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200年前，世界上的很多地方还非常的原始，文明非常的落后，甚至有些位置根本就不存在文明。但是这个时候的我国已经是进入到了第一个封建王朝秦朝。所说我国历史上的秦朝国运非常的短暂，但是却留下了不少的历史遗迹。就不如说秦长城、灵渠等等。根据这么多年的考古研究，似乎关于秦朝的以及多半都处于陕西一带。可事实真的如此吗？2002年湖南的一次考古挖掘使得世人改变了这个想法。

在大家的印象里，提到秦朝，就能想到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秦始皇的暴政，暴虐成性，还有人会认为秦朝的历史文物都应该在陕西附近，因为陕西的咸阳是秦朝的都城。可是在湖南的一个古井中却出土了36万枚竹简，它改变了史记的秦朝三十六县制，可能是三十七县，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2002年，湖南省龙山县发现了文物，正好当地也要修建水库，正好请了工作人员进行实地考察。当考古的工作人员实地勘测后，初步认定为，当地存在着一座战国末到汉代早期的古墓，随着研究工作的进行，专家们惊喜的发现，这座古墓居然是一座秦代古墓，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这让研究人员们欣喜如狂，这座古墓可能会揭开秦朝历史的部分神秘的面纱。

果不其然，在古墓中出土了一批又一批的珍贵的竹简，共计36万多枚，文字多达20多万。更让人感到惊讶的是，竹简上记载的，是一个名叫洞庭的郡县，这是在《史记》的秦朝三十六郡中不曾记载的。而里面记载的内容大多是秦代时期的失传古籍。，多记载都与史书中记载的不一致，毫不夸张的说，这些竹简很有可能揭开许多历史之谜，很多史书中关于秦朝历史的记载也要改写，甚至还会颠覆人们对秦始皇的印象。

最今世界感到惊讶的是这竹简竟然记载了九九乘法口诀。这在西方学术界可是抛下了一枚重磅炸弹。在此之前，西方学者们一直认为九九乘法口诀是由中东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而我们国家的研究学者则坚持认为九九乘法口诀是我们的古人发明的，双方的学者也因此争论不休。这次竹简的出土，这些清清楚楚的黑字竹简证实了中国的古人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熟悉掌握了九九乘法口诀，让西方学者在这样的铁证面前无法抵赖。

　　木牛流马之谜

　　1700多年前，三国时蜀汉丞相诸葛亮发明了木牛流马，可是，木牛流马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运输工具呢？千百年来人们提出各种各样的看法，争论不休。

　　查考史书，《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亮性长于巧思，损益连弩，木牛流马，皆出其意。”《三国志·后主传》记载：“建兴九年，亮复出祁山，以木牛运，粮尽退军；十二年春，亮悉大众由斜谷出，以流马运，据武功五丈原，与司马宣王对于渭南。”上述记载明确指出，木牛流马确实是诸葛亮的发明，而且木牛流马分别是两种不同的工具，从木牛流马使用的时间顺序来看，先有木牛，后有流马，流马是木牛的改进版。

　　给《三国志》作注的南北朝时期的裴松之，在注中引用了现在已经失传的《诸葛亮集》中有关木牛流马的一段记载，对木牛的形象作了描绘，对流马的部分尺寸作了记载，但是因为没有任何实物与图形存留后世，使得后人对木牛流马的认识始终是凤毛麟角、云山雾罩。

　　诸葛亮造出木牛流马200年后，南北朝时期的科技天才祖冲之据说造出了木牛流马。《南齐书·祖冲之传》说：“以诸葛亮有木牛流马，乃造一器，不因风水，施机自运，不劳人力。” 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他同样也没有留下任何详细的资料。

　　但是关于祖冲之造出木牛流马的记载为自动机械的观点提供了佐证，这是关于木牛流马的一个主要观点，认为三国时利用齿轮制作机械已为常见，后世所推崇的木牛流马，应该是一种运用齿轮原理制作的自动机械。

　　在陕西省汉中市勉县的黄沙镇，史料记载这里是诸葛亮当年造木牛流马的地方。据考证，诸葛亮当年在8年北伐中，木牛流马总共用过3次，木牛流马就是从这里出发，走过250公里的栈道，到达前线祁山五丈原。

　　当地的老人向我们描绘了传说中的木牛流马：“木头做的马头，再有其他零星的小块组成马身子，再组上马腿，肚子中间安上齿轮，木马后边有一个扳手，操作时一压走一步，再一压走一步。”从这个传说中可以看出，木牛流马是有齿轮的，而且似乎也运用了杠杆原理。

　　前不久，在河北省泊头有一个普通的乡村教师梁国君说他自己就复原了木牛流马，而且非常成功。我们的记者抱着极大的兴趣专程去那里看了看。

　　梁国君做的木牛流马形状都是四条腿，肚子中空，可以载重物的木制机械。按下和抬起马的脖子，流马就会迈开腿行走；木牛是通过按压后面的双辕行走。据梁国君介绍，他做的木牛流马在原理上与史料记载相符：“‘木牛牛仰双辕，流马形制如象。’木牛后面有一个长长的省力臂，就是双辕；流马的省力臂就是它长长的马脖子，就是形制如象。”更为巧妙的是，梁国君在他的流马上实现了暗锁功能，把舌头扭转，马头就被锁住，就无法行走，这一点跟《三国演义》中的描绘非常吻合。

　　但是梁国君复原的木牛流马遭到另一派的反对，陕西省汉中市勉县博物馆馆长、陕西省三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郭清华认为，木牛流马不可能是四条腿的：“栈道是木板铺的，中间的缝隙宽窄不一，四条腿怎么能在带缝隙的板上走呢？就是在非栈道的道路上行走，它也是爬坡的，需要前面拉，后边推，四条腿没办法拉也没办法推。所以木牛流马肯定是带轮子的。”

　　郭清华为什么认为木牛流马应该是带轮子的呢？这也能从史料记载上找到依据。郭清华认为，木牛流马应该是四轮小车：“制木牛流马法里，介绍流马的时候说，流马有前轴和后轴。大家都知道装轮子的才叫轴，一个轴装两个轮子，所以我认为它应该是四轮。”

　　木牛流马究竟是带轮子的还是四条腿的呢？北宋的陈师道有下面一段文字记载：“蜀中有小车，独推载八石，前如牛头；又有大车，用四人推，载十石，盖木牛流马也。” 宋代高承写的《事物纪原》中也有记载：“木牛即今小车之有前辕者；流马即今独推者。” 清代满族水利专家麟庆也把当时水利工程中使用的土车说是陈师道记载的木牛流马：“土车，独轮料土，兼载稗编。蜀相诸葛亮出征，始造木牛流马，以运饷。今之土车独推，犹存储葛遗制。”木牛是有前辕的独轮车，流马是没有前辕的独推小车，这也是一种关于木牛流马的主要观点。但是即使是宋代的记载，也离三国时期有了1000多年，这种观点究竟有多大的可信度呢？

　　清华大学古文献研究所教授冯立升认为，木牛流马基本上可以定论是一个独轮车，因为综合各种史料和各种文献的证据来看，独轮车的可能性最大。

　　为了弄清三国时期栈道的情况，我们来到了褒河谷口，这里是褒斜栈道的起点，位于汉中市北20公里，1700多年前，诸葛亮的木牛流马就是从这里起程把粮草运往前线。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古代的栈道非常平缓，并不陡峻。原来古代人开通褒斜栈道是非常聪明的，他们选择了在秦岭山中最缓的一条道路，不知不觉就上了山，然后不费劲就下去了。在这样的道路上四条腿的机械无论如何也比不上轮子的效率高，所以当时的木牛流马不太可能是四条腿的行走机械，而四轮车的可能性更小，因为四轮车作为转向控制是更难的，就是在平地上，四轮车的转弯都不是很灵便的，所以放到那个特殊的条件下可能性更小。

　　从栈道情况分析，似乎只有独轮车才最有可能是历史上的木牛流马。也许有人会问，如果木牛流马是独轮车的话，记载中，木牛是一脚四足，这个四足在独轮车里面怎么体现呢？还有就是一些部件的名称包括暗藏的机关如何解释呢？

　　《木牛流马》可能会打破常规定律：

　　我们都知道，《三国演义》上的木牛流马一直是一个迷，也让无数人为之痴迷。当时的生产条件简单，远不及现代，但是“木牛流马”的构造看起来简单易行，也符合当时的情况。如果当时把“木牛流马”写的神乎其神，也许我们很早就会把它当成神话的东西而弃之不顾了，但是就因为书上写的符合当时的情况，所以我们就不能不怀疑当时可能真的有木牛流马的问世。可是时代的久远和小说的戏剧性让我们又有些一筹莫展。

　　就现在来说，“木牛流马”如果真的象书中所描述那样可以不吃不喝还能走，这显然是不符合现在科学上的能量守恒定律的。因为如果“木牛流马”要行走，必定会消耗能量，当时当时肯定没什么石油、天然气之类的能源物质，它又不吃不喝，它从那里得到能量？这是值得考虑的问题。如果要造出象小说里描述的那种木牛流马来，就必须抛弃现在的“能量守恒”定律。同样，要造出“木牛流马”也必定会打破影响我们数代的“能量守恒”定律，必定是一个另世界瞩目的事迹。历史上有无数个迷团需要我们去解决，这可能只是一个虚构的物品，但是在迷团未揭开之前，谁也不能否认它的存在。

《论语》是儒家经典之一，记录了孔子和他的弟子之间的对话，很有学习价值。不过，《论语》的另一个版本——齐论语，它失传了两千年，竟被专家在这座古墓中找到，上面写着现代《论语》中见不到的“佚失”内容。您可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小编这就来为您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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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1年3月，江西省文物部门突然接到群众举报：“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大塘坪乡观西村附近山上有一座古代墓葬，遭到盗掘。”文物工作人员立刻启程，来到观西村，对墓葬周边区域进行了考古调查。当工作人员赶到被盗挖的墓葬，他们也被这座古代墓葬的规模震惊了，工作人员连续挖掘了一个月也没找出墓葬边际，面对着规模宏大的古代墓穴，工作人员赶快和上级报备，这也引起了文物部门的重视。

在省市和国家文物部门的配合之下，他们在这里耗费了5年多，一共勘探约100万平方米，发掘约1万平方米，找到了数不尽的珍贵文物。其中，“刘贺”字样的私印、头箱、部分玉件、敷面等表层文物，还有尸体口中发现玉琀，都确认了墓主的身份——海昏侯刘贺。从墓中成套出土的有编钟、编磬、琴、瑟、排箫、伎乐俑；竹简、木牍以及有文字的漆笥、耳杯等数以千计；五铢钱10余吨近400万枚；青铜雁鱼灯、青铜火锅上的花纹惟妙惟肖；青铜镜上镶嵌着玛瑙、绿松石和宝石……都是汉代考古的文物珍品。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不是昂贵的金银珠宝，而是失踪了两千年的古籍——《齐论语》。在出土的大量竹简中，专家经过整理，整理出《齐论语》的大部分内容，着实令人惊讶。什么是齐论语？为什么它可以引起真么多人的关注？其实《论语》分三种，在西汉时期，《论语》分为《鲁论》、《齐论》、《古论》三个版本。其中，《齐论》相比其他版本，更加重要，因为它多了《问王》《知道》两篇，所以《齐论语》的失踪也更加令人心痛。而在海昏侯墓出土的篇首简，正面写有着：“智道”，背面书写着“孔子智道”等24字，这种书写格式，正是《论语》各篇的命名规则。

当专家整理完《齐论语》后，也把上面的内容公布了出来。只见《论语·知道》篇首章简文，一共24个字，上面的内容是：“子智道之昜也。昜昜云者三日。子曰：‘此道之美也，莫之御也。’”翻译过来也就是，孔子认为“道”很宽广光明，可以说好几天，孔子说，道的美，无法阻挡。

这个“道”是什么？其实了解孔子、老子的人都知道，在孔子和老子心目中，道都是至高的原则或真理。而孔子认为，“崇仁尚义”就是道。这几个字看起来简单，仔细理解起来可以引申出很多意思，“道”并不是简单的做个“善人”或做个“好人”，而是了解万事万物的根本，了解人、了解社会、了解自然，再尊重包容其中的根本。所以孔子说，“道”的美就在其中。这篇文章其实还有很多种翻译，不过万变不离其宗，孔子用仅仅24个字，就讲出了如此深奥的人生意义，真是令人钦佩。

问王篇写的是：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子张曰：“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翻译过来就是，子张向孔子问“仁”，孔子说：“能够处处实行五种品德，就是有仁心的人。”子张又问：“请问是哪五种？”孔子回答：“庄重、宽厚、诚实、勤敏、慈惠。庄重就不会遭受侮辱。”这篇文章的内容很实在，也很实用，自古以来，做人的道理就在这里了，不得不说，孔子真是人生导师。

当然了，找到了《齐论语》，这是件大好事。齐论语不仅丰富文化的宝库，而且还让论语的宝库，得到了完善，它为我们后人提供了更多价值。

真心希望随着时代的发展，考古工作可以进行的更加完善，帮助我们找到更多像《齐论语》一样重要的古书，带给我们更多的学习机会。

1;新华社福州10月12日专电 福建永安大腔戏2006年5月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但这一福建省内山区的小剧种面临着失传的命运。

大腔戏有戏剧“活化石”的美誉。专家认为，大腔戏的遭遇其实是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的共同问题。大腔戏的保护需要政府部门加强保护力度，尽快起草和施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以立法的方式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2;华网呼和浩特3月22日电（记者 李惠子）中国声乐专家22日说，被称为“天籁之音”、“蒙古族民间音乐活化石”的“呼麦”演唱艺术正面临人亡艺绝，拯救行动“时间紧迫”。

“目前，中国能唱呼麦的大约只有100多人，其中包括处在初级阶段的学生。”内蒙古广播电视艺术团男低音歌唱家、著名呼麦演唱家胡格吉勒图对记者说。“呼麦”又名“浩林·潮尔”，是蒙古族古老的民族歌唱形式，纯粹利用人的发声器官，同时唱出两个声部，形成罕见的多声部形态，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奇特“喉音艺术”。

2005年底，中国文化部已将呼麦列入第一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推荐项目名录。 3; 中国的文化源远流传，可是到了现在，那些古老的文化却即将离我们越来越远了，有的甚至失传，面对这种情况，令国人反省。

胶片**取代了皮影戏，机械化生产取代了零散工匠，闹钟取代了敲钟人时代的更迭，给生活换了新容颜，最接近自然的手工操作被进步抢走了接力棒。只有在偏远的乡村里，还有人续写这些古老的生活。

皮影戏

皮影戏又名“灯影戏”、“土影戏”。传说汉武帝时，皮影戏最先流传于河北、陕西等地，皮影的造型各异、风格多变，曲目也很多。清乾隆时，法国神父将皮影戏带到了法国，称“中国皮影”。后来传至欧洲其它国家，曾轰动一时。

皮影戏里表演者操纵的皮质人形，即皮影，是用羊皮或驴皮制作的。操作时，先把皮子刮薄，雕出形象，再染色、上油，最后通过灯光照射，在幕上映出皮影人的影像。

修船匠

船，起源于何时，很难考证。从原始人的独木舟到今天漂洋过海的万吨巨轮，人们在水上的行走历程，漫长又伟大，承载了人类几千年的文明。木船，带着曾经的辉煌，披着昔日的荣耀，在不断更新的制船材料与工艺中，在日益发达的陆上与航空交通里，逐渐退隐江湖，淡出人们的生活。

修船匠，原本四海为家，做点锯木、出料、钉边、车眼、调浆、修缝这类的活计。现在，已近乎失业。

做杆秤

杆秤在我国有着久远的历史。据古籍记载，远古时期有个商人叫陶朱公，受打水的横杆启发，发明了十六两制杆秤。杆秤有骨杆、木杆、金属杆；秤砣有石砣、金属砣；提绳有二提绳、三提绳。计量单位，由夏商时期使用铢和两，发展到周朝时期铢、两、金、均、石。直到解放后，改为十两一斤。

制作杆秤工序繁琐，大小程序加起来估计有三四十道。杆秤的杆，一般用硬木晾放一年左右，出杆成型，刨光打磨，才能弹线、定星位、安提绳。如今，电子秤已经大行其道，偶尔才能撞见杆称略显黯淡的身影。

打花带

男耕女织的年代，纺线、织布、绣花、缝衣、打花带等针线活是妇女的必修课。针线活的优劣，似乎成了评判女孩是否勤劳与贤惠的重要标准。东南的苗族妇女，几乎人人会打花带。花带是她们服饰的点缀，更是背孩子的重要工具，送情人的重要信物。

打花带既可用一把椅子、一双手、几根花线的轻装操作，也可以自制简陋工具，专业打造。

铜匠

人类使用铜器的历史达六千年，从前居家过日子的生活用品，用的大多是铜器。铜盆、铜勺、铜铲、铜锁是最常见的，大门的吊环也是铜的，箱子、橱子的柜门都要用铜的拉手，殷实的大户人家，还要在柜门钉上圆形的铜皮，在四角包上角铜，刻上吉祥的图案。

铜匠，挑着一担子铜器、铜皿，和着铮铮琮琮悦耳的金属声，翻山越岭，吃着百家饭，走街串巷，干着手艺活。做铜活，修铜器，风光体面。现在，随着材料种类的丰富、机械化生产的普及，手工铜匠少了用武之地，逐渐被人们淡忘。

修算盘

算盘，又称“中国的计算机”，是中国人发明的一种计算工具。古人用小木棍进行计算，称“算筹”，用算筹作为工具的计算叫“筹算”。后来，随着生产的发展，用小木棍进行计算受到了限制，于是，人们又发明了更先进的计算器——算盘。算盘后来陆续传到了日本、朝鲜、印度、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

今天由于电子计算器盛行，算盘逐渐退出实用领域。

画年画

在我国，春节贴年画由来已久。每逢春节，家家户户都会张贴鲜艳悦目的年画，增添新春佳节的祥和气氛。唐以前，年画多为手绘门神；隋代后期，有了木版年画；到了宋代，木刻取代了画像。清代，由于绘制技术和雕刻技术都有很大发展，木刻年画进入了颠峰时期。江苏苏州桃花坞、天津杨柳青、山东潍坊杨家埠等地的木版年画名满天下。

编草鞋

草鞋，是由稻草编织而成的。编织草鞋在很多地方不叫编，而叫“打”。打草鞋的工具有鞋耙（一种打草鞋的工具）、围腰和木槌。

编草鞋时，打草鞋的老人腰间系上草绳，坐于鞋耙的一端，将事先挫好的草绳结成四股，一头栓在腰间，一头扣在鞋耙上，边编织，边用榨子、木棰把它敲落实。鞋底板两头椭圆，前宽后窄，恰好合脚。草鞋前后还各安有两排耳纽，一根细绳将耳纽贯穿起来，套在脚上。如今，草鞋早已失去了实用价值，多为人们旅游纪念和怀旧悦耳之用。

画糖画

卖糖画的小摊贩，挑着糖担子，内有一炉一锅一石板，一铲一凳一转盘。他们的转盘上画了一圈小动物，你转到什么，他就会用糖给你画个什么动物，所以糖画又叫转糖。师傅在制作糖画时，将炼制后的红糖（或白糖）置于铜瓢内加热熔化，然后以铜勺为笔，以糖液作墨，凝神运腕，在光洁的大理石板上抖、提、顿、放、收，时快时慢，时高时低，随着缕缕糖丝飘下，诸如飞禽走兽、花鸟虫鱼、神话人物等形象便栩栩如生呈现在你的眼前。

银雀山汉墓位于山东省临沂市市区银雀山西南麓，是全国规模较大的古代墓群之一，以西汉墓葬为主，兼有战国至唐、宋、元、明、清历代的墓葬群。该墓葬群于1964年被发现，1972年至1986年先后发掘一百余座墓葬，大多是西汉前期墓葬。

银雀山汉墓出土有竹简、漆木器、陶器、铜器和钱币等，以竹简最为珍贵。考古人员在古墓群发现的大量竹简，其中有中国古代四大兵法《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尉缭子》和《墨子》《管子》《晏子春秋》《相狗经》《曹氏阴阳》等先秦古籍。尤其是失传1700多年的《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的同时出土震惊海内外，《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是中国迄今发现的最早、最完整的古代历谱。

银雀山汉墓群出土的这批珍贵竹简为研究中国先秦和汉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哲学、文学、音训、简册、历法等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文献资料。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兵书有4000多部，而产生于2500年前的《孙子兵法》被世界公认为最出色的一部，然而，它的作者是谁，学者们争吵了一千多年。汉墓中出土失传1700多年的《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解开了历史上孙子和孙膑是否一人、其兵书是一部还是两部的千古之谜。汉简出土名扬四海，震惊中外，甚至与“马王堆”“兵马俑”齐名，被列为“新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但银雀山汉墓竹简所载史实与传世史籍有不同之处，如《史记·孙武吴起列传》记载齐魏桂陵之役比较详细，但根本未提及庞涓。至十三年之后马陵之役，方谓庞涓自杀，魏惠王的太子申被俘。简本《孙膑兵法·禽庞涓》谓孙膑擒庞涓于桂陵，与《史记》显然矛盾。从已有材料来看，孙膑擒庞涓确有可能在桂陵而不在马陵。

银雀山还有紧挨旁边的金雀山就是谜团组成。原来山体均呈红色，旧时总称赤石山，赤石山什么时候才开满金雀花和银雀花？为什么近在咫尺的两座小山岗却有两种相近的植物开着不同颜色的花朵？金雀和银雀花遍布大半个中国，为什么临沂唯独在这两座山岗上才能看到？是人为栽种，还是天然形成？

“金雀花”和“银雀花”，除了颜色有区别（金雀花和银雀花初开时都是**，但后期金雀花呈现红色，而银雀花则逐渐褪色成白色)外，形状也有差异(金雀花和银雀花从正面看都呈中轴线对称形，金雀花在中轴线上有一条凹陷槽线，而银雀花则无)，它们都像一只只振翅飞翔的小雀。

发现的一号墓和二号墓，墓主人到底姓啥名谁？他们是夫妻，还是相差百年素昧平生的陌路？一号墓的主人为什么要以兵法殉葬？二号墓主人为什么要把《汉元光元年历谱》竹简带进阴间？《汉元光元年历谱》是我国考古史上发现的最早、也是最完整的古代年历，所记的朔晦干支，订正了自宋《资治通鉴目录》以来有关诸书的错误，难道他或者她和历法有什么瓜葛因由？

在那个时代考古发掘，出土的竹简自然会受到损坏，据说损坏的数量很是可观，这是时代造成的先天不良，不能怪罪在任何一个人的头上，但有一个问题也随之提出，既然损坏了那么多竹简，《孙子兵法》就仅仅只有短短的十三篇？

金雀山和银雀山是巨大的汉墓群，他们的主人是谁？他们为后世留下了什么？结合我们本地出土的众多的汉画像石，在汉代时，我们这里该是怎样的一番胜景？

到底是谁第一个发现了银雀山汉墓中的竹简？这个问题在竹简问世的前30年就不是什么谜，但随着人们对竹简汉墓的重视，特别是随着一些当事人的离去，原本清晰的历史现场变得扑朔迷离。

而在一号墓出土的两个耳杯底部刻有隶书“司马”二字，刻工较粗，据考古人员分析，应该为墓主人的姓氏，而非官衔。因为按照一般习惯，不会把官衔随意刻在器物上。但是从墓葬出土的大批兵书来看，可以肯定墓主人是一位关心兵法或与军事有关的人物。二号墓出土的陶罐肩部刻有“召氏十斗”四个字，“召氏”或是墓主人姓氏，但从1951年湖南长沙西汉刘骄墓出土署有“杨主家般”四字漆盘的情况看来，也可能是赠送人的姓氏。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墓葬距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的“焚书”，不算太远，而这座墓的随葬器物里，竟这么集中地保存下来了一批先秦典籍，却唯独不见儒家经典残简断片，难道这仅仅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吗？秦始皇所焚的究竟是些什么书？这些竹简，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这个问题。

《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中记载：亮性长于巧思，损益连弩，木牛流马，皆出其意。木牛流马，乃是三国时期诸葛亮发明的运输工具，于北伐时所用。史书记载，公元231年到234年，诸葛亮曾使用木牛流马为蜀汉十万大军源源不断地提供粮草，每个木牛流马可以运输“一岁粮”，大约400斤粮食，每天可以行走数十里地，十分便捷。然而，关于木牛流马的设计图，已经失传了近2000年，至今都没有人成功制作。

当年，诸葛亮已经把木牛流马的制作方法记在了竹简上，并附有设计图，后被整理到《诸葛亮集》上。可是随着竹简的老化，其上文字也模糊不清，甚至残缺不堪，设计图也不知所踪。一代又一代的后人仅凭剩余的文字胡乱传抄，致使流传到今天的制作方法早就难以理解。此外，《三国演义》又对木牛流马加以文字渲染，进一步加深了它的神秘性。

幸运的是，专家们通过查阅《诸葛亮集》，再参考之前的一些记载，成功复原木牛流马的制作方法：木牛者方腹曲头，一脚四足，头入颔中，舌著於腹载多而行少……孔径中三脚杠，长二尺一寸，广一寸五分，厚一寸四分，同杠耳。其中的大体意思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其中的专业术语，专家们不是很懂，于是就将制作方法公布给木牛流马的爱好者，也许他们能够复原。

2011年，湖南省益阳市的一个叫“黄佑军”的语文老师对外宣布，成功制造出了失传千年的木牛流马。为了制造木牛流马，黄佑军耗费了三年时间，他为了翻译其中的专有名词，请教了许多知名的木匠，了解它们的用途和构造，最终制造出了两辆宽约06米、高约15米的木牛和流马。

黄佑军认为，木牛流马是一种“撑杆驱动的轮式车”，也就是在轮式车的双辕上装上长短撑杆，利用杠杆原理自由地在山地之间行走，如果遇到了破路，木牛流马还能随时停在坡上，而不向下滑行，就像现代汽车的手刹一样。木牛、流马唯一的不同之处在于，一辆车装的是牛头，另一辆车装的是马头。

根据《造木牛之法》的记载，黄佑军所造的木牛也沿袭了类似的方法，他将前后两个撑杆轴装在双辕上，长短撑杆铰接在撑杆轴上，双辕再铰接在车体上，摇动双辕撑杆撑地而促使车轮转动。与蜀汉时期的记载方法不同，黄佑军制作的木牛流马并不是自行工具，而是需要细绳牵动一长一短两个撑杆，带动车轮前进，与“摄者为牛秋轴”相符合。

载货时，木牛流马可以借助摇动双辕增加撑杆的推力，从而起动车辆。即使遇到石梯，木牛流马也可以通过摇动双辕，像爬楼梯一样，迅速将货物运上去，节省大量人力。然而，专家却觉得黄佑军制造的木牛流马差点意思，因为《论衡》中曾对鲁班制造的木马车有这样一段描述：机关具备，一驱不还。如果黄佑军可以不使用人力牵引木牛流马，想必那才是真正的成功。

建安五年，深秋八月，兖州官渡地界。这一年的北方，异常躁动，因为东汉末年最大的两位诸侯，在这一年夏天，开战了。曹操和袁绍这对总角之交，在背靠背各自扫平了正面战场后，终于翻脸了。

八月初，震动华夏、举世瞩目的官渡之战，正式打响。曹操驻兵中牟县西北的官渡，袁绍亲提十万机动兵力，从黎阳南渡黄河，在官渡以北与曹军相接。袁绍大军东西连营几十里，遮云蔽日，排山倒海，欲以雷霆万钧之势，无情碾压曹军，将曹操踏平在官渡。曹军这边，则寒碜得多，机动兵力不满万人，而且十分之二、三都是伤员。是的，曹操不得不用七千多人，对抗袁绍十万大军。

八月，袁绍连营稍前，东西数十里。曹操亦分营与相当，合战不利。曹操兵不满万，伤者十二三。袁绍进临官渡，起土山地道。

曹操当时的情况，实际只会更惨。其一，史料中的“曹操分营与袁绍相当”，说明曹操的七千多机动人马，甚至不能集中力量，而要分散防御袁绍东西数十里的连营。这样一来，曹军战斗力又要削弱。比如，当时程昱镇守的鄄城，守军就只有七百人。其二，曹军当时的军粮已几乎消耗殆尽，这一点比曹操的劣势兵力，更具有毁灭性。军队一日无粮，则立刻土崩瓦解。想想曹操和吕布争夺兖州时，因为饥荒而立即两相罢兵，就可知了。但后面的事，诸位知道，奇迹发生了。

曹操听了许攸的话，孤注一掷，亲自率领五千精兵，连夜奔袭袁绍的屯粮基地乌巢，在清晨六点，发动突袭。斩袁绍大将淳于琼，把乌巢烧掉，然后，回营，再然后，袁绍败了。

曹操乃留曹洪守，自将步骑五千人夜往，会明至。曹操急击之，淳于琼退保营，遂攻之。张郃等闻淳于琼破，遂来降。袁绍众大溃。

东汉末年最大的一场战役，也是最离奇的一场胜利，就这样戛然而止。袁绍恐怕至死都不能明白，自己到底为何败得这样快。

官渡之战已历千年，但疑点迷雾向来重重。最大疑点是：曹操怎么就能以区区七千人，在阵地战中，挡住了、最终还打败了袁绍十万人？从任何角度看，这都匪夷所思。

如果还认为袁绍不如曹操——无论个人能力，还是其他方面——都是拜《三国演义》所赐。别的不说，仅公孙瓒这位袁绍劲敌，就抵得上曹操周边一圈子被他撂倒的诸侯之合——包括刘备——因为刘备当时整体实力很弱；也包括吕布。

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战之，敌则能分之，少则能守之。

《孙子兵法·谋攻篇》这二十二个字，以袁绍当时的实力，随心所欲，想用哪个就用哪个。袁绍可以步步碾压，分兵围攻曹操的重要据点和城邑；袁绍可以正面强攻，可以不计伤员，不惜代价，不顾损失，和曹操硬杠死磕；袁绍可以稍用计谋——如曹操在白马和延津时做的一样——调虎离山，急行军，打回马枪，和曹操缠斗；袁绍还能就这么耗着，耗到双方都弹尽粮绝，看最后一口气，十万能不能吹过七千人；是的，袁绍甚至可以死守——如司马懿在雍凉和诸葛亮龟缩般死守——有什么了不起呢，最后赢，就是了。

袁绍竟然还是输了。

然而，一部失传千百年的神秘古籍，可以让当年的真相，大白于世。《魏晋世语》这部古籍，为晋朝史学家郭颁所著，但这部宝贵的历史资料，在历史的浪尘中，早已灰飞烟灭，不知何所了。幸运的是，我们能从裴松之对三国志做注时所引用的众多古籍资料中，一窥这部失传千年古籍的风采。

这部古籍有一段残言，保留了下来：公与绍相持，公时有马六百余匹。意思是：曹操与袁绍相持（于官渡），曹操当时有六百多匹马。

对比陈寿《三国志》，我们在《钟繇传》里找到一条对应信息：太祖在官渡，与袁绍相持，繇送马二千余匹以给军。

钟繇当时在司隶，曹操命他镇关中。《钟繇传》说，他曾在曹操与袁绍相持官渡时，送马两千匹支援曹操，而《魏晋世语》却说当时曹操只有六百多匹马。

请问，钟繇支援曹操的马，哪去了？

古人作史，多引前著，陈寿写《三国志》，即是如此，则《魏晋世语》这则信息，可以肯定是来自曹魏时期的史料，具体哪一本，现在已不可考了，但很可能是王沈的《魏书》或鱼篆的《魏略》。而且这条史料，《三国志》是没有记载的。

《魏晋世语》这条残存史料的价值在于：它证明了陈寿记载官渡之战这部分内容时，据以引用的曹魏官修史料，水分很大。

那曹军当时的兵力到底多少？曹魏官修史料，将“两千匹”马，压缩为“六百匹”马，压缩了三倍有余。我们是否可以对应此比例，推算出曹军当时的机动兵力总数，约为七千多人的三倍，即大约不到两万五千人？

裴松之针对这一问题，曾有过一段非常精彩的讨论：魏太祖虽机变无方，略不世出，安有以数千之兵，而得逾时相抗者哉？以理而言，窃谓不然。绍为屯数十里，公能分营与相当，此兵不得甚少，一也。绍若有十倍之众，理应当悉力围守，使出入断绝，而公使徐晃等击其运车，公又自出击淳于琼等，扬旌往还，曾无抵阂，明绍力不能制，是不得甚少，二也。诸书皆云公坑绍众八万，或云七万。夫八万人奔散，非八千人所能缚，而绍之大众皆拱手就戮，何缘力能制之？是不得甚少，三也。

首先，袁绍东西连营几十里，曹操还能“分营”与袁绍抗衡，说明曹操的兵力不可能只有七八千人。曹操如果只有这么点人，那他分营几十里与袁绍相抗，则每一处据点，兵力最多不过几百人。这就荒唐了，袁绍随便派出几千兵力，就能分分钟把曹军灭掉，即便如程昱这位被曹操赞为“勇气胜过孟贲和夏育”的存在，领兵七百据守鄄城，袁绍难道攻不下来？

第二，袁绍有十万多人，如果曹操只有七八千人，袁绍理应围攻，断绝曹军粮道水源，但曹操尚能让徐晃出兵，袭击袁绍粮草辎重车辆，还能自带五千精兵，偷袭乌巢。请问，曹操还守不守官渡大营了？张郃又是如何败的？

第三，诸位知道，袁绍败后，曹操坑杀了七八万袁绍兵卒，如果曹操只有七八千人，即便他全部用上，怎么可能控制住七八万人？如果您想起白起，您要知道，白起坑杀的那四十万人的水分更大，而且其中还不知有多少是老百姓。

曹操收编青州黄巾精锐，至少得几万人。后来在兖州和吕布交战，因为饥荒削了一部分兵。但之后曹操又经历了一系列征伐战争：击吕布，打刘备，围黑山，等等，历经的战役数不胜数。而且，曹操拿下豫州，迁都许县后，大兴屯田，一年得谷一百万斛，从这些分析推测，曹操在兖州裁军后，不可能不征兵。估计官渡之战时，曹军兵力至少在三万人到四万人之间，还可能更多。

众所周知，晋承魏统，陈寿作为晋朝官方修史人员，他是尊崇魏武的。那他在编写史书时，必然要在细微处抬举曹操，又怎么敢在史书中将曹操这么出世的“大捷”，掰回原形？