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种收藏门类中，古书是最早的收藏品之一。那么古书收藏的知识是什么呢下面是我为你整理的古书收藏的知识，希望对您有用。

古书收藏的知识

　按照图书所有者性质的不同，中国历史上藏书系统可分为四类：官藏(即国家藏书)、私藏(即私人藏书)、书院藏书和寺院藏书。

　有确切记载的我国的国家藏书起于周朝，著名的思想家李耳(即老子)是已知最早的国家图书馆馆长，当时馆长称为“守藏室之史”。到了秦代，国家藏书处称为“石室”。汉代初年，广征图书，并设立六处公藏图书处，即太常、太史、博士、延阁、广内和秘室。三国魏国设有秘书、中、外三阁国家藏书处，晋沿魏制，国家收藏图书归兰台和秘书两处。到隋唐两宋，国家藏书更加丰富，但却因朝代的更叠或意识形态的原因，而使国家藏书受损。到元代，先崇道贬佛，后崇佛贬道，将《道藏》大统《玄都宝藏》连书带版全部焚毁，以至今日，元《玄都宝藏》只有一二页残片留于世间。明代是中国古代藏书的一个兴盛时期，不只国家藏书，而分封的各藩王也大多喜藏书、刻书，从属性上讲，藩王藏书也是介于官藏与私藏之间的一种藏书形式。到了清代，才是中国藏书——不论公藏、私藏——的黄金时代，其藏书规模及其藏书研究都远胜于列代。

　书有水、火、兵、虫“四厄”。随着时代的发展，越古的书收藏难度越大，故善本的范畴也随之后延。清末藏书家叶德辉说：“南宋人重北宋本，元明人重宋本，国朝收藏家并重元明本。”从而说明了历代藏书的范畴。

　在中唐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初，主要用于印刷佛经、字书和历书等。到北宋，印刷书才逐步取代抄本、写本而成为书之主流，于是隋唐五代及其之前的写本就成为宋人眼中的古书了。但宋初距今已逾千年，宋之前的古本流传至今已近绝迹。上世纪初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才使得今人可以得见晋唐之珍籍，这些珍本今日仍有机会收藏到，有实力的朋友，当然应当买这些遗珍。

　至明代中叶，宋版书就已经是清中藏书家追求之物了，虽然宋代刻书达数万种，但到这时就稀见难得了。由于宋人刻书态度严肃，刊刻和印刷水平均很精良，所用纸墨也十分考究，再加上文化气息浓厚，自然成了明代藏书家珍藏之物。当时官府藏书也大增，明正统六年，杨士奇查勘文渊阁藏书，编出《文渊阁书目》，著录了图书43200余册，7000余种。可惜政府藏书疏于管理，到万历三十三年再查文渊阁藏书时已十不存一了，再加上明末战争，这些藏书基本上全部毁失了。

　私人藏书在明代大为兴盛，明开国之初分封藩王，他们由于不掌兵权，再加上皇帝赏赐大量宋元留下的善本，故多位藩王热心于藏书活动，如周王朱和宁王朱权都珍藏有大量珍籍秘本，尤其朱五世孙朱睦桔收购了山东章丘李开先的藏书，在开封筑万卷堂，成为皇族中最有名的藏书家。

　明代有名的藏书家有数百人，对后世影响较大的也有十余家，尤其私家藏书楼的兴起，使得私家藏书更加规范化，著名的有宋濂的青萝山房，藏书8万卷以上，叶盛的竹堂，以藏有抄本著称，藏书22700卷。叶氏尤其著名的是他的一方藏书章，章文是：读必谨，锁必牢，收必审，阁必高。子孙子，惟学，借非其人，亦不孝。范钦的天一阁，在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于家乡鄞县建天一阁藏书楼，藏书7万余卷。天一阁至今保存完好，为我国保存至今最古老的藏书楼。明代其它著名的还有胡应麟的二酉山房，祁承邺的澹生堂、毛晋的汲古阁、钱谦益的绛云楼等。

　清代是中国古代藏书的鼎盛时期，无论公藏私藏都发展到了顶峰。清初皇帝对文化事业十分重视，除翰林院、国子监有大量藏书外，内府也分别珍藏了大量典籍，如皇史收藏本朝实录、玉牒与《大清会典》;昭仁殿专收宋、金、辽、元、明的善本;武英殿所刻之殿版书均存于此。尤其为后世藏书家所追求的是“天禄琳琅”藏书。天禄琳琅是乾隆皇帝的藏书处，专藏宋元明珍籍善本，到民国年间，这些书被宣统挟带出宫，有些流散到民间。这些书在宫中都进行了重新装潢，五色织锦封面，宣绫包角，尤其一望便知是天禄琳琅之物的特殊处，因其在每册书的封面和封底衬页上都钤上“古稀天子之宝”、“八征耄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天禄琳琅”、“天禄继鉴”等五方玉玺，称之为“乾隆五玺”。天禄琳琅之书大部分都存在故宫、国家图书馆和台湾图书馆，留在民间的已如星凤，藏书家见之自当珍惜机会。

　清代的私家藏书更是藏书史上的黄金时代，出现了几百位藏书大家，如吴骞、孙星衍、汪宪、汪启淑、鲍廷博、卢文、朱彝尊、卢址、徐乾学等。尤其著名的大藏书家黄丕烈，他的藏书观点开一代风气之先，经他手批跋之书成为后世藏书家追捧之物。

　清代四大藏书楼的出现，尤其是其藏书观念，对后世影响深远。

　民国藏书无论从藏书方式还是藏书理念，都是清代的余续，也产生了多位大藏书家，如傅增湘、陶湘、李盛铎、周叔等，他们仍然是按照传统的方式来藏书，但是他们在藏书的分类方式上有许多新观点，可供今日藏书者借鉴。有兴趣深入探求藏书真谛的书友，可读一些他们所著的版本学、目录学和校勘学方面的专著。

　古今善本观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学术思潮，随着时代的变迁，善本书的范畴也在发生着变化。从西汉到清末，中国总计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这期间，总计出版了181755部各类书籍，合2367146卷。这些典籍历经各种磨难，留传至今约有不足8万部。又由于历代的翻刻和改刻，又产生出不同的版本，而只有在内容、学术价值、艺术价值和文物价值皆佳的善本才极具收藏价值。所以首先搞清楚哪些是善本，才是藏书选择的关键。

　朱弁在《曲消旧闻》中写道：“宋次道家藏书，皆校雠三五遍，世之藏书，以次道家为善本。”叶梦得《石林燕语》：“唐以前，凡书籍皆写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书为贵。书不多有，而藏者精于雠对，故往往皆有善本。”从以上可以看出，宋人认为精加校雠的书籍就是善本。明代和清代中前期，基本延续宋之善本标准。清末张之洞从读书角度谈出自己的善本观：“善本非纸白版新之谓，谓其为前辈道人用古刻数本，精校细勘，不讹不缺之本也。善本三义有三：一曰足本(无缺卷、未删削)，二曰精本(精校精注)，三曰旧本(旧刻、旧抄)。”当时的旧刻、旧抄指的是明嘉靖前的刻本及明蓝格抄本。

　建国以后，国家组织专家编撰《全国善本书总目》，制定了《全国古籍善本书总目收录标准和范围》，将善本标准归纳为“三性九条”。虽然有些专家对此有不同看法，但对藏书者来说，这种规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故录全文如下：凡是在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和艺术代表性三方面，或其中某一方面具有特殊价值的，应是善本。具体是：1、元及元以前刻印、抄写的图书;2、明刻本和明抄本;3、清代乾隆及乾隆以前流传较少的刻本和抄本;4、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刻印的图书;5、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6、辛亥革命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件，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7、有名人学者亲笔批校、题跋、评论的刻本、抄本;8、在印刷上能反映我国古代印刷技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技术水平的各种活字印本、套印本或有较精版画的刻本;9、明代的印谱，清代的集古印谱，名家篆刻的印谱(有特色又系足本或有亲笔题记的)。

清版古书收藏的知识

　传统意义上的藏书以收藏善本古籍为宗旨，善本的概念因不同时期或者不同的取舍而有所区别，但基本上仍是指刊刻精美、流传较少、艺术价值和文献价值高等几个方面，但同时善本古籍的市场价格也随之升高，因此追求善本古籍的收藏不但要求有较高的鉴别水平，还需要相当的经济条件。除善本以外，藏书界还将流传较广、年代较晚或者存世量较大的古籍习惯上称为“通行本”。通行本这一称谓的历史也很悠久，大概有了善本一词以后就相应而生了。不同的时代对通行本的定义也不尽相同，明清时期的通行本，今日已成为了善本。近代的藏书界将清代乾隆朝以后刊刻的一些书籍，包括清末的局本，统称“通行本”，这一概念一直沿用到了今天。

　“通行本”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据清末张之洞的说法，当属于善本求之难得，退而求其次。实际上清代中期以后有很多藏书家，将私藏宋元秘本翻刻成书，又称覆刻本或者影刻本。这其中相当多的书籍不但内容十分重要，且形式上也保存了宋、元善本的不少风貌，只是生产年代较晚，流传广泛，历来是“通行本”中引人注目的内容。其中如黄丕烈刻宋严州本《仪礼郑注》、翁方纲翻刻本《淳熙隶韵》、阮元影刻《古烈女传》、嘉业堂刻本《史记》等，一直为藏书家所珍爱。清代的翻刻本，目前市场价格大约二三百元一册，价格适中，很有收藏潜力。目前有些拍卖行中经常推出此类拍本，似当引起重视。

　清代中期以后，西方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逐渐向中国传播，其中西方宗教作品通过传教士途径得以输入。在上海土内湾一带(即今日的徐家汇)，开始使用德国海德堡的石印技术，最初是用于印刷宗教宣传品，后为上海点石斋等书肆用来印刷《康熙字典》、《紫光阁英雄谱》等。石印技术是采用近代的油水分离法原理形成的一种新的印刷方法，不仅印刷周期短、生产效率快，而且有的由于采用照相制版，印刷成品也很逼真，且价格低廉，深受当时学人推崇，很快得以风行。清末刊行的石印书籍，大部分采用手工纸，单面印刷，为了降低成本，往往开本很少。这类书中如《点石斋画报》、《芥子园画谱》等印制精美，艺术价值并不低。值得一说的还有清末曾用石印技术印刷过一批开本较小的微型书籍，如《四书备旨》、《五经》等，大不盈寸，可握于掌中，十分有趣。晚清的石印书由于产量大，且历来为藏书家所不取，至今价格仍然很低，不过二三十元一册。但其中有些使用了很白很细的宣纸印刷。制作精良，有些内容也很有参考价值，加之此种石印技术今日也基本废而不用，估计此类书籍今后升值空间乐观，一般初入藏界的书友，不妨从此入手。

　清代刊刻发行的古籍存量非常大，但究其主旨，主要是官刻本、私刻本和书坊刻本三大范围。坊间刻本是民间书坊业的出版物，此类作品由于刊刻者的水平不一，因此同为坊刻但情况差异很大。由于坊间书业大部分以逐利为目的，所刻书籍一般粗糙者较多，且彼此翻刻、校对不精，因此历来不为藏书界所重。但坊刻本中也有一些上乘之作，如南京、苏州等地有些书坊，工匠水平较高，其中如苏州江氏又曾于清晚期开设文学山房，用木活字排印书籍，被称为清季活字版收山之作。又如天津文美斋于宣统时曾刻有《文美斋诗笺谱》，套色丰富，刀法精妙，是为清代版画的终结之作。

　官刻本是封建朝廷的地方官署出版物，其中殿版自不必说。以地方官署而言，由于行政设置不同，又有府、州、县各衙门的不同，清代中期以前，地方官署刻本，常注有“本衙藏版”的特别说明，此表示其地位的特殊。此类刻本多为“官箴”或者“则例”、“章程”三类，内容主要是涉及地方行政、居官心得和地方制度。但由于各地物料不同，组织各异，作为研究清代地方出版历史，颇具文献价值。关于清代晚期的“局本”，其中就有官方组织的，当属官刻本的延续，乃由清朝地方官吏，冀图振兴经义，讲求国文传统，访求造书，详加精校，刊刻成书以为惠取士林。此种官书在清末仍有数十家，在清代的出版史上，可谓独树一帜。另外还有一些“书局”，则为地方新兴出版机构，有些介之于官民之间，有些全系民间出版机构，如北京的开智书局、四川的锦江书局、上海的同文书局等等，这类书局，实际上已经取代了传统的书坊，成为了中国近代新兴出版业的前身。由于书局的情况复杂，对“局本”的评价历来也很有区别，但目前市场“局本”书籍价格仅为每册二二百元，加之其中有很多是内容详实、校勘精到之作，初入藏界的书友如果对此“局本”多有留意，或者会有不少收获。

　鸦片战争以后，洋务运动兴起，清代政府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这一时期，各地翻译引进了大批的西方政治、法律、科学、文化作品。最初由北京同文馆发端，由西洋传教士主持，中方人士协助，由官方组织出版了大量的国际法学作品，如美国传教士丁冠西翻译的《万国公法》、《公法会通》等，此后上海的制造局，在英国传教士傅兰雅主持下翻译了《法律医学》、《化学鉴原》、《英国水师章程》等等。此后外国政治、法律和科技书籍的翻译出版形成一种热潮，举国上下纷纷效仿。其中较为重要的有严复主持翻译的《法意》、张相文翻译的《契约论》等。甚至还出现了林琴南翻译的《黑奴吁天录》等一批文学作品。这期间大量的西方近代科技书籍被介绍到中国。在所谓“格致救国”的口号下，北京和上海还陆续出版了一些以宣传西学为宗旨的杂志，其中以在北京出版的《中西闻见录》和上海格致书局出版的《格致汇编》最有影响。这类书籍不但宣传了西方的科学与文化，而且印刷制作也有很多更新之举，其中有以传统技术雕版印刷的，也有采用石印技术印刷的，甚至还出现了铅活字排印和铜版插图技术。但可惜这些出版物印刷量一般不多，而且又因其具有较高的文献研究价值，百年以来，被各种公私图书馆网罗了大半，但近来市场上也偶可见到，其价格也在二三百元左右，但往往一露面即为藏界必得之书，可见识货者颇多矣。

　除了通行本之外，还有一些地方的书坊、刻字店、学校、寺庙甚至私人还刻印了大量的学生识字、讲评经义、唱本小曲和一些阴阳数术及劝善公德之类的书籍。有人将此统称为“俗本”，此类书籍内容俗败，刊刻粗糙，收藏价值不大，目前在各地旧货市场上，经常可以见到此类“俗本”，往往已经无数淘选，几成书渣。对于这种“俗本”，初涉收藏的可选来作为“样品”，但随着藏书经验的丰富，对“俗本”的认知也会逐渐改变。

　　苏州顾氏家族将藏书楼命名为“过云”，取过眼云烟的意思。盛时，过云楼收藏书画上千幅，同时集藏宋元旧刻、精写旧抄本、明清精刻本、碑帖印谱800余种。世有“江南收藏甲天下，过云楼收藏甲江南”之称。在过去的150年间，顾氏家族六代人的命运沉浮始终与家族私藏的聚散紧紧地绑在一起。

“士可杀不可辱，我去了。”顾公硕看着顾氏家族几代人历经战火保存下来的古籍善本被造反派抄走，留下这样的字条投河自尽。半个世纪后，顾氏家族过云楼的藏书再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2005年，过云楼藏书的四分之一以2300万元的价格由中国嘉德拍卖，创造了当时古籍拍卖市场的价格纪录。七年后，这批善本再次出现在2012年北京匡时春拍上，以18亿元的底价等着它们的新主人。据悉，竞拍此拍品需缴纳5000万元保证金，或创拍卖历史上最高保证金纪录。世代私藏

顾氏家族的过云楼地处苏州，是一个有故事的地方。其第一代主人顾文彬(1811-1889年)为道光二十一年进士，官至浙江宁绍台道。顾文彬晚年购得古春申君庙址、明尚书吴宽复园故址等明清建筑，命子顾承主持营造，命名为过云楼，意取苏东坡言“书画于人，不过是烟云过眼而已”。时值乱世之际，江南的私人珍藏都急于转手，顾文彬收购了大量的珍贵字画，奠定了过云楼藏品的基础。顾文彬精鉴赏，富收藏，一生殚精竭虑，多方搜求，积累书画墨迹达到数百件之多，自晋唐至明清，其中有不少为传世名迹。

顾文彬之后，到了顾麒士(1865-1930年)一代。顾麒士精通书法绘画，尤其所作山水画清逸蕴藉，名重于世。他广取博采，将过云楼书画收藏充盈至千余幅之巨。至第三代传人顾鹤逸，过云楼被发扬光大。民国期间，顾鹤逸的好友，著名的目录、版本学大师傅增湘要求借阅过云楼藏书，顾鹤逸碍于情面不得不答应。傅增湘每日观书数种，晚上回去后凭记忆写下书目，编纂成《顾鹤逸藏书目》，在北大刊物上发表，顾家过云楼藏书的胜景得以昭告天下。

“顾鹤逸先生继承家族所藏，曾经拥有过这全部的古籍，临终前，他把家中所藏分为四份，分别由四个儿子继承。”与顾家交情甚好的钱庸老先生说，能完好保存至今，本身就是这批古籍所创造的+奇迹。

此次现身2012年拍卖市场的过云楼藏书本有“同胞兄弟”。由于家族原因，它们被一分为四。其中的四分之三，早在1992年的时候，就被南京图书馆收购，现如今珍藏在南京图书馆的古籍馆。而这批附拍的藏书则是由顾鹤逸的后人珍藏至2005年，被中国嘉德古籍部经理拓晓堂征集而来的。

“顾鹤逸先生出生于名门望族，家中所藏皆为重要的古籍，苏州现今著名的‘过云楼’就是顾鹤逸先人所建造。”著名古籍收藏家和研究者孟宪钧先生回忆。据说，早期顾家收藏虽是书画和古籍并举，但是对待两种藏书的态度并不一样，书画可以任人品评，而藏书楼“过云楼”则禁止外人踏入。

“所以最早我们了解苏州顾氏家族的时候，都是因为他们收藏的书画，对他们的藏书并不了解。”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国家图书馆发展研究院院长李致忠老师说。这种传统中国文士家藏秘不示人的状况直到民国时期才有所改变。

“公布藏品是当时收藏家的大忌，怕由此引起不必要的麻烦。顾麟士自己所编的《鹤逸所藏书目》、《西津所藏书画目》均属稿本，并未印行，现我们只能从傅增湘藏抄本《顾鹤逸藏书目》中可以了解顾家当时的藏书情况。”苏卅l档案馆的沈慧瑛表示。

“霾天、秽地、灯下、酒边、映摹、强借、拙工印、凡手题、徇名遗实、重画轻书、改装因失旧观、耽异误珍赝品、习惯钻营之市侩、妄摘瑕病之恶宾。”据说这十四条“宪法”一开始就被标在过云楼门楣之上，以警示子孙后代。顾文彬深知自家所藏书画的珍贵，怕自己身后这些历尽心血的书画遭遇不测，便在有生之年给子孙定下了上述书画收藏的“十四忌”。

除此之外，顾文彬还定下家规，本家族所藏书画的继承人必须是学识和休养并存的优秀子孙。

据钱庸回忆，爱子顾承的去世给顾文彬打击很大，过云楼藏品的收集也一度中断。顾文彬过世后，遗留书画及家产被拆分传予其余三位儿子，顾承一份再传其子顾麟士。顾麟士此时已逾25岁，他通过古董商掮客调协，把传于另几家的过云楼书画陆续购归、继藏，避免了拆分流散的危局。

“过云楼在顾麟士的手上不仅成为书画收藏上千幅的藏画楼，同时也成了集藏宋元旧刻、精写旧抄本、明清精刻本、碑帖印谱800余种的大型藏书楼。其中最为难得的是自清朝以来就在藏书界极负盛名的宋刻《锦绣万花谷》，曾属季振宜所藏。《锦绣万花谷》一书自清末以来在藏书界极负盛名。”苏州大学图书馆的罗凤莉谈到，“《锦绣万花谷》是一部类书，类书的史料价值主要是保存佚传古籍的一些片断。而一般说来，越早的刊本文字的错讹会越少，保存下来的佚传史籍也越准确。所以，这部宋刻《锦绣万花谷》具有很高的文献研究价值。况且即使不考虑这些具体的研究利用问题，仅仅就其文物价值而言，这样一部宋本书，也是无以估量。”

乱世沉浮

钱庸先生谈及，顾鹤逸身后有四个儿子继承了家产，其中当属是顾公雄和顾公硕最为出彩。顾家第四代时，已经是战乱时期，眼看抗日战争要打响，顾家人紧急商讨对策，书画怎么办、人怎么办、家怎么办，逃难到哪里去。经反复研究，最后决定逃到上海租界。他们先把家藏书画中最精华部分存入上海租界的银行保险库，其余部分只能仍旧藏匿在家中。他们在朱家园住所的天井里挖了一个地窖，地窖有一人多高，面积有10多平方米，把一部分不能运往上海的书画密封在白铁皮箱中，藏入地窖。

1937年8月16日，日寇投向苏州的第一颗炸弹，炸毁了朱家园顾家大厅，顾公雄、顾公硕及家人连夜逃离苏城，分别暂时避居农村，然后通过亲友帮助，辗转到了上海租界。

“苏州沦陷后，顾公雄、顾公硕在朱家园的住所被日本兵搜索了7天，顾公柔所居的西津别墅则被搜查了整整15天。”与顾家后人熟识的沈慧瑛谈到。等局势稍稍平静后，顾家人回苏州探视，发现自己的家被日寇践踏得满目疮痍，放在楼上书柜中不及带走的字画遭日寇翻箱倒柜抢掠，被搜出的字画卷轴堆积一地，而字画全被挖走；那些来不及带走沉在井里的铜器也全部不知去向。地窖虽未被日寇发现，但却已进水，变成了水窖，白铁皮箱浸润在潮气中，箱体生锈，白铁皮箱中的书画霉变，损失惨重。

《文渊阁书目》是现存不多的官修书目，在目录学史上有着不可低估的地位。属于明初国家藏书的第一部书目。

基本介绍 中文名 ：文渊阁书目 概述 ：明初国家藏书 产生 ：典籍为基础 编修 ：登记性书目 产生,编修,评价, 产生 明初国家藏书是以元内阁所藏宋、金、元三朝典籍为基础的。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北伐军攻入元大都，大将军徐达尽收元内阁图籍送回南京。 以后，明 又广求遗书，国家藏书日丰。明成祖迁都北京，收贮于左顺门北廊，明英宗正统年间，移贮至文渊阁。 正统六年（1441），少帅兵部尚书兼华益殿大学士杨士奇等，始以文渊阁说贮书籍，颇多“本朝御制及古今经、史、子集之书，自永乐十九年南京取来，一向于左顺门北廊收贮，未有完整书目”，故为打点清理，逐一勘对，编置字号，厘定部类，写成书目一本，名曰《文渊阁书目》。 编修 《文渊阁书目》是登记性书目。 杨士奇整理图书时，是将七千二百九十七部图书，进行分类，然后以《千字文》排次，按天字至往字，分为二十个字号，装进五十只大书橱中，编目就是逐字逐橱登记。 号和橱之下，才按图书的内容划分类别，而后依类登录图书。 天字五橱，收藏明朝御制御定文集等书。 地字四橱，收易、诗、礼、周礼、春秋、仪礼、礼记等书。 玄字一橱，收礼书、乐书、诸经总类等书。 黄字三橱。收四书、性理、经济(附奏议)等书。 宇字六橱，收史部之书。 宙字二橱，收史附、史杂之书。 洪字一橱，收子部之书。 荒字一橱，收子杂、杂附之书。 日字三橱，收文集之书。 月字二橱，收诗词之书。 盈字六橱，收类书之书。 昃字一橱，收韵书及姓氏之书。 辰字二橱，收法帖、画谱等书。 宿字一橱，收政书、刑书、兵法、算法之书。 列字二橱，收阴阳、医书、农圃等书。 张字一橱，收道书。 寒字二橱，收佛书。 来字一橱，收古今志书。 署字三橱，收旧志。 往字三橱，收新志。 以上二十字号五十橱。共7297号，即7297种书。达43200册，估计在十万卷以上。 《文渊阁书目》分类在整理图书时即已确定。由于杨士奇周详考虑，分类很是齐全。 其所分国朝、易、书、诗、春秋、周礼、仪礼、礼记、礼书、乐书、诸经总类、四书、性理（附实录、传、年谱等）、经济、史、史附、史杂、子书、子杂、杂附、文集、诗词、类书、韵书、姓氏、法帖、画谱（诸画谱）、政书、刑书、兵法、算法、阴阳、医书、农圃、道书、佛书、古今志（杂志附）、旧志、心志等四十类目，可满足各种需求。并且它不恪守四部法成规，开创了有明一代分类的新风气。 还有，其某些类目的设定还有可取之处，如将礼书、乐书与“周礼”、“仪礼”分开，比较合乎实际；将地方志析为“古今志”、“旧志”、“新志”，在志书大量涌现的情况下，也有利于读者检索。因此，其分类体系，还可作为编制古籍书目的借鉴。 因此该书考订功用不可忽视。因为其编写之时，明内阁藏书尚完整，所收元朝旧藏，有价值的宋、元刻本和抄本颇多，另外，还有不少明初典籍。 然而，明嘉靖以后，文渊阁藏书大批流失，若干珍本秘册无可再见。所以，其就成为考订宋、元、明初散失之书的重要资料。清乾隆时修《四库全书》，对勘《永乐大典》所收之书，世无传本者，往往见于《文渊阁书目》。 因此，《四库全书总目》的编者深有感触地评介其价值说：“惟籍此编之存，尚得略见一代秘书之名数，则亦考古所不废也。” 《文渊阁书目》原不分卷。传世之本，各家以意厘定，《四库全书》本分为四卷，《读画斋丛书》本，按《千字文》二十字号为卷数，分为二十卷。又，黄虞稷《千顷堂书目》着录有十四卷本。今流传较广的为《丛书集成初编》本，该本源出读画斋本。 评价 在明代官修目录中最为著名的《文渊阁书目》，作为我国现存为数不多的官修目录之一，在目录学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对于考查典籍的流传和存佚，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另外，由于草率成书，难免有不足之处。 1记一代藏书之盛 唐初发明雕版印刷术后，极大 了藏书事业的迅猛发展。 宋辽金元，刻书业通天下，而官家藏书也日益丰富，如百川归海一样，宋辽金元丰富的官家藏书统统归功于明代。 明朝创建，把宋辽金元的国家藏书全部承袭下来，多是宋、元刻本和抄本，无不精美。 不幸的是，明代搜罗的大批历代精品，从明中期开始溢有亡佚，今天我们要考察了解明代的琳琅之藏和典籍的流传、真伪，除了残存的一部《永乐大典》之外，就只有借助于《文渊阁书目》了。 《文渊阁书目》体现了明朝精品藏书极盛时的状况，为研究宋辽金元藏书、刻书提供了珍贵的线索。 2目录体制独特 2．1在分类上，打破传统四部分类法，另创新制。所设类目细密，并特辟“性理”、“经济”二类，“类书”不附于“子”，“韵书”不附于“经”等。都较为合理。其不足之处在于类目之间缺乏逻辑联系，难免杂乱，如史、子的分类既嫌漫又无界限。 2．2首列御制 第一号天字橱，收藏明朝御制御定文集等书。列御制第一，突出皇帝的尊位，与当时封建君主制的政治思想有关。这一分类形式，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2．3着录简单 《文渊阁书目》虽为官修藏书目录，但体制简单，不仅没有提要小序，连作者、卷数亦一并缺如。如此简陋的体制，在目录学史上尚属空前。藏书线索确实是留下了，而参考价值和利用价值就不能不大大地打折扣。 3对官修目录之影响 明以前各朝官修目录一般不过三、两部，而明代官修目录却不少。继《文渊阁书目》以后的国家目录，据《千顷堂书目》着录，尚有马愉的《秘阁书目》二卷、钱溥的《内阁书目》一卷、张萱的《新定内阁藏书目录》八卷、《内府经厂书目》二卷、《国子监书目》一卷、《南雍总目》一卷、《御书楼藏书目》一卷、《都察院书目》不分卷、《宁献王书目》一卷、《行人司书目》二卷。 这些目录，有存有佚，其中以张萱等所撰《新定内阁藏书目录》最为著名。 此目为万历三十三年，中书舍人张萱等人奉命校理内阁藏书时所撰，受《文渊阁书目》影响，分为十八类，全目八卷，以“圣制”、“典制”二部居首，以表明其官撰性质，然后于经史子集之外，增置类录、金石、图经、乐津、宋学、理学、奏疏、传记、技艺、志乘、杂部等。 各书略注撰人姓名、官职及本书残全情况。 并间有解题，虽文字简略，原书卷数也未全著，体例也不够完善，但稍胜于《文渊阁书目》，而成为考求明代官藏的重要目录之一。 4对私撰目录之影响 宋以后由于雕刻印刷普及，私家藏书日渐增多，私家藏书目录随之兴起。私家藏书目录既可反映某一时代文化学术的发展水平，也可为研究著名藏书家和学者提供资料，还可作为编制当时国家目录的重要依据。 明代的私家目录较兴盛，许多书目明显地受到《文渊阁书目》的影响，除高儒《百川书志》外，大多没有撰写提要，只录书名，大多不注著者亦无卷数，编写形式为帐薄式。虽有分类但极不精密。 5学者的评论 关于《文渊阁书目》有如下三种评说：一种以清人朱彝尊为代表。他认为：“其目不详撰人姓氏，又不分卷。俾观者漫无考稽，此牵率之甚者”。另一种以清人钱大昕为代表。他说：“此目不过内阁之簿帐，初非勒为一书，如《中经簿》、《崇文总目》之比。 必以撰述之体责之，未免失之太苛矣”。三为批评缺点，肯定价值，以《四库全书总目》为代表。它一方面指出：“今以《永乐大典》对勘，其所收之书，世无传本者，往往见于此目。亦可知其储庋之富。”“士奇等承诏编录，不能考订撰次，勒为成书。 而图草率以塞责，较刘向之编《七略》，荀勖之叙《中经》，诚为有愧”。另一方面，它也指出：《文渊阁书目》编成后，书渐散失，后人“惟借此编之存，尚得略见一代秘书之名数，则(此书)亦考古所不废也”。《总目》的评价是最允当的。 总之，《文渊阁书目》是一部体制简单而价值极高、对后世古文献整理研究有广泛影响的官修目录。

是荷兰人高佩罗。他是位中国通，做过荷兰驻中国好几个城市的领事，娶了位中国妻子。他与当时中国好几个名人是好朋友，例如张大千，齐白石等人。他并能写中国的诗，并且写得不错。这样的老外，真叫我钦佩。

刘向编的《别录》是中国第一部目录学著作。

他死后，刘歆子承父业编辑《七略》是我国第一部分类法。

东汉的班固十分赞赏刘向目录思想，在《七略》基础上编著《汉书 艺文志》，开创史志目录的先例。

魏晋南北朝时，荀勖依刘向《别录》整理宫中图书，编著《中经新簿》，开创了中国古代图书四部分类法和史部在目录分类体系中的独立设置。

到南宋时，郑樵对目录学又有新的发展，他的学术思想为“会通”，“求是”和“创新”，其目录学思想主要表现在《通志》的《校仇略》，《艺文略》，《图谱略》中，提出“欲明书者，在于明类例”，形成详明图书类例。

清代朝廷编纂《四库全书总目》，在目录体例、提要撰写、文献考订方面有独特成就，在文献分类方面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对后来的目录学以颇大影响，为今人查考古代文献提供方便，一些学者把阅读该书视为读书治学的门径。章学诚是中国古代目录学思想集大成者，他的哲学思想是“道不离器”，学术观点是“六经皆史”，他的《校仇通义》是目录学理论专著。章学诚继承和发扬刘向、刘歆、郑樵的目录学思想，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高度概括中国古典目录学的精华，他提出撰写类叙和提要、编制索引、采用互著和别裁等方法，提高目录学的价值，推动了目录学的理论研究。

中国近代目录学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目录学的影响，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图书分类体系，对所译西学书分类、编目，以崭新的近代学科类别作分类标准，打破传统著录法，在分类方面：分西学、西政、杂类三大类，打破“四分法”永制，具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综合性图书的雏型，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在中国近代目录学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中国现代目录学史上的重要人物当属姚名达，他提倡主题目录，精撰解题，排架目录与寻书目录分开，前者按分类，后者按主题。在其《中国目录学史》中批评现代目录学效西方之法，而把中国古代的目录学优点丢失，主张中西兼容，在继承和借鉴的基础上，开创发展中国目录学。余嘉锡在其《目录学发微》中发展了章学诚的观点，认为在目录体例中，篇目、小序、叙录等都是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目录必须具备这些内容，才能发挥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作用。杜定友等受国际影响，具有目录学的纲纪群籍，薄属甲乙之学，注重目录学的检索思想。中国现代早期目录学主要是对国外目录学的学习及中国古代目录学思想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