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文学古籍，也可以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相结合。古籍是传统文化的载体，非物质文化则是靠记忆和口头传承的艺术或技能，二者往往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我在阅读宋元话本的时候，就借助于听书的经验，解决了一些困惑的问题。现存的话本或详或略，或雅或俗，总的说都不会是实况录音的记录。因此有的被认为是拟话本，如鲁迅对《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和《宣和遗事》的判断。有人认为话本只是故事的代称，如日本的增田涉等学者。还有人不承认宋元话本的存在，认为都是明代人改写的小说。其实，说话人一般有底本，自古以来都是如此。北方的评书艺人，把提纲式的简本叫做“梁子”，把语录式的繁本叫做“册子”，但也不会是实况的记录。如现代评书名家刘兰芳播讲《岳飞传》的时候，每天要写上万字的稿本，但还是要加上许多临场发挥。我在参观苏州评弹博物馆的时候，注意到收藏的弹词话本，一般只有唱篇，没有表白；有的虽有表白，也很简略。也有已整理成书的，一般也不像场上说唱的那么详细生动。

当然，也有老艺人自己整理成比较详备的底本，或徒弟继续加工的繁本，那是很少见的。例如苏州评话老艺人陆耀庭和顾宏伯，都有说《三国志》的脚本，是自己编写的抄本，都把一部分脚本送给了学生王忠元。王忠元自己又整理了一个脚本。2015年5月18日，王忠元遗孀华琦把三种脚本都捐赠给了苏州评弹博物馆，成为一时佳话（何兵《留住名家珍贵史料，三部手稿展现戏痴情怀》，据《古代小说研究网》转载2015年5月20日《姑苏晚报》）。师父整理了自己的底本，最后送给了徒弟，这是曲艺界常有的事，有些话本大概就是这样流传下来的。因此就有了传承性和变异性的特征，形成了世代累积型的作品。

另一方面，我们还要注意到宋元时期的特定背景，文化重心逐渐下移，特别是元代一度停止科举，文人没有出路，走向民间，出现了不少书会才人。他们为艺人编写脚本，杂剧、散曲是大宗的，都见于《录鬼簿》。但编写话本的只见陆显之《好儿赵正》一例。“腹笥有文史”的朱桂英女士，讲的是“道君艮岳及秦太师事”，则是讲史家（见杨维祯《送朱女士桂英演史序》），但有无话本留传，亦未可知。现存的《宣和遗事》则是收集了许多史料的一部话本，编者掌握不少史传和诗词的资源，文化修养较深，应该说是当时的“才人”。但《宣和遗事》可能并未全部付诸场上演说。我认为这也是话本的一种类型。因此我提出了讲史平话的多样性问题，对古代作品不能用一个标准来衡量，但从历史发展的视角看，有些艺术性不强的本子，却有很重要的史料价值和文献意义，如《宣和遗事》就是。

清代的话本如《清风闸》《飞跎子传》也是艺人自己整理的，但比较简略，又没有才人帮他润色。俞樾虽然对《三侠五义》作了一点修改，但没有仔细加工，所以没能像《水浒传》那样成为杰作。

苏州评弹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有许多世代累积型的话本和多种流派的唱腔。我作为苏州评弹的老听客，很关心它的保护和传承。在探讨近体诗的格律及吟诵问题时，觉得苏州评弹在雅化和格律化的过程中，曾深受近体诗的影响，特别是以马如飞为代表的《珍珠塔》和马调系统的唱腔，最能体现传统的吟诵方法。因此写了《苏州评弹与格律诗的吟诵》等文章，希望能以吟诵的方式来扩展传统诗词的传承，包括对诗词格律的普及。另一方面，也希望苏州评弹的艺人，能继承并发展前人的经验，适当借鉴传统诗词的格律，提高评弹的艺术性。反过来，吟诵家也可以借鉴曲艺家的唱腔，适当改进吟诵的音乐性。例如平起式的七言诗，如果结句是“平平仄仄仄平平”的，在苏州评弹里一般都是在第六字上延长行腔，而在第七字时却很快收束，与其他剧种大多在末字上延长行腔迥然不同。我觉得近体诗的吟诵，也可以适当夸张第六字的长音，显示“二四六分明”的平仄反差。最近在电视上听到上海陆锦花女士指导、培养的小学生，用苏州评弹唱腔吟唱的唐诗，比较准确地体现了平长仄短的声调，也很好地给少年儿童传播了古典诗歌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一个一举两得的诗教方式，值得重视和提倡。

“常州吟诵”已被批准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赵元任先生的吟诗方法为代表的。在目前百花齐放的吟诵流派中，我认为“常州吟诵”可以代表吴语地区及大多数方言地区的传统吟诵方法，以“平长仄短”的声调和两字节、三字尾为基本节奏，是和近体诗的格律相适应的，完全可以作为“非遗”保护并传承下去。其他流派的吟诵，是否分别列入“非遗”，还有研究讨论的必要。至于以音阶高低为艺术手段的歌唱方法则是在探讨和试验中的创新，同样可以为传统诗词的传播作出贡献。

（作者单位：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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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这是什么菩萨？

这是影视剧中的造型不是什么菩萨,如果非要比拟的话也许与地藏菩萨有些关系。

《西游记》,又名《西游释厄传》,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由明代小说家吴承恩编撰而成。此书描写的是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保护唐僧西天取经、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的传奇历险故事。

书名:西游记

又名:西游释厄传

作者:吴承恩

类别:古典传奇小说

年代:明代

主人公:唐玄奘,孙悟空,猪悟能,沙悟净

著名故事:大闹天宫,三打白骨精等

回数:100回

《西游记》全书分为三大部分,前七回是全书的引子部分,一边安排孙悟空出场,交代清楚其出身、师承、能耐、性情;一边通过孙悟空在天、地、冥、水四境界穿越,描绘四境界风貌,建立一个三维四境界立体思维活动空间。八至十二回写唐僧出世、唐太宗入冥故事,交待去西天取经缘由。十三至一百回写孙悟空、白龙马、猪八戒、沙和尚保护唐僧西天取经,沿途降妖伏魔,历经九九八十一难,到达西天,取得真经,修成正果的故事。以无量无数方便种种因缘、譬喻言辞,释佛法渊博。

《西游记》插画(29张)《西游记》文字以白话文为主,间有赞赋诗词,多用夸张、比喻手法,铺陈、排比句式,音调韵律铿锵,朗朗上口,适合高声说出或者唱出,平话、弹词、戏曲脚本痕迹很重,仿佛说书人或者戏台就在你面前,这样的语言极大发挥了音调韵律对人心理的作用,增强了感染力,其缺点则是说书人口吻太重,在生活中不容易用得上。白话文诙谐有趣,间或有狡黠、奸猾之处,颇有西域语趣;大量赞赋诗词,大量华丽绮靡辞藻铺陈堆砌,描绘出华丽富足、祥和自由的仙界风光、妖魔洞府;刻画出形象毕肖的神仙形象、妖魔形象等等。让读者满眼珠光宝气、玉宇琼枝、如梦如幻、恍如仙境。这些“仙境”在佛教来说并非仅仅是幻象,确实是佛教统治理念下应有的风景,印度确实有一个比较稳定的王公、贵族阶层,千百年来都能过上比较安康、富足的生活。佛教适合城邦制,往往能“饶益”一方土地!《西游记》更加市侩化。《西游记》大量降妖伏魔历险情节设计,与佛教重视“力”、“无畏”有关。《西游记》的文体实际上是一种佛经体,其构思、体裁、情节、表现方法均来自佛经故事,佛经故事大量使用幻想、夸张的构思方式;使用神变、分身、幻化(化人、化物、化境)、魔法、异变(地动、地裂、大火等)、离魂、梦游、入冥(地狱)、升天、游历它界(龙宫、大海等)等等情节,更多用比喻修辞方法。《大涅经》里提出八种:“喻有八种:一者顺喻,二者逆喻,三者现喻,四者非喻,五者先喻,六者后喻,七者先后喻,八者遍喻。”接着对它们举例作了解释。《大智度论》又指出“譬喻有二种:一者假以为喻,二者实事为喻”。这即是所谓“假喻”和“实喻”,特别常用的还有所谓“博喻”,即并列多种比喻。这些在具体作品里触目皆是,就不胜列举了。佛教的本生故事与《西游记》非常类似,在佛典翻译文学中,《本生经》或称《本生谭》是艺术价值最高、也最为普及的部分之一,被称为是古印度"民间寓言故事大集",是可与希腊伊索寓言并称的古代世界寓言文学的宝典。昙无谶所出《大般涅经》说:”何等名为A陀伽经(《本生经》另一音译)如佛世尊本为菩萨,修诸苦行,所谓比丘当知,我于过去作鹿、作罴、作、作兔、作粟散王、转轮圣王、龙、金翅鸟,诸如是等行菩萨道时所可受身,是名A陀伽。“《本生经》的形成大体与集结佛传同时。部派佛教时期形成了"三世诸佛"、"过去七佛"观念,从而神圣、永生的佛陀就有其过去世;赞美佛的过去世,就出现了《本生经》。在今印度中央邦马尔瓦地区阿育王(前268-前232)所建桑奇大塔牌坊浮雕里已多有本生和佛传故事。东晋法显西行求法,在天竺曾到本生故事讲的菩萨割肉贸鸽、施眼、舍身饲虎处;在狮子国(斯里兰卡)他遇到王城供养佛齿,在仪式上"王便夹道两边,作菩萨五百身以来种种变现:或作须大,或作变,或作象王,或作鹿、马,如是形象,皆采画装校,状若生人"。玄奘所著《大唐西域记》同样记载了五印流行本生故事的情形。胡适曾说:“《华严经》末篇《入法界品》占全书四分之一以上,写善才童子求法事,过了一城又一城,见了一大师又一大师,遂敷衍成一部长篇小说这种无边无尽的幻想,这种‘瞎嚼蛆’的滥调,便是《封神榜》‘三十六路伐西岐’,《西游记》‘八十一难’的教师了。”南开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孙昌武说:“《贤愚经》的《须达起精舍品》则对其中舍利弗与六师外道斗法情节进行了多姿多彩的艺术发挥。陈寅恪论及这段故事,联系《增壹阿含经》卷二九和《大智度论》卷四五所记佛弟子舍利弗与目连角力事,指出‘今世通行之《西游记》小说,在唐三藏车迟国斗法事,固与舍利弗降服六师事同。又所述三藏第子孙行者猪八戒等,各矜智能诸事,与舍利弗目犍连较力事,或亦不无类似之处’。”

吴承恩是胡适考证出来的:以下资料节选自《胡适的西游记研究》四、关于吴承恩的卒年:我前年做《西游记序》,还不知道《西游记》的作者是谁,只能说:“《西游记》小说之作必在明朝中叶以后”,“是明朝中叶以后一位无名的小说家做的”。后来见《小说考证》卷二,页七六,引山阳丁晏的话,说据淮安府康熙初旧志艺文书目,《西游记》是淮安嘉靖中岁贡生吴承恩作的。《小说考证》收的材料最烂,但丁晏是经学家,他的话又是根据《淮安府志》的,所以我们依着他的指引,去访寻关于吴承恩的材料。现承周豫才先生把他搜得的许多材料抄给我,转录于下:天启《淮安府志》十六,《人物志》二,《近代文苑》]吴承恩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清雅流丽,有秦少游之风。复善谐剧,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数奇,竟以明经授县贰,未久,耻折腰,遂拂袖而归。放浪诗酒,卒。有文集存于家。丘少司徒汇而刻之。又同书十九,《艺文志》一,《淮贤文目》]吴承恩:《射阳集》四册,口卷;《春秋列传序》;《西游记》。康熙《淮安府志》十一,及十二]与天启《志》悉同。同治《山阳县志》十二,《人物》]吴承恩字汝忠,号射阳山人,工书。嘉靖中岁贡生(查选举志亦不载何年),官长兴县丞。英敏博洽,为世所推。一时金石之文多出其手。家贫无子,遗稿多散失。邑人邱正纲收拾残缺,分为四卷,刊布於世。太守陈文烛为之序,名曰《射阳存稿》,又《续稿》一卷,盖存其什一云。又十八,《艺文》]吴承恩:《射阳存稿》四卷,《续稿》一卷。光绪《淮安府志》廿八,《人物》二,又卅八,《艺文》,所载与上文悉同。又《山阳志》五,《职官》一,“明太守”条下云:“黄国华,隆庆二年任。陈文烛字玉叔,沔阳人,进士,隆庆初任。邵元哲,万历初任。”焦循《剧说》卷五引阮葵生《茶余客话》云:旧志称吴射阳性敏多慧,为诗文下笔立成,复善谐谑。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今不知“杂记”为何书。惟《淮贤文目》载先生撰《西游通俗演义》。是书明季始大行,里巷细人皆乐道之。按射阳去修志时不远,未必以世俗通行之小说移易姓氏。其说当有所据。观其中方言俚语,皆淮之乡音街谈,巷弄市井童孺所习闻,而他方有不尽然者,其出淮人之手尤无疑。然此特射阳游戏之笔,聊资村翁童子之笑谑。必求得修炼秘诀,亦凿矣。周先生考出《茶余客话》此条系根据吴玉|的《山阳志遗》卷四的,原文是:天启旧志列先生为近代文苑之首,云“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复善谐谑。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初不知“杂记”为何等书。及阅《淮贤文目》载《西游记》为先生著。考《西游记》旧称为证道书,谓其合于金丹大旨。元虞道园有序,称此书系其国初邱长春真人所撰。而《郡志》谓出先生手。天启时去先生未远,其言必有所本。意长春初有此记,至先生乃为之通俗演义;如《三国志》本陈寿,而《演义》则称罗贯中也。书中多吾乡方言,其出淮人手无疑。或云有《后西游记》,为射阳先生撰。吴玉|也误认邱长春的《西游记》了。邱长春的《西游记》,虞集作序的,乃是一部纪行程的地理书,和此书绝无关系。阮葵生虽根据吴说,且巡恍懦ご赫嫒说幕埃淮蟾徘隆以后,学者已知长春真人原书的性质,故此说已不攻自破了。吴玉|的《山阳志遗》卷四还有许多关于吴承恩的材料,今录于下:嘉靖中,吴贡生承恩,字汝忠,号射阳山人,吾淮才士也。吴敏博洽,凡一时金石碑版嘏祝赠送之词,多出其手。荐绅台阁诺公皆倩为捉刀人。顾数奇,不偶,仅以岁贡官长兴县丞。贫老乏嗣,遗稿多散佚失传。邱司徒正纲收拾残缺,得其友人马清溪、马竹泉所手录,又益之以乡人所藏,分为四卷,刻之,名闩《射阳存稿》。五岳山人陈文烛为之序。其略云:“陈子守淮安时,长兴徐子与过淮。往汝忠丞长兴,与子舆善。三人者呼酒韩侯祠内,酒酣论文论诗,不倦也。汝忠谓文自“六经”后,惟汉、魏为近古。诗自《三百篇》后,惟唐人为近古。近时学者徒谢朝华而不知畜多识,去陈言而不知漱芳润,即欲敷文陈诗,难矣。徐失生与子深韪其言。今观汝忠之作,缘情而绮丽,体物而浏亮,其词微而显,其旨博而深。收百代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沈辞渊深,浮藻云骏,张文潜以后一人而已。”其推许之者,可谓至极。读其遗集,实吾郡有明一代之冠。惜其书刊板不存,予初得一抄本,纸墨已渝敝。后陆续收得刻本四卷,并续集一卷,亦全。尽登其诗入《山阳耆旧集》,择其杰出者各体载一二首于此,以志瓣香之意云。据此,是隆庆初(约1570年)陈文烛守淮安时,吴承恩还不曾死。以此推之,可得他的年代:嘉靖中(约1550年),岁贡生。嘉靖末(约1560年),任长典县丞。隆庆初(约1570年),在淮安与陈文烛、徐子舆往来酬应,酒酣论文。万历初(约1580年),吴承恩死。吴承恩大概生于正德之末(约1520年),死于万历之初,(大约活了60岁)。天启《淮安志》修于天启六年,当西历1626年,去吴承恩死时止有四五十年。

旧小说有插图和绣像,是我国向来的传统。

插图都是木版画,是雕刻在木版上再印出来的,往往画得既粗俗,刻得又简陋,只有极少数的例外。咸丰年间的任渭长,一般认为是我国传统版画最后的一位大师。流传下来的《卅三剑客图》,人物造型十分生动。

我国版画有很悠久的历史。最古的版画作品,是汉代的肖形印,在印章上刻了龙虎禽鸟等等图印,印在绢上纸上,成为精美巧丽的图形。版画成长于隋唐时的佛画,盛于宋元,到明末而登峰造极,最大的艺术家是陈洪绶(老莲)。清代版画普遍发展,年画盛行于民间。咸丰年间的任渭长,一般认为是我国传统版画最后的一位大师。以后的版画受到西方美术的影响,和我国传统的风格是颇为不同了。

任渭长画的版画集《卅三剑客图》,共有三十三个剑客的图形,人物的造型十分生动。偶有空闲,翻阅数页,很触发一些想象,常常引起一个念头:“最好能给每一幅图‘插’一篇短篇小说。”惯例总是画家替小说家绘插图,古今中外,似乎从未有一个写小说的人替一系列的绘画插写小说。

由于读书不多,这三十三个剑客的故事我知道得不全。但反正是写小说,不知道原来出典的,不妨任意创造一个故事。可是连写三十三个剑侠故事的心愿,永远也完成不了的。写了第一篇《越女剑》后,第二篇《虬髯客》的小说就写不下去了。写叙述文比写小说不费力得多,于是改用平铺直叙的方式,介绍原来的故事。

其中《虬髯客》、《聂隐娘》、《红线》、《昆仑奴》四个故事众所周知,不再详细叙述,同时原文的文笔极好,我没有能力译成同样简洁明丽的语体文,所以附录了原文。比较生僻的故事则将原文内容全部写了出来。

中国古籍版刻插图艺术

古人著书立说,重视图的作用。“左图右书”、“左图右史”、“文不足以图补之,图不足以文叙之”,图文并茂,相辅相成,是中国书的一个优良传统。

中国历代刻印的书籍汗牛充栋,浩如烟海,其中不少附有精美的插图,这不仅是一份宝贵的历史文化财富,也是研究古代政治、文化、民俗的生动材料。

一、中国古籍版刻插图的起源与出现

中国的古书,以其生产形式而言,大致可以划分为写本书和印本书两个时代。在汉代以前,人们将书抄写在竹简、木牍等天然载体或缣帛等丝织品上。1942年,湖南长沙战国楚墓中出土一件帛画,上绘彩色图像及类似金文的说明文字,四周绘十二神像,象征十二个月,是我国帛书插图中的较早遗存。

所谓版刻插图,就是指用雕版印刷的方式取得的画稿复本。雕版印刷术也称整版印刷术,即指将文字或图画反刻在一整块木板或其他材质的版上,然后在版上加墨刷印的方法。这种方法,可以大批取得插图画稿复本。由于古代书版以梨、枣木为主,故这些插图,都是版画,也称为木刻画。

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后,最先应用于佛教经籍插图的刊刻。唐代著名的高僧玄奘法师,就曾雕印佛像普惠四方。唐末冯贽《云仙散录》卷上引《僧园逸录》说:“玄奘以回锋纸印普贤像,施于四方,每岁五驮无余。”可见其数量是不少的。

现存较古老的版刻插图艺术品,为1953年在成都市东门外望江楼附近唐墓中出土的《陀罗尼经咒》。此件发现于墓主臂上所戴银镯内,上刻古梵文经咒,四周和中央均印有小佛像。据考,当刊行于唐肃宗至德二年(公元757)之后。

唐代版画遗存中,另一件更为重要的作品,是唐咸通九年(公元868)刊印的《金刚般若波罗密多经》扉页画。此件为一个长约16尺的卷子,由六页纸粘缀而成,卷端绘《祗树给孤独园》图,全图纹饰华丽,布局稳妥,线条运用纤柔中见劲挺,是雕版技艺已臻成熟的佳作。卷末有“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d为二亲敬造普施”刊记,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有确切刊印日期题记的版刻插图艺术品和佛教版画名作。中国以版刻形式为图书印制插图,比欧洲早了至少五百多年,此图就是我国早期版刻插图中最负盛名的杰作。

唐初诸帝,多采取儒、佛、道三教并重的政策,佛教发展很快。女皇帝武则天改唐为周,借用《大云经》为女主受命于天的符谶,声称她的“龙兴”本是佛的预言,更是大兴佛教。当时造像建寺,遍于国中;士民刊施经卷,蔚为风气。由此而言,当时佛教版画的锓梓,数量必多。只不过因为年湮代远,唐代印品少有留传于今日者。加之唐会昌五年(公元845),唐武宗下诏灭佛,经卷刻版,皆付劫灰,传留至今的佛教版刻插图,才如吉光片羽,难寻难觅。但根据文献记载和现存实物看,初步可以肯定,中国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后,首先在佛教经籍的印制中得到最广泛的应用,佛教题材作品,也成为中国版刻插图艺术史上最早出现的品类。

二、承先启后的五代、宋、元插图

继唐而起的五代,是中国历史上大动荡、大分裂、大混乱的时代,也是艺术史上的一个相对衰败期。但唐代开创的版刻插图艺术,却在动乱中取得了不小的进步。

五代遗存的版刻插图作品,题材仍只有佛教一种,数量亦如凤毛麟角,但和唐代相比,还是多一些了。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大圣毗沙门天王像》和《大慈大悲救苦观世音菩萨像》。二图皆刊印于后晋开运四年(公元947),后者题记有“归义军节度史检校太傅曹元忠造”字样,下有刻工雷延美署名,是现存最早一幅刊刻时间、地点、刊施人、刻工姓名一应俱全的版刻插图作品;前者则为现存最早的一幅版刻插图观音像,说明虽然都是佛教艺术品,但在题材选择上,远比唐代要丰富得多。

公元960年,北宋王朝建立,经过南征北讨、削平群雄,国家复归统一。宋朝重视文治,雕版印刷术全面发展,版刻插图艺术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宋代版刻插图艺术遗存,仍以佛教内容为主。其中如宋太宗时刊《御制秘藏诠》插图四幅,是现存最古老的山水画版画;雍熙年间刊《弥勒佛像》、《文殊菩萨像》等四图(现存日本),皆是精品;《大随求陀罗尼曼荼罗》、《大随求陀罗尼咒经》等,也是举世闻名的遗珍。他如南宋临安刊行的《文殊指南图赞》,图版置版面上方,是现存最早的大型佛教插图组画,也可以说是传世历史最为悠久的连环画作品。南宋建安余氏勤有堂刊本《列女传》,更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作品。徐康《前尘梦影录》就评论说:“绣像书籍以来,以宋刊《列女传》为最精。”本书上图下文,版式与《文殊指南图赞》相类。

与宋对峙的辽、金、西夏,都是我国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它们在版刻插图这一艺术领域,同样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如辽国都城燕京,就是北方佛教版刻插图艺术的一个重要创作地点。1974年7月,在山西省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内,发现了大批辽代佛教经卷刻本,其中所附插图十余幅,幅幅都是精品。金朝刻大藏经《赵城藏》(又称《金藏》)扉画,雕版严整有力,深沉浑厚,背景简洁明快,人物个性鲜明,是佛教版刻插图中不多见的佳构。

从上文所述,不难看出五代、宋及辽、金的版刻插图,无论在雕镌技艺、雕工队伍、绘制地域,还是在表现内容和手法上,进步都是明显的,为版刻插图艺术在以后的大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元代,也是我国雕版印刷史上的一个重要时代,元刊书籍插图比两宋不但毫不逊色,而且又有进步。就宗教版图而言,元代完成的《碛砂藏》,扉画严整工丽,远出宋刊之上。更重要的是,中国不少品种的书籍插图,是在元代才开始出现的。如元刊《西厢记》是现存最早的戏曲插图,《全相平话五种》是最早的平话刊本插图,《事文广记》为类书有图之始,这都是版刻插图艺术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事。因此,宋元是中国版刻插图艺术史上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时代。

三、璀璨夺目的明代插图

明朝,中国图书出版业全面发展,刻家林立,坊肆蜂起,版刻插图艺术也随之进入了兴旺发达的黄金时代。其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百花齐放,空前繁荣,是明代版刻插图的第一个特点。经过唐、宋、元几个朝代的探索,到明代,版刻插图艺术不仅在制作地域上空前扩大,而且逐渐形成了建安、金陵、新安三大艺术流派,其他如武林、苏州、吴兴等地的版刻插图,亦各具特色,环绕在三大流派周围,如群星拱月,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各流派、地区版图争妍斗艳,而又互相交流、促进,为中国版刻艺术向更广阔的天地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形式多样,各擅胜场,是明代版刻插图艺术的第二个特点。这主要表现在插图形式除宋、元的单面方式、上图下文方式外,又出现了双面连式、多面连式、月光式等诸多类型,为画家随类赋形,提供了充分的选择余地。

由稚拙无华到精丽繁缛,是明代版刻插图艺术的第三个特点,也是其艺术风格上的最大特点。一般来说,早期的建安、金陵派插图,具有粗犷质朴的民间艺术草创风格。自徽派版画崛起,绘必求其细,工必求其精,逐渐成为明代插图艺术的主流,建安、金陵等地版画亦向其靠拢,与其融合,汇为一体,使中国插图艺术更加璀灿夺目。这大抵是因为明万历中晚期之后,有大批文人学士参加到插图的创作中来,使插图不仅仅是图书的装帧、文字的图解,而且也是文人案头的清玩。知识分子的加入,对提高插图的社会地位,促其在质与量上产生飞跃,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插图艺术队伍专业化,是明代版刻插图艺术的第四个特点。明代插图艺苑,留下姓名的画家极多,如汪耕、汪修、蔡冲寰、何英、卢霞子、熊莲泉、张梦征等,都是一时名家。这些人辛勤耕耘,留下了难以数计的作品,如今天尚能见到的王文衡作品,即不下数十种之多。一些脍炙人口的大画家,如唐寅、仇英、钱谷、丁云鹏、陈洪绶等,也为插图绘制画稿。明代刻工,更是多如繁星。如徽派刻工的主将——安徽歙县虬川黄氏刻工,见于《虬川黄氏重修宗谱》著录的,就有近三百人。他们父子世业,兄弟相传,而且流寓南北各地,对徽派版刻风范的传播做出了卓越贡献。其他如旌德鲍承勋、郭卓然,武林项南洲,吴兴汪文佐,金陵刘素明等,皆是一代名工圣手。这样一支庞大的刻工队伍,成为明代版刻插图艺术大发展的人才基础。

技法上精益求精,突飞猛进,是明代版刻插图艺术的第五个特点。建安、金陵两派的早期插图作品,技法上仍略显粗糙,手法也变化不多。徽派崛起后,这一情况得到了彻底的改善,点染皴擦,无不运用自如,出神入化。同时,刻工们还注意从理论上进行总结,如陆禹九抄录的徽州刻工传授口决:“木板雕画不稀奇,功夫深来心要细。若要双刀提线稳,多看多刻生巧艺。多看多刻还要想,刀刻件件样样巧。武功只有十八般,雕工难处学到老。执刀自有执刀理,刷印本领有高低。□□□□大喜事,先刻人来刻山水。”言简意赅,本身就是一篇有关刻事的教科书。

发扬蹈历,推陈出新,是明代版刻插图艺术的第六个特点。这里最值得一提的,就是把套版印刷技术和版画艺术结合起来,出现了彩色版画套印术。最初,为获得彩色图版,采取的是在一块版上,根据图画内容,分别涂上不同颜色,覆纸一次印刷的方法,称单版涂色法。这种方法,在元代就有了。在此法的基础上,或者说在它的启示下,明时出现了将彩色画稿按不同颜色分别勾摹下来,每色刻成一小版,分版分色,逐次逐色套印或迭印的方法,即为套印。因其版形如L钉,又称“L版”。后来,又发明用凸凹两版嵌合,使纸面拱起的方法,使画面富有立体感,称为“拱花”。套印出的插图,色彩艳丽,浓淡得宜,阴阳向背之间,几可乱真。明朝不少画谱插图,如胡正言刻《十竹斋画谱》,吴发祥刻《萝轩变古笺谱》,就都是个中精品。

当然,明代版画,尤其是晚明版刻插图作品,也有不尽人意之处。如过于强调繁缛细密、富丽工致,有时看上去,反不如早期版画来得痛快淋漓、意趣天成。公式化、程式化的表现手法,也制约了它的发展天地。但瑕不掩瑜,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明代插图都代表了中国古代插图艺术的最高成就,在全世界也处于领先地位。即使和以精细著称的西洋铜版插图相比,在总体上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四、由盛转衰的清代书籍插图

清朝入关后,采取了极端专制的文化政策,禁书焚书,文网苛密,屡兴文字大狱。读书人为避祸,多沉溺于断简残编,孜孜于考据之学。“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明代蓬勃发展的版刻插图艺术,也由此而逐渐衰落下来。

清代版刻插图艺术的衰落是有一个过程的,并非朝夕之间便一蹶不振。清初,承明余绪,仍有一些精美作品出现,如旌德鲍承勋所刻《扬州梦》、《秦楼月》等戏曲剧本插图,精丽典雅,被认为是徽版的殿军;四雪堂刊《隋唐演义》、《封神演义》,古吴三多斋刊《古今列女传演义》,以及《笠翁十种曲》等,均不逊兴盛时期的徽版名作。一些著名的刻工,如黄顺吉、刘荣、汤尚、汤义、蔡思璜、谭一葵等,亦不负名工之誉,使版刻插图在清乾、嘉之前,仍出现了短暂的繁荣。

清朝最先衰落下去的插图品类,恰恰是最受民众欢迎、明代最为兴盛的小说、戏曲作品插图。此类作品,历次禁书都首当其冲。康熙五十三年(公元1714),康熙皇帝就曾下谕:“治天下必先正人心,厚风俗。要正人心,厚风俗,必需崇经学。所有小说*词,应严禁销毁。”在这种情况下,小说、戏曲类书籍插图自然也难逃厄运。乾嘉之后这类作品鲜见有精美可观者,其因盖出于此。

其实,清统治者仇视的是对大清朝不利的文献图籍,而不是插图艺术本身。相反,插图以其直现性、形象性,恰好可以作为对“圣朝”歌功颂德的工具。因此,在清政府组织刻印的图书中,多附有精美插图。清政府刻书,多由武英殿提调,这类图书的插图就被称为殿版画。其中如《御制耕织图诗》、《圆明园诗图》、《避暑山庄三十六景诗图》、《墨法集要》等,都是殿版画的代表作品。殿版画多细笔皴擦,工致娟丽,章法多变,印刷质量均为上乘。内廷刻书如此重视插图,为前朝所无。但同样因为供奉内廷,片面追求谨严工稳,这些作品又不如民间作品灵动飘逸,意趣天成。

在统治者对戏曲、小说类作品的高压政策下,清朝民间版刻插图中的两大品类——人物画和山水画,却得到了长足的进步。人物插图中的《凌烟阁功臣图》、《无双谱》、《晚笑堂画传》,以及《水浒全图》、《三国画像》等,都是这方面的佳构。明末政治黑暗,文臣昏愦,武将懦弱,终至亡国。汉族知识分子希望有古贤臣名将那样的人物出来扭转乾坤,重整山河,清前期人物画的发达,和这种心态多少有关。

清朝的山水插图(主要是方志图书中的插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大画家萧云从绘《太平山水图画》,笔力凝重,气氛沉郁,所寄托的亦

《姑妄言》的价值是多方面的。

《姑妄言》是一部从形式到内容都非常奇特的长篇章回小说。形式上引人注目的有两点。其一，小说引文一卷，正文有二十四回，每回三、四万字，全书正文字数九十多万，加上五万左右评点的文字，将近一百万字。一般说来，中国古代章回小说回目是二十四回左右的，正文字数都不超过三十万字；正文将近一百万字的，回目都约有一百回到一百二十回之多。《姑妄言》洋洋近百万字却只有二十四回，说目前来说，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现象。其二，回目本身很奇特。《姑妄言》每一回的回目都有双重标题，各回除一般章回小说以一对联语为回目外，又有另外一对联语为附目，这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姑妄言》的内容也很奇特。回前《引文》的标题为《秦淮旧迹·髻妓遗踪》，介绍故事发生地点南京的地理、历史、风俗，详细叙述了明朝嘉靖以来当地盛行瞽妓的风俗及原因。从第一回到第二十四回叙说了一个完整的故事，但故事错综复杂，牵涉的人物非常之多，基本上是以许多个家庭为单位，一一叙述这些家庭的来龙去脉、身世经历。内容虽然复杂，也有许多涉笔艳情、夸张怪诞之处，但整个故事脉络完整，时代背景突出，笔墨基本写实，情节新奇有趣，不失为一部煌煌巨著。

小说以梦为开头。书叙明朝万历年间，南京应天府的闲汉到听（字图说）醉卧古城隍庙，梦见城隍神判断自汉至明朝嘉靖年间十殿阎君所未能解决的历史疑案，依据情理，按照情节发展，将一些历史人物各判转世接受报应。其中董贤、曹植、甄氏、武三思、上官婉儿、杨太真、赵普、严世蕃等，转世生在普通平民家庭；李林甫转世为阮大铖，秦桧转世为马士英，明成祖永乐转世为李自成，忠于建文皇帝而被永乐杀害的诸大臣转世为史可法等明末忠臣。这时又有一白氏女子和四个男子的未了情案，也判他们各自转世再结情缘。书中主线就是这转世而来的一女四男的纠葛故事，其中瞽妓钱贵尚情重义，书生钟情忠孝侠义俱全，三个纨绔子弟宦萼、贾文物、童自大最终改邪归正。故事主线围绕着钟情、宦萼、贾文物、童自大这四个家庭展开。书中副线是那一干转世而来的忠奸人物，围绕着他们转世之后的家庭的遭际，依次显现明朝末年魏忠贤专权被杀、李自成造反入京、崇祯帝煤山自尽、弘光帝南京继位、马士英阮大铖把持朝政迅即败亡、满清朝廷入主中原等历史背景，最后以钟情缅怀故国抛妻别子入山甘做遗民的凄婉情绪为全书的终结。

《姑妄言》的结构更是独具风格。书中独特的时间安排，在中国古代小说史独树一帜，值得注意。书中的时间安排初看颇显凌乱，其时间安排似乎出现了大面积的错位现象。其实，这是一种独特的错落有致的时空安排，是将史书中编年体形式和纪传体形式揉和在一起产生的结果。书中主线人物（钟情、钱贵、宦萼、贾文物、童自大）的故事，基本上按照编年体的形式展开。这是与绝大多数中国古代小说相一致的。因为深受史书文化的影响，中国古代小说从一开始（也可以说自始至终）都遵循着编年体的形式。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到《红楼梦》，大致都有清晰的故事纪年可循。《姑妄言》中的主线故事也有清晰的故事纪年可循，但其副线故事的时间安排却如天马行空，随事生发，错综复杂。这是因为，书中副线人物（二级主要人物）的故事，是按照纪传体的形式展开的，往往将一个人物的主要故事集中起来叙述完毕，再回头叙述另外一个人物的主要故事，这其间故事时间就出现了超前和滞后的现象。其实这种时间安排并不是作者的独创，也不是作者无力把握作品结构而出现的瑕疵，而是吸收了史书中纪传体形式的结果。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这种独特的结构和时间安排，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创新和尝试，读来有耳目一新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