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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来，冬虫夏草价格飞涨了近万倍。从20世纪60年代，在西藏1千克冬虫夏草可换两包单价3角钱的香烟，到现在动则上十万一千克！而冬虫夏草中的“极品” ——极草5X冬虫夏草价格则更为惊人，其价格每千克超过100万元。

如此天价的中药材，到底是什么呢？又有什么特殊功效呢？

解剖“天价”冬虫夏草

我国关于冬虫夏草的记载最早见于清代吴仪洛1757年著就的《本草从新》：“冬在土中，身活如老蚕，有毛能动，至夏则毛出土上，连身俱化为草，若不取，至冬则复化为虫。”此后，多种中医书籍都记载了冬虫夏草。

冬虫夏草在夏天像草，地上的部分有虫草菌包裹而成。

我们平常看到的冬虫夏草是这样的。

如果我们把虫草放大，就可以明白它为什么叫冬虫夏草了。

“天价” 冬虫夏草， 到底 有什么功效？

因为虫草最早被发现时人们不明白它产生的原因所以觉得这种生物很神奇，甚至给它赋予了它很多神奇的作用，实际上它只是一味中药。

中医古籍中记载，冬虫夏草可以增强机体的免疫力，对肺虚久咳，气喘，肺结核咯血，盗汗，肾虚腰膝酸痛，阳痿遗精，神经衰弱等有治疗作用。

不过，解放军总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吴海云却表示：“在中医古籍中，几乎所有东西都是药，诸如指甲、灶灰、粪便都是药，都能在古籍中找到’功效’。”

被商家吹上天的“虫草酸”

虫草酸是一种核苷类抗生素，被认为是冬虫夏草的功效成分或标志性成分。然而事实上，这只是被商家吹上天的骗局而已。

虫草酸又称甘露醇，是一种非常普通、十几块钱一斤的化工产品。

多项研究表明，冬虫夏草中不含虫草酸。

中科院微生物所真菌学国家重点实验室采集了青藏高原不同产地的冬虫夏草，对其标本和液体发酵的菌粉进行检测后发现：“冬虫夏草里虫草算的含量超出了我们的检测范围，我们检测不到它，可以说冬虫夏草里基本不含虫草酸。”

真假难辨的“调节免疫”功效

甚至，备受追捧的“调节免疫功能”，也跟很多保健品一样。含糊其辞表达具有“调节”功效，却没有给出具体是否增强免疫功能，具体增强那一项免疫功能。比方说，艾滋病明确引起免疫功能下降，系统性红斑狼疮却会导致免疫功能过度亢进。

有害物质“砷”，含量超标

此外，冬虫夏草砷含量超标。2016 年国家食药总局在其官网发布了《关于冬虫夏草类产品的消费提示》显示：检验的冬虫夏草、冬虫夏草粉及纯粉片产品中，砷含量为44～99 毫克/ 千克。

在我国，中药材并没有砷含量的限量指标，参考保健食品国家安全标准中砷限量值为10 毫克/ 千克，长期食用冬虫夏草、冬虫夏草粉及纯粉片等产品会造成砷过量摄入，存在较高风险。

综上所述，冬虫夏草功效多为古籍记载，多项功效在现代临床医学上未被证实证伪，难以判断其功效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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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时期的哲学在讨论天人关系时有多种观点。《内经》结合医疗实际，提出人与天地相应的论断，强调人与生存环境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一思想尽管也有把天地和人体外部形象作牵强比附的不足一面，但其积极意义在于把四时气候、地理环境和人体健康紧密相连。可见，中医早期的理论体系既把人体内外看成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又把人与自然看成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这种整体观正是中医理论的基本特点。

在今存的《内经》、《难经》中,还广泛讨论了疾病预防，具体疾病的病因、病机及诊断，脉学、治则、药性理论，方剂配伍原则，腧穴、针刺方法等内容，总结了秦汉以前的诸多医学成就，同时又为后世临证治疗提供了启示和理论依据。中医基础理论形成于秦汉，是中国医史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推动了此后在理论指导下的中医临床各方面的发展。 在中国传统医学发展史上,除中医学之外，还存在着西夏、契丹、回鹘、彝、傣、维吾尔、朝鲜、蒙古、藏等多种少数民族医学。它们在发展过程中，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互相促进。

西汉张骞通西域以来，西域的许多药物(胡桃、石榴、红花等)传入内地。中医书中，吸收了少数民族丰富的医疗经验。例如唐代的《千金要方》、《外台秘要》中，就有许多少数民族的经验医方。五代郑虔的《胡本草》、明代兰茂的《滇南本草》等，更是集中反映了少数民族用药经验。

少数民族医学家用汉文撰写的医药书，实际上已成了中医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如元代蒙古族医药学家忽思慧的《饮膳正要》、沙图穆苏的《瑞竹堂经验方》等，均反映了蒙古族医学的经验，其中又汲取了中医学的理论和经验，使之融为一体。

中国各少数民族医学在形成发展过程中，也充分注意汲取汉族或国外的医学知识。

近代出土的西夏医学文献表明，西夏医学除以党项族医疗经验为主之外，还糅合了汉族医学及古印度医学的若干理论内容。

维吾尔族医学中含有汉族医学、阿拉伯医学、波斯医学、古印度医学和藏医学的内容。其理论体系中包括五行(金、木、水、火、土)、四元素(土、水、火、风)和四体液(胆液质、血液质、黏液质、黑胆质)的内容就是一个明证。

朝鲜族医学中含有四象学说(认为人有太阳、少阳、太阴、少阴四种类型)及该学说与脏腑、表里寒热理论相结合的辨证理论体系。

蒙古族医学汲取藏族医学、汉族医学的成分，在其独特的理论体系中包括了三根(赫依、希拉、巴达干)、阴阳、六因辨证、五大元素等学说。

藏族医学的形成，也与汉族医学和古印度吠陀医学有关。《西藏王统记》记载，文成公主进藏时带去了医方百种，诊断法五种，医疗器械六种，医学论著四种。这批医书后译成藏文，取名《医学大典》(藏名《门杰亲莫》)。 中国传统医学广泛地汲取了世界各民族的医药经验以充实自己。

中国的药物有一部分就是外来之品，如胡椒、槟榔、沉香、乳香、丁香等。在唐宋繁盛的对外贸易活动中，大量的外来香药输入中国。福建晋江出土的宋代沉船中，就有大批外来药物。唐代《新修本草》中，将多种外来药正式著录。当时西方的万用药底野迦就是此时被记入中国本草的。五代时波斯裔学者李珣所撰《海药本草》，含有丰富的外来药物知识。清代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中，首次介绍了金鸡纳等西洋药物。这些外来药物及用药经验已成为中医学的一部分。

在医方书中，外来的医方也屡见不鲜。如《千金要方》、《外台秘要》等书中记有较多的印度、高丽、波斯等国的医方。元末明初编撰的《回回药方》，集中向中国介绍了阿拉伯医药经验。医疗技术的传入主要体现在制药技术方面，如阿维森纳创用的金银箔衣丸，在宋代已有运用。与此同时，西方的制作蔷薇水的蒸馏技术也传入中国。相对而言，外来的医学理论很少传入中国并对中医产生影响的较少。

同样，中医学外传也对世界医药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中国的炼丹术在8世纪前已传入阿拉伯，对世界制药化学影响深远。脉学知识也被阿维森纳《医典》收录。大量外来药输入的同时，中国的川芎、白芷等药也输往海外。元代中国与阿拉伯的医学交流尤为广泛。当时波斯国(今伊朗)学者拉希德·丁·哈达尼(Rashidal Dinal Hamdāni 1247～1318)编纂的《伊儿汗的中国科学宝藏》中，包括了中医学的脉学、解剖、妇产、药物等多方面的知识，并附有脏腑和诊脉部位图。明代郑和七次下西洋，将人参、大黄、麝香、茯苓等药传至海外。清代人痘接种术外传欧洲，对牛痘的发明有直接的影响。而中国与日本、朝鲜、越南、印度等国的医药交流更为密切。

中国和日本在隋代以前就有交流。自公元562年吴人知聪携《明堂图》等医书到日本之后，中国历代主要医药书籍无不迅速传至日本。例如藤原佐世《日本国见在书目》(891年)记载的中医书已达163部、1309卷。唐代日本的遣唐使及僧侣的往来，是医药书籍传入日本的主要途径。鉴真东渡也带去了中国的医药知识。中医书传入日本，对其医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同时，多种在中国失传的医籍(或其内容)在日本国保存下来，以后又陆续传回中国，为中医发展做出贡献。如《新修本草》、《小品方》等，均在日本存有残卷。丹波康赖的《医心方》(982年)，汇辑了中国隋唐以前200余家方书，其中引用的许多医书在中国早已失传。日本大宝元年(701年)颁布的《大宝律令》中，引进了中国唐代的医事制度、医学教育方式等。公元1168年，日僧荣西携茶种归国，又著《吃茶养生记》，开日本饮茶风气之先。某些古代中国出现的重要医学学派，也在日本有深刻的影响(如李东垣、朱丹溪等)。中医学传入日本，为日本传统医学的建立和发展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中国和朝鲜的医学交流有着很长的历史，魏晋南北朝的医书中已多处提到高句丽的炼丹术和方剂、药物。高丽大量刊行中国医书，保存了许多中医古籍。北宋时中国保存的《黄帝针经》(即《灵枢》)已残缺不全，正是依靠高丽所藏的全本，才使该书在中国重新流传。元明两代朝鲜数次派遣医官来华切磋医学，并将讨论的内容整理成书(如《朝鲜医学问答》、《医学疑问》、《高丽质问录》等)，成为中朝医学交流的宝贵史料。朝鲜医家编撰的名著《医方类聚》(1445年)、《东医宝鉴》(1596年)中，辑录了众多的中国传统医学资料。

古代中国和越南的药物和医术交流十分频繁。越南的一些医学著作，多采用或参考中医的文献。如清乾隆年间越南名医黎有卓的《海上医宗心领》中，采用了《内经》的理论以及桂枝汤等医方。越南的医书(如陈元陶《菊草遗草》、阮之新《药草新编》)也曾在中国流传。

中国和印度两国以佛教为桥梁，进行了广泛的文化和医药交流。《隋书·经籍志》中著录的印度医书译本就有12种。印度医僧在中国传扬佛法时，也将印度医术带进中国。现存的晋唐间医书中，还可以见到印度医学四大学说的内容，以及耆婆等印度医家的医方、按摩术、养生术等内容。印度医学对汉族医学影响最大的是眼科。《外台秘要》转载陇上道人的《天竺经论眼》中，明确提到曾得到西国胡僧传授。金针拨内障术最初来自印度，给唐代士大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藏医学中汲取了印度医学中的三元素、七种物质、三种排泄物以及药物的六味八性十七效等内容。中国的药物(如人参、茯苓、当归、远志、麻黄、细辛等)也传入印度，被印度人称之为神州上药。 在宋代印刷医书之前，医书的传播主要靠手抄。汉魏以前的医书写录在竹简木牍和缣帛(丝织品)上。1973年湖南长沙出土的马王堆汉墓医书就是这一类的医书实物。

造纸术发明以后，医书逐渐用纸书写，采用卷轴形式，即所谓卷子本医书。近代敦煌出土的医书多为这种类型的实物。晋代、南北朝乃至隋唐的医书基本上都是卷子本。此外，也有将医方刻石以广为流传的例子(如洛阳龙门石窟的唐代医方)。

北宋时，医书开始广泛地采用雕版印刷，促进了医书的校勘整理和传播，医籍由卷轴式变为如今所见的册页式。以后在近现代虽有石印、铅印等新印刷技术出现，但仍未改变医书的基本形式。 最早的三品分类(简单的功效分类法)首见于《神农本草经》。从南北朝《本草经集注》开始，按药物的自然属性(玉石、草、木、虫、兽、果、菜、米谷等)分类盛行，被此后主要本草文献采用。该书诸病通用药以病名类药，为临床用药提供了方便。

药物分类思想常影响到具体药物的归属或各类药物在本草书中的编排顺序，如陶弘景受道家炼丹服石影响，把矿物药置于书前；李时珍《本草纲目》按从微至巨从贱至贵编排各类药，并认为人是最高贵的，故以人部殿后。

金元时期及以后，药物分类已具备按药物性质(性味)、作用(功能主治)、作用部位(脏腑经络)、作用趋势(升降浮沉)、作用强度(猛将、次将)、药用部位(根茎花果)及所治疾病等多种分类法。《本草纲目》的二级分类(按自然属性)科学性较强，在古代最受重视。 明代末期，医学经典著作的研究逐渐受到重视。清乾嘉年间考据风气盛行，将注释、阐发乃至辑佚古代经典医著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清代黄元御尊岐伯、黄帝、扁鹊、张仲景为四圣，因此他特别重视《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的研究。他的这一思想，是当时一批尊经尚古医家的代表。综观明清时对古典医籍的研究，除黄元御提到的几种之外，还有《神农本草经》，都是汉代以前的著作，由此可见当时崇古学风之一斑。

《内经》是中医基础理论方面的经典著作。梁代全元起、唐代王冰等曾分别将《素问》予以注释。此后七八百年间，很少有高质量的《内经》注本。明代吴昆的《素问吴注》多从临症出发，理论联系实际；马莳、张志聪二人均全注《素问》、《灵枢》，马莳擅长针灸，故所注《灵枢》中有关经脉、腧穴、刺法等独具匠心；张志聪集合同窗及门人共成《素问集注》《灵枢集注》，校注质量较高。

将《内经》内容分类综合加以整理研究而又成果显著的有明代张景岳。张氏的《类经》结合医学的实际运用分12类归纳《内经》，较隋代杨上善的《太素》前进了一大步。滑寿《读素问钞》删繁撮要，以类相从，甚便实用。李中梓的《内经知要》以八类概括中医基础理论，取材精当、简明扼要，为后世医家所欢迎。沈又彭《医经读》分类最为简要。黄元御《素问悬解》、《灵枢悬解》就原篇分类，独创一格。

至于就《内经》中某一部分理论问题予以发挥阐解者更不胜枚举(见《内经》)。《难经》虽在唐宋元三代均有注家，但明清以后注家倍增(见《难经》)。明代张世贤《图注八十一难经》，采用图解形式注释方式，对理解原文有一定帮助。清代徐大椿《难经经释》，将《内经》、《难经》的有关内容相对照，阐述其义理与渊源。对张仲景《伤寒论》的研究，已见前述。因《金匮要略》问世较晚，故元代才有注释本，而明清注本最为繁盛(见《金匮要略》)。《神农本草经》自明末至清代，陆续产生了辑佚本近十种，以张志聪、高世栻、姚球、徐大椿、陈修园等医家为核心的尊经派对《神农本草经》进行阐释，并与张仲景用药法相对照，对发掘古代用药经验卓有成效。 随着医药实践的不断深入，医学经验积累的速度也不断加快。为了适应这一医学发展的需要，在明清时代各种总结性的或集大成的医药书籍不断涌现。

药学方面最突出的成就是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它集16世纪以前中国药学之大成，在所收药品种类和资料内容的丰富方面达到了一个高峰。书中纠正了以往本草书中的某些错误，创用当时最先进的药物分类法归并药物。

《本草纲目》出现以后，对此后的药学发展影响深远，明末及清代的药学著作大多从该书汲取营养，再加发展。清代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又再次补充《本草纲目》以后的许多药物知识和种类。吴其浚《植物名实图考》虽然是一部植物专著，但其分类及某些植物的资料也源自《本草纲目》。

方剂学方面，明初朱棣的《普济方》，是中国现存最大的一部方书，载方61 000余首，可称得上15世纪的集大成医方书。

临床医书方面，明代王肯堂《证治准绳》最负盛名。该书分杂病、类方、伤寒、疡医、女科、幼科六科(又称《六科准绳》)，内容丰富、纲目清晰，立论较公允，甚便临床运用。此外临证医书较实用的还有明代虞抟的《医学正传》、龚廷贤的《寿世保元》、林佩琴的《类证治裁》等书。

外、伤科的著作在这一时期空前增多，很有影响的就有十几种，如明代陈实功的《外科正宗》、清代王维德的《外科症治全生集》、高秉钧的《疡科心得集》等。

针灸学则以明代杨继洲《针灸大成》最为引人注目，该书资料丰富，且有众多的实际经验。

妇科、儿科在宋代已有集成性的著作出现，明清时期这方面的著作在资料性方面虽嫌不足，但临症治疗经验则比较丰富，例如明代傅山的《傅青主女科》、万全的《万密斋医书十种》、陈复正的《幼幼集成》等，分别对妇、儿科医疗经验作出了总结。其他像眼科、喉科、气功与养生等方面，也都有一些较好的医书出现。

明清时期民间印书业十分发达。为了适应学医者对医书的需求，出现了不少医学全书、类书和丛书。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明代徐春甫的《古今医统大全》。该书辑录了230余部医籍及其他文献中的内容，全面丰富。张景岳的《景岳全书》和王肯堂的《证治准绳》也都是学验皆富的医学全书。

清代蒋廷锡等受命编纂的《古今图书集成》中的医学部分(即后世单行的《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集录古典医籍注释、临证各科证治、医家传略、医学艺文与记事等内容，为清代著名的医学类书。而医学丛书的数量更为众多。王肯堂、吴勉学编辑的《古今医统正脉全书》收集了明代以前重要医书44种。清政府诏令纂修的《医宗金鉴》，包括了从理论到临床各科的内容。文字通俗，取材精当，是非常实用的医学丛书。

此外，私人撰写的医学丛书甚多，影响较大的有汪机的《汪石山医书》、薛己的《薛氏医案》、张璐的《张氏医通》、徐大椿的《徐灵胎医书八种》、沈金鳌的《沈氏尊生书》、陈修园的《南雅堂医书全集》等。 明清时期中国人口增加迅速，尤其是清代后期，人口的猛增对医生的需求量也相应增加。医学教育在这段时期以师带徒或家传形式为主，社会上对医药保健也更为关注，因此大量的普及性医书应运而生。

最为多见的是歌诀体裁的中药、方剂启蒙书(如《珍珠囊药性赋》、汪昂的《汤头歌诀》等)。清代对医学启蒙普及做出贡献的医家陈修园，编撰了《医学实在易》、《医学三字经》、《时方歌括》等医学入门书，通俗而不平庸。

较医学启蒙书更高一层的医学通俗读物，在深入浅出、提纲挈领方面下了一番功夫，更适合临床医生所需。如汪昂的《医方集解》、《本草备要》，吴仪洛的《成方切用》、《本草从新》，李梴的《医学入门》等。其中程锺龄的《医学心悟》，文字虽然简明，但在归纳四诊、八纲、八法及临床各科证治方面颇有发明，又非寻常入门医书可比。

在众多的普及医书中，当然也有不少粗制滥造之品。民间医生中，有些人就靠几本入门书挂牌行医，不深究医理，故理论水平甚低。 在明清医书中，医案是比较独特的一类著作。医案这种形式的医书，虽并非起源于明清，但在明清发展最快，形式多样、种类繁多，且对其作用已有理论探讨。如清代俞震的《古今医案按》中指出：医之有案，如弈者之谱，可按而复也。

此时独家医案较好的有明代女医谈允贤的《女医杂言》、汪机的《石山医案》、清代的喻嘉言《寓意草》、叶天士的《临证指南》、吴鞠通的《吴鞠通医案》等。

诸家医案合编类的医案则有明代江瓘的《名医类案》、清代魏玉璜的《续名医类案》、柳宝贻的《柳选四家医案》、俞震的《古今医案按》等。

明清时医案著作的兴盛，对近现代此类著作的编纂有深刻的影响。

18世纪末，唐大烈在苏州举办《吴医汇讲》，这是中国医学史上最早的杂志性的医学文献。其取材杂而广，凡属医门佳话，发前人所未发，可以益人学问者，不拘内、外、女、幼各科，无不辑入(《吴医汇讲》)。文稿随到随镌，连续刊行。自1792年刊出第一卷，至1801年共出11卷，每卷均合订为一册。当时名医叶天士的《温证论治》、薛雪的《日讲杂记》都是先在《吴医汇讲》上刊出的。

先心后目昧这句话出自《睡经》。先心后目昧，形神意象虚，目星心随启，混沌周行收，对境莫任心，对心莫任境，梦蒙可无相，蒙明处恒持。

当我们开始体会自己身体的生物钟周期时，也在体会着一种循环往复。睡眠，是用最少的干预，让这个周期得以完整进行的一个过程。当我们试图不对它进行干预的时候，它自己就会形成一种力量，去解决身体自身的问题。

睡眠是对这个周期最重要的尊重，陈抟老祖在《睡经》里说的“混沌周行收”，我想大概的意思是，这股周而复始的气，应该不是非常尖锐、非常明确、边界非常清楚的一个状态。

1、黄帝内经

《黄帝内经》分《灵枢》、《素问》两部分，是中国最早的医学典籍，传统医学四大经典著作之一（其余三者为《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

《黄帝内经》是一本综合性的医书，在黄老道家理论上建立了中医学上的“阴阳五行学说”、“脉象学说”、“藏象学说”、“经络学说”、“病因学说”“病机学说”、“病症”、“诊法”、“论治”及“养生学”、“运气学”等学说。

从整体观上来论述医学，呈现了自然、生物、心理、社会“整体医学模式”（另据现代学者考证，认为今本中的黄老道家痕迹是隋唐时期的道士王冰窜入）。 其基本素材来源于中国古人对生命现象的长期观察、大量的临床实践以及简单的解剖学知识。

2、难经

《难经》原名《黄帝八十一难经》，又称《八十一难》，是中医现存较早的经典著作。关于《难经》的作者与成书年代历来有不同的看法，一般认为其成书不晚于东汉，内容可能与秦越人（扁鹊）有一定关系。

《难经》之“难”字，有“问难”或“疑难”之义。全书共八十一难，采用问答方式，探讨和论述了中医的一些理论问题，内容包括脉诊、经络、脏腑、阴阳、病因、病机、营卫、腧穴、针刺、病证等方面。

3、神农本草经

《神农本草经》又称《本草经》或《本经》，中医四大经典著作之一，作为现存最早的中药学著作，约起源于神农氏，代代口耳相传，于东汉时期集结整理成书，成书非一时，作者亦非一人，秦汉时期众多医学家搜集、总结、整理当时药物学经验成果的专著。

是对中国中医药的第一次系统总结。其中规定的大部分中药学理论和配伍规则以及提出的“七情和合”原则在几千年的用药实践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是中医药药物学理论发展的源头。

4、伤寒杂病论

《伤寒杂病论》是中国传统医学著作之一，作者是张仲景，至今是中国中医院校开设的主要基础课程之一。2003年非典期间，该书和张仲景便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伤寒杂病论》系统地分析了伤寒的原因、症状、发展阶段和处理方法，创造性地确立了对伤寒病的“六经分类”的辨证施治原则，奠定了理、法、方、药的理论基础。

5、脉经

脉学著作，西晋·王叔和撰于公元3世纪，10卷。集汉以前脉学之大成，选录《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及扁鹊、华佗等有关脉学之论说，阐析脉理、脉法，结合临床实际，详辨脉象及其主病。

《脉经》系我国现存较早的脉学专书，首次系统归纳了24种脉象，对其性状作出具体描述，初步肯定了有关三部脉的定位诊断，为后世脉学发展奠定基础，并有指导临床实践之意义。同时《脉经》还保存了大量古代中医文献资料。

参考资料：

-难经

参考资料：

-黄帝内经

参考资料：

-神农本草经

参考资料：

-伤寒杂病论

参考资料：

-脉经

诗歌可以言志，诗歌可以怡情，诗歌还可以养生，一些有关养生的古诗词。

1

魏武帝曹操热心于研究炼气养性之理，以求健康长寿。在他的诗中，最精彩的一篇当推《步出夏门行·龟虽寿》。诗曰：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

腾蛇乘雾，终为土灰。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盈缩之期，不但在天；

养怡之福，可得永年。

诗中以长寿动物神龟为例，说明生老病死的规律。同时也是一曲养生之道的千古绝唱，是曹操给后世养生长寿的渡人金针!今人常用诗中“烈士暮年，壮志不已”来抒发老当益壮的胸襟。

2

善于养神，是重要的修身养性之道，也是延年益寿的良方。东晋名士陶渊明《饮酒》诗曰：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这首典型的养生诗，境与意会，物与心融，真是妙不可言！

3

家和万事顺，家和万事兴，家中人和，是人生幸福之泉。“诗圣”杜甫在安史之乱的年月里，颠沛流离，备受艰辛，体衰神伤。所幸的是，他家中有老伴体贴，小儿亲昵。这在他的《江村》诗中得到印证：

老妻画纸为棋局，

稚子敲针作钓钩；

但有故人供禄米，

微躯此外复何求？

这是杜甫的肺腑之言。温馨的家庭生活给了诗人至纯至厚的情，至深至广的爱，才使他晚年一度过得安闲而自在一些。

4

唐代诗人白居易，在诗作中有不少是抒写养生方法的。他的“养生方法”之一就是勤炼气功。他在《负冬日》诗中写道：

杲杲冬日出，照我屋南隅。

负暄闭目坐，和气生肌肤。

初似饮醇醪，又如蛰者苏。

外融百骸畅，中适一念无。

旷然志所在，心与虚空俱。

从诗中可以看出，白居易不但爱好气功，而且已修炼到很高的层次。他练功时“外融百骸畅，中适一念无”。

5

健身需健心，“心乐才有身乐”，乐观旷达，内心欢乐，才能健身强体。怎样才能“心乐”呢？北宋名家程颢的一首诗，给人一个深刻的启示：

云淡风轻近午天，

傍花随柳过前川；

时人不识余心乐，

将谓偷闲学少年。

他认为人的一生，即便老了，生活也应当和少年人一样丰富多彩，以愉悦身心，欢度晚年。

6

宋代文学家苏东坡一生仕途坎坷，很不得志，但他却处世达观，淡泊名利，晚年除寄情山水外，还潜心研究医药，收集民间验方，编成《苏沈良方》以济世救人。他在一首养生健身诗中写道：

羽虫见月争翻翻，

我亦散发虚明轩。

千梳冷快肌骨醒，

见露气人霜逢根。

说的就是他在皎洁的月光下，站立在空旷的轩阁之中，梳发健身的情景。他还经常练习气功，“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便是他练习气功时清朗精神境界的写照。

7

南宋大诗人陆游，一生共走过了85个春秋。他诗中蕴含的独特养生之道，可以使我们参悟到这位诗人的长寿秘诀，对现代人提高健康素养无疑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陆游钟情食养，清淡为主。在诸多食疗方法中，陆游似乎对食粥有所偏好。他写道：

世人个个学长年，

不悟常年在目前。

我得宛丘平易法，

只将食粥得神仙。

他认为丰盛的饮食会加重肠胃的负担，粗茶淡饭为宜。粥系流质食物，老幼皆宜，味美香糯，营养丰富，易为人体消化吸收。如果在粥中加入相应的食品或食物，如莲心、薏苡仁、花生米、羊肉、西洋参、胡萝卜等，还有防治疾病、祛病延年的功用。

8

明代开国功臣，辅佐朱元璋打天下的军师刘伯温作过一首养生自娱诗：

买条黄牛可耕田，

结间茅屋傍林泉。

因思老去无多日，

且向山中过几年。

为吏为官皆是梦，

能诗能酒总神仙。

世间万事皆增价，

老了文章不值钱。

刘伯温刚满60岁，即看透世事，归隐山林，给自己身心一派绿水青山，实现了返璞归真，怡养天年。去过那“能诗能酒总神仙”的无拘无束轻松愉快逍遥自在的日子。

9

明代名医龚廷贤活到92岁，他写的《摄养诗》，是根据多年从医治病，保健养生的实践，归纳出的一套有关“吃喝玩乐”的科学规律。诗的全文如下：

惜气存精更养神，

少思寡欲勿劳心。

食惟半饱无兼味，

酒止三分莫过频。

每把戏言多取笑，

常含乐意莫生嗔。

炎凉变诈都休问，

任我逍遥过百春。

这首诗告诉人们，别轻视“吃喝玩乐”。这四个字是每个人终其一生都在做的“大文章”，只不过岁月给每个人判的分数不同罢了。“吃喝玩乐”不是人生目的，而是保证身心健康的生活工作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