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省份，有着许多珍贵的文物和考古遗址。很多人会好奇，甘肃有没有帝王古墓呢事实上，甘肃确实有一些帝王古墓，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张骞墓。

　　张骞墓位于甘肃省武威市天祝藏族自治县，是西汉时期的名将张骞的陵墓。张骞是汉武帝派往西域开辟通商道路的使者，他辗转数年、历尽艰险，最终打通了经过沙漠和高山的丝绸之路，对于推动汉代经济文化的繁荣有着重要的贡献。他的陵墓墓葬极为豪华，出土了大量的文物，如金银首饰、玉器、青铜器、铁器等。

　　除了张骞墓外，甘肃还有其他一些帝王古墓。例如西周时期的贵族墓葬、东汉时期的敦煌王家墓等。这些古墓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记载和文化遗产，也为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和历史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总的来说，甘肃是一个充满历史文化遗产的省份，其中的帝王古墓更是珍贵无比。这些墓葬不仅体现了当时统治者的权势地位和文化艺术水平，也为我们了解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化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和思考方向。

1、锅庄舞，又称为“果卓”、“歌庄”、“卓”等，藏语意为圆圈歌舞，是藏族三大民间舞蹈之一。锅庄舞分布于西藏昌都、那曲，四川阿坝、甘孜，云南迪庆及青海、甘肃的藏族聚居区。2006年5月20日，锅庄舞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多地舞，甘肃省舟曲地方传统舞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多地舞据史料记载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舟曲县的羌、氐两族。多地舞形式多样，风格古朴，民族色彩浓郁。整个表演节奏鲜明，配以歌唱，曲调淳朴，动作洒脱，显现出独特的地域风格特征和浓厚的乡土气息。

3、巴当舞，甘肃省岷县传统舞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巴当舞古称“播鼗武”，源于古羌人的“祭山会”，是流行于甘肃省岷县中寨镇的一种祭山神的传统舞蹈。2011年5月23日，巴当舞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编号Ⅲ－108。

4、巴郎鼓舞，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藏语称“莎姆舞”、“莎目舞”、“沙目舞”，藏语意为在广场上表演的一种祈祷平安的舞蹈，是流行于甘肃省卓尼县藏巴哇乡和洮砚乡境内的一种古典锅庄舞，因其使用的击打方式颇似货郎用的拨郎鼓，故汉语称巴郎鼓舞。

5、永登硬狮子舞是甘肃省人民政府2011年公布的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单位是兰州市永登县，属于民间舞蹈类。

硬狮子舞与一般的舞狮不同，狮子头更大更重，狮子身躯内部为木条做成的硬架子，整个狮子身长约两米八，高约一米八。狮子由两个人共同舞动，引狮人和狮子在表演中都按照八卦图行走，硬狮子舞对表演者的体能和技艺有很高的要求，一般都是习武之人。

--甘肃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玉垒花灯戏是甘肃省的传统戏曲剧种之一。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最初在正月十五日演出，台前台后挂满花灯而得名。又因它最早出现在陇南市文县玉垒乡一带，又称为“玉垒花灯”。是来源于四川小秧歌剧，唱腔高亢、委婉、明朗，既有陇南民歌的特点，又有很重的川味。

2、裕固族民歌，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传统音乐，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裕固族民歌起源于魏晋时期，在16世纪到20世纪中期较为活跃，近代陷入低谷期。

裕固族民歌曲调朴素优美、节奏悠扬和谐，其内容丰富多彩、生动感人、个性鲜明、风格独特的特色，主要分为音乐和唱词两个部分，有“小曲”、“号子”、“小调”、“情歌”、“叙事”、“筵席曲”等形式。

3、甘南藏族民歌，是指形成和流传于甘肃省甘南藏族地区的民歌形式。甘南民歌感情充沛，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曲调一般无变化，原生态的藏族民歌无音乐伴奏。

藏族民歌的歌词既有旧传又有新编，常常以旧调填新词来演唱，歌词内容神化色彩甚浓。2008年，甘南藏族民歌入选中国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

4、秦腔，别称“梆子腔”，中国汉族最古老的戏剧之一，起于西周，成熟于秦。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古时陕西、甘肃一带属秦国，所以称之为“秦腔”。2006年5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5、兰州鼓子，又名兰州鼓子词、兰州曲子，简称鼓子，是流行于兰州地区的一种民间曲艺形式，中国曲艺的古老曲种之一。现兰州鼓子已经呈现后继乏人的趋势，急需采取有效措加以扶持和保护。2006年5月20日，兰州鼓子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编号为Ⅴ－24。

2014年，甘肃省的锁阳城遗址、悬泉置遗址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1、锁阳城遗址：

锁阳城遗址位于瓜州县锁阳城镇，亦称“瓜州古城”、“苦峪城”，是集古城址、古墓葬、古垦区等为一体的古文化遗存地，这里的古代军事防御系统和烽燧信息传递系统是我国保存最为完好的典型范本。

2014年6月22日在卡塔尔多哈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锁阳城遗址作为中国、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联合申遗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中的一处遗址点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悬泉置遗址：

悬泉置遗址，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甘肃省敦煌市。因出土的汉简上书“悬泉置”三字而定名。酒泉地区文物普查队于1987年首次发现了该遗址。1990年至1992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进行发掘，发掘面积3000多平方米，出土15000余枚汉简和17650件各类实物。

2014年6月22日，悬泉置遗址作为中国、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联合申遗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中的一处遗址点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扩展资料：

锁阳城遗址周边的古代农业灌溉系统，是国内保存完好的汉唐水利遗迹。这一古代农田灌溉系统在锁阳城遗址方圆20公里的范围内分布，且被完好保存着。

锁阳城一带的古代农业灌溉系统主要包括疏浚工程、拦水坝、干渠等，其灌溉的水源地是疏勒河上游的水系。从航拍照片的痕迹看，疏勒河水系其中一条古河道流经锁阳城东侧。而且，疏勒河在汉、魏晋、隋唐、西夏时期都是这一代州郡及其县乡的主要灌溉水源。

据“唐朝断碑”和《沙州都督府图经》的记载以及现存地面遗迹和考古勘探的情况看，大约在汉晋时期，锁阳城一带便开始了农业生产，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这一水利灌溉系统。

—锁阳城遗址

—悬泉置遗址

甘肃文化·灿烂的甘肃远古文化·甘肃的马家窑、齐家、常山下层文化

在由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发展阶段，受全国性的仰韶文化的影响，甘肃地区形成了一些独具特色的地方原始文化，这就是马家窑类型文化，常山下层文化和齐家文化。

(1) 马家窑类型文化

①马家窑文化的分布。马家窑文化一般是指分布在甘肃、青海、宁夏地区的马家窑类型、半山类型和马厂类型的文化遗存。马家窑文化遗存主要分布在渭水、泾水的上游和西汉水以及白龙江流域。兰州附近黄河沿岸西至青海贵德盆地，以及湟水、大夏河、洮河、庄浪河、祖厉河、宁夏的清水河流域，河西走廊的武威、永昌、古浪、景泰、酒泉、玉门等地都有马家窑文化遗存。1949年以来，经过科学发掘的甘肃马家窑类型遗址有东乡县林泉，广河县地巴坪，临洮县马家窑，兰州市花寨子、东岗、白道河坪，永登县蒋家坪，景泰县张家台，酒泉下河清，天水罗家沟等二十四处，发现各类房屋五十多座，墓葬一千六百多座，储藏东西的窑穴和制陶窑址一百余座，各种遗物五至六万件(见张学正等《马家窑、半山、马厂类型的分期和互相关系》)。

②马家窑类型与仰韶晚期文化的异同。马家窑类型陶器与仰韶晚期的陶器有许多相似之处。它们最明显的共性是陶器组合基本相同，其中最具有特征的是小口尖底瓶和平底瓶，它们的陶质、制法和色泽基本上一样，表面装饰也相似。但二者之间又有自身的特点，形成差异。仰韶晚期陶器很少有内彩，陶器腹下部近底处一般不施彩绘;马家窑的陶器常施以内彩，陶器遍体饰满花纹。彩陶上的花纹风格不同，仰韶晚期绘有变形蛙纹、双层三角纹等，特别重于写意鸟纹;而马家窑类型则绘有四脚齐全的蛙纹、波浪纹等，鸟纹则趋于图案画。仰韶晚期的彩绘既疏朗活泼，也繁富多变;而马家窑彩绘却繁富规整，笔画粗细也较均匀。在陶器造型上，仰韶晚期仍有小口尖底瓶、平唇尖底瓶等，而马家窑类型不见小口尖底瓶，而是侈口，器身较粗短，豆形器、束腰带耳罐等是马家窑类型独特的陶器。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仰韶晚期类型和马家窑类型有许多相似的共性，也有各自的特征。就地层早晚和碳测年代看，马家窑类型晚于仰韶晚期类型;就二者彩陶比例来看，仰韶晚期彩陶逐渐减少，有日趋衰落之势，而马家窑类型的彩陶却渐趋兴盛。据统计，仰韶晚期彩陶仅占百分之二至百分之三，而马家窑类型一般占百分之十八，多的可达百分之三十，甚至百分之五十(参看甘肃省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专业连城发掘队《从马家窑类型驳瓦西里也夫“中国文化西来说”》)，比例十分悬殊。从彩陶制作由少到多，由简到繁的规律看，两者各有自身的发展规律，不是直接之继承关系，而是相互影响的关系，也就是说，马家窑类型是受仰韶晚期文化强烈影响的一支地方性原始文化遗存。

③马家窑文化的社会性质。马家窑类型文化遗存，在地层断代上晚于半坡、庙底沟及甘肃东部仰韶时期类型。在它们的遗址及墓葬还没有直接反映母系氏族繁荣阶段的材料。马家窑类型遗址保存有小型的方形、圆形房屋，集中的制陶窑址，公共氏族墓地，仰式直肢葬，殉葬品基本相同，这些情况基本反映了马家窑类型文化还保持着母系氏族血缘纽带的联系，母系氏族下，对偶婚家庭的需要。而对偶婚是形成后来一夫一妻制婚姻的重要过渡阶段。马家窑类型中出土的陶祖反映着母系氏族中对男性崇拜的萌芽，母系制的胚胎中孕育了父系制，但父系制要取代母系制则需要生产力的相当发展，需要男性在生产中占据主要和支配地位。总之，马家窑类型文化的社会性质是处于母系氏族社会晚期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最后建立父系氏族社会的阶段。

(2) 齐家文化的渊源——常山下层文化

①齐家文化的发现。齐家文化是黄河上游广泛分布的一种古文化遗存，因1924年首先在甘肃省广河县齐家坪发现而得名。齐家文化对于研究西北地区原始社会历史有重要学术价值。解放后，进行了大量考古和发掘工作，发现齐家文化遗址约三百五十处(见方群《甘肃地区齐家文化及青铜时代诸文化的发现与研究》)。

齐家文化分布范围较广泛，东起渭河上游，西至湟水流域，南达白龙江流域，北至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右旗附近，横跨今甘肃、青海、宁夏、内蒙四省区。甘肃是齐家文化的发现地和重要分布地区。比较重要的齐家文化遗址，有甘肃东部渭河流域和西汉水上游的天水、武山、甘谷、陇西、秦安和礼县等地;中部黄河及其支流洮河、大夏河流域的东乡、永清、临夏、兰州、榆中、临洮、广河等地;西部湟水和庄浪河流域及河西走廊的武威等地。经过发掘的重要遗址有秦安寺咀坪，永靖大河庄、秦魏家，武威皇娘娘台等遗址。齐家文化晚于马家窑文化而早于辛店文化。

②常山下层文化。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泾渭考古工作队在陇东镇原县常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出土的“常山下层文化”遗物既与陕西的“客省庄二期”类型有相似之处，又不简单类似齐家文化，而是与齐家文化关系密切、自具特征的一种原始文化遗存。经测定，其年代比大河庄齐家文化和客省庄二期文化分别早七八百年。这一发现对区别典型的齐家文化和非齐家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常山下层文化具有代表性的陶器分为泥质和夹砂两种，泥质略多于夹砂，以橙**为主，红褐色次之，砖红色和灰色较少，用泥条盘筑法制成，绳纹多，“素面”和附加堆纹较常见。由于彩纹所用颜色粗糙而且调和浓度大，所以纹理大多 在器表上，这种彩陶风格与常见的彩陶有很大差异。“常山下层文化”陶器与大地湾晚期陶器有许多类似之处，“常山下层文化”代表性器物如瓮，为侈口、广圆肩、鼓腹、小平底，与大地湾仰韶晚期的壶形器很相似(郎树德等《试论大地湾仰韶晚期遗存》)。在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属于“常山下层文化”的遗址中，发现了白灰面房址，这就证明了大地湾仰韶晚期文化遗存和常山下层文化有继承关系。

根据以上资料的分析，“常山下层文化”是直接由甘肃东部仰韶晚期文化发展而来，它们之间的继承关系是甘肃东部地区新石器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从而形成了甘肃东部原始文化的发展序列：大地湾一期——甘肃东部仰韶早期(半坡类型)——甘肃东部仰韶中期(庙底沟类型)——甘肃东部仰韶晚期(西王村类型)——“常山下层文化”——齐家文化的继承发展关系。在这个甘肃东部原始文化的发展序列中，常山下层文化与齐家文化之间的关系，正如研究者认为“齐家文化来源于甘肃镇原新发现的‘常山文化类型’”(胡盈谦《试论齐家文化的不同类型及其源流》)，即是由“常山下层文化”发展为齐家文化，或者说“常山下层文化”是齐家文化的早期遗存或渊源。

(3) 齐家文化及其社会性质

齐家文化氏族过着较固定的以农业为主、兼有较发达的畜牧业的经济生活。他们在长期劳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生产技能和经验，生产力较前有了重大的发展，突出的成就表现在以铜制工具为显著标志的冶铜业的出现和提高。

农业是齐家文化社会的重要经济部门，生产工具以石制为主，骨制次之。常见的有石斧、石镰、石刀、骨铲等。早期的工具，器类比较简单，制作粗糙，晚期的工具种类增加，制作较精致，反映了生产力的发展。在齐家文化的遗址中发现了粟的残迹，说明当时人们以粟作为主要的粮食。还普遍发现有猪、羊、狗、牛、马、驴等骨骼，其中猪骨为多，反映了饲养业的发达。冶铜是齐家文化一项很突出的成就，齐家文化继承了马家窑文化中的冶铜技术，而且有了更大的进步，在齐家文化遗址中普遍发现了铜器，而且铜器种类也较多，有刀、斧、铜镜等。铜器的制作方法有锻造和铸造两种，冶铸技术较前有了发展。制陶业也是当时较重要的手工业部门，各地齐家文化中出土了大量陶器，其中有一部分是彩陶，早期陶器是手制的，晚期则多为轮制，反映了技术的进步。齐家文化陶器种类由少到多，造型优美，独具风格，反映了原始手工业的进步。齐家文化的房屋也有自己的特点，房屋建筑最显著的改进是房内居住面和墙壁下部多抹有一层白灰，通常称为“白灰面住室”。白灰面平整光滑、坚固，又有隔湿防潮的作用，是改善居住条件方面的一个重要创造。房屋的形制多是方形或长形的半地穴式建筑，中间有圆形地灶，一方有突出的出入口即房门。

经济生活的显著进步，社会生产分工的进一步加强，必然要推动社会结构方面的进步，这种进步表现在葬俗上。齐家文化氏族保持着自己的氏族公共墓地。墓的形制以土坑竖穴墓为主，葬具有长方形木棺或独木棺以殓放尸体，独木棺是齐家文化中较特殊的葬具。葬式分为单人葬与合葬两种，单人葬以仰身直肢葬为主，还有俯身葬、侧身葬、二次葬和瓮棺葬等。常见的合葬墓有成年男女二人合葬、成年与儿童合葬、多人合葬等。在成年男女二人合葬墓中，在男女的葬式上有一个很显著的特点，即男性为仰身直肢，女性或左或右为侧身屈肢面向男子，显出女性屈从和依附于男性的状态。齐家文化墓葬中已出现了殉葬陶器的多寡不等，这无疑反映了齐家文化氏族中已出现了家族贫富分化，私有财产的发展，财产分配、占有的严重不公现象。这种经济变化，为进入文明时代奠定了基础。

随着人口的增长，随着父权制大家族对私有财产占有欲的进一步扩张，势必与当时的氏族组织发生尖锐的矛盾，各个氏族、胞族也会在私有财产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矛盾。为了协调和解决这些矛盾，合力防御和攻击外侮，社会组织就由氏族、部落为单位发展为部落联盟，也就是氏族社会向着政治社会发展。在齐家文化秦魏家墓葬中发现的骨架中，存在着有身无头、身首分离和四肢不全的现象，这些死者同其他死者在葬仪待遇上是一样的，不仅被埋在氏族公共墓地中，而且也有同样的随葬品。这些均表明他们可能是当时部落战争中的战士，为部落利益而战，牺牲后受到氏族亲属的保护与尊重，将其生前的用品按氏族成员个人占有的权利，一起与死者殉葬。这充分证明齐家文化的社会性质即齐家文化发展到晚期阶段已进入军事部落联盟时期。

1 最重要的是大地湾遗址，大地湾遗址是我国西北地区最重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

2大地湾遗址，位于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东北45千米处的五营乡邵店村东侧，座落在葫芦河支流清水河南岸的二、三级阶地和相接的缓坡山地上，总面积270万平方米，是年代较早，规模较大最具中国建筑风格的“宫殿式建筑”，布局规整，平衡对称，由主室、东西两侧室和后室、门前附属物构成，总面积420平方米，并在墙壁、门、灶台的设计布局上还增加了防火保护层 。该遗址出土出土陶，石、玉、骨、角、蚌器等文物近万件，发掘房址241座。大地湾遗址的人类活动历史可由8000年前推前至6万年前。该遗址对探索中华文明的线索和原生面貌，揭示陇右与天水古代文化的考古编年和文化序列，都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

3大地湾遗存包含6个文化层。第1—3文化层形成于60000—20000年前，地层中仅发现石英砸击技术产品，如石英石片、碎片等；第4文化层形成于20000—13000年前，细石器技术产品和大地湾一期陶片开始出现，但在遗物总体数量上处于从属地位；第5文化层形成于13000—7000年前，以细石器和大地湾一期陶片为主；第6文化层形成于7000—5000年前，主要文化遗物为半坡和仰韶晚期陶片。

4大地湾遗址发掘房址241座，大部分属于深穴窝棚式建筑，灶址104个、灰坑和窑穴321个、窑址35个、墓葬70座、壕沟9条。编号F901的地面，是“混凝土”地面。编号F901的建筑是宫殿式建筑。编号为F411房址上发现绘画。编号F901原始地面下层混合层中的材料是中国较早的人造轻骨料。编号F405、F901用草泥包裹的附墙壁柱遗迹是中国较早的消防实例。出土的条形盘、铲形抄、簸箕形器等是中国较早的度量衡 。陶器口沿上多绘有红色宽彩带，是中国最原始的彩绘图案，陶器形状有圆底钵、三足钵、三足罐、圈足碗、小口瓶、尖底瓶、口足鼎、平底釜、条形盘、深腹罐等。大量早期彩陶制品以绘有变体鱼纹和鸟纹相结合的花纹为主。陶器上发现10多种刻划符号，有类似水波纹状的；有类似植物生长的，还有以直线和曲经相交的形纹等。出土的人头型器口彩陶瓶是中国较早的雕塑。大地湾遗址一期灰坑中，采集到已碳化的禾本科的黍和十字花科的油菜籽。大地湾遗址编号为H398的灰坑中，发现一堆炭化的粮食标本，鉴定为黍（俗称糜子），但黍粒均小于现代种 。

5大地湾遗址的研究显示，古人依次经历了原始狩猎采集、发达狩猎采集大地湾遗址、大地湾一期原始农业和仰韶早晚期成熟的农业四个经济发展阶段，为研究中国西北地区原始建筑、艺术、农业起源、文字和宗教等提供了详实的资料。大地湾遗址的彩陶对研究中国绘画的起源和原始社会的绘画艺术有重要学术价值，陶器上发现的刻划符号为中国的文字起源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和线索 。

破城子遗址位于今甘肃省瓜州县城东南约25公里处，因处于常乐村西，也叫常乐城。

破城子属于汉唐时期的古城，西临榆林河冲积扇，东距锁阳城遗址25公里，南距榆林窟30公里。破城子在两汉时期为广至县治，属敦煌郡，但是对于破城子的唐朝时期，学者们意见不一。部分学者根据相关古籍考证破城子为唐常乐县治所，但逻辑并不完善，比如成书于唐朝中后期的《元和郡县图志》中明确记载唐常乐县位于瓜州西一百一十五唐里（约61公里），唐朝的瓜州即今锁阳城遗址，破城子距离锁阳城仅有约25公里，因此目前很多学者考证唐常乐县治应为瓜州县西侧的六工城遗址（距离锁阳城直线距离约46公里，但古代距离并非以直线计算），而破城子古城应为唐朝早中期的悬泉堡。安史之乱后悬泉堡与瓜州同时期陷于吐蕃，到了归义军时期在此置悬泉镇，归义军投降西夏后城被弃用，迄今为止，已荒废近千年。

经考古发掘，在破城子遗址中发现了汉唐两朝的文化层，其中上层为唐代文化层，层厚约76cm，发现有陶片、开元通宝等文物；下层为汉代文化层，层厚约1米，也发现有水波纹灰陶片、褐陶片和烧骨等。在两个文化层中间，则有厚达数十厘米的淤土层，应为洪水冲积所致。

瓜州境内遗存的古城较多，破城子也是保存较为完整的一座。古城整体呈长方形，南北长约250米，东西宽约145米，北墙设一门，筑有瓮城。东西两墙筑有多个马面，东北角墩外又筑有一个瓮城大小的小城。在古城北门之外约25处，另外还有一座建筑物遗存，面积约1200平米，根据形制和面积推断，推断为一座庙宇的遗迹，与锁阳城的形制相似，但规模要小得多。

破城子城垣全部为夯土版筑，墙基宽约6米，顶宽约3米，大部分均保存完好，城墙夯土层清晰，层厚约12-14cm。北墙之外则由于上世纪六十年代过度取土，使北墙外的地势整体低于城墙内部，同时也导致了北墙部分墙基遭到严重破坏。

可能是因为这里并没有发生太多有影响的历史事件，破城子古城在史料中记载较少，并没有太多故事可讲。但是在东汉末期，这里出过一位著名的清官名叫盖勋，《后汉书》中曾专门为其作传。

盖勋（生卒年不详），字元固，敦煌郡广至县人，出身官宦世家，主要活动于东汉灵帝时期。

盖勋年轻以孝廉步入仕途，后为汉阳郡（今甘肃甘谷县东）长史。当时武威郡太守依仗着朝廷中有人撑腰，而在武威当地恣意妄为。凉州从事苏正和准备向朝廷弹劾此人，而凉州刺史梁鹄害怕得罪朝中权贵，便欲将苏正和治罪，并就此事征求盖勋的意见。盖勋与苏正和有仇，有人就劝盖勋可以借机报仇，盖勋却说：“不可。谋事杀良非忠也；乘人之危非仁也。”盖勋劝说凉州刺史梁鹄：“喂养鹰鸢就是为了捕猎，因为捕猎而杀害鹰鸢，那以后用什么捕猎？”梁鹄听从他的意见，并没有对苏正和治罪。苏正和得知盖勋为其解围大感意外，特意拜访盖勋，想表示感谢。而盖勋却闭门不见，派人传话说：“我是为梁使君谋划，不是为你！”

盖勋后来被任命为京兆尹，虽然不在朝中，但是盖勋很受汉灵帝的亲近和信任，每当国家遇到重大事情时，汉灵帝常常下诏征询盖勋的意见。

汉灵帝驾崩后，董卓入主洛阳，后来董卓废汉少帝，杀何太后，权倾一时，朝臣常常见之色变。但盖勋不畏强权，写信给董卓说：“从前伊尹、霍光权以功立，结局却令人寒心。你不过是个微贱之辈，可想而知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恭贺你的人们虽在门外，但是悼念你的人们已经在你坟前了，难道你不该谨言慎行吗！” 董卓看罢，心中恼火又无可奈何，对盖勋非常忌惮。

董卓考虑到盖勋和左将军皇甫嵩在三辅地区掌控兵权，实在是心腹大患，于是借机征召盖勋为议郎、皇甫嵩为城门校尉。皇甫嵩在扶风郡有精兵三万人，盖勋暗中联络皇甫嵩，意图联合讨伐董卓，而皇甫嵩因畏惧董卓而拒绝，盖勋无奈，因为兵少不能起事，只好跟从皇甫嵩一同前往洛阳。当时公卿以下官员，见到董卓无不跪拜在地，而盖勋初次见到董卓，仅仅是双手作揖而已，在场的人无不大惊失色。

可惜的是，盖勋虽然刚正不阿，不畏强权，但其终究权小势微，又被董卓所忌恨，在朝廷始终不得志，后因脊背发疮而亡，终年五十一岁，遗令不许家人接受任何来自董卓的馈赠，而董卓为表其宽容，上表朝廷赠其东园葬器，陪葬于汉惠帝安陵。

主要

参考资料：

1、《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十 陇右道下

2、《后汉书》 卷五十八 虞傅盖臧列传第四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