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先秦浑厚、两汉大气、两晋风流、六朝风采、唐风倾国、宋明流韵。每一时期的婚礼仪式和习俗既一脉相承，又各有韵味。而现代人复原传统汉民族婚礼，则大致将其归纳为以先秦两汉为代表的周制婚礼、以魏晋唐为代表的唐制婚礼和以宋明时期为代表的明制婚礼

周制婚礼秉承周代仪制，身着周制婚服（玄端），古典幽雅、庄重肃穆；唐制沿袭周礼，气势宏达；由于当时国家的对外开放和国际交流的增加，整体形式上也比较活泼。明制婚礼则承袭明代礼仪，身着明制婚服，女着凤冠霞帔，华美多姿。

周制士婚服

那时候的昏服也不是现在人们误解的大红一片，而是端庄的玄色礼服（玄色，黑中扬红的颜色，按照五行思想，是象征着天的、最神圣的色彩）。整个仪式宁静安详。但安静细致的仪式中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也许这就是我们今天想要捕捉到的力量。黄昏中开始的那个安静优美的仪式，映照出一个久违的文明气息——那是纯正、优美而伟大的汉文明，直指人心。

周礼婚制崇尚典雅端庄，有着浓郁的神圣感觉和象征意义，故此，直到宋代的时候，品官以上的婚礼不论是舆服还是婚仪都严格遵循周制。昏服的色彩循“玄纁制度”，取天地间最高贵的色彩为之。

唐制婚礼服

唐制婚礼礼服——雍容大气

士假绛公服亲迎，有人认为这是红色婚服的起源。女服“花钗青质连裳，青衣革带韈履（同裳色。夫有官者则从其夫之品服）”。即青色的深衣，饰以以金银琉璃等钗饰。大胆的色配冲撞，不愧是绚丽的大唐气象，同时唐制士婚服也造就了“红男绿女”这个成语。

汉族女子礼服多为深衣制，隐喻女子“德贵专一”，而“青质连裳”婚服也指的是青色的深衣。然而盛唐时襦裙制的礼服也开始盛行起来，开放绚丽的大唐气象大大发展了襦裙这种美丽的服制。钗钿礼衣就是一种襦裙式的礼服。层层叠叠的规整装束使它弥补了襦裙活泼有余严肃不足的特点，在同深衣礼服一样端庄的同时还具备了更加绮丽的风姿。钗钿礼衣故此成为流行于唐时的一种极有风韵的隆重礼服。唐高祖李渊于武德七年（西元624年）颁布的 “武德令”规定皇后的三种服装有袆衣、鞠衣、钿钗襢衣；皇太子妃的三种服装有褕翟、鞠衣、钿钗礼衣。命妇的六种服装有翟衣、钿钗礼衣、礼衣、公服、半袖裙襦、花钗礼衣。士庶女婚也可着钗钿礼衣。

明制婚礼服

士婚，若穿深衣，妇则对应地服真红褙子、红罗裙，假鬓花钿；婿也可假穿九品官服（明朝九品官服是青绿明制士婚服色，文官补子为鹌鹑，武官补子为海马。注：是海中的马，不是我们熟悉的海洋小动物海马。），妇则着凤冠霞帔或花钗，真红大袖衣或圆领女蟒服（同夫级别）、大红褶裙。

明制婚服贴脸上的珍珠12颗适合。贴珠翠面花是皇后贴在脸部的饰物，也是参考了明代制度，共有五件（五事）：一件贴于额部，正中为一颗大珠，周围有四颗小珠，间缀翠叶四片；二件贴于两靥，各嵌一颗大珠，缀翠叶五片；二件分别贴在左右眉梢末端靠近发际处，以六颗珍珠连排，缀翠叶十二片。所贴珠子加起来一共12颗。明制汉服是指明朝时的服饰，专指明朝这段时间的汉服，即明制汉服，明太祖朱元璋根据汉族的传统，上承周汉，下取唐宋，重新制定的服饰制度。

大部分的影视剧为了追求收视率往往会忽略历史事实，凤冠霞帔上镜很好看，所以往往被用在各种朝代的剧情上。“凤冠霞帔”事实上，在唐朝以前，龙和凤都被用来形容人。直到唐代，凤凰的形象才与女性形象相结合。

凤冠的由来：彰显女性至高无上的地位

“凤冠”最初是古代嫔妃头上戴的王冠，以凤凰的形状装饰，以示对地位的尊重。由不同种类的鸟类，如石峰、斋、鸾，代表着不同的层次没种鸟都对应着的清晰的等级划分，几根羽毛和不同的形状都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后来这种带鸟冠的冠被称为“凤冠”。

在明朝，在嫔妃中，凤冠是一种只有皇后才能在重要场合佩戴的仪式性王冠，是当时最高级别的礼服。凤凰冠顶端的是左右对称龙凤凰黄金雕刻，紧随其后的是集群的翠云金凤凰，两鬓角是珍珠和玉制成的长珍珠结，奢侈华贵，尽显皇家风范。

凤冠霞帔盛行于明朝的缘由：礼仪制度引发的技术革新

明代物质财富丰富，技术先进。江南桑蚕丝织业，丝织刺绣技艺高超的挂毯丝、刺绣、织金、彩妆花、孔雀羽毛线等许多方法确实具有相当高超的水平。服装品种繁多，风采各异。服饰作为权利和阶级的附属品，具有严格的等级制度。此外，制度的限制也在一定程度上扼杀了“官服”文化的发展。

凤冠霞帔在民间广为流传。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朝对“婚礼”的重视，呈现了嫁娶礼仪的繁荣，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不仅如此，还体现了劳动人民所蕴含的强大智慧，展现了充满活力和变革力量的服饰繁荣景象。也可以看出，礼仪制度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上确实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凤冠霞帔实际上是后妃命妇等有地位的古代女性的官服，不过被影视剧混淆了概念，如今社会经济发达，普通人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穿着凤冠霞帔，这未尝不是一种进步呢？

《礼记》云：“婚礼不用乐，幽阴之少也。乐、阳气也，婚礼不贺，人不序也。”相传中国最早的婚姻关系和婚礼仪式从伏羲氏制嫁娶、女娲立媒约开始。《通鉴外纪》载：“上古男女无别，太昊始设嫁娶，以俪皮为礼。”从此，俪皮（成双的鹿皮）就成了经典的婚礼聘礼之一。之后，除了“俪皮之礼”之外，还得“必告父母”；到了夏商，又出现了“亲迎于庭”“亲迎于堂”的仪节。周代是礼仪的集大成时代，彼时逐渐形成一套完整的婚姻礼仪，《仪礼》中有详细规制，整套仪式合为“六礼”，与三书（即聘书、礼书和迎亲书）一起被合称为“三书六礼”。南北朝以前的婚礼，男女双方都不贺。仅仅是“布幔为屋，在门内外，谓之青庐，与此交拜”。黄昏中，新郎身穿爵弁服，随从一律着黑，迎亲的马车也漆成黑色。无鼓乐，无亲友祝贺。两汉之际，已经有了贺婚的习俗。据《汉书．宣帝纪》记载：“五凤二年诏曰：‘夫婚姻之礼，人伦之大者也。酒食之会，所以行礼乐也。今郡国二千石或擅为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贺召，由是废乡党之礼，令民无所乐，非所以导民也。”汉宣帝这一诏书的目的，就在于提倡老百姓在婚礼上设酒宴庆贺。

《礼记．昏礼》载：“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皆主人筵几于庙，而拜迎于门外，入，揖让而升，听命于庙，所以敬慎重正昏礼也。”《仪礼》：“昏有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东周列国志》第七十五回：“蔡侯有羊脂白玉佩一双，银貂鼠裘二副，以一裘一佩献于楚昭王，以为贺礼，自己佩服其一。”

喜幛和对联是我国传统礼仪中较常用的祝贺人婚娶的形式之一，最早为帝王所用，后来逐渐发展到民间，现已成为一种文雅的交际手段。喜幛以竖写为多见，称贺在右上，落款在左下，当中为幛语，祝贺的年月日则竖写在落款左边。对联的书写不用标点符号。对联的排法为上联挂右边、下联挂左边（如有横额，横挂在两联正中的上沿。） 古人认为黄昏是吉时，所以会在黄昏行娶妻之礼，故而得名。因为阴阳五行、神道设教的观念里，女子属阴，黄昏是“阳往而阴来”，婚礼的一切都合着迎阴气入家的含义。昏礼在五礼之中属嘉礼，是继男子的冠礼或女子的笄礼之后的人生第二个里程碑。婚礼服在婚礼中扮演了及其重要的角色。唐宋制度，男方四品以上以冕服婚，九品以上以爵弁服婚，庶人以绛公服婚。女方则以礼衣或连裳嫁。唐人承袭古人婚礼传统,在晚上举行婚礼。另一方面，北朝游牧胡俗仍然残留，比如催妇上车、新妇乘马鞍、戏新婿、婚礼用乐等。隋唐时代的婚礼开始彩灯高挂，喜气洋洋。南宋、明朝的婚服形成了凤冠霞披。由于满清入关对汉人实行剃发易服，同时也接受了明朝遗臣金之俊的“十不从”建议，其中一条是“仕宦从而婚姻不从”，即婚俗沿袭汉族传统。所以清代的汉族婚礼服制仍和明代相同。“洞房”一词出现很早，不过最初并不是指结婚的新房。据说，汉代大才子司马相如曾赋了一首《长门　赋》，描述了失宠的陈皇后得知武帝许诺朝往而暮来，于是苦苦等待。可是天色将晚，还不见君王幸临，于是她独自徘徊，只好“悬明月以自照兮，徂清夜于洞房”。这里的洞房就不是指新人完婚的新房，而是指幽深而又豪华的居室。北周时庾信《三和咏舞》诗中有“洞房花烛明，燕馀双舞轻”句，这里的洞房首次与花烛“携手”，但也不是描写新房的。到了唐代，洞房一词频频用来指代男欢女爱的场所，借以描写“闺情”。如“落叶流风向玉台，夜寒秋思洞房开”（沈佺期《古歌》），“莫吹羌笛惊邻里，不用琵琶喧洞房”（乔知之《倡女行》）等都是例证。这些“洞房”还不是专门指新婚卧房的词汇。由于盛唐时佛教流行，洞房还曾用来指僧人的山房，王维就有“洞房隐深竹，清夜闻遥泉”（《投道一师兰若宿》）的诗句。

直到中唐以后，洞房才渐渐引申为新婚婚房。诗人朱庆馀在《近试上张籍水部》诗中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句：“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古今小说·金玉奴棒打薄情郎》：“双双拜了天地，又拜了丈人、丈母，然后交拜礼毕，送归洞房做花烛筵席。”洪深《少奶奶的扇子》第二幕：“二十年以前，男女总要在入洞房以后，才说到爱情。”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里更有“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的佳句流传后世。此后，洞房也就慢慢成为新婚夫妇新房的专称，一直沿用至今。拜堂是婚姻正式合法化的必经过程，即所谓“拜堂成亲”。它是一个相当神圣、严肃的程序，所谓拜堂，就是院落中央从北向南陈设。“天地桌”焚香燃裱、鸣炮奏乐、新娘新郎，女上位，男次位，面向北叩拜，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交拜。所谓“十里红妆”是旧时嫁女的场面。人们常用“良田千亩，十里红妆”形容嫁妆的丰厚。旧俗在婚期前一天，女家将置办的奁具雇挑夫送往男家，由伴娘为之铺陈，俗称“铺床”或“发嫁妆”。这铺房尽管不在婚姻六礼之列，但长期以来却是汉族婚俗的重要组成部分。富家嫁妆惊人，床桌器具箱笼被褥一应俱全，日常所需无所不包。发嫁妆的队伍排列绵延数里，故称“十里红妆”。发嫁妆往往成为富家大户人家摆阔夸富的大游行。宋代文学家司马光曾痛陈这陋习：“亲迎前一日，女氏使人张陈其婿之室，俗谓之‘铺房’。古虽无之，然今世俗所用，不可废也。床塌、蔫席、椅床之类，婿家当具之；毡褥、帐慢、衾绹之类，女家当具之。所张陈者，但毡褥、帐幔、帐幕之类应用之物，其衣服袜履等不用者，皆锁之箧笥，世俗尽陈之，欲矜夸富多，这些嫁妆家具习惯上分为内房家伙和外房家伙。如千工床、房前桌、红橱、床前橱、衣架、春凳、马桶、子孙桶、梳妆台之类放在内室的，都属内房家伙；画桌、琴桌、八仙桌、圈椅等是外房家伙。此乃婢妾小人之态，不足为也”（见《温公书仪》卷三）。从功能上讲，可分为生活起居类、日用小木器、女工用品三大部分。 古代婚俗中与后世不同的一个习俗是：古代妇女都不忌讳再嫁，并且从周朝至北宋一直如此。据《礼．檀弓》记载：孔子的儿子伯鱼死后，“其妻嫁于卫”又载：“子思之母死于卫，赴于子思，子思哭于庙。门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为哭于孔氏之庙乎？’子思曰：‘吾过矣！吾过矣！’乃哭于他室。”可见，圣人后代的子妇也不免于再嫁。而魏晋、唐宋时名门之女再嫁之事，也屡见不鲜。《三国志．吴志．步夫人传》中记载：步夫人“生二女，长曰鲁班，字大虎，前配周瑜子循，后配全琮；少曰鲁育，字小虎，前配朱据，后配刘纂。”尚秉和《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引《随园随笔》谓：“唐时公主再嫁者二十三，三嫁者四。”并且，当时不论是前夫见到后夫，或是后夫见到前夫，均不用回避。宋代诗人陆游与前妻唐婉离婚后，有一次游沈园，巧遇唐婉及其后夫赵士程，唐、赵还将酒菜送给陆游，结果感动得陆游当场在墙上写了一篇《钗头凤》词。（事见《癸辛杂识》）可见，唐宋时妇女改嫁还是很正常的事情。直到明清时期，妇女改嫁方为礼教所不容，因此有了守节、牌坊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