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一词源于中国

众所周知，我中华先贤前辈遣词造句力求言简意赅，行文力求流畅洗练，能用单字表达者，绝少使用双字，故而古代汉语中名词以单字为多。民族之概念，在古籍中与之对应之词有“人”、“民”、“族”、“类”、“部”、“种”等若干，而“民族”这一双字词，在古代汉语中的确是难觅踪迹。多年以来，诸多学者试图在浩瀚的古籍中找到其出处，但遍索经籍典册，却收效甚微。就中国学者而言，欲加深对民族研究领域诸多问题的认识，就必然要涉及到汉语“民族”一词的出处、涵义与用法问题，因此，搞清汉语“民族”一词之由来，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

20世纪80年代，学者彭英明于汉代学者郑玄之《礼记注疏》中，发现有“大夫不得特立宗社，与民族居百家以上，则共立一社，今时里社是也”（1）之语。但一览便知，此处“民族”二字虽前后连缀，但并未组成一个名词。与此同时，就职于中国社科院民族所的韩锦春、李毅夫等二位专家对“民族”一词的出处、用法和含义等问题也极为关注，并悉心搜求、研究有年，对相关史料、报刊和书籍进行了认真爬梳与摘录，取得很多收获。由于汉文典籍浩如烟海，一直未能在古籍中寻到出处。但终有斩获，他们在中国近代的书刊中，发现多处“民”、“族” 二字连用组成一词之情况，并将其最早出现时间确定为1882年王韬所撰之《洋务在用其所长》。王韬云：“夫我中国乃天下至大之国也，幅员辽阔，民族繁殷，物产饶富，苟能一旦发奋自雄，其坐致富强，天下当莫与颉颃。”（2）而真正具有当今“民族”含义之出处，当属梁启超于1899年所撰之《东籍月旦》，中有“日本人十年前，大率翻译西籍，袭用其体例名义，天野为之所著万国历史，其自序乃至谓东方民族”；“盖于民族之变迁，社会之情状，······及能言之详尽焉”等语。（3）至于系统介绍西方学术界“民族”之定义，则始于1903年梁启超撰《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将德人布伦齐利的民族八大特质翻译引进之时。（4）由于长期搜寻未果，“‘民族’一词不见于中华古籍”之提法被普遍接受。例如，中国民族学大家林耀华先生就认为：我国“民族”一词的使用是“受日语的影响，日人用汉字联成‘民族’一词后，我国又从日语引入”。（5）由牙含章先生撰写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中“民族”词条综合当时的研究成果，认为汉语“民族”一词在我国出现较晚，最早出现时间为19世纪后半叶，普遍使用是在1903年梁启超将瑞士-德国政治理论家、法学家布伦齐利（即伯伦知理，笔者注）的民族概念介绍到中国以后的事情。（6）我国大型权威工具书《辞源》中亦不见“民族”之词条，其舶来身份似成定论。至2001年，青年学者茹莹根据其掌握的史料，认定“民族”一词始见于唐代李筌所著兵书《太白阴经》之序言中，并撰《汉语“民族”一词在我国的最早出现》，发表于《世界民族》。该文将史料原文予以摘录，中有“智人得之以守封疆，挫强敌；愚人得之以倾宗社，灭民族”之语。茹莹认为：此处宗社与民族相对应，同为并列结构，应理解为“社稷”与“民众”，原意可解释为“灭国亡族”。这里的“民族”一词虽不具现代民族的含义，但是汉语“民族”一词绝非近代的“舶来品”。汉语“民族”一词是为中国本土词汇，其最早出处，或即在于此。（7）茹莹之发现颇具学术价值。笔者亦一向抱定“‘民族’一词来自本土”说，只是苦于无史料支持。十分幸运的是，笔者最近在搜检史料时，偶然发现《南齐书》列传三十五《高逸传·顾欢传》中，“民族”二字赫然见于纸上，且含义亦与当今“民族”之所指十分接近。其云：舟以济川，车以征陆。佛起于戎，岂非戎俗素恶邪（耶）？道出于华，岂非华风本善邪（耶）？今华风既变，恶同戎俗，佛来破之，民有以矣。佛道实贵，故戒业可遵；戎俗实贱，故言貌可弃。今诸华士女，民族弗革，而露首偏踞，滥用夷礼，云于翦落之徒，全是胡人，国有旧风，法不可变。（8）此语出自道士顾欢。欢字景怡，一字玄平，吴郡盐官（今浙江海宁县西南）人，乃南齐著名道教学者，具体生卒年月已不可考。其上述言论意旨十分明确。“诸华士女，民族弗革”之“诸华”即“诸夏”，对之以“戎”、“夷” 、 “胡”，“民族”则必指生活于中原与江东之汉族无疑。而所谓 “士女”即成年男女，他们“民族”尚未改变，却“滥用夷礼”；“翦落”乃“落发为僧”之意，“全是胡人”当理解为“认定胡人全都正确”之意。顾欢认为，国家原有风俗，不能轻易改变。这里“民族”一词之含义，与当前我们经常应用的民族的含义几乎相同，且在顾欢看来，民族变易之根据，就是“风”（风俗）和“法”（礼法）。说明在当时，以文化本位来区别民族的观念便已被国人所接受并深入人心。关于“夷夏之辨”之理念，产生于春秋时期。由于不同族属之间斗争剧烈，反映在当时中原华夏族士人阶层心灵深处的便是“夷夏之辨”理念的形成。其主要代表人物就是儒家创始人孔子。他从政治统一的观点出发，在《论语》中强调“夷夏之别”（9）；另一位儒家代表人物孟子则主张“用夏变夷”（10），即以传播推行中原文教风习的方式使四夷接受中原文物衣冠、礼仪制度，以将其同化。从此“严夷夏之别”的思想成为儒家主要传统理念之一。到汉武帝时“独尊儒术”，儒家学说占据统治地位，而作为儒家重要理念，“严夷夏之别”更普及至社会各阶层成员之中。顾欢出于道教立场，虽在表面看来似乎是在调和佛道两教之纷争，但实际上却是以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的“尊夏卑夷”观点来抵制佛教，并重视对本“民族”文物、衣冠、风俗、礼法的保持。这就证明，南北朝时期在区别不同民族时，已运用以文化本位为基础的“华夷之辨”的认同标准。《南齐书》为南朝齐梁之间萧子显撰，子显字景阳，乃南齐开国之君高帝萧道成裔孙，豫章王萧嶷之子，梁时曾出任吏部尚书，颇具文史才能。其生卒时限大致在南齐武帝萧赜永明七年（公元489年）至梁武帝萧衍大同三年（公元537年）之间。其所撰《南齐书》多取材于檀超、江淹等所撰《国史》。（11）而道士李筌主要活动于唐玄宗至肃宗（公元713—761年）之时，（12）因此，《南齐书》中“民族”之出处比《太白阴经》中“民族”一词出现大致要早200年，且其所指较之后者，与当今“民族”一词的含义更为接近。考虑到《南齐书》作为正史的学术地位，而日本所用汉字、典籍又皆学自中国，因此甚至可以推断，即使近代中国学术界运用“民族”一词曾受到日本汉字的启发，但日本所用该词是否是直接取自汉典，亦颇有可能也。

应该是在汉朝以后出现的，汉朝强盛时期国力强盛、文化发达、军事强大，开疆扩土，与周边各国交流频繁，影响力很大。是足以与罗马帝国媲美的东方帝国。而且汉朝是由华夏族为主体建立的，为了纪念自己的强盛时代，华夏族后自称汉族也是理所当然的。

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是夏朝。古时候，黄河流域一带的先民自称“华夏”，华夏”所指即为中原诸侯，也是汉族前身的称谓，所以“华夏”至今仍为中国的别称。华夏族人称其四境民族为蛮、夷、戎、狄，而自称为“中国”。“中国”一词最早见于周代文献，后来随着所指对象不同而有不同的含义。大致说来，有以下六种概念：一是指京师(首都)而言，如《诗经·民劳》注：“中国，京师也”。二是指天子直接统治的地区，如诸葛亮对孙权说：“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三是指中原地区，如《史记·东越列传》：“东瓯请举国徒中国”。四是指国内、内地，如《史记·武帝本纪》：“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蛮夷，五在中国”。五是指诸夏族居住的地区，如《论语集解》：“诸夏，中国也”。

六是指华夏或汉族建立的国家，《史记》、《汉书》经常出现这样的称谓。所以自汉代开始，人们常常把汉族建立的中原王朝称为“中国”。正因为如此，当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便以“中国”自居，如鲜卑人建立的北魏自称“中国”，将南朝叫作“岛夷”；而同时汉族建立的南朝虽然迁离了中原，仍以“中国”自居，称北朝为“索虏”、北魏为“魏虏”。又如在宋代，辽与北宋、金与南宋彼此都自称“中国”，且互不承认对方是“中国”。

汉族名字的由来是以汉朝为蓝本，在汉朝之前，我们称自己为“华夏族”。汉朝是历史上的第二大国，在汉朝以前，我国是一个单一的民族国家，也就是华夏族。

上古时期，夏朝为泱泱大国，被誉为礼仪之邦，人们将文化发展的最高地誉为“夏”，而“华”就代表了中国古代服饰的华丽之美。所以汉朝之前人们将自己称为“华夏族”。

华夏族的文明史，最早可以追溯到8000多年前黄河流域的大地湾文明，那时，我们的祖先就创造出了灿烂的历史文明，纵观至今，虽然现在我们称自己为“汉族”，但是，我们也从未忘记自己是“华夏儿女”。

“汉”这个字本意指的是天河、宇宙银河。《诗经》中曾云，维天有汉，监亦有光。

“汉族”是全球人口最多的民族，事实上，“汉族”这个概念是在近代时期才流传到中国的，在此之前，我们称自己为“汉人，”历史上楚汉相争之后，刘邦建立了汉朝，随着汉朝的兴败繁荣，人们渐渐为自己融入了新的角色“汉人”，直到近代“民族概念”的渗入，人们才由“汉人”逐渐发展为了现在的“汉族。”

汉族最开始应该不是作为一个民族的象征，而应该是对汉朝文化的继承和延续，应该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虽然汉族已经成为了我们对自己的定义称谓，但是，回望历史，在距今遥远的战争年代，我们曾经有着一个如此震撼霸气的名字“华夏族”，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经过何种蹉跎，在历史的漫漫长河中，“华夏儿女”这个词都会深深印在我们的脑海中，它时刻提醒着我们，我们曾经拥有如此辉煌灿烂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