都可能充满争议，但中国最终成为人类第一大国却是不争的事实。人们对中国的探源兴趣还会长久地持续下去。

我们上学的时候， 历史 教科书上都会讲到“尧舜禅让”、“大禹治水”、“启将公天下变成家天下（也就是破坏禅让制，改成以血缘关系为传承的君位世袭）”等华夏文明早期大事件，其中启建立夏朝是一件非常有创举的事，《史记》、《竹书纪年》以及《韩非子》等古籍都谈到此事。

如果按照我国学者考证的时间线，夏朝大概建立于公元前2070年，延续471年之后被商朝取代，但我们知道在甲骨文等考古实证出现前，国外学者连商朝的存在都不承认，更何况现在还没找到考古文字实证的夏朝了，夏朝作为一个“承前启后”的王朝，充满了神秘感，吸引国内外学者教授们进行探究。

在我们学到的 历史 里，促进夏朝建立的自然环境因素是黄河泛滥，而《史记》、《尚书》都记载大禹治水认真辛苦取得成就，于是有了威望和号召力，他“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洪灾治理好，人们有了稳定的生活，这时候形成一个有凝聚力又促进稳定的部族联盟是很顺理成章的结果。

所以夏朝是华夏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自然而然的 历史 产物，绝对不是外来文明。但孙教授却认为，目前对夏朝进行的系列考古工作里，都没能找到像商代甲骨文那样的文字实证，而根据他所做的检测，殷墟出土的商代晚期青铜器原料，其放射性和埃及青铜的放射性非常相似，但同样的铸铜原料在国内却找不到！

经过考证分析，孙教授发现商代青铜文明发达，商朝人的青铜器冶炼与制造技术也和古埃及技术相近，除此之外，《史记》中记录了一个关键性问题，夏朝时，有一条重要的河流是自南向北流动，而世界上自南向北流动、又能达到“母亲河”级别的河流，除了埃及尼罗河之外想不到还能有别的什么河。

再加上目前没有任何夏朝遗址实证，综合以上分析，孙教授得出了“夏朝外来”的结论：当年喜克索斯人在埃及建立的王朝被推翻，他们中的部分便从非洲迁徙到亚洲，从而建立起夏朝，也将古埃及的一些技术和文明带了过来，才有了二者之间青铜器特性相似的情况产生。

不过对于这位教授的观点，国内外网友们的评价却出奇一致，总结下来就是4个字：胡说八道。网友们提出的反对意见主要集中在两点：一，孙教授的思考逻辑有问题，首先他所检测的商代青铜器样本，其年代是晚商，距离我国史书上记载的夏朝差了不知道多久，怎么能用商朝的东西去佐证夏朝的结论？

如果按照他的逻辑，因为“夏朝就是古埃及”被确定，所以自南向北流动的尼罗河才是夏朝佐证，但学术文献上记录的夏代河流以及其他许多资料都还没确认真实性，怎么能根据他自身的观点立刻进行反推论呢？几千年沧海桑田，谁能保证河流流向一直没变？

第二点便是孙教授考古知识有欠缺，就青铜文明本身来说，华夏先民的创造力从来就不可小看，即使到了宋朝，古人所使用的部分矿石颜料现在也找不到，这不能说明宋朝矿石也是外来的，很可能千年来地质发生变化，何况我国考古专家已经找到了一部分夏商时期冶铜炼金有关的遗址，山西绛县西吴壁以东在古代铜矿分布非常密集，很可能是夏商制造青铜器重要原料产地。

基本确认为夏代中晚期都城，年代经测定大概是公元前1750年至公元前1500年、符合史书对夏朝许多记载（如都城位置）的二里头遗址正是研究夏朝文化的重要实证，此外还有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河南登封王城岗等，怎么能说夏朝存在没有任何考古现场发现作为支撑？

另外西吴壁遗址还发现了大量二里头、二里冈时期的冶铜遗存，炉渣、炉壁和铜矿石应有尽有，这又是一个考古佐证，二里头文化是中国青铜时代的文化，它很可能就依赖了山西铜矿带。基于以上，孙教授因为商代青铜器样本检测和尼罗河流向等断定夏朝是古埃及，只能说是想象，无法作为严谨的考古推论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