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国家，古籍承载了这悠久的历史。而中国古籍数量巨大，经过历朝历代的传承，蕴含了我国文化中精髓的部分。现如今传世古籍大概有十余万种，它们的保存状况却不是很好。许多古籍修复工作者一直在拼命的修复，然而古籍修复工作依然进展得十分缓慢。为什么古籍修复那么困难呢？

其一是古籍破损严重，这是很多图书馆都出现的问题。很多古籍破损严重到不能翻阅的程度，这给修复人员带来了巨大的难题。古籍在流传的过程中不仅受到自然的侵蚀，还经历了人为的破坏。随着时间的流失，纸张变得很脆，一碰就会碎。其二是很多古籍都是通过购买，收集，捐赠等方式进入图书馆的，书籍在进馆之前保存程度不同，有些古籍甚至还有残损。其三是资金问题，古籍修复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导致设备不足，人员不足。其四是在图书借阅过程中受到人为损坏，很多人在翻阅书籍的时候没有保护的意识，导致一些古籍在后期借阅的过程中损坏了。

那么想要传播古迹文化应该怎么做呢？其实现在随着人们对古籍保护认识程度的加深，古籍修复的过程越来越专业，主要是修复，尽量保持古籍的原汁原味。对于专业人士来说，在修复的过程中要保持书籍的原意，不要放太多的主观因素。在用于修复古籍的设备和材料中，要注意成分，不能对古籍造成不可逆的伤害。在修复的过程中要注意对古籍的保护，比如将古籍放在特定的环境中，延长古籍的寿命。对于社会大众来说，在图书馆借阅古籍时要注意轻轻翻页，尽量做到轻拿轻放，减少古籍的磨损程度。

1吕思勉 白话本国史

吕思勉先生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史学家，知识渊博，学术造诣高。他的史学研究通贯各时代，周瞻各领域，在中国通史、断代史和各种专史领域都做出了独到的贡献，为后人的学习研究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著名史学家严耕望先生就说过，“论方面广阔，述作宏富，且能深入为文者，我常推重吕思勉诚之先生、陈垣援庵先生、陈寅恪先生与钱穆宾四先生为前辈史学四大家”[1]。但是目前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研究中，人们往往对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等人比较重视，对吕思勉先生则相对冷落，这与他在学术界应受到的重视程度是不相称的。加强对吕思勉先生学术的研究，对于科学地把握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脉络和推进当代史学的进一步发展，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白话本国史》的开创之功

在吕思勉先生众多的学术著作中，192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白话本国史》是他的史学成名作，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中国通史。《白话本国史》曾长期被用做大学教材和青年“自修适用”读物，仅1933年至1935年间就重版了4次，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史坛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吕思勉先生曾在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任过编审历史教科书、参考书的编辑，又长期从事历史教学工作的实践，对当时流行的通史教材状况有很深的了解。他认为，“中国历史是很繁的。要想博览，很不容易。专看其一部分，则知识偏而不全。前人因求简要，钞出的书，亦都偏于一方面。如《通鉴》专记理乱兴衰，《通考》专详典章经制等。且其去取的眼光，多和现在不同。近来所出的书，简是很简的了。但又有两种毛病：

(1)其所谓简，是在全部历史里头，随意摘取几条。并不是真有研究，知道所摘出的事情，都是有关紧要的。

(2)措词的时候，随意下笔，不但把自己主观羼入，失掉古代事实的真相；甚至错误到全不可据”，这样的著述既不能适应历史教学，又不能满足学生求知的欲望。鉴于此，吕思勉先生本着“把中国的历史，就个人眼光所及，认认真真的，将他紧要之处摘出来；而有用极严谨的法子，都把原文钞录，有删节而无改易。自己的意见，只注明于后”[2]的原则撰写了《白话本国史》。该书是吕思勉先生在历年教学讲稿和史学研究的基础上完成的，全书分4册，约60万字。内容框架由绪论和五编构成，在每一编里又分若干章，详细地记叙了上起远古时代，下至民国十一年华盛顿会议期间的中国历史，既有政治史事又有社会经济、文化现象，而且还叙述了东南亚中西亚各国、各民族与中国的关系，具有世界史的眼光。全书按照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组织的变化分为六个不同的时期，即：上古(秦以前)；中古(秦汉至唐朝全盛)；近古(唐朝安史之乱至南宋)；近世(元朝至清朝中期)；最近世(西力东渐至清朝灭亡)；现代(辛亥革命以后)。这种按照社会进化的观点划分历史阶段的做法明显区别于以往的史书，对时人和以后的史学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白话本国史》出版以前，严格地说，当时的中国并没有一部真正的新式通史。1902年出版的柳诒徵的《历代史略》是在日本学者那珂通世著的《支那通史》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由于《支那通史》是专为日本人而写，虽经柳诒徵改编，从总体上看仍然不能很好地反映中国的历史；1904年出版的夏曾佑的《最新中国历史教科书》和刘师培的《中国历史教科书》都是未完成之作，夏曾佑的书下限只到隋朝，刘师培的书下限只到西周末年。而《白话本国史》则是从远古时代写到了民国初年，是一本完全意义上的通史。

由于吕思勉先生的《白话本国史》无论在研究方法还是在内容体例等方面都明显地具有新意，高于时人的地方很多，因而受到了人们的赞誉。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就说：“中国通史的写作，到迄今为止，出版的书虽已不少，但很少能够达到理想的地步，本来以一个人的力量来写通史，是最困难的事业，而中国史上须待考证研究的地方又太多，故所有的通史，多属千篇一律，彼此抄袭。其中较近理想的，有吕思勉《白话本国史》”；“编著中国通史的人，最易犯的毛病，是条例史实，缺乏见解，其书无异变相的《纲鉴辑览》或《纲鉴易知录》之类，极为枯燥。及吕思勉先生出，有鉴于此，乃以丰富的史识与流畅的笔调来写通史，方为通史写作开一个新的纪元”；“《白话本国史》四册，书中虽略有可议的地方，但在今日尚不失为一部极好的著作”[3]。《白话本国史》为中国通史的编撰开创了一个新纪元。

另外，就《白话本国史》对秦桧和岳飞的评价而引起的诉讼案实际上属于学术争鸣的范畴，很多学者如明代的丘浚、清代的赵翼等对秦、岳二人都有过不同的看法。吕思勉先生对这一问题做了如下说明：“此书(《白话本国史》)曾为龚德柏君所讼，谓予诋毁岳飞，乃系危害民国。其实书中仅引《文献通考•兵考》耳。龚君之意，亦以与商务印书馆不快，借此与商务为难耳。然至今，尚有以此事诋余者，其实欲言民族主义，欲言反抗侵略，不当重在崇拜战将，即欲表扬战将，亦当详考史事，求其真相，不当禁遏考证也。”[4]表明吕思勉先生十分注重自己独立思考所获得的见解，主张“治学要根据自己研究的心得，不要妄从一般人和什么权威的说法”[5]。这场诉讼案在学术界可以见仁见智，但沸沸扬扬的修改事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白话本国史》在当时的影响是很大的。

二、《白话本国史》的独特风格

吕思勉先生是一位时代意识很强的史学家，他在史事考证方面继承了乾嘉学派的传统，但又不同于乾嘉学派的为考证而考证，其思想能够紧紧跟上史学进步的潮流。《白话本国史》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因此有着中国传统的史学观念与西方著史风格交互影响的特征。《白话本国史》之所以有很大的学术魅力，与该书的独特风格和吕思勉先生的治史方法是分不开的。

第一，《白话本国史》热情地宣扬进化史观。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学术界是一个变革的时期，中西文化交融为史学研究输入了新鲜的血液。进化史观最先由严复通过翻译《天演论》介绍到了国内，与此同时梁启超在1901年和1902年先后发表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系统地向国人论述了进化论历史观，发出了“史界革命”的号召，要求推翻旧史学，建立新史学，从而使中国史学的传统受到了猛烈的冲击，进化史观一时成为史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吕思勉先生热情地接受了进化史观，并以进化史观作为指导思想撰写了《白话本国史》，以此来声援新文化运动。在《白话本国史》里，吕思勉先生热情地宣扬了进化史观，将整个世界看成是一个不断运动和变化的实体。他说：“历史者，研究人类社会之沿革，而认识其变迁进化之因果关系者也”，“研究社会进化现象的一部分，就唤做历史学”，“现在研究史学，是把所存的材料，用种种科学的眼光，去研究他，以便说明社会进化的现象”。“这是朴素的正确的历史发展观点。”[6]他运用进化史观对中国远古的历史进行探讨，认为中国可考的历史起于三皇五帝，燧人氏代表渔猎时代，伏羲氏代表游牧时代，神农氏代表农耕时代，人类社会是由野蛮逐步走向文明的。这种用进化观点诠释传说中的历史的做法虽然有不确切之处，但运用进化论的观点把上古时代作阶段性的划分，这在前代是没有出现过的，读来使人耳目一新，用吕思勉先生自己的话说就是“颇有用新方法整理旧国故的精神”。此外，吕思勉先生还依据进化观点对婚姻、官制、赋税、兵制等进行了论述。《白话本国史》全书就是以进化史观作为指导思想叙述的中国历史，证明了人类社会是在不断的进化之中走向发展的，从而打破了古人的循环之见和崇古卑今的观念。这在当时是一种很大的进步，反映了“新史学”的发展方向。也正是基于此，《白话本国史》成为了中国史学界第一部有系统的新式通史。

第二，《白话本国史》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中国通史。五四时期，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文学革命”深深地影响了史学著作的语言风格，一些史家也开始尝试运用白话文来撰写史著，如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等。“特别是当时的《中国白话报》、《杭州白话报》等刊物，专辟有‘历史’或‘历史故事’栏，以通俗的口语向人们介绍中外历史知识……同时，中国历史通俗读物激增……此后，北京教育部也正式提倡国语，训令学校教材使用语体文。”[7]吕思勉先生积极地接受新思想，首次使用白话文来撰写通史，《白话本国史》成为最早使用白话文撰写的新式中国通史。《白话本国史》全书基本上是用较为浅显的白话写成的，“但遇到①文言不能翻译成白话处；②虽能翻而不免要减少其精神处；③考据必须照录原文处，仍用原文”[2]，这表明吕思勉先生是本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来对待白话文的。在1920年发表的《新旧文学之研究》一文中，吕思勉先生认为文学创造美的途径是“心有美感，以语言为形式而表现之”，运用白话文可以使语言具有美感、突出时代性，且更易于“行远而传后”；而文言的最大弊端就在于它陈旧、不合时宜和不易流传。所以文言必须去掉其不适合当代人的思想和古代专用语的部分以此来白话化。但是文言也有用简洁的句式表达深刻的内涵和语法严谨等优点，所以，应当文言与白话互相取长补短，同时进行。虽然吕思勉先生的这种观点在今天看来有可议之处，但在白话文刚刚起步的20世纪20年代，他能够看到二者的利与弊，大胆地肯定白话、运用白话的做法比同时代的许多人都进步得多。由于《白话本国史》使用了通俗的白话文，去掉了晦涩难懂的文言词语，顺应了时代潮流，反映了时代特征，从而受到了欢迎，成为青年学生学习中国历史的“门径之门径、阶梯之阶梯”，对于历史知识的普及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第三，《白话本国史》注重从社会经济、宗教、民族、文化等方面阐述与分析历史发展的原因和过程。梁启超在1923年发表的《历史统计学》中指出，“我们以为，欲知历史真相，决不能单看台面上几个大人物几桩大事件便完结，重要的是看到全个社会的活动变化”，“往往有很小的事，平常人绝不注意者，一旦把他同类的全搜集起来，分别部局一研究，便可以发现出极新奇的现象，而且发明出极有价值的原则”[8]，也就是要求历史研究者应关注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更加注意被旧史家忽略的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以便从中发现有价值的史料，拓宽史学研究的范围。吕思勉先生自言一生思想经过了三次较大的变化，少年时期最信康有为、梁启超的学说；17岁时服膺法家中的术家之说；47岁时开始信仰马列主义。所以，当梁启超发起“史界革命”时，当时年仅十四五岁的吕思勉先生在思想上的震动是巨大的，他抛弃了旧的史学观念，在思想上开始追随梁启超，在实践中开始运用新的研究方法来重新认识中国历史。以后吕思勉先生“在治史的规模上深受梁启超‘新史学’的影响，如将吕思勉先生的几部断代史与梁启超在1901年所拟的‘中国通史目录’做一比较，我们不难发现，吕思勉先生的史学正是梁启超所设想的‘新史学’的具体实践”[9]。也正是基于此，吕思勉先生在他撰写的《白话本国史》中，摆脱了旧史以帝王将相为中心、关注政治和军事的历史撰述格局，着眼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将历史研究的目光转向了常人常事，关注普通民众的生活。吕思勉先生批评了旧史的“常事不书”，认为“常人、常事是风化，特殊的人所做的特殊的事是山崩。不知道风化，决不能知道山崩的所以然，如其知道了风化，则山崩只是当然的结果”[10]。所以，《白话本国史》收集了丰富的“常人常事”材料，概括而系统地论述了我国历史上的婚姻家庭、风俗习惯和衣食住行的源流和演变。《白话本国史》除了叙述重大的政治军事事件以外，其中言社会经济、宗教、文化和汉族以外诸族历史的内容也十分丰富，而且对一些重大的历史现象都作出了分析。吕思勉先生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最基本的政治组织——宗法制度是古代贵族社会的根底，通过它把“血族团体里头的人，无论亲疏远近都团结了起来，横里头的范围也广，竖里头的时间也长久了”[2]。对于中国历史上几乎每朝每代都发生的农民起义，他认为最根本原因就在于从秦汉统一以后到前清海禁大开以前，生产方法和生产的社会组织始终没有变更，而中国人的生计就在于农业，所以当农民的土地被霸占以后势必就会发生农民起义，这些看法确实很有见地。更为可贵的是，吕思勉先生在《白话本国史》里叙述各少数民族的历史时更加强调了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事实，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分别叙述了每个王朝国家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称这些少数民族为“汉族以外的其他各族”，而且对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也称之为“朝”，“这为当时编写中国通史开创了新体例”[6]。从而使《白话本国史》明显区别于其他旧史，从观点到内容诸方面都有新意，是新史学思潮在中国通史撰述上的典型反映。

三、吕思勉先生的治史方法

吕思勉先生是“一位文史底蕴深厚、服膺顾炎武治学精神而又深受西方近代史观影响的史学大师”[11]。就《白话本国史》而言，吕思勉先生研究历史的方法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即占有丰富的史料和融合社会学知识。

第一、以进步的史识驾驭丰富的史料。吕思勉先生治史注重占有丰富的史料，主张论从史出，反对主观的武断。他认为史书上的史料是十分珍贵的，“读史必求原始的史料。真正原始的史料，现在实不易得；大体上，众共据为原始材料的，则历代正史而已”[10]。吕思勉从1906年起首次通读正史，以后又对正史通读了三次，做到了融会贯通，在史料的把握方面十分得心应手。在《白话本国史》里，吕思勉先生本着“必古人所未及就，后世之必不可无著者而为之”的原则，做到一般与特殊相结合，最大限度地收集史料，并一一注明篇名卷第，所以全书“虽不过六十万言，而读者不啻得到二三百万言的参考书”。他认为中国传统的史学偏重于政治而忽略了经济，实际上经济也是很重要的，是整个社会的根柢。因此，吕思勉先生很注意谈社会经济方面的情况，运用的史料很丰富，尤其注意封建的赋税制度，认为这是民生状况的反映。他说，“从秦汉统一以后，直到前清海禁大开以前，二千多年，中国社会的经济组织，没有什么根本上的变更。这个时代，中国人的生计，是以农业为本位。要看当时社会的经济状况，就须注意农民。但是中国史家，记载平民的生活状况是很少的。xì@②是当时的田赋制度，便是当时农民生活状况的反映”[2]。所以，他详细地叙述了中国历史上赋税制度的沿革，在叙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赋税制度时，吕思勉先生不仅参考了正史的食货志，而且还参阅了《文献通考•田献门》的记载，详细地叙述了晋朝的“户调式”和魏朝的“均田令”以及唐朝的“租庸调制”实施和瓦解的过程，并由此而得出在封建社会平均地权行不通的结论。但是，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白话本国史》所用史料几乎都以古籍为主，对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年新发现的史料却未加运用，这反映了他的史料观点尚有陈旧之处。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其价值。

第二，融合社会学的知识。五四运动后，中国出现了科学的新史学。新史学十分强调方法论，要求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历史。吕思勉先生对这种新史学的发展趋势有着他自己的理解，认为“史学是说明社会之所以然的，即说明现在的社会为什么成为这个样子。……前人的记载，只是一大堆材料。我们必先知观察之法，然对于其事，乃觉有意义，所以各种社会科学，实在是史学的根基，而尤其是社会学。因为社会是整个的，所以分为各种社会科学，不过因一人的能力有限，分从各方面观察，并非其事各不相干，所以不可不有一个综合的观察。综合的观察就是社会学了。……历史的可贵，并不在于其记得许多事实，而在于其能据此事实，以说明社会进化的真相”[12]。由于吕思勉先生的史学研究十分强调社会学的根基作用，所以他将历史研究的目光放眼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白话本国史》里，吕思勉先生比较全面地叙述了社会各方面的历史；以后他又以历史学的眼光撰写了关于社会历史的各种专著，足以证明社会学对他的历史研究影响深远。吕思勉先生的女儿吕翼仁女士就曾说过：“父亲是在广泛研究社会科学基础上治史的，以治史的人而论，眼光就比较宽。眼界宽，看事情容易融会贯通，以横的角度来说，就能着眼于事情的变化发展；从纵的角度来说，也有利于比较研究。父亲所以能在通史方面做出较大的贡献，说不定和他治学方法有关。父亲早年就认为历史的基础是社会科学，在研究历史之前，对各种社会科学应当多少懂一点。”[13]吕思勉先生正是因为拥有了广泛的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才使他的著作眼界开阔，能紧紧地跟上时代的步伐。

吕思勉先生的《白话本国史》反映了他早期的史学见解，以后他又对其中的一些观点进行了修正，使史论更加符合史实，40年代由开明书店出版的《吕著中国通史》则是他较为成熟的通史著作。

“古”是相对于“今”而来的，未采用现代印刷技术印制的书籍，皆可称之为古籍。 当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将文字刻写在特定形式的材料上，借以记录知识、传播思想，图书才开始出现。在《中国古籍编撰史》中提出图书必须具备以下六个构件：

（1）知识信息； （2）著作方式；

（3）文字；

（4）物质载体；

（5）文字制作技术；

（6）装订形式。

以这六条标准来衡量诸多图书起源的几种说法：“陶器说”过分强调陶文的作用，但陶文是可有可无的装饰品；“河图洛书”只是出自荒古的神话传说，不足为凭；甲骨、青铜、石刻均不能称之为图书。

著名书史学家钱存训指出：书籍的起源，当追溯到竹简木牍，编以书绳，聚简成篇，如同今日的书籍册页一般。

先解释“古籍”的“籍”。“籍”在这里就是书，“古籍”是古书的雅称。什么样的东西才算书，殷商时龟腹甲、牛肩胛骨上的文字只是占卜后刻上去的卜辞，并未构成书。商周时青铜器上的铭文即所谓“金文”是王公贵族们对铸器缘起的记述，尽管有时为了夸耀自己的功勋，文字很长，但其性质仍和后世纪功颂德的碑刻相近似，也不能算书。中国殷商时已开始在竹木简上写文字，《尚书》的《多士》篇里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册”的古文字就像两根带子缚了一排竹木简，“典”则像以手持册或将册放在几案上面。但这种典册在殷商时仍不是书，而只是诏令之类的文字，保存起来犹如后世之所谓档案。到西周、春秋时，档案留下来的就更多了。西周、春秋时人做了不少四言诗，草拟了贵族间各种礼仪的节目单或细则；还有周人用蓍草占卦的卦辞、爻辞；春秋时诸侯国按年月日写下来的大事记即“春秋”或“史记”。这些，都归祝、史们掌管。其中除大事记是后来史书的雏形外，其余所有的仍都没有编成书，只能算档案，或称之为文献。到春秋末战国初，学术文化从祝、史手里解放出来，孔子以及战国时的学者才把积累的档案文献编成《诗》、《书》、《礼》、《易》、《春秋》等教材，作哲理化的讲解。这些教材叫做“经”，讲解经的记录编写后叫做“传”或“说”，经、传、说以外的记载叫做“记”。同时，战国各个学派即后人所谓先秦诸子也有不少论著，并出现了自然科学技术方面的专著。这些经、传、说、记和先秦诸子论著、科技专著才是中国最早的书，最早的古籍。《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最早的书也就是这一批古籍。以后收入列朝公私书目属于经、史、子、集的各种著作，在今天也被公认为古籍。 学术观点：中国有6000年的文明史，图书作为重要的标志文明的牌记，与中国古老的文明社会并驾齐驱发展着。从壁石、钟鼎、竹简、尺牍、缣帛到纸张，无一不向社会传播文明，传递知识。但久经改朝换代、天灾人祸，能保留下的古书少之又少。所以，古书收藏爱好者认清古籍中孤本、善本、珍本的界定是非常有必要的。孤本的概念比较清晰。凡国内藏书只此一部的，未见各家收藏、著录的，一概称为国内孤本。珍本与善本的界定，历来为版本鉴定学者所争论。宋效先老师曾在1987年发表论文指出：“珍本是比较稀见或比较珍贵之本，善本是凡内容有用，流传稀少，校刻精良，具有文物、学术或艺术价值之本。”而在李致忠老师的观点中认为：在西方人的观念里和词汇中，“善本”就是珍贵的、值钱的、罕见的传本，这实际上是以“珍本”概念替代了“善本”的含义。时代久远，传世孤罕的书籍，自然珍贵。甚至虽有明显的文字讹脱，反被视为珍贵版本，这在古今中外都有实例可举。本来“珍”并不等于“善”，罕见的东西并不一定真好，可是谁也不会把珍贵的东西视若粪土。这就在实际上把“珍”、“善”合流了。彭令先生认为，从广义的角度说，凡是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人民的古籍精品，都应视为珍本；珍本与善本的核心价值都是文献价值，文物价值为基础，文物价值主要是在确定古籍的真赝、年代、版本的基础上得出的，艺术价值对于古籍来说是形式。文物价值、文献价值与艺术价值都高的古籍，无疑是善本；有时候，对于某种价值特别突出的古籍，也应视为善本。 中国古籍传统的分类法采用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四部下再细分为四十四类：

经部，以儒家经典及其释作为主，例如《御笔诗经图》，也收录古乐、文字方面的书籍。

史部，主要收录各种体裁的史书，另纳入地理、政书及目录类图书。

子部的范围比较广，诸子百家、算术、天文、生物、医学、军事、艺术、宗教、占卜、堪舆、命算、笔记、小说、类书等，皆入子部。 集部，则录诗文集、文学评论及词曲方面的著作；个人著作称“别集”，集体创作称“总集”（例如：《六家文选》）。 中国印刷术的演变：

雕版印刷发端于唐代，宋代以后成为传统中国图书制作生产重要方式。较早的雕版，一次只能印出一种颜色，称为“单印”；若将规格完全一样的几块版面，分别在不同的部位着上不同的颜色，重复迭印，就可产生二色、三色、四色，甚至五色的效果，称为“套印”；以套印技巧印制的书，就称为“套印本”，是中国古代最具特色的彩色印刷术。活字印刷术是用铜铸或木造成一个个独立的字体，再拼成版面印刷（图4《御制数理精蕴》），乾隆皇帝将宫中以木活字印刷的书称为“聚珍版”。石板印刷是西洋技术，在清末传入中国，因有快速、价廉的优点，很快地通行起来。 古籍的结构是指一部具体古籍外在形式和内容的各个组成部分，在流传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特定的名称。

1．书衣：俗称书皮，也称封皮。（修复技术规范228）是为保护书而在书的前后加的封皮，一般选用较硬的纸作为书衣的材料，并在书衣上题写书名。

2．书签：用作题写书名的长方形纸条，一般贴在古籍封皮左上角。有时还有册次和题写人姓名。（修复技术规范229）

3．书叶：按文稿顺序排列的书写、印制的单张纸叶。（修复技术规范29）

4．封面：位于护叶之后、所有书叶之前。常镌刻书名、作者、刊刻时间及地点等项内容。（修复技术规范218）

5．护叶：也称副叶，用以保护书芯或连接书衣。（修复技术规范219）一般是一张空白纸。在书名叶或前或后。

6．书芯：指书衣以内或未上书皮以前已订在一起的书册。（修复技术规范220）

7．书脑：书芯订捻、缝线以右的部分。（修复技术规范224）即装订时，锥眼订线的地方。

8．书背：又称书脊，与书口相对，上下封皮相隔或连接的部分，相当于书籍的厚薄度。（修复技术规范225）即一书装订处的侧面，如同书的脊背，所以称书脊。

9．书头：书籍上端切口处。修复技术规范221）又称为书首。

10．书根：（修复技术规范222用的术语叫“书脚”，解释为：书籍下端切口处，亦称书根。）有些古籍在书根上有书名、卷数、册数，但书根上这些题名不一定准确，有些是刻板时印上，有些是藏书者自己为方便翻检、阅读或者保护而写上去的，多半是简名。 11．书角：天头和地脚右端。（修复技术规范227）

　在各种收藏门类中，古书是最早的收藏品之一。那么古书收藏的知识是什么呢下面是我为你整理的古书收藏的知识，希望对您有用。

古书收藏的知识

　按照图书所有者性质的不同，中国历史上藏书系统可分为四类：官藏(即国家藏书)、私藏(即私人藏书)、书院藏书和寺院藏书。

　有确切记载的我国的国家藏书起于周朝，著名的思想家李耳(即老子)是已知最早的国家图书馆馆长，当时馆长称为“守藏室之史”。到了秦代，国家藏书处称为“石室”。汉代初年，广征图书，并设立六处公藏图书处，即太常、太史、博士、延阁、广内和秘室。三国魏国设有秘书、中、外三阁国家藏书处，晋沿魏制，国家收藏图书归兰台和秘书两处。到隋唐两宋，国家藏书更加丰富，但却因朝代的更叠或意识形态的原因，而使国家藏书受损。到元代，先崇道贬佛，后崇佛贬道，将《道藏》大统《玄都宝藏》连书带版全部焚毁，以至今日，元《玄都宝藏》只有一二页残片留于世间。明代是中国古代藏书的一个兴盛时期，不只国家藏书，而分封的各藩王也大多喜藏书、刻书，从属性上讲，藩王藏书也是介于官藏与私藏之间的一种藏书形式。到了清代，才是中国藏书——不论公藏、私藏——的黄金时代，其藏书规模及其藏书研究都远胜于列代。

　书有水、火、兵、虫“四厄”。随着时代的发展，越古的书收藏难度越大，故善本的范畴也随之后延。清末藏书家叶德辉说：“南宋人重北宋本，元明人重宋本，国朝收藏家并重元明本。”从而说明了历代藏书的范畴。

　在中唐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初，主要用于印刷佛经、字书和历书等。到北宋，印刷书才逐步取代抄本、写本而成为书之主流，于是隋唐五代及其之前的写本就成为宋人眼中的古书了。但宋初距今已逾千年，宋之前的古本流传至今已近绝迹。上世纪初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才使得今人可以得见晋唐之珍籍，这些珍本今日仍有机会收藏到，有实力的朋友，当然应当买这些遗珍。

　至明代中叶，宋版书就已经是清中藏书家追求之物了，虽然宋代刻书达数万种，但到这时就稀见难得了。由于宋人刻书态度严肃，刊刻和印刷水平均很精良，所用纸墨也十分考究，再加上文化气息浓厚，自然成了明代藏书家珍藏之物。当时官府藏书也大增，明正统六年，杨士奇查勘文渊阁藏书，编出《文渊阁书目》，著录了图书43200余册，7000余种。可惜政府藏书疏于管理，到万历三十三年再查文渊阁藏书时已十不存一了，再加上明末战争，这些藏书基本上全部毁失了。

　私人藏书在明代大为兴盛，明开国之初分封藩王，他们由于不掌兵权，再加上皇帝赏赐大量宋元留下的善本，故多位藩王热心于藏书活动，如周王朱和宁王朱权都珍藏有大量珍籍秘本，尤其朱五世孙朱睦桔收购了山东章丘李开先的藏书，在开封筑万卷堂，成为皇族中最有名的藏书家。

　明代有名的藏书家有数百人，对后世影响较大的也有十余家，尤其私家藏书楼的兴起，使得私家藏书更加规范化，著名的有宋濂的青萝山房，藏书8万卷以上，叶盛的竹堂，以藏有抄本著称，藏书22700卷。叶氏尤其著名的是他的一方藏书章，章文是：读必谨，锁必牢，收必审，阁必高。子孙子，惟学，借非其人，亦不孝。范钦的天一阁，在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于家乡鄞县建天一阁藏书楼，藏书7万余卷。天一阁至今保存完好，为我国保存至今最古老的藏书楼。明代其它著名的还有胡应麟的二酉山房，祁承邺的澹生堂、毛晋的汲古阁、钱谦益的绛云楼等。

　清代是中国古代藏书的鼎盛时期，无论公藏私藏都发展到了顶峰。清初皇帝对文化事业十分重视，除翰林院、国子监有大量藏书外，内府也分别珍藏了大量典籍，如皇史收藏本朝实录、玉牒与《大清会典》;昭仁殿专收宋、金、辽、元、明的善本;武英殿所刻之殿版书均存于此。尤其为后世藏书家所追求的是“天禄琳琅”藏书。天禄琳琅是乾隆皇帝的藏书处，专藏宋元明珍籍善本，到民国年间，这些书被宣统挟带出宫，有些流散到民间。这些书在宫中都进行了重新装潢，五色织锦封面，宣绫包角，尤其一望便知是天禄琳琅之物的特殊处，因其在每册书的封面和封底衬页上都钤上“古稀天子之宝”、“八征耄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天禄琳琅”、“天禄继鉴”等五方玉玺，称之为“乾隆五玺”。天禄琳琅之书大部分都存在故宫、国家图书馆和台湾图书馆，留在民间的已如星凤，藏书家见之自当珍惜机会。

　清代的私家藏书更是藏书史上的黄金时代，出现了几百位藏书大家，如吴骞、孙星衍、汪宪、汪启淑、鲍廷博、卢文、朱彝尊、卢址、徐乾学等。尤其著名的大藏书家黄丕烈，他的藏书观点开一代风气之先，经他手批跋之书成为后世藏书家追捧之物。

　清代四大藏书楼的出现，尤其是其藏书观念，对后世影响深远。

　民国藏书无论从藏书方式还是藏书理念，都是清代的余续，也产生了多位大藏书家，如傅增湘、陶湘、李盛铎、周叔等，他们仍然是按照传统的方式来藏书，但是他们在藏书的分类方式上有许多新观点，可供今日藏书者借鉴。有兴趣深入探求藏书真谛的书友，可读一些他们所著的版本学、目录学和校勘学方面的专著。

　古今善本观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学术思潮，随着时代的变迁，善本书的范畴也在发生着变化。从西汉到清末，中国总计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这期间，总计出版了181755部各类书籍，合2367146卷。这些典籍历经各种磨难，留传至今约有不足8万部。又由于历代的翻刻和改刻，又产生出不同的版本，而只有在内容、学术价值、艺术价值和文物价值皆佳的善本才极具收藏价值。所以首先搞清楚哪些是善本，才是藏书选择的关键。

　朱弁在《曲消旧闻》中写道：“宋次道家藏书，皆校雠三五遍，世之藏书，以次道家为善本。”叶梦得《石林燕语》：“唐以前，凡书籍皆写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书为贵。书不多有，而藏者精于雠对，故往往皆有善本。”从以上可以看出，宋人认为精加校雠的书籍就是善本。明代和清代中前期，基本延续宋之善本标准。清末张之洞从读书角度谈出自己的善本观：“善本非纸白版新之谓，谓其为前辈道人用古刻数本，精校细勘，不讹不缺之本也。善本三义有三：一曰足本(无缺卷、未删削)，二曰精本(精校精注)，三曰旧本(旧刻、旧抄)。”当时的旧刻、旧抄指的是明嘉靖前的刻本及明蓝格抄本。

　建国以后，国家组织专家编撰《全国善本书总目》，制定了《全国古籍善本书总目收录标准和范围》，将善本标准归纳为“三性九条”。虽然有些专家对此有不同看法，但对藏书者来说，这种规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故录全文如下：凡是在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和艺术代表性三方面，或其中某一方面具有特殊价值的，应是善本。具体是：1、元及元以前刻印、抄写的图书;2、明刻本和明抄本;3、清代乾隆及乾隆以前流传较少的刻本和抄本;4、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刻印的图书;5、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6、辛亥革命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件，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7、有名人学者亲笔批校、题跋、评论的刻本、抄本;8、在印刷上能反映我国古代印刷技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技术水平的各种活字印本、套印本或有较精版画的刻本;9、明代的印谱，清代的集古印谱，名家篆刻的印谱(有特色又系足本或有亲笔题记的)。

清版古书收藏的知识

　传统意义上的藏书以收藏善本古籍为宗旨，善本的概念因不同时期或者不同的取舍而有所区别，但基本上仍是指刊刻精美、流传较少、艺术价值和文献价值高等几个方面，但同时善本古籍的市场价格也随之升高，因此追求善本古籍的收藏不但要求有较高的鉴别水平，还需要相当的经济条件。除善本以外，藏书界还将流传较广、年代较晚或者存世量较大的古籍习惯上称为“通行本”。通行本这一称谓的历史也很悠久，大概有了善本一词以后就相应而生了。不同的时代对通行本的定义也不尽相同，明清时期的通行本，今日已成为了善本。近代的藏书界将清代乾隆朝以后刊刻的一些书籍，包括清末的局本，统称“通行本”，这一概念一直沿用到了今天。

　“通行本”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据清末张之洞的说法，当属于善本求之难得，退而求其次。实际上清代中期以后有很多藏书家，将私藏宋元秘本翻刻成书，又称覆刻本或者影刻本。这其中相当多的书籍不但内容十分重要，且形式上也保存了宋、元善本的不少风貌，只是生产年代较晚，流传广泛，历来是“通行本”中引人注目的内容。其中如黄丕烈刻宋严州本《仪礼郑注》、翁方纲翻刻本《淳熙隶韵》、阮元影刻《古烈女传》、嘉业堂刻本《史记》等，一直为藏书家所珍爱。清代的翻刻本，目前市场价格大约二三百元一册，价格适中，很有收藏潜力。目前有些拍卖行中经常推出此类拍本，似当引起重视。

　清代中期以后，西方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逐渐向中国传播，其中西方宗教作品通过传教士途径得以输入。在上海土内湾一带(即今日的徐家汇)，开始使用德国海德堡的石印技术，最初是用于印刷宗教宣传品，后为上海点石斋等书肆用来印刷《康熙字典》、《紫光阁英雄谱》等。石印技术是采用近代的油水分离法原理形成的一种新的印刷方法，不仅印刷周期短、生产效率快，而且有的由于采用照相制版，印刷成品也很逼真，且价格低廉，深受当时学人推崇，很快得以风行。清末刊行的石印书籍，大部分采用手工纸，单面印刷，为了降低成本，往往开本很少。这类书中如《点石斋画报》、《芥子园画谱》等印制精美，艺术价值并不低。值得一说的还有清末曾用石印技术印刷过一批开本较小的微型书籍，如《四书备旨》、《五经》等，大不盈寸，可握于掌中，十分有趣。晚清的石印书由于产量大，且历来为藏书家所不取，至今价格仍然很低，不过二三十元一册。但其中有些使用了很白很细的宣纸印刷。制作精良，有些内容也很有参考价值，加之此种石印技术今日也基本废而不用，估计此类书籍今后升值空间乐观，一般初入藏界的书友，不妨从此入手。

　清代刊刻发行的古籍存量非常大，但究其主旨，主要是官刻本、私刻本和书坊刻本三大范围。坊间刻本是民间书坊业的出版物，此类作品由于刊刻者的水平不一，因此同为坊刻但情况差异很大。由于坊间书业大部分以逐利为目的，所刻书籍一般粗糙者较多，且彼此翻刻、校对不精，因此历来不为藏书界所重。但坊刻本中也有一些上乘之作，如南京、苏州等地有些书坊，工匠水平较高，其中如苏州江氏又曾于清晚期开设文学山房，用木活字排印书籍，被称为清季活字版收山之作。又如天津文美斋于宣统时曾刻有《文美斋诗笺谱》，套色丰富，刀法精妙，是为清代版画的终结之作。

　官刻本是封建朝廷的地方官署出版物，其中殿版自不必说。以地方官署而言，由于行政设置不同，又有府、州、县各衙门的不同，清代中期以前，地方官署刻本，常注有“本衙藏版”的特别说明，此表示其地位的特殊。此类刻本多为“官箴”或者“则例”、“章程”三类，内容主要是涉及地方行政、居官心得和地方制度。但由于各地物料不同，组织各异，作为研究清代地方出版历史，颇具文献价值。关于清代晚期的“局本”，其中就有官方组织的，当属官刻本的延续，乃由清朝地方官吏，冀图振兴经义，讲求国文传统，访求造书，详加精校，刊刻成书以为惠取士林。此种官书在清末仍有数十家，在清代的出版史上，可谓独树一帜。另外还有一些“书局”，则为地方新兴出版机构，有些介之于官民之间，有些全系民间出版机构，如北京的开智书局、四川的锦江书局、上海的同文书局等等，这类书局，实际上已经取代了传统的书坊，成为了中国近代新兴出版业的前身。由于书局的情况复杂，对“局本”的评价历来也很有区别，但目前市场“局本”书籍价格仅为每册二二百元，加之其中有很多是内容详实、校勘精到之作，初入藏界的书友如果对此“局本”多有留意，或者会有不少收获。

　鸦片战争以后，洋务运动兴起，清代政府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这一时期，各地翻译引进了大批的西方政治、法律、科学、文化作品。最初由北京同文馆发端，由西洋传教士主持，中方人士协助，由官方组织出版了大量的国际法学作品，如美国传教士丁冠西翻译的《万国公法》、《公法会通》等，此后上海的制造局，在英国传教士傅兰雅主持下翻译了《法律医学》、《化学鉴原》、《英国水师章程》等等。此后外国政治、法律和科技书籍的翻译出版形成一种热潮，举国上下纷纷效仿。其中较为重要的有严复主持翻译的《法意》、张相文翻译的《契约论》等。甚至还出现了林琴南翻译的《黑奴吁天录》等一批文学作品。这期间大量的西方近代科技书籍被介绍到中国。在所谓“格致救国”的口号下，北京和上海还陆续出版了一些以宣传西学为宗旨的杂志，其中以在北京出版的《中西闻见录》和上海格致书局出版的《格致汇编》最有影响。这类书籍不但宣传了西方的科学与文化，而且印刷制作也有很多更新之举，其中有以传统技术雕版印刷的，也有采用石印技术印刷的，甚至还出现了铅活字排印和铜版插图技术。但可惜这些出版物印刷量一般不多，而且又因其具有较高的文献研究价值，百年以来，被各种公私图书馆网罗了大半，但近来市场上也偶可见到，其价格也在二三百元左右，但往往一露面即为藏界必得之书，可见识货者颇多矣。

　除了通行本之外，还有一些地方的书坊、刻字店、学校、寺庙甚至私人还刻印了大量的学生识字、讲评经义、唱本小曲和一些阴阳数术及劝善公德之类的书籍。有人将此统称为“俗本”，此类书籍内容俗败，刊刻粗糙，收藏价值不大，目前在各地旧货市场上，经常可以见到此类“俗本”，往往已经无数淘选，几成书渣。对于这种“俗本”，初涉收藏的可选来作为“样品”，但随着藏书经验的丰富，对“俗本”的认知也会逐渐改变。

湖南师范大学中国近现史学科是国家级重点学科，由已故著名历史学家、我国近代史学科开创者之一林增平先生在50年代创建的。近50年来，该学科获得了重要发展。

建国之初， 林增平、王永康、石振纲等先生开始讲授中国近代史。1958年，林增平先生出版了《中国近代史》一书，是“新中国第一部完整的中国近代史大学教材”，为国内众多高校所采用，影响甚大。1981年，林增平先生与章开沅先生合作主编了《辛亥革命史》，蜚声海内外。同年，本学科首批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1985年被列为湖南省重点学科，1990年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是湖南省第一个文科博士点。1995年，历史学科成为国家文科基础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1998年，“湖湘文化研究”被正式立项为“211”重点建设项目。2001年再次被评为湖南省重点学科。2002年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成为全国仅有的四个中国近现代史国家级重点学科之一。同年，由李育民教授带头建立了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2007年被评为国家重点建设学科，同年获准设立博士后流动站。

本学科现已形成四个稳定的研究方向，即中国近现代政治与中外关系（含辛亥革命史）、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湖湘文化、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涵盖了除经济史以外的政治史、中外关系史、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史，具有鲜明的特色。其中中国近现代思想史、辛亥革命史、湖湘文化是本学科的传统优势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政治与中外关系、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是在传统研究的基础新发展起来的研究方向。本学科作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重要基地之一，目前各方向在不少领域的研究水平均居国内外先进水平或领先地位，具有相当的影响力。

近年来，本学科先后聘请了山本学、小岛涉男、赵军、耿云志、何一民、张海鹏、朱佳木、曾业英、郑师渠、严昌洪、吴景平、王建朗、李世安、沈志华、陈其泰、陈红民等国内外知名学者举办学术讲座。 李育民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级重点学科中国近现代史学科负责人，兼教育部高等学校历史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辛亥革命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孙中山研究会理事，湖南省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湖南省史学会副会长等职。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政治史、中外关系史研究，在国内开创了条约制度研究，目前中外条约研究在海内外具有重要影响。至今主持3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出版专著专著近10部，发表论文60余篇，2009年获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郑大华教授、博士生导师。1990年，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土毕业，现湖南省人民政府“芙蓉学者计划”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近代史研究所思想研究室主任，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并兼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韩国汉城国立大学东亚文化研究所客座教授。目前在梁漱溟研究、张君劢研究、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研究、中国近现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战后（1918—1927）中国思想界研究、民国时期的思想文化研究等多个领域处于国内外领先水平。

莫志斌教授、博士生导师。曾担任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历史文化学院院长等职务。长期以来从事中国现代史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工作，特别是研究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毛泽东的生平与思想，以及湖南近现代历史与人物的活动与思想。先后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湖南教育史”、教育部人文社科专项“湖湘文化与当代湖南发展”，曾获全国第八届图书“金钥匙”奖一等奖。

周秋光教授，博士生导师。社会学术兼职有：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国民主促进会湖南省委员会副主委、中国民主促进会长沙市委员会主委、中国人民政协湖南省委员会常委、中国人民政协湖南省文史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政协长沙市委员会副主席等。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史学科的教学与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3项，其中2011年获批的《中国慈善通史》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

饶怀民教授、博士生导师。1968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1981年获华中师范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兼任中国会党史研究会常务理事、辛亥革命史研究会副理事长、湖南省历史学会副理事长、湖南省辛亥革命史研究会理事长等职。长期以来，从事中国近代史的教学与研究，重点是辛亥革命史和湖湘文化研究。先后参与《湖湘文化研究》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主持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杨毓麟文集>整理与研究》。

郑焱教授，博士生导师。1987年获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1990年获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1997年评为教授，2000年评为博士生导师。任社会职务有：省谭嗣同研究会付秘书长、省旅游教育研究会会长等。研究方向：湖湘文化研究、中国旅游史研究。出版专著《中国旅游发展史》、《湖湘文化之都》、《近代湖湘文化概论》等。

钟声教授，博士生导师，学院副院长。毕业于南京大学和湖南师范大学，分别获历史学硕士和博士学位。长期任教于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主要从事中国现代史的教学及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和经济思想史方面的研究。著有《从重商思想到实业振兴思潮》、《刘少奇治国思想研究》等。发表论文数十篇，其中多篇为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李传斌教授，博导。先后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苏州大学，分别获得历史学硕士、博士学位。2010年晋升为教授，2012年遴选为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政治与对外关系，近几年来主要研究旨趣为近代中国的基督教医疗事业。 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出版专著作多部 。主持国家青年社科基金项目1项，主持参与其他课题多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