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一生最高的成就就是写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本记传体的史书《史记》，这本著作被称为“二十四史”之首，记载了上古从黄帝时代开始的传说，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这之间一共三千年的历史。

史记

《史记》之所以能够被人们所称道，其中有一方面的原因是因为史记开创了一种新的历史编写方式，在此之前史书都是以编年体为主，逐年编写的。而司马迁开创的纪传体的编撰方式，也为后世历代的“正史”所使用。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很多珍贵的书籍都失传，汉朝建立之后，法律、章程、礼制都得到了重新建立，许多文人都被朝廷所使用，很多当时被毁坏失传的古书也都被爱好文学的人士所搜寻并贡献出来，这也给司马迁的写作提供了大量的文献资料。

《史记》分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个部分，包括记载历代帝王政绩的十二本纪，记载诸侯国诸侯兴亡的三十世家，记载重要人物言行和生平事迹的列传（其中还有一篇是自序），和十篇大事年表，以及记载音律、历法、天文方面的典章制度的八书。全书总计一百三十篇，共五十二万六千多个字。司马迁的《史记》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贯通古今的通史，对后世的影响非常深远，也正是也因为《史记》的出现，这种通史之风也始终影响着后世的史书和研究。

司马迁是西汉最伟大的史学家，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但是却有人说司马迁还是一个“发明家”。

司马迁这位“发明家”发明的就是《史记》，再准确一点的说就是纪传体这种编写历史的方式。因为先秦或者更早时期的历史都是根据时间来编写历史的。但是司马迁对编写方式进行了创新，于是就在《史记》中出现了纪传体的编写历史的方式。

纪传体是以人物传记为中心记叙史实的一种方式，通过记叙人物的活动来反映历史事件。纪传体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以人物传记为核心内容，以言行等结合记叙，更好的展现人物的性格特征等。

而且纪传体这种记叙方式也对后世的小说、戏剧、传记等许多文学作品的创作有深远的影响。因为纪传体这种以人物为中心的特点，将许多人物都重点突出出来，因此建立起来一批重要的人物原型。在后世许多的小说和戏剧中，很多帝王、英雄、侠客等形象都是从这里演化出来的。

而且武侠小说等小说也都受到了《史记》的影响，很多武侠小说的体裁和记叙方式也都能看到《史记》的影子。而且很多小说都是以“某某传”等为小说命名，不可不说，这些都是源自于《史记》中纪传体的这种文体的影响。

在工业还没有闻名的汉代，我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就已经开始发明和创造了，足见司马迁写《史记》是一个多么伟大的壮举。

史记

《史记》的地位和影响

《史记》是我国纪传体史学的奠基之作，同时也是我国传记文学的开端。中国古代史传文学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初具规模，记言为《尚书》，记事为《春秋》，其后又有编年体的《左传》和国别体的《国语》、《战国策》。但是，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史学著作，却是司马迁的首创。《史记》的出现，标志中国古代史传文学的发展已经达到高峰。

《史记》是传记文学名著，但它具有诗的意蕴和魅力。《史记》指次古今，出入风骚，对《诗经》和《楚辞》均有继承，同时，战国散文那种酣畅淋漓的风格也为《史记》所借鉴，充分体现了大一统王朝中各种文学传统的融汇。

《史记》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它为后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和强大的动力。

司马迁作为伟大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在《史记》一书中大力弘扬人文精神，为后代作家树立起一面光辉的旗帜。《史记》所渗透的人文精神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立德、立功、立言为宗旨以求青史留名的积极入世精神，忍辱含垢、历尽艰辛而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舍生取义、赴汤蹈火的勇于牺牲精神，批判暴政酷刑、呼唤世间真情的人道主义精神，立志高远、义不受辱的人格自尊精神。《史记》中一系列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从不同侧面集中体现了上述精神，许多人物成为后代作家仰慕和思索的对象，给他们以鼓舞和启迪。

《史记》是传记文学的典范，也是古代散文的楷模，它的写作技巧、文章风格、语言特点，无不令后代散文家翕然宗之。从唐宋古文八大家，到明代前后七子、清代的桐城派，都对《史记》推崇备至，他们的文章也深受司马迁的影响。《史记》在语言上平易简洁而又富有表现力，把许多诘屈聱牙的古书词句译成汉代书面语，还适当地引用口语、谚语，显得生动鲜活。《史记》语言多是单行奇字，不刻意追求对仗工稳，亦不避讳重复用字，形式自由，不拘一格。正因为如此，历史上的古文家在批评骈俪文的形式主义倾向和纠正艰涩古奥文风时，都要标举《史记》，把它视为古文的典范。

《史记》的许多传记情节曲折，人物形象栩栩如生，为后代小说创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小说塑造人物形象的许多基本手法，在《史记》中都已经开始运用，如：使用符合人物身份、性格的语言，通过具体事件或生活琐事显示人物性格，把人物置于矛盾冲突中加以表现。从唐传奇到明清小说，在人物塑造、情节安排、场面描写等方面都可以见到《史记》的痕迹。同时，古代作家还从写法上探讨《史记》与小说的关系，得出了许多精辟的结论。

《史记》的许多故事在古代广为流传，成为后代小说戏剧的取材对象。元代出现的列国故事平话，明代出现的《列国志传》，以及流传至今的《东周列国志》，所叙人物和故事有相当一部分取自《史记》。明甄伟的《西汉通俗演义》，也是大量利用《史记》中的材料。《史记》的许多人物故事相继被写入戏剧，搬上舞台，据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所载，取材于《史记》的剧目就有180多种。据李长之统计，在现存132种元杂剧中，有16种采自《史记》的故事。后来的京剧也有不少剧目取材于《史记》。总之，《史记》成为中国古代小说、戏剧的材料宝库，它作为高品位的艺术矿藏得到反复地开发利用。（《中国文学史》袁行霈主编）

司马迁对先秦士族精神的颂扬体现在他对这些士族的形象刻画和道德品质的褒扬上。

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当中记载：孔子一生之中适齐、鲁、卫，在这些过程中，虽然，孔子为政的时间不长，有时甚至是惶惶乎如丧家之犬，去无定处，四处游学，但他无时不刻不在宣扬他所创建儒家学说、仁政思想和西周的礼法制度，当鲁国主政的季桓子所做的一些事不合乎仁政时，孔子不得不离开鲁国。在其第二次到达卫国时，看见灵公和夫人同车而坐，且招摇过市，国君的这一行为使得孔子又不得不离开卫国。他的一生尽管颠沛流离，周游列国收到冷落、受到打击，有时竟会到“累累若丧家之犬”的境地，但他却没有向命运屈服，没有让自己崇高的理想埋没在艰难的现实境况中，依然不屈不挠、矢志不渝，他的这种精神堪称先秦士族精神的典范。

在文章的末尾司马迁点评道：“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认为孔子作为道德的楷模应该受到万世的景仰~

司马迁（前145或前135—前90年），复姓司马，名迁，字子长，西汉著名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少年时代，“耕牧河山之阳”。司马迁在这“山环水带，嵌镶蜿蜒”（《韩城县志序》）的自然环境里成长，既被山川的清淑之气所陶冶，又对民间生活有一定体验。“年十岁则诵古文”，广泛阅读先秦古籍，打下了坚实的知识基础。 十岁，随父亲至京师长安，得向老博士伏生、大儒孔安国、董仲舒学习；家学渊源既深，复从名师受业，启发诱导，获益不浅。这个时候，正当汉王朝国势强大，经济繁荣，文化兴盛的时候，张骞奉使通西域，卫青、霍去病大破匈奴，汉武帝设立乐府，也是司马迁在京城里丰富见闻，热情迸发的时候。 二十岁，开始外出游历。“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这段时间司马迁了解和搜求古代与当代的历史故事及各种史料，有计划的到全国各地作实地考察。不仅使他获得了广博的社会知识，而且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这是《史记》获得成功的条件之一。回到长安以后，做了皇帝的近侍郎中，随汉武帝到过平凉、崆峒，又奉使巴蜀，他到得最南边是昆明。 三十六岁，元封元年（前110年），汉武帝举行大规模的巡行封禅，步骑十八万，旌旗千余里，浩浩荡荡。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史官，本应从行，但病死在洛阳。司马迁接受了父亲的遗志，赶到泰山，参加封禅，随后沿着东海，绕道长城塞外回到长安。 三十八岁，元封三年（前108年），正式做了太史令，有机会阅览汉朝宫廷所藏的一切图书、档案以及各种史料的机会，接过父亲未完成的著述，开始《太史公书》的续撰编订工作。 四十二岁，太初元年（前104年），我国第一部历书《太初历》完成，司马迁动手编写《史记》。 四十七岁，天汉二年（前99年），汉武帝攻打匈奴大败，司马迁直言进柬，受李陵案牵连入狱，次年被处以宫刑。 五十岁，太始元年（前96年），汉武帝改元大赦天下，司马迁出狱后当了中书令。 五十六岁，征和二年（前91年），《史记》全书完成。“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藏在名山，副在京师。”此后，不知所终。

　　司马迁的生平和著作

　　司马迁(前145—87)，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父司马谈有广博的学问修养，曾“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又曾为文“论六家之要旨”，批评了儒、墨、名、法和阴阳五家，而完全肯定地赞扬了道家，这说明他是深受当时流行的黄老思想的影响的。司马谈在这篇论文中所表现的明晰的思想和批判精神，无疑给司马迁后来为先秦诸子作传以良好的启示，而且对司马迁的思想、人格和治学态度也必然有影响。汉武帝即位后，司马谈做了太史令，为了供职的方便，他移家长安。在此以前，司马迁“耕牧河山之阳”，即帮助家人做些农业劳动，同时大概已学习了当时通行的文字——隶书。随父到长安后，他又学习了“古文”(如《说文》的“籀文”和“古文”等)，并向当时经学大师董仲舒学习公羊派《春秋》，向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这些对年轻的司马迁都有很深的影响。

　　司马迁在二十岁那一年开始了漫游生活。这就是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所说的：“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规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乙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归后“仕为郎中”；又“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以后又因侍从武帝巡狩、封禅，游历了更多的地方。这些实践活动丰富了司马迁的历史知识和生活经验，扩大了司马迁的胸襟和眼界，更重要的是使他接触到广大人民的经济生活，体会到人民的思想感情和愿望。这对他后来著作《史记》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元封元年(前110)，汉武帝东巡，封禅泰山。封建统治阶级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盛典，司马谈因病留在洛阳，未能参加，又急又气，生命危在旦夕。这时司马迁适从西南回来，他就把自己著述历史的理想和愿望遗留给司马迁，司马迁流涕说：“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三年后，司马迁继任为太史令，他以极大的热情来对待自己的职务，“绝宾客之知，亡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并开始在“金匮石室”即国家藏书处阅读、整理历史资料。这样经过了四、五年的准备，在太初元年(前104)，他主持了改秦汉以来的颛顼历为夏历的工作后，就开始了继承《春秋》的著作事业，即正式写作《史记》，实践他父亲论载天下之文的遗志。这年司马迁是四十二岁。

　　正当司马迁专心著述的时候，巨大的灾难降临在他的头上。天汉二年(前99)李陵抗击匈奴，兵败投降，朝廷震惊。司马迁认为李陵投降出于一时无奈，必将寻找机会报答汉朝。正好武帝问他对此事的看法，他就把他的想法向武帝说了。武帝因而大怒，以为这是替李陵游说，并借以打击贰师将军李广利。司马迁就这样得了罪，并在天汉三年下“蚕室”，受“腐刑”。这是对他极大的摧残和耻辱。他想到了死，但又想到著述还没有完成，不应轻于一死。他终于从“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乙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 (周文王被关在羑里，写了一部《周易》；孔子周游列国的路上被困在陈蔡，后来编了一部《春秋》；屈原遭到放逐，写了《离骚》) ”等先圣先贤的遭遇中看到自己的出路，于是“就极刑而无愠色”，决心“隐忍苟活”以完成自己著作的宏愿。出狱后，司马迁升为中书令，名义虽比太史令为高，但只是“埽除之隶”、“闺合之臣”，与宦者无异，因而更容易唤起他被损害、被污辱的记忆，他“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但他的著作事业却从这里得到了更大的力量，并在《史记》若干篇幅中流露了对自己不幸遭遇的愤怒和不平。到了太始四年(前93)，司马迁在给他的朋友任安的信中说：“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可见《史记》一书这时已基本完成了。从此以后，他的事迹就不可考，大概卒于武帝末年。他的一生大约与武帝相始终。

　　司马迁接受了儒家的思想，自觉地继承孔子的事业，把自己的著作看成是第二部《春秋》。但他并不承认儒家的独尊地位，他还同时接受了各家特别是道家的影响。他的思想中有唯物主义因素和批判精神，特别由于自身的遭遇，更增加了他的反抗性。班彪、班固父子指责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力而羞贫贱”，这正说明了司马迁的思想比他的许多同时代人站得更高，而为一些封建正统文人所无法理解。我们今天正是从这些封建正统文人的指责中，看到了司马迁进步思想的重要方面。

　　《史记》是我国历史学上一个划时代的标志，是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著作，是司马迁对我国民族文化特别是历史学方面的极其宝贵的贡献。全书包括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本纪”除《秦本纪》外，叙述历代最高统治者帝王的政迹；“表”是各个历史时期的简单大事记，是全书叙事的联络和补充；“书”是个别事件的始末文献，它们分别叙述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发展和现状，与后世的专门科学史相近；“世家”主要叙述贵族侯王的历史；“列传”主要是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阶层人物的传记，少数列传则是叙述国外和国内少数民族君长统治的历史。《史记》就是通过这样五种不同的体例和它们之间的相互配合和补充而构成了完整的体系。它的记事，上自黄帝，下至武帝太初(前104—101)年间，全面地叙述了我国上古至汉初三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的历史发展，是我国古代历史的伟大总结。

　　司马迁的著作，除《史记》外，《汉书•艺文志》还著录赋八篇，今仅存《悲士不遇赋》一篇和有名的《报任安书》。《报任安书》表白了他为了完成自己的著述而决心忍辱含垢的痛苦心情，是研究司马迁生平思想的重要资料，也是一篇饱含感情的杰出散文。《悲士不遇赋》也是晚年的作品，抒发了作者受腐刑后和不甘于“没世无闻”的愤激情绪。

　　《史记》记载了上自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共3000多年的历史。全书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作者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使《史记》成为中国第一部，也是最出名的纪传体通史。

　　司马迁是汉武帝时期的一位执掌天时星历，记录、搜集保存典籍文献的一个史官。史官无权无势，无名无利，他因罪得罪了汉武帝，在死刑和宫刑之间他选择了一个男人最为耻辱的宫刑，包羞忍耻活了下来。后来呢，他又充当了本应该由太监来充当的一个官，也就是中书令。当中书令的时候，他为官又不能推贤进士，也就是说并不是个好官。但是就是这位司马迁，撰写了中华文化史上一部宏伟的巨著《史记》。这部《史记》影响了，并且继续影响着中国文化和社会生活，司马迁是不是一位英雄？如何评价他的人格？司马迁有着怎样的传奇的人生？他对中华民族的贡献究竟在哪里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问题，我们将沿着司马迁生命的轨迹走进这位历史文化名人的精神世界，来解读两千多年前的一个历史之谜。

　　我想分四个问题讲一讲，第一个问题谈的是二十漫游，二十岁的一次漫游。司马迁字子长，生于公元前145年，出生地在龙门，也就是今天的陕西省韩城县。据司马迁自己说，他少年时期曾经“耕牧河山之阳”，也就是说他儿童时期曾经在家乡从事过一些农业劳动。后来他的父亲司马谈到长安做了太史令，司马迁随父亲也到了长安，在父亲的指导下，他刻苦读书，打下了深厚的文化基础，他拜了很多名师做老师。司马迁的家族，就是他这个家族，世代都是史官，而作为史官，他有责任来记载帝王圣贤的言行，也有责任来搜集整理天下的遗文古事，更有责任通过叙事论人而为当时的统治者提供借鉴。那么他的父亲司马谈就有志于整理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试图撰写一部规模空前的史著。就是写一部史书，从他父亲开始就已有这么一个理想，他的父亲做太史令之后，就开始搜集阅读史料，为修史做准备。但是司马谈感到自己年事已高，要独立地修成一部史著，无论是时间、无论是精力，还是才学知识都还不够，所以司马谈寄厚望于他的儿子司马迁，希望他能够早日参与其事，最终实现这样一个宏愿。

　　于是，他让儿子在读万卷书的基础上，开始行万里路，他要求他儿子来进行一次为期两年多的一次全国的漫游。所以我这里要介绍司马迁的漫游，于是司马迁从20岁开始，就做了一次漫游，司马迁是为写《史记》做准备的一次实地考察，他亲自采访，获得了许多第一手材料，保证了《史记》的真实性和科学性。那么他这个漫游，也是《史记》实录精神的一种具体体现。

　　我举几个例子，比如说他漫游到汨罗江畔，在汨罗江畔，在当年屈原投江自沉的地方，他高声朗诵着屈原的诗，他痛哭流涕，所以他写《屈原列传》写得那么有感情，他是亲自去考察过，他是在学习屈原的基础上来写屈原的。比方说，在韩信的故乡淮阴，他也搜集了许多有关韩信的故事，你比如说他亲自去问别人，说当年韩信受胯下之辱，这大家知道，这个典故，韩信为什么能够受胯下之辱而不发怒？而不愿意去做出非法的事来，忍了。韩信那么高的个子，从一个流氓两个腿之间爬过去，如果按照他的个性，一刀就把他杀了。但是如果把他杀了，后来还能够建功立业吗？韩信后来帮助刘邦推翻了秦王朝，建立了西汉，封王封个侯，回了故乡，韩信自己说，如果当初我把你杀了，我就没后来的建功立业，所以小不忍则乱大谋。

　　再比如说在曲阜他去瞻仰了孔子的墓，还和孔子故乡的一些儒生在一起揽衣挽袖、一步一揖，学骑马、学射箭，学行古礼，以此表达他对孔子的纪念，高山仰止，对孔子的纪念。

　　再比如讲，在孟尝君的故乡薛城，他走乡串巷，考察民风，而且他考察这个地方的民风跟当年孟尝君好客养士有什么关系，所以他走一路、考察一路，可以这样说，司马迁在漫游的旅程中，不放过任何一个了解历史的人，不放过任何一个存留于人们口碑上的故事，获得了许许多多从古籍当中所得不到的历史材料，同时他深入民间，广泛地接触了人民群众的生活，使得他对社会，对人生的观察、认识逐渐深入。

　　此外他遍历名山大川，饱览了祖国山河的壮美，陶冶了性情，从而也提高了他的文学的表现力，所以我要讲司马迁这的这次漫游，正是司马迁走向成功的极为坚实的一步，是非常典型的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第二件事情，就是李陵之祸。就是司马迁因为受李陵事件的影响，而被下到牢里边去了，所谓“李陵之祸”。司马迁22岁漫游回来以后，22岁就开始做官，但是做的是一个郎中，郎中是什么，就是“掌守门户，出充车骑”，就是皇帝的一个侍从。一直到38岁的时候，他才继承他父亲的职位，就是他父亲去世以后，他继承了父亲的职位做了太史令。从做太史令那天开始，他就开始《史记》的资料准备和撰写工作，38岁一直当太史令，然后就开始写《史记》。

　　正当司马迁专心著述，专心写《史记》的时候，巨大的灾难降临到他的头上，我刚才讲了，一部文学史，就是文人的辛酸史，文人的不幸才给我们文学史上留下了这么伟大的作品。在汉武帝天汉二年，也就是公元前99年，司马迁47岁。这一年的秋天，匈奴发动了对汉朝的进攻，汉武帝就任命他的宠妃，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为主帅去抗击匈奴，而要李陵，李陵是什么人物呢？就是汉代另外一个很有名的人物飞将军李广的孙子，李陵这个人心劲很高，他提出来，我带一支军队，五千人，我要横行匈奴。名将之后很有气魄，汉武帝看他如此有勇气，于是就给他五千精兵，这五千精兵都是五千荆楚壮士，非常勇敢、非常能打仗，李陵开到前线去，到前线去以后，跟匈奴打仗，连打了几仗，连打连胜，消灭了几倍于他的匈奴敌人。

　　当李陵打胜仗的消息不断传到朝廷的时候，汉武帝非常高兴。看着汉武帝高兴，那么周围大臣都纷纷祝贺汉武帝，哎呀！陛下得此良将，李陵不愧是名将之后，都恭贺汉武帝。但李陵毕竟带的是五千人，寡不敌众，而且后来匈奴以为这就是汉朝的主力军，整个匈奴把军队都拉来对付李陵，最后李陵终于敌众我寡，打了几次仗以后，最后战败被俘了。李陵被俘虏之后，汉武帝非常生气，挫败了我大汉王朝的军威，挫动了我的国威，很恼火，很生气，而这些大臣朝廷大臣们，看着汉武帝生气，于是又转过来纷纷来咒骂李陵，说李陵本来就不是个好东西，李陵本来就不是个好人，就纷纷骂李陵。

　　结果有一次在朝廷议事的时候，史官不是陪侍在旁边吗？汉武帝就问司马迁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司马迁就说了一番话，是替李陵辩护，好！这就惹恼了汉武帝，于是司马迁被定了一个什么罪呢？“诬罔主上”。就是攻击诬蔑咒骂皇上，于是把司马迁打入大牢，司马迁这样得罪了汉武帝，开始司马迁并没有定为死罪，大概过了将近一年，半年多到一年的时间，一直没有李陵消息，汉武帝就想派人打听李陵被俘虏以后，究竟是投降了？还是现在情况怎么样呢？就派一个人叫公孙敖到匈奴去打听李陵的消息，公孙敖在匈奴那个地方转了几个月，始终没有得到李陵的准确的消息，到底李陵现在怎么样了？是死了？还是活了？是投降了？还是干什么去了？不知道。后来听信一个传言，说李陵正在某处帮助匈奴训练军队，他得不到别的准确消息，于是带着这个消息回来告诉汉武帝，说李陵在那里帮助匈奴训练军队，汉武帝大怒，这就是叛徒，你被俘虏还不说，你现在帮助匈奴训练军队打我们，于是李陵被诛灭九族，那么司马迁就被定为死罪。司马迁是为李陵辩护，因此我的结论是：在李陵事件当中，司马迁只是尽到了一个史官直言的职责。司马迁如果不说话什么都没有，皇上问我，我不说，或者跟其他大臣一样，也把李陵骂一通，他什么事都没有，他不过是尽到了一个史官坦诚说自己意见，也许这个意见可能错，但是这个史官该说真话，所以坦诚直言的职责，他因此而蒙冤下狱，甚至被判了死刑，死罪，那么这正是封建统治者的专横。

　　关于司马迁生平第三件事情，就是“痛下蚕室”，司马迁以诬罔主上而被定为死罪，那么按照汉朝的刑法呢，死罪犯人有两种方法可以免死：一就是缴纳五十万钱，二是接受宫刑。司马迁作为史官，家境清贫，再加上下到死牢里面去，人们逃避惟恐不及，谁还去资助他钱呢？就算借得到钱，也没有人敢借给他，自己拿不出来，也没有人借，所以无法筹措那五十万。因此，司马迁要想活命，只能接受宫刑，什么叫宫刑呢？宫刑就是施刑于男人的下身，而且接受这种刑法的人，他畏冷怕风，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因此在施刑的牢房当中必须保暖，就好像民间养蚕的屋子一样，所以，受宫刑也叫下蚕室。司马迁对此事来说，去死和接受宫刑更容易接受的是什么？是死。司马迁并不怕死，因为他知道，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是他自己的话了，那么他认为，即使是奴隶，即使是婢妾在受到侮辱的时候，也知道以死来摆脱，何况我司马迁。自己是一个深明是非的史官，我难道不懂得羞辱的活着比死还可耻吗？难道还怕死吗？但是司马迁不能够选择死，这是因为他不能让《史记》的写作半途而废，因为这是继承祖业实现父亲遗愿的大事，如果自己死去，他将以何种面目去见九泉下的先人呢？而作为一位史官，没有留下半点文字，如何向后人交代？再说，如果他选择自杀，或者是被杀，人们并不会把他看做是殉节，而只会认为他智尽无能，或者是罪大恶极，死有余辜。在这种情况下死，那就是轻于鸿毛了。那么惟一的选择就是接受宫刑，在这时候司马迁想到了，古代的周文王、孔子、屈原、孙膑、吕不韦、韩非子等这样一些圣贤，他们都是在逆境当中坚韧不拔，最后都完成了轰动天下的文化巨著。于是司马迁为了保存自己以完成撰写《史记》的大业，决定自请宫刑，减死一等，我愿意接受宫刑，免死。

　　司马迁终于被处以宫刑，他前后在狱中呆了三年，他隐忍苟活，在狱中还坚持写《史记》，大概是在汉武帝太始元年，也就是公元前96年，司马迁50岁的时候，他出狱了，47岁被打到牢中，50岁出狱，出了狱以后做了中书令，中书令的职务是“领赞尚书，出入奏事”，什么意思呢？就是把各部的尚书有什么表，有什么奏章呈现给皇上，把皇上有什么圣旨，旨意，传达给大臣们。但这个职务一般是由宦官来担任的，现在司马迁担任这个职务，也就是说汉武帝实际上把他看作一个宦官，实际上是以一个宦官的身份在朝廷做官。司马迁是为了做官活下来的吗？不是！所以他对中书令，对朝廷的事务没有兴趣，出狱以后的司马迁，须发脱落、形容枯槁、弱不禁风，他经常是精神恍惚，他自己在《报任安书》里边这样写到，他说我“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他说我动不动人精神恍惚，不知道怎么回事，或者走着走着，哎呀！我怎么走到这儿来了，人处在一种恍惚状态，心里面经常忍受着痛苦的煎熬和无限的愤恨。他想到他受宫刑，想到是作为一个男人接受最耻辱的刑罚，侮辱祖先，所以这是奇耻大辱。“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什么意思？想到我司马迁受了这种刑罚，我一想到冷汗直冒，经常是汗湿衣裳，衣裳都湿透了。可以看到此时司马迁这种精神状态，而且由于古代这种被阉割的人，历来被人们所鄙视，为人所不耻，所以司马迁被视作是“无行之人”。常常遭到诽谤和中伤，他的好朋友任安也不理解他，任安写信给他，劝他要谨慎地待人接物，要以推举贤能引荐人才为己任，实际上是委婉地批评他，你做官不谨慎，你做官不推举贤能，你不引荐人才，你是个默默无语，没有什么创见，没有什么创新，没有什么主见的中书令。连朋友都不理解他，其实出狱之后，司马迁在精神上是十分痛苦的，我们刚才讲到，经常是恍恍惚惚的，经常走着走着不知道走到这个地方来干什么。但是一提到《史记》，一写《史记》他清醒了，只有一个伟大的理想支持着他，那就是著书的事业，可以说司马迁为《史记》而活着，为《史记》而奋斗。

　　在汉武帝太始四年，也就是公元前93年11月，司马迁给他的朋友任安写了一封信，这就是著名的《报任安书》，在这封信里面他详细地申诉了自己对李陵事件的看法，以及接受宫刑前后的心态。他为什么接受这个刑罚，接受这个刑罚之后，他又是一种什么心态，也就是我刚才讲这些，也是这封信里面他跟他朋友诉说的。而且在这封信里面，最后他郑重的宣布《史记》一百三十篇完成了。

　　司马迁用生命写成的《史记》原来准备是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也就是司马迁原来写《史记》，并不是要公开，这个书准备藏之名山的，特别在他写书过程中遭受那么多经历，那么多挫折，那么多磨难，所以这部书他是准备藏之名山，这是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面说的，那么司马迁《史记》写成之后，他传给谁了呢？在司马迁死后，他的家人把《史记》转移藏匿在他女儿家中，现在的人所看到的史料很少谈到司马迁的亲属，关于司马迁的材料很少，一个就是《报任安书》，再就是《史记》有个《太史公自序》，再就是后来《汉书》上有个《司马迁传》，《司马迁传》基本上是抄他的《太史公自序》，所以司马迁的直接史料是非常少的。但是司马迁有一个女儿，而且女儿所嫁的丈夫，叫杨敞，这是有史可据的，杨敞在汉昭帝时期，还曾经官至宰相。杨敞有两个儿子，也就是司马迁的女儿给杨家生了两个儿子，大儿子名叫杨忠，小儿子名叫杨恽。杨恽呢，自幼聪颖好学，他的母亲也就是司马迁的女儿把自己珍藏着的并且深爱着的这个《史记》，拿出来给他读。杨恽初读此书，便被书中的内容吸引住了，爱不释手，一字字、一篇篇，非常用心地把它读完了。杨恽成年之后，还把它读了好几遍，每读一遍总是热泪盈眶，扼腕叹息。在汉宣帝的时候，杨恽被封为平通侯，那么这时候他看到当时朝政清明，想到他的外祖父司马迁这部巨著正是重见天日的时候，于是上书汉宣帝，把《史记》献了出来，从此天下人得以共读这部伟大的史著。

　　一部《史记》经历了多少磨难多少坎坷，司马迁《史记》完成了，完成之后呢？历史上再也找不到司马迁的消息，司马迁是怎么死的呢？这就是我谈的第四个问题，神秘之死。自从司马迁写完《报任安书》之后，人们便再也不知道他的消息，历史的记载在这里留下了一页空白，后人只能从一些零星的，甚至互相有些矛盾的一些传说当中，一些不完全的资料当中，去揣测司马迁后来的结局。我搜集些资料，我认为司马迁后来结局有四种可能。第一、司马迁可能是自杀身亡。《史记》完稿之后，生命对于司马迁而言，已经无足轻重了，特别是受宫刑之后，人们对他所谓贪生怕死的误解该是洗刷时候了。我司马迁是不是个贪生怕死的人，那么基于这些，他可能自杀，我是从《报任安书》分析出来的。也就是说，司马迁有自杀的这种意图，从《报任安书》里面已经可以透露出不少信息了，你们想一想，司马迁当时给任安写信的时候，当时任安在狱中，后来任安被处死了，司马迁给任安回信，任安写信给司马迁，是在下狱之前，他一直没有时间给他回信，后来任安在狱中，要把汉武帝杀了的时候，他匆忙写这封信给他，写那么长，为什么写这么长，任安因为受了一个案子的牵连，正在狱中羁押在牢中，而且随时可能行刑处斩，司马迁为什么要对一个快要死的人，写下如此长篇，而又悲愤激昂的书信呢？他又为什么要在信中反复诉说自己忍受不了腐刑之后的这种耻辱呢？他又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时机和对象来宣告《史记》一百三十篇完成呢？他又为什么在信中大谈“人故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而且在信里面说，“要死之日，然后是非乃定”。他说一个人生前你不要说我是和非，人生的是非留在身后，一个人等死后的若干年，人们才能给他论定是非，那就是说我司马迁究竟是个什么人，留待后人评价，现在你们怎么攻击我，怎么瞧不起我都可以，死后你们来看我是个什么人。我这个信把我的心情、我的想法、事实经过，我都讲清楚了，所以《报任安书》也许就是一封遗书。

　　第二种可能，司马迁受任安这个案子的牵连，被汉武帝下令腰斩于市。当时宫廷里面有一场斗争，那么任安牵涉进去了，而当司马迁辗转托人把他的《报任安书》送到狱中以后，任安已经被腰斩了。任安腰斩以后，狱吏在抄检狱室的时候发现了司马迁的信，于是便呈奏给汉武帝，信里面是非常愤慨地表达对汉武帝的不满，那么汉武帝读罢，看到信里面那么多怨愤之词，勃然大怒，再加上有人趁机诬告司马迁和任安是同党，他们俩是好朋友嘛，于是汉武帝便下令把司马迁打入天牢，随后腰斩于市。那么这样看来，似乎是《报任安书》惹的祸，其实司马迁何以不知道《报任安书》会带来什么结果呢，司马迁并非不知道任安作为死囚犯，可能终生读不到这封信，司马迁也并非不知道这封信可能成为一封公开信，因为自己在信中所发泄的不满会招致灾祸，这点司马迁是非常清楚的。但是他不能不说，因为当他完成了《史记》的伟大的著述以后，灾祸对于他而言已经是无足轻重了，况且他选择这样一个与他患难与共的朋友写信的这种方式，选择给朋友写信，而且向世人公布《史记》的完成，这本身就是一种抗争，也是对朋友甚至对朋友死后的灵魂是一种极大的安慰。

　　第三种可能司马迁再次下狱之后，随同长安狱中的罪犯，无辜地被集体处死的，这是怎么回事呢？据《汉书·宣帝纪》记载，当《报任安书》被汉武帝知道之后，汉武帝看到信中有很多怨言，于是便下诏把司马迁逮捕了，并且叫御史台论罪，就是说并没有判死罪、论罪。就在论他的罪这个期间，不久汉武帝病重，那么有巫师就给他算风水，然后巫师告诉汉武帝，说长安监狱当中有天子气冲撞了圣上，究竟是谁呢？不知道，于是汉武帝下令把狱中所有的囚犯，无论轻重一律处死。这是历史上有记载的，曾经一次把长安城的犯人全部杀了，所以司马迁就这样集体地无辜地被杀了，一代史家就这样死于非命，这是第三种可能。

　　第四种可能司马迁寿终正寝，其实关于司马迁是被杀，史料还不能够充分地予以证实，说司马迁是自杀，也不过是一种推测。在史料不足的情况下，我们还只能够把他看成是正常病故，司马迁大概活了60岁，司马迁死了，在《史记》完成之后，他悄然无声地离开人世了，他以生命的终结换来了《史记》的诞生，他的死留下一个历史之谜，他的著作却竖立起一块历史的丰碑。

《诗说先秦史》采用古诗五言体的形式，通过再现重要历史人物和故事情节，叙述了上古神话传说时代、夏商周三代和春秋、战国各个时期兴起与衰亡的历史。

写作虽采用叙事诗的形式，但其内容严格地依据历史事实，并一一注明所述史实的资料出处和原文，可供查证或进一步研究。

龚贤明，本名贤明。1940年生，浙江义乌人。1960年毕业于杭州大学历史系，留校任教。曾任杭州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究室主任、古籍研究所所长。现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教授、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学术负责人、浙江大学宋学研究中心主任。

并聘为教育部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委员、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语言文献图情学科组组长。中国宋史研究会理事、杭州岳飞研究会会长。主要著作有《宋史职官志补正》、《宋代官制辞典》、《中国历代职官别名大辞典》等。

发表的论文有《宋代官吏的管理制度》、《中国历代职官别名研究》、《评岳飞军事思想》等。

《诗说先秦史》既适合具有中小学文化水平的读者，也适合大学生甚至研究生阅读参考。

司马迁的主要著作有哪些

司马迁一生最高的成就就是写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本记传体的史书《史记》，这本著作被称为“二十四史”之首，记载了上古从黄帝时代开始的传说，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这之间一共三千年的历史。

史记

《史记》之所以能够被人们所称道，其中有一方面的原因是因为史记开创了一种新的历史编写方式，在此之前史书都是以编年体为主，逐年编写的。而司马迁开创的纪传体的编撰方式，也为后世历代的“正史”所使用。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很多珍贵的书籍都失传，汉朝建立之后，法律、章程、礼制都得到了重新建立，许多文人都被朝廷所使用，很多当时被毁坏失传的古书也都被爱好文学的人士所搜寻并贡献出来，这也给司马迁的写作提供了大量的文献资料。

《史记》分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个部分，包括记载历代帝王政绩的十二本纪，记载诸侯国诸侯兴亡的三十世家，记载重要人物言行和生平事迹的列传（其中还有一篇是自序），和十篇大事年表，以及记载音律、历法、天文方面的典章制度的八书。全书总计一百三十篇，共五十二万六千多个字。司马迁的《史记》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贯通古今的通史，对后世的影响非常深远，也正是也因为《史记》的出现，这种通史之风也始终影响着后世的史书和研究。

太史公司马迁发明了什么

司马迁是西汉最伟大的史学家，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但是却有人说司马迁还是一个“发明家”。

司马迁像

司马迁这位“发明家”发明的就是《史记》，再准确一点的说就是纪传体这种编写历史的方式。因为先秦或者更早时期的历史都是根据时间来编写历史的。但是司马迁对编写方式进行了创新，于是就在《史记》中出现了纪传体的编写历史的方式。

纪传体是以人物传记为中心记叙史实的一种方式，通过记叙人物的活动来反映历史事件。纪传体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以人物传记为核心内容，以言行等结合记叙，更好的展现人物的性格特征等。

而且纪传体这种记叙方式也对后世的小说、戏剧、传记等许多文学作品的创作有深远的影响。因为纪传体这种以人物为中心的特点，将许多人物都重点突出出来，因此建立起来一批重要的人物原型。在后世许多的小说和戏剧中，很多帝王、英雄、侠客等形象都是从这里演化出来的。

而且武侠小说等小说也都受到了《史记》的影响，很多武侠小说的体裁和记叙方式也都能看到《史记》的影子。而且很多小说都是以“某某传”等为小说命名，不可不说，这些都是源自于《史记》中纪传体的这种文体的影响。

在工业还没有闻名的汉代，我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就已经开始发明和创造了，足见司马迁写《史记》是一个多么伟大的壮举。

司马迁的爱国名言都有哪些

司马迁的爱国名言最著名的一句是常思奋不顾身，而殉国之急。司马迁在鸿篇巨制的《史记》当中为我们留下了无数经典名言，他不仅是西汉的史学家更是文学家，思想家。

司马迁画像

那么多的名言警句，是司马迁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每每读到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那段不禁精神振奋，似乎浑身充满了力量。但每当看到这一句司马迁的爱国名言总是会感到一种莫名的嘲讽。这句诗是司马迁在《报任安书》形容李陵而说到的，但也就是因为李陵，司马迁收到了宫刑，由于生性耿直，所以司马迁站在客观的江都讲述李陵投降匈奴的苦衷，没想到却因此得罪了汉武帝，汉武帝将其收监下狱处以宫刑，司马迁原本想一死了之，却为了史记而屈辱的活了下来。

终于给好友书信一封在《报任安书》书中写下了这句千古名言。无乱司马迁的爱国名言是写给李陵还是写个自己，这对于汉武帝来说都是一个天大的讽刺。一心报复为了天下，可天下是谁的天下，是刘家的天下！当自己的观点与你不一致便是残酷的对待，对待一个随时准备为国殉身的忠志之士。如果汉武帝就在面前，真想问他一句：良心可安？司马迁的爱国名言出现的时间更是讽刺，偏偏是在自己受过宫刑之后书写下来，对于这样的事，我也只能用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的四个字：悲夫！悲夫！

形容司马迁的成语有哪些

司马迁作为中国历史的伟人，断不敢随意评价，也不知道该如何去形容。我搜索一下形容司马迁的成语，大多关乎坚忍不拔身残志坚之类。这样形容当然贴切，但是总觉得形容司马迁的成语不能只拘泥其精神和身体上。形容司马迁的成语我认为在其成就上仍可加以描述，比如鸿篇巨制、恢弘巨著、震古烁今、名垂青史等更加在侧面反映一个人的伟大。

司马迁画像

司马迁的编写《史记》过程中可谓历经艰辛，十二岁就开始遍访全国各地，收录详实的材料历史资料。在身受宫刑之后忍受着肉体和灵魂的双重折磨，仍然坚持完成《史记》的编撰，这份精神不得不让人叹服。原本恢弘巨著这类成语是形容《史记》的成语，但我觉得作为形容司马迁的成语会更为恰当。

司马迁历时十三年，写下一百二十篇共计五十二万余字，前后收录了跨度三千余年的历史，能够完成如此宏伟的工作，司马迁名垂千古不过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身体遭受折磨之后仍能坚持编撰，这不是坚强形容的那么简单，更应该是坚忍，坚强隐忍。不管形容司马迁的成语有多么多多么贴切，就算所有的成语在司马迁以及司马迁的史记面前都是苍白无力。司马迁的《史记》是无韵之离骚，悠悠唱响了华夏的千古文明。在五千年的历史潮流中，司马迁是前三千年的掌舵人，在书本上书写着华丽的诗篇。

司马迁游历了哪些地方

司马迁出生在一个小康之家，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也是一个史官，家里的条件还不错。后来司马谈到长安区做官，就让司马迁到全国各地去游历。古人云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所以这也是司马迁有如此成就的原因之一吧。

司马迁

十岁的时候，司马迁来到了汉朝的都城，长安。当时的长安可以说是非常的繁荣，国力空前强大，经济繁荣，百家争鸣。这个时期，张骞奉命出使匈奴、卫青霍去病又大破匈奴，文化空前的繁盛。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司马迁能够有丰富的见闻，激发了司马迁写史的兴趣。

大概是二十岁的时候，司马迁就开始了外出游历，史书上记载司马迁先是南游江、淮，就是今天的江南、淮南地区了。之后又去了会稽（今绍兴），还去到了相传是大禹葬身的九疑山。之后要到了广西、贵州一带的沅水、湘水一带。之后又北上，到了山东汶水、泗水等地，在这一带还考察了许多战国时期的县市等。之后司马迁又到了河南一带，考察旧时的梁国、楚地等遗迹。司马迁还去了四川巴蜀一带，可以说是走遍了大半个中国。

也正是因为年轻时候的游历经历，司马迁收集到了民间大量的传说、旧闻、古事等素材，为司马迁日后的写作积累了大量的原始材料，当然司马迁也是对这些传闻进行了认真摘选，没有将那些无稽之谈的话也编入到《史记》中。

赞美司马迁的对联

我国历朝历代名人层出不穷，对于一些有极大贡献的历史人物，人们往往会创作对联来颂扬或是怀念他们，司马迁作为我国杰出的文学家和史学家、《史记》的创作者，自然也是深受后人的敬仰与怀念。司马迁对联也有很多，表达了人们对司马迁的敬仰与怀缅之意。

司马迁画照

“刚正不阿，留将正气冲霄汉。幽愁发愤，著成信史照尘寰。”这就是一副典型的歌颂司马迁的对联，这幅对联也是写在韩城司马迁祠的名联。虽然这幅对联的作者已经不可考，但这幅对联却极好的总结和赞扬了司马迁的一生。正如对联所写，司马迁性格刚正不阿，为著成史书而隐忍发愤，终于将历史光明照耀了后世，自己更是名垂青史。

“一代君权痛蚕室，千秋史笔溯龙门。”这幅对联出资蒲松龄，同样是描写了司马迁一生的命运和他不朽的成就。意思是司马迁虽然遭受宫刑并被关进监狱，但他忍辱负重发奋写书，用千秋史笔写下了历史巨著《史记》。蚕室指的是专门用于关押刚刚被 犯人的地方。

“忍辱明志，洞穿历史，遣语措词，写尽春秋，绝笔文萃彪千古;求实辨非，勘破迷离，存真去伪，解读生死，豪雄佞奸露本容。”这是余震宇题司马迁祠的一副对联，同样是写尽了司马迁一生的悲惨命运与他隐忍著书的伟大成就。

司马迁对联还有很多，虽然内容不同，但要表达的都是对这位伟大人物的敬仰与怀念，而对联恰好提供了这样一种怀念方式，朗朗上口的对联也使得司马迁故事广为流传。

司马迁和《史记》

前面我们说到，司马相如的赋和司马迁的《史记》，在表现时代意识方面有共同之处，但这并不意味两者在思想、艺术方面处于同样高度。作为宫廷文学侍从的司马相如为迎合君主趣味而写作的赋，与虽作为王朝的史官却保持相对独立的学者立场的司马迁所创作的《史记》，两者之间不言而喻存在显著差别。《史记》不仅具有雄伟的气魄，而且反映出不断强化的君主专制对于社会思想文化的巨大压迫，意识到这个时代的复杂的社会矛盾，体现了对人类社会历史的深刻思考，这些是汉赋不可能具有的。事实上，《史记》不仅是汉代最伟大的著作，也是整个中国文化史上少数几部最伟大的著作之一。 司马迁的生平和他对历史与社会的理解

司马迁（前145—约前87）字子长，左冯诩夏阳（今陕西韩城）人。他的父亲司马谈是一个渊博的学者，对于天文、历史、哲学都深有研究，所著《论六家要旨》一文，对先秦各家主要学说作了简要而具有独特眼光的评论。这对司马迁的早期教育无疑有重要意义。将近十岁时，司马迁随就任太史令的父亲迁居长安，以后曾师从董仲舒学习《春秋》，师从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这一切都奠定了他的学问的基础，二十岁那年，他开始广泛的漫游。据《史记·太史公自序》，这一次游历到达今天的湖南、江西、浙江、江苏、山东、河南等地，寻访了传说中大禹的遗迹和屈原、韩信、孔子等历史人物活动的旧址。漫游回来以后，仕为郎中，又奉使到过四川、云南一带。以后因侍从武帝巡狩封禅而游历了更多的地方。他的几次漫游，足迹几乎遍及全国各地。漫游开拓了他的胸襟和眼界，使他接触到各个阶层各种人物的生活，并且搜集到许多历史人物的资料和传说。这一切，对他后来写作《史记》起了很大作用。

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司马谈去世。临终前，把著述历史的未竟之业作为一项遗愿嘱托给司马迁。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继任太史令。此后，他孜孜不倦地阅读国家藏书，研究各种史料，潜心于著史，并参与了《太初历》的制定工作。

就在这过程中，发生了一场巨大的灾难。天汉二年（前99），李陵抗击匈奴，力战之后，兵败投降。消息传来，武帝大为震怒，朝臣也纷纷附随斥骂李陵。司马迁愤怒于安享富贵的朝臣对冒死涉险的将领如此毫无同情心，便陈说李陵投降乃出于无奈，以后必将伺机报答汉朝。李陵兵败，实由武帝任用无能的外戚李广利为主帅所致，司马迁的辩护，也就触怒了武帝。他因此受到“腐刑”的惩罚。对于司马迁来说，这是人生的奇耻大辱，远比死刑更为痛苦。在这一场事件中，他对专制君主无可理喻的权力、对人生在根本上为外力所压迫的处境，有了新的认识。他一度想到自杀，但他不愿宝贵的生命在毫无价值的情况下结束，于是“隐忍苟活”，在著述历史中求得生命的最高实现。这也正是一位学者对君主的*威和残酷的命运所能采取的反抗形式。终于在太始四年（前写于这一年的《报任安书》中，司马迁对于自己的际遇和心情作了一个完整的交待，此后其事迹不清，大概卒于武帝末年。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东汉末始称《史记》。它是古代第一部由个人独力完成的具有完整体系的著作①。总共一百三十卷，五十二万余字，又是到那时为止规模最大的一部著作。全书由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例构成。“本纪”是用编年方式叙述历代君主或实际统治者的政迹，是全书的大纲；“表”是用表格形式分项列出各历史时期的大事，是全书叙事的补充和联络；“书”是天文、历法、水利、经济等各类专门事项的记载；“世家”是世袭家族以及孔子、陈胜等历代祭祀不绝的人物的传记；“列传”为本纪、世家以外各种人物的传记，还有一部分记载了中国边缘地带各民族的历史。《史记》通过这五种不同体例相互配合、相互补充，构成了完整的历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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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以前，历史著作都带有资料汇编和整理的性质，作者大都不明，难以说是由某个个人独力完成的：诸子书实际也是各个学派文献的汇编，并非由学派的开创者单独完成，而且其中的文章大多是独立成篇的。

这种著作体裁又简称为“纪传体”，以后稍加变更，成为历代正史的通用体裁。

《史记》纪事，其时间上起当时人视为历史开端的黄帝，下迄司马迁写作本书的汉武帝太初年间（前104—前10空间包括整个汉王朝版图及其四周作者能够了解的所有地域。它不仅是我国古代三千年间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历史的总结，也是司马迁意识中通贯古往今来的人类史、世界史。在这个无比宏大的结构中，包涵着从根本上、整体上探究和把握人类生存方式的意图。如司马迁本人在《报任安书》中所言，他的目标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所以，不能够把《史记》看成是单纯的史实记录，它在史学上、文学上以及哲学上，都具有极高的成就。

《史记》被列为中国第一部“正史”。自此以后，历代“正史”的修撰从未断绝，汇成一条文字记载的历史长河，堪称世界史学史上的奇迹。但是，《史记》的情况同后代正史又有很大不同。《史记》以后的历代正史，除极个别例外，都是由朝廷主持、按照君主的意志修撰的，是名副其实的官史。而司马迁虽然是朝廷的史官，《史记》却并不体现最高统治者汉武帝的意志。据说武帝读《史记》后，对其中几篇感到愤怒，下令加以删削，这也是有可能的（今传《史记》中一部分是后人补缀的）。那么，司马迁究竟是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写作《史记》的？这也是理解《史记》的关键之一。

我们需要注意到，在从秦始皇到汉武帝确立君主个人绝对权威前，君主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整个贵族集团的制约。在这种背景下，史官不仅享有较高的地位，而且有“秉笔直书”的义务和权利。司马迁的祖上世代为史官，他虽然意识到在自己的时代，史官已经跌落到“主上所戏弄，倡优蓄之”的地位，但他有意识地继承了古老的史官传统，并不想把自己的笔变成为君主唱赞歌的工具。

另外一点很重要的是，司马迁对孔子有一种特殊的崇拜。他并不是完全服膺孔子的学说，对当代的儒士更鄙视有加，但他钦佩孔子的人格，尤其是孔子以普通士人的身份，而有为天下确立文化准则的宏大理想。司马迁把自己写作《史记》的工作视为孔子修《春秋》事业的继承，这就在精神上自居于很高的地位。扩大地说，这也是继承了先秦诸子的理性态度和批判意识。

时代赋予司马迁以宏大的眼界，和全面总结历史的任务，广泛的游历使他对社会得到前人所未有的了解，残酷的命运促使他深刻地思考人生，继承先秦的史官传统和诸子文化，司马迁又确立了不屈服于君主*威的相对独立和批判性的写作立场。正是在一个特殊历史阶段和特殊的个人遭遇中，产生了伟大的《史记》；在这部伟大的《史记》中，又表现出司马迁对人类历史与社会的多方面的独特理解。

首先，正如上面所说，《史记》是一部批判性而非歌颂性的著作。尤其对汉王朝的历史，对当代即武帝时代的政治，司马迁始终保持冷峻的眼光。他在肯定汉王朝开国皇帝刘邦历史功绩的前提下，毫不容情地、活生生地描绘出刘邦的乡村无赖相和自私、刻薄的心理。对一代雄主汉武帝，司马迁也大胆揭露了他任用酷吏、残害人民、任人唯亲、压抑人才以及迷信求仙、滥用民力等种种行径。至于官僚阶层中种种勾心斗角、厚颜无耻的现象，更是纷呈毕现于他的尖锐的笔下。这些揭露与批判，并不带有丑化的倾向，也不是单纯的否定，而是具体可信的、体现人物的真实性格的史实记录。从中体现出一种深刻的怀疑和思考：历史上获得成功的人物，正在掌握权势的人物，并不像他们宣称的那样，是因为拥有高贵品质和道德正义，才得到他们的地位。有时恰恰相反，品质高贵和信守道义的人物，倒往往是遭遇不幸和失败的，就像与刘邦相比远为坦率和自尊的项羽，与武帝的宠臣相比远为正直和勇敢的李广，都不免以自杀结局。虽然司马迁不曾从理论上揭示这些现象背后的规律是什么，但足以启发人们作一种深入的反省。

《史记》首创的以“纪传”为主的史学体裁，第一次以人为本位来记载历史，表现出对人在历史中的地位与作用的高度重视。过去的历史著作都记载了人的历史活动，但这些记载都是以时间或事件为本位的，人的主体地位未能被充分地意识到和表现出来，而且，这些历史著作中的人物总体说来，一是局限于社会上层，至多包括了游士策士，二是局限于政治性人物，范围有限。《史记》所记述的人物，虽然仍以上层政治人物为主，但其范围已扩大到整个社会，包括社会中下层人物和非政治性人物。我们看到在《史记》中，帝王、诸侯、农民领袖、卿相、将帅、后妃、宦官、文学家、思想家、刺客、游侠、商人、戏子、医师、男宠、卜者，各各显示出人类生活的不同侧面，又共同组成色彩斑斓而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而在这以前及以后的史书中，很少看见如此众多类型的人物，尤其是社会中下层的人物。这表明司马迁认识到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组合体，各个阶层的人物都在社会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这一种认识，尤其是对社会中下层人物的态度，在一般“官史”中是几乎看不到的。

司马迁还进一步注意到：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支配着人的历史活动？他并不否定道义的力量，也表彰了许多信守“仁义”的君子，甚至在这方面具有某种理想主义的态度。但是作为一个忠于生活的观察者和深刻的思想家，他也确实认识到并且公然提出：是人的物质欲望、追求生活满足的要求，支配着人的历史活动。在《货殖列传》中，他不厌其烦地列举多方面事实，证明“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自天子至于庶人”，无不“好利”。他把壮士勇于战斗、闾巷少年劫财盗墓、歌妓舞女出卖色相、渔夫猎人冲风冒雪、赌徒彼此争胜、医师方技之人苦心钻研、农工商贾的各项经营，乃至吏人舞文弄法以求贿赂，各种不畏苦不惧死的行为，全部归结为是追求财富、追求物质利益的活动。尽管这样并列的叙述使很多人难以接受（因为其中终究有善恩顺逆之别），但在那个时代，司马迁就认识到是物质利益的追求而不是抽象的道德原则才是人的历史活动的潜在动机，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衡量历史人物的地位，司马迁所依据的是他们的实际成就，而不是获得何种名位。项羽未尝称帝，但一段时期中实为天下之主，《史记》中便立了《项羽本纪》；《高祖本纪》之后，是《吕太后本纪》，而没有“孝惠本纪”，因为惠帝虽有皇帝的名义，其实只是傀儡。在这里，司马迁丝毫没有孔子“正名分”的热情。《史记·太史公自序》宣称，作《史记》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让那些“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人，得以垂名后世。所以，他也很赞赏为了求取不凡的成就而甘受一时屈辱的人。譬如韩信不耻过胯，曾经勇冠三军的季布甘为奴隶，在司马迁看来，都是“烈丈夫”才能有的壮举。这里面，也包涵着司马迁为完成《史记》而忍辱不死的人生体验吧。

在《史记》中，是存在一定的伦理评价标准和褒贬意识的。但它的标准并不完全符合统治阶层的利益原则或世俗的道德意识，也不是狭隘单一的。甚至，前后之间不妨有些矛盾。如《伯夷叔齐列传》歌颂了二位贤君子“不食周粟”的忠节，《管仲列传》却又赞美起先帮助公子纠与齐桓公争位、失败后不肯殉节、从囚牢里出来又做了桓公重臣的管仲，说他“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游侠对社会统治秩序有一定的破坏作用，司马迁是明白指出了的，却不妨赞扬他们重然诺轻生死的义风。甚至，《酷吏列传》激烈抨击了酷吏的残忍，《太史公自序》又说“民皆本多巧，奸轨弄法，善人不能化”，故酷吏也有存在的理由。这些并不是因为司马迁观念混乱，而是他看到社会本身的复杂性，需要广泛而多视角地理解各种人的生存方式。即使是他所反感的人物，也尽可能如实地描写，不简单地一笔抹杀之。

东汉班固指责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力而羞贫贱”（《汉书·司马迁传》）。然而，这些恰恰是司马迁远比班固之辈高明的地方。正是由于司马迁对历史和社会具有独特的、极其深刻的理解，对各种人物的生存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