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可能大家都会知道束之高阁这个成语，它的本来意思就是把书放在高处。书放到高处了，才能避免吸到地面的湿气，从而生出霉菌发霉。看图书馆里的图书摆放，就能知道这一点。

2、藏书的地方要保持通风干燥，室内空气干燥了，书页才不会吸收空气中的水汽，从而让书发黄变色，生出霉菌斑点，因为书本来就是一页页纸装订而来，纸非常容易吸水。

3、看书的时候，要把手清洁一遍再看，这样会减少手上的汗液或细菌附带到书页上，从而引起书页长久不翻看，而发霉损坏。书页上粘附上手上汗液，会很容易变色。

4、天气晴朗的时候，尽量让书照到太阳，阳光不仅能蒸发出书页里的酶湿气，里边的紫外线还能除菌。这个方法，老一辈的人都在用，阳光是最好的除菌干燥剂。

5、在藏书的书架周围，摆放几粒樟脑丸，它不仅能防霉防蛀，还能吸收空气里的水蒸气，起到保护藏书的作用。

6、闲暇时，用干抹布或鸡毛掸子清理一下图书面上的灰尘，图书发霉一方面是吸了过多水汽，书页腐烂，另一方面，是空气中的灰尘里带了细菌落在上面引起的，所以偶尔的去灰尘，是必不可少的。

国学的核心典籍

一、国学的核心经典

国学的核心经典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意识思想——儒家经典，而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十三经”。

发展演变：十三经是由先秦的六经、西汉的五经逐渐发展而来的，最终形成于南宋。先秦，六经：《易》、《诗》、《书》、《礼》、《乐》、《春秋》；汉朝，五经：以《易》、《诗》、《书》、《礼》、《春秋》为“五经”，立于学官。唐朝，九经：唐朝时，《春秋》分为“三传”，即《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礼经》分为“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这六部书再加上《易》、《书》、《诗》，并称为“九经”，也立于学官，用于开科取士。晚唐，十二经：唐文宗开成年间，在国子学刻石，内容除了“九经”之外，还加上了《论语》、《尔雅》、《孝经》。五代，十一经：五代十国时后蜀国主孟昶刻“十一经”，收入《孟子》，而排除《孝经》、《尔雅》。南宋，十三经：正式形成于南宋时《孟子》正式成为“经”，和《论语》、《尔雅》、《孝经》一起，加上原来的“九经”，构成“十三经”。

至此，儒家的十三部文献确立了它的经典地位。清乾隆时期，镌刻《十三经》经文于石，阮元又合刻《十三经注疏》，从此，“十三经”之称及其在儒学典籍中的尊崇地位更加深入人心。清孔尚任《桃花扇·逮社》：“你看十三经、廿一史、九流三教、诸子百家、腐烂时文、新奇小说，上下充箱盈架，高低列肆连楼。”清昭连《啸亭续录·石经》：“雍正中，有生员蒋衡字湘帆者善书法，立志书十三经，十余年乃成。”（参阅清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八；清钱泰吉《曝5书杂记》卷上）

《十三经》的内容极为宽博：

《周易》是占卜之书，其外层神秘，而内蕴的哲理至深至弘。

《尚书》是上古历史文件汇编，主要内容为君王的文告和君臣谈话记录。

《诗经》是西周初至春秋中期的诗歌集，内分“风”、“雅”、“颂”三部分，“风”为土风歌谣，“雅”为西周王畿的正声雅乐，“颂”为上层社会宗庙祭祀的舞曲歌辞。

《周礼》主要汇集周王室官制和战国时期各国制度。

《仪礼》主要记载春秋战国时代的礼制。

《礼记》是秦汉以前有关各种礼仪的论著汇编。

《春秋》三传是围绕《春秋》经形成的著作，《左传》重在史事的陈述，《公羊传》、《谷梁传》重在论议。

《论语》是孔子及其门徒的言行录。

《孝经》为论述封建孝道的专著。

《孟子》专载孟子的言论、思想和行迹。

《尔雅》训解词义，诠释名物，经学家多据以解经。

儒家文化在封建时代居于主导地位，“十三经”作为儒家文化的经典，其地位之尊崇，影响之深广，是其他任何典籍所无法比拟的。最高统治者不但从中寻找治国平天下的方针大计，而且对臣民思想的规范、伦理道德的确立、民风民俗的导向，无一不依从儒家经典。儒家经典施于社会的影响无时不在、无处不在。

二、《十三经注疏》

“十三经”各注释版本中，以清代学者阮元主持校刻的《十三经注疏》最为完善，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参考资料，是文史研究工作者经常要查检的书。十三经注疏清代由阮元主持校刻的一部，号称善本，但卷帙浩繁，不便查检。原世界书局将阮刻本缩印为两巨册，使用较方便。

《周易正义》，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尚书正义》，魏·王肃伪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等正义。

《毛诗正义》，汉·毛亨传、郑玄笺、唐·孔颖达等正义。

《周礼注疏》，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

《仪礼注疏》，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

《礼记正义》，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春秋左氏传正义》，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春秋公羊传注疏》，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

《春秋谷梁传注疏》，晋·范宁注、唐·杨士勋疏。

《论语注疏》，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

《孝经注疏》，唐玄宗注、宋·邢昺疏。

《尔雅注疏》，晋·郭璞注、宋·邢昺疏。

《孟子注疏》，汉·赵岐注、宋·孙奭疏。

《十三经》是儒家文化的基本著作，就传统观念而言，《易》、《诗》、《书》、《礼》、《春秋》谓之“经”。《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属于《春秋经》之“传”。《礼记》、《孝经》、《论语》、《孟子》均为“记”。《尔雅》则是汉代经师的训诂之作。这十三种文献，当以“经”的地位最高，“传”、“记”次之，《尔雅》又次之。十三种儒家文献取得“经”的地位，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南宋宿儒朱熹以《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并列，形成了今天人们所熟知的《四书》，并为官方所认可。

三、十三经简介

（一）《周易》

原称《易》，又称《易经》，是古人卜卦用的书。周朝统治者习惯用蓍草来占卜吉凶。称为占筮。占卜时根据蓍草茎数量的奇、偶，排成各种卦，再参照占筮书的记述，判断出吉凶。《周易》就是这类占筮书的一种。

《周易》中用“”和“”两个最基本的符号代表阳和阴，分别称为阳爻、阴爻。把和叠列三层，可以形成八种组合形式，叫做八卦，又称经卦。即乾，坤，震，巽，坎，离，艮，兑。为了记住这八卦的符号，古人总结了顺口溜：

乾三连，坤三断

震仰盂，艮覆碗

离中虚，坎中满

兑上缺，巽下断

这八卦的每一卦代表一种物象，一种事物，如乾为天，坤为地，震为雷，巽为风，坎为水，离为火，艮为山，兑为泽。对于每一卦象的含义还可以进一步引申，例如乾既代表天，又可以代表国君、朝廷、君子、男人、刚健、阳气等，而坤除了代表地外，还可以代表臣子、女人、柔弱、阴气等。用八卦的卦象两两重7叠，又能组合成六十四卦，称为别卦。在《周易》中，对于每一卦以及卦中的各爻，都有阐述其意义的解说，这就是卦辞和爻辞，它们是《周易》的正文部分。

《周易》的作者和著作时代是怎样的？《周易》的起源为河图、洛书。传说远古时代，黄河出现了背上画有图形的龙马，洛水出现了背上有文字的灵龟，圣人依此制定出八卦。到了殷商末年，周文王把八卦演为六十四卦，春秋时期，圣人孔子为之作《易传》十文，即《十翼》。可见《周易》是不同时期由不同的人写成的。班固《汉书·艺文志》有“人更三圣，世历三古”的说法。就是说：《周易》的成书，经历了上古、中古、下古三个时代，由伏羲、文王、孔子三个圣人完成。古代曾有伏羲氏、神农氏推演八卦的说法，那只是传说，并不可信。近代学者们根据卦辞、爻辞记载的一些历史材料，比较有把握地推断这部书是西周初年的作品，但具体的作者仍然难以判断。

现今传世的《周易》中，还包括解释经文的传，称为十翼。十翼是由《彖传》上下、《文言》、《系辞》上下、《说卦》、《序卦》、《象》上下、《杂卦》等十部分组成的。十翼的作者并非一人，而且也不是作于同一时代。据研究，《彖传》写作最早，似在春秋、战国交替之际，其余的则是战国至西汉初年的作品了。这十翼对《周易》的解释未必都能符合经文的原意，因此不能完全依赖它们去理解《周易》的正文。

《周易》本是一部占卜算卦的书，但是书中在讲到阴阳二者之间的矛盾变化时，也反映了古人的某些朴素辩证法的观点。到了汉朝，《周易》被尊为六经之首，人们认为它包含了其他各经最根本的道理。汉朝在国家学校中教授《周易》的博士就有施、孟、梁丘三家；此外，民间还有大约十家，它们都属于不同的流派。20世纪70年代，在长沙马王堆汉墓中曾经出土帛书《周易》的残本。它同今天流行的《周易》相比，虽然六十四卦的卦名全都相同，但是卦的次序却很不一样。汉朝的学者们大多以象数之学来讲解《周易》，也就是依据形象和数量来推测自然界的变化对社会政治的影响，因此《周易》常常成为他们预言灾异的工具。三国时期，王弼改变了大谈象数的风气。他注释《周易》主要是借机阐发自己的哲学思想。王弼在注中糅合了《老子》、《庄子》的道家学说，为魏晋时期的“玄学”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在古代有大量解说《周易》的著作，除了一部分涉及古代哲学思想的以外，还有许多是宣扬封建迷信的，必须注意把它们区分开来。

（二）《尚书》

原来仅称为《书》，是中国夏、商、周时代一些政治文献和传说资料的汇编，其中也包括某些追述更古时代的史事记录，因此它属于政治书。春秋以后，《书》被儒家学者们尊奉为经典，称之为《书经》。自汉朝开始，又称它为《尚书》。“尚”即是“上”，“尚书”就是指上古时代的史书。

最初《尚书》中保存的历史文献是很多的。至西汉初年，由山东人伏生传授下来的《尚书》只有28篇了。这部《尚书》是用汉代通行的隶书文字抄写的，所以汉朝人称它为“今文尚书”。传授今文《尚书》的学者们常常利用阴阳五行的观点阐发他们的迷信思想，形成了《尚书》的今文经学派，并且由朝廷立为博士官。西汉中期以后，又多次发现先秦时期用古文字体抄写的《尚书》，人们称之为“古文尚书”。它比今文《尚书》多16篇。东汉学者贾逵、马融、郑玄等人对古文《尚书》做了大量的注释工作。他们多从名物制度、文字训诂等角度来解释经文，形成了《尚书》的古文经学派。在汉朝，古文《尚书》未被朝廷所承认，没有能立于学官，以致西晋以后它全部散失，现今只能看到它的篇目名称了。东晋时期，豫章内史梅赜向朝廷贡献了一部《尚书》，共58篇。梅赜根据一些散佚的《尚书》文字，编撰成所谓古文《尚书》25篇，后人称之为“伪古文尚书”。梅赜同时又吸收了原来今文《尚书》的28篇（但被离析为33篇了），共凑成58篇。这就是现今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尚书》，它实际上是由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两部分合成的。此外，梅赜还贡献出一部《尚书孔氏传》，十三卷，说是西汉经学家孔安国解释《尚书》之作。这部书后来经清朝学者们考定，实系后人伪造，于是称它为伪《孔安国尚书传》，但也收入《十三经注疏》之中了。

（三）《诗经》

最初只称为《诗》，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春秋时期被儒家学者尊奉为经，以后称为《诗经》。书中收入了上起西周初年（公元前11世纪）下至春秋中叶（前6世纪）约五百年间的诗歌，保存到现在的作品共305篇。这些诗分为《风》、《雅》、《颂》三大类。《风》是十五个国家和地区的民歌，其中有揭露、斥责统治者的残暴压迫，也有对庶民的爱情、劳动等社会生活的歌颂。《雅》又分为《大雅》和《小雅》。《大雅》主要是颂扬周统治者的文治武功，其中有许多内容是涉及周初及“宣王中兴”等有价值的史料。《小雅》多是西周后期和东周初期的作品，内容以反映王室统治危机的政治诗为主。《颂》主要是统治者敬神祭祖的庙堂颂歌。需要指出的是，《风》、《雅》、《颂》三部分在内9容上不是截然分清的，它们也有混杂交错的情况。这三部分的区别，除了在内容上各有侧重外，还有音乐方面的不同。一般地说，十五国《风》要配以具有地方特色的民间乐曲歌唱；《雅》大多是用西周都城镐京（今陕西西安市西）一带乐调谱曲的；《颂》的配乐表现出庄重、肃穆的特点。

古代传说周王朝有定时派人到民间搜集诗歌的做法，叫做“采诗”。这大约就是《诗经》的最早来源。在周朝上层社会的政治活动中，人们常常借用《诗》的一章或一两句来委婉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所以孔子曾经告诫他的儿子伯鱼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不学《诗》便无法和人交谈。

《诗经》传至汉代，有齐、鲁、韩、毛四家。其中前三家都属于今文诗学，西汉时得到朝廷的承认，立于学官，各设了博士官并教授门徒。今文诗学至魏晋以后逐渐衰亡。毛《诗》相传为西汉初年毛亨、毛苌所传授，属于古文诗学。现今传世的是毛《诗》，共311篇，其中有6篇仅存名而无诗文。《诗经》中记载了许多周人早期的开发活动和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因此它不仅作为文学巨著对中国两千多年的文学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对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也具有极为重要的史料价值。

（四）《仪礼》

原来只叫《礼》，汉朝时又称它为《士礼》、《礼经》，到了晋代才称为《仪礼》。

讲究各种典礼仪式是儒家学说的重要内容。儒家希望通过“礼”来区分人们的贵贱尊卑地位、维护封建等级制度，《仪礼》就是详细记载古代各种礼仪的书。传说此书是周公所作，但缺少根据。《史记》等书则认为它出于孔子之手。现代学者一般认为，《仪礼》成书约在东周时期，不过书中记载的各种典礼仪式，应该在成书以前就存在了。孔子很注重采辑、整理各国礼仪，他把演习礼仪作为自己教学的重要内容，甚至在他游说列国的路途中，也坚持与弟子们在大树下演习礼仪。

现今传世的《仪礼》包括：士冠礼、昏（婚）礼、士相见礼、乡饮酒礼、聘礼、觐礼、丧服、士丧礼等，共17篇。它们记载了周朝统治阶级的加冠、婚丧、交际、敬老、宴饮、外交、觐见、祭祀等各种礼仪。西汉初年，由鲁高堂生传授下来的《士礼》即今《仪礼》17篇，至西汉中期分为戴德（大戴）、戴圣（小戴）、庆普三家礼学，它们都属于今文经学派，朝廷也设立了博士官。1959年在甘肃省武威发现了汉代抄在简上的《礼》多篇，为我们校定今本《仪礼》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本子。另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又有《礼古经》56篇，是汉武帝时发现的古文《礼经》，其中有17篇与今文的《仪礼》内容基本相同。至于另外的39篇，汉代称为《逸礼》，早已失传。

（五）《礼记》

先秦时期，儒家学者们在传习《仪礼》的同时，也传授一些有关的参考资料。这些资料可以进一步解释、补充《仪礼》经文，阐发其经义，人们称之为“记”。当时这种《记》很多，作者也只一两个人。至西汉时期，礼学家们也都各自选取一些《记》作为讲授《仪礼》的辅助教材。这些《记》流传到东汉中期，只剩下了两种：一种是相传为戴德选辑的85篇本的“大戴礼”；另一种是相传为戴圣选辑的49篇本，称为“小戴礼”。东汉学者郑玄为其中的49篇本作了注解，从而使它的影响越来越大，由原来从属于《仪礼》的地位转变为独立成书，人们称它为《礼记》。在唐代，《礼记》更被列为九经之一，它与《仪礼》、《周礼》鼎足而三，称为“三礼”。

《礼记》是一部儒家关于各种礼仪的论著、杂说汇编。它的内容庞杂，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方面：有专为说明《仪礼》的，如《冠义》，《昏义》、《乡饮酒义》等篇；有杂记丧服、丧事的，如《檀弓》、《丧大记》、《问丧》等篇；有记述各种礼节、礼制和守则的，如《投壶》、《礼器》、《明堂位》、《曲礼》、《内则》等篇；有记述孔子言论的（其中许多是假托孔子之名来阐发儒家的言论），如《仲尼燕居》、《孔子闲居》等篇；有比较系统地论述儒家某一思想的论文，如《礼运》、《学记》等篇。此外还有一篇属于授时颁政的《月令》，记述了夏历一年十二月的时令及有关的事物。《礼记》中有些篇章如《大学》、《中庸》等，谈及儒家关于如何修养道德、为人处世的哲学伦理观念，被后世理学家编入《四书》中，加以大力宣扬。《礼记》中还有《学记》、《乐记》两篇，从理论上对教育、音乐作了精辟的论述，至今仍可资借鉴。

《仪礼》仅仅记载了一些礼仪制度，而《礼记》则更多地论述了这些典礼制度的意义、作用，从理论上阐述了战国末期至秦汉时期儒家的“礼治”思想。《礼记》对于封建统治者强化思想文化统治、利用封建礼教束缚人们的思想、言行，可以产生更为深刻的影响，因此它越来越受到历代封建统治者的重视，在儒家经典著作中的地位也不断地上升。

（六）《周礼》

原名《周官》，西汉末年，学者刘歆将它改名为《周礼》。这是一部记载政治制度的书。

关于《周礼》的成书，过去古文经学家认为是周公所作，今文经学家则指斥为刘歆所伪造。现在一般学者都认为这部书是战国时期的儒家学者搜集了周王室的官制以及春秋时各国政治制度，并根据儒家的政治理想加以增减排比而成的汇编。据《汉书》河间献王本传记载，汉景帝时，河间献王搜集到流散在民间的古本《周官》，才使此书为世人所知。因为这部书是古文经，所以长期遭到古代今文经学家的诋毁。

《周礼》记有三百多种所谓周朝的职官，并对其所司职务作了介绍，其中也涉及周代的一些典章制度。全书共由《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等六大部分组成。书中的《冬官司空》早已佚失，西汉时以先秦古籍《考工记》补入。《周礼》一书对后世的政治有较大影响，诸如西汉末年的王莽改制、南北朝时期的宇文泰改革官制以及宋代的王安石变法等政治改革，都曾以《周礼》为号召，试图以此为依据。

近代学者曾以周代铜器铭文所记职官对照《周礼》的官制进行考查，找出一些不相符合之处，以此证明《周礼》系战国人所杜撰，并非是周朝政治制度的如实纪录。然而《周礼》中记述的另外一些制度，又确实在周代实行过，这可以从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那里得到证实。因此，这部书至今仍然受到人们的重视。《周礼》是我们研究周代典章制度的重要文献资料。

（七）《春秋》及其三传

“春秋”曾经作为东周各国史书的通称，同时也是春秋时期鲁国史书的专称。现存的《春秋》一书记述了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共244年间的鲁国历史。这是目前我国最早的一部编年史书。据记载，孔子曾对《春秋》进行了修订、整理，并且把它列为六经之一，作为教授学生历史知识的重要教科书。相传孔子在修订《春秋》时，曾经运用一些隐微的言辞，暗喻、示意某种深远的意义，后世儒家学者们把孔子这种文笔曲折而意含褒贬的所谓“春秋笔法”称为“微言大义”。例如《春秋》经于鲁隐公元年下说“郑伯克段于鄢”。《左传》对此则解释说，由于共叔段的表现违背了做弟弟的伦常，所以《春秋》经不用“弟”字称呼他；这一事件如同两个国君之间争权，所以用“克”字；又由于共叔段的失败是因郑庄公蓄意逼迫造成的，所以经文不称郑庄公的谥号，而用“郑伯”，以批评他对弟弟有失教诲。不过我们今天看来，《春秋》经的这种“微言大义”被古人过分渲染、夸大了。

古代为《春秋》经作的传，流传至今有三部，即《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和《春秋谷梁传》。《春秋》经本来有自己的单行本，后来按照编年次序，人们把它同各种传文合并起来，先列经文，后述传文。经文对史事介绍十分简短、概括，所以后世学者都要配合传文加以研读。

《春秋左氏传》又称《左氏春秋》或《左传》。旧传作者为春秋时的左丘明，近代学者们根据《左传》中所述史事，认为它当成书于战国初年。《左传》编年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终于鲁悼公四年（前464年），比《春秋》经多出17年；《左传》所记史事更延至鲁悼公十四年（前454年），比《春秋》经晚27年。

《左传》以叙事为主，书中用大量史实补充、说明了《春秋》经，有时也订正《春秋》经的某些错误。因此《左传》有助于我们了解《春秋》经的那些概括、简略的记载，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古代史料，加之它叙事生动流畅，成为中国古代著名的史学和文学著作。

《左传》成书于战国时期，本是用战国时的古文字写成的，因此在汉代它属于古文经传，而且长时期只在民间传授，未能被朝廷立于学官。《春秋公羊传》也称《公羊春秋》或《公羊传》，《春秋谷梁传》也称《谷梁春秋》或《谷梁传》。它们的编年都与《春秋》经一样。古代学者曾经认为《公羊传》和《谷梁传》分别为战国时的学者公羊高和谷梁赤所撰写，并且二人同受学于孔子的学生子夏。但是这种说法缺乏足够的根据。可以肯定的是，二书在战国时仅是口传心授，直到西汉初年才用隶书字体写成定本，因此它们都有属于今文经传。

《公羊传》和《谷梁传》的内容都有着重于解释《春秋》经文，很少述说史事，所以它们不是史书，只是儒家后学们以自己的主观臆测来阐释《春秋》“微言大义”的著作。《公羊传》、《谷梁传》二书的作者是要把所谓孔子的“春秋笔法”点破、说明，让人明了其中的意义。不过，实际上这两部书的内容冗长空洞，所讲的“大义”也未必符合《春秋》的原旨。同《左传》相比，这两部书没有给我们提供新的史料，也谈不上文学价值。不过汉代及以后历代的今文经学家常常利用它们来发挥自己的政治观点，把它们作为议论时事的理论根据，因此这两部儒家经传、特别是《公羊传》，在中国古代经学史、思想史上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八）《论语》

这是孔子弟子及其再传弟子关于孔子和他的少数弟子的言语行事的记录，其成书在战国初期。《论语》在西汉时还只作为经书的辅翼，被看作是传、记一类的著作。直到东汉时，才作为正式经书列入“七经”之中。

孔子名丘、字仲尼（前551—前479年），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也是春秋末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一生的学术活动以及他创立的儒家学说，对于传播和发展中国古代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论语》是研究孔子思想和儒家早期学说的最基本的依据，也是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教育史、文化史的重要文献。

《论语》一书传到汉朝时，已有三种不同的本子，即今文本的《鲁论》、《齐论》以及古文本的《古论》。现今传世的《论语》，是东汉学者郑玄参照上述各种本子整理而成的，共20篇。汉代以后，《论语》成为读书人的必读之书。南宋时，理学家朱熹把《论语》同《孟子》、《中庸》、《大学》合为《四书》，并为之作集注，使《论语》在宣扬封建礼教方面，处于更加突出的地位。

（九）《孟子》

这是一部记录孟轲言论行事、包括他和当时人及门人弟子们相互问答的谈话记录。《孟子》一书主要是由孟轲的门人万章、公孙丑二人所记，大约孟轲本人也亲自进行过润色。书中记载了孟子的政治活动、政治学说以及他的哲学、伦理、教育等思想。

孟子名轲，字子舆（约前372—前289年），是战国时期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曾受业于孔子之孙子思的门人。在封建社会，孟子被认为是孔子学说的继承者，他发展了孔子的儒家思想，在儒家哲学中形成了一个理论体系。孟子在政治上提倡“民贵君轻”思想，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他主张恢复古代的井田制度以及宣扬人性善等思想，则反映了他的好古、唯心观点。

在汉代，《孟子》同《论语》一样，仅被当作“传”、“记”一类著作。直到宋代，《孟子》才由理学家们作为经书列入“十三经”。南宋朱熹把它编入《四书》，并为之作集注，更加深了它在封建文人中的影响。《孟了》现今只存七篇。相传另有“外书”四篇，早已佚失，今本“外书”系明人伪作。

（十）《孝经》

今本《孝经》仅1799字，分为十八章，基本内容是儒家倡导的封建孝道，宣扬“孝，德之本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等说教。虽然《孝经》通篇提倡行孝，但也由讲孝进而劝“忠”，主张孝子对待国君应该忠贞不贰。因此历代封建统治者对于《孝经》十分重视，要求所有的读书人都必须熟读它，特别是汉代，是读书人第一部必读的书。

《孝经》在内容上，有许多地方抄袭了《左传》、《孟子》、《荀子》等书，有时是撮取其大意加以复述，加上书中某些方面内容陈腐、文字粗陋的缺点，因此它有明显的局限性。

关于《孝经》的作者，历来有“孔子”、“曾子”、“孟子门人”等多种说法，但都不足信，不过认为总是孔门后学所作，当不致有误。《孝经》成书于战国末期，东汉时被列为“七经”之一。汉代曾有古文《孝经》，南北朝时已亡佚。

（十一）《尔雅》

这是一部古代训诂知识的汇编，即对古代经典中的词语进行解释的书。所以《尔雅》是考证词义和古代名物的重要资料，后世经学家常常用它来解说儒家经义。

《尔雅》共十九篇。前三篇《释诂》、《释言》、《释训》为一般词语的解释，其余则按各种名物分类解释，如《释亲》、《释器》、《释山》、《释草》、《释鸟》、《释畜》等等。关于《尔雅》的作者，旧说或认为周公所著，或指为孔子及其弟子所作，也有人以为出于汉代儒生之手。这些说法都缺乏足够的证据。据近世学者们的研究，《尔雅》一书并非一人一时之作，它是缀辑多家训诂材料汇编而成的。《尔雅》大约在战国时期初具规模，后来又经过汉初学者们增补润色，最后才成为今本的样子。

由于纸张大都是以木材为原料制成的。木头去皮碾碎之后，经过洗涤漂白，纸张里繁荣木材纤维素变成白色，接著会用亚硫酸盐来烹煮处理，以去掉木材的其他部份，只留下纤维素，最后再经过各种处理，就得到我们所用的纸了。因此，在纸张上含有少量的酸。可是在空气中放置久了，这些酸会慢慢分解掉纸张中的纤维素，再与空气中的氧结合变成**。(氧化反应)纸里的纤维素变黄，自然纸看起来就是**的了。光也可以使纸里的纤维素发生化学变化，从而使纸变黄、变脆。(光合反应)

因此收藏的书籍报纸最好是放在干燥并且避光处保存。

博物馆存珍贵书籍文物是密闭氮气环境。

因为书是用木材做原料的，它含有白色木材纤维素。由于长时间的接触空气，使得木材纤维素与空气中的氧结合而产生了化学反应，加上阳光的光合作用。因此书籍越用得时间长也就越黄了，所以书籍最好放在书柜里。

去翻翻那些积存的旧书报，就会发现旧书报的纸张颜色变黄了、质地变脆了，甚至翻几下就碎了，这是为什么呢？这还得从纸张的原材料说起。纸的前身即原材料是木材或芦苇，它们经过粉碎、蒸煮、打浆、漂白变成纸浆，然后经过造纸机连拉带压，同时烘干，最后就变成了 一张张白纸。木材或芦苇变成了纸张，它们里面的纤维素也随之迁入到纸张里。 纸张放久了，纸里面的纤维素会和空气中的氧结合，变为**，纸张也就慢慢变黄了。

生活中的每一天，不同的人，不同的事物之间都发生着形形色色的关系。俗话说，太岁头上不能动土，总有些关系，是必须小心对待的。太岁到底是什么呢？关于太岁的俗语从何时开始流传？民间认为太岁是什么？

　　古人对于占星术深信不疑，而木星被称为“福星”或者“岁星”，寄托了世间的富贵、平安、吉祥等美好愿望，而木星运动所对应的不同地域，就会有“太岁”出现，相当于木星在地上的化身。

　　由于以往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对于这个“难得一见”的“神的使者”充满了恐惧心理，担心得罪了它就会被老天降祸。其实，早在大禹时代，太岁就已经被记录在《山海经》上了。

　　除了古籍的记载，新中国成立以后，发现太岁的消息也经常被报道，2005中央电视台还就发现的太岁做了专题报导。实际上，太岁就是一种大型的复合型菌类，因为它是一种介于动物与植物之间的古生物，所以很难把它归到具体的类别，它不但没有任何神力，还是个自身难保的家伙。明代李明珍的《本草纲目》里就把它分在了“菜”那一类。

　　虽然话是这么说，但是关于太岁的研究一直没有中断，科学家们也希望早日把太岁归入到具体的生物类别里。

太岁，本为道教神明的尊称，是对应天上地下的神煞领导。后被引用为“神煞论”来推断人的运程。古书云：’’岁摄兵权，�

　　人生死。”又云：”逢太岁之年，无喜必有祸。”或云：”反吟伏吟，涕泣零零。”等等之论点。 流年太岁？

　流年，是指一年一年不停地替换。

　　流年太岁，共有60位〈以十天干配十二地支，组合而成〉，每一位太岁都有衪的姓名，而顺序值年，周而复始，循环不息，故又称“值年使者”。

　　流年太岁，是司管人间一年之吉凶祸福的岁君。古书云：”太岁如君，为众神之首，众煞之主，有如君临天下，不可冒犯--。” 2002壬午马年有四个生肖犯太岁 马人—犯刑、鼠人—犯冲 兔人—犯破、牛人—犯害 “刑”：有刑律、刑伤之意；抵触相刑，亦称伏吟。 “�”：有�击、对抗之意；交战相�，亦称反吟。 “破”：有损坏、破裂之意。“害”：有不和、不合之意。

　　无论是犯刑、冲、破、害者，皆受到流年太岁的影响，会导致官非纠缠、仕途阻滞、投资失利、情绪波动、人事不和及感情离合、严重者有意外血光之灾等情况出现。

　　除此之外，壬午年之太岁姓路名明。若有人叫路明、姓路或名明；则须注意触犯太岁姓名的名讳。 化解太岁之凶力。可拜太岁作福，以求趋吉避凶。 亦可求取“化太岁灵符”，以保护身平安。

不过

　　“在太岁头上动土”是中国的一句老话，它表明一种文化忌讳。过去人们认为，不信这种忌讳、真的会招致灾祸。唐代《酉阳杂俎》一书记载：有个叫王丰的人，“于太岁头上掘坑，见一肉块，大如牛，蠕蠕而动，遂填，其肉随填而长。丰惧，弃之。经宿，长塞于庭。丰兄弟奴婢数日内悉暴卒，唯一女存焉。”

　　

　　　　《广异记》中也说：晃良贞不怕鬼怪，每年者要在“太岁”头上挖土。有一次挖出肉块，用鞭子打了几百下，扔到大路上了。当夜有人看见有些神人骑马坐车来慰问那肉块，并问：“太岁兄，你为什么受他辱打而不报仇呢？”回答是：那人血气方刚，我也没办法。天明后“太岁”就不见了。

　　

　　在中国民间，“太岁”向来被人们看作是一种神秘莫测的力量，一种能在冥冥之中支配和影响人们命运的力量。它无影无踪，而又无处不在。其实，“太岁”实际上是古代人假设的一种天体。作为一种具体的生物，“太岁”是真实存在的。

　　

　　　　在《山海经》、《本草纲目》等古籍中均有详尽记载，称其为“肉芫”，“视肉”、“土肉”、“聚肉”、“封”等。在中国神话史书《山海经》中，就有对“肉芫”的记载：“聚肉有眼而无胃，与彼马勒颇相仿佛，奇在不尽，食人薄味。”晋代著名学者郭璞在注释《山海经》时，对“视肉”做的解释是：“聚肉形，如牛肝，有两目。食之无尽，寻复更生如故。”

　　

　　唐代著名学者虞世南的《北堂书抄》中也有一条关于“土肉”的记载，他的史料转录于《临海异物志》，文中说：“土肉，正黑，大如小儿，臂长五寸，中有腹，无口目，有三十足，大如钗股，浚克食。”

　　

　　到了明代，名医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把“肉芫”收入“菜”部“芫”类，称其为“本经上品”，并将芫分为五类，其中对“肉芫”是这样描述的：“肉芫状如肉，附于大石，头尾俱有，乃生物也。赤者如珊瑚，白者如截肪，黑者如泽漆，黄者如紫金。”同时，《本草纲目》“芫”类条目中还列举了几部以“芫”为主的药方，说明“芫”类对一些疑难病症有特殊疗效，其共同特点是：“久食，轻身不老，延年神仙。”

　　

　　据吉林大学微生物专家解释，俗称的“太岁”是介于原生物与真菌之间的粘细菌，生活于土壤中，生命力极强，是自然界非常稀有的大型粘细菌复合体。吉林桦甸夹皮沟云峰村双合屯发现的这块“太岁”，被保存于纸盒箱中虽已半年有余，依然不腐烂、无虫蛀、不变质，“太岁”仍鲜活如初，无任何异味。对此，专家称，它其实是一个有生命的、低等菌类混合体，与《本草纲目》等古籍记载的“肉芫”不能简单划等号。 本报今天以《“太岁”驾临南部山区？》为题，对在西营镇中阁老村发现的一个不明生物进行了报道，引起了很多市民的兴趣，大家说法不一。记者就有关问题向山东大学生物专家卢浩泉教授求证。卢教授以前曾接触、研究过这类东西。卢教授告诉记者，被百姓说成“太岁”的东西，很可能是一个由粘菌、真菌、细菌等组成的菌类混合体，南方较多北方较少，但不管在哪，只要温度、湿度等环境条件适宜，就会出现。今年降雨量较大，南部山区山村出现这个东西并不稀奇。至于当地百姓说的“太岁”能发出像青蛙一样的叫声，卢教授说，有可能是菌落里面夹有空气，当人用脚踩时，气体受挤排出而发出的声音。另外，因为菌群也是一个生命体，要与周围的环境进行新陈代谢，出现代谢物是正常的；当环境条件发生变化、不适宜菌群生长时，它也会慢慢腐烂、解体。 卢教授还称，这类菌群没有多少实际价值，不能与《本草纲目》等古籍上的记载完全划等号。

　2002年5月30日下午，长白山脚下，第二松花江甩弯处，吉林省桦甸市夹皮沟镇云峰村双合屯，一个很难被人注意的小山村发生了一桩大事———“太岁”被人捆绑着，从50里外的大山抬进了村。

　　这个太岁是在村民入山放牛时发现的。太岁是中国民间信仰中最著名的凶神。“太岁头上动土”，这句俗语，几乎无人不晓，意思是说，太岁是不能触犯的，否则就要遭受灾难。世间也喻那些容貌凶悍、惹不起的“茬儿”为太岁。那么这位难惹的太岁究竟是什么货色呢？

　　据《中国民俗大辞典》介绍，太岁为值岁神。“太岁为百神之统，俗谓之中天子”。传统的太岁形象是头戴紫金冠，一身戎装，手执方天画戟的凶神恶煞之像。说来有些滑稽，太岁实质是天文学中假设的岁星。关于它的职能比较模糊。有称其为岁星(木星)的，有称其为四时寒暑之神的，有说是十二辰神的，有说是月神的。总之，它的关系和岁星比较密切。

　　我国民间对太岁的信仰主要以禁忌的形式表现出来。迁徙，嫁娶，建屋都要看太岁所在的方位，如果正对太岁所在的方位，则诸事就要停止。

　　出现在双合屯深山里，被村民韩增禄所获得的太岁、脱却了民间传说中的神秘神奇的面纱，从形象上看，它太普通了。两块大肉饼子，呈“八”字形在中间联接，好像两扇肺叶，外表沾满了厚厚的腐殖土，冷眼看去，就像两堆稀溜溜的牛粪，谁都不会将其同洋溢着丰富的民间传说的太岁联系起来，以致于人们在院中争睹太岁尊容时，竟有不晓事的鸡，扑到太岁身上，弹开厚厚的腐殖土，去找草籽吃。

　　也就是这个形象极其普通，任由人们指指点点，翻来倒去的东西，一个多月来给小山村设下了许多不解之谜。

　　它是动物还是植物，靠什么生成14米长，17厘米厚，重525公斤？如果是动物，它会不会运行，怎样运行？它到底有无生命？　扒开腐殖土及鱼鳞片般的太岁“弹性护甲”，在仅有一、二平方米的地方，我们窥测到太岁之一斑。它的肉，色泽并不一致，大体上是，越丰满的地方，越现橙红色，主要集中在“八”字形的交汇处，两扇“八”字尾部，肉呈灰白色或青白色，这种肉，深藏“弹性护甲”之中，不好获得，有人试着割下些许“弹性护甲”放在嘴里品尝，无滋无味；有人拿到一块，同关东人参一起泡酒、并无异味。

　　建议有识有志的自然与社会科学工作者投入对太岁的研究，比如建立太岁博物馆，通过对太岁基因与用途的研究，反对迷信，崇尚科学，开创一个人类运用现代科技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时代。

诸阳之会指头面部。因在十二经脉中，手、足三阳经脉以及督脉、阳维脉、阳蹻脉等均起止或行经头部；另外，头居身之最上，上为天属阳，人身阳气大会于此，故称头面部为诸阳之会。《备急千金要方》：“头者，诸阳之会也。”人体清阳之气皆上注于头面；手足三阳经皆会聚于头面，故称诸阳之会。《黄帝内经灵枢·邪气藏府病形》：“诸阳之会，皆在于面。”

详见百科词条：诸阳之会 [ 最后修订于2015/6/29 14:48:34 共162字 ] 以下结果自动匹配而成，不排除出现与主题不相关的内容，请自行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