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
纪传体史书
《史记》
《史记》,原来的名字叫《太史公书》,既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又是我国第一部传记文学的总集。记载了上自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共三千余年的历史。
司马迁(约前145年—前90年),字子长,西汉夏阳(今陕西韩城)人,十岁左右开始接受教育,曾先后跟随大儒孔安国、董仲舒学习《古文尚书》和《公羊春秋》,他的思想既以儒家思想为主,又带有黄老之学的因素。其父司马谈,任太史令期间曾想撰写一部表彰“明主贤君,忠臣死义”的史书,但未成而终。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三十八岁那年,子承父业,继为太史令,为完成父亲的遗愿而撰写《史记》,至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才告完成。
《史记》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十表、八书、七十列传,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
“本纪”是全书的纲领,它以时间为纲,按年月记述帝王的言行政绩和各方面的重大事件。先秦的部分篇章按朝代成篇(如《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等),秦汉部分则按帝王人物成篇(如《秦始皇本纪》、《高祖本纪》等)。年份可考者则分年,年份不可考者则分代。
“表”由司马迁首创,以表格形式记载诸侯王的历代大事,简明排列世系、人物和事件。其中包括世表、月表(如《秦楚之际月表》)以及年表(如(《六国年表》),脉络清晰。
“书”指“八书”:礼、乐、兵、律历、天官、封禅、河渠、平准,记载了这些典章制度以及沿革。内容涉及历代礼乐、社会经济、天文律历、河渠地理等。司马迁认为这是经国大政,故列专题载述。
“世家”记载世袭王侯的史迹,兼及个别的着名人物(如《孔子世家》)。
“列传”以社会各阶层代表人物为主,兼及四夷诸国的风土、事迹。“传”包括专传(一人一传,如《伍子胥列传》、《孟尝君列传》)、合传(两人或几人一传,如《老(子)庄(子)申(不害)韩(非)列传》)、类传(一类人合传,如《儒林列传》)。专传、合传、类传又都列有附传,附传的作用相当于正传,表示列传人物的主次,它并非是可有可无的附属物。有的附传仅附其名,一般是载列子孙、亲友。
一、《史记》的特点
司马迁曾自言撰写《史记》是秉《春秋》之笔。不仅记载历史的事实,更希望编写一部贯通古今、内容广博、体例新颖的新史书,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
1得天独厚,准备充分,资料全面
司马迁成为名垂千古的史学家不是偶然的。在撰写《史记》之前,他就做了充分的准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嶷,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迁把壮游的动机说得十分明白,即不满足于“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的书本知识,有目的有计划地到现实社会中去作实地考察,接触国家大一统的壮丽河山和各地百姓的生活习俗,观察山川形势,了解和搜寻古代、近代、当代的历史传说及各种史料,探访故老、遗迹,采集历史传闻,非常审慎地考辨史实,并且在实地的社会调查当中,厘清了许多历史资料。他自己把这次壮游称为“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太史公自序》)。
《史记》的问世还取决于司马迁的家学渊源和私家藏书条件。周朝时期,司马氏的祖上就历代为史官,是渊源久长的书香门第之家,虽中间失其史职,但家学余风犹存。司马昌、司马无泽相继在秦汉之际作京师官,家中藏有古文禁书,在秦始皇焚书之前应该早有预防,所以司马谈才能够复兴家传绝学,使司马迁年十岁就能诵读古文。
另外,司马迁的家庭出身也为他的史记创作提供了先天的优势。司马迁八世祖司马错为战国时期的秦国名将。司马迁的先祖由晋入秦居少粱,处在秦晋、秦魏争雄的战场区,一直经受着战争暴风雨的洗礼,这使司马氏家族名将辈出。司马迁耳濡目染承传家学,所以记述战争有声有色。
汉武帝“建藏书之策,赶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汉书·艺文志》),为司马迁提供了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这些资料包括经、史、赋、传、子、骚、诏令、记功表册等。再者,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做太史令时,就已经为编写史书在材料上做了相当大的准备工作。司马迁自己说,写《史记》是“父子相继篡其业”。
2五体结构,叙事灵活,史事真实
司马迁博采众古籍之长,创造性地在《史记》中利用五种体裁结构,营造出一部跨度三千年、包罗历史万象的伟大史书。以“本纪”记帝王,以“世家”记诸侯,以“列传”记臣民,以“十表”记大事的年月,以“八书”记述制度的沿革,这种完整的体例使得《史记》反映出社会各个阶层的活动及人类历史的真相。《史记》的五种体例,各具笔法,分开来看,各体自成一个独立的系统,首尾完备,在贯通历史发展线索方面,又各有不同的侧面和重心;五种体例结合起来看,又是组织严密互相交融的一个整体。正因为它体例完备,才能容纳丰富的历史素材,在有限的篇幅之内使政治、经济、文化、学术、民族、社会以及自然的星象、历法、地理等无所不包。正如清代史学家赵翼所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起凡例,创为全史。”“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二十二史札记》)
立例又破例(所谓“立例”、“破例”是相对而言),是司马迁在《史记》中创新精神的反映。无例,缺乏规范,必将使史实叙述流于杂乱无章。死守成例,则不能曲尽丰富的历史内容,势必陷入呆板。所以,对立例、破例的灵活运用,是历史的客观需要。
《史记》尽管是以本纪、世家、列传、书、表五种体例为其主要分类,但在具体运用中又根据史实的性质而随时“破例”,可谓灵活多变、自由掌控。这种破例常用的是联络五体的“互见法”。“互见法”是司马迁为适应纪传五体的需要而创造的叙事方法,具体是将一个人的事迹、一件史事分散在数篇之中参差互见,彼此相补。这种叙事方法在《史记》中得到了纯熟运用,既具有史学功能,又具有文学价值。宋人苏询最早论及互见法。他说:
迁之传廉颇也,议救阏与之失不载焉,见之赵奢传;传郦食其也,谋挠楚权之缪不载焉,见之留侯传。夫颇、食其皆功十而过一者也,苟列一以疵十,后之庸人必曰:“智如廉颇,辨如郦食其,而十功不能赎一过。”则将苦其难而怠矣。是故本传晦之,而他传发之,则其与善也,不亦隐而彰乎!
“本传晦之,而他传发之”既是对互见法的最简洁的概括,又是对其文学功能的充分揭示。李笠的《史记订补》、章学诚的《文史通义》、靳德俊的《史记释例》等书也都对这一点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他们基本上是从史学的角度揭示互见法的作用。从本质上来讲,互见法是司马迁在历史研究中运用历史比较法的反映。它是将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进行普遍的联系和对比,用最能体现人物、事件本质的东西来组织材料,突出重心,再将枝叶蔓延的材料互见于其他篇章。如本纪以五帝合为一纪,夏、商、周各一纪,项羽、汉高祖、吕后、孝文帝、孝景帝、孝武帝则一人一纪,这采取的是随时详近略远的原则。项羽、吕后都不是帝王,之所以被写入本纪,是因为二人对时局有重大影响,都曾经独尊一时,号令天下。世家也是同样的道理,本来是记载诸侯世系,但是陈涉、孔子都被写入了世家。曾有部分学者认为这是“为例不纯”,或者说“自乱其例”,实际上这正是司马迁的独特的“史识”的体现。
3创造了“太史公曰”的史论方式
《史记》中的“太史公曰”,也就是习惯上的序、赞、论,这是司马迁在史论方式上的独特创举。“太史公曰”的内容非常丰富,涉及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历史、天文、地理、伦理、世俗、军事、人事等等。“太史公曰”的风格独特,或议论,或考证,或揭示,笔势纵横,语辞精练,义旨深微,或褒贬人物,或纵论史事,或隐微讥刺,皆观点鲜明,直抒胸臆。所有这一切,构成了司马迁的系统的历史学理论。对于所引用的典籍以及他人言辞,如《诗》、《书》、《论语》、诸子等,司马迁全部变换成他自己的语言。另外,为使评论生动性和通俗化,他还大量引用诗、歌谣以及民间的俚语俗谚。“太史公曰”的形式整齐,但又不乏灵活。所谓整齐,是指“太史公曰”的完备体例,它分为序、赞、论三种形式——篇前序论,篇后赞论,以及夹叙夹议的论传。序论置于篇首,是大段的恢宏议论,主要集中在十表、八书及类传之中。因为十表、八书、类传都是贯通古今的,所以用序论作为贯通性的概括,这样就使文章上升到了系统性、理论性的高度。赞论都置于本纪、世家、列传的篇末。本纪、世家、列传是按序排列人物,赞论主要就用来褒贬评价人物。论传用来揭示义例,如《伯夷列传》、《日者列传》、《龟策列传》、《天官书赞》以及《太史公自序》,集中表明述作意旨,是全书的总纲。三种形式,整齐而集中,匠心独具。所谓灵活,是指整齐之中的变通,如八书中,《礼》、《乐》、《律》、《历》有序无赞,《河渠》、《平准》有赞无序,《封禅》有序有赞,《天官》夹叙夹议等。尽管如此,就《史记》的所有论赞来讲,内容并非全是评论,有的叙述游历,有的补充史事,有的抒愤寄托。灵活的变体即破例,是为了切合内容的需要而作的变通。前面已论及,破例为体是《史记》的一大特色,全书五体均有破例,立例又破例,正是司马迁卓越史识的表现,所以“太史公曰”呈现出的形式是丰富多彩的。
4坚持“通古今之变”的原则和方法
司马迁对古今关系,坚持“变”以及“详今略古”、“详变略渐”(变革之时详细,升平之世简略)的原则,在这两个原则的指导下着重写变革的历史。《史记》的一百三十个篇章,贯穿了近三千年的历史。在五帝三代两千多年的古代史中,只写了五帝、夏、殷、周、秦五个本纪,三代、十二诸侯两个年表,伯夷、管晏、老子韩非、司马攘苴、孙子、伍子胥、仲尼弟子等七个人物列传,共十四篇。兼及古代史的篇目有书七篇,世家十二篇,以及五个民族史传。写古代史的篇目,共计为三十四篇,十万余字。可是,仅仅百余年的汉史却占了六十二个专篇,兼及汉史的还有十三篇,总计七十五篇,篇章超过了大半。《史记》对四个阶段的历史进行了详细的描写记录:1西周建国时期;2整个战国时期;3秦汉变革之际;4武帝建元、元封时期。这四个阶段的共同点都是历史变革时期。四个阶段加起来还不足三百年,而篇幅却超过了四分之三,也就是说,《史记》的近三千年历史,用了五十二万六千多字,而变革时期的仅仅三百年,却占去了近四十万字的篇幅。如《周本纪》,共一万七千余字,西周史二百年约占篇幅的三分之二,而五百多年的东周史仅占三分之一,西周部分又特别详写文王、武王及周公辅佐成王这一段建国史。突出“变”的优点在于:它使历史的叙述波澜起伏,言简意深,重点突出。详今略古和详变略渐指导下的“通古今之变”,目的是着眼于当代和未来,以古为鉴。司马迁对详今略古和以古为鉴进行了理论的描述:“野谚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有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这说明,司马迁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目的是为了现实的需要。“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三者互相结合,便于“察盛衰之理”,找到治理国家的规律,从而“审权势之宜”,采用恰切的治理方法,以达到国家的长治久安。
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理论主要集中在他的十表序中。如《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说:“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帝王者各殊礼而异务,要以成功为统纪,岂可绵乎?观所以得尊宠及所以废辱,亦当世得失之林也,何必旧闻?”既认识到要以古为镜,又强调古今不同,不可古今混同,这说明司马迁具有鲜明的通古今之变的辩证法思想。《六国年表序》说:“战国之权变亦有可颇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这是说要详今略古,取法后王。《秦楚之际月表序》说:“太史公读秦楚之际曰: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柞,成于汉家。五年之间,号令三擅,自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这是说剧烈动荡时期的历史经验应该很好总结。司马迁特别重视秦朝的历史经验,其目的是为了让当时的统治者引以为鉴。
司马迁还提出了一系列探寻古今社会的治乱规律的方法和理论,最主要的有两个原则:一是“原始察终,见盛观衰”,一是创造类传、合传,作古今纵横的对比。“原始察终”,指追究其原始,考察其始终,意思是通过历史演变的全过程来观察其原始、经过、发展和结果。“见盛观衰”,是说在兴旺的时候,就要看到它将来的衰变转化。司马迁用这八个字概括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纵观整个历史长河,人类社会其实是一个不断兴衰、变化、发展的连续过程,要掌握其发展规律,不仅要作整体的研究,还要划分阶段来考察。根据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前一阶段是后一阶段的原因,后一阶段是前一阶段的结果。《史记》的五体结构,正是按时间的先后顺序进行的阶段排列。司马迁根据“变”的规律、史实的详略来划分历史阶段,详变略渐,这就是“见盛观衰”的历史观点。需要着重指出的是,正是司马迁创造的“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方法,将贯通的历史划分断限,使古代的历史年代学建立了起来,把历史叙述引向了科学化的轨道。司马迁的这一理论与实践,是其时代朴素历史唯物史观的最高水平。至于类传、合传,则是司马迁创造的编纂方法和研究方法。
如果从研究的角度看类传、合传的价值与意义,就会发现,类传、合传及七十列传排列中的以类相从,目的就是对历史作纵横对比,如《仲尼弟子列传》、《老子韩非列传》、《孟子荀卿列传》、《儒林列传》等,这些列传对学术的变化发展作了条理化的论述,源流分合,线索分明。《孟子荀卿列传》,概括了战国时百家学说的轮廓,是一个类传,同时又用合传标目,这样就突出了孟荀两派是儒学的主流。《老子韩非列传》(或称《老庄申韩列传》),司马迁之所以把法家的韩非、申不害与道家的老子、庄子排在一起,目的是为了表明两家学术的渊源关系,如韩非的着作《解老》、《喻老》。《屈原贾生列传》,是司马迁认为贾生与屈原都因为壮志未酬,具有类似的遭遇,所以将两人合传,以警醒世人。
总之,司马迁为了“通古今之变”,创造了类传、合传的方法,目的就是在历史类比中强调以古为鉴。这种进步的历史观,在今天仍然具有其独特的价值与意义。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方法和理论,也是值得借鉴的。
5直笔精神
又称秉笔直书或实录,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历代的史家都十分尊崇《史记》的这一精神。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引刘向、扬雄赞扬《史记》说:“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文直事核
“其文直,其事核”,这是实录的最基本精神,也是历史着述最基本的要求。它强调史家作史要根据客观事实,全面而系统地直书史事,不做任何曲笔、夸饰、略漏。忠于实录的更高标准,不是记流水账,而是要善于捕捉典型的事件和人物,这也是衡量史家是否具有高远识见的一个标尺。这一精神的具体表现,便是司马迁为项羽、吕后作纪,为孔子、陈涉立世家。司马迁在《史记》中,全方位地展现了社会生活,他写了各色人物的传记,反映了历史的本质,这是实录精神的一种更高境界。实录精神的基本要求,是对具体史实的记述,不能随从流俗和习惯,要符合事实的本来面貌,对讹传的史事要作细致的调查和考证。司马迁在这些方面,做得都非常出色,他对所引据的史籍,在许多篇章都作出了交代说明,如《殷本纪》“自成汤以来,采于《书》、《诗》”,《五帝本纪》“予观《春秋》、《国语》”,《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余读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等。又如在五帝、夏、殷、周等篇的“太史公曰”中,司马迁对古史的考证都作出了说明,五帝的事迹,是综合各种材料“择其言尤雅者”;对于夏、殷两代的姓氏,禹王崩于会稽,殷人的习俗,周室何时迁居洛邑等,也都进行了认真的考证。对于苏秦,司马迁也不从流俗为其翻案,他在赞中交代说:“苏秦起闾阎,连六国从亲,此其智有过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时序,毋令独蒙恶声焉。”苏秦为人行事奇异诡谲,所以,在民间的街谈巷语中,“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诸多的附会传说,皆安在了苏秦的身上。由于苏秦过早的死亡,张仪“振暴其短以扶其说,成其衡道”。张仪为了抬高自己,故意夸大其词、捕风捉影地诋毁苏秦,使“天下共笑之”。所以,司马迁据事实录,对苏秦的事迹客观记述,让读者自己明辨是非。又如《李斯列传》记载秦国丞相李斯,他虽然有功于秦国,但最后却被五刑而死,引起世人的同情。司马迁用辩证的方法,条列了李斯辅佐秦始皇统一六国的功绩,同时又记叙了他与赵高合谋、贪重爵禄、助二世为虐的罪责,说明其死虽惨,但不足惜,无形中驳斥了李斯尽忠而死的俗议。
中国自古轻视妇女,但司马迁却没有这种偏见,在他的笔下,妇女形象都得到了客观公正的记述。如吕后进入了“本纪”,后妃进入了“世家”。司马迁据事实录,尽管如实地揭露了吕后的种种恶行,但并非是指责女性的祸国乱政,而是着眼于吕后性格的“刚毅戾深”,指出她与秦始皇属同类人物。不仅如此,司马迁还对吕后无为政治带来的社会安定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评价,这都是难能可贵的。《外戚世家》中,司马迁首先肯定了后妃的辅政作用,把妇女提到了影响国家兴亡的高度。一正一反的事例,也说明了社会的发展是离不开妇女的。
司马迁对妇女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发挥的作用进行了如实的记载,他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重视妇女的历史学家。他之所以具有如此非凡的识见和成就,正如史学家季镇怀所言:“道理很简单,只是贯彻了史家应该具有的实录精神。”
(2)不虚美,不隐恶
这是“文直事核”的更高一步要求,它强调史家不仅要善恶必书,而且要“明是非”,“采善贬恶”,意思是对史事人物要褒扬其善贬斥其恶,而且要恰如其分。司马迁反对主观臆断:“誉者或过其实,毁者或过其真。”司马迁对史事人物,既不全盘肯定又不全盘否定,而是把人物、事件的发展变化,客观地讲清楚,并且依据事实予以恰如其分的评价,做到“不虚美,不隐恶”。如司马迁尽管反对秦朝的暴政,但却肯定秦朝对国家的统一和制定的一系列制度;尽管颂扬汉家的一统,但又巧妙地揭露和讽刺了帝王的一些隐私和时政;尽管把项羽塑造成一个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肯定了他灭秦的功绩,但对他的残暴不仁也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司马迁形象生动地描写了李广的英勇善战和爱国主义精神,同情他的遭遇,并给予了高度评价,但并不饰过;司马迁尽管非常憎恨酷吏,但对廉洁不枉法的酷吏也予以了肯定。整个《史记》中,贯彻这种精神的例子比比皆是。只有反映客观实际,历史才能给后人提供真正有价值的借鉴,起到警戒的作用。
(3)“书法不隐”的批判精神
司马迁秉持“善恶并书”的意旨,大胆地“述汉非”,行文多寓褒贬。作为一个史学家,如果没有爱憎分明的立场,没有批判现实的勇气和直言不讳的精神,那么就丧失了史学家的价值与作用。司马迁的“述汉非”,既大胆地批判了汉朝最高统治者如汉高祖刘邦、汉武帝刘彻,又全面地揭露了汉武帝时代的整个社会矛盾。即使是文质彬彬而竞荣逐利的儒生,也都进行了深刻的“微文刺讥”。在司马迁的笔下,“受命而帝”的刘邦,作为自私、刻薄、猜忌、冷酷的形象,得到淋漓尽致的刻画。叔孙通、公孙弘、董仲舒是汉儒的代表,司马迁对这三个赫赫有名的人物,在肯定他们各自业绩的同时,对他们的个性弱点也予以了意味深长的讽刺。叔孙通草拟了汉仪法,但缺点是“谀”,公孙弘倡导儒学,其缺点是“诈”,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宣扬大一统,他的问题则是“迂”,三个人的形象都描绘得生动传神。司马迁对百年汉史的记述,重点是放在汉武帝一朝,对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的社会矛盾进行了深刻揭露。《酷吏列传》集中批判残酷黑暗的官僚政治;《平淮书》则批判横征暴敛的经济政策;《儒林列传》、《公孙弘传》通过揭露汉儒阿谀逢迎的丑态,批判了文化政策;《封禅书》讥讽汉武帝的痴妄迷信,劳民伤财。在所有这些篇章中,《平淮书》点明各篇章的内在联系,起照应的作用。司马迁首先从汉承秦,经过休养生息,实现民殷国富写起,接着写汉武帝大肆兴作由盛转衰,然后以“物盛而衰,固其变也”切入正题,详细地叙述汉武帝连年对外战争,对内兴作与聚敛所造成的民穷国贫,记事止于元封元年,结尾用“见盛观衰”示意,以秦喻汉,给统治者敲响了警钟。
二、《史记》的文学贡献和影响
《史记》尽管是一部史学名着,但司马迁笔下的每个历史人物都个性鲜明,呼之欲出,给读者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的文学享受。历史着作本身要求其作品应具有严肃的科学性,所写历史人物都要实有其人,实有其事,不允许虚构和夸张。文学作品则要求所塑造的人物具有想象性、形象性、典型性。司马迁的伟大就在于,他用文学之笔写出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把历史与文学结合得完美无瑕。《史记》叙事以散文为主,骈散交融,长短顿挫,抑扬开阖,浩瀚奔放,气势非凡。人物刻画方面,善于通过紧张斗争的场面、故事化的手法,把人物推到矛盾的风口浪尖,从而表现人物各自的优缺点和性格特征。语言方面,运用当时的、符合人物身份的俗语、口语,不仅使人物形象活灵活现,而且便于大众的理解。所以《史记》一问世就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并被后世公认为古典传记文学的优秀作品。
《史记》的文学成就,从历史过程来看,可分为四个方面:第一,魏晋以前认为《史记》的文学特点在于辞采华美,文章简洁;第二,唐人着重于《史记》的散文成就和艺术风格;第三,明清认为《史记》的文章结构波澜曲折,人物刻画具有小说形态;第四,现代的文学理论家则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史记》在塑造历史传记人物的典型形象上的所有的艺术手法。《史记》的文学成就和贡献是多方面的,传记文学、散文成就、人物形象、语言运用,无论哪一个方面,司马迁都堪称大家。当然,《史记》文学的最高成就还是在实录史事的基础上,开创了传记文学,并且刻画了一大批典型人物形象。如果脱离史实而侈谈小说成就,就会偏离《史记》作为史书的本来意义。
《史记》作为一部伟大的历史着作和传记文学名着,它在我国散文发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班固以下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对司马迁几乎无不推崇备至,力图做到像司马迁那样“不待论断而序事之中即见其指”(顾炎武《日知录》)。班固承认司马迁有“良史之才”,赞扬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的叙事才能和“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史记》所歌颂的许多英雄人物,如项羽、信陵君、蔺相如、鲁仲连、侯赢等,对后代的人们,特别是封建文人,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如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就不止一次地在诗歌中把古代的侠义之士引为自己的同调,并希望自己能像他们那样为国家、为人民建功立业。
在写作方法、文章风格等方面,汉朝以来的众多作家都从《史记》中得到了很大的启示,正如郑樵所说的“百代以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在体裁形式上,从《汉书》开始的“正史”,大多都是承袭《史记》。唐宋以来的古文家更是无不熟读《史记》。号称“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十分推崇司马迁,直接把《史记》的文章作为自己的典范,他的《张中丞传后序》、《毛颖传》等文,就是学习《史记》的人物传记的结果。宋代散文家欧阳修的《五代史伶官传序》就与《史记·伯夷列传》极其神似,他文章的简练流畅、纡徐唱叹,更是深得《史记》的神韵。很多历史时期,当形式主义的繁文缛节或艰涩古奥的文风盛行之时,《史记》便常常成为古文家们反对矫饰的一面旗帜。唐代韩愈、柳宗元以及明代的归有光都是如此。文学创作方面,唐以后的传奇以及明清以来的小说、戏剧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史记》的影响,如《水浒传》、《聊斋志异》等都深得《史记》的滋养。
范仲淹 勤奋读书 幼时家贫,没有饭吃,喝只能粥,冬天煮好粥,让它结冰,再用刀切成一小块一小块,每天只能吃一块,他朋友知道后,给他送来吃的,他就随食物腐坏,也不碰,他跟朋友说不能让自己学会享受,最后终于有所作为,
苏秦 头悬梁,锥刺骨,发奋读书,最终以纵横之术游说诸侯,与张仪名扬诸侯之间
宋濂 幼时家贫 但是好学 向地主家借书抄写,冬天冻得手指不能弯曲,也义无反顾,最终成为明朝文章三大家之首
陈平忍辱苦读书》
陈平西汉名相,少时家贫,与哥哥相依为命,为了秉承父命,光耀门庭,不事生产,闭门读书,却为大嫂所不容,为了消弭兄嫂的矛盾,面对一再羞辱,隐忍不发,随着大嫂的变本加厉,终于忍无可忍,出走离家,欲浪迹天涯,被哥哥追回后,又不计前嫌,阻兄休嫂,在当地传为美谈。终有一老着,慕名前来,免费收徒授课,学成后,辅佐刘邦,成就了一番霸业。
《陆羽弃佛从文》
唐朝著名学者陆羽,从小是个孤儿,被智积禅师抚养长大。陆羽虽身在庙中,却不愿终日诵经念佛,而是喜欢吟读诗书。陆羽执意下山求学,遭到了禅师的反对。禅师为了给陆羽出难题,同时也是为了更好地教育他,便叫他学习冲茶。在钻研茶艺的过程中,陆羽碰到了一位好心的老婆婆,不仅学会了复杂的冲茶的技巧,更学会了不少读书和做人的道理。当陆羽最终将一杯热气腾腾的苦丁茶端到禅师面前时,禅师终于答应了他下山读书的要求。后来,陆羽撰写了广为流传的《茶经》,把祖国的茶艺文化发扬光大!
问题一:苏秦是怎样的一个人 苏秦,字季子,战国时期的韩国人,著名纵横家。和张仪齐名。当时的人形容他,怎么来形容苏秦这个人?来形容他对当时中国的影响力呢?“一怒而天下惧,安居而天下熄”,像苏秦这样的人,只要一发怒,一不高兴的话,整个天下都觉得恐惧。而只要他不出门,老老实实地在家待着,天下就觉得没什么大事。以这样一个个人,留给整个社会、当时的人们这样强烈的印象,大家想想这是个什么人物?苏秦出生于农家,他是个农家子弟,但是从小立志,发奋苦学。苏秦曾经很想有所作为,他这个人从小有大志,曾经去求见周天子,但是没有门路。你一个农家子弟,你想看到天子,哪儿有那么容易呢?所以一气之下就变卖了所有的家产,到别的国家找出路。当时的中国分成好多国家,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很多人就在各国之间来回游动。但是苏秦东奔西颠,历尽千辛万苦,在外边奔波了好几年,却没有谋得一官半职。后来钱也用光了,衣服也穿破了,怎么办?
垂头丧气回家了,只能垂头丧气回家,家里人看到苏秦什么样子呢?拖着一双破草鞋,挑着一副破担子,担子里面一堆破烂货,非常狼狈地回来了。苏秦的父母就把他恶狠狠地骂了一顿,你这几年不老老实实待着,你在家里干点农活也好,东跑西颠。而他的妻子,苏秦的妻子,看到他回来了,还坐在织布机上织布,看都不看他一眼。苏秦饿得不得了,一看老爸老妈骂自己一顿,一看自己的太太又不理自己,就哀求嫂子能不能做顿饭给我吃吃?饿死了。嫂子理也不理他,扭头就走。苏秦受到了巨大的 ,就从此决定争气,他总结了自己为什么失败,为什么不能成功的道理,就发现自己读书不够,知识的积累不够,所以他发奋读书,天天到深夜。那我们知道,这样连续的苦读要消耗很大的体力,所以他会觉得疲倦。每当又累又困的时候,苏秦就拿一个锥子扎自己大腿,这就是刺股,锥刺股。一扎大腿当然疼嘛,一疼又清醒过来,就接着读下去,这样锥刺股刺了多久呢?苏秦刺了一年多时间,连续苦读,当他觉得对自己的学养,对自己的知识有所把握的时候,重新离家出游,到了秦国不被所用,还是没有成功,但是他正好遇见当时的燕昭王,燕国的一个王,广招贤士,苏秦就到了燕国,凭借自己锥刺股得来的这种知识,得到了燕昭王的信任。苏秦认为,如果燕国要报齐国之仇,因为战国时期各国之间关系很复杂,燕国和齐国有仇,必须先向齐国低头,因为你现在打不过齐国,所以你应该先向齐国表示屈服,深深隐藏自己复仇的愿望,赢得时间,让燕国重新振兴,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还要鼓动齐国不断地进攻别的国家,防止齐国一心一意对付燕国,又可以削弱齐国的国力。这个时候,苏秦就跑到秦国,说服秦国去伐宋,去打宋国,然后又说服他们合纵攻秦。公元前的285年,苏秦到了齐国,挑拨齐国和赵国之间的关系,这是战国时期纵横家经常用的一个手段,离间、挑拨,在当时被视作一门技术,挑拨离间是专门的技能。有学派的。他取得了齐国齐愍王的信任,被任命为齐相。
他居然到齐国当了相国,但是纵横家虽然挑拨,虽然离间,但是纵横家是有底线的,不是像我们现在认为纵横家没有底线,所以苏秦心里依然忠于最早对他有知遇之恩的燕国,他依然为燕国在谋划,站在燕国的立场上。齐愍王不知真相啊,哪知道自己的相国心里装的是燕国,所以任命苏秦率军抵抗燕军,他不知道,而当齐国和燕国交战的时候,苏秦有意使齐国战败,齐国一下子损失了五万人。这一点放在今天不大好理解,因为苏秦在燕国并没有官职,而在齐国已经是宰相,但是他依然记着自己的故主,而且他通过各种手段、各种谋略让齐国的君臣不合、百姓离心,为后来乐毅率领五国联军攻破齐国创造了条件,之后苏秦又说服赵国,联合韩国、魏国、齐国、楚国、燕国攻打秦国,>>
问题二:苏秦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苏秦 希望对你有帮助
中国战国时纵横家。纵横家兴于战国后期。当时称纵横之说为长短说,长说、短说和一纵一横含义相同,都是说纵横之士从不同角度用不同观点去说服对方的一种方法。到战国晚期,因秦强六国弱已成为定局,故凡联合关东各国抗秦者即为合纵,而秦设法破坏合纵就是连横。有关苏秦的事迹见于《战国策》和《史记》等书。《史记》说他是东周洛阳人。曾到齐国受业于鬼谷先生,后出游数岁,一无所获而归,遭到家人的讥笑。于是他发愤用功。他先去游说周显王、秦惠王和赵肃侯,但都未成功。接着又到燕国去见燕文侯,文侯接受了他的合纵主张,并资助他去游说。六国经过他的劝说而联合起来,苏秦成为纵约长。他因得罪燕易王而亡齐 ,齐大夫嫉恨苏秦而使人刺之。司马迁在写《苏秦传》时,发现不少有关苏秦的记载不可信,有张冠李戴之误。但他在处理苏秦的事迹时,特别在年代方面仍有不少错误。经过不少学者的考订,明确了苏秦应在燕昭王、齐闵王之世活跃于六国间,苏秦先仕于燕,其主要活动是,离间齐、赵关系,以减轻齐对燕的压力。又和赵李兑共同联合五国以攻秦,后来他又离燕至齐,受到闵王的重用,但苏秦仍忠于燕,暗中为燕效劳。他所采取的策略是劝齐攻宋,以转移齐对燕的注意力。于是燕昭王派乐毅攻齐,齐因措手不及而败于燕。苏秦阴与燕谋齐的活动至此而败露,齐处以车裂之刑,这在战国晚期是轰动一时的事件。《汉书・艺文志》纵横家类有《苏子》31篇,当是苏秦作品或后人所记有关他的事迹的汇集 。汉以后该书已亡佚。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本《纵横家书》,其中有11篇苏秦上燕王或赵王书,不见于《战国策》、《 史记 》等传世的古籍 , 另有两篇其部分内容见于《战国策》,这13篇是现在了解苏秦事迹的重要新材料。
苏秦是战国时期著名的纵横家,提倡合纵(即联合其他国家共同对付强大起来的秦国)。洛阳人,字季子,相传为鬼谷子的徒弟。苏秦最为辉煌的时候是劝说六国国君联合,堪称辞令之精彩者。于是身佩六国相印,进军秦国,可是由于六国内部的问题,轻而易举就被秦国击溃。有说法认为他和张仪两人彼此呼应,共同达到个人的目的。
问题三:苏秦是个怎样的人 州侯(令尹),秦之张仪,可谓态臣者也。
张仪:此在吾术中而不悟,吾不及苏君明矣!
《吕氏春秋・知度》:“齐用苏秦而天下知其亡”。
司马迁:苏秦兄弟三人,皆游说诸侯以显名,其术长于权变,而苏秦被反间以死,天下共笑之,讳学其术。然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夫苏秦起闾阎,连六国从亲,此其智有过人者。
邹阳:①是以苏秦不信于天下,为燕尾生;白圭战亡六城,为魏取中山。何则?诚有以相知也。②苏秦相燕,人恶之燕王,燕王按剑而怒,食以if;白圭显于中山,人恶之于魏文侯,文侯赐以夜光之璧。何则?两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岂移于浮辞哉?
刘向:苏秦为纵,张仪为横,横则秦帝,纵则楚王,所在国重,所去国轻。
桑弘羊:苏秦、张仪,智足以强国,勇足以威敌,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息。万乘之主,莫不屈体卑辞,重币请交,此所谓天下名士也。
问题四:苏秦是个怎样的人 苏秦(?-前284年),字季子,雒阳(今河南洛阳)人,战国时期著名的纵横家、外交家和谋略家。
苏秦师从鬼谷子,学成后,外出游历多年,潦倒而归。随后刻苦攻读《阴符》,一年后游说列国,被燕文公赏识,出使赵国。苏秦到赵国后,提出合纵六国以抗秦的战略思想,并最终组建合纵联盟,任“从约长”,兼佩六国相印,使秦十五年不敢出函谷关。联盟解散后,齐国攻打燕国,苏秦说齐归还燕国城池。后自燕至齐,从事反间活动,被齐国任为客卿,齐国众大夫因争宠派人刺杀,苏秦死前献策诛杀了刺客。
《汉书・艺文志》纵横家有《苏子》31篇,早佚。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存有其游说辞及书信十六篇,其中十一篇不见于现存传世古籍。
问题五:苏秦是个怎样的人?为什么? 苏秦,字季子,战国时期的韩国人,著名纵横家。和张仪齐名。当时的人形容他,怎么来形容苏秦这个人?来形容他对当时中国的影响力呢?“一怒而天下惧,安居而天下熄”,像苏秦这样的人,只要一发怒,一不高兴的话,整个天下都觉得恐惧。而只要他不出门,老老实实地在家待着,天下就觉得没什么大事。
苏秦说服赵国,联合韩国、魏国、齐国、楚国、燕国攻打秦国,于是六国达成了一个联合的盟约,苏秦担任了纵约长,就是六国有一个合纵,他担任指挥长。在那个时候出现了历史上仅见的一幕,苏秦取得什么样的成功啊?一人配六国相印,就是他一个人担任了战国七雄里面六个国家的宰相,是他一个人。所以他一个人拿着六颗相印,苏秦取得了这样的成功。秦国听到这个消息以后15年,秦兵不敢再向函谷关以内进攻,这个话是什么意思?苏秦一个人,用锥刺股的方法刻苦学习,以一人之力,实际上延缓了秦朝灭六国,延缓了秦朝发展的历史进程。这当然是了不起的一个成就,很大的一个成就。
问题六:苏秦是什么样的人 上面的胡说八道,张仪比苏秦早一代,看各自时期的君主和政治人物就知道了,而且楼上也贴出了打自己脸的时间
问题七:苏秦楚王是怎样的人 此文中苏秦是一个游说家,想要面见楚王以期得到重用实现其抱负。楚王倨傲但他又是一个虚心求贤者。 小资料: 苏秦是战国时期纵横家,与张仪起名,凭着三寸不烂之舌获得六国相印;对于他当时世人评价是“一怒而天下惧,安居而天下熄”。
问题八:历史上的苏秦,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历史上的苏秦是战国时期著名的纵横家、外交家和谋略家。
苏秦(-前284年),字季子,雒阳(今河南洛阳)人,战国时期著名的纵横家、外交家和谋略家。
《汉书・艺文志》纵横家有《苏子》31篇,早佚。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存有苏秦游说辞及书信十六篇,其中十一篇不见于现存传世古籍。
问题九:苏秦谓齐王中苏秦是个怎样的人 从苏秦之楚中可以分析一下楚国当时的形势:当时楚国是楚威王当政,之前一些时候吴起在楚国变法未成身死,楚国士族割据,国力难措,东方新灭吴越,辟地千里,却无力治理强秦东出,与楚两战,楚国先失房陵粮仓,又失汉水地五千里,却难聚国力,国家大而不强;带甲百万,却难以一战,兵多而不精内忧外患,内有士族割据,外有强秦虎视眈眈,却不思进取,以大国自居楚国处境很尴尬,楚威王却深居宫中,对国情一无所知,完全就是一个自恃国力强盛而自欺欺人的君王;苏秦不远千里到楚国为楚王分析时局,三日后才见到楚王,他急着要走其实是表演给楚王看的,从这里可以看出苏秦的心思缜密:他想提醒楚王与楚国民生已经拉开了很大差距,就是因为下情难达圣听从而进一步分析楚国表面的繁荣难掩实际的虚弱,有力的说服楚王要多听民意,多了解国情苏秦不愧为一个优秀的纵横家
合纵派的****苏秦一开始却对秦惠王倡导连横战略,他游说秦惠王说:“大王的国家,西面有巴、蜀、汉中等地的富饶物产,北方有来自胡人地区的贵重兽皮与代地的良马,南边有巫山、黔中作为屏障,东方又有崤山、函谷关这样坚固的要塞。土地肥沃,民殷国富;战车万辆,壮士百万;沃野千里,资源丰富,积蓄充足;地势险要,能攻易守。这正是天下公认的‘天府之国’,秦国因而真正是雄霸天下的强国。凭着大王您的贤能,秦国士卒与百姓的众多,战车、骑兵等武器的巨大作用,兵法和谋略的运用之妙,完全有把握吞并其他诸侯,一统天下,称号皇帝,统治全中国。希望大王能考虑一下这一前景,允许臣陈述自己的方略。”
秦惠王说:“寡人常听人说:羽毛不够丰满的鸟儿不可以高飞,法令不完备的国家不可以奖惩刑罚,道德不崇高的君主不可统治万民,政策教化不顺应天意的君主不可以号令大臣,如今先生不远千里来到我秦国登庭指教,寡人内心非常感激,不过关于军国大计,最好还是等将来再说吧!”
苏秦说:“我本来就怀疑大王能否听取我的意见。以前神农攻打补遂,黄帝讨伐涿鹿擒获蚩尤,唐尧放逐欢兜,虞舜攻打三苗,夏禹王攻打共工,商汤王灭夏桀,周文王攻打崇侯,周武王灭商纣,齐桓公用战争雄霸天下,都说明了一个国家要想称霸天下,哪有不经过战争就达到目的的?古代使者都坐着兵车奔驰,各国互相缔结口头盟约,谋求天下统一;虽然讲究合纵连横,却是战争不息;说客和谋士们进行巧辩和权诈之术,致使诸侯慌乱疑惑,结果一切纠纷都从此发生,简直复杂到无法处理的地步;章程和法律都完备的国家,人们又常常做出虚伪的行为;文书、籍策杂乱繁琐,百姓生活贫困不足;君臣上下都愁眉不展,百姓无所依赖;法令规章越多,战争发生的也就越多;能言善变穿着儒士服装的越多,战争就越发无法停止。什么事如果不顾根本而专门讲求文辞末节,天下就越发无法太平。因此说客的舌头说焦了,听的人耳朵都有听聋了,却不见什么成效;做事即使讲义气守信用,也没办法使天下和平安乐。”
“因此就废除文治而使用武力,召集并且礼遇敢死之士,制作好各种甲胄,磨光各种刀枪,然后到战场上去争胜负。大王要明白,没有行动却想使国家富强,安居不动却要使国土扩大,即使是古代帝王、三王、五霸和明主贤君,想不用刀兵而获得这些,也是无法实现雄心的。所以只有用战争才能达成国家富强的目的。距离远的就用军队互相攻伐,距离近的就短兵相杀,只有如此才能建立伟大功业。所以军队如果能得胜于外国,那么国内民众的义气就会高涨,君王的威权就会增强,人民会自然地服从统治。现在假如想要并吞天下,夺取王位,征服敌国,辖制海内,治理百姓,号令诸侯,实在是非用武力不行。可是如今继嗣当政的君主,却都忽略了用兵的重要性,不懂得教化人民;不修明政治,常被一些诡辩之士的言论所迷惑,沉溺在游说之士的言语辩辞中,而误信各种不适当的外交政策。依照这样的情形,大王一定不能实现连横。”
苏秦游说秦王的奏章,虽然一连上了10多次之多,但他的建议始终没被秦王采纳。他的黑貂皮袄也破了,100两金币也用完了,最后甚至连房旅费都没有了,不得已只好离开秦国回到洛阳。他腿上打着裹脚,脚上穿着草鞋,背着一些破书,挑着自己的行囊,形容枯槁、神情惟悴,面孔又黄又黑,很显失意。他回到家里以后,正在织布的妻子不理他,嫂子也不肯给他做饭,甚至父母也不跟他说话,因此他深深叹息:“妻子不把我当丈夫,嫂子不把我当小叔,父母不把我当儿子,这都是我苏秦的罪过。”
当晚,苏秦就从几十个书箱里面找出一部姜太公著的《阴符》来。从此他就趴在桌子上发奋钻研,选择其中重要的加以熟读,而且一边读一边揣摩演练。当他读书读到疲倦而要打瞌睡时,就用锥子刺自己的大腿,鲜血一直流到自己的脚上。他自语道:“哪有游说人主而不能让他们掏出金玉锦绣,得到卿相尊位的呢?”过了一年,他的研究和演练终于成功,他又自言自语说:“现在我真的可以去游说各国君王了。”
于是苏秦就步入赵国的燕乌集阙宫门,在华屋之下游说赵王。他对赵王滔滔不绝地说出合纵的战略和策略,赵王听了大喜过望,立刻封他为武安君,并授以相印,兵车100辆、锦绣1000束,白璧100双,金币20万两,车队尾随他后,到各国去约定合纵,拆散连横,以此压制强秦。
因此,当苏秦在赵国做宰相时,秦国不敢出兵函谷关。在当时,广大天下、众多百姓、威武的诸侯、掌权的谋臣,都要听苏秦一人来决定一切政策。没消费一斗军粮,没征用一个兵卒,没派遣一员大将,没有用坏一把弓,没损失一支箭,就使天下诸侯和睦相处,甚至比亲兄弟还要亲近。由此可见,只要有贤明人士当权主政,天下就会顺服稳定;只要有这样的一个人得到合适的使用,天下就会服从领导、归顺朝廷。所以说:“应该运用政治手段解决问题,而不必用武力征服来处理一切;要在朝廷上慎谋策划、运筹帷幄,而不必到边疆上去厮杀作战。”
当苏秦权势显赫、红极一时的时候,金帛20万两供他使用,他所指挥的战车和骑兵连接不断,所到之处都显得威风八面,崤山以东的各诸侯国,莫不望风听从他的号令。赵国的地位也越来越受到尊重。其实苏秦此人,当初只不过是一个住在陋巷、掘墙做门、砍桑做窗、用弯曲的木头作门框的那类穷人罢了。但现在的他却常常坐上豪华的四马战车,骑着高头大马游历天下,在各诸侯国朝廷上游说君王,使各诸侯王的亲信不敢开口,天下没有谁敢与他对抗了。
苏秦要去游说楚威王,路过洛阳。父母得知,就赶紧整理房间、清扫道路,雇用乐队,准备酒席,到距城30里远的地方去迎接;妻子对他敬畏得不敢正视、斜着眼睛来看他的威仪,侧着耳朵听他说话;而嫂子跪在地上不敢站起,像蛇一样在地上爬,对苏秦一再叩头请罪。苏秦问:“嫂子你对待我为什么以前那样的傲慢不逊,而现在又这样的卑贱下作呢?”他嫂子答:“因为现在你地位尊显、钱财富裕的缘故。”苏秦长叹一声说道:“唉!一个人如果穷困落魄,连父母都不把他当儿子,然而一旦富贵显赫之后,亲戚朋友都感到畏惧。由此可见,一个人活在世界上,权势和富贵怎么能忽视不顾呢!”
《史记》
本文2023-10-29 00:59:00发表“古籍资讯”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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