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点：主要分白、黄两种。白麻纸洁白光滑，质地细薄，坚韧。纤维长，纸浆粗，纸质坚韧，虽历经千余年亦不易变脆、变色。经久耐用。

缺点：黄麻纸色略黄，稍粗糙，白麻纸背面较正面粗糙且有草棍等粘附。

特色

麻纸的特点是纤维长，纸浆粗（纸表有小疙瘩）纸质坚韧，虽历经千余年亦不易变脆、变色；外观有粗细厚薄之分，又有“白麻纸”、“黄麻纸”之别；其抄纸帘纹间距二三公分、三四公分、五六公分不等；有的横帘纹和竖帘纹相交，间距竖约一指半；背面未捣烂的黄麻、草迹、布丝清晰可辨；可作为可靠的古籍鉴定依据之一。隋唐五代时的图书（碑帖装裱）多用麻纸，宋元时已不占主要地位，明清时麻纸的使用更为稀少。麻纸后人伪造极难。

起源《新唐书·艺文志一》：“ 大明宫 光顺门 外， 东都 明福 门外，皆创集贤书院，学士通籍出入。既而太府月给 蜀郡 麻纸五千番。” 范文澜 蔡美彪 等《中国通史》第二编第五章第二节：“ 南朝 书家写字多用麻纸，麻纸别称布纸，就是用破旧麻布制造的纸。麻纸可供二 王 （ 王羲之 、 王献之 父子）写字，精美可以想见。”西汉就有，东汉时蔡伦加以改进，使麻纸制造得到普及。由汉至唐，麻纸一直是产量最大的纸。自宋以后，由于造纸业的发展，麻纸的优势地位逐渐被别的纸类所代替。1933年，新疆罗布淖尔出土了公元前49年的西汉麻纸；1942年，居延查科尔帖也出土了西汉有字麻纸；1957年，西安灞桥古墓中出土了公元前140--前87年的西汉麻纸----“灞桥纸”；1973年，在甘肃居延汉代金关发现两张公元前52年西汉麻纸残片，称为“居延纸”。1978年，在陕西扶风县中颜村汉代窖藏中，出土了三张西汉时的麻纸“扶风纸”。1979年，甘肃敦煌马圈湾烽燧遗址出土的两汉麻纸----“马圈湾纸”，1986年，在甘肃天水市附近的放马滩古墓葬中，出土了西汉初年文、景二帝时期（公元前179～前141）的放马滩“纸地图”。1990年，在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有多张字麻纸，并被确认为武帝至昭帝(前140-前74)时物。只是这些麻纸在制造上还比较粗糙，后来的麻纸皆宜于书写或印刷，而且经久耐用，很受人们看重。

至今为止我国考古发现的最早的纸是麻纸。

中国甘肃省天水放马滩汉墓出土的西汉（公元前206年～公元23年）早期的纸，是现已发现的最早的纸。此外，新疆罗布泊和西安灞桥等地都出土过西汉的古纸。但这些纸都比较粗糙，原料是麻或丝絮。

麻纸是中国古人的重要发明。由东汉蔡伦改进，成为中国古代图书典籍的用纸之一。麻纸是一种大部分以黄麻、布头、破履为主原料生产的强韧纸张。麻纸有多种，如白麻纸、黄麻纸、麻布纹纸、桑麻纸等，但主要分白、黄两种。

白麻纸洁白光滑，背面较正面粗糙且有草棍等粘附，质地细薄，坚韧，纸纹均宽，约一指半。黄麻纸色略黄，稍粗糙，有的较白麻纸略厚。但这都是蔡伦纸出现之后的麻纸。其实，麻纸的历史非常久远。在西汉时期，用于书写的最初的麻纸已经出现。

麻纸的特点是纤维长，纸浆粗（纸表有小疙瘩）纸质坚韧，虽历经千余年亦不易变脆、变色；外观有粗细厚薄之分，又有“白麻纸”、“黄麻纸”之别；其抄纸帘纹间距二三公分、三四公分、五六公分不等；

有的横帘纹和竖帘纹相交，间距竖约一指半；背面未捣烂的黄麻、草迹、布丝清晰可辨；可作为可靠的古籍鉴定依据之一。隋唐五代时的图书（碑帖装裱）多用麻纸，宋元时已不占主要地位，明清时麻纸的使用更为稀少。麻纸后人伪造极难。

麻纸的起源

《新唐书·艺文志一》：“ 大明宫 光顺门 外， 东都 明福 门外，皆创集贤书院，学士通籍出入。既而太府月给 蜀郡 麻纸五千番。” 范文澜 蔡美彪 等《中国通史》第二编第五章第二节：“ 南朝 书家写字多用麻纸，麻纸别称布纸，就是用破旧麻布制造的纸。麻纸可供二 王 （ 王羲之 、 王献之 父子）写字，精美可以想见。”

西汉就有，东汉时蔡伦加以改进，使麻纸制造得到普及。由汉至唐，麻纸一直是产量最大的纸。自宋以后，由于造纸业的发展，麻纸的优势地位逐渐被别的纸类所代替。

1933年，新疆罗布淖尔出土了公元前49年的西汉麻纸；

1942年，居延查科尔帖也出土了西汉有字麻纸；

1957年，西安灞桥古墓中出土了公元前140--前87年的西汉麻纸----“灞桥纸”；

1973年，在甘肃居延汉代金关发现两张公元前52年西汉麻纸残片，称为“居延纸”。

1978年，在陕西扶风县中颜村汉代窖藏中，出土了三张西汉时的麻纸“扶风纸”。

1979年，甘肃敦煌马圈湾烽燧遗址出土的两汉麻纸----“马圈湾纸”，

1986年，在甘肃天水市附近的放马滩古墓葬中，出土了西汉初年文、景二帝时期（公元前179～前141）的放马滩“纸地图”。

1990年，在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有多张字麻纸，并被确认为武帝至昭帝(前140-前74)时物。

只是这些麻纸在制造上还比较粗糙，后来的麻纸皆宜于书写或印刷，而且经久耐用，很受人们看重。

如果不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对西北大漠深处这个面积很大很大、人口很少很少（户籍人口三万余人）的地方，绝大多数人只是偶尔对着地图畅想一下。

这，就是内蒙古最西端的阿拉善盟额济纳旗。

什么是额济纳？

“八百流沙界，三千弱水深”“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弱水在《西游记》《红楼梦》等古典名著中，象征水势深广、一往情深，充满了诗情画意。而《水经注》中“弱水入流沙”，是指我国第二大内陆河——黑河。它从祁连山发源，先向西北，再折向东北，奔流到大漠戈壁，形成的一大片绿洲，就是额济纳旗。

额济纳一词，源于西夏语“亦集乃”，意为黑水。从北京驾车沿京新高速一路向西，在内蒙古境内的最后一个“补给站”就是额济纳旗。地表黑灰的茫茫戈壁，望不到头的浩瀚沙漠，低低隆起的几处小山，并不是这里的全貌。在母亲河黑河滋养下，40余万亩胡杨林茁壮挺拔，40多平方公里戈壁湖泊居延海波光粼粼，各族群众安居乐业。

路边，不时有三五成群的骆驼，悠闲地踱着步。耳畔仿佛响起声声驼铃，似乎诉说着古丝绸之路上的沧桑记忆。从汉朝起，华夏儿女就在此屯垦驻军、起塞筑垒，创造了灿烂文明。后来，这里又是唐、西夏和元朝重镇。

旗政府所在地达来呼布镇以南约150公里处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是神舟系列飞船发射的地方。看神舟飞天，赏金色胡杨，游戈壁绿洲，访居延古韵，近年来游人纷纷来此探妙寻幽，国庆期间更是经常爆满，游客往往多达一百多万。

眼下，当地因新冠疫情而按下“暂停键”。不过，悠久 历史 与独特景观依然令人神往。

古塞黄云共渺然

“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王维的《使至塞上》将读者带到西北边塞居延，感受其雄奇壮阔。

“居延”是匈奴语“祁连”的音转，唐代颜师古注《汉书》时云“匈奴谓天为祁连”，祁连山即“天山”，居延海即“天池”。在这一天赐大湖的滋润下，形成了 历史 上有名的居延绿洲，即今天的额济纳绿洲。

额济纳旗文物保护中心负责人傅兴业说，居延遗址分布在内蒙古额济纳旗和甘肃省金塔县境内，整体呈东北—西南走向，由烽燧、障城等建筑设施组成，是汉代修筑的边塞军事防御设施。

地处西北边陲的居延地区，是蒙古高原通往河西走廊和西域的必经之道，也是穿越巴丹吉林沙漠和茫茫戈壁、通往漠北的重要通道。如果控制了这里，就扼住了自漠北向南转而至河西、西域之咽喉要冲。

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骠骑将军霍去病重创匈奴后，匈奴败退漠北。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汉王朝派强弩都尉路博德在居延地区修筑亭鄣、长城、烽燧等军事防御设施，抵御匈奴入侵。

路博德同时修建了肩水都尉府、居延都尉府和遮虏障。秦汉时的都尉是仅次于将军的武官，都尉府直接的下属军事机构称候官。隶属于张掖郡的居延都尉府，在北部、西部、南部下设三大候官，分别为殄北、甲渠、卅井候官。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张文平介绍，有的研究者认为居延都尉府之下还应有一个候官——居延候官。因为出土汉简简文中有“居延塞”“居延候官”“居延塞尉”的称谓。“塞尉”往往简称“尉”，也称“障尉”，是候官长吏之一。如果居延候官确实存在的话，其治所初步推断为红城。

考古资料显示，居延都尉府之下的三大候官治所所在障城主体均为边长约231米的方形障城，南侧附带较大坞院。红城虽不见坞院，但其主体障城边长亦约为231米，符合候官治所的规格。

汉代居延地区的兵马活动，不仅留下城址和烽燧遗址，更形成大量居延汉简。

达来呼布镇南24公里处的甲渠候官遗址，只残存风化的夯土堆和由三层土坯夹一层芨芨草筑成的城墙残垣，其轮廓依稀可辨。这个俗称为破城子的地方，曾出土大量居延汉简。

1930年四五月间到1931年初，中国和瑞典学者组成的西北科学考察团成员、瑞典学者弗克·贝格曼首先在居延长城烽燧遗址发掘出汉代木简，之后在甲渠候官的城堡遗址中发掘出汉简5200多枚。

城堡东侧有一间不足6平方米的小屋，贝格曼又在小屋遗址中发现成册的木简。专家们推测，此小屋很可能是当时的档案室。

1972年至1976年，中国考古队对甲渠候官遗址发掘时，共发现7000多枚汉简，《烽火品约》《甲渠候请罪》等一枚枚字迹清晰、坚固如新的汉简，仿佛让人穿越到“烽火高飞百尺台”的汉代。

考古队还重点对推测为档案室的小屋遗址进行挖掘，出土了从王莽天凤元年（公元14年）到东汉建武元年（公元25年）的各种簿籍70余册，每个簿册以2道或3道绳索编缀，档案室内还发掘出各种简牍900余枚。

居延地区1930年以来的考古发掘，共发现汉简35500余枚，是我国发现简牍最多的地区之一。

傅兴业说，遗址内出土的居延汉简，是记录汉代边塞屯戍活动的文书档案，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边防、屯田、水利、地理、交通、法律、民族、宗教等诸多领域。居延遗址边塞军事防御设施及出土的汉简被誉为20世纪重大考古发现，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知名度。

居延遗址边塞军事防御设施始建于西汉武帝时期，东汉以后，它们逐步失去功能与作用，最终废弃。汉代的辉煌过去了，但只要有黑河水滔滔流过，居延的文明就不会消失。

繁华落尽掩浮尘

此城前身是北周武帝宇文邕所筑的大同城旧址，因多圈马群、套捉坐骑而又名“马圈城”。此城垂拱元年（公元685年）曾侨置安北都护府，但不久后，安北都护府内移至西安城（今甘肃省民乐县西北）。后来在此设立屯戍的同城守捉，唐玄宗天宝二年（公元743年）改为宁寇军。

唐代的城址遗址仅此一处，因此考古学家推测，唐代居延屯田范围要比汉代缩小许多，这是居延屯田史上的衰落期。

然而这座城文化内涵非常丰富。王维、陈子昂等唐代诗人曾在此驻足。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王维在此写下脍炙人口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一被称为“千古壮观”的诗句。唐朝将安北都护府迁至大同城后，从军至大同城的诗人陈子昂上书谏言，阐述大同城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并写下《题居延古城赠乔十二知之》《居延海树闻莺同作》等诗篇。

徘徊在大同城外，脑中不禁闪现出“边地无芳树，莺声忽听新”的千古名句。

许多游人来额济纳旗，总会去游览古丝绸之路北线上现存最完整、规模最宏大的古城——黑城遗址。它位于达来呼布镇南偏东方向约22公里处。黑城又称黑水城，是西夏在黑河下游设立的黑水镇燕军司。

1286年，元世祖在此设“亦集乃路总管府”，大规模扩建黑城，使这里成为中原到漠北的交通枢纽。相传马可波罗曾从这里经过。

明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明朝征西将军冯胜攻打元军残余，筑起沙坝截断黑河上游的水源，断水攻破黑城后撤军而去，这座繁华一时的古城因黑河改道而废弃。

直到1886年，俄国探险家波塔宁发现已在黄沙中沉睡500多年的黑城遗址，黑城的宁静才开始被俄国、瑞典和日本等外国探险家打破。

1908年，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在这里挖掘大量文物，包括珍贵的汉文、夏文对照的《番汉合时掌中珠》及《音同》《文海》等古籍。

科兹洛夫对黑城进行了两次大规模挖掘，第一次在城内的街区和寺庙遗址上挖出十多箱绢质佛画、钱币等文物，以及书籍、信件、金属钱币、女性饰物、家具和日常生活用品等。

第二次到黑城，他雇人打开一座覆钵式佛塔，里面秘藏着许多佛教塑像和成百上千的书籍、绘画、经卷等。他们随后挖掘30多座塔，出土2000多种抄本书籍、300多张佛画和大量木制、青铜镀金小佛像等。俄国著名汉学家伊凤阁在成堆的文献中发现了一册《番汉合时掌中珠》，这是世界上仅存的西夏文、汉文的双解词典。

经历多次挖掘后的黑城伤痕累累。由于周边地区沙化严重，近年来流沙从东、西、北三面侵蚀黑城，许多遗址已埋于黄沙之下。考古专家们预测，至今城内还埋藏着丰富的西夏和宋、辽、金、元等朝代的珍贵文书。

“沙阔独行寻马迹，路迷遥指戍楼烟”，这座被流沙半掩的古城经历过繁华，也经历过战火的洗礼，如今万人空巷的景况随风而去，只留世人赞叹其雄浑与幽静。

大湖重生万物兴

淼淼居延海，萧萧芦荻林。从达来呼布镇驾车向北开行50多公里，就抵达黑河的尾闾湖——东居延海。

金秋时节，站在湖畔，只见成群的鸥鹭欢快飞翔，丛丛簇簇的芦苇随风摇曳，平静的湖面在阳光照耀下晶莹剔透，好似一面镶嵌在茫茫戈壁上的明镜，在这片干旱荒凉的土地上，撑起生命的希望。

很多人难以想象，如今碧波荡漾、鸥鹭翔集的东居延海，20多年前曾彻底干涸，变成了“死亡之海”。西居延海更是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已干涸，几乎成为第二个“罗布泊”。

居延海在汉代时被称为居延泽，魏晋时称为西海，唐代起称为居延海。居延海的湖面因黑河下游的改道而时有变动，清代以来又分成东部的苏泊淖尔和西部的嘎顺淖尔，人们习惯称为东居延海和西居延海。

额济纳旗水务局局长齐金花说，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起，由于气候变化、人口增多、工农业发展和水资源总量不足、时空分布不均等原因，进入额济纳旗的黑河水量大幅减少，甚至经常断流，不少湖泊、泉眼和沼泽地随之逐渐消失。

据地质学家考证， 历史 上的居延海最大面积曾达2600多平方公里，至秦汉时期尚有720多平方公里。据1958年中科院考察队调查测算，西居延海有267平方公里的水域，东居延海水域面积也有355平方公里。然而仅仅过了3年，西居延海于1961年彻底干涸，东居延海也时断时续，于1992年干涸。

年逾古稀的萨仁格日勒生活在东居延海西侧的赛汉桃来苏木。她回忆说，儿时房前屋后都是高高的草甸，牛、羊走在其中都看不见身影，可后来黑河断流，居延海慢慢干了，地下水降了，草木缺了水，也都枯死了。

为遏制黑河下游生态系统整体恶化，2000年8月，国家决定实施黑河跨省分水，水利部随即成立黄河水利委员会黑河流域管理局，对黑河干流水量统一调度、全流域水资源统一管理。

上游和中游“勒紧裤腰带”省下的水流到下游，恢复了额济纳旗生态，也使东居延海起死回生。2003年，消失11年的东居延海湖盆首次过水，并且蓄积起稳定的水面。2004年8月至今，东居延海已连续17年再未干涸，水域面积稳定在40平方公里左右。

额济纳旗胡杨林研究专家吕慧说，随着黑河有效补给，东居延海有了稳定水面，额济纳绿洲的地下水位升高了，胡杨林得到黑河水的浇灌，面积从2000年的39万亩增加到目前的44万多亩。东居延海附近出现的候鸟种群、数量逐年增加。

祖祖辈辈生活于居延海附近的苏泊淖尔苏木牧民青格勒说：“以前梭梭林、柽柳林下长的是碱草、骆驼刺等不好的草，浇上水后长起了甘草和沙拐枣等好草。”

当地还通过疏浚河道、科学导流等方式，让黑河水于2016年首次进入消失半个多世纪的西居延海。2018年9月，黑城遗址附近沉寂600多年古河道也进水了，灌溉和浸润面积达到25平方公里。很多牧民兴奋地说，河道过水后，一些枯朽多年的小胡杨树居然发芽了。

千年胡杨守家园

在额济纳旗，入眼最多的是胡杨。戈壁深处的胡杨，身躯死死阻挡着风沙，保持着水土，守望着美好家园。居住在黑河两岸的人们常这样赞美胡杨：生，一千年不死；死，一千年不倒；倒，一千年不朽。

这不屈不挠的“胡杨精神”，被一个个扎根戈壁、种树战沙的英雄所诠释。

在巴丹吉林沙漠西北边缘，年近七旬的图布巴图与老伴手持铁锹、拎着水桶植树的身影格外显眼。他们脚下，一棵棵高矮大小不一的梭梭簇拥着围成1000多亩绿洲。一年当中，图布巴图有300多天在林子里与梭梭相伴。近20年来，他跟妻子把5万多棵梭梭植进荒凉的沙漠里，筑起一道绿色屏障，保护着家乡的生态环境。

“我宁愿做挡风沙的梭梭，也不愿当好吃的老鼠。梭梭死了，横在地上也能挡住沙子。”图布巴图说。

已故退休干部苏和，曾放弃安逸舒适的城市生活，2004年起到无房、无水、无路、无电的沙漠中种树。2018年，他在治沙中腿部受伤，但依然坚守在治沙一线。扎根沙漠17年，植树造林6307亩。他种下的梭梭，在黑城遗址西侧上风口形成一条500米宽、3公里长的灌木林带，迎头砍断了扑向黑城的“沙魔”……

这坚韧不拔的“胡杨精神”，也在我国航天事业发展中闪耀着光芒。

达来呼布镇以南150公里处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又称东风航天城），书写了中国航天事业的多个“第一”：第一颗人造卫星，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第一枚远程运载火箭，第一艘载人飞船……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一箭一星到一箭多星，从发射卫星到发射载人飞船……中国航天事业的每一步发展都凝聚着航天人巨大的付出，他们用汗水和心血，书写了中国实现技术自主创新的辉煌篇章。

东风航天城内一片密林之中有一座烈士陵园。长眠在此的600多位航天人，有的人为了巡道被沙暴掩埋在茫茫沙漠中；有的人为了攻克技术难关，年轻的生命早早凋零；有的人为了排除险情，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他们，就像倒而不朽的胡杨，静静躺在这里，继续注视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守望一次又一次的发射任务。

在额济纳旗，就有着为了国家航天事业而让出故土、数度搬迁的居民，他们如同饱经飞沙走石和风霜雨雪的胡杨一般奉献与守望。

嘎拉朝鲁是巴彦陶来苏木乌苏荣贵嘎查的牧民。为支持东风航天城建设，他的父母在1958年举家搬迁。他曾听老人说起搬迁的情景：一家人收起毡房，赶着牛羊，骆驼上驮着三大箱家当，与其他牧民一起离开。人们走一阵回头看一阵，虽然舍不得，但没有人拒绝搬迁。

这其中不少人是蒙古族土尔扈特部落后裔。

土尔扈特部落是我国蒙古族的一个古老部落。明朝末期，由于蒙古族各部之间征战不断，土尔扈特部被迫西迁，在伏尔加河流域一带游牧。清乾隆三十五年腊月（公元1771年初），身处异乡的土尔扈特部决意东归。首领渥巴锡率部众3万多户、约17万人开始了行程万余里回归祖国的伟大壮举。

一路上，他们穿越险峻山川、浩瀚沙漠，历经艰难困苦，经过半年，终于抵达伊犁河流域，回到祖国怀抱。

此后，土尔扈特部众主要生活在新疆、内蒙古、青海一带。他们和当地各族人民一起内勤耕牧，外御强敌，为开发和稳定我国西北边疆、维护和巩固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作出了重大贡献。

如今，他们与生活在额济纳旗的各民族兄弟姐妹，守望相助，团结奋进，共同创造美好生活，让锲而不舍的胡杨精神传承发扬。

10月27日夜间，一列从郑州始发的 旅游 专列，在额济纳旗滞留10天后，踏上返程之旅。随着首批586名滞留游客平安有序离开额济纳旗，当地正式开启了滞留游客转运工作。

截至25日15时，滞留在额济纳旗的游客有9412人。

疫情发生之后，无论是当地居民，还是滞留的游客，都像梭梭造绿那样携起手来，守望相助；像胡杨挡沙那样顽强不屈，防控阻击疫魔。

战胜疫情之后，未来的额济纳一定会更美！

谁是造纸术的发明者？

造纸术是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造纸术是谁发明的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是东汉宦官蔡伦发明的。主要依据是《后汉书·蔡伦传》的记载。书上说：“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即按书写需要裁好的丝织品)者谓之为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发明、创造)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因此，后来的一些中、外著作，都据以尊东汉时代的蔡伦是纸的发明者，把他向汉和帝刘肇献纸的公元105年，作为纸的诞生年份。

但自从1933年，已故考古学家黄文弼在新疆罗布淖尔地区发现了一片西汉中叶古纸后，对造纸术的发明问题产生了不同的看法。1957年5月8日，在陕西省西安市郊灞桥砖瓦厂工地古墓中又发现了成叠的古纸残片88片。这成叠古纸垫在三面铜镜下面，垫得很厚，虽然已成碎片，但边没有完全腐烂。这一发现，更引起了研究者的兴趣。经考古学家考证，认为这一墓葬不会晚于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因此灞桥纸的年代也可大致确定在公元前118年以前。这个时间比蔡伦造纸的年代要早200多年。另外，1973年至1974年，在甘肃汉居延遗址又发掘出两张西汉后期的麻纸。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1986年6月至9月，甘肃省考古研究所考古工作者在天水马滩西汉墓内发掘了一张地质地图，此纸长55厘米，宽26厘米。这个最新发现的西汉纸质地图是目前所街道的最早的纸张实物。这些都有力地证明了中国古代在西汉初期就发明了可用于书写和绘画的纸。

除此以外，在史籍里，早在蔡伦以前，也有一些关于纸的记载。如《三辅旧事》上曾说：卫太子刘据鼻子很大，汉武帝不喜欢他。江充给他出了个主意，教他再去见武帝时“当持纸蔽其鼻”。太子听从了江充的话，用纸将鼻子掩盖住，进宫去见壏帝。汉武帝大怒。此画发生在公元前91年。又如《汉书·赵皇后传》记载：汉武宠妃赵飞燕的妹妹赵昭仪要害死后宫女官曹伟能，就派人送去毒药和一封“赫蹄书”，逼曹伟能自杀。据东汉人应劭解释，“赫蹄”即“薄小纸也”（后来称为丝棉纸）。再如《后汉书·贾逵传》说，公元76年汉章帝令贾逵选二十人教以《左氏传》，并“给简、纸经传各一通“。以上有关纸的文献记载，都早于公元105年，即蔡伦向汉和帝献纸那一年。

持否定造纸术是蔡伦发明的同志认为，”发明造纸术的是西汉劳动人民。东汉劳动人民在继承西汉造纸技术后，又有所改进、发展和提高。至和帝时，尚方令（职掌管理皇室工场、负责监造各种器械）蔡伦组织少府尚方作坊充足的人力、物力，监制出一批精工于前世的良纸，于元兴元年奏上，经推广后，‘自是天下莫不从用焉’。”这是争论中的一种意见。

另一种意见则坚持认为，蔡伦是我国造纸术的发明者，理由是“根据汉代许慎《说文解字》中有关纸的解释，在蔡伦之前古代文献中所提到的纸，都是丝质纤维所造的，实际上不是纸，只是漂丝的副产品，自古至今要造成一张中国式的植物纤维纸，一般都要经过剪切、沤煮、打浆、悬浮、抄造、定型干燥等基本操作。而灞桥纸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纸。理由是”从外观看，其纸腩松弛，纸面粗糙，厚薄相差悬殊。经过实体显微镜和扫描电子显微镜观察，发现绝大多数纤维和纤维束都较长，说明它的切断程度较差，是由纤维自然堆积而成，没有经过剪切、打浆等造纸的基本操作过程，不能算真正的纸。或许只是沤过的纺织品下脚料，如乱麻。线头等 纤维的堆积物，由于长年垫衬在古墓的铜镜之下，受镜身重量的压力而形成的片状。此外，其余几种所谓西汉古纸，也都是十分粗糙，充其量不过是约纸的雏形。蔡伦及其工匠们在前人漂絮和制造雏形纸的基础上总结提高，从原料和工艺上把纸的生产抽调到一个独立行业的阶段，用于书写。诚然，“蔡伦纸”不会是蔡伦一手制作，但没有他的“造意”，单凭尚方工匠也制造不出这种植物纤维纸来。因此，即使在雏形纸出土的今天，把蔡伦评作为我国造纸术的发明者或代表人物仍然是正确的，是有充分历史根据的。

另外中，中引《后汉书》有关蔡伦造纸的记载主要取自刘珍的《东观汉记》。刘珍和蔡伦是同时代的人，应为可信。从记载中可知，蔡侯纸既能进贡皇帝，又能代替缣帛用作书写，纸质必定达到一定水平。

有些学者还认为，灞桥纸是不是西汉的产品，也值得进一步考证。他们提出的理由是“在墓葬人的生活时代未能确切查明以前，很难对古纸的生产年代作出令人信服的科学判断。何况该墓葬有扰土层，曾受外来干扰，不能排除后代人夹带进来的可能性；同是汉墓的长马王堆，若无其事那样完好，墓主有姓名可查，史料可靠，出土文物如此丰富，但除了千百根简策和丝织古纸帛画，并无一片麻纸。有的研究者还从出土的灞桥纸上辨认出上面留有与正楷体相仿的字迹，酷似新疆出土的东晋写本《三国志·孙权传》上的字体，据此认为灞桥纸可能是晋代的产品。

麻纸的特点是纤维长，纸浆粗（纸表有小疙瘩）纸质坚韧，虽历经千余年亦不易变脆、变色；

外观有粗细厚薄之分，又有“白麻纸”、“黄麻纸”之别；其抄纸帘纹间距二三公分、三四公分、五六公分不等。有的横帘纹和竖帘纹相交，间距竖约一指半。背面未捣烂的黄麻、草迹、布丝清晰可辨，可作为可靠的古籍鉴定依据之一。隋唐五代时的图书（碑帖装裱）多用麻纸，宋元时已不占主要地位，明清时麻纸的使用更为稀少。麻纸后人伪造极难。

麻纸是中国古人的重要发明。由东汉蔡伦改进，成为中国古代图书典籍的用纸之一。

麻纸是一种大部分以黄麻、布头、破履为主原料生产的强韧纸张。

麻纸有多种，如白麻纸、黄麻纸、麻布纹纸、桑麻纸等，但主要分白、黄两种。白麻纸洁白光滑，背面较正面粗糙且有草棍等粘附，质地细薄，坚韧。纸纹均宽，约一指半。黄麻纸色略黄，稍粗糙，有的较白麻纸略厚。但这都是蔡伦纸出现之后的麻纸。其实，麻纸的历史非常久远。在西汉时期，用于书写的最初的麻纸已经出现。

麻纸的起源

《新唐书·艺文志一》：“ 大明宫 光顺门 外， 东都 明福 门外，皆创集贤书院，学士通籍出入。既而太府月给 蜀郡 麻纸五千番。” 范文澜 蔡美彪 等《中国通史》第二编第五章第二节：“ 南朝 书家写字多用麻纸，麻纸别称布纸，就是用破旧麻布制造的纸。麻纸可供二 王 （ 王羲之 、 王献之 父子）写字，精美可以想见。”

西汉就有，东汉时蔡伦加以改进，使麻纸制造得到普及。由汉至唐，麻纸一直是产量最大的纸。自宋以后，由于造纸业的发展，麻纸的优势地位逐渐被别的纸类所代替。

1933年，新疆罗布淖尔出土了公元前49年的西汉麻纸；

1942年，居延查科尔帖也出土了西汉有字麻纸；

1957年，西安灞桥古墓中出土了公元前140--前87年的西汉麻纸----“灞桥纸”；

1973年，在甘肃居延汉代金关发现两张公元前52年西汉麻纸残片，称为“居延纸”。

1978年，在陕西扶风县中颜村汉代窖藏中，出土了三张西汉时的麻纸“扶风纸”。

1979年，甘肃敦煌马圈湾烽燧遗址出土的两汉麻纸----“马圈湾纸”，

1986年，在甘肃天水市附近的放马滩古墓葬中，出土了西汉初年文、景二帝时期（公元前179～前141）的放马滩“纸地图”。

1990年，在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有多张字麻纸，并被确认为武帝至昭帝(前140-前74)时物。

只是这些麻纸在制造上还比较粗糙，后来的麻纸皆宜于书写或印刷，而且经久耐用，很受人们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