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官修书，也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丛书。据文津阁藏本，该书共收录古籍3503种、79337卷。"四库"之名，源于初唐，初唐官方藏书分为经史子集四个书库，号称"四部库书"，或"四库之书"。经史子集四分法是古代图书分类的主要方法，它基本上囊括了古代所有图书，故称"全书"。 清代乾隆初年，学者周水年提出"儒藏说"，主张把儒家著作集中在一起，供人借阅。此说得到社会的广泛响应，这是编纂《四库全书》的社会基础。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十一月，安徽学政朱筠提出《永乐大典》的辑佚问题，得到乾隆皇帝的认可，接着便诏令将所辑佚书与"各省所采及武英殿所有官刻诸书"，汇编在一起，名曰《四库全书》。这样，由《永乐大典》的辑佚便引出了编纂《四库全书》的浩大工程，成为编纂《四库全书》的直接原因。《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共分四步：第一步是征集图书。征书工作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开始，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结束，历时七年之久。为了表彰进书者，清廷还制定了奖书、题咏、记名等奖励办法："奖书"即凡进书500种以上者，赐《古今图书集成》一部；进书100种以上者，赐《佩文韵府》一部。"题咏"，即凡进书百种以上者，择一精醇之本，由乾隆皇帝题咏简端，以示恩宠。"记名"即在提要中注明采进者或藏书家姓名。在地方政府的大力协助和藏书家的积极响应下，征书工作进展顺利，共征集图书12237种，其中江苏进书4808种，居各省之首；浙江进书4600种，排名第二。私人藏书家马裕、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等也进书不少。第二步是整理图书。《四库全书》的底本有四个来源：一是内府藏书，二是清廷官修书，三是从各地征集的图书，四是从《水乐大典》中辑出的佚书。四库馆臣对以上各书提出应抄、应刻、应存的具体意见。应抄之书是认为合格的著作，可以抄入《四库全书》。应刻之书是认为最好的著作，这些著作不仅抄入《四库全书》，而且还应另行刻印，以广流传。应存之书是认为不合格的著作，不能抄入《四库全书》，而在《四库全书总目》中仅存其名，列入存目，这类著作共有6793种、93551卷，比收入《四库全书》的著作多出将近一倍。对于应抄、应刻的著作，要比较同书异本的差异，选择较好的本子作为底本。一种图书一旦定为四库底本，还要进行一系列加工，飞签、眉批就是加工的产物。飞签也叫夹签，是分校官改正错字、书写初审意见的纸条。这种纸条往往贴于卷内，送呈纂修官复审。纂修官认可者，可用朱笔径改原文，否则不作改动。然后送呈总纂官三审，总纂官经过分析之后，可以不同意纂修官的复审意见，而采用分校官的初审意见。三审之后，送呈御览。第三步是抄写底本。抄写人员初由保举而来，后来，发现这种方法有行贿、受贿等弊病，又改为考查的办法，具体做法是：在需要增加抄写人员时，先出告示，应征者报名后，令当场写字数行，品其字迹端正与否，择优录取。考查法虽比保举法优越，但也有不便之处，因此最后又改为从乡试落第生徒中挑选，择其试卷字迹匀净者予以录用。这样，先后选拔了3826人担任抄写工作，保证了抄写《四库全书》的需要。为了保证进度，还规定了抄写定额：每人每天抄写1000字，每年抄写33万字，5年限抄180万字。五年期满，抄写200万字者，列为一等；抄写165万字者，列为二等。按照等级，分别授予州同、州判、县丞、主簿等四项官职。发现字体不工整者，记过一次，罚多写10000字。由于措施得力，赏罚分明，所以《四库全书》的抄写工作进展顺利，每天都有600人从事抄写工作，至少可抄60余万字。第四步是校订。这是最后一道关键性工序。为了保证校订工作的顺利进行，四库全书馆制定了《功过处分条例》，其中规定：所错之字如系原本讹误者，免其记过；如原本无讹，确系誊录致误者，每错一字记过一次；如能查出原本错误，签请改正者，每一处记功一次。各册之后，一律开列校订人员衔名，以明其责。一书经分校，复校两关之后，再经总裁抽阅，最后装潢进呈。分校、复校、总裁等各司其职，对于保证《四库全书》的质量确实起了重要作用。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二月，第一部《四库全书》终于抄写完毕并装潢进呈。接着又用了将近三年的时间，抄完第二、三、四部，分贮文渊阁、文溯阁、文源阁、文津阁珍藏，这就是所谓"北四阁"。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七月到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又抄了三部，分贮江南文宗阁，文汇阁和文澜阁珍藏，这就是所谓"南三阁"。每部《四库全书》装订为36300册，6752函。七阁之书都钤有玺印，如文渊阁藏本册首钤"文渊阁宝"朱文方印，卷尾钤"乾隆御览之宝"朱文方印。

《四库全书》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按照内容分类，包括4部44类66属。经部包括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五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等10个大类，其中礼类又分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总义、通礼、杂礼书6属，小学类又分训诂、字书、韵书3属；史部包括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杂史类、别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钞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等15个大类，其中诏令奏议类又分诏令、奏议2属，传记类又分圣贤、名人、总录、杂录、别录5属，地理类又分宫殿疏、总志、都会郡县、河渠、边防、山川、古迹、杂记、游记、外记10属，职官类又分官制、官箴2属，政书类又分通制、典礼、邦计、军政、法令、考工6属，目录类又分经籍、金石2属；子部包括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类书类、小说家类、释家类、道家类等14大类，其中天文算法类又分推步、算书2属，术数类又分数学、占侯、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杂技术7属，艺术类又分书画、琴谱、篆刻、杂技4属，谱录类又分器物、食谱、草木鸟兽虫鱼3属，杂家类又分杂学、杂考、杂说、杂品、杂纂、杂编6属，小说家类又分杂事、异闻、琐语3属；集部包括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等5个大类，其中词曲类又分词集、词选、词话、词谱词韵、南北曲5属。除了章回小说、戏剧著作之外，以上门类基本上包括了社会上流布的各种图书。就著者而言，包括妇女，僧人、道家、宦官、军人、帝王、外国人等在内的各类人物的著作。

当然，《四库全书》的内容也有不足：第一，重视儒家著作，把儒家著作放在突出的位置。把儒家经典放在四部之首，把一般儒家著作放在子部之首。第二，轻视科技著作。认为西方现代科学技术，是"异端之尤"，可以"节取其技能，禁传其学术"。除了农家、医家和天文算法类收录少数科技著作之外，一般科技著作是不收录的。第三，不收戏剧著作和章回小说。第四，图书正文或有删节或挖改。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也就是寓禁于征的过程，也就是大兴文字狱的过程。据统计，在长达10余年的修书过程中，禁毁图书3100多种、15万部以上。在收入《四库全书》的图书中，也有不少删节或挖改。 在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还编了《四库全书荟要》、《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四库全书考证》、《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等。这几种书可以看作编纂《四库全书》的副产品。《四库全书荟要》是《四库全书》的精华，收书473种、19931卷。开本大小和装帧形式与《四库全书》相同。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共抄两部：一部放在宫中御花园的摛藻堂，一部放在圆明园东墙外长春园内的味腴书屋。《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是《四库全书》收录书和存目书的总目录。该目录前有"凡例"，经史子集四部之首冠以总序，大类之前又有小序，每书之下都有著者介绍、内容提要、版本源流等考证文字。由于这些考证文字出于纪昀、戴震、姚鼎、邵晋涵等著名学者之手，因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二十卷是《四库全书总目》的简编本，它不列存目书，只列《四库全书》收录的图书，每种书的提要也写得比较简单。《四库全书考证》一百卷是四库馆臣对应抄，应刻各书校勘字句的记录汇编，该书对于校订古籍有较高的参考价值。《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是用木活字印成的。它包括《四库全书》中138种"应刻"之书。该丛书在刻印4种之后，主持人金简通过比较，认为木活字花钱少，实用价值高，改为木活字印刷出版。金简把木活字印刷过程写成《钦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一书，并收入《四库全书》，它是古代印刷史上的重要文献，已被译成德文、英文等流布世界。

《四库全书》编纂成功的原因何在？第一，安定的社会环境。修书期间，正当康乾盛世，天下无事，没有战争的干扰。四库馆臣坐在书案之前，一坐就是10年，没有后顾之忧。第二，最高统治者的重视。《四库全书》从酝酿到修成，乾隆弘历始终参预其事，并由他精心策划。从征书、选择底本，到抄书、校书，乾隆弘历都一一过问，亲自安排。第三，雄厚的资金来源。《四库全书》卷帙浩繁，所需经费难以数计，清廷一概包揽下来。第四，严密的组织系统。四库全书馆的最高职务是总裁和副总裁，多由郡王，大学士以及六部尚书、侍郎兼任，负责总理馆内一切事务，下设纂修处，缮书处和监造处。纂修处负责校理勘定全部书籍，并兼任缮书处缮写书籍的分校工作；缮书处负责全书的缮写及校勘事宜；监造处负责武英殿刊刻、印刷、装订、整理书籍事宜。四库馆臣总计360人，因故革职、身死除名、调用它任者，不在此数。第五，破格录用人材。四库全书馆堪称人才之宝库，集中了大量优秀人才，其中不少人是破格录用的，如邵晋涵、余集、周永年、戴震、杨昌霖等人，人馆前不仅不是翰林，而且戴震、杨昌霖等连进士都不是，仅是举人。人才云集，为编纂《四库全书》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从《四库全书》修成至今已有200余年。《四库全书》的流传情况如何呢？七部之中，文源阁本、文宗阁本和文汇阁本已荡然无存，只有文渊阁本、文津阁本、文溯阁本和文澜阁本传世至今。文渊阁本今藏台湾省，文津阁本今藏北京图书馆，文溯阁本今藏甘肃省图书馆。文澜阁本在战火中多所残阙，后来递经补抄，基本补齐，今藏浙江省图书馆。 如何评价《四库全书》？虽然《四库全书》在编纂过程中，有删削、挖改内容等过错，但就整体而言，应当是功大于过。首先，它保存了大量古籍，是古代文化的一次总结。

《四库全书》的编纂，对于弘扬民族文化，对于传播古代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200多年来，递经战乱，如果没有集众书于一身的《四库全书》，古籍将会大量散失，从而造成无可弥补的损失。其次，在古籍整理的方法上，尤其是在辑佚、校勘、目录学、汇刻丛书等方面给后人留下许多有益的启示：在辑佚方面，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佚书并收入《四库全书》者共有385种，不仅使不少亡佚已久的古籍珍本重见天日，而且为后代的辑佚工作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例；在校勘方面，四库馆臣网罗众本、慎选底本等做法，为后代的校勘工作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在目录学方面，《四库全书总目》的学术价值是古代任何官私书目无与伦比的，其编纂方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汇刻丛书方面，清人以《四库全书》为榜样，掀起了编刻丛书的热潮。近年《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和《续修四库全书》的出版，正是弘扬民族文化、继承和发扬《四库全书》的优良传统而结出的丰硕之果。

总而言之，《四库全书》是18世纪70到80年代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的一项特大型文化工程，在人类文化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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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书店

[英国]格·格林/著　邹海仑/译

作者简介

格雷厄姆·格林（1904～1991），英国作家、剧作家、文学评论家。他曾在牛津大学历史系学习，当过记者，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做过军情六处的官员，战后他创作了很多间谍小说，探讨了当今世界充满矛盾的政治和道德问题。重要作品有小说《布莱顿硬糖》《权利和荣耀》《问题的核心》《沉静的美国人》等。除了长篇小说，格林也著有旅行记、剧本、论文集、回忆录、传记与短篇小说多种。

我不知道弗洛伊德会对这怎么解释，反正有三十多年时间，我最幸福的梦都是关于旧书店的：一些我从前根本不认识的书店或者我正在光顾的熟悉的老书店。其实那些熟悉的书店肯定已经不存在了，我很不情愿地得出这个结论。在巴黎，离火车北站不远的一个地方，对于那里一条上山的长街尽头的一家书店，我有着非常生动鲜明的记忆。那是一家有着许多高高书架、门进很深的书店（我得用梯子才能够到那些书架的上头）。至少有两次我搜寻遍了它的每一个书架（我想我在那儿买到了阿波利奈尔的《法尼·西尔》的译本），但是在二战结束之后，我去那里寻找那家书店的努力却是归于徒然。当然，那家书店可能已经消失了，甚至那条街道本身也不在那儿了。此外在伦敦有一家书店，非常频繁地出现在我的梦中：我能够非常清楚地记得它的门面，但是却记不得它内部的情况了。它就坐落在你来尤斯顿路的路上，在夏洛特街后面的那个地区。我从来没有走进去过，但是我肯定如今那儿再也没有这么一家书店了。我总是带着一种幸福和期待感从这样的梦中醒来。

在我生活的各个不同时期，我一直坚持写关于我的梦的日记，在我今年（一九七二年）的日记里，在前七个月的日记里就包括有六个关于旧书店的梦。相当奇怪的是，第一次。它们都不是快乐的梦；也许这是因为我的一个亲爱伙伴在一九七一年底去世了吧，我曾经和此人一起去淘书，在二战刚刚结束之后，我和此人一起，开始去搜罗维多利亚时期的侦探小说。同样在今年的一些梦中，出现过一本我打算送给我的朋友约翰·苏特罗作圣诞礼物的有关铁路的旧书（他曾经在牛津创建了铁路俱乐部），当我从书架上把它抽出来的时候，书皮却已经掉了一半：甚至那些旧的红色纳尔逊七便士丛书（那么没道理地受到乔治·奥威尔的中伤，尽管它的初版太昂贵了，但我仍然很喜欢拥有它）结果都是不同版本的。在所有这些梦中，似乎没有什么好到值得一买的书。

我的朋友戴维·洛是一个书商，他的收藏品曾经使我的思想天马行空、放荡无羁，不止是通过一些梦，而是通过长达五十年的淘书中的无数小小探险和在其中结下的友谊。（在十七岁上我就变成了查林克罗斯路上的一个漫游者，唉，现在我很少叨扰那里了。）

旧书商们在我以往认识的各种人物中是属于那种最友好又最古怪的人。如果我没有成为一个作家，那么他们的行当一定会成为我最喜欢选择的行当。在他们那儿有书籍发霉的气味儿，在那儿有寻宝探宝的感觉。由于这个缘故，我宁愿到码放得最混乱的书店，在那种地方，地形学和天文学的书籍混放在一起，神学和地质学的书籍混放在一起，一堆堆没有分类的书籍乱堆在楼梯间里，正对着一个标着“旅游图书”的房间，而在这个房间里可能包括一些我所喜欢的柯南道尔的侦探小说、《失去的世界》或者《克罗斯科的悲剧》。我害怕走进马格斯书店或者夸里奇书店，因为我知道在那种地方不可能作出什么个人的发现，在那儿书商不会犯任何错误。从戴维·洛的收藏中我意识到我害怕去威廉四世大街的巴恩斯书店是多么错误，但是现在来补救我的这个错误未免为时太晚了。

一个人要想真正进入这个充满机会和冒险的魔幻世界，就必须既是收藏家又是书商。我本来宁愿做一个书商的，但是由于二战我失去了机会。在德国人大规模空袭伦敦期间，我碰巧和戴维·洛（我已经和他很熟了）和小科尔是隶属于同一个哨所的临时防空员，小科尔在那些日子是一个书“贩子”。我和科尔的第一次侦察任务是去搜寻一个伞投炸弹，有人说它挂在布鲁姆斯伯里一个广场的树上。我们根本没有找到它，就给自己放了假。科尔领着我去看了一趟他的房间：我记得破旧的书籍堆得到处都是，甚至床底下都堆着书，我们俩一致同意，如果有一天我们俩都能在战争中幸免于难，我们就一起经营旧书。后来我离开伦敦到西非干别的工作，我们失去了联系。我已经失去了成为旧书商的惟一一次机会。

要成为收藏家相对比较容易。你收藏什么并不重要，只要你有入门的钥匙。收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寻求的乐趣，是你遇见的那些人物，是你结交的朋友。我还是个十几岁的少年的时候，就初次尝到了购买收藏南极探险作品的滋味，我对北极不感兴趣。那些书籍都已经不在了。那些书现在会有一些价值，但是谁会在乎呢？在战前，我收集查理二世复辟时期的文学作品，因为我当时正在写一部罗切斯特传记，这本书直到三十多年以后才得以出版。那些书并不是最早的版本（我当时买不起）；那些书也已经不在了：其中有些书是在德国人对伦敦大轰炸的时候遗失的，也有一些是在我离开英国的时候很遗憾地放弃的。

现在我依然在收藏维多利亚时期的侦探小说：在四十年代的弗伊尔斯书店，我曾经一次花半克郎找到多少书呀！虽然约翰·卡特在十年后推出了著名的斯科里布纳目录，它到处造就了无数收藏家。

对于收藏家来说，毫无疑问，比起那种寻找的兴奋，比起有时这种寻找把你带到的那些神奇陌生的地方来说，收藏品本身价值的重要性倒变得次要了。就在最近，我和我的兄弟休（他收藏的侦探小说的范围包括从维多利亚时期到一九一四年，所以我们经常结伴淘书）曾经在倾盆大雨中穿过坐落在一片废弃地区中的令人忧郁的利茨街周围，那地方简直就是格里尔森绝望的记录片的一部分。我们寻找着一家书店，它曾被收入一本很可靠的指南。但是随着我们在那些废弃的工厂之间身上变得越来越湿淋淋的，我们对那本指南的信任也变得越来越少了。然而，当我们终于到达那家肯定曾经存在过的书店时，那里一扇挪了窝儿的门上挂着一个招牌“书店”，其中“书”字的前三个字母都不见了，所有的窗户都破碎了，地板上神秘地乱扔着一些孩子的靴子和鞋，还有一些好鞋。难道这是什么小孩黑手党的聚会地点吗？好像是在那类地方，发现了一些新酒吧和过去从来没有尝过的啤酒，倒也是对淘书者的某种奖赏。

这和皮卡迪利大街上那家年代久远的书店完全是不同的世界，那家书店有古籍旧书部，我最近还到那里去消磨过时间，如果偶然问起他们是否有威尔弗里德·斯科恩·布伦特的什么著作，他们就会问“他写什么，先生？小说吗？”

我想戴维·洛对于这些昂贵的书店太宽厚仁慈了，但是我想，一个人如果干这行，他就不得不对那种头戴大礼帽身穿燕尾服、衣着讲究的坏蛋作出友好的姿态。我避开那些新开的大学书店，那儿都是红砖和玻璃，塞满了二手的学术书籍，那些书即使在它们初次问世的时候就很沉闷无聊。唉，至于狄龙**的书店，它躲过了扔在商店街周围的所有炸弹幸存下来，但是它今天也没有昔日的那种魅力了。有时候，戴维·洛在讲礼貌上做得过分了：对于那位邦珀斯书店的大名鼎鼎的威尔逊先生来说，“精”是一个褒义的形容词，我倒是宁愿说他“滑”。

不，比起查林克罗斯路来，伦敦西区现在再也不是我的魂牵梦萦之地了，但是感谢上帝！塞西尔短街依然保持着塞西尔短街的样子，即便是戴维·洛已经搬到牛津郡去了。

在一个开心的日子里，我从戴维那里买到一份奇怪的十八世纪的手稿，封面由白色皮纸制成，上面有一个手写的标题《赫尔顿尼亚纳》。它花了我五个畿尼，在三十年代这是很大的一笔钱，但是在经过一些研究之后，我靠着在《旁观者》杂志上写的一篇文章，把这个书价挣回来了。文章谈到这样一个希奇古怪的故事，一连串残酷的骗局使一个名叫赫尔顿的不得人心的商人大受其苦，很显然这个故事是他的敌人写的。我拥有这份手稿，一直到一封有趣的来信“插入进来”，信中谈到手稿里提到的一些十八世纪的伦敦商店名，信是由安布罗斯·希尔爵士写的。这使我很高兴，靠这种方法，在《赫尔顿尼亚纳》上面我除了付出了一点劳动之外什么钱也没花。

也许我最看重的是淘到了《复活节前一周的任务》，由沃尔特·柯卡姆·布朗特翻译，一六八七年出版，配有七张霍拉版画，封面是同时代压印的红色摩洛哥羊皮。它被献给英格兰女王。“英格兰的女王、王后们又称圣了，”布朗特写道，“结果无限伟大，于是人们发现通往天堂之路就是效忠宫廷之路。”他在一年后就不会写这些话了，因为荷兰的威廉来到了。他将不得不在国外出版这本书，或者根本没有出版家的印刷，没有在坐落于海霍尔本羊羔街的马修·特纳书局公开出版。这本漂亮的书让我在克拉彭公地的盖洛普先生的书店里花了半个克朗，我在那儿买我的安东尼·伍德作品。盖洛普先生的书店是二战的牺牲品之一，它在同一天里和两百码以外的我的房子一样“上天了”。

但愿戴维·洛在书中包括一个被炸弹和建筑师们毁掉的已亡书店名单。例如原坐落于威斯特本园林的那家消失了的我喜欢的旧书店，还有坐落在金克罗斯车站对面三角地的消失了的小书店，在那里我曾经买到《探险记》和《夏洛克·福尔摩斯回忆录》的首版本，花的是在那个时候看来过分的价格五英镑。那是淘书的令人难过的一面，与新书店的开张相比，更多得多的书店消失了。甚至布莱顿也不是它当年的样子了。

注释查林克罗斯路：伦敦市中心的一条路，此处集中了伦敦的旧书店。

罗切斯特：即罗切斯特二世伯爵（1647～1680），本名约翰·威尔莫特，英国著名诗人，查理二世的朋友。

格里尔森（1898～1972）：英国记录片运动的创始人。

威·斯·布伦特（1840～1922）：英国诗人，著有诗集《海神情歌》《我的日记》。

畿尼：英国旧金币单位，折算为21先令。

荷兰的威廉：即大不列颠的威廉三世（1650～1702）。

安·伍德（1632～1695）：英国古物收藏家、学者，著有《牛津大学历史及其人物》《牛津学苑》等。

liuxue86com 2012年11月30日 10时讯 英国剑桥大学（University of Cambridge）为英国主要汉学研究重镇（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剑桥大学、以及牛津大学）之一。剑桥大学卓越的研究机构、丰富的典藏资源、以及优秀的汉学研究学者，为英国的汉学研究注入了新生命，也充份展现了剑桥大学汉学研究的历史及优良的学术传统。剑桥大学主要汉学相关书籍，分别收藏于以下机构：剑桥大学图书馆中文部（Chinese Collec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Library）、东方研究院图书馆（Faculty Library, Faculty of Asian and Middle Eastern Studies）、及同位于剑桥的李约瑟研究所（Needham Research Institute）等等图书馆。本文将重点介绍剑桥大学图书馆中文部主要珍贵的收藏。  

剑桥大学图书馆为世界知名大型图书馆之一，而其中的剑桥大学图书馆中文部所收藏的汉学文物，不仅为世界上少有的珍藏，数量上也同样非常惊人。剑桥大学图书馆中文部所收藏的珍贵文物，包含了为数丰富的十三世纪甲骨文、各类善本珍籍、手抄本、手稿、绘图、拓本及其它重要文物。

剑桥大学图书馆中文部所收藏的第一本中文书籍，为白金汉公爵（Duke of Buckingham）于1632年赠与中文部的藏书。之后，剑桥大学图书馆中文部更获得剑桥大学首任汉学教授威妥玛（Thomas Wade, 1818-1895）所慷慨捐赠的4,304本珍贵中文书籍。这些中文书籍，为威妥玛教授于中国担任英国驻华全权公使等等职务时的四十年间，陆续获得的私人收藏。这些书籍主要为历史、法律、外交类书籍，同时也包含了许多宝贵的善本珍籍，如十七世纪《明实录》手稿（Veritable Records of the Ming Dynasty）、十五世纪的《异域图志》（Illustrated Chronicle of Strange Lands）等等。

二次大战后，剑桥大学图书馆中文部的中文藏书为洛克哈特爵士（Sir J H Stewart Lockhart）、阿拉巴斯德先生（Ernest Alabaster）、汉学教授莫尔（Arthur Christopher Moule）、汉学教授哈隆（Gustav Haloun）所拥有的私人收藏捐赠及采购。1952年获得由金璋先生（L C Hopkins）捐赠生前收藏的约八百多片甲骨文。因这些甲骨文皆承载了三千多年的悠久历史，目前为剑桥大学图书馆内最古老的典藏文物。  

此外，剑桥大学图书馆中文部的珍贵收藏还包含清德宗于1908年赠与伦敦中国协会（the China Society of London）的《钦定古今图书集成》（Imperial Encyclopaedia）。《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是现存规模最大也最完整保存的类书（注1），由清康熙年间即开始编撰，至雍正四年编成，并开始排印。《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收录了清初以前历代典籍，总数约有一万五千多卷经史子集，除文字记述外，也包含了大量的附图及图表，图文并茂，实为汉学家查询古代文献重要的依据。《钦定古今图书集成》依分类及主题编目，主要结构包含三个层次：「汇编、典、部」。其中，「汇编」分成六大类，包含历象汇编（记天文、历法等）、方舆汇编（记地理等）、明伦汇编（记百官、家族等）、博物汇编（记动植物、农业、医学等）、理学汇编（记经学、文学等）、经济汇编（记教育、经济、律法等）。汇编以下，还分类成32「典」，以及6117「部」。由于分类清楚详细，《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可视为查询汉典古籍文献的百科全书，不仅为汉典古籍集大成之作品，也成为汉学学者经常使用的查询工具，为一优良的索引工具书。

而近年剑桥大学图书馆中文部也持续从国际其它机构得到的许多慷慨赠书，例如于1986年，大陆捐赠4,468册中文书籍。1988年，台湾故宫博物院捐赠了重要古籍-《景印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Imperial Compendium of Literature）共五百册。《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为撷取《四库全书》中菁华所编汇而成。由于《四库全书》为清乾隆三十八年开始修编，但高宗已届高龄，唯恐生前无法目睹《四库全书》的完成，故下令将《四库全书》中菁华部份（约全书的七分之一）编汇成《四库全书荟要》。《四库全书荟要》共有手抄本两部，一部已于英法联军时被烧毁，另一部置放于摛藻堂供高宗阅读，后由故宫博物院典藏，为现存海内外唯一孤本。由于《四库全书荟要》收录菁华全书的部份，除了较《四库全书》更加简约菁粹外，也因其本质为「专供御览，毋须钻营于不利清廷之思想着作之芟减汰除，更能保存原书内容之真实性」（注2），至今仍为汉学学者研究古籍的重要参考依据，拥有极高的历史及学术意义。 

综合以上，剑桥大学的中文馆藏涵盖领域相当多元，而其中该校图书馆中文部收藏了数量相当可观的善本珍籍及宝贵文物，提供了英国汉学研究学者相当重要的参考资源。除此之外，该校近几十年来也陆续出版了许多的重要汉学着作，为国际汉学研究相当重要的参考依据，强化了国际汉学研究的深度。

注1：根据郑恒雄所述，「类书相当于今日的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是颇具特色的一种工具书」。

注2：请参考徐小燕，〈学问的渊薮〉，第5页。

资料来源：Cambridge University Library, 'A Journey Around the World Mind',　 http://wwwlibcamacuk/About/journeypdf

Cambridge University Library, Introduction to the Chinese Collections, http://wwwlibcamacuk/deptserv/chinese/introhtml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The Chinese Collections, http://wwwlibcamacuk/deptserv/chinese/catalogueshtml

郑恒雄，〈钦定古今集成资料库新献〉, http://wwwgooglecouk/urlsa=t&rct=j&q=&source=web&cd=8&cad=rja&ved=0CGgQFjAH&url=http%3A%2F%2F19219213178%2Fbook%2Fbookdoc&ei=ylqdUPLKE-ei0QWe-4GoBQ&usg=AFQjCNEcMZEn-Q9hGKUm_pHDOU9MUpFAFA

徐小燕，〈学问的渊薮〉, http://wwwlibscuedutw/pub/s19/19-1pdf

世界书局，〈四库全书荟要〉, http://wwwworldbookcomtw/web/SelfPageSetupcommand=display&pageID=11333&_fcmID=FG0000002786000004_0_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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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著名的大型古籍是《永乐大典》。大礼编于明朝永乐年间，初名《文献大成》。该书目录60卷，正文22877卷。它被打包成11095卷，约37亿字。这是一本中国百科全书。

是收藏了七八千种古今图书。因为历史浩劫，大多死于战乱，现存不到800卷。

和姚是主持编纂《永乐大典》的两位大功臣。解缙生于明朝洪武二年。他的才华深受明太祖朱棣赏识，被任命主持《永乐大典》和《太祖实录》的编纂工作。姚生于元朝第三年，比大34岁。14岁出家，名字叫道衍。因为编的《列女传》要遵循道统，明太祖就请姚主持《永乐大典》的编纂工作。

的第一次编纂始于明成祖永乐元年。由解缙、胡光、胡琰、杨土琦等人负责，次年召集147人完成编纂。然而，这部书当时并没有接受佛教和道教，所以在永乐三年(1405年，明太祖下令姚、等人重新编写。这次选书很多，参加的朝臣、文士、老学者达2169人。公元《永乐大典》年明朝建成后，在各地招募了两大群书法家，画柱、清抄、画点。

的规模远超前代编纂的所有书籍，保存了14世纪以前中国的历史地理、文学艺术、哲学宗教和百科全书式的文学。是中国最著名的大型古籍。

据统计，《永乐大典》年收集保存的古籍典籍多达七八千种，数量是前代书籍的五六倍，如《永乐大典》、《永乐大典》，也就是清代编纂的大型丛书《永乐大典》，仅收藏了3000余种。

与法国狄德罗编纂的百科全书和英国《艺文类聚》相比，早了300多年，堪称世界文化遗产的瑰宝。

阅读：原永乐大典下落之谜

许多人称15世纪的抄本，俗称“伏尼契手稿”，是世界上最神秘的书。这本手稿是由一位不知名的作者以未知的笔迹写成的，1912年被珍本书商威尔弗里德·伏尼契(Wilfrid Voynich)重新发现时，它的目的再清楚不过了。手稿在历史上出现过又消失过，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鲁道夫二世的图书馆到1903年罗马耶稣会的一次秘密书市。这本书的语言难以解读，其精美的插图仍然令人困惑，但它们是美丽的。这是第一次，这个复制，连同精致的折叠部分，让读者探索这个谜的所有令人惊叹的细节，从它的独一无二的“伏尼契”文本，它的插图超凡脱世的植物，陌生的星座，裸女游泳在幻想管和绿色浴缸。

手稿附带的随笔从炼金术、密文、法医学和历史的角度解释了我们对这部作品的了解，但它们几乎没有提供明确的答案。相反，正如《纽约时报》畅销书作家黛博拉·哈克尼斯在她的导言中所说，这本书“邀请读者加入我们，一起探索神秘的中心。”

写在中欧的最后15或16世纪期间,原点,语言,和日期后的伏尼契Manuscript-named波兰古董书商威尔弗里德·m·沃伊尼克,他获得了1912年——仍在讨论中积极作为其令人费解的图纸和破译文本。被描述为神奇或科学文本的书中，几乎每一页都包含了一个乡土但生动的人物的植物、形象和科学绘图，用充满活力的墨水画出各种深浅的绿色、棕色、**、蓝色和红色。

根据绘图的主题，该手稿的内容分为六个部分:1)包含113种未知植物的绘图;2)天文学和占星术的绘图，包括星象图的辐射圆，太阳和月亮，黄道十二宫符号，如鱼(双鱼座)，公牛(金牛座)，弓箭手(射手座)，裸体女性从管道或烟囱，和宫廷人物;3)一个生物部分，里面有无数的微型女性裸体素描，大多数都有肿胀的腹部，沉浸在液体中或涉水而过，奇怪地与相互连接的管道和胶囊相互作用;4)由九枚精美的宇宙圆形图案组成的阵列，其中许多图案画在几张折叠的对开纸上，描绘了可能的地理形态;用红色、蓝色或绿色的罐子或容器描绘了超过100种不同的药用植物和根的药学图纸，以及6)连续的文本页，可能是食谱，在每一个条目的空白处都有星形花标记。

和手稿的内容一样，伏尼契手稿的所有权历史也存在争议，并填补了一些空白。这份法典属于德国皇帝鲁道夫二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576-1612)，他花了600金币购买了它，并认为它是罗杰·培根的作品。很可能鲁道夫皇帝从英国占星家约翰迪(1527-1608)那里得到了这份手稿。迪伊显然拥有这份手稿和其他一些罗杰·培根的手稿。

此外，迪伊声称他在1586年10月有630达克特，他的儿子指出，迪伊在波西米亚时拥有“一本书……里面没有任何屁股象形文字，他的父亲在那本书上花了很多时间:但我听不出他能读懂。”鲁道夫皇帝似乎已经把手稿交给了雅各布·霍西基·德·特佩内茨(1622年)，根据只有在紫外线照射下才能看到的第1r页上的铭文:“雅可比·德·特佩内茨。”

1666年，克朗兰的约翰内斯·马库斯·马尔西把这本书送给了阿塔纳西乌斯·基彻(1601-1680)。1912年，威尔弗里德·m·伏尼契从罗马附近弗拉斯卡蒂的耶稣会学院购买了这份手稿。1969年，从威尔弗里德·伏尼契的遗孀埃塞尔·伏尼契(Ethel Voynich)的遗产手中买下这本法典的克劳斯(hp Kraus)把它交给了拜内克图书馆(Beinecke Library)。

编者按： 牛津大学图书馆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公共图书馆之一，曾被用来拍摄《哈利·波特》系列**中魔法学校的部分场景。记者近日访问了这座著名

牛津大学图书馆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公共图书馆之一，曾被用来拍摄《哈利·波特》系列**中魔法学校的部分场景。记者近日访问了这座著名的“知识宝库”，负责接待工作的是对该馆了如指掌的依莎贝拉**。从她口中，记者探听到不少有关图书馆的“独家秘闻”。

女王无权借走馆内藏书

据依莎贝拉介绍，牛津大学图书馆现有藏书800万册，其中很多都是古籍珍本，论级别仅次于大英图书馆。馆内藏书只能阅览，不能外借，对女王也不例外。此外，很久以前牛津大学就立下规矩：在成为该馆新读者前必须宣誓。誓词大意是：不得偷拿、损毁、玷污书籍，不带火种进馆，严守馆内各项规定。早年间，这种誓言是要用古老的学术语言拉丁语讲出的。依莎贝拉表示，临时参观者就不要求宣誓了，但必须严守其他规定，例如不得拍照等。

牛津大学图书馆的馆藏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世纪。记者看到，在图书馆二楼可开架阅览的图书，很多是三四百年前的珍贵资料。进馆之前记者还被告知，如要在笔记本上做摘录，只能使用铅笔。因为不论是鹅毛墨水笔，还是钢笔、圆珠笔、签字笔，一旦污损了这些珍贵书籍，损失将是不可挽回的。因此所有阅览者都老老实实地使用最可靠的铅笔。

值得一提的是，从今年开始，牛津大学图书馆又添了一项新规定，就是放在书架最上层的书籍禁止利用梯子拿取。原来，馆方打算将图书馆内的古董书籍保留在其历史位置不再移动。另外考虑到图书馆的栏杆很低，使用梯子也不安全。那真需要看这些古书怎么办？依莎贝拉耸耸肩说，只有到英国别的图书馆看这部书的其他版本了。

世界各地抢着向其捐书

依莎贝拉骄傲地告诉记者，该图书馆的馆藏近70%是靠出版社缴存，真正购买的书籍比例不高。牛津大学是英国书刊缴存制度的开创者，早在1610年就与伦敦出版业协会达成协议，该协会成员每出版一部新书，就向牛津大学缴存一部。这样的图书缴存制度，历经沧桑保持至今。目前，来自英国和世界各地的捐赠图书源源不断地涌进图书馆。依莎贝拉说，图书馆每周收到的新书达到5000册。

“800万册的馆藏加上每周5000册的新书，如何安排得下呢？”记者不禁问道。依莎贝拉似乎对这个问题早有准备，她说，牛津大学城到处都是古建筑，不可能建新的现代化高楼用来藏书，唯一的出路就是转入地下了。现在这个图书馆地下方圆几平方英里都挖空做了藏书之所。如果将地下的图书取出放在书架上，那么这个书架会有190多公里长。

图书馆曾为抵抗纳粹立功

图书馆无疑是防火重地，那么牛津大学图书馆是怎样幸存于二战时期纳粹德国轰炸之下的呢？为此，记者特意向莫德林学院的老教授请教。原来，当年不列颠空战时期，纳粹并没有轰炸牛津大学。据教授讲，纳粹德国的如意算盘是在占领英伦三岛后，将牛津作为英国的新首都。该图书馆不仅因此躲过一劫，还协助收藏了很多从伦敦转移过来的珍贵书籍。

作为中国人，记者自然关心图书馆收藏的中文书籍情况。依莎贝拉告诉记者，牛津大学图书馆向来重视汉学，早在中国明朝时就委托在中国的西方传教士购买明朝刻印的书籍。目前馆里有几万册中文古籍，主要是明清小说。如果算上后来收藏的中文书就更多了。另外，图书馆中文部还学会了一个绝活，就是用中国古法修复中文古籍。

可以说，记者了解到的这些“秘闻”，其出发点都是对知识、对文化的尊重。就如同牛津大学图书馆取名为博德利图书馆一样，博德利本是牛津大学16世纪的校友，当年他为建立图书馆出钱出力、四处奔波。热爱知识的人自然会赢得爱戴，这座图书馆因此以他的名字命名。值得一提的是，当年钱钟书先生在牛津读书时，是这座图书馆的常客。不过饱学的钱先生没有将这个图书馆按发音直译成“博德利图书馆”，而是译为“饱蠹楼”。恐怕这种形神与发音兼备的翻译，也只有钱先生那样的书虫想得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