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旅游历史发展大致可分为哪几个时期？近代旅游与古代旅游相比较，有哪些不同特征？

栏目：古籍资讯发布：2023-10-29浏览：4收藏

世界旅游历史发展大致可分为哪几个时期？近代旅游与古代旅游相比较，有哪些不同特征？,第1张

(一)世界(以欧美地区为主)旅游历史的发展，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

参照世界历史的分期，可将世界旅游历史发展大体分为：

古代(1840年以前)、近代(184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现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3个时期。

(二)现代旅游的特征

1．游客的大众性

所谓大众性(这里并非指“大众旅游”模式)，一是指旅游者阶层的广泛性，尤其是普通民众的积极参与，成为现代旅游的主力军，使旅游从贵族化向平民化发展；二是指规模性，即参加旅游的人数越来越多。从一生一次到每年一次甚至每年多次出游，因而形成大规模旅游的态势；三是指群体性，即多数以有组织的团体旅游，尤其是远程的洲际性旅游。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的游客大众性，说明原来只有小数权贵和富有人士才能享受的旅游活动，已变成普通劳动阶层的人民也能积极参与的社会活动。

2．地区的广泛性

旅游的发展有赖于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所以，近代旅游和旅游业首先在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兴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世界经济的普遍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人民也逐渐有条件参加旅游活动，先是国内，再到国外。例如中国。不仅国内旅游发达兴旺，如今已成为亚洲一个新兴的旅游输出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旅游业经受世界多次经济危机的冲击仍然兴旺不衰，显示出它是一个充满活力和发展前途的朝阳产业，因而受到世界各国的看好，发展中国家也普遍重视旅游业的发展。当今世界已有100多个国家(地区)经营国内、国际旅游业，有100多个国家(地区)参加联合国的世界旅游组织。由于世界各国各地区旅游业的普遍发展，使得现代的旅游者几乎可以无处不到，区域或边远地区旅游的局限性正在逐渐消失，像新几内亚、澳大利亚腹地乃至南极洲都有旅游、探险者光顾。

3．发展的不平衡性

现代旅游虽然具有地区的广泛性，但同时也严重地存在着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性。纵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旅游的发展，无论是从旅游者的人数上，还是从旅游者的消费额上，欧洲一直占着绝对优势，而非洲与中东所占比例很小。

4．增长的持续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的发展经历了许多曲折和起伏兴衰的变化过程，尤其是西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都经历了多次经济危机的冲击。惟独旅游业一花独秀、经久不衰，至今发展方兴未艾，成为永远不知“夕阳产业”为何物的产业。

5．影响的双重性

古代旅游因限于小数人的自发活动，对社会还不足以产生影响。近代旅游和旅游业的兴起虽然对社会经济、文化的建设和发展起到一定刺激作用，但因影响力不大，尚未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而现代旅游和旅游业的普遍快速发展，不但创造了旅游经济奇迹，而且对于促进异质文化的交流和不同价值观的沟通与谅解而增进友谊等方面也作出了突出贡献；但同时，对生态环境的污染、破坏，以及对社会文化、伦理道德等方面的负面影响也不可低估。因此，如何才能使旅游和旅游业持续健康地发展，以造福后代，将是21世纪的人类面临的一个严峻的共同课题。

6．运作的综合性

现代旅游与为旅游提供全方位一体化服务的旅游业已发展成为需要众多产业部门、政府机构、全社会参与并具有特定经济、文化功能的市场综合体。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城市)都无法独立地发展国际或国内旅游业。因此，现代旅游业将是旅游者与旅游服务提供者之间构成的一个相互依赖和影响的统一体。由此决定，现代旅游业又具有高度开放性和交叉性特征。

先秦旅游活动绎释

现在人们论及先秦旅游史时，大多认为先秦的旅游活动只是这三方面的内容：天子巡游，商务旅行，政治旅行〔（1）〕。显而易见，这三项活动中，除天子的巡游的确具有双重目的外，其余两项却都是旅游目的之外的一般旅行。如果说后两项活动中有时也含有旅游因素的话，那么这因素只是其他功利目的的附属，如从美学角度来分析，即功利的目的远远大于审美的目的，因而也就不能说是独立的旅游。尽管在现代汉语中，“旅游”、“旅行”两词有时也可以大体通用，然而严格地说，二者却又大有区别。旅行所指的，是为了实现某一目的而在空间上从甲地到乙地的行进过程；而旅游所指的，却是以游览为主要目的所作的旅行。仅从“旅游”一词在汉语又称“观光”这一点（日语亦用“观光”二字），也可看出旅游与旅行的区别。“观光”一词的使用，正好突出了旅游自身所具有的特定目的。大概正是基于这一原因，所以在述及旅游史时，有的论述者才故意将二者合并在一起，以期用已知的旅行史料来填补旅游史料缺乏的空白；而于早期旅游活动，有时甚至无一史料可据，于是只好单提旅行不提旅游。那么我国先秦时期有没有旅游活动呢？答案不仅是有，而且还可以是异常丰富的。 2 现代旅游业，是一门极为年轻的产业，它的发达是近世才有的事；然而人类的旅游活动，却是一项历史悠久的活动，以致不回溯探索就难以有个真切的认识。应该承认，人类早在自己的童年时代就已经尝有了生活的欢乐，在社会的发展中，原始艺术和人类的审美趣味也同样得到了相应的发展；伴随着采集、渔猎范围的扩大，尤其是在迁徙、游牧和物质交换的旅途里，人们更从自然环境和人文圈的变化中享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欢乐；而对故土眷恋、对亲人的思念，又促成了人类早期的一种逆向的旅行，这旧忆的重温，又使人们的心灵感受到了一种和谐的安适。作为人类的一项实践活动，不附属于其他任何功利目的的旅游，也就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中华古国有着悠久的历史，留传至今的文献古籍不仅浩如烟海，且人们对其所做的研究也成果辉煌。但是，也不能不看到，在我们所做的研究中，对有关旅游的研究也实在太晚了一些，对旅游文学的研究更尤其滞后，以致在不少的相关论著中，我国早期的旅游文学几乎是一片空白，在大学的教材中也才出现了本文开头所说的那种误会。本文这里想做的“绎释”，便是以旅游活动为论题而对众多古代文献的一次再研究。前已说到，人们的旅行，其实是为了到达某一目的地所凭借的方式；而旅游，才是通过旅行来实现游览目的的实践。因此，动机和目的，便成了研究者识别旅游及用来对旅游进行类别分析的依据。如果我们也对我国早期的旅游实践作一个心理动机的分析，那么先秦时期的旅游活动大致可分如下几个类型：（1）巡游。巡游又可分为天子的巡狩和诸侯的巡行。“巡狩”亦可写作“巡守”，它是古代帝王的出游活动，是帝王离开国都到境内各诸侯领地进行巡视。如从表面来看，巡狩的确是一种冠冕堂皇的政治目的的旅行，孟子引述春秋时晏婴的传统解释是：“天子适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诸侯朝天子曰述职。述职者，述所职也。”〔（2）〕意思是天子到诸侯的国家去叫巡狩，巡狩就是巡视诸侯所守的疆土；另一方面，诸侯也可以去朝天子，诸侯去朝见天子叫述职，述职就是报告在他职责内的工作。作为汉章帝时讲解五经同异的成果，《白虎通义》后来总结的含意就更神圣：“王者所以巡狩何？巡者，循也，狩，牧也，为天下循行守牧民也。道德太平，恐远近不同此，幽隐自不所得，考礼义，正法度，同律历，计时月，皆为民也。”〔（3）〕如据《史记》所保存的远古传说，则黄帝、颛顼、虞舜等都曾有过多次的巡守。《史记》所记，其根据何处已无一一细考的必要，然司马迁自有所本，却是无庸置疑的。如舜的巡狩，今就可同时见于《尚书》：“岁二月，东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岳，如岱礼；八月，西巡狩，至于四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狩，至于北岳，如西礼。……五岁一巡狩。”〔（4）〕如据历史地理学者对《史记》等的诠释，黄帝足迹所至该是东到东海，西到崆峒，南到长江，北到今河北怀来的地方；颛顼所至，较黄帝为远，如应之以后世地名，则东至海中岛屿，南至交州，西至陇西，北至幽州；关于舜巡狩的记载，因为侧重于柴祭山川的活动，故所记足迹至处便是东南西北的四岳，如参照《史记·封禅书》的记载，自当还有五岳里的中岳。对古代君王巡游的记载，古代史料比比皆是，所记内容更延至夏商周各代，到了春秋战国，除天子巡狩之外，更加上了大量的诸侯在自己国内的巡行。巡狩的目的，或者当初确也出于政治方面的动机，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巡游活动中实际感受的丰富，巡狩所具有的旅游目的也就越来越突出。一次孟子与齐宣王的对话，就道出了其中的实质。离宫别馆是帝王用于休憩的园林。一次齐宣王在他的离宫里接见了孟子，并询问孟子是不是有道德的人也能享受到这种休息的欢乐。孟子在回答时强调了他一贯主张的与民同乐的思想，并讲述了春秋时齐景公跟晏子的一段故事〔（5）〕：齐景公对晏子说：“我想到转附和朝wǔ＠①这两座山上去玩玩，然后沿着海滨去到琅琊山，我该怎样做才能跟过去圣明君王的巡游一样呢？”晏子回答说：“这个问题问得好呀！过去天子的巡狩，没有不跟工作相结合的：春天要巡视耕种的情景，秋天要考察收获的情形。所以夏代民间的谚语这样说：‘若是我王不巡游，我的休息向谁求；若是我王不巡狩，我的补助哪会有。’然而现今的出巡可不这样了。国王一出动，筹粮运来，弄得饥者不得食、劳者不得息。上游玩够了下游玩，下游玩够了又去上游，没完没了的打猎，还吃吃喝喝地没个够。这种流连忘返、荒亡无度的行为，前代圣明君王可从来没有过。在这两种不同的巡游中，现在就看您选哪一种。”齐景公听了晏子的这个回答，非常高兴，于是出巡前先在国都里准备了不少东西，开拔到郊外一停下，便马上拿出东西来救济劳苦百姓，并还把主管音乐的官员叫来，让他谱写一支君臣同乐的乐曲。这个故事至今还保留在《晏子春秋》及《孟子》中。从这里不难看出，春秋时的晏子也好，战国时的孟子也好，都早已透过巡狩巡行的表象，看到了其中旅游的实质，而齐景公的旅游，也想披上一件与民同乐的外衣。所以说，古代君王的巡游，其实就是帝王所独有的一种大规模的旅游活动，只不过它是建立在饥者弗食、劳者弗息的基础上罢了。（2）游畋。“牧畋”的“畋”字，也可写作“田”，意思是打猎。游畋就是游猎，指的是不以物质利益为主要目的狩猎活动，因此也就跟一般的狩猎不同。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的《诗经》，里面就有不少诗作写进了畋猎的内容，即使仅就其中为历代研究者公认的畋猎篇什来说，《车攻》、《吉日》〔（6）〕所写的就是游畋的内容。《车攻》一诗开始写道：“我车既攻，我马既同，四牡庞庞，驾言徂东。田车既好，四牡孔阜，东有甫草，驾言行狩。……”接着写的便是射猎的欢乐情景和最后对此次狩猎的赞扬。据称是汉代毛公为本诗作的小序说：“宣王能内修政事，外攘夷狄，复文武之竟士。修车马，备器械，复会诸侯于东都，因田猎而选车徒焉。”〔（7）〕似乎本诗所写周宣王的游猎，也是治国为民的大事情；然而相传是文王儿子周公所作的《尚书·无逸》却说：“文王……自朝至于日中dié＠②，不遑暇食，用咸和万民；文王不敢盘于游畋。”〔（8）〕夸赞周文王从早晨直忙到太阳偏西都没有空吃早饭，所考虑处理的政务全都是关系到黎民百姓的大事情，自然也就不敢沉溺于游逸畋猎了。此篇《无逸》接下去的内容还说到，文王以后的继位者也以文王行为为准则，在游畋方面也不敢追求过分的享受。如从《无逸》的记载来看，连文王的游畋也是一种旅游打猎的活动，那么宣王游畋的真实内容也就勿须讳言了；更何况《车攻》全篇，的确也没有任何为民治国的政治内容，只因经学家们颂古心切，以致才作了过分的赞扬。有意义的是，举世闻名的石鼓，却从另一角度构成了旁证。石鼓是刻有籀文的十只鼓形石，每只上面均镌有四言诗一首，因其是在唐代才在岐山之南的陈仓发现的，故又称为岐阳石碣或陈仓石碣。因其所用字体介于秦篆和较秦更古的文字之间，有人疑是周宣王的史官史籀所书；又因诗的内容和字句跟表现周宣王畋猎的《车攻》、《吉日》相近或相似，故也曾被认为是描写周宣王畋猎的作品，因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又被称为宣王石鼓。可是经过近代学者更深入的研究，结果却跟前人看法不同，研究者大都认为这十只石鼓实际是秦刻石，所刻内容是春秋战国时秦国国君的活动。不过在具体的年代上，各家却又略有不同：郭沫若等定为秦襄公，震钧、罗振玉、马叙伦、童书业等定为秦文公，马衡等定为秦穆公，唐兰等定为秦献公。关于石鼓的年代，研究者们自然各有所据，我们这里不拟讨论，我们要谈的是它的内容。郭沫若之说，为其晚出的一种，自然也就融进了前人研究的成果。如依郭沫若的诠释和排列的次序，这十只石鼓中，第一石的内容为“称道qiān＠③源之美、游鱼之乐”，“叙其风物之美以起兴；二石、三石追叙“攻戎”与“凯旋”；四石“追叙作西zhì＠④”“以供游玩”；五石“叙作zhì＠④既成，将畋游以行乐”；六石“叙初出猎”；七石“叙猎之方盛”；八石“叙猎之将罢”；九石“叙猎罢而归”；十石“叙猎归献祭”〔（9）〕。由此看来，是qiān＠③源河水之美和游鱼之乐引出了襄公的畋游，那么其游畋的目的也就十分清楚了。因而也就可以说，我国现存最古老的石刻文字，其所记载的正是一次旅游行猎活动的内容。其他如震钧等人的文公说，尽管年代与郭说相异，然而其说对内容实质的分析，也与郭说没有多大不同。《史记·秦本记》有载：“三年，文公以兵七百人东猎。”〔（10）〕《史记·封禅书》也载：“作西zhì＠④……后十六年，秦文公东猎qiān＠③渭之间”〔（11）〕。如与石鼓猎碣对照，亦不难弄明文公畋游的目的。至于唐兰等人的献公说，考证者更明确地认为，石鼓文字当为献公修治道涂旅游渔猎之作〔（12）〕。古今研究者几乎一致认为，石鼓四言诗本是仿三百篇之作，它跟《车攻》、《吉日》内容主题乃至文字竟是如此相似，看来孔颖达疏诗时所说的“人君游畋或意在适乐”〔（13）〕也就更有根据了。关于古代君王的游畋，先秦典籍的记载实在不少。从《尚书·无逸》与《诗经·车攻》的比照中，从无数学者对石鼓文的考释中，我们都不难弄清古代君王游畋的目的，而这一结论的得出又正好帮助我们判断，古代君王的游畋正是旅游的一个类型。（3）观光。“观光”一词，源出《周易》。《周易》一书，原为我国古代占卜用书，意在通过以阴爻阳爻为基础的六条爻线的排列组合，来预卜人世的吉凶祸福。在《周易》总共的六十四卦里，有一卦称作“观”。该卦爻辞在解释卦中倒数第四条爻线时说，“六四，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象曰观国之光，尚宾也”〔（14）〕。如综合各种传统的疏释，即倒数第四线最接近倒数第五线，而此卦倒数第五线是阳爻，是地位最高的标志，所以此卦倒数第四线便意味着最接近最尊贵的位置，象征着居处在宫殿附近台观的人，对于国家礼仪最为熟悉，最有利在国家朝廷作为上宾〔（15）〕。由于观光活动在先秦时的发展，因而“观光”一词的涵意实在远比《周易》的解释丰富得多。通行的观光的含意，是指参观考察异国异地的礼乐文物或政教风俗，亦即是实现参观考察目的的旅游。如从现存史料来看，先秦时的观光便有观乐、观社、观腊，以及观祭祀等多方面的内容。观乐的乐，指的是音乐歌舞。《左传》、《史记·吴太伯世家》等都载有吴国公子季札在鲁国观乐的事。吴公子季札到鲁国去，曾提出了观赏音乐歌舞的请求，于是鲁国为他演唱了《诗经》中的十五国风，接着又演唱了二雅和三颂，最后还表演了一系列上古的舞蹈，以致让季札感动得如痴如醉，发出了“观止矣”的赞叹声，因而“观止”一词流传到后来便成了尽善尽美的代称。这就是一次有名的观乐〔（16）〕。观社的社，指的是社日的节日活动。《国语》和《左传》都载有鲁庄公到齐国观社的事情。记载说，鲁庄公打算去齐国参观社日的节日活动，曹刿极力设法劝阻，可是鲁庄公仍然不听，最后终于登程去了〔（17）〕。为什么鲁庄公执意要去齐国观社呢？《墨子》一书后来说得好，就像宋国有桑林、楚国有云梦一样，各国各地的景物风情各不相同，各国各地的节日活动也各具异采，齐国的社日活动就象宋国的桑林那样富于异乡情调，所以才吸引着男男女女一起前去游观。其实这道理在曹刿的话中也已有所透露，那就是齐国当时的社日活动早已超越了齐太公早年规定的内容，连齐国的统治者这时也要“观民于社”了。而《墨子》所说的“此男女相属而观也”〔（18）〕，更道出了观社活动的热闹和普及，可见观社活动在先秦时确已成了一种富于引力的旅游。仅从以上两例就足以看出，观乐、观社，以及观腊、观祭祀等等，实际就是古代旅游参观考察的活动，观光便是它们的总名称，所以发展到后来，人们才用“观光”一词来表达旅游的内容，乃至最后成了旅游的别称。（4）游娱。“游娱”也可写作“游虞”及“游逸”，并跟“游豫”或“游预”有着相通的内容。由于它们的含意较广，有时甚而可以包容全部的旅游活动，我们这里使用此词时，着重点在于游览的欢娱。前此所述的巡游和游畋，主要是古代君王的活动；观光范围广些，然而似乎也有一些局限；那么普通人是否也能享受到旅游的欢乐呢？这正是此节所要讨论的内容。《诗经》里有一首名叫《溱洧》的诗，解释《诗经》的韩婴学派说，在季春三月桃花开春水涨时，郑国便有一种到溱水、洧水去洗浴的风习〔（19）〕；如据《溱洧》原诗来看，所反映的这一风习实际是一种更为广泛的水边的游乐活动：“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⑤兮。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wū＠⑥且乐。’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20）〕这是《溱洧》一诗的第一章，正是溱洧水边美丽的风光，才吸引着人们前去游玩，从全诗两章都有的“洵wū＠⑥且乐”反映出的“地方实在大，人们喜洋洋”来看，从第二章“殷其盈兮”反映的“人山人海来游玩”来看，本诗所描写的正是郑国民间的春游。《论语》中曾写到了孔子让自己的学生谈志向和能力的事情。有一次，他的学生子路、冉有、公西华都陆续地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子路说，能治理好中等大小的国家；冉有说，可以使小国百姓人人富足；公西华谦虚地表示，愿在礼仪活动中作一个小小的司仪。当孔子转而问到曾皙时，曾皙却这样回答：“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于是孔子感慨地说道：“吾与点也！”〔（21〕这里，曾皙用委婉的办法把自己的志向和意愿化作对春游活动的描写；而孔子呢，却对曾皙的志愿极表赞同。这中间自然包含有孔子曾皙共同的志向，也许还包含有他们二人的社会理想，但是如从其表述方式来看，也不难看出当时春游在人们心中的位置。在《庄子》一书中，“游”更是一项极为引人注目的活动，有寓言的游，有现实的游，有思想的游，有行为的游。游的意义何在呢？《庄子》中有这样的段落：“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倏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故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不知鱼之乐，全矣。’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22）〕这里我们不拟研究庄子惠子辩论在认识论和逻辑学上的意义，而只想讨论其中“乐”的情绪是如何产生的。庄子得出“鱼乐”的根据，如从文字上来看，当是由“鱼游从容”推出的；而在实际上，却是庄子自己游于濠梁之上产生了乐的感情，再看水中从容的游鱼，自然连类无穷得出了“鱼乐”的结论。如进而联系到《庄子》首篇《逍遥游》的意旨（天地万物如能任其本性自然，即可获得无上的快乐，这就是逍遥），甚至还可以推究出庄子对旅游的审美意义的认识。从古代典籍中众多的出游活动来看，各种不同方式的游的活动的确已为多阶级多阶层的人们所认识所享有。只是因为各人自身条件有异，因而出游路途的长短和所用时间又各不相同。鉴于古代生产力的低下和交通条件的局限，鉴于古人作息时间也跟今人不同，如果用现代社会“旅游者”的定义去要求古代，显然不太合适。因而古代这种旅途远近和时间长短都不尽相同的游览活动，也理当属于旅游研究的范畴。（5）托志。托志是在山川景物的游览中，赋予山川以象征性寓意，以寄托自己的志向和情怀。在探究旅游活动的游娱类型时，我们曾说到孔子弟子曾皙表示自己志向的作法，虽然他也把自己的志向化作了对春游的描写，然而他所着重的是全部的游览活动；这里与曾皙的不同之处，在于托志所说的是游览之中赋予山川景物以人格的特征。著名山川的见称，在我国渊源甚早，《管子》有载，天下名山有五千二百七十之多〔（23）〕。山川之名，实系因人而得；如无人类的登临和欣赏，名又何来？如果暂先不谈人们对山川自然美的赞叹，除此之外，人们还曾对山川有过敬仰的心理，如从古代原始的民俗心理来分析，那便是对山川的崇拜，发展到后来，这崇拜又跟人对自然美的认识、跟人的品格美融汇成了一种新的审美观念。《论语》中孔子的总结是：“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24）〕意思是智慧的人乐于水，仁爱的人乐于山，由于智慧的人爱活动，仁爱的人爱恬静，所以智慧的人乐观，仁爱的人长寿。据经学家们的进一步解释，这是因为“知者乐运其才以治世，如水流而不知已”；“仁者乐如山之安固，自然不动而万物生焉”〔（25）〕。这一解释是否真是孔子所总结的前人思想，自然还可讨论；但是这种山水托志寄情的思想却深深地影响着人们，以致古人中也广泛流传着这方面的佳话，伯牙和钟子期的故事便是其中之一。古人登山临水的旅游活动确实不少，正是因为这种游览能给人带来欢乐，带来美的享受，所以早在《山海经》里就已有了“乐游之山”〔（26）〕和“游戏之山”〔（27）〕这类名称。今存《山海经》的成书年代学者意见多异，但是其中资料源自夏殷时代却是众所公认的，由此可见对山川的游览的确由来已久了。然而，从孔子时代（或更早一些）开始，山水人格化的思想便给山水的游览带来了新的内容。作为儒家思想的一部分，它不仅促进了古代旅游的发展，而且还影响到后世骚人墨客的意趣，并进一步构成了我国山水诗、山水画的美学基础。（6）泻忧。“泻忧”也可写作“泄忧”，就是通过旅游活动来排解自己心中的忧愁。《诗经·邶风》中有一首《泉水》，《诗经·卫风》中有一首《竹竿》，有研究者认为，这两首诗都是出自我国文学史中第一位名著于册的女诗人——许穆夫人——之手。许穆夫人原是卫国人，为卫国王室宣姜所生，长大后嫁给了许国的许穆公。据说在卫国被狄人攻破、卫懿公战死时，许穆夫人想回国探望，然而却被许国大夫追回，以致未能成行，故才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我思肥泉，兹之永叹；思须与漕，我心悠悠。驾言出游，以写（泻）我忧。”〔（28）〕“淇水＠⑦＠⑦，桧楫松舟。驾言出游，以写（泻）我忧。”〔（29）〕她思念故国的肥泉、淇水，思念故国的一切，但无法回去，因此才用驾舟出游的活动来排遣胸中的郁愁〔（30）〕。也有学者认为，《泉水》、《竹竿》并非许穆夫人所作，诗中泄忧的诗句“驾言出游，以写我忧”都是当时谣谚成语的运用〔（31）〕。如依此说，则谣谚存在的本身正好说明当时出游泄忧活动的流行。如细细考察《诗经》的各类作品，确实可以发现，用旅游活动来宣泄胸中忧愁的现象实在为数甚多。如《邶风·柏舟》一诗就写到：“泛彼柏舟，亦泛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隐忧。微我无酒，以敖以游。”这里的泛舟，这里的遨游，也是用来排解心中的忧愁。这种在生活中用遨游来摆脱苦恼的作法，到了战国时代更有所发展，以致《诗经》反映社会生活的这一艺术方法在《楚辞》中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当心怀耿介敢于直言的屈原遭到朝廷排挤时，他胸中郁结的忧思诉向何人！于是遨游——幻想的、现实的、四海的、楚地的——便不失为其解脱的办法之一了。屈原的一篇作品叫《远游》，一开始就是“悲时俗之迫è＠⑧兮，愿轻举而远游。”究其缘由，屈子自叙身世，“质菲薄而无因兮，焉托乘而上浮？遭沉浊而污秽兮，独郁结其谁语！夜耿耿而不寐兮，魂茕茕而至曙。”屈原的这一思想，不仅仅表现在《远游》一篇，其实其他多篇均有相同相似的抒发。《涉江》称“世溷浊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驰而不顾”；《离骚》称“欲远集而无所止兮，聊浮游以逍遥”；《湘君》、《湘夫人》也称“时不可兮再得，聊逍遥兮容与”，“时不可兮骤得，聊逍遥兮容与”〔（32）〕。从这众多的诗作里不难看出，正是世溷浊而莫余知兮，正是独郁结其谁语，才在心底激起了远游的愿望，才导致了聊浮游以逍遥。如果说在《庄子》中“逍遥”还含有世间万物自适之理的话，那么楚辞中的“逍遥”却实在是人的遨游。这种用遨游来摆脱尘世烦恼的作为，不仅见之于先秦，且还大大地影响于后世，汉魏六朝以来傲世之士的旅游活动，实际就是源自先秦时代泻忧目的的旅游。（7）伴随类型。先秦时的旅游活动，除了以上所列巡游、游畋、观光、游娱、托志、泻忧六种主要类型外，往往还伴随在其他多种非旅游性质的事务活动中。如诸侯对天子的朝聘、臣下对君主的朝觐、诸侯之间的会同、使者的出使、策土的游说、诸子的游学、个人出外谋业谋生、商贾的贸易往来、受迫害者的出亡、臣属对上司的随行、远方的军务政务劳务、故乡的重访、异地探亲寻友等，往往都或多或少地伴随有异国异地风情的观览、名山大川的登临。尽管这些活动本身并不是典型的旅游活动，但我们在探究古代旅游活动时，却不应把它们除外；加之这类活动在古代存在的数量极大，作为一个非典型的类别，也必须对它们进行研究。 3 虽然上文已将先秦的旅游活动分作了七个类型，但是并不是说先秦时期的旅游活动便都是单一类型的活动。由于人类环境的多样性，而时间因素的变化更是从未停歇，加之人们气质和需求的差异等等，因而旅游活动的形式就更加显得变化多样了。比如说，古代帝王的巡狩就常插入游猎的活动，而周穆王的游行四方又不同于前王的巡狩，所含游娱成分反倒更强。又如孔子的旅游思想，应该说主要是托志和游娱的融汇，而在实践上却难以跟游学分割。从历史典籍的记载来看，吴公子季札在鲁国观光，显然是由于出使的方便；可是鲁庄公的赴齐，怀抱的却只是观社的目的。看来，先秦时的旅游不仅存在着不同类型的单项活动，同时也大量存在着各种形式的综合类型。由于古代史学家地位的局限，也给古代典籍带来了局限，但是我们绝不能因此得出片面的结论，以为先秦的旅游活动仅仅属于帝王。这方面，除了《诗经》的大量内容可以作为佐证外，自当还有别的资料，如前面观光一节所提《墨子》书中的话，就很能说明问题。《墨子·明鬼下》在说到春秋时燕简公“将驰祖”时，接下便是说明性的原文：“燕之有祖，当齐之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云楚：此男女相属而观也。”楚国的云梦，是著名的泽薮，地域广大，森林茂密，河流湖泊交错，珍禽异兽出没其中，是个有名的游览渔猎的好地方；宋国是殷商后代之所在，宋之桑林更是商汤祈雨的遗址，那里保存着殷代的传统文化、音乐舞蹈和前代的风习，不仅饱具异乡情调，而且还能激起思古的幽情；齐国社日的民间节日活动，早已超过了先王齐太公规定的内容，这时连本国和邻国的统治者都被吸引得前往观看，也不难想像出其中热闹的情景；而燕国的祖泽，也具有同样艳丽的色彩，燕简公驱驰要去的，也就是这样的地方。所以这一切，才吸引着男男女女络绎不绝地前往〔（30）〕。表面看来，《墨子》这段原文不长，但是所含内容却极为丰富，如果我们能用与之相关的历史知识将其充实起来，那么先秦时旅游者熙来攘往的景象也就展现在我们眼前了。先秦时期旅游活动的大量出现，其原因绝不仅是人们已经有了旅游的要求，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社会的发展已为人们提供了物质的可能。作为游行交通的保证，有道路舟车的进步；住宿不仅有馆舍逆旅和帐幕，天子巡行还可在诸侯的宗庙和宫室住宿；作为食物，生吃和野炊当也可以，然而还更出现了便于携带的多种干粮。如从考古收获来看，我国先秦时足迹之所到，早已远远地超出了史籍记载的范围，如果没有必要的物质基础，这种游行是无法实现的。对于人类社会，摩尔根—恩格斯的社会发展学说将其进程分作三个时期——蒙昧、野蛮、文明。文明作为社会的进步状态，现今史学界大都把它用指氏族的解体而进入有国家组织的社会阶段。作为人类文明的标志，其构成因素自当有多种，其中文字、金属器的制造和使用尤显重要〔（34）〕。而我国先秦时期的旅游，于甲骨文金文之中，于青铜器上都有大量的反映。尽管先秦时旅游的欢乐还不是人人都能平等地享受到的，然而作为人类这一整体，我们却又不能不说，旅游同样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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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最早称武林水。

　　《汉书·地理志》：“钱唐，西部都尉治。武林山，武林水所出，东入海，行八百三十里。”后又有钱水、钱唐湖、明圣湖、金牛湖、石涵湖、上湖、潋滟湖、放生池、西子湖、高土湖、西陵湖、龙川、销金锅、美人湖、贤者湖、明月湖诸般名称，但是只有两个名称为历代普遍公认，并见诸于文献记载：一是因杭州古名钱塘，湖称钱塘湖，如白居易的《钱塘湖春行》；一是因湖在杭城之西，故名西湖。最早出现的“西湖”名称，是在白居易的《西湖晚归回望孤山寺赠诸客》和《杭州回舫》这两首诗中。北宋以后，名家诗文大都以西湖为名，钱塘湖之名逐渐鲜为人知。而苏轼的《乞开杭州西湖状》，则是官方文件中第一次使用“西湖”这个名称。

　　秦汉-唐代

　　2000多年前，西湖还是钱塘江的一部分，由于泥沙的淤积，在西湖南北两山——吴山和宝石山山麓逐渐形成沙嘴，此后两沙嘴逐渐靠拢，最终毗连在一起成为沙洲，在沙洲西侧形成了一个内湖，即为西湖，此时大约为秦汉时期。张岱《西湖梦寻》记载：“大石佛寺，考旧史，秦始皇东游入海，缆舟于此石上。”此处所言大石佛寺，即位于西湖北侧的宝石山下，目前尚有“秦始皇缆舟石”之景。

[2]

　　自从隋朝大业六年（610年）开凿江南运河，与北运河相接，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构成杭州的便捷交通，促进经济发展，杭州的旅游活动也开始兴起。

　　唐代，西湖面积约有108k㎡，比现在湖面面积大近一倍，湖的西部、南部都深至西山脚下，东北面延伸到武林门一带。香客可泛舟至山脚下再步行上山拜佛。由于当时未修水利，遇到大雨天气，湖水就四处泛滥，如果久旱不雨，西湖又干涸见底。

　　建中二年九月（781年），李泌调任杭州刺史。为了解决饮用淡水的问题，他创造性地采用引水入城的方法。即在人口稠密的钱塘门、涌金门一带开凿六井，采用"开阴窦"（即埋设瓦管、竹筒）的方法，将西湖水引入城内。六井现已大都湮没，仅相国井遗址在解放路井亭桥西。其余五井是：西井（原在相国井之西），方井（俗称四眼井），金牛井（原在西井西北），白龟井（原在龙翔桥西），小方井（俗称六眼井，原在钱塘门内，即今小车桥一带）。

　　长庆二年十月（822年），白居易任杭州刺史。在任期间，白氏兴修水利，拓建石涵，疏浚西湖，修筑堤坝水闸，增加湖水容量，解决了钱塘（杭州）至盐官（海宁）间农田的灌溉问题。人们往往误认为西湖上的白堤为唐代白居易所修，其实白居易主持修筑的堤坝，在钱塘门外的石涵桥附近，称为白公堤，并非现在的白堤。他在钱塘门外修堤，建石涵闸，把湖水贮蓄起来，还书写《钱塘湖闸记》刻于石碑，写明堤坝的功用，以及蓄放水和保护堤坝的方法。如今白公堤遗址早已漫漶无存，但是杭州人却将西湖上的白堤（当时称“白沙堤”）作为凭吊白居易的古迹。白居易不仅留下了惠及后世的水利工程，还创作了大量有关西湖的诗词。最为著名的作品有《钱塘湖春行》、《春题湖上》和《忆江南》。

　　五代-宋代

　　历史上对西湖影响最大的，是杭州发展史上极其显赫的吴越国和南宋时期。西湖的全面开发和基本定型正是在此两朝。

　　进入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907～960年），以杭州为都城，促进与沿海各地的交通，与日本、朝鲜等国通商贸易。同时，由于吴越国历代国王崇信佛教，在西湖周围兴建大量寺庙、宝塔、经幢和石窟，扩建灵隐寺，创建昭庆寺、净慈寺、理安寺、六通寺和韬光庵等，建造保俶塔、六和塔、雷峰塔和白塔，一时有佛国之称。灵隐寺、天竺等寺院和钱塘江观潮是当时的游览胜地。由于西湖的地质原因，淤泥堆积速度快，西湖疏浚成了日常维护工作，因此吴越国王钱镠于宝正二年（927年）置撩湖兵千人，芟草浚泉，确保了西湖水体的存在。

　　北宋后期，著名诗人苏轼对西湖治理做出了极大贡献。从五代至北宋后期，西湖长年不治，葑草湮塞占据了湖面的一半。元祐五年（1090），苏轼上《乞开杭州西湖状》于宋哲宗，断言：“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盖不可废也。”同年四月，动员20万民工疏浚西湖，并用挖出来的葑草和淤泥，堆筑起自南至北横贯湖面28公里的长堤，在堤上建六座石拱桥，自此西湖水面分东西两部，而南北两山始以沟通。后人为纪念他，将这条长堤称为“苏堤”。相传杭州名菜“东坡肉”，就是苏东坡犒赏疏浚民工的美食。与白居易一样，大诗人苏轼也在杭州留下了众多诗篇，其中最有名的有《饮湖上初晴后雨》、《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

　　1127年，南宋定都临安后，杭州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人口激增，经济繁荣，杭州进入了发展的鼎盛时期。南宋吴自牧在《梦粱录》中写道：“临安风俗，四时奢侈，赏玩殆无虚日。西有湖光可爱，东有江潮堪观，皆绝景也。”杭州的旅游者，每年除香客外，又增加了各国的使臣、商贾、僧侣，赴京赶考的学子，国内来杭贸易的商人。西湖的风景名胜开始广为人知。当时，西湖泛舟游览极为兴盛，据古籍记载，“湖中大小船只不下数百舫”，“皆精巧创造，雕栏画拱，行如平地。”南宋诗人林升在诗《题临安邸》对当时的盛况做了生动的描绘。另外，诗人杨万里也曾作诗《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盛赞西湖美景。

　　元代-清代

　　元代，西湖依然是歌舞升平的“销金锅”。据《元史》卷23记，在至大二年（1309年），“江浙杭州驿，半岁之间，使人过者千二百余，有桑兀、宝合丁等进狮、豹、鸦、鹘，留二十有七日，人畜食肉千三百余斤”。西域和西欧各国的商人、旅行家，来杭州游览的增多。最为闻名的有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他在游记中称赞杭州是“世界上最美丽华贵”的“天城”。元代后期，继南宋“西湖十景”，又有“钱塘十景”，游览范围比宋代有所扩大。元世祖至元期间，曾一度疏浚西湖，作放生池，部分湖面又逐渐葑积成桑田。但到了元朝后期，西湖疏于治理，富豪贵族沿湖围田，使西湖日渐荒芜，湖面大部分被淤为茭田荷荡。

　　直到明代宣德、正统年间（1426年～1449年），杭州开始恢复繁荣，地方官也才开始关注西湖。弘治十六年[一说：正德三年（1508年），知州杨孟瑛冲破来自豪富们的巨大阻力，在巡按御史车粱支持下，奏请疏浚西湖，由工部拨款。据明《西湖游览志》卷一载：“是年二月兴工，……为佣一百五十二日，为夫六百七十万，为直银二万三千六百零七两，拆毁田荡三千四百八十一亩……，自是西湖始复唐宋之旧”疏浚工程使苏堤以西至洪春桥、茅家埠一带尽为水面，疏浚挖出的葑泥，除加宽苏堤外，在里湖西部堆筑长堤，后人称杨公堤。

　　“湖中岛、岛中湖”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钱塘县令聂心汤在湖中的小瀛州放生池外自南而西堆筑环形长堤，形成“湖中岛、岛中湖”的独特景观。三十九年，杨万里继筑外埂，至四十八年而规制尽善。池外造小石塔三座，谓之三潭。

　　清代，因康熙、乾隆两皇帝多次南巡到杭州，促进西湖的整治和建设。康熙五次到杭州游览，并为南宋时形成的“西湖十景”题字，地方官为题字建亭立碑，使“双峰插云”、“平湖秋月”等未定点的景目，有了固定的观赏位置。雍正年间，还推出“西湖十八景”，使杭州的游览范围进一步拓展。乾隆六次到杭州游览，又为“西湖十景”题诗勒石；又题书“龙井八景”，使偏僻山区的龙井风景为游人注目。乾隆年间，杭州人翟灏、翟瀚兄弟合著《湖山便览》一书，记载西湖游览景点增加到1016处，为杭州最早的导游书籍。

　　明清两代，西湖又经历了几次疏浚，挖出的湖泥堆起了湖中的湖心亭、小瀛洲两个岛屿。

　　雍正年间，西湖面积尚有754k㎡，但葑滩20多公顷，经过大规模的疏浚后，面积广及现在的西山路以西至洪春桥、茅家埠、乌龟潭、赤山埠一带。雍正五年（1727年），浙江巡抚李卫用银四万二千七百四十二两，开浚西湖湖道，在金沙港、赤山埠、丁家山、茅家埠筑石堰各一座，用以蓄泄沙水入湖。嘉庆五年（1800年），浙江巡抚颜检奏浚西湖兴修水利，后由浙江巡抚阮元主持，用疏浚挖出的泥土堆筑土墩（即阮公墩）。至此，现代西湖的轮廓已经形成。同治三年（1864年），创立西湖浚湖局，委钱塘丁丙主事。

　　民国至20世纪末

　　自清末至民国时期，沪杭、杭甬、浙赣等铁路线以及杭州至上海、南京、宁波等地的公路相继建成，便利的交通条件促进了杭州旅游的发展。除传统的香客外，上海、南京等地游客以及欧美、日本等国的游客也日渐增多。《杭州市政府十周年纪念特刊》记载，民国19～25年（1930～1936年）外地人到访杭州累计为32,845人。

　　民国时期杭州旅游资源日益丰富，西湖景点和文物古迹不断增多。政府将孤山的清代行宫中的御花园辟为公园，民国16年，改称中山公园，公园左侧辟为浙江忠烈祠，祀浙军攻克金陵阵亡将士，还在西泠桥附近建徐锡麟、秋瑾等烈士墓。民国6年，修建了灵隐寺的大悲阁，数次翻修岳王庙、岳坟。民国12～20年间，修建黄龙洞。民国12～13年，修整倾废的钱王祠，并构筑园林。民国22年，修护已倾斜的保俶塔。

　　民国时期，杭州的公园建设始于湖滨公园。1912年浙江军政府拆除钱塘门至涌金门城墙和旗营城垣，沿湖筑湖滨路，离湖20米处设栏，广种花木，称湖滨公园。长约一里的湖滨公园共分为一至五公园。1930年春，杭州市政府在长生路之北至钱塘门头，用浚湖之泥填为平地，约21亩余，辟为六公园。1828～1933年，浙江省政府分别在第三公园码头、第二公园码头和第五公园码头建立“陈英士像”、“北伐阵亡将士纪念塔”和“八十八师淞沪战役阵亡将士纪念碑”。

　　1924年9月25日下午1时40分，雷峰塔塔基因长期遭盗挖，导致矗立近千年的古塔轰然倒塌，惊动社会舆论。鲁迅为此还特地撰文《论雷峰塔的倒掉》和《再论雷峰塔的倒掉》，对这一事件发表评论。雷峰塔的倒塌，也使得西湖十景之“雷峰夕照”不复存在。

　　1929年6月6日～10月20日，浙江省政府举办首届西湖博览会，参观人数总计达2千余万人次。西湖博览会会址设在断桥、孤山、岳王庙、北山等沿湖地区。博览会旨在提倡国货，奖励实业，前来参观的除有全国一千多个代表团外，还有美国、日本、英国、印尼等国的参观团，为民国时期杭州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盛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杭州为全国最早对外开放的旅游城市之一。杭州市政府对西湖山区实行封山育林，植树绿化，对西湖进行全面疏浚。在西湖风景区，开辟植物园、花圃，兴建花港观鱼、柳浪闻莺公园，改建玉泉观鱼、涌金公园，整修灵隐寺、净慈寺、岳庙、三潭印月、湖心亭等风景点，修筑环湖西路（西山路）、龙井路、九溪路。1959年杭州西湖共接待外国游客1,400余人，港澳同胞2,300余人，国内游客500余万人次。“文化大革命”后，来西湖旅游人数迅速增加，1978年接待外宾、港澳同胞共计53万人次，国内游客约有600万人次。

　　1983年5月，国务院明确杭州为“历史文化名城和全国重点风景旅游城市”。1984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指出：“把杭州建设成为我国东南部的旅游中心和国际上第一流的风景旅游城市”。此后，杭州政府修复灵隐寺、天竺寺、净慈寺、岳庙、大成殿和“西湖十景”碑亭等古迹，扩建虎跑等名胜，新建曲院风荷等公园，开辟“灵峰探梅”景点，在黄龙洞、阮公墩创办仿古游乐活动，还办起夜花园、音乐夜市等夜游活动。

　　1949年时，西湖污泥淤塞，湖水平均深度仅055米，蓄水量仅400余万㎥。湖底水草遍生，大型游船只能循航道行驶。1950年，国家把治理西湖列入国家投资计划。1951年，杭州市启动疏浚西湖工程，再次全面疏浚治理西湖，至1954年，工程已全部实行机械化操作。本次浚湖工程于1959年浚工，湖水深度平均达到1808米，最深处26米，西湖蓄水量增加到102719万㎥。挖出的淤泥填平昭庆寺、清波公园等环绕西湖的田荡、洼地18处。此后，由于湖床泥土冲刷和沉积物的积累，湖水深度又降为147米。1976年，国家拨专款200万元，开始第二次疏浚西湖。1980年后，湖水深度又上升为15米。除了疏浚工程，杭州市政府还对西湖湖墈进行了全面整修，完工后总长度达29,800米，为西湖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驳墈。结合驳墈还整修或新建湖滨公园、中山公园、岳坟、苏堤两侧等供游船停靠的大小埠头10余处。

　　西湖引水工程于1985年2月1日正式动工。引水工程从钱塘江闸口段新建取水泵一座，日取水能力为30万立方米，相当于西湖总贮量的三十三分之一。引水后，西湖水体透明度提高5～7厘米。环湖污水截流工程于1978年开始筹建，1981年建成，分南、西、北三线，埋设污水管道17多公里，建污水泵站10座。1984年，杭州日报社等五家单位发起新西湖十景评选活动，最后新十景确定为：云栖竹径、九溪烟树、虎跑梦泉、黄龙吐翠、满陇桂雨、玉皇飞云、龙井问茶、宝石流霞、吴山天风、阮墩环碧。由于兼具优美的自然风光和悠久的人文底蕴，杭州西湖在1982年被评选为首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并在1985年入选中国十大风景名胜。

　　2000年，时隔71年后，西湖博览会再度在西子湖畔举行。新西湖博览会于10月20日至11月10日举行，共接待国内外游客140万人次，旅游收入达112亿人民币，大大提高了杭州西湖在国内和国际的知名度。此后，西湖博览会确定为杭州一年一度的大型会议展览活动。

绪论

11 关于“中原”的界定中原民间神话作为一种独特的民俗事象，特别是中原文艺民俗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所蕴涵的文化价值不仅仅是“保留了一-份丰厚的遗产”，作为文学艺术的“母体”或称“源头文化”的神话，它所给人类的启迪是其他民俗事象所无法替代的，正因为此中原神话便成为世界文化宝库中的瑰宝。中原黄帝神话传说的研究将黄帝神话研究的范围缩小到中原地区，以具体的点出发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从而能更好的对黄帝文化作个平面阐述，使其更加具体和清晰。因此，“中原”概念的界定显得尤为重要，其关系到本文的出发点和研究对象的针对性。“中原”从其平面意思来解释，“中"即正中，跟四周的距离相等:“原”指广阔的平地。《诗小雅吉日》中有“瞻彼中原，其祁孔有”之句，其“中原”意为平坦之地的原野。《尔雅释地》日:“广平曰原。”《辞源》在解释作为地域名的“中原”时也说“狭义的中原，指今河南一带。广义的中原，指黄河中下游地区或整个黄河流域。”2由此可见，作为地域之名“中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很多学者认为广义的中原泛指我国中部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包括今河南全省及陕西、山西、河北、山东等省的一部分地区但是,对狭义的“中原”的界定，学术界一般都认为是今天的河南省，而不包括其他地区; 这是因为，中原作为河南的代称有其历史和地理的原因;《尚书禹贡》将当时的天下划分为九个区域，称“九州”，豫州因在九州之中，谓之“中州因其符合河南古代特征和地理位置，以及令人追忆的辉煌历史发展时期，故至今仍旧被人们用做河南的代称。

2黄帝的历史文献记载 21黄帝名号的考证

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所具有的号也有很多，古史上对其的称谓也各不相同，常见的有《史记》中所载“姓公孙，名轩辕”，钱穆在《黄帝》一书中云:“他的帝号，又叫皇帝，又叫黄精之君，又叫中央之帝。他的姓氏，因为居轩辕之丘’，称轩辕氏。”除此之外还有有熊氏、帝鸿氏、帝轩氏、缙云氏等。在诸多文献中清人梁玉绳针对黄帝的名号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也能对黄帝的名号作一个全面的概括，其在《汉书人表考》卷- -中言:

黄帝始见《易系》、《鲁语上》，轩辕始见《大戴礼记帝系》《五帝德》。三皇之三也(《书》序《释文》)。亦日黄帝氏(《左昭十七》)，亦曰帝轩(《后汉书张衡传》)，亦日黄轩(《后汉文苑边让传》、北齐刘书《新论审名》)，亦曰轩黄(晋陶潜《靖节集读山海经四>》、刘勰《文心雕龙史传赞》)，亦曰轩皇(《路史后纪五》注)，亦曰地皇(《三坟》)，亦曰黄神(《淮南览冥》。本书《叙传幽通赋》、《路史前纪三》注引《归藏》)，亦曰黄灵(《张衡传》)。名茶，亦曰轩，字玄律(《路史后纪五》。又注云:“茶，古舒字，或作余。《世本》、《淮南子》云:‘伯余作衣。轩辕是古帝，黄帝惟名轩也。”罗氏谓黄帝不名轩辕，《前纪七》辨之，然颇难信。古有轩辕氏，何妨黄帝亦号之。如神农号大庭而古别有大庭氏矣),亦日有熊氏(《白虎通号章》，《易系疏》引《世纪》，而《路史》注:“熊或作雄。”《史五帝纪正义》及《拾遗记》“黄帝乃有熊国君”、《路史》所谓“自有熊启胙”是也。又《白虎通号谥章》曰“黄自然”，余姚卢学士文召校本以自然为有熊之讹，甚确)，亦曰归藏氏(《周礼太仆》注、《易正义论》)，亦曰公孙(《五帝纪》、吴韦昭《鲁语》及《晋语四》注云:“黄帝，少典之裔子，则公孙者，公子之子，称公孙之谓也。史以为姓，恐非)，亦曰皇帝(《风俗通声音》)，亦曰黄精之君(《月令》注)，亦曰中央之帝(《淮南天文》注)。

其中最为常用就是黄帝，名号的产生和应用都有不同因素的影响，本文从三个方面对于黄帝名号起源进行探讨。

211 黄帝名号与黄帝居住地有关

晋代皇甫谧《帝王世纪》云:“黄帝有熊氏，少典之子，姬姓也。母日附宝，其先即炎帝，母家有蠕氏之女，世与少典氏婚，故《国语》兼称焉。 (黄帝)受国于有熊,居轩辕之丘,故因以为名,又以为号。黄帝名号的来源与其居住地有很大的关系。国学大师钱穆云:其余还有黄帝氏、帝轩、黄轩、轩黄、轩皇等名称;这些名字多半与他住的地方有关他是有熊君，有熊是后来的河南新郑县，县西北有轩辕丘，又有黄水，《水经注》说:“黄水出太山南黄泉，东南流迳华城西。至郑城东北与黄沟合，注于洧水。”黄帝的名称或者和黄水、黄沟有关。台湾考古学家张光远对于钱穆先生的猜测作了肯定:有熊，黄帝都邑，学者称其地在今河南省的新郑县西北，此处有黄水，出于有熊山之黄泉，黄帝是因居于黄水而得名。

212 黄帝名号与古人崇谷崇物有关

传说中的黄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一个伟他以前，人类虽然已经开始有很多的发明，但是到了他，似乎有一个时期的急剧发展。远古人类最初的生活只是为了适应自然，面临最大的难题就是生存问题，早期人类对于谷物瓜果等被人体吸收,使人类获得体力,并促进人类体格体质成长的这一现象感到神秘莫解,往往因此对成熟了的**谷物瓜果怀有某种特殊浓厚的迷信崇拜的理念或情感，对谷物的崇拜逐渐转化为对土地的崇拜，《拾遗记》“轩辕黄帝”条云:轩辕出自有熊之国。母日昊枢,以戊己之日生,故以土德称王也。时有黄星之祥。戊,为天干第五位,己为天干第六位，按古人意识，戍己日即五行中的土日;**成了具有某种象征意义的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希望所在,从其他色彩中突显出来变得格外尊贵。"根据许多古籍记载黄帝也属于“三皇五帝”之一,新石器时代母系氏族公社已经发展到部落阶段，其后父系氏族社会也出现了社会文明，氏族先民的一- 些图腾崇拜转变为祖先崇拜，口耳相传的传说保留了一些氏族公社或部落首领式的人物，这就是所谓的“三皇五帝”,“三皇”为远古时期皇王根本无据可靠，神话色彩比较浓，黄帝属“五帝”之一被后人作为人文始祖而崇拜。徐旭生认为:“固然因为古代人相沿着这样称呼他们，而最主要的，却是因为当日处在原始公社时代的末期，宗教势力很庞大，专名前面加一帝’字，很恰切地表明他们那半神半人的性质他们虽说‘神'气十足，而人格却并非子虚。必须兼这两种性质来看，才近真实。”，因此对于黄帝族首领的尊称黄帝是人们的愿望所归，其赋予了人们对理想生活的渴望与追求。

213黄帝名号与阴阳五行说有关，有些学者认为黄帝的名号与阴阳五行说有关，其包括五行、五德、五位、五色、五灵和五帝之说。阴阳五行说是中国人远古的历史观，渊源极早，到春秋战国时期经过邹衍的阐发，形成了一套基本完备的理论，到汉武帝时经董仲舒的综合更加深入人心;据《文选魏都赋》注引《七略》:“邹子有始终五德，从所不胜，土德后木德继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邹衍通过将土、木、金、火、水五要素与各季节的搭配，确立了春作为木、夏作为火、秋作为金、冬作为水的关系，并利用相生理论(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与相克理论(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形成了循环往复而相互转化发展的思想观。五帝的确认在考古界、学术界都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对于五帝系统的确认是研究这-- 历史时代最基本的出发点，根据许顺湛先生所著《五帝时代研究》一书中将古人对于五帝的确认分为了五种情况，其中最早记载也最有权威的说法是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黄帝居于首位。在《孔子家语》中通过孔子与季康子的对话也阐述了孔子在五行理论基础上将五帝与五行，五方相对应，并且阐述-一个观点即上古的五帝不仅仅是因为这五个人能配称为帝，而是因为德不能增多。五行为金、木、水、火、土。五德即为金德、木德、水德、火德、土德。五位为东、南、西、北、中五个方位。五色指青、赤、白、黑、黄五种颜色。五灵即青龙、白虎、朱雀、玄武、黄龙。在五德之中土德为首，黄帝在其中为土德，为**，为黄龙，居于中央之位。关于黄帝土德的原义，《史记索隐》有考，其说:“炎帝火，黄帝土代之，即黄龙地蟥见'是也。蟥，土精，大五六围，长十余丈。音引。”认为黄帝代炎帝立，炎帝为火德，黄帝乃有土瑞，奇异的黄龙地精出现，代表士德之瑞。《淮南子天文训》云:“中央土也，其帝黄帝，其佐后土，执绳而制四方，其神为镇星，其兽为黄龙，其音宫，其日戊己。根据上述黄帝与阴阳五行学说的关系可以作 -

214黄帝名号的含义

在司马迁所著《史记》第一卷《五帝本纪》中“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其将黄帝作为-一个具体存在的人物来看待，对他的生死，业绩，婚姻和子孙等方面进行的一一介绍。

“黄帝轩辕氏在位一百年地裂。帝陟。”《竹书纪年》

“黄帝在位百年而崩，年百一十八岁矣。或传以为仙，或言寿三百岁。”《帝王世记辑存》

黄帝“年百十有七，或云三百。宰予以问孔子，子曰:人得赖利百年，用其教百年，威其神百年，曰三百年也”。《路史疏仡纪黄帝上》

以上引用的文献记载也都是将黄帝看作是具体的人物，寿命只有百十岁，而其对后人的影响长达百年。陈建宪先生《神只与英雄_-中国古代神话的母题》云:“在原始社会，命名制度还处于萌芽时期，同一个名字，往往既指一个氏族的保护神(或图腾)，也是该氏族的族名，同时也是氏族首领的称号。‘黄帝’之名也是这样，他是当时华夏族团中一个氏族的族名，亦是该族的保护神与酋长的名字。

9黄帝名号不仅仅是代表个人，更是部族首领名或者族团的称号。

“黄帝传十世- -千五百二十年。或云十八代。”《命历序》

“黄帝一千五百二十年。”《纬书集成易纬稽览图》

“黄帝一日帝轩辕，传十世二千五百二十岁。”《纬书集成春秋命历序》

“黄帝居代总一百二十年,在位一“百五年子孙相承,凡一-千五百二十年。”《轩辕黄帝传》

由此可见，如果作为具体人物的黄帝的寿命达到百余年甚至上千年是不可能的，这里文献所记载的黄帝就应该是若干世黄帝集合的代名词，而记载下来的这些“世”的黄帝也是具有卓越贡献和政绩的氏族领袖人物。《纬书集成》的作者将黄帝作为一个朝代看待，经历了1520年与夏、商、周、秦并列，是一个时代的称号。黄帝传10世达1520年，说明黄帝族团作为当时的领导者有1520年，说明这个族团的世袭领袖黄帝中，有10世黄帝是有作为的，是值得后人称道的;黄帝族团作为当时多达1500余年的领导族团，我们将它居于领导地位的年代成为黄帝时代，应该是说得过去的;因此，黄帝也是黄帝时代的代名词。所以借用李耀宗先生的观点:黄帝是一个集合概念,是一群杰出始祖的指称或代称,也可能是作为“该始祖群象征”的某某特别杰出的代表人物,是作为其部落或部落联盟传诸后世的崇高象征。

新中国建设以来，我国旅游业的发展历程大体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的起始时间为新中国建国至改革开放前。当时主要是对那些来华的外宾所展开的。中国旅行和游览事业管理局与1964年正式成立。

新中国旅游业的发展的第二个时期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步入正轨和全面振兴的发展时期。1978年至80年代中期，及接待入境旅游为主的发展阶段。80年代至1997年，入境旅游和哪里有并行发展的阶段。1997年至今，入境旅游、国内旅游和出境旅游全面发展的阶段。

扩展资料：

旅游业，国际上称为旅游产业，是凭借旅游资源和设施，专门或者主要从事招徕、接待游客、为其提供交通、游览、住宿、餐饮、购物、文娱等六个环节的综合性行业。旅游业务要有三部分构成:旅游业、交通客运业和以饭店为代表的住宿业。他们是旅游业的三大支柱。

旅游业是以旅游资源为凭借、以旅游设施为条件，向旅游者提供旅行游览服务的行业。又称无烟工业、无形贸易。

狭义的旅游业，在中国主要指旅行社、旅游饭店、旅游车船公司以及专门从事旅游商品买卖的旅游商业等行业。广义的旅游业，除专门从事旅游业务的部门以外，还包括与旅游相关的各行各业。旅行游览活动作为一种新型的高级的社会消费形式，往往是把物质生活消费和文化生活消费有机地结合起来的。

「观光旅游」的历史

A西方旅游发展史

B中国旅游发展史

旅游,旅行 travel

Webster's New Collegiate Dictionary

the act of going from one place to anoth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